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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它们一句话。。。DUDE， GET A LIFE....
一个丑陋的洋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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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意味着社会成员提高收入的机会均等
[FONT=楷体_GB2312]陈志武[/FONT]
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的朝廷收入是8000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
就如秦晖教授所说，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行政几乎可以随意增加审批权，也可以各种名目加税和收费，不仅没有立法机关监督，出了问题也不见得被问责。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已经在社会中形成太多的不满，只有民主机制才能缓和。
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不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有利于不平等的温床。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钱和前途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先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分配给谁呢？当然是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那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就有北京、上海这些第一世界，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这些第二世界，而县一级掌握的资源更少，乡镇农民获得的资源最少，所以只能分别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这种投资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区级市是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674元。难道这种收入金字塔结构跟权力金字塔结构的吻合仅仅是巧合吗？
中国连老百姓的金融储蓄都全掌控在国有银行的手里，结果也是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就能融到资金发财。土地在国有制的名义下由官员支配，结果也是谁有关系，谁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另一方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谁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如果说中国有以官为本的传统，那么，这些年的国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民主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乌托邦式的福利经济。
前年我在一篇论文中的研究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民主国家的各地区间收入差距基本在逐年缩小，其中，国有经济成分越低的民主国家，其地区间收入差距减少的速度则越快。相比之下，在缺乏民主机制又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国，过去50多年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加大。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实质性监督制约机制保证行政资源配置的公正、公平，另一方面又有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现代银行体系所提供的超强资源调配能力，结果是把人为配置资源的偏差、扭曲效果放到最大，结局跟搞国有经济的初衷正好相反。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越高，地区间越不容易平衡发展，这个结论当然跟以往固有的看法相反。
所以，民主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诉求，而是涉及到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务实选择，涉及到收入机会是否能平等的问题，一点不抽象。
[FONT=楷体_GB2312]陈志武[/FONT]
今天中国也的确到了非民主不可的时候。从实际利益看，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的朝廷收入是8000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那时候的朝廷的确糟蹋不了什么东西，充其量几千万两银子。
可是，虽然现在一年的财政开支4万亿，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欠缺，行政开支、形象工程占绝大头，花在国民福利上的钱只占小头。为什么是这样呢？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对行政权力、对政府预算的问责机制。在财政预算不透明又没有公开听证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当然不会注重人民的福利。全国人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对行政权力没有任何问责。
就如秦晖教授所说，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行政几乎可以随意增加审批权，也可以各种名目加税和收费，不仅没有立法机关监督，出了问题也不见得被问责。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已经在社会中形成太多的不满，只有民主机制才能缓和。
也有人认为，民主只是中国一部分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诉求，一般老百姓可能对反腐败和社会公正有更强烈的诉求，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可能不一定不需要民主，那么对老百姓来说，民主有什么用？
腐败盛行，社会不公，地区间、城乡间以及不同群体间收入机会不平等，这些现象越来越严重。之所以如此，一是权力不受民主监督制约，二是通过国有制与行政管制让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这两者加在一起形成了最有利于腐败、有利于不平等的温床。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而我们同时又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钱和前途都交给不会被问责的当权者去支配，你说，他们会先把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分配给谁呢？当然是给那些有权力、有关系的地区和个人，给他们的亲戚朋友，哪个地区有更多权力，那里就得到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就有北京、上海这些第一世界，贵州、广西、安徽、湖南、江西等这些第二世界，而县一级掌握的资源更少，乡镇农民获得的资源最少，所以只能分别是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以2002年为例，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为15905元，各省会城市人均9223元，地级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5137元，县级最低，人均才590元。这种投资差别当然给各地居民不同的收入机会，2002年北京的人均GDP是28449元，省会城市人均GDP是22565元，到地区级市是13660元，最后到县一级才5674元。难道这种收入金字塔结构跟权力金字塔结构的吻合仅仅是巧合吗？
