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论》

[兔兔]

《蒋经国论》 作者 曹聚仁 人民出版社 出版 （节选）


序言

曹雷曹景行

　　父亲的《蒋经国论》先有上海版（1948年），那可能是中国第一部论述经国先生的著作。五十年代后父亲移居香港，不几年又把《蒋经国论》几乎重写了一遍，才有台北政要争着去"太子道"而避开"皇后道"的譬喻。父亲写沪版和港版时，处境有很大的不同，心情和用意或也有异，但已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论者和被论者都早已作古。

　　这不是一部传记，只是作者将他不同时期对蒋经国的评述集成的一个集子。1997年我们将两版合为一册，首次在台湾出版，这样，反而可更清楚地让读者知道曹聚仁心中的蒋经国是什么样子的。这次，又是首次以简体字版与内地读者见面。

　　六十年前抗日战争烽火初起，父亲从书斋走上战场，当起中央社的战地特派员，主要游走在长江以南的第三战区，才有机会到赣南与蒋经国先生相识、相知。后来更在赣州安下了家，为经国先生主办《正气日报》。在经国先生那里，父亲是客卿身份。经国先生可能视他为友为师，却从来未把他当作自己的下属。母亲邓珂云七十多岁去世前，还记得那年春节，经国先生让勤务兵挑着一担年货，随他大年初一清早踏雪上门拜年，一进门他就抱起才牙牙学语的曹雷。

　　但父亲毕竟只是书生，虽然是一个对政治有兴趣的书生。经国先生周围一旦有人玩起政治派系的游戏，也就到了书生出局的时候。即使如此，父亲在辞去《正气日报》的工作后，仍然有不少机会同经国先生挑灯夜谈，直到1949年后，一个去了台北，一个去了香港。父亲两个不同版本的《蒋经国论》，正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及《采访外记》中，对他们两人那段时间的交往也有不少的记录。

　　五十年代以后父亲与经国先生的关系，或许是许多人最感兴趣的，但也是最难弄清楚的。从已经公开的史料中可以知道，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父亲确实成为台北与北京的沟通管道，台北那头应该就是经国先生。父亲晚年常自喻为波兰小说家亨利克·显克维支（1846－1916）笔下的"灯台守"，他无非就是守在香港这块地方，等待国共两党"床头打，床尾和"。等到贫病交加的暮年，父亲终于留下"经国不愿当李后主"这样的话。

　　父亲是在失望中去世的，比经国先生早走了15年半。不久前，一位熟知经国先生脾性的人士告诉我们，经国先生做事从来不留下片纸只字。那么，父亲与经国先生最后二十年的交往中究竟还有哪些事情，很可能会成为永久的秘密。

　　大陆上一两位以"曹聚仁研究"出了名的人，只不过凭着少许已经公开的史实，加上许多自己的想象或以讹传讹的奇闻，不断编写长篇文章，当不得真的。海外也有人声称自己曾参与国共之间的事情，但以他们当年的资历和工作，最多只能知道一些皮毛，也当不得真。

　　历史中的因缘往往是奇特的。没有与经国先生的那层关系，父亲下半生的日子可能会不相同，甚至我们做子女的也会有另一种处境。父亲又是最早使刘宜良（笔名江南）先生产生写《蒋经国传》的念头的人。我们后来整理父亲遗物时，就找出几十封两人当年的通信。刘宜良的这本书（指《蒋经国传》）使自己遭到杀身之祸，而他的死又完全打乱了经国先生的接班安排，李登辉才有由副"总统"扶正的机会。有时不禁会问，如果父亲与经国先生无缘在赣南相识，蒋家今天会不会又是另一种遭遇，台湾会不会也是另一种局面。父亲曾说："历史真是说不得一个'假使'的。"这正是所谓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吊诡。但如果真那样，当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蒋经国论》了。

　　父亲与经国先生的因缘似乎还在延续。景行这些年经常到台湾采访报道，一次在蒋孝严先生（当时还叫章孝严）的办公室里，他对当地媒体记者介绍景行时说"我们是两代世交"，那些小记者听了有些发呆。后来，他带着景行去新竹看他童年生活的地方，又去祭拜抚养他成长的外祖母。没过多久，蒋孝严就到奉化溪口"认祖归宗"了。

　　（2008年8月）

 

[兔兔]

