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妹，你这中文的表达能力，怎么能拿出来？嗯，忙了点，您不觉的还难了点？光喊口号服不了人，您的口号力度也不够大，您举的例子也不太好，好像也为说明自己的观点增加了点额外的难度，嗯就当上网练打字吧。（是我小民粗糙的感觉啊）
有请 "飞来客": 关于民主和自由
- 主题发起人 cannon
- 开始时间
zt
记者秉笔留青史
字号12号14号16号 字色：
作者：孤星不灭 发表时间：2008-10-07 23:12:19 IP地址：10.1.97.*
<上一页 回书目 左右键(← →)可上下翻页 鼠标双击滚屏
提 干
1971年5月初，县里派来两名干部，到大队考察我，说是要调我到县里去工作。这时的大队干部中，有不少人对我经常出外搞活动，在大队的时间少，有 些意见和牢骚。但也没有办法。也有些人怀有妒忌之心，认为“我们在大队苦做，他倒好，在外面有名有利，好亊都被他捞去了。”第一次考察，大队干部中原来的 老书记、现在的副书记程金山说了不少的坏话。县、区考察组把考察意见带回县去，县里认为不是这回事，决定派第二批考察组。第二批来考察的同志，改变了方 法，不是听个别人的意见，而是召开了大队干部座谈会，让大队领导班子集体作鉴定。大队党支部书记程本刚，大队长程焱和，在座谈会上作了全面介绍，说了我的 不少好话。当然也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我的群众基础很好，贫下中农代表一致说我的好话。考察组把这次考察情况带回县去，县里领导同意了。不久就电话通知， 要我马上到县政工组报到。看来，几年的积极分子没有白当，使县里对我有个好的印象，我这才有提干的机会。
5月中旬的一天，我带着 一个旧木箱子，里面装着几件破旧的换洗衣服和日用品，还有几十本书籍，到宋埠车站乘车到县城去报到。我刚满十岁的侄儿仲文，帮我拿些东西，一直把我送到车 站。这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八年“抗日”之地。这八年虽然天天和日头打交道，却是我人生最辉煌的战斗岁月。有养育我的广大贫下中农，有并 肩作战的大队小队干部，有拥护我的广大“红三员”战友，有息息相关的热土，我怎么割舍得下呢？照说，“提干”是梦寐以求的，想都没有想到的大好事。然而， 我当时并没有太多的高兴。许多手续，是我到县城报到以后才办的。比如体检，是我到县城以后才到医院去走过场的。一些表格也是到县城以后再填的，还写了份自 传。当时的县革委会分为三大组，有政工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县革委会及其三大组都是军人当家，属于军管时期。我被临时安排在政工组，政工组长是县人武 部科长张照明，副组长有熊锦星。还有周密同志，是政工组下的宣传组长。
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五位，他们是夏开良，原是盐田河一个大 队的党支部书记，胡华政，铁门岗的一名民办教师，夏大英，是中驿公社的，李安明、龚守玉。三男三女，我年纪最大，29岁了。我和夏开良、胡华政三个人住一 间房子。就是县革委会办公楼的一楼。办公楼总共有三层，是县革委会最好的房子。夏开良分在组织组，胡华政在生产指挥组，我在政工组。当时，大家认为我能写 材料，就在宣传组搞通讯报道。这时的宣传组，是张薪樵负责通讯报道。我一到宣传组，经常跑公社大队，采写报道，《黄冈报》经常采用我写的稿件。我也奇怪， 在大队时，很难上《黄冈报》，这时却很容易。只要写，很少不被采用的。过去对我写作有指导、和我联系得多的江乐山同志，经常带我下乡去采访，这使我也不感 到为难。
两个月后，县革委会决定举办农业学大寨展览。馆址在老文化馆，是1958年修起来专门用来搞农业展览的一栋古典式房子， 后来交由文化馆使用。政工组抽李泽农和我负责搞这件事。李泽农是荆州人，大学毕业后分到麻城工作。他们一起到麻城工作的有戴臣信、张永佳、周用鑫、卢业 芳、张太元等上十位同志。他们为麻城农业科学的发展作了毕生的贡献。李泽农的写作水平高，是我提干后的第一位老师，对我帮助很大。我们从各单位抽调了十几 人来筹办展览，有巫英俊、丁少英(银行)、曾宪章（水利）等三人负责征集图片和摄影，还有负责征集实物的。选了七、八名女青年当讲解员。我的任务是写讲解 词，也协助征集展品.实物，经常跑乡间去采集。我过去很想学会摄影，没有机会。这次机会来了。因我是政工组的，虽然没有什么官衔，在县里牌子是大的，从各 单位抽来的人不得不听我一些。因此，我经常钻到洗印间去，看洗印照片的程序。拿着照相机出外去拍摄，不知道拍丢了多少胶卷。当时只讲政治，不计成本。这 样，在搞农业学大寨展览时，我抽空免费学会了摄影、洗印黑白照片的全套技术。多亏了我的这些义务老师，最使人怀念、应该感谢的是丁少英、曾宪章两位。丁少 英曾经到我们大队去过，原来就认识。而曾宪章与我第一次打交道，他热心挂肠，毫不保守，把拍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我。
农业学大寨 展览筹建了两个月，准备在国庆节期间向全县开放。县革委会领导邓萍、邓志国，还亲自到馆参观了预展。根据领导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可是，后来因为“九. 一三”林彪事件爆发，花销数万元的展览没有一次展出，不了了之地闲搁下来了。此后就卷入到批林批陈的运动中去了。
在筹建农业学大 寨展览之前，我们一起提干的其他五位，都被调到黄冈地区去了。我留了下来，中间几经传说，要调我到《湖北日报》去当记者，但一直没有动静。到展览筹建工作 结束，我被正式定在政工组的宣传组搞通讯干事。这年冬季，政工组的吕厚俊带我一起下乡，到乘马岗区的王福店一大队总结材料。王福店一大队是老红军、老模范 傅兴贵的家乡。党支部在傅兴贵的带领下，革命化搞得好。县政工组决定总结他们的材料，转发全县，号召向他们学习。吕厚俊同志是江西兴国人，学兽医的大学 生，文章也写得不错。他和我住在王福店街上的兽医站内。当时天气很冷，不时还下点小雪。我们在这里搞了半个月，主要是和大队干部座谈，终于把材料写成了。 赶回县城时，已经临近春节了。这时，得到黄冈地区革委会组织组的通知，调我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完春节就要去报到。
初当记者
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五就是1972年2月19日。因为头年闰五月，这年的春节过得晚。我赶到宋埠车站搭到武汉的客车，当时车票非常紧张。经过一番周 折，开后门买了一张站票。从宋埠站到武汉，按时赶到湖北电台报到。报到后，又回头到麻城和黄冈转走粮油户口和组织关系。在黄冈，和原先调来的五位同志集 会，大家特别高兴。事后，于2月23日按期赶到省广播电台。
我与广播有不解之缘。小学时我常到宋埠文化馆收听广播，觉得收音机这 个东西很奇妙，一个盒子怎么能够装下那么多人，又说又唱。中学时我设法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那个矿石收音机可麻烦哩！必须架设很高的天线，还要在晚上夜深 人静时收听，有一句没一句的，杂音很多，但当时听得很有兴趣的。回乡当农民后，辛辛苦苦地劳累一年，积累40多元钱，托叔父从县城带来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在办“红三员”时，这台不起眼的收音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每当中央电台有重要新闻预告时，我们都要候到半夜0时，用记录速度记下最新重要新闻，当即刻印 分发到各生产队，做到传达不过夜。后来我们还创办了大队广播室，自编自播本地好人好事和文艺演唱节目。广播伴随我从少年到成年，也引导我走上广播新闻工作 的道路 。
在省广播电台住下来以后，编辑组派了一位女同志黄帆，陪同我们到中山公园等处玩了个痛快。黄帆是位非常热情的同志，后 来在与记者站的交往中，和大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感情。记者站和通讯员交口称赞，为省电台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全省这次和我一起调到省电台工作的共有8位同 志，他们是：荆州的唐家海，黄石的李从德、刘友三，宜昌的唐开生，孝感的戴惠清，郧阳的欧阳遵义、范明祥，我们一起游中山公园时照了一些相。
从2月底开始，我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学习。当时，林彪事件已经公开，首先是批判林彪的叛国罪行。我在会上作了一次长篇发言。接着是学习毛主席 的新闻论著，有《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然后是进行广播新闻业务辅 导，编辑组副组长熊达同志，自始至终主持了培训学习。编辑组各个业务组的主要负责人，作了广播新闻业务辅导发言，介绍各种广播体裁的写作方法和各个节目的 方针、写作要求。熊达同志作了有关新闻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刘万铭同志作了新闻课辅导报告，并介绍了《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节目和《对人民公 社社员广播》节目的对象、内容。梁遗高同志谈了采访的方法。刘万铭和粱遗高是科班出身，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王允渊同志讲了编辑部的职责、程序和各种体裁 的写作方法，寇伯权同志讲了记者应具备的条件和优良作风。最后，省广播局领导作了一些指示，军管干部谢秀泉介绍了省广播电台在“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记者站的性质和工作任务。局领导祝季伟作了总结。培训结束以后，各地调来的同志，原则上回各地区，开展记者站的建站工作。
培训学 习期间，我经常在思考：自已是一名普通的回乡知识青年，凭什么能来省广播电台工作呢？想来想去，没有什么个人关系。有的是家乡党组织的关怀，有的是父老乡 亲的抬爱，有的是个人的辛勤奋斗。自己只有好好工作，来报答家乡党组织和父老乡亲。培训学习结束时，我随手写了几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情。
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我是来自农村的一名新兵，
当我走上广播新闻战线时，
我的心声
和贫下中农一起共鸣：
毛主席对我们这样信任，
我们要永远跟着毛主席，
胜利前进！
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
无产阶级一定要去占领。
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知道身上的担子重千斤。
为捍卫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决心当一辈子红哨兵。
怀着满腔革命激情，
向党表决心：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改造世界观永不停；
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根；
握紧笔杆闹革命，
当好工农兵的代言人；
努力办好广播，
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批林整风
赤胆忠心，跟党走，不辞艰辛。
跟路线，继续革命，不断前进。
党的号召作明灯，团结胜利是根本。
放眼量，锦绣美前程，有信心。
七亿人，眼睛明，批林陈，得教训。
学马列主义，明辨假真。
社会主义不太平，万里征途有斗争。
看祖国大地遍地春，气象新。
春天颂
七亿神州春意浓，
大地披绿，百鸟戏东风。
山欢水笑高歌颂，万方乐奏东方红。
望远还须攀高峰，
团结奋斗为了一个共。
放眼全球心潮涌，革命烈火分外熊。
编辑部规定，各地记者站实行双重领导，以省广播电台的领导为主。记者要自觉地主动地争取地委(宣传部)的领导。记者站的任务有四条：1.做好群众工 作，联系写稿。2.收集和反映情况。3.采写稿件，总结典型。4.反映群众对广播电视的意见。记者站的领导，编辑部由熊达、李成、寇伯权管，具体负责联系 工作的是黄帆。记者每人发收音机一部，每个记者站可以购置热水瓶两个，茶杯四个，痰盂一个，配自行车一辆。订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 志、《参考消息》、《湖北日报》各一份。活动经费(周转金)分地区远近可以领50—120元。边远的郧阳、恩施，来去不方便，规定领120元，黄石领50 元，我们黄冈领80元。
培训学习结束后，我弯路回到家中，与新婚燕尔的妻子相会，虽只分别一个多月，好象隔了三秋。在家中停留了三天，就赶到黄冈。向地委宣传组(部)汇报了湖北电台建记者站的方案。地委宣传组的副组长梅水先亲自听取汇报，并在地区小食堂设宴接风。
我们记者站的站址在地区小礼堂附近，七一小水库边上，是一栋木地板的小别墅。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建造，专门用来招待各县来地区开会的县委书记的。 文化大革命前，新华社、《湖北日报》和湖北电台记者站在这里办公。这次恢复建站，我们和《湖北日报》记者站仍然在这里办公。《湖北日报》记者站长周惕、记 者吴芳桃已先期到达。原在省电台记者站工作的王季超同志归还了记者站的一些用具。王季超是麻城铁门岗人，以前在记者站搞得比较好，留下许多佳话，“文革” 中回到黄冈地区宣传组工作。我们的建站工作，得到了地区宣传组(部)的大力支持和《湖北日报》记者站的热情帮助。然而也遇到过一些小麻烦。
