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著；程晓农 ［译］
１９９７年夏，日本一家主要报纸请我就二十世纪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谈谈看法。［我发现］这是个很少遇到的，引人深思的问题，毕竟在过去百年当中发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欧洲的帝国，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居支配地位的英、法帝国［终于］没入了历史。人类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衰；共产主义的崛起以及它的没落（如在前苏联阵营）或巨变（如在中国）。
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世界的经济主宰地位已被一种新的经济格局所取代，其中，日本、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更大。虽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当时正面临一些金融和经济问题，但这并不会改变上述这个世界经济格局，在过去几十年来的演变态势（若观察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则其重要性的提升几可追溯至百年前）。二十世纪确实不乏重要的历史事件。
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社会］进步当中，择其最重要者，我首推民主的兴盛。这么说无意否认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我想指出的是，在遥远的将来，当人们回首这个世纪的历程就会发现，民主制度逐渐被广泛地接纳为政府的组成方式，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比这意义更重大的事了。
民主的理念源于古希腊，此后［世界］各国都尝试过零星的民主化努力，印度亦然。在古希腊，民主理念确曾成型并被认真贯彻（尽管范围有限），不久民主政治被废止，更专制、缺乏制衡的政权取而代之；而那时在世界其他地方民主制度甚至不曾萌芽。
所以，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制度是经过了很长时期才出现的。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它逐渐成长直至最终居于支配地位，是由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这些事件包括１２１５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民主的理念才被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或非洲皆然。
民主的思想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它是崭新的、典范式的二十世纪产物。当年通过宪章运动限制英王君权的反叛者，［仅］把民主完全视为单纯地为其本地的需要服务。相比之下，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则帮助人类懂得必须把民主变成在人类社会里通行的制度。不过，他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之重点，也仍然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实际上限于北大西洋的两岸，而且是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的。
也正是在本世纪，人们最终承认“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的成年人－－不仅仅包括男性，而且也包括女性。今年一月我有幸会见了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女性、瑞士总统露丝・德雷福斯女士（Ｒｕｔｈ Ｄｒｅｙｆｕｓｓ）。这次会见令我浮想联翩，仅仅在二十五年前，瑞士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呢。我们终于在本世纪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民主的举世普适性就像善行一样，是不应对之加以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这一诉求受到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形式各异，来自不同的方向。实际上，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接下来，我将回顾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诉求，并分析围绕着这一诉求的种种争论。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明确地把握这样一个概念，即在当今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为支配性的信念。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有一些占优势的信念，它们似乎已被尊为一种普遍性规则，就像在计算机程序中的缺省值［ｄｅｆａｕｌｔ］，除非这些信念提出的要求以某种方式被完全否定了，否则，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信念往往被视为是正确的。尽管民主制度尚未成为在所有国家都施行的制度，虽然民主的理念也确实还未被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但按照世界上通行的一般看法，现在民主政治已被视为大体上是正确的选择。只有那些想抵制民主政治、以便为非民主制度辩护的人们，还在那里竭力排斥民主的理念。
究竟民主制度成效如何呢？虽然无人真会去质疑民主政治在美、英、法等国的作用，但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许多贫穷国家里成效如何，却仍然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谈到民主政治在穷国的成效，常常会以印度为例。当年，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独立时，就处处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能力。１９４７年印度独立后，这个国家确实处在某种混乱当中。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毫无政治经验，印度过去各自分治的地区之间尚未融合一体，政治上各种力量的分野模糊不清，同时还广泛存在着社区性暴力事件和社会失序。
印度各邦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多元化的宗教，在国家的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构成对印度生存的巨大挑战。由于宗教和社区间的差异，印度的政治具有某种特殊的脆弱性，这往往会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们也确实数次这样做过（包括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由此导致了群众的极大恐慌。印度不仅是印度教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第三大伊斯兰教徒的家园，还拥有数百万基督徒和佛教徒，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锡克教徒、印度袄教和耆那教徒也都在印度。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的生存和繁荣来说，社会共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１９９７年夏，日本一家主要报纸请我就二十世纪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谈谈看法。［我发现］这是个很少遇到的，引人深思的问题，毕竟在过去百年当中发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欧洲的帝国，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居支配地位的英、法帝国［终于］没入了历史。人类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衰；共产主义的崛起以及它的没落（如在前苏联阵营）或巨变（如在中国）。