上海版前记

半月以前，我用了"丁舟"的笔名写了十多篇《谈蒋经国》的文字，友朋之间，相与揣测探听，纷纷告语，说穿了我的这幕戏。这儿，索性恢复了本名，免得大家再费神去猜测。我所以用一个笔名来写，原想保留一点批评的自由，因为我曾替蒋氏在赣州办过《正气日报》，在中国的传统上，便失去了说话的地位。说他好，容易被有些人看作是捧场，捧场既非我的擅长，而蒋氏又是一个最不爱被捧的人。加点批评，又容易被人看作是说坏话，而我也没有说好说坏的兴趣；王船山自叙《读通鉴论》，谓："流俗之所讥，而大美存焉；事迹之所阂，而天良存焉。故春秋之作，而岂灌灌谆谆，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曼衍长言以求快俗流之耳目哉！"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在这些方面总不肯随便马虎的。我乃托之于生疏的笔名，想来发挥一点"中有所感"的繁念。友朋们一定不让我这么做，我也只好复原。因此，把文中有些口气不合之处删改掉，大体看来，前后已经一致了。

　　朋友们，积极鼓励我编刊这个小册子。大家都认为民间的神奇传说，才是蒋氏社会政策的大敌。我所写的，至少可以解消社会上的种种误解，使大家明白蒋氏的社会、政治、人生的观点。我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虽未必满足朋友们的期待，但此中没有身边琐事，也没有内幕新闻，更没有什么罗曼史穿插于其间。我自信这是一部"一本正经"的书。七年前，我曾写过谈新政的短论，尚论古人，以王安石新政为论题，骨子里说的什么，大家都会明白，因此，把它排在头里。接在《谈蒋经国》之后，编上几篇当年报导蒋氏在赣南的故事，这便是本书的正编--《蒋经国论》。友人周维新先生，当年曾写过一篇谈新赣南政治的文字，颇有份量就附在正编，再把蒋氏和记者谈新赣南建设的专栏稿放在最后。

　　我还另外编了一份蒋氏政论举隅，第一篇乃是他的政治观社会观，二三两篇中则是他的人生观，《夜宿虎岗有感》，可以代表他对自己的总检讨。

　　这部书，或许使读者非常失望。可是我眼中的蒋经国，有骨有肉，实在是个常人，并无奇迹可写。明知太缺乏传奇性的书是不能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理的，然而枉尺以直寻，并不是我做的事。"君子之是非终不与匹夫匹妇争鸣"的呢！

　　是为记。

　　1948年10月1日

 

[兔兔]

香港版前记（1）

　1939年冬天，我们溯赣江而上，到了赣州。那时，蒋经国先生初任赣南行政专员，推行新政。泰和人士（泰和乃江西战时政府所在地），以疑虑眼光在注视他的施为，给他带上红帽子。当时，我写了一篇《一个政治新人--蒋经国》分刊《金华东南日报》和香港《星岛日报》。这篇通讯，先后有英法俄译文，影响颇大。接着写了《蒋经国传奇》、《瑞金心影录》那几篇通讯，都是替他的新政作解释的。我另外写了一篇《新政漫谈》，这才说了我的政治观点，我以为蒋经国虽是标榜王阳明，他的新政，乃是属于王安石那一型的。后来，我在赣州，替他办《正气日报》，我就很少写有关他的新政的通讯了。写新赣南新政的朋友，如《大公报》的徐铸成、杨刚，《国际新闻社》的孟秋江，看法也和我差不甚远。只有刘思慕（《衡阳力报》总编辑）到过赣州，并没写什么。1944年，周维新写了一篇《评新赣南政治》，刊在《南平东南日报》，褒贬互见，许多话刺痛了蒋氏的心。

　　胜利之后，我从江西到了上海，朋友们殷殷以赣南新政为问。我就写了一篇《蒋经国在赣南》，刊在上海的周报，要算第二次的报导了。后来，蒋氏奉命在上海督导金元券的发行，他又成为海内外注意的新闻人物，若干荒唐的传说又浮了起来。我才开始在《上海前线日报》写《蒋经国论》，连载二十多天。后来，就把《新政漫谈》当作引子，汇刊了一本小册子，题名《蒋经国论》，附上了周维新的《评新赣南政治》和蒋氏的《夜宿虎岗有感》，还有几篇蒋氏的演讲词，那是第三次的报导。这一本《蒋经国论》，仍以《新政漫谈》作引子，至于报导蒋氏的言行，比较广泛而客观。不过我的观点，一直没改变过。我写这一类报导文字，总把自己当作百年后的史家来着笔，力求撇除政治的成见，知人论世，放在时代环境中去理解他的。有人设想我的报导，一定剧秦美新，那就想错了。

　　蒋氏之为人，是给中国这个官僚主义的政治社会拖坏了的。他虽是在苏俄大革命时期受长期的社会教育，可是，一回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型的官僚。生活方式，也不免沦于腐化，以至于他的朋友，慢慢离开了他。因此，我写到了《阿契理司（今译阿喀琉斯）的脚跟》那一节，不禁投笔三叹，克林威尔（今译克伦威尔）说："画我须似我！"我又怎能不写下去呢！我所写的，力求其正确、真实，蒋氏的政治前途，正在开展，我希望他从沉渊中浮起来，将来不要再写这一类使人短气的文字才好。