当时，地区领导是军管和地方相结合。地方领导是廉希圣。廉希圣是麻城的老领导，当过麻城的县委书记，“文革”前调地委工作。调地委后，对麻城仍然很 关心，经常到麻城检查指导工作。我们大队一直是麻城县的先进典型，后来我们搞“红三员”，更是在全地区闻名。廉书记每次来我们大队检查指导工作，对“红三 员”那种超乎寻常的形式主义作法很有看法，多次讲到，“一个好端端的青年，被这些形式糟踏得不成样子。”然而这个被糟踏的好端端的青年，现在居然成了省电 台的记者，经常参加地区最高级别的会议和活动，心里有些转不过弯来。这年4月召开的地区宣传报道会议上，廉书记偶然遇到我，问我来做什么?地区宣传组的同 志介绍说，这是省广播电台的记者。廉书记毫不客气地说：“你也当上了省的记者，嗯！”给了我一个没趣。我并没有被他这种盛气凌人的样子而吓倒。我认为，我 不是农村的那个老土，是省电台的代表。我的活动是代表省电台的，省电台是省的宣传喉舌，你能把我怎办?你不理我，我可以找地区其他领导请示汇报。这时地区 一把手、军分区的董复汉政委和分管政工的周焕忠副政委，很支持记者站的工作，我就常与他俩联系，特别是周副政委，我联系的最多。
在宣传报道会议期间，来会上指导工作的《湖北日报》农村组负责人樊坤，提出要到附近农村去看看。樊坤同志是位老新闻工作者，和我们省广播局的祝季伟局长是 老同事，原来在省广播电台工作过。她听说省电台有记者参加会议，就提出让我和她一起下乡去。樊坤同志虽然是《湖北日报》的领导，却对我的工作很关怀和支 持，一路上鼓励我大胆工作。并嘱咐地区宣传组的同志，要支持记者站的工作。这是我当记者后的第一次下乡采访。
“五一”节前夕，我 放弃休假，到黄梅县去采访。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下乡采访。县报道组的周顺之一直陪同我。我先后采访了孔东公社五大队，曹坝公社五一大队，胡世柏公社农科所， 跑了十多天。和公社、大队、小队干部以及部份社员座谈采访了十多次，写成了《科学种田，越种越甜》，《群众性科学种田好》、《建中大队路线教育纪实》等三 篇稿件，共有一万三、四千字。稿件寄到编辑部后，老记者纪卓如给我来电话讲：“看了你寄来的稿件，我要向领导请示后再作处理。”我说：“为什么要请示领导 呢?”他笑了笑说：“请领导批准延长各节目的播出时间。”我知道他是说我写的稿件太长。省电台最长的节目只有半小时，半个小时用稿最多不超过5600字。 我的稿件没有一个节目容纳得下。我说：初当记者，采访得来的材料，是“和尚吃狗肉，块块是好的。”舍不得割舍，请纪老师笔下不留情，大刀阔斧地砍。纪卓如 问：“没有意见?”我说：“只要采用，没有意见。”经过纪卓如的重新编写，一篇稿件只缩做几百字播出。口说没有意见，听广播时总感觉太短了，不过瘾。纪卓 如是湖北电台有名的老记者，全省知名人士。他后来当选为我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建站的第一年，除了在地区和到省电台开会，我基本都在各县采访。由于我是从回乡知识青年一下子提上来，当省电台记者的，与上层领导接触还有些胆怯。这一 年，我主要跑基层，和基层干部社员打交道。有时也和一些县委、人武部的领导接触，多是和《湖北日报》记者一起。《湖北日报》记者站长周惕同志，是名老记 者，天门人。他的爱人魏英在我们电台工作。他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处处维护着我。我们经常一起下乡，一起采访。我和吴芳桃两人负责写初稿，每人一段，最后 由他修改定稿，发到报社。署名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湖北日报》记者。当时是不署记者个人名字的。我再根据广播特点，改写成广播稿，发回省广播电台编辑 部。这祥，我们亲密合作了几年，大家心情都很愉快。
我和各县报道组的关系非常融洽。到各县去采访写稿，总是与县报道组的同志扭在 一起，不分彼此。这年“五一”节，我来不及回家，就和黄梅县报道组的李金火一起，到他在白湖农村的家中去过节。这块地方很偏僻，平时很少有人去。听说来了 省的记者，感到很新鲜，纷纷跑来看，无意间给李金火家很大的面子。从此以后，每逢节日，象“五一”、“十一”、端午、中秋节，我没有回家和老婆团聚，而是 和县报道组的同志一起到农村“半边户”家中去过节，有意抬高搞通讯报道同志的社会地位，加深其在群众中的影响。这一年，我先后跑了黄冈、黄梅、广济、新 洲、浠水、罗田、英山、红安、蕲春、麻城等县，足迹跑遍了全地区各个县，并与各县报道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各县很重视通讯报道工作，每年要开一至两次会 议，县报道组一般配有两至三名专职干部。当时各县报道组的人员有：黄冈林仁寿、谢克非，麻城张自安、江乐山、徐立英，新洲雷荣、冯长泳，红安江绍高、方向 明，浠水潘国恒，缪煜南、陈介夫，英山黄慎之、汤维育，罗田阳仕恩、晏绍元、周新谱，蕲春陈寿、甘仕国、胡景元，黄梅周顺之、李金火，广济陈汉日、叶华， 地区王季超。
到记者站的第一年，建站工作取得了进展，记者站全面开展了工作。
新洲住点
1973年春节刚过，省里召开了五级干部会。会后，决定从省直机关，抽调三分之二的人到全省十三个县住点。省电台从记者站抽调七名记者参加省委工作队住点，我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点在新洲三店区前进公社三大队。这次到新洲住点的有五十多人，都是从省直机关抽调的。除我们这里外，还有红旗公社。红旗公社和前进公社相距不 远，都在举水河边，新（新洲）麻（麻城）公路边，属平畈地区，主产小麦、棉花。省委工作队在我们住点的前进公社三大队。我们有十多人住在十七生产队。工作 队的带队领导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政委朱业奎，省委副秘书长吴光治。工作队长是马继民。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从省委办、省农办抽调的张明修、罗斌、 张光耀、陈旭东等同志。住点的主要任务是批林整风、大办农业。要求队员多听少说，做耳目，多反映情况，为省委决策做参谋。
我们是 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于2月23日到达新洲县城的，在县城培训学习了三天。新洲县委书记（此时也是黄冈地委副书记）陈焕彬向我们介绍了全县的情况。当时农村 政策过“左”，把什么都说成是资本主义，新洲首先在全省提出“拖拉机往哪里开?板车往哪里拉？······”等几个往哪里的问题。为了大办农业，县委发了 9号文件，提出十个不准。搞得农民除了种地外，什么也不能搞。记得我们小队的一位农民，把自己下的瓜秧拿到街上去卖，被区干部撒得满街都是，说这是搞资本 主义。我们住的前进三大队，本是平畈地区，自然条件非常好，但也穷得使人寒心，许多人家连我们工作组吃一顿普通饭都无法应酬。我们来这里住点，大小队干部 都欢迎。我们和社员一起出工，在社员家派饭吃。只是人数太多，一般人家招待不了，多安排在家境稍好的几家轮班转。开始，我们和社员一起上工。后来我向工作 队长建议，我们单独办一块试验地，亲自参加小麦、棉花生产的全过程。工作队长很赞成。于是，我们选了离湾子不远的一块地，作为参加劳动的试验地。这块地有 一亩多一点。平时我们七八个人，就在这块地里劳动。大畈里忙时，我们也去帮忙。记得收获油菜籽时，我们到大畈去拔油菜杆，活并不重。省委副秘书长吴光治， 已是快70岁的人了，身体虚弱，长得较胖。在拔油菜杆时，不小心把腰扭了，用吉普车送回省里，治疗十多天才好。我们去看望他时，他还再三嘱咐，注意不要把 腰扭了。5月20号以后，农村进入“四抢”，即抢收割、抢播种、抢打场、抢进仓。这是农村中一年最忙的时候。我私下对工作组的同志讲：平时我们可以少做一 点，社员群众不在乎。做多了还抢了他们的活计，影响他们挣工分。现在“四抢”，我们要豁出命去干，最受农民欢迎。我们几位同志，每天汗渍渍的，和社员一起 割麦子，挑草头，上麦堆。百把斤的草头，咬着牙挑，咬着牙上。社员们见了，十分心疼，各家做好的麦粑，自己顾不得吃，都送给我们，非要我们吃不可。我们一 连干了个把星期，人也累的够呛，肩膀都压肿了，脚酸手软，坐下来就不想动。县委听说我们劳动很吃苦，派车把我们接到县城去。说是开会整顿，实质是让我们休 息。我们这样苦干，虽然没有几天，却给社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少年后，提起省委工作组，人们还啧啧称赞：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干部。事后，省委工作组的同 志们，说我当大队干部当成了精。
再说我们的棉花试验地。我们住点的十七生产队，有一位省劳模，植棉能手朱香庭，种的棉花在全县都 很有名气，亩产皮棉一直在300斤以上。当时新洲经常搞评比参观，常常不顾棉花生产规律，该控的时候却猛下肥，结果使棉花疯长，最后只长叶子少结桃，严重 影响棉花产量。各地吃够了形式主义的苦头，但是又没有办法抵制。朱劳模的棉花产量高，固然有一套种植技术，而主要是形式主义搞得少一点。我们的试验地，完 全按我说的做。因为我也是种植棉花的出身，在当农民“抗日”的八年里，棉花种植技术我学到了不少，关键的几手也能熟练地掌握。种棉，是我的拿手好戏。加上 我们有省委工作组的大牌子挡着，任何人也左右不了我们的作法。我们认真地按植棉规律办事，该控的时候控，该下肥的时候下，“疯长”苗头一出现，就实行镇压 控苗。不时还请教朱劳模。我还用朱劳模的名义，写了一组《朱劳模谈种棉》的稿件，在省台农村节目连续播出。《湖北日报》也刊登了。到下半年，我们离队后， 我们的这块试验地单捡棉花，折合亩产360多斤，比朱劳模的试验地还要多十几斤。我们种棉高产的名气一下就传开了。第二年，我们虽然不在这里住点了，当地 生产队和区社干部，还把我们的名字写在试验地的牌子上。并经常来信，要我们去指导。种棉花试验地的成功，要说技术也有点，但主要是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 的花架子。
到了8月，也就是党的“十大”召开前夕，省电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记者结束住点，准备参与重要报道活动。这时，省委 也决定撤回工作组。我们在8月中旬，没有与大、小队干部和社员打任何招呼，回县城搞总结。这样做，免得干部群众搞欢送。事后，干部群众一再称赞，多么好的 领导啊！8个月的劳动住点就这样结束了。8个月，我共发回稿件14篇，其中内参稿件6篇，稿件质量较好，受到编辑部和局台领导的点名表彰。
记者站长
1973年8月，住点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是，仍然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编辑部召开了记者会。记者会期间，一边收看“十大”新闻，一边学习讨论，研究下段的新闻报道重点。
经过在新洲大半年的住点，我与省直机关的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后很长时间，与张明修、罗斌、张光耀保持了书信联系。同时，也增长了我的工作才 干，比以前大胆多了。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除了编辑部和地委的重要会议点名参加外，大部分时间跑各县，黄冈地区的十个县都留有我的足迹，象罗田、黄梅，跑 得更多一点。罗田是全省林业的一面旗帜，黄梅是地委的工作点。在跑各县的过程中，与各县报道组的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次下乡回到记者站，就要收到各县 报道组寄的一大堆信件。多数是要求到该县去指导工作，或是要求帮忙推荐稿件。当时，各级领导很重视宣传舆论工作，把报纸、电台作为舆论工具，作为党的宣传 喉舌。地区和县、区每年要开一至两次通讯报道会，会上都要通报各县发稿用稿情况，无形地形成了竞赛。各县报道组的压力很大。党委也很注重宣传，一段时间报 纸上无名，电台上无声，县委书记就要找报道组布置任务。象麻城、英山等县，把报道组设在县委办公室，更便于了解县委意图，及时进行报道。这样，对我们记者 站也加重了担子。我们到各县去采访，受到热情的招待，吃县委中灶。到区、社的招待，比上级领导到该地检查工作的招待规格还高。吃了人家的手软，所写的稿件 不及时用出去，总感到对人不住，下次就没有脸面到那个县去。有次，我们到麻城铁门岗区的王岗公社八一大队去采访，八一大队是在新洲县境内的一块飞地，该大 队是县、区人武部的先进单位，但当时还是很穷。我们无法在该大队找到住处，返回到新洲潘塘街上供销社的一个旅店住。旅店服务员听说我们是记者，马上与她的 领导作了汇报。供销社胡主任亲自出面接待，潘塘区委书记和宣传干事一起亲自登门看望。当晚，安排用拖拉机送我们去看他们宣传队的文艺演出，第二天又让我们 到潘塘区各地参观，招待非常丰盛。在这里我们没有报道任务。这样一来，我们不写点东西，就对人不住了。于是，我们只得改变报道计划，临时在这里采写了区供 销社熬制土农药服务农业一稿，在省电台联播节目和《湖北日报》上采用了，我们心里才踏实。后来，就凭这篇报道，潘塘供销社居然被新洲县供销联社和县革委会 评为支农先进单位。潘塘供销社胡主任也成了先进工作者。潘塘区委书记和胡主任多次托麻城铁门岗区报道组的朱慧同志带信给我，欢迎我再去。我哪里还敢去！
