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杨佳案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发表态度，但是内心里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或许一直在等待最终的审判吧 昨天，杨佳被执行死刑。但是，暴民杨佳虽死，暴力中国仍将继续。
神州大地，充满了多少严重的暴力案件，一个个都是震惊中外的大案要案，比如2001年连环爆炸的河北靳如超案、跨皖豫鲁冀4省杀人强奸的杨新海案、云南马家爵、陕西邱兴华、吉林石悦军…… 无意于再度指责国民素质了，否则网上又是一片讨伐。且说说我认为的两个最主要根源吧。
一、 文革的文化遗产
经过新中国前30年的锻造，经过大大小小N次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国人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特别能战斗”。不怕牺牲、暴力战斗也就成了中国新的文化烙印，成了文革留给我们民族最大的“遗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判决书上宣告了文革的非法性，但是毕竟都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后来者并没有对文革进行彻底的清算，以至于文革流毒还长久地影响着国人的行为方式。
这种影响表现在网络上或者言论上，就是但凡听到不同声音，便出现一边倒的喊打喊杀，听不得任何异见。而且，喊打喊杀者一般都一出场便把自己摆在道德、正义的最高点，将“汉奸”、“卖国贼”、“懦夫”、“无耻”等污水尽情往不同意见者身上泼。比如郭跳跳愤怒地指责范美忠以及他的校长没有道德、混帐。
这种影响表现在真实生活中，情节轻微的，比如为了让别人与自己一同“爱国”，就阻拦干预他人去家乐福购物；再严重一些，就如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见解，青壮男子可以对一个孱弱老者公然进行武力攻击。最严重的，为了挽回自己觉得受到侮辱了的尊严，马家爵、邱兴华等一群暴民，可以对同胞血刃相见，大肆屠杀。
在都市报上，我们日复一日地看到了，普通的邻里纠纷、生意纠纷，都可以演变为一场性命相搏的厮杀！一个惨烈的中国、战斗的中国，时刻都向我们呈现着暴力的血腥。
二、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民主不是完美的东西，但是民主起码是最和平的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也促使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不同的利益群体没有合法有效的沟通渠道。
很多应该通过合法的行政渠道、司法渠道、政治渠道沟通的问题，比如涉及民众重大利益的议题，比如各地拆迁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只能依靠传统的压制集权式方式解决，或者转而完全依赖于经济手段的解决。于是，我们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官商勾结、铺天盖地的司法不公、铺天盖地的投诉无门，也看到了中国铺天盖地的暴力行为。
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大规模暴力事件都是很好的注解。假如民主政治能够及时推进，民众或者民意代表有着合法的表达渠道，如果他们真有罢免、弹劾等权利，悲剧就不会发生。正如台湾，即使抗议不断，但是最后仍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同时，应该承担责任的人还是需要承担责任。反观陇南事件，短短一两天，事情性质就全然变了。
如果这些群体事件，参入了宗教、政治等诉求，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控制，极有可能将三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三、期盼
对待不同声音，期盼国民能够更平和一些、宽容一些；
面对自身利益，能够稍微淡然一些，能够更有法律观念一些。
面对公共利益，能够积极参与，能够合法表达。
神州大地，充满了多少严重的暴力案件，一个个都是震惊中外的大案要案，比如2001年连环爆炸的河北靳如超案、跨皖豫鲁冀4省杀人强奸的杨新海案、云南马家爵、陕西邱兴华、吉林石悦军…… 无意于再度指责国民素质了，否则网上又是一片讨伐。且说说我认为的两个最主要根源吧。
一、 文革的文化遗产
经过新中国前30年的锻造，经过大大小小N次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国人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特别能战斗”。不怕牺牲、暴力战斗也就成了中国新的文化烙印，成了文革留给我们民族最大的“遗产”。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判决书上宣告了文革的非法性，但是毕竟都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后来者并没有对文革进行彻底的清算，以至于文革流毒还长久地影响着国人的行为方式。
这种影响表现在网络上或者言论上，就是但凡听到不同声音，便出现一边倒的喊打喊杀，听不得任何异见。而且，喊打喊杀者一般都一出场便把自己摆在道德、正义的最高点，将“汉奸”、“卖国贼”、“懦夫”、“无耻”等污水尽情往不同意见者身上泼。比如郭跳跳愤怒地指责范美忠以及他的校长没有道德、混帐。
这种影响表现在真实生活中，情节轻微的，比如为了让别人与自己一同“爱国”，就阻拦干预他人去家乐福购物；再严重一些，就如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见解，青壮男子可以对一个孱弱老者公然进行武力攻击。最严重的，为了挽回自己觉得受到侮辱了的尊严，马家爵、邱兴华等一群暴民，可以对同胞血刃相见，大肆屠杀。
在都市报上，我们日复一日地看到了，普通的邻里纠纷、生意纠纷，都可以演变为一场性命相搏的厮杀！一个惨烈的中国、战斗的中国，时刻都向我们呈现着暴力的血腥。
二、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民主不是完美的东西，但是民主起码是最和平的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也促使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不同的利益群体没有合法有效的沟通渠道。
很多应该通过合法的行政渠道、司法渠道、政治渠道沟通的问题，比如涉及民众重大利益的议题，比如各地拆迁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只能依靠传统的压制集权式方式解决，或者转而完全依赖于经济手段的解决。于是，我们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官商勾结、铺天盖地的司法不公、铺天盖地的投诉无门，也看到了中国铺天盖地的暴力行为。
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大规模暴力事件都是很好的注解。假如民主政治能够及时推进，民众或者民意代表有着合法的表达渠道，如果他们真有罢免、弹劾等权利，悲剧就不会发生。正如台湾，即使抗议不断，但是最后仍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同时，应该承担责任的人还是需要承担责任。反观陇南事件，短短一两天，事情性质就全然变了。
如果这些群体事件，参入了宗教、政治等诉求，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控制，极有可能将三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三、期盼
对待不同声音，期盼国民能够更平和一些、宽容一些；
面对自身利益，能够稍微淡然一些，能够更有法律观念一些。
面对公共利益，能够积极参与，能够合法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