中国连老百姓的金融储蓄都全掌控在国有银行的手里，结果也是谁有权力、谁有关系，谁就能融到资金发财。土地在国有制的名义下由官员支配，结果也是谁有关系，谁就能做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商。另一方面，权力关系也决定了谁能、谁不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由于行政权力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和审批权，这也逼着每个想发财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如果说中国有以官为本的传统，那么，这些年的国有制加政府管制使“官本位”上升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这就是说，当政府掌握所有资源的同时行政权力又不受制约的时候，政府在代替市场分配资源时，资源的配置就会既不符合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符合公平原则（因为没有代表民意的民主问责机制），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这样的经济是权力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乌托邦式的福利经济。
前年我在一篇论文中的研究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民主国家的各地区间收入差距基本在逐年缩小，其中，国有经济成分越低的民主国家，其地区间收入差距减少的速度则越快。相比之下，在缺乏民主机制又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国，过去50多年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加大。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实质性监督制约机制保证行政资源配置的公正、公平，另一方面又有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现代银行体系所提供的超强资源调配能力，结果是把人为配置资源的偏差、扭曲效果放到最大，结局跟搞国有经济的初衷正好相反。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越高，地区间越不容易平衡发展，这个结论当然跟以往固有的看法相反。
所以，民主不是什么抽象的价值诉求，而是涉及到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务实选择，涉及到收入机会是否能平等的问题，一点不抽象。
民主制度只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
陈志武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民主固然是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但它显然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稳定和清廉，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实践指向了相反的结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国家也只是少数。
到底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呢？关于经济增长跟民主的关系，的确有许多误解。当你说“民主是国家长久持续增长、长治久安的保障”，他们就说，“印度不是有民主，但其经济增长不是远落后于中国吗？”或进一步说，“拉美国家早就搞民主，但其经济不是照样落后吗？”这么说的背后总存在一个假设，那就是“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或者“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把经济看成是民主的单变量函数。否则，怎么会只要能举出一个经济失败的民主国家，就能否定民主对长久增长的重要性呢？
首先，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豪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民主和法治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让社会事半功倍，让同样多的努力创造出更高的财富，或者是为了同样多的收入只需付出更少的苦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的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我们可稍微抽象一点来理解经济增长的要素。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或说四个变量：制度架构（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快一些，收入就能多一些，亦即，经济产出函数针对四变量中的任何单项的偏导数都是正的。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照样可以高，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这里我们能举很多例子，中东国家、俄罗斯等国家都没有太多制度资本，劳动力资源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矿资源等他们也很富；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则正好相反，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能源、矿资源都靠进口，甚至连土地都极少，可这些并没妨碍他们致富，靠的是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资本；美国几乎在所有四个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经济最厉害。
中国的情况呢？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 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三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的官饭队伍。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需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陈志武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民主固然是一种崇高的价值理念，但它显然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稳定和清廉，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实践指向了相反的结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民主国家也只是少数。
到底如何理解这些现象呢？关于经济增长跟民主的关系，的确有许多误解。当你说“民主是国家长久持续增长、长治久安的保障”，他们就说，“印度不是有民主，但其经济增长不是远落后于中国吗？”或进一步说，“拉美国家早就搞民主，但其经济不是照样落后吗？”这么说的背后总存在一个假设，那就是“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或者“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把经济看成是民主的单变量函数。否则，怎么会只要能举出一个经济失败的民主国家，就能否定民主对长久增长的重要性呢？