说实话，当时我们去采访，不怕人家招待不热情，就怕人家太热情。越是招待热情，责任心越大，生怕所采写的稿件用不出去，或不能及时采用。稿件发回编 辑部，多次打电话催用。编辑部为此事非常为难。记者来稿多，节目时间有限，哪能篇篇采用的？为此事，记者和编辑部经常产生矛盾。1974年4月，为此事我 对编辑部说了许多难以接受的怪话，负责记者工作的熊达同志，不得不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你最近的一些来信中，对编辑部提了不少意见，有些意见引起了我 们的注意，正在研究改正。但从来信中，也感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自己。你来电台时间不长，表现比较突出、好学、肯钻、干劲大、有朝气、进步快、工作有 成绩。对你的长处，对你的进步，领导上是看到的，曾经多次给予表扬。但是，你也有缺点，即不虚心，有些骄傲。七二年冬，在浠水采访时，有的同志反映过。最 近你写的第一季度小结，骄傲情绪有所显露。最近你的来信，又明显地流露了骄傲自满情绪。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熊达同志的 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致命缺点。读着他的信，我一面脸红，一面惭愧。我离开学校走入社会以来，一直是受表扬。这个表彰，那个讲用，把我捧到天上。从来 没有那位领导或同志，指出过我的缺点错误。我觉得熊达同志确实是我的好领导，推心置腹地和我谈心，一针见血负责任地指出我的缺点错误。自此以后，我收敛多 了。经常以这封信来自省检查。
省广播局长祝季伟很重视记者站的建设，特别重视记者站的组织建设，记者素质的培养提高。每次记者会他都要亲临讲话，给记者很多的鼓励，对我更是另眼相看。在广播电台工作期间，我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曾被评为省厅的先进工作者。这些，为我的成长铺平了道路。
我在新洲住点的时候，省局政治处就派人来向省委工作队了解我的表现。工作队的同志和我开过玩笑，说我要被提拔。我还不相信，因为我来电台不到两年时 间，多少老编辑记者比我强得多。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经过邓小平整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所改善，但知识分子的地位还没有提高。我们从各县调来的一批记 者，认为是好苗子，进省台来掺沙子，改变臭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我就是在这种时候，受到领导上的青睐。1975年7月，省电台来文，任命我为黄冈记者 站长。同时被任命的有：荆州记者站长金智敏，咸宁记者站长王映明，宜昌记者站长彭耀书，黄石记者站长鲜开衍。这四位是广播电台的老同志。只有我是调进电台 才三年多的新同志。得到这个任命，我自觉不够格，不好意思履行站长职务。我将任命书送到地委宣传部，宣传部的同志们热烈为我祝贺，我脸上一红一红的，感到 不好意思。
说起记者站，其实长期只有我一个人。站长是我，记者也是我。中间有两位同志来站工作过。先是杨龙希同志，这是一位踏实 工作、任劳任怨的老同志，江苏人，他的爱人在江西九江地质队工作，一直无法调到我省。编辑部为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让他到黄冈站帮助工作。他真心实意地帮 助我，我很受教益。后来，李柏贵同志调来工作过年把时间，李柏贵是浠水麻桥人，家中困难，老婆孩子在农村，两地分居，在编辑部办军事节目。为照顾他，编辑 部让来黄冈站工作，来站后就到地委在策湖的点上去了。住完点后就调回省局，实际没有在站里工作过。我虽是一个人，却搞得很火热，有三股力量一直支持我，也 是我的依靠，一是各县报道组，二是地委宣传部和地直各部门，三是《湖北日报》记者站和《黄冈报》。有这三股力量的支持，我的工作一直得心应手。
批林批孔
1974年元旦，两报一刋发出《元旦献词》的社论，大张旗鼓地为批林批孔运动作舆论准备。年前，编辑部召开了记者会，提出1974年的报道思想就是 宣传元旦社论精神。记者会后，我回到记者站，参加了黄冈地委召开的地委机关动员大会，传达中央1号文件。内容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编的《林彪与 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以后又陆续发了之二、之三、之四。2月2日，《人民日报》刋登社论《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这样，批林批孔在全国各地全面开 展。当时有两本书在全国影响很大，一本是冯友兰的《论孔丘》，一本是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这两本书我都认真看过，我认为书中的道理讲得透彻，有 说服力。冯天瑜我看见过，他是红安人。一次他和他的同事，坐着一辆敞篷车，到麻城来办事。麻城县领导请他讲了一次课，我也参加了听课。他，看上去三、四十 岁，中等身材，浑身充满学究气，言语不多，不事张扬。过了若干年，有位台胞托他带《湖北文献》给我，我们有过书信往来。
2月中 旬，我和省、地报社的同志一起到林彪的家乡，黄冈县回龙山公社林家大湾去组写批林的稿件。记得1969年夏季，当时林彪正式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正是当红 时。我和我们大队的干部、贫下中农代表一起，坐着拖拉机，颠簸近百公里，虔诚地来这里参观林副统帅旧居。一进村，就有一座高大的壁照上，画着毛泽东和林彪 的巨幅画像，林彪手拿红宝书，笑着紧跟在毛泽东的后面，很引人注目。在林彪出生和以后生活的房子里，陈列着林家的原有实物。那时对林彪崇拜至极。事隔几 年，林彪成了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世事沧桑，何从说起！
林彪如何与孔丘挂了钩呢?因为林彪写过“克己复礼”、“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的条幅，这些词句是从《论语》里抄来的。因此认定林彪是孔子的徒子徒孙，挂钩进行批判。我们找了大队干部、小学教员、下乡青年以及当地驻军，更多的是曾 经在林彪家做过工的贫下中农座谈。联系林家过去的劣迹，批判林彪。记得我请了曾经在林家当过织布工的贫农女社员作广播录音讲话，谁知这位婆婆年岁大，一字 不识，录音时可费劲了。我说一句，她讲一句，还是讲不清楚。我说，林彪搞克己是假的，搞复礼是真的。她说，林彪搞克己复礼是假的，不是真的。结果把意思全 颠倒了。弄了多次，才改了过来。她还埋怨这太坳口了。我说，林彪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的倒车。她说，林彪是开倒车的司机。弄得我啼笑皆非。一篇几百字的广 播稿，录了整整一上午，才勉强录完。我们在林家大湾搞了一篇录音新闻《白羊山下战旗红》和这篇广播稿。这两篇报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任何地方也替代不了 的。
接着，我们大量组织歌颂文化大革命，批判“今不如昔”的报道。我和《湖北日报》记者周惕、吴芳桃一起，到麻城县宋埠区拜郊公 社采访组稿，合写了一篇长篇消息《齐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在《湖北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出，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以后，我又到各县，组写类似的稿件， 先后组写了《战地黄花分外香》、《批林批孔摆战场》、《无产阶级的本色》、《红旗漫卷舞东风》、《沸腾的工地，战斗的生活》、《批林批孔的主力军》、《举 水河畔，山花烂漫》等十几篇通讯、录音报道。这些报道，虽然事实是真实的，但都要与批林批孔挂勾，强加于人，使本来真实的东雨都改变了性质。
批林批孔还没有结束，又转入评法批儒斗争，后来又批《水浒》。把这些纯学术界的论争，硬要引入政治领域开展斗争。全国人民都被愚弄，我们掌握笔杆子 的更是被愚弄。也不让我们问个为什么？上面么样布置，就去找么样的典型来宣传，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知道这是江青一伙借题发 挥，指桑骂槐，变着法儿攻击周总理。周总理是亿万人民公认的好总理，他鞠躬尽瘁，为党为国为人民贡献了毕生精力。江青一伙知道周总理的声誉高，用对待老帅 们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就采取旁敲侧击的办法，愚弄人民，诋毁周总理。江青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当时来稿中都要大量引用毛主 席语录，有时也出现一些笑话，比如浠水一位通讯员，在稿件中引用毛主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不知怎么搞的，他却写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 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象这样的笔误，可以无限上纲，置作者于死地。然而，我只是把它当作笑话，一笑置之，没有作深究。新洲有位通讯员，把毛主席关于“高 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语录，写成“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这样的词语搭配间的错误，编辑和播音员都没有发现，被播出了。后来，广播听众来 信提出批评，才发现错误。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省电台不得不作出公开检讨。
农业学大寨
1973年底，湖北省委召开了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也是农村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期间，请来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到大会作了长篇报 告，报告整整讲了一天，从大寨讲到昔阳讲到全国，主要讲大寨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我听了这个报告。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担任了国务院的副总理。本来这次会 后，省委打算全面开展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运动。然而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凭空插进了一段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斗争，使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不得不让路于 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
直到1975年9月15日――9月19日，国务院在山西昔阳县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 平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结束以后，黄冈地区及时传达了会议精神。按照省委要求，黄冈必须在三年内普及大寨县。当时，黄冈地区已有新洲、浠水、罗田、英山通过 了大寨县的验收，被授予大寨县的称号。剩下的黄冈、麻城、广济、红安、黄梅、蕲春分别计划在七六、七七、七八年建成大寨县。
不久，编辑部召开记者会，专门研究农业学大寨的报道。
这以前，我和《湖北日报》的同志一起，已经对新洲、浠水、罗田、英山作了深入报道。比如1974年9月，麻城上五万多人治理举水，声势浩大。这年年 底，我和中央电台记者站的记者李云海、余心香一起到麻城采访，采写了录音报道《大别山下春意浓》。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
这 次以后，我和《湖北日报》的同志一起，逐县进行大规模的报道。特别是对英山农业学大寨的大规模报道印象很深。记得是1974年11月下旬到12月初，我和 周惕、吴芳桃同志一起，在英山采访了半个月，跑遍了英山的红山、金铺、石镇、南河、雷店、杨柳、草盘和长冲八个区，广泛与县、区、社、队干部接触，并与工 地的青年突击手、铁姑娘、社员代表举行多次座谈。当时英山已是全省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县。满溪坪移河改道工程刚完工，金铺万亩桑园建设已见成效，石镇张咀水 库正在建设，全县处处是战场。我们住在县城招待所里，从清晨到半夜，听到的都是工地传来的高音广播，远处轰轰的开山炮声。农民吃住在工地，一干就是几个 月。我们先后写了十篇通讯，连续报道英山学大寨的事迹，在《湖北日报》头版和省电台联播节目同时采用。其报道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质量之高，是前所未有 的。省报记者走后，我还在这里坚持报道到12月底，继续用广播特点，加强后续报道。这次报道，我与英山的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多少年后，英山的干部还经 常提起省电台的李记者，认为我平易近人，与群众不分彼此，吃苦耐劳，哪里艰苦就到哪里。
