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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网10月4日报道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夏征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0月4日11时16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5岁。
夏征农:“战士”、“书生”、辞海主编
八十年前,他是参与“八一南昌起一”的热血青年;八十年后,他已是百岁又四的白发老者。百余年的漫漫人生,被他演绎的波澜壮阔、风景无限;青年时代,以左联成员和文学编辑的身份活跃在上海文坛;96岁时,主持修订了1999年版《辞海》;99岁时,受命出任《大辞海》主编;103岁时,出版了8卷本《夏征农文集》。他堪称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型辞书主编,也无愧为坚守信仰、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
“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晚年后夏征农这样概括自己。
在上海宛平路这座幽静的小区,5号与其他门洞没有什么区别,唯独门上的6个字特别显眼:百岁长寿之家。也许,在今日之社会,人活百岁并不稀罕。然而,长寿又健康者却不多见,如果还在工作着、忙碌着,那就使人惊讶,继尔是敬佩了。这家的主人――百岁又四的夏征农先生,正是这样。他在96岁那年,主持修订了1999年版《辞海》。在99岁时,受命出任《大辞海》主编。2006年,他对自己300多万字的作品进行分类、校读、修正,出版了8卷本《夏征农文集》。他有什么“特异功能”?他的百年人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保持革命晚节
采访夏老,是一场“马拉松”赛。几乎是在一年前,记者就向他的秘书提出采访的事。直到9月,才定下采访时间。谁知,当日,记者正要出门时,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采访取消了。事后知道,陈良宇腐败案犯,中央有关领导来上海通报情况。那天,夏征农痛心疾首,气愤无比,对有关领导说:“没有想到,真是无法无天。党内一定要讲民主。过去秘书、司机都可以和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互监督。在党内,大家都是平等的。”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夏征农,也许是今天健在的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改革开放后,他虽已过古稀之年,但是仍思想敏捷,目光犀利。他清醒地看到:经济发展以后,各种诱惑势必给共产党人带来新的考验。因此,他在多种场合提出:共产党员,尤其是受党多年培养的老同志,一定要“保持革命晚节”。2002年6月5日,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召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座谈会。百岁的他,发言道:“我们老同志年事已高,不能参加实际工作,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我们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我们必须走这条路,不走这条路,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希望。但是这条道路是很困难的,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在我们党内外不断产生。所以,我们每个同志要认真学习,辨明方向,坚定立场,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希望我们大家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种廉洁自守,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拒腐蚀,永不沾的革命精神,不受各种腐朽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影响。现在我们党内这样的事很多,各种腐败现象很严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革命晚节。”
事实上,夏老的这根“马克思电筒”棒,不光是用来照别人,也是照自己的。他有13个子女,大多数是工薪阶层。对子女,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要老老实实做人,出了事,我是不会帮你们开脱的。”有一年,一位在外地的儿子央求父亲,希望能在出国的问题上帮他“通点路子”。夏老听后,生气地说:“你脑袋太简单!你自己有能力出国留学,我不反对。但是,要我去领事馆为你开这个后门,想都不要想。”去年春节,他的一位在海外工作的孙儿回来看他。他首先并不问寒问暖,而是说:“你本事学好了,应该回来为国家服务了。现在中国经济搞得很好,也需要人才。”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一位私营老板托人来找夏老,说他在打一个官司,如果夏老能出面给某单位打招呼,官司打赢了,他将出一笔钱建立一个夏征农基金等等。夏老听了很生气,立马拒绝了。