首先，没有人会相信“民主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民主，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民主和法治制度搬到豪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上，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民主和法治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让社会事半功倍，让同样多的努力创造出更高的财富，或者是为了同样多的收入只需付出更少的苦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的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我们可稍微抽象一点来理解经济增长的要素。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或说四个变量：制度架构（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快一些，收入就能多一些，亦即，经济产出函数针对四变量中的任何单项的偏导数都是正的。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照样可以高，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这里我们能举很多例子，中东国家、俄罗斯等国家都没有太多制度资本，劳动力资源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矿资源等他们也很富；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则正好相反，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能源、矿资源都靠进口，甚至连土地都极少，可这些并没妨碍他们致富，靠的是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资本；美国几乎在所有四个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经济最厉害。
中国的情况呢？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 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三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的官饭队伍。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从北京到乡一级各层政府的奢侈官方办公大楼、形象工程，浪费全国公民的财富，而不是把这些收入用在老百姓福利上，这些制度成本不低。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200小时。其它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841小时，日本人1758小时，美国人1610小时，英国人1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需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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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通过有计划的培养培植，已在中国内部培育了一批政治代理人，这些人佔据要津，表面上为国为民，实际上处处为西方说话，向西方输送利益，这在金融经济领域中尤为明显。---《香港太阳报〉
陈志武应该是类似的人物吧
http://news.hexun.com/2008/xinwenrenwu181/index.html
茅于轼说：温家宝经常受骗
茅于轼：经济危机和经济自由无关 温家宝经常受骗 - 综合新闻 - 新闻频道 - 多伦多中文门户
-----------------------------
关于宋鸿兵和陈志武
2009-04-15 10:23:44
宋鸿兵何许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许多人眼里的“民经”（民间经济学家，套用“民科”－民间科学家的说法）。
而陈志武呢？他是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他们两个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
宋鸿兵的《当心美国“资产毒垃圾”》一文讲述了MBS和ABS的危害，反对中国政府购买美国的MBS，并预言全球的金融危机即将来临。我查了一下，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乌有之乡上。他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最早对次贷危机示警的文章。
而《国际融资》则于2007年10月11日发表了题为《财富效应抗御金融危机》的对陈志武教授专访；虽然金融危机已经初露端倪，但陈教授仍然对美国的经济体系很有信心，他认为次级按揭贷款问题被夸大了，他还主张中国政府应该响应美国政府的请求，大力购买美国廉价的MBS和CDO。
当然，我翻出这个两年前的积案，并不是说谁的预言更准确，而是说，屁股坐在哪里，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事实，最后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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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说：温家宝经常受骗
茅于轼：经济危机和经济自由无关 温家宝经常受骗 - 综合新闻 - 新闻频道 - 多伦多中文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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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鸿兵和陈志武
2009-04-15 10:23:44
宋鸿兵何许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许多人眼里的“民经”（民间经济学家，套用“民科”－民间科学家的说法）。
而陈志武呢？他是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
他们两个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呢？
宋鸿兵的《当心美国“资产毒垃圾”》一文讲述了MBS和ABS的危害，反对中国政府购买美国的MBS，并预言全球的金融危机即将来临。我查了一下，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乌有之乡上。他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最早对次贷危机示警的文章。
而《国际融资》则于2007年10月11日发表了题为《财富效应抗御金融危机》的对陈志武教授专访；虽然金融危机已经初露端倪，但陈教授仍然对美国的经济体系很有信心，他认为次级按揭贷款问题被夸大了，他还主张中国政府应该响应美国政府的请求，大力购买美国廉价的MBS和CDO。
当然，我翻出这个两年前的积案，并不是说谁的预言更准确，而是说，屁股坐在哪里，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事实，最后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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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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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戳到您老的痛处啦? 不知道您老是还在租BASEMENT呢,还是哪里混呢...有什么事迹讲来听听也让大家佩服一下....
作人要有自知之明...
我一向不觉得自己是个WINNER,比起中国同年纪有出息的比我NB的海了去了...我踏踏实实生活....自己觉得怎么舒服怎么过....人比人气死人...
就算我是PRO CHINA,但是人生在哪个COUNTRY就是自己的MOTHERLAND.....你妈长的不漂亮了,没能力没气质也是你妈....你要是恨铁不成钢愿意中国好在那里干着急也行....只是你们这帮SB LOSER看的让人心烦....那种天天拿中国民主唧唧歪歪说事儿的心态...就不能踏踏实实的心态正常点????.....就不能自己琢磨琢磨怎么在加拿大混好点?你混的好了老外自然看得起您....中国民主不民主不是您说了算了的....不知道您是被人PAY着还是怎么找...综合杂谈关了没你们发骚的地了是不是???
其实没人鸟你们的...中国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不是你说了算.....你还真把自己当中国的救世主了???
只求你们,别在国外人的面前恶心中国人就行了....人要脸树要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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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别不服！ 人家做学生就在加拿大买两套房子。
偶认识你米????:blowzy::blowzy::blowzy::blow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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