还有一次，我和省地新闻单位，到浠水前进 大队采访，也留下很深的印象。前进大队是全省农业战线上的老典型，与十月大队齐名。大队党支部书记邱宏祁也是一个老模范，和饶兴礼同时期。前进大队属于竹 瓦区的丘陵地带，水稻产量一直很高。农田基本建设标准高。我在这里住了近十天，采写了七个专题的报道，在省台《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节目，连续播出一个星 期，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加大报道的份量，我们几家新闻单位，常常协同作战，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报道一、两个重大典型。象麻 城、黄冈，我们都象英山那样作过集中报道，在全省造成声势。以后，我们又对广济、红安也作过大规模的报道。蕲春、黄梅当时还处于后进，等到他们赶上来的时 候，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淡化下来了。
1976年11月17日到21日，我和黄冈地区地、县领导一起，赴山西昔阳参观学习大寨经验。 历时十一天，亲眼看到了昔阳县各个参观点的现场。特别看得仔细的是大寨新村，虎头山、狼窝掌。为搞好大寨的录音，和接待站一位姓李的同志磨蹭了一上午。在 昔阳，我们看了李家庄公社的石坪大队，大寨公社的南垴大队、武家坪大队、厚庄大队，界都公社的西固壁大队，赵壁公社的南思贤大队，皋落公社的皋落大队，白 洋塔公社的白洋塔大队，阎庄公社的赵庄大队，还有县办秦山水库。路过石家庄时，瞻仰了烈士陵园，参观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夫事迹展览，瞻仰了他们的陵墓。这 次参观，由地委副书记郭实、秘书长常树声和军分区副司令员何太阳带队。我的好友龚应祥、朱志军、夏大英等同行，虽然天寒地冻，我们热情很高。这是我第一次 出远门。
难忘的1976年
1976年元旦刚过，我在红安县采访县委整风情况。 元月9日天刚亮，我照常听中央台早新闻广播。突然，哀乐声声，知道有大事了。谁知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宣布：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 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于元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我和 全国人民一样，心情非常沉重。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原来从小道消息中得知他患癌症重病多年，但一直坚持工作，确实是鞠躬尽瘁。我终止了在红安的采访，迅 速回到记者站。到街上买了一个大花圈，准备在15日的追悼会上用。然而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不准送花圈，也没有说出理由。元月15日，地委组织机关干 部，在小礼堂集中收看中央追悼会实况。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我们和地直机关一起，还是送了花圈。
这时，全国人民处在沉痛之中。而中 央新闻报刊电台上，都在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2月中旬，编辑部召开了记者会议，布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任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各条战线，特别是教 育、科技战线的成果，来歌颂大好形势，批判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报道口径要紧跟中央新闻单位。记者会结束以后，我马上赶到新洲，采写了《他们正在努 力作战》、《文艺革命的新花》两篇录音通讯，用该县化肥厂和大渡公社的事实，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算是作了一个表态。3月下旬到麻城。在这里先后跑了平畈、 山区公社，采写了反映麻城县农村合作医疗的录音通讯《春光灿烂，人寿年丰》和白果公社学理论的报道。4月6—9日，当我深入到大山区的三河公社铁厂采访 时，接到了编辑部电话，说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强调记者要站稳立场，立即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去。从4月到6月，我先后跑了麻 城、红安、英山的许多地方，写下了十多篇录音报道，歌颂了大好形势，批判右倾翻案风。其中也有不少佳作，如:录音通讯《红岗山下红烂熳》、《明灯指路》、 《高举红旗去战斗》，通讯《社员书记》等，在社会上产生很好的反响。
7月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朱老总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死了20多万人，全国一片紧张。8月16日，四川北部又发生一次强烈地震，全国处在恐慌之中。社会上谣传四起， 到处传播着地震消息。人们不敢在房屋里睡觉，纷纷在野外搭起了防震帐篷。正当这时，麻城龟山中学一位姓方的物理老师，利用土地磁搞地震测报。自称曾准确测 报了四川北部的强烈地震。并说从7月1日开始，发生土地磁曲线异常下降，一直持续了34天，到8月3日恢复正常。根据这一异常变化，可以判断在9月7日有 地震发生。土地磁曲线下降的幅度比四川地震时大4倍。利用公式推算，这次地震在离龟山100公里范国内。据分析，很可能在从潢川到团风的断裂岩上发生。因 为在1932年农历三月初一，曾在这条断裂岩上的黄土岗鹰山，发生过6级地震，十公里范围内倒房一片，至今留有一条断裂带。龟山中学用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 了麻城县委，麻城县委马上报告省、地委，省、地委高度重视，当即布置了防震工作。地委在小礼堂召开了全区防震工作会议。与此同时，黄梅县委也向地委打电话 报告，说8月28日，广济有4.8级地震发生。人们被唐山地震吓怕了，这样一来，成天人心惶惶，不知道哪天会祸从天降。
地震恐慌 最为严重的时候，我在英山采访。9月9日上午，我在地震棚里得到编辑部来电话紧急通知，要我马上回记者站待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么紧迫。吃午饭 时，县委办公室主任熊兴权神秘地小声告诉我，毛主席逝世了。我大吃一惊，好似五雷轰顶，不知怎么办好。下午，我立即乘车回到记者站，地区是一片沉静，地震 的恐慌一下解除了。人们担心的不再是地震，而是国家前途命运。
在这以前，黄冈地区各县都被女青少年集体自杀事件所困扰着。事件缘 于1973年，首先在革命老区的红安县，这一年连续发生了6起女青少年集体自杀事件，共死亡15人，当时省地都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不出所以然来。 到1974年，继续蔓延，红安又发生了5起，死亡14人。到1976年，女青少年集体自杀事件已蔓延到黄冈地区的所有县乡，其中浠水、麻城尤为严重。
为此，中央派出以中央委员尉凤英为首的调查组，对黄冈各县进行调查处理。重点是浠水、麻城。当时我在各县忙于采访，经常和调查组碰在一起。那时，以 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事件当然也带上阶级烙印。有次在麻城，听说尉凤英把县委书记逼得上墙，硬要从阶级感情上去找根源。不然，过不了关。地、县书记惶惶不可 终日。
当时地委作了深刻检查。地委在检查中说：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搞好农村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唯生产力论”的流毒没有肃清，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紧，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孔孟之 道和“四旧”、“三坏”等封、资、修的反动思想批的不力，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在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还相当低下，甚至 人权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对妇女生活上的关心爱护，许多地方做的不好，以致她们的婚姻问题，劳动报酬问题，上学读书问题，文化娱乐，福利照顾以及疾病医 疗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合理解决。”“对部分党员的生活作风纠正不力，在一些地方，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对农村女青少年的思想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影响。”“ 对基层干部作风、工作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教育帮助不够。少数干部作风恶劣，对群众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而搞管、卡、压这一套，这对女青少年集体自杀起了导 火索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的领导确实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是麻木不仁，出了问题既不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得力措施，也不及时上报”。有些基层同志 也存在一些糊涂认识，说什么“一没打她，二没骂她，女伢要死，我们管不了！”“吃有吃的，穿有穿的，自己去死，叫我么办”？“有的同志错误地认为，女青少 年集体自杀是怕苦怕累，这是一种糊涂观念。” “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由于党内走资派从各方面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在部分党员干部中产生了资产阶级生 活作风，利用职权搞特权，这是造成一部分女青少年不满甚至集体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找出了许多原因，无限上纲，以求脱身。
最后，由于粉碎“四人帮”，尉凤英等中央调查组，也就匆匆忙忙结束调查，回北京去了。而女青少年集体自杀事件不了了之。幸好以后就没有发生这类事件了。
民间的习惯说法，毛主席福大，他逝世后，社会上各种歪风刹住了，地震也没有了，女青少年集体自杀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过。
9月18日，全国举行追悼会。黄冈地区在新建的体育运动场举行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首先收听了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地委领导作了讲话。这 么大的会，全场鸦雀无声。我不小心把录音机搞响了一下，遭到周边所有人的怒目而视，我负疚地低下了头。9月份是消沉的一个月，从9月10日到18日，全国 所有广播电台停止了音乐播出，反复播出《告全国人民书》。追悼会过后，慢慢有些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在电台播出，但也为数不多。所有人的心情十分沉重，担心国 家的前途命运。到10月10日，有消息传出，揪出了四害即“四人帮”。10月14日，街上有打倒“四人帮”的标语和大字报。但地委领导再三强调，要与中央 保持一致。10月17日，地委负责人正式传达省委打招呼会议精神，讲到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一些重要决策经过。10月22日，地区在体育广场举行大会。与 会人员心情舒畅，会上宣读中央15、16号文件，地委领导作了讲话。然后宣读和通过了《向党中央和华主席的致敬电》，最后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 曲，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果然在三年时间内，全国面貌一新，社会安定，工农业生产一派欣欣向荣。人们的担心也就烟消雾散了。
记者秉笔留青史
字号12号14号16号 字色：
<上一页 回书目 左右键(← →)可上下翻页 鼠标双击滚屏
提 干
1971年5月初，县里派来两名干部，到大队考察我，说是要调我到县里去工作。这时的大队干部中，有不少人对我经常出外搞活动，在大队的时间少，有 些意见和牢骚。但也没有办法。也有些人怀有妒忌之心，认为“我们在大队苦做，他倒好，在外面有名有利，好亊都被他捞去了。”第一次考察，大队干部中原来的 老书记、现在的副书记程金山说了不少的坏话。县、区考察组把考察意见带回县去，县里认为不是这回事，决定派第二批考察组。第二批来考察的同志，改变了方 法，不是听个别人的意见，而是召开了大队干部座谈会，让大队领导班子集体作鉴定。大队党支部书记程本刚，大队长程焱和，在座谈会上作了全面介绍，说了我的 不少好话。当然也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我的群众基础很好，贫下中农代表一致说我的好话。考察组把这次考察情况带回县去，县里领导同意了。不久就电话通知， 要我马上到县政工组报到。看来，几年的积极分子没有白当，使县里对我有个好的印象，我这才有提干的机会。