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世界的经济主宰地位已被一种新的经济格局所取代，其中，日本、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更大。虽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当时正面临一些金融和经济问题，但这并不会改变上述这个世界经济格局，在过去几十年来的演变态势（若观察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则其重要性的提升几可追溯至百年前）。二十世纪确实不乏重要的历史事件。
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社会］进步当中，择其最重要者，我首推民主的兴盛。这么说无意否认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我想指出的是，在遥远的将来，当人们回首这个世纪的历程就会发现，民主制度逐渐被广泛地接纳为政府的组成方式，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比这意义更重大的事了。
民主的理念源于古希腊，此后［世界］各国都尝试过零星的民主化努力，印度亦然。在古希腊，民主理念确曾成型并被认真贯彻（尽管范围有限），不久民主政治被废止，更专制、缺乏制衡的政权取而代之；而那时在世界其他地方民主制度甚至不曾萌芽。
所以，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制度是经过了很长时期才出现的。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它逐渐成长直至最终居于支配地位，是由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这些事件包括１２１５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民主的理念才被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或非洲皆然。
民主的思想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它是崭新的、典范式的二十世纪产物。当年通过宪章运动限制英王君权的反叛者，［仅］把民主完全视为单纯地为其本地的需要服务。相比之下，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则帮助人类懂得必须把民主变成在人类社会里通行的制度。不过，他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之重点，也仍然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实际上限于北大西洋的两岸，而且是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的。
这的确是个振聋发聩的变化，它把民主理念潜在的影响扩展到了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万别的数十亿人当中。
也正是在本世纪，人们最终承认“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的成年人－－不仅仅包括男性，而且也包括女性。今年一月我有幸会见了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女性、瑞士总统露丝・德雷福斯女士（Ｒｕｔｈ Ｄｒｅｙｆｕｓｓ）。这次会见令我浮想联翩，仅仅在二十五年前，瑞士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呢。我们终于在本世纪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民主的举世普适性就像善行一样，是不应对之加以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这一诉求受到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形式各异，来自不同的方向。实际上，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接下来，我将回顾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诉求，并分析围绕着这一诉求的种种争论。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明确地把握这样一个概念，即在当今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为支配性的信念。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有一些占优势的信念，它们似乎已被尊为一种普遍性规则，就像在计算机程序中的缺省值［ｄｅｆａｕｌｔ］，除非这些信念提出的要求以某种方式被完全否定了，否则，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信念往往被视为是正确的。尽管民主制度尚未成为在所有国家都施行的制度，虽然民主的理念也确实还未被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但按照世界上通行的一般看法，现在民主政治已被视为大体上是正确的选择。只有那些想抵制民主政治、以便为非民主制度辩护的人们，还在那里竭力排斥民主的理念。
究竟民主制度成效如何呢？虽然无人真会去质疑民主政治在美、英、法等国的作用，但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许多贫穷国家里成效如何，却仍然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谈到民主政治在穷国的成效，常常会以印度为例。当年，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独立时，就处处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能力。１９４７年印度独立后，这个国家确实处在某种混乱当中。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毫无政治经验，印度过去各自分治的地区之间尚未融合一体，政治上各种力量的分野模糊不清，同时还广泛存在着社区性暴力事件和社会失序。
印度各邦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多元化的宗教，在国家的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构成对印度生存的巨大挑战。由于宗教和社区间的差异，印度的政治具有某种特殊的脆弱性，这往往会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们也确实数次这样做过（包括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由此导致了群众的极大恐慌。印度不仅是印度教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第三大伊斯兰教徒的家园，还拥有数百万基督徒和佛教徒，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锡克教徒、印度袄教和耆那教徒也都在印度。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的生存和繁荣来说，社会共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