 

[兔兔]

香港版前记（2）

中国这个社会，历史的负累太重，很快就把每一代的青年都拖了下来，不独蒋经国一人的命运如此。我初有知识时，就听到了袁克定的故事；那位公子，急于要做皇太子，甚于曹子桓，而学识文艺，却又差得很远。袁家另外一个有名的公子袁寒云，我认识他时，不过四十来岁，在上海做做诗，写写字，玩玩女人，抽抽鸦片，自比曹子健，小有才名而已；老式的大少爷派头，不足道也。后来，我们所知道的（民国初年）四公子：卢筱嘉（军阀卢永祥之子），就像戏台上的花花公子；段宏业（段祺瑞之子），只会下围棋，都是要不得的。比较好一点的，要算张孝若（实业家张謇之子），但在发展实业上，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张学良一生，既荒唐，又胡闹，后半截落得这场莫名其妙的结局（指遭蒋介石软禁数十年之事），也可说是自作自受。蒋百里先生有一回谈到张学良的故事，他形容这位公子的神经过敏，丧魂失魄的样儿，不禁为之失笑。孙哲生（孙中山之子孙科）这一位公子，要算懂得一点事，读得一点书，有点政治家的风度，然而，也逃不了公子的性格。莎土比亚的名剧中，有哈姆雷特王子其人的，也许公子阶层的人，逃不了这么一种闪电型的性格吧！

　　要把第二代的公子教育起来，原是儒家政治理想之一。教育"太子"使之成材，于是为之相而行其道，这就不以致太平。不过，诸葛亮毕竟扶不起刘阿斗，"此间乐不思蜀"，这样的第二代，正是政治上的悲剧！近百年中国政治史上，真正把第二代人教育起来的，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而已。（曾国荃那一家就不行了。左宗棠和李鸿章，也不曾把下一代教育起来。）曾国藩可说是有气度的人，他把曾纪泽教育得比自己还胸襟开朗些，最不可及，我们只要接近曾家的四围人物，都还有点曾氏的气度与学识（如吴兴的俞家、江家，上海的穆家），该是最了不得的成就。

　　我们读了蒋氏（蒋介石）的传记，他们那一群人，似乎也在以曾国藩自期。以蒋氏（蒋介石）的地位、声望和时机，自可以和曾氏争历史上的地位。然而，他之为人，既无以继孙中山的大业，连做一党的领袖，都不十分成器的。这位在莫斯科吃黑面包成长的公子，照理应该比吃白面包的曾纪泽高明一点。一开头颇有那么一点气概，连毛泽东听了都吓了一跳。谁知越变越不成，越变越成为他父亲的儿子呢！

 

[兔兔]

香港版前记（3）

语云："君子爱人以德！"我自己确对于政治斗争毫无兴趣，我更无意于做陈布雷，陈布雷的结局，更不足为训。可是，为了国家民族，对于这个和国运相联系的公子，却寄以深切的期待。过去多少错误，已经无从挽救，来日方长，在大时代的转角上，总该好自为之的！我还记得在南京鼓楼外的一角上，徐季元、杨明、黄中美诸兄都在一起，还有一位和我自幼同学的黄兄，大家感慨了一番。徐兄对我说："我们跟他（经国）在一起的，说得太多了，他也听厌了！还是你们外来的，多说几句吧！"他的意思要我多说一点。第二天，经国先生到《前线日报》南京分社来看我，我就率直地说："国民党的王朝，就看这六个月了！这六个月没有办法的话，你们的天下是真的要完了！"不幸而言中，蒋家天下，果然在那年十一月开始崩溃了。我是和桃花扇中的柳敬亭一般（柳敬亭本姓曹），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一肚子感慨的！这一小册子，也就是孔云亭写桃花扇的一样心怀，"剩魄残魂无伴伙，时人指笑何须躲"呢！

　　大陆解放以后，我在上海还看见了一些当年在赣州替经国做事的朋友，这些朋友的离开对于经国，该是最大的教训。他们若不是觉得经国这一边的天下真的绝望了，是不会走开的。G兄北行的前几天，和我还谈了好几回。G兄年轻时期，也是社会革命的激进派，后来成为CC系的中坚干部，最为陈果夫所器重。新赣南建设时期，他是一心一意替经国打天下的，后来也到关外去做过民政工作。他也和我一般，看着一个政府新人的腐化与衰老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乃竟如入暮境，想到当年"青年的天是不夜的"的吼声，恍然是一场旧梦呢！我们的心愿，响着的，还是桃花扇中几句下场诗：

　　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

　　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

　　客座谈政①

　　--政术·人言·用人及其他

　　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但看利害分数如何。

　　--朱熹：《论治法》

　　昨日，高理文先生语我："建设赣南，新猷初展，缅想前贤，遗规可寻。我们在搜求王阳明当年治赣的方略。"我以为国人谈政，喜"因"而不喜"革"。王阳明的治赣，还是偏于"因旧"的，不足为法，要谈政治改革，当从王安石的新法中去借镜。因尚论古人，漫谈新政。