5月中旬的一天，我带着 一个旧木箱子，里面装着几件破旧的换洗衣服和日用品，还有几十本书籍，到宋埠车站乘车到县城去报到。我刚满十岁的侄儿仲文，帮我拿些东西，一直把我送到车 站。这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依依不舍地离开我八年“抗日”之地。这八年虽然天天和日头打交道，却是我人生最辉煌的战斗岁月。有养育我的广大贫下中农，有并 肩作战的大队小队干部，有拥护我的广大“红三员”战友，有息息相关的热土，我怎么割舍得下呢？照说，“提干”是梦寐以求的，想都没有想到的大好事。然而， 我当时并没有太多的高兴。许多手续，是我到县城报到以后才办的。比如体检，是我到县城以后才到医院去走过场的。一些表格也是到县城以后再填的，还写了份自 传。当时的县革委会分为三大组，有政工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县革委会及其三大组都是军人当家，属于军管时期。我被临时安排在政工组，政工组长是县人武 部科长张照明，副组长有熊锦星。还有周密同志，是政工组下的宣传组长。
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五位，他们是夏开良，原是盐田河一个大 队的党支部书记，胡华政，铁门岗的一名民办教师，夏大英，是中驿公社的，李安明、龚守玉。三男三女，我年纪最大，29岁了。我和夏开良、胡华政三个人住一 间房子。就是县革委会办公楼的一楼。办公楼总共有三层，是县革委会最好的房子。夏开良分在组织组，胡华政在生产指挥组，我在政工组。当时，大家认为我能写 材料，就在宣传组搞通讯报道。这时的宣传组，是张薪樵负责通讯报道。我一到宣传组，经常跑公社大队，采写报道，《黄冈报》经常采用我写的稿件。我也奇怪， 在大队时，很难上《黄冈报》，这时却很容易。只要写，很少不被采用的。过去对我写作有指导、和我联系得多的江乐山同志，经常带我下乡去采访，这使我也不感 到为难。
两个月后，县革委会决定举办农业学大寨展览。馆址在老文化馆，是1958年修起来专门用来搞农业展览的一栋古典式房子， 后来交由文化馆使用。政工组抽李泽农和我负责搞这件事。李泽农是荆州人，大学毕业后分到麻城工作。他们一起到麻城工作的有戴臣信、张永佳、周用鑫、卢业 芳、张太元等上十位同志。他们为麻城农业科学的发展作了毕生的贡献。李泽农的写作水平高，是我提干后的第一位老师，对我帮助很大。我们从各单位抽调了十几 人来筹办展览，有巫英俊、丁少英(银行)、曾宪章（水利）等三人负责征集图片和摄影，还有负责征集实物的。选了七、八名女青年当讲解员。我的任务是写讲解 词，也协助征集展品.实物，经常跑乡间去采集。我过去很想学会摄影，没有机会。这次机会来了。因我是政工组的，虽然没有什么官衔，在县里牌子是大的，从各 单位抽来的人不得不听我一些。因此，我经常钻到洗印间去，看洗印照片的程序。拿着照相机出外去拍摄，不知道拍丢了多少胶卷。当时只讲政治，不计成本。这 样，在搞农业学大寨展览时，我抽空免费学会了摄影、洗印黑白照片的全套技术。多亏了我的这些义务老师，最使人怀念、应该感谢的是丁少英、曾宪章两位。丁少 英曾经到我们大队去过，原来就认识。而曾宪章与我第一次打交道，他热心挂肠，毫不保守，把拍摄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我。
农业学大寨 展览筹建了两个月，准备在国庆节期间向全县开放。县革委会领导邓萍、邓志国，还亲自到馆参观了预展。根据领导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可是，后来因为“九. 一三”林彪事件爆发，花销数万元的展览没有一次展出，不了了之地闲搁下来了。此后就卷入到批林批陈的运动中去了。
在筹建农业学大 寨展览之前，我们一起提干的其他五位，都被调到黄冈地区去了。我留了下来，中间几经传说，要调我到《湖北日报》去当记者，但一直没有动静。到展览筹建工作 结束，我被正式定在政工组的宣传组搞通讯干事。这年冬季，政工组的吕厚俊带我一起下乡，到乘马岗区的王福店一大队总结材料。王福店一大队是老红军、老模范 傅兴贵的家乡。党支部在傅兴贵的带领下，革命化搞得好。县政工组决定总结他们的材料，转发全县，号召向他们学习。吕厚俊同志是江西兴国人，学兽医的大学 生，文章也写得不错。他和我住在王福店街上的兽医站内。当时天气很冷，不时还下点小雪。我们在这里搞了半个月，主要是和大队干部座谈，终于把材料写成了。 赶回县城时，已经临近春节了。这时，得到黄冈地区革委会组织组的通知，调我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完春节就要去报到。
初当记者
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五就是1972年2月19日。因为头年闰五月，这年的春节过得晚。我赶到宋埠车站搭到武汉的客车，当时车票非常紧张。经过一番周 折，开后门买了一张站票。从宋埠站到武汉，按时赶到湖北电台报到。报到后，又回头到麻城和黄冈转走粮油户口和组织关系。在黄冈，和原先调来的五位同志集 会，大家特别高兴。事后，于2月23日按期赶到省广播电台。
我与广播有不解之缘。小学时我常到宋埠文化馆收听广播，觉得收音机这 个东西很奇妙，一个盒子怎么能够装下那么多人，又说又唱。中学时我设法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那个矿石收音机可麻烦哩！必须架设很高的天线，还要在晚上夜深 人静时收听，有一句没一句的，杂音很多，但当时听得很有兴趣的。回乡当农民后，辛辛苦苦地劳累一年，积累40多元钱，托叔父从县城带来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在办“红三员”时，这台不起眼的收音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每当中央电台有重要新闻预告时，我们都要候到半夜0时，用记录速度记下最新重要新闻，当即刻印 分发到各生产队，做到传达不过夜。后来我们还创办了大队广播室，自编自播本地好人好事和文艺演唱节目。广播伴随我从少年到成年，也引导我走上广播新闻工作 的道路 。
在省广播电台住下来以后，编辑组派了一位女同志黄帆，陪同我们到中山公园等处玩了个痛快。黄帆是位非常热情的同志，后 来在与记者站的交往中，和大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感情。记者站和通讯员交口称赞，为省电台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全省这次和我一起调到省电台工作的共有8位同 志，他们是：荆州的唐家海，黄石的李从德、刘友三，宜昌的唐开生，孝感的戴惠清，郧阳的欧阳遵义、范明祥，我们一起游中山公园时照了一些相。
从2月底开始，我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学习。当时，林彪事件已经公开，首先是批判林彪的叛国罪行。我在会上作了一次长篇发言。接着是学习毛主席 的新闻论著，有《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然后是进行广播新闻业务辅 导，编辑组副组长熊达同志，自始至终主持了培训学习。编辑组各个业务组的主要负责人，作了广播新闻业务辅导发言，介绍各种广播体裁的写作方法和各个节目的 方针、写作要求。熊达同志作了有关新闻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报告，刘万铭同志作了新闻课辅导报告，并介绍了《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节目和《对人民公 社社员广播》节目的对象、内容。梁遗高同志谈了采访的方法。刘万铭和粱遗高是科班出身，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王允渊同志讲了编辑部的职责、程序和各种体裁 的写作方法，寇伯权同志讲了记者应具备的条件和优良作风。最后，省广播局领导作了一些指示，军管干部谢秀泉介绍了省广播电台在“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记者站的性质和工作任务。局领导祝季伟作了总结。培训结束以后，各地调来的同志，原则上回各地区，开展记者站的建站工作。
培训学 习期间，我经常在思考：自已是一名普通的回乡知识青年，凭什么能来省广播电台工作呢？想来想去，没有什么个人关系。有的是家乡党组织的关怀，有的是父老乡 亲的抬爱，有的是个人的辛勤奋斗。自己只有好好工作，来报答家乡党组织和父老乡亲。培训学习结束时，我随手写了几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情。
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我是来自农村的一名新兵，
当我走上广播新闻战线时，
我的心声
和贫下中农一起共鸣：
毛主席对我们这样信任，
我们要永远跟着毛主席，
胜利前进！
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
无产阶级一定要去占领。
为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知道身上的担子重千斤。
为捍卫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我决心当一辈子红哨兵。
怀着满腔革命激情，
向党表决心：
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改造世界观永不停；
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根；
握紧笔杆闹革命，
当好工农兵的代言人；
努力办好广播，
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批林整风
赤胆忠心，跟党走，不辞艰辛。
跟路线，继续革命，不断前进。
党的号召作明灯，团结胜利是根本。
放眼量，锦绣美前程，有信心。
七亿人，眼睛明，批林陈，得教训。
学马列主义，明辨假真。
社会主义不太平，万里征途有斗争。
看祖国大地遍地春，气象新。
春天颂
七亿神州春意浓，
大地披绿，百鸟戏东风。
山欢水笑高歌颂，万方乐奏东方红。
望远还须攀高峰，
团结奋斗为了一个共。
放眼全球心潮涌，革命烈火分外熊。
编辑部规定，各地记者站实行双重领导，以省广播电台的领导为主。记者要自觉地主动地争取地委(宣传部)的领导。记者站的任务有四条：1.做好群众工 作，联系写稿。2.收集和反映情况。3.采写稿件，总结典型。4.反映群众对广播电视的意见。记者站的领导，编辑部由熊达、李成、寇伯权管，具体负责联系 工作的是黄帆。记者每人发收音机一部，每个记者站可以购置热水瓶两个，茶杯四个，痰盂一个，配自行车一辆。订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 志、《参考消息》、《湖北日报》各一份。活动经费(周转金)分地区远近可以领50—120元。边远的郧阳、恩施，来去不方便，规定领120元，黄石领50 元，我们黄冈领80元。
培训学习结束后，我弯路回到家中，与新婚燕尔的妻子相会，虽只分别一个多月，好象隔了三秋。在家中停留了三天，就赶到黄冈。向地委宣传组(部)汇报了湖北电台建记者站的方案。地委宣传组的副组长梅水先亲自听取汇报，并在地区小食堂设宴接风。
我们记者站的站址在地区小礼堂附近，七一小水库边上，是一栋木地板的小别墅。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建造，专门用来招待各县来地区开会的县委书记的。 文化大革命前，新华社、《湖北日报》和湖北电台记者站在这里办公。这次恢复建站，我们和《湖北日报》记者站仍然在这里办公。《湖北日报》记者站长周惕、记 者吴芳桃已先期到达。原在省电台记者站工作的王季超同志归还了记者站的一些用具。王季超是麻城铁门岗人，以前在记者站搞得比较好，留下许多佳话，“文革” 中回到黄冈地区宣传组工作。我们的建站工作，得到了地区宣传组(部)的大力支持和《湖北日报》记者站的热情帮助。然而也遇到过一些小麻烦。
当时，地区领导是军管和地方相结合。地方领导是廉希圣。廉希圣是麻城的老领导，当过麻城的县委书记，“文革”前调地委工作。调地委后，对麻城仍然很 关心，经常到麻城检查指导工作。我们大队一直是麻城县的先进典型，后来我们搞“红三员”，更是在全地区闻名。廉书记每次来我们大队检查指导工作，对“红三 员”那种超乎寻常的形式主义作法很有看法，多次讲到，“一个好端端的青年，被这些形式糟踏得不成样子。”然而这个被糟踏的好端端的青年，现在居然成了省电 台的记者，经常参加地区最高级别的会议和活动，心里有些转不过弯来。这年4月召开的地区宣传报道会议上，廉书记偶然遇到我，问我来做什么?地区宣传组的同 志介绍说，这是省广播电台的记者。廉书记毫不客气地说：“你也当上了省的记者，嗯！”给了我一个没趣。我并没有被他这种盛气凌人的样子而吓倒。我认为，我 不是农村的那个老土，是省电台的代表。我的活动是代表省电台的，省电台是省的宣传喉舌，你能把我怎办?你不理我，我可以找地区其他领导请示汇报。这时地区 一把手、军分区的董复汉政委和分管政工的周焕忠副政委，很支持记者站的工作，我就常与他俩联系，特别是周副政委，我联系的最多。