1992年初夏,正是花红柳绿,夏征农回故乡探亲。看到侄儿家用起了电风扇,房子也翻了新,非常高兴。10年前,他第一次回乡省亲,留下诗作“相期日日新”的希望。看到这一切,他感叹道:“果然是‘相期日日新了’。”然而,在和侄儿、侄孙共进午餐时,饭才吃了一半,他就站起来,看着身边的亲属,提醒道:“你们靠勤劳致富,我很高兴。但是,你们要记住,任何情况下都要牢记‘守法’这两个字。我对我的儿孙们也是这样要求的。”在故乡江西,夏征农有6位亲属从事教育工作。因为子女多,夏征农的经济并不宽裕。那次,他将省吃俭用的2万元钱,捐给了家乡的教育部门。
记住一辈子的是入党誓言
夏征农的百年人生路,充满荆棘。他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参与者,是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幸存者。1929年,他在复旦大学从事地下工作,在参加一个集会时被捕,被关进国民党监狱近两年。他生性倔强,爱打抱不平。年少时,就因为打抱不平两次退学。“八一南昌起义”后,他来到上海,本来组织上考虑他去苏联留学。他却不愿意,说道:“干革命就要在中国干,到外国去干什么?”这样,他才进入复旦大学,边读书边从事地下工作。
1959年,身为山东省委副书记的夏征农,却因反右派不力、同情右派、对文艺工作领导不力等原因被免去职务,降为一家人民公社的公社书记。那时,大炼钢铁、放卫星之风弥漫整个中国。夏征农在人民公社也搞了一个炼钢炉,却没有炼出一点钢来。事实使他感到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于是,他向省委报告:“不要再要求每天放什么卫星了,所有的卫星都是假的。”有人说他:“你受了这样大的处分,还像没事一样好提意见,万一再被批怎么办?”他说:“如实反映情况,是党员党性的具体表现。对我的处分,我相信历史会替我做出公正结论的。”
1962年,重新被启用后的夏征农,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5年,江青在上海抓“样板戏”,他却在华东地区京剧汇演闭幕式上发言:“如果有样板戏,那也应该分层次,有不同要求。省市应该有省市的‘样板戏’,地区有地区的‘样板戏’。应该发动戏剧界大家来搞。如果只有一种样板,只有几个‘样板戏’,这能占领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吗?”江青听到后,大为不高兴。此后,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公开发表。华东局要宣传部三天汇报一次对此文的反映。夏征农很反感,觉得把这出戏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太过分了。而且,既然是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发表的,怎么可以代表党中央呢?于是,他把“球”踢了出去,说道:“这事宣传部管不了,应该由办公厅来管。”翌年2月,他在审看《华东通讯》一篇文章时,把引用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上的一段话删去了。这下又触犯了江青。1966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发言大批夏征农如何反对京剧革命,如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等。1966年6月,夏征农被免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成为“文革”开始后,上海第一个被罢免的高级干部。
一系列磨难,没有磨去他对党的忠诚,他的革命意志。有一天,几位退下来的老同志碰在一起。这个说:“下岗了。”那个说:“退出历史舞台了。”语气中难免有点消极情绪。夏征农听后,不高兴地说:“都是老革命了,下什么岗?记住自己是共产党员,永远不会下岗的。”了解他的老伴方尼说:“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能经受得住战场上炮火的锻炼和蹲敌人监狱的生死考验,还要能够经受得住革命队伍内部长时期被委屈的磨练。他在这两方面全部经历过,也经受住了。”
2002年11月,夏征农以99岁高龄,出席党的十六大代表大会。他吟诗一首献给十六大:“六入京都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高举红旗万万秋。”“六入”,指的是他曾经6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他说:“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产党。当时我庄严宣誓:永远跟党,永不叛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一辈子记住我的入党誓言,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
《鲁迅全集》珍藏了一个多甲子
2005年,上海鲁迅纪念馆收到一份珍贵的文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捐赠者就是夏征农。1927年他在复旦时,读了许多鲁迅的作品。这一年,应陈望道先生之邀,鲁迅到复旦大学演讲,夏征农近距离地见到先生,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常常写信给先生,请先生为他的作品提意见等等。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先生每次都有答复。为之,夏征农心中很感动。
上世纪30年代,活跃的上海文坛,有着夏征农的身影。那时,他是左联成员。他的主要小说《禾场上》、《十一个长夫》、《春天的故事》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刊物上。他还参与筹办和编辑了《春光》、《读书生活》、《新认识》等杂志。当时影响很大的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