在宣传报道会议期间，来会上指导工作的《湖北日报》农村组负责人樊坤，提出要到附近农村去看看。樊坤同志是位老新闻工作者，和我们省广播局的祝季伟局长是 老同事，原来在省广播电台工作过。她听说省电台有记者参加会议，就提出让我和她一起下乡去。樊坤同志虽然是《湖北日报》的领导，却对我的工作很关怀和支 持，一路上鼓励我大胆工作。并嘱咐地区宣传组的同志，要支持记者站的工作。这是我当记者后的第一次下乡采访。
“五一”节前夕，我 放弃休假，到黄梅县去采访。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下乡采访。县报道组的周顺之一直陪同我。我先后采访了孔东公社五大队，曹坝公社五一大队，胡世柏公社农科所， 跑了十多天。和公社、大队、小队干部以及部份社员座谈采访了十多次，写成了《科学种田，越种越甜》，《群众性科学种田好》、《建中大队路线教育纪实》等三 篇稿件，共有一万三、四千字。稿件寄到编辑部后，老记者纪卓如给我来电话讲：“看了你寄来的稿件，我要向领导请示后再作处理。”我说：“为什么要请示领导 呢?”他笑了笑说：“请领导批准延长各节目的播出时间。”我知道他是说我写的稿件太长。省电台最长的节目只有半小时，半个小时用稿最多不超过5600字。 我的稿件没有一个节目容纳得下。我说：初当记者，采访得来的材料，是“和尚吃狗肉，块块是好的。”舍不得割舍，请纪老师笔下不留情，大刀阔斧地砍。纪卓如 问：“没有意见?”我说：“只要采用，没有意见。”经过纪卓如的重新编写，一篇稿件只缩做几百字播出。口说没有意见，听广播时总感觉太短了，不过瘾。纪卓 如是湖北电台有名的老记者，全省知名人士。他后来当选为我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建站的第一年，除了在地区和到省电台开会，我基本都在各县采访。由于我是从回乡知识青年一下子提上来，当省电台记者的，与上层领导接触还有些胆怯。这一 年，我主要跑基层，和基层干部社员打交道。有时也和一些县委、人武部的领导接触，多是和《湖北日报》记者一起。《湖北日报》记者站长周惕同志，是名老记 者，天门人。他的爱人魏英在我们电台工作。他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处处维护着我。我们经常一起下乡，一起采访。我和吴芳桃两人负责写初稿，每人一段，最后 由他修改定稿，发到报社。署名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湖北日报》记者。当时是不署记者个人名字的。我再根据广播特点，改写成广播稿，发回省广播电台编辑 部。这祥，我们亲密合作了几年，大家心情都很愉快。
我和各县报道组的关系非常融洽。到各县去采访写稿，总是与县报道组的同志扭在 一起，不分彼此。这年“五一”节，我来不及回家，就和黄梅县报道组的李金火一起，到他在白湖农村的家中去过节。这块地方很偏僻，平时很少有人去。听说来了 省的记者，感到很新鲜，纷纷跑来看，无意间给李金火家很大的面子。从此以后，每逢节日，象“五一”、“十一”、端午、中秋节，我没有回家和老婆团聚，而是 和县报道组的同志一起到农村“半边户”家中去过节，有意抬高搞通讯报道同志的社会地位，加深其在群众中的影响。这一年，我先后跑了黄冈、黄梅、广济、新 洲、浠水、罗田、英山、红安、蕲春、麻城等县，足迹跑遍了全地区各个县，并与各县报道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各县很重视通讯报道工作，每年要开一至两次会 议，县报道组一般配有两至三名专职干部。当时各县报道组的人员有：黄冈林仁寿、谢克非，麻城张自安、江乐山、徐立英，新洲雷荣、冯长泳，红安江绍高、方向 明，浠水潘国恒，缪煜南、陈介夫，英山黄慎之、汤维育，罗田阳仕恩、晏绍元、周新谱，蕲春陈寿、甘仕国、胡景元，黄梅周顺之、李金火，广济陈汉日、叶华， 地区王季超。
到记者站的第一年，建站工作取得了进展，记者站全面开展了工作。
新洲住点
1973年春节刚过，省里召开了五级干部会。会后，决定从省直机关，抽调三分之二的人到全省十三个县住点。省电台从记者站抽调七名记者参加省委工作队住点，我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点在新洲三店区前进公社三大队。这次到新洲住点的有五十多人，都是从省直机关抽调的。除我们这里外，还有红旗公社。红旗公社和前进公社相距不 远，都在举水河边，新（新洲）麻（麻城）公路边，属平畈地区，主产小麦、棉花。省委工作队在我们住点的前进公社三大队。我们有十多人住在十七生产队。工作 队的带队领导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政委朱业奎，省委副秘书长吴光治。工作队长是马继民。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从省委办、省农办抽调的张明修、罗斌、 张光耀、陈旭东等同志。住点的主要任务是批林整风、大办农业。要求队员多听少说，做耳目，多反映情况，为省委决策做参谋。
我们是 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于2月23日到达新洲县城的，在县城培训学习了三天。新洲县委书记（此时也是黄冈地委副书记）陈焕彬向我们介绍了全县的情况。当时农村 政策过“左”，把什么都说成是资本主义，新洲首先在全省提出“拖拉机往哪里开?板车往哪里拉？······”等几个往哪里的问题。为了大办农业，县委发了 9号文件，提出十个不准。搞得农民除了种地外，什么也不能搞。记得我们小队的一位农民，把自己下的瓜秧拿到街上去卖，被区干部撒得满街都是，说这是搞资本 主义。我们住的前进三大队，本是平畈地区，自然条件非常好，但也穷得使人寒心，许多人家连我们工作组吃一顿普通饭都无法应酬。我们来这里住点，大小队干部 都欢迎。我们和社员一起出工，在社员家派饭吃。只是人数太多，一般人家招待不了，多安排在家境稍好的几家轮班转。开始，我们和社员一起上工。后来我向工作 队长建议，我们单独办一块试验地，亲自参加小麦、棉花生产的全过程。工作队长很赞成。于是，我们选了离湾子不远的一块地，作为参加劳动的试验地。这块地有 一亩多一点。平时我们七八个人，就在这块地里劳动。大畈里忙时，我们也去帮忙。记得收获油菜籽时，我们到大畈去拔油菜杆，活并不重。省委副秘书长吴光治， 已是快70岁的人了，身体虚弱，长得较胖。在拔油菜杆时，不小心把腰扭了，用吉普车送回省里，治疗十多天才好。我们去看望他时，他还再三嘱咐，注意不要把 腰扭了。5月20号以后，农村进入“四抢”，即抢收割、抢播种、抢打场、抢进仓。这是农村中一年最忙的时候。我私下对工作组的同志讲：平时我们可以少做一 点，社员群众不在乎。做多了还抢了他们的活计，影响他们挣工分。现在“四抢”，我们要豁出命去干，最受农民欢迎。我们几位同志，每天汗渍渍的，和社员一起 割麦子，挑草头，上麦堆。百把斤的草头，咬着牙挑，咬着牙上。社员们见了，十分心疼，各家做好的麦粑，自己顾不得吃，都送给我们，非要我们吃不可。我们一 连干了个把星期，人也累的够呛，肩膀都压肿了，脚酸手软，坐下来就不想动。县委听说我们劳动很吃苦，派车把我们接到县城去。说是开会整顿，实质是让我们休 息。我们这样苦干，虽然没有几天，却给社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少年后，提起省委工作组，人们还啧啧称赞：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干部。事后，省委工作组的同 志们，说我当大队干部当成了精。
再说我们的棉花试验地。我们住点的十七生产队，有一位省劳模，植棉能手朱香庭，种的棉花在全县都 很有名气，亩产皮棉一直在300斤以上。当时新洲经常搞评比参观，常常不顾棉花生产规律，该控的时候却猛下肥，结果使棉花疯长，最后只长叶子少结桃，严重 影响棉花产量。各地吃够了形式主义的苦头，但是又没有办法抵制。朱劳模的棉花产量高，固然有一套种植技术，而主要是形式主义搞得少一点。我们的试验地，完 全按我说的做。因为我也是种植棉花的出身，在当农民“抗日”的八年里，棉花种植技术我学到了不少，关键的几手也能熟练地掌握。种棉，是我的拿手好戏。加上 我们有省委工作组的大牌子挡着，任何人也左右不了我们的作法。我们认真地按植棉规律办事，该控的时候控，该下肥的时候下，“疯长”苗头一出现，就实行镇压 控苗。不时还请教朱劳模。我还用朱劳模的名义，写了一组《朱劳模谈种棉》的稿件，在省台农村节目连续播出。《湖北日报》也刊登了。到下半年，我们离队后， 我们的这块试验地单捡棉花，折合亩产360多斤，比朱劳模的试验地还要多十几斤。我们种棉高产的名气一下就传开了。第二年，我们虽然不在这里住点了，当地 生产队和区社干部，还把我们的名字写在试验地的牌子上。并经常来信，要我们去指导。种棉花试验地的成功，要说技术也有点，但主要是实事求是，不搞形式主义 的花架子。
到了8月，也就是党的“十大”召开前夕，省电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记者结束住点，准备参与重要报道活动。这时，省委 也决定撤回工作组。我们在8月中旬，没有与大、小队干部和社员打任何招呼，回县城搞总结。这样做，免得干部群众搞欢送。事后，干部群众一再称赞，多么好的 领导啊！8个月的劳动住点就这样结束了。8个月，我共发回稿件14篇，其中内参稿件6篇，稿件质量较好，受到编辑部和局台领导的点名表彰。
记者站长
1973年8月，住点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是，仍然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路线。编辑部召开了记者会。记者会期间，一边收看“十大”新闻，一边学习讨论，研究下段的新闻报道重点。
经过在新洲大半年的住点，我与省直机关的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后很长时间，与张明修、罗斌、张光耀保持了书信联系。同时，也增长了我的工作才 干，比以前大胆多了。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除了编辑部和地委的重要会议点名参加外，大部分时间跑各县，黄冈地区的十个县都留有我的足迹，象罗田、黄梅，跑 得更多一点。罗田是全省林业的一面旗帜，黄梅是地委的工作点。在跑各县的过程中，与各县报道组的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每次下乡回到记者站，就要收到各县 报道组寄的一大堆信件。多数是要求到该县去指导工作，或是要求帮忙推荐稿件。当时，各级领导很重视宣传舆论工作，把报纸、电台作为舆论工具，作为党的宣传 喉舌。地区和县、区每年要开一至两次通讯报道会，会上都要通报各县发稿用稿情况，无形地形成了竞赛。各县报道组的压力很大。党委也很注重宣传，一段时间报 纸上无名，电台上无声，县委书记就要找报道组布置任务。象麻城、英山等县，把报道组设在县委办公室，更便于了解县委意图，及时进行报道。这样，对我们记者 站也加重了担子。我们到各县去采访，受到热情的招待，吃县委中灶。到区、社的招待，比上级领导到该地检查工作的招待规格还高。吃了人家的手软，所写的稿件 不及时用出去，总感到对人不住，下次就没有脸面到那个县去。有次，我们到麻城铁门岗区的王岗公社八一大队去采访，八一大队是在新洲县境内的一块飞地，该大 队是县、区人武部的先进单位，但当时还是很穷。我们无法在该大队找到住处，返回到新洲潘塘街上供销社的一个旅店住。旅店服务员听说我们是记者，马上与她的 领导作了汇报。供销社胡主任亲自出面接待，潘塘区委书记和宣传干事一起亲自登门看望。当晚，安排用拖拉机送我们去看他们宣传队的文艺演出，第二天又让我们 到潘塘区各地参观，招待非常丰盛。在这里我们没有报道任务。这样一来，我们不写点东西，就对人不住了。于是，我们只得改变报道计划，临时在这里采写了区供 销社熬制土农药服务农业一稿，在省电台联播节目和《湖北日报》上采用了，我们心里才踏实。后来，就凭这篇报道，潘塘供销社居然被新洲县供销联社和县革委会 评为支农先进单位。潘塘供销社胡主任也成了先进工作者。潘塘区委书记和胡主任多次托麻城铁门岗区报道组的朱慧同志带信给我，欢迎我再去。我哪里还敢去！
说实话，当时我们去采访，不怕人家招待不热情，就怕人家太热情。越是招待热情，责任心越大，生怕所采写的稿件用不出去，或不能及时采用。稿件发回编 辑部，多次打电话催用。编辑部为此事非常为难。记者来稿多，节目时间有限，哪能篇篇采用的？为此事，记者和编辑部经常产生矛盾。1974年4月，为此事我 对编辑部说了许多难以接受的怪话，负责记者工作的熊达同志，不得不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你最近的一些来信中，对编辑部提了不少意见，有些意见引起了我 们的注意，正在研究改正。但从来信中，也感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自己。你来电台时间不长，表现比较突出、好学、肯钻、干劲大、有朝气、进步快、工作有 成绩。对你的长处，对你的进步，领导上是看到的，曾经多次给予表扬。但是，你也有缺点，即不虚心，有些骄傲。七二年冬，在浠水采访时，有的同志反映过。最 近你写的第一季度小结，骄傲情绪有所显露。最近你的来信，又明显地流露了骄傲自满情绪。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熊达同志的 信，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致命缺点。读着他的信，我一面脸红，一面惭愧。我离开学校走入社会以来，一直是受表扬。这个表彰，那个讲用，把我捧到天上。从来 没有那位领导或同志，指出过我的缺点错误。我觉得熊达同志确实是我的好领导，推心置腹地和我谈心，一针见血负责任地指出我的缺点错误。自此以后，我收敛多 了。经常以这封信来自省检查。
省广播局长祝季伟很重视记者站的建设，特别重视记者站的组织建设，记者素质的培养提高。每次记者会他都要亲临讲话，给记者很多的鼓励，对我更是另眼相看。在广播电台工作期间，我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曾被评为省厅的先进工作者。这些，为我的成长铺平了道路。
我在新洲住点的时候，省局政治处就派人来向省委工作队了解我的表现。工作队的同志和我开过玩笑，说我要被提拔。我还不相信，因为我来电台不到两年时 间，多少老编辑记者比我强得多。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经过邓小平整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所改善，但知识分子的地位还没有提高。我们从各县调来的一批记 者，认为是好苗子，进省台来掺沙子，改变臭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我就是在这种时候，受到领导上的青睐。1975年7月，省电台来文，任命我为黄冈记者 站长。同时被任命的有：荆州记者站长金智敏，咸宁记者站长王映明，宜昌记者站长彭耀书，黄石记者站长鲜开衍。这四位是广播电台的老同志。只有我是调进电台 才三年多的新同志。得到这个任命，我自觉不够格，不好意思履行站长职务。我将任命书送到地委宣传部，宣传部的同志们热烈为我祝贺，我脸上一红一红的，感到 不好意思。
说起记者站，其实长期只有我一个人。站长是我，记者也是我。中间有两位同志来站工作过。先是杨龙希同志，这是一位踏实 工作、任劳任怨的老同志，江苏人，他的爱人在江西九江地质队工作，一直无法调到我省。编辑部为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让他到黄冈站帮助工作。他真心实意地帮 助我，我很受教益。后来，李柏贵同志调来工作过年把时间，李柏贵是浠水麻桥人，家中困难，老婆孩子在农村，两地分居，在编辑部办军事节目。为照顾他，编辑 部让来黄冈站工作，来站后就到地委在策湖的点上去了。住完点后就调回省局，实际没有在站里工作过。我虽是一个人，却搞得很火热，有三股力量一直支持我，也 是我的依靠，一是各县报道组，二是地委宣传部和地直各部门，三是《湖北日报》记者站和《黄冈报》。有这三股力量的支持，我的工作一直得心应手。
批林批孔
1974年元旦，两报一刋发出《元旦献词》的社论，大张旗鼓地为批林批孔运动作舆论准备。年前，编辑部召开了记者会，提出1974年的报道思想就是 宣传元旦社论精神。记者会后，我回到记者站，参加了黄冈地委召开的地委机关动员大会，传达中央1号文件。内容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编的《林彪与 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以后又陆续发了之二、之三、之四。2月2日，《人民日报》刋登社论《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这样，批林批孔在全国各地全面开 展。当时有两本书在全国影响很大，一本是冯友兰的《论孔丘》，一本是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这两本书我都认真看过，我认为书中的道理讲得透彻，有 说服力。冯天瑜我看见过，他是红安人。一次他和他的同事，坐着一辆敞篷车，到麻城来办事。麻城县领导请他讲了一次课，我也参加了听课。他，看上去三、四十 岁，中等身材，浑身充满学究气，言语不多，不事张扬。过了若干年，有位台胞托他带《湖北文献》给我，我们有过书信往来。
2月中 旬，我和省、地报社的同志一起到林彪的家乡，黄冈县回龙山公社林家大湾去组写批林的稿件。记得1969年夏季，当时林彪正式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正是当红 时。我和我们大队的干部、贫下中农代表一起，坐着拖拉机，颠簸近百公里，虔诚地来这里参观林副统帅旧居。一进村，就有一座高大的壁照上，画着毛泽东和林彪 的巨幅画像，林彪手拿红宝书，笑着紧跟在毛泽东的后面，很引人注目。在林彪出生和以后生活的房子里，陈列着林家的原有实物。那时对林彪崇拜至极。事隔几 年，林彪成了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世事沧桑，何从说起！
林彪如何与孔丘挂了钩呢?因为林彪写过“克己复礼”、“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的条幅，这些词句是从《论语》里抄来的。因此认定林彪是孔子的徒子徒孙，挂钩进行批判。我们找了大队干部、小学教员、下乡青年以及当地驻军，更多的是曾 经在林彪家做过工的贫下中农座谈。联系林家过去的劣迹，批判林彪。记得我请了曾经在林家当过织布工的贫农女社员作广播录音讲话，谁知这位婆婆年岁大，一字 不识，录音时可费劲了。我说一句，她讲一句，还是讲不清楚。我说，林彪搞克己是假的，搞复礼是真的。她说，林彪搞克己复礼是假的，不是真的。结果把意思全 颠倒了。弄了多次，才改了过来。她还埋怨这太坳口了。我说，林彪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的倒车。她说，林彪是开倒车的司机。弄得我啼笑皆非。一篇几百字的广 播稿，录了整整一上午，才勉强录完。我们在林家大湾搞了一篇录音新闻《白羊山下战旗红》和这篇广播稿。这两篇报道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任何地方也替代不了 的。
接着，我们大量组织歌颂文化大革命，批判“今不如昔”的报道。我和《湖北日报》记者周惕、吴芳桃一起，到麻城县宋埠区拜郊公 社采访组稿，合写了一篇长篇消息《齐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在《湖北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出，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以后，我又到各县，组写类似的稿件， 先后组写了《战地黄花分外香》、《批林批孔摆战场》、《无产阶级的本色》、《红旗漫卷舞东风》、《沸腾的工地，战斗的生活》、《批林批孔的主力军》、《举 水河畔，山花烂漫》等十几篇通讯、录音报道。这些报道，虽然事实是真实的，但都要与批林批孔挂勾，强加于人，使本来真实的东雨都改变了性质。
批林批孔还没有结束，又转入评法批儒斗争，后来又批《水浒》。把这些纯学术界的论争，硬要引入政治领域开展斗争。全国人民都被愚弄，我们掌握笔杆子 的更是被愚弄。也不让我们问个为什么？上面么样布置，就去找么样的典型来宣传，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知道这是江青一伙借题发 挥，指桑骂槐，变着法儿攻击周总理。周总理是亿万人民公认的好总理，他鞠躬尽瘁，为党为国为人民贡献了毕生精力。江青一伙知道周总理的声誉高，用对待老帅 们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就采取旁敲侧击的办法，愚弄人民，诋毁周总理。江青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当时来稿中都要大量引用毛主 席语录，有时也出现一些笑话，比如浠水一位通讯员，在稿件中引用毛主席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不知怎么搞的，他却写成“一怕不苦，二怕不死”。 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象这样的笔误，可以无限上纲，置作者于死地。然而，我只是把它当作笑话，一笑置之，没有作深究。新洲有位通讯员，把毛主席关于“高 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语录，写成“高贵者最聪明，卑贱者最愚蠢”。这样的词语搭配间的错误，编辑和播音员都没有发现，被播出了。后来，广播听众来 信提出批评，才发现错误。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省电台不得不作出公开检讨。
农业学大寨
1973年底，湖北省委召开了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也是农村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期间，请来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到大会作了长篇报 告，报告整整讲了一天，从大寨讲到昔阳讲到全国，主要讲大寨道路的两条路线斗争。我听了这个报告。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担任了国务院的副总理。本来这次会 后，省委打算全面开展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运动。然而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凭空插进了一段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斗争，使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不得不让路于 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
直到1975年9月15日――9月19日，国务院在山西昔阳县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邓小 平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结束以后，黄冈地区及时传达了会议精神。按照省委要求，黄冈必须在三年内普及大寨县。当时，黄冈地区已有新洲、浠水、罗田、英山通过 了大寨县的验收，被授予大寨县的称号。剩下的黄冈、麻城、广济、红安、黄梅、蕲春分别计划在七六、七七、七八年建成大寨县。
不久，编辑部召开记者会，专门研究农业学大寨的报道。
这以前，我和《湖北日报》的同志一起，已经对新洲、浠水、罗田、英山作了深入报道。比如1974年9月，麻城上五万多人治理举水，声势浩大。这年年 底，我和中央电台记者站的记者李云海、余心香一起到麻城采访，采写了录音报道《大别山下春意浓》。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
这 次以后，我和《湖北日报》的同志一起，逐县进行大规模的报道。特别是对英山农业学大寨的大规模报道印象很深。记得是1974年11月下旬到12月初，我和 周惕、吴芳桃同志一起，在英山采访了半个月，跑遍了英山的红山、金铺、石镇、南河、雷店、杨柳、草盘和长冲八个区，广泛与县、区、社、队干部接触，并与工 地的青年突击手、铁姑娘、社员代表举行多次座谈。当时英山已是全省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县。满溪坪移河改道工程刚完工，金铺万亩桑园建设已见成效，石镇张咀水 库正在建设，全县处处是战场。我们住在县城招待所里，从清晨到半夜，听到的都是工地传来的高音广播，远处轰轰的开山炮声。农民吃住在工地，一干就是几个 月。我们先后写了十篇通讯，连续报道英山学大寨的事迹，在《湖北日报》头版和省电台联播节目同时采用。其报道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质量之高，是前所未有 的。省报记者走后，我还在这里坚持报道到12月底，继续用广播特点，加强后续报道。这次报道，我与英山的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多少年后，英山的干部还经 常提起省电台的李记者，认为我平易近人，与群众不分彼此，吃苦耐劳，哪里艰苦就到哪里。
还有一次，我和省地新闻单位，到浠水前进 大队采访，也留下很深的印象。前进大队是全省农业战线上的老典型，与十月大队齐名。大队党支部书记邱宏祁也是一个老模范，和饶兴礼同时期。前进大队属于竹 瓦区的丘陵地带，水稻产量一直很高。农田基本建设标准高。我在这里住了近十天，采写了七个专题的报道，在省台《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节目，连续播出一个星 期，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加大报道的份量，我们几家新闻单位，常常协同作战，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报道一、两个重大典型。象麻 城、黄冈，我们都象英山那样作过集中报道，在全省造成声势。以后，我们又对广济、红安也作过大规模的报道。蕲春、黄梅当时还处于后进，等到他们赶上来的时 候，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淡化下来了。
1976年11月17日到21日，我和黄冈地区地、县领导一起，赴山西昔阳参观学习大寨经验。 历时十一天，亲眼看到了昔阳县各个参观点的现场。特别看得仔细的是大寨新村，虎头山、狼窝掌。为搞好大寨的录音，和接待站一位姓李的同志磨蹭了一上午。在 昔阳，我们看了李家庄公社的石坪大队，大寨公社的南垴大队、武家坪大队、厚庄大队，界都公社的西固壁大队，赵壁公社的南思贤大队，皋落公社的皋落大队，白 洋塔公社的白洋塔大队，阎庄公社的赵庄大队，还有县办秦山水库。路过石家庄时，瞻仰了烈士陵园，参观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夫事迹展览，瞻仰了他们的陵墓。这 次参观，由地委副书记郭实、秘书长常树声和军分区副司令员何太阳带队。我的好友龚应祥、朱志军、夏大英等同行，虽然天寒地冻，我们热情很高。这是我第一次 出远门。
难忘的1976年
1976年元旦刚过，我在红安县采访县委整风情况。 元月9日天刚亮，我照常听中央台早新闻广播。突然，哀乐声声，知道有大事了。谁知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宣布：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 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于元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我和 全国人民一样，心情非常沉重。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原来从小道消息中得知他患癌症重病多年，但一直坚持工作，确实是鞠躬尽瘁。我终止了在红安的采访，迅 速回到记者站。到街上买了一个大花圈，准备在15日的追悼会上用。然而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不准送花圈，也没有说出理由。元月15日，地委组织机关干 部，在小礼堂集中收看中央追悼会实况。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我们和地直机关一起，还是送了花圈。
这时，全国人民处在沉痛之中。而中 央新闻报刊电台上，都在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2月中旬，编辑部召开了记者会议，布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任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各条战线，特别是教 育、科技战线的成果，来歌颂大好形势，批判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报道口径要紧跟中央新闻单位。记者会结束以后，我马上赶到新洲，采写了《他们正在努 力作战》、《文艺革命的新花》两篇录音通讯，用该县化肥厂和大渡公社的事实，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算是作了一个表态。3月下旬到麻城。在这里先后跑了平畈、 山区公社，采写了反映麻城县农村合作医疗的录音通讯《春光灿烂，人寿年丰》和白果公社学理论的报道。4月6—9日，当我深入到大山区的三河公社铁厂采访 时，接到了编辑部电话，说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强调记者要站稳立场，立即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去。从4月到6月，我先后跑了麻 城、红安、英山的许多地方，写下了十多篇录音报道，歌颂了大好形势，批判右倾翻案风。其中也有不少佳作，如:录音通讯《红岗山下红烂熳》、《明灯指路》、 《高举红旗去战斗》，通讯《社员书记》等，在社会上产生很好的反响。
7月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朱老总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死了20多万人，全国一片紧张。8月16日，四川北部又发生一次强烈地震，全国处在恐慌之中。社会上谣传四起， 到处传播着地震消息。人们不敢在房屋里睡觉，纷纷在野外搭起了防震帐篷。正当这时，麻城龟山中学一位姓方的物理老师，利用土地磁搞地震测报。自称曾准确测 报了四川北部的强烈地震。并说从7月1日开始，发生土地磁曲线异常下降，一直持续了34天，到8月3日恢复正常。根据这一异常变化，可以判断在9月7日有 地震发生。土地磁曲线下降的幅度比四川地震时大4倍。利用公式推算，这次地震在离龟山100公里范国内。据分析，很可能在从潢川到团风的断裂岩上发生。因 为在1932年农历三月初一，曾在这条断裂岩上的黄土岗鹰山，发生过6级地震，十公里范围内倒房一片，至今留有一条断裂带。龟山中学用电话将这一情况报告 了麻城县委，麻城县委马上报告省、地委，省、地委高度重视，当即布置了防震工作。地委在小礼堂召开了全区防震工作会议。与此同时，黄梅县委也向地委打电话 报告，说8月28日，广济有4.8级地震发生。人们被唐山地震吓怕了，这样一来，成天人心惶惶，不知道哪天会祸从天降。
地震恐慌 最为严重的时候，我在英山采访。9月9日上午，我在地震棚里得到编辑部来电话紧急通知，要我马上回记者站待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么紧迫。吃午饭 时，县委办公室主任熊兴权神秘地小声告诉我，毛主席逝世了。我大吃一惊，好似五雷轰顶，不知怎么办好。下午，我立即乘车回到记者站，地区是一片沉静，地震 的恐慌一下解除了。人们担心的不再是地震，而是国家前途命运。
在这以前，黄冈地区各县都被女青少年集体自杀事件所困扰着。事件缘 于1973年，首先在革命老区的红安县，这一年连续发生了6起女青少年集体自杀事件，共死亡15人，当时省地都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不出所以然来。 到1974年，继续蔓延，红安又发生了5起，死亡14人。到1976年，女青少年集体自杀事件已蔓延到黄冈地区的所有县乡，其中浠水、麻城尤为严重。
为此，中央派出以中央委员尉凤英为首的调查组，对黄冈各县进行调查处理。重点是浠水、麻城。当时我在各县忙于采访，经常和调查组碰在一起。那时，以 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事件当然也带上阶级烙印。有次在麻城，听说尉凤英把县委书记逼得上墙，硬要从阶级感情上去找根源。不然，过不了关。地、县书记惶惶不可 终日。
当时地委作了深刻检查。地委在检查中说：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搞好农村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唯生产力论”的流毒没有肃清，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紧，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孔孟之 道和“四旧”、“三坏”等封、资、修的反动思想批的不力，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在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还相当低下，甚至 人权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对妇女生活上的关心爱护，许多地方做的不好，以致她们的婚姻问题，劳动报酬问题，上学读书问题，文化娱乐，福利照顾以及疾病医 疗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合理解决。”“对部分党员的生活作风纠正不力，在一些地方，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对农村女青少年的思想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影响。”“ 对基层干部作风、工作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教育帮助不够。少数干部作风恶劣，对群众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而搞管、卡、压这一套，这对女青少年集体自杀起了导 火索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的领导确实重视不够，甚至可以说是麻木不仁，出了问题既不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得力措施，也不及时上报”。有些基层同志 也存在一些糊涂认识，说什么“一没打她，二没骂她，女伢要死，我们管不了！”“吃有吃的，穿有穿的，自己去死，叫我么办”？“有的同志错误地认为，女青少 年集体自杀是怕苦怕累，这是一种糊涂观念。” “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由于党内走资派从各方面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在部分党员干部中产生了资产阶级生 活作风，利用职权搞特权，这是造成一部分女青少年不满甚至集体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找出了许多原因，无限上纲，以求脱身。
最后，由于粉碎“四人帮”，尉凤英等中央调查组，也就匆匆忙忙结束调查，回北京去了。而女青少年集体自杀事件不了了之。幸好以后就没有发生这类事件了。
民间的习惯说法，毛主席福大，他逝世后，社会上各种歪风刹住了，地震也没有了，女青少年集体自杀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过。
9月18日，全国举行追悼会。黄冈地区在新建的体育运动场举行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首先收听了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地委领导作了讲话。这 么大的会，全场鸦雀无声。我不小心把录音机搞响了一下，遭到周边所有人的怒目而视，我负疚地低下了头。9月份是消沉的一个月，从9月10日到18日，全国 所有广播电台停止了音乐播出，反复播出《告全国人民书》。追悼会过后，慢慢有些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在电台播出，但也为数不多。所有人的心情十分沉重，担心国 家的前途命运。到10月10日，有消息传出，揪出了四害即“四人帮”。10月14日，街上有打倒“四人帮”的标语和大字报。但地委领导再三强调，要与中央 保持一致。10月17日，地委负责人正式传达省委打招呼会议精神，讲到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一些重要决策经过。10月22日，地区在体育广场举行大会。与 会人员心情舒畅，会上宣读中央15、16号文件，地委领导作了讲话。然后宣读和通过了《向党中央和华主席的致敬电》，最后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 曲，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抓纲治国，三年大见成效。果然在三年时间内，全国面貌一新，社会安定，工农业生产一派欣欣向荣。人们的担心也就烟消雾散了。
- 注册
- 2002-12-16
- 消息
- 5,278
- 荣誉分数
- 83
- 声望点数
- 158
嗯，一纸酸菜味，满腔热血愤。能和您平起平坐能好到哪去啊？
要和我『平起平坐』？这欢迎。可是，小妹妹得忍受这『酸菜味』哦。况且有时我还是很凶的，时刻都在『横眉冷对千夫指』，你不怕吓着吗？
西方民主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导，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但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
左派们公然地恐吓人民，说只有X党才能给国家带来“和谐”，而右派却希望天下大乱。其实右派，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X党希望“ 和谐”，但那并不是国家的和谐，并不是全体人民的和谐，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和谐”。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国家、为所欲为的“和谐”。 他们的统治“和谐”了，老百姓就更会不和谐，就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所以右派们 要废止一党专政!
左派们公然地恐吓人民，说只有X党才能给国家带来“和谐”，而右派却希望天下大乱。其实右派，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X党希望“ 和谐”，但那并不是国家的和谐，并不是全体人民的和谐，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和谐”。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国家、为所欲为的“和谐”。 他们的统治“和谐”了，老百姓就更会不和谐，就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所以右派们 要废止一党专政!
- 注册
- 2004-07-25
- 消息
- 33,821
- 荣誉分数
- 375
- 声望点数
- 243
shoppingcart
新人
- 注册
- 2003-05-24
- 消息
- 3,473
- 荣誉分数
- 31
- 声望点数
- 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