 

[兔兔]

几件史实及论辩

一、几件史实及论辩

　　宋神宗熙宁元年（按：1068年）十一月，朝伤国用不足，诏学士议。……王安石曰："……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按：汉朝）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

　　熙宁三年（按：1070年）二月，新法既行，物议沸腾；司马光投书王安石，极言新法之害，原书甚长，（凡三千余字）其要曰：

　　……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以上论养民不当讲求货利。）

　　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子之志乎？（以上论为政不当多所变更。）

　　当时，王安石答书道：

　　……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生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元丰三年（按：1080年）三月，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

　　安石曰："不闻。"

　　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三事，此是何理？"

　　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顺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此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礼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为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如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彼议论必更纷纷矣。"

　　王船山《宋论》论神宗变法卷六，"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王安石乘之以进。帝初莅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夫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然而无容怪也，凡流俗之说，言强国者皆不出于聚财之计。……"

 

[兔兔]

论所操之术多异

二、论所操之术多异

　　（客）--王安石对司马光说："我和你所操之术多异，所以论议政事，彼此不能相合。"司马光是儒家，王安石也是儒家，他们所操之术，何以多异呢？

　　（主）--据我看来，司马光是儒家，王安石却不是儒家；说得正确一点，王安石盖是名法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不独管仲、子产、李斯是法家，诸葛亮、王猛、张居正也都是法家，连曾国藩也近于名法家。汉武帝尊信儒术，但他所信用的并非是申公、董仲舒、赵绾、公孙弘那些儒士，而是桑弘羊、张汤、孔僅那些刑名之士。汉宣帝二年（按：公元前72年），皇太子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段对话，可以看出两家所操之术，原本是不同的。

　　（客）--请问其不同之点何在？

　　（主）--名法家治天下，着重理财，苛刑罚，儒家则主张轻刑罚，薄税敛，所以李斯、桑弘羊都主张政府统制经济，被儒家讥为聚敛之臣。司马光就说古圣贤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讥王安石"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儒家的国家经济观，本于孔子"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一句话，正和法家相反，要藏富于民的。王船山在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在养兵备边，求府库之丰裕。王安石所以得君，也在于理财的主张。王安石理直气壮地答复司马光道："我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这是两家出发点的大不同处。

　　（客）--你看，从社会国家的立场看，究竟谁是谁非？

　　（主）--我们承认王安石变法是一片爱国家的热忱，而司马光的反对新政，也是一片爱国家的热忱；他们两人都不自私，更不自利。但从社会国家的立场看，儒家谈政，多不懂时宜，实际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不说王安石"是"而司马光"非"。

　　（客）--何以见得儒家的主张，多不达时宜，行不通的呢？

　　（主）--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一般老百姓也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的囊中去。二则政治一切施设，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可，不善理财，则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用现代政治眼光来看，政治愈进步，则赋税愈重；薄税敛的话，除非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发不负责任的空论，否则他就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这如何能做得到？

　　（主）--照王安石的计划实行起来，那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他除了整理兵制，整理财政以外，还有把许多重要企业由国家经营之意，青苗法即系其计划之一。做得彻底一点，便是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由政府统制一切经济机构，自然对一般民众不必加赋而国用可以常足了。此外，唐代还有一位刘宴，也是善于理财的，他"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用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这都是迂拘的儒家所不能做的。

 

[兔兔]

论人言不足恤

三、论人言不足恤

　　（客）--反对王安石的，如司马光、程颐、韩琦、富弼……都是行笃敬、言忠信的君子，而其所进的言，又都是不自利的辅世养民之言，彼此的政见或不同，但这一类的人言，岂能说是不足恤吗？而且当时的士大夫，何以百口交谪，都反对王氏的新政呢？

　　（主）--历史上，儒家常是在野的，自命清议，欢喜作不负责任的批评，无怪王安石说是人言不足恤的。若是王安石做一个因袭旧制的太平宰相，过了三五年，还是一无成就，弄得物议沸腾，那就非理会那些人言不可。现在王安石所做的，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革，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那就在实行之初，无论天下怎样汹汹，群言怎样嚣嚣，只能认为不足恤，依着原订计划做去，且做个三五年再说。蚩蚩者氓，总是难与谋始，可与观成的，子产初相郑国，国人欲得子产而杀之，过了三年，国人又只怕子产身后没人继承他的相业了。北宋那些士君子，批评王安石的新政，既嫌过早，后来又意气用事，一笔抹煞新政的好处，自然更不成话了！

　　（客）--假如我们推行新政，对于社会上的"人言""物议"，该取怎样态度呢？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一群之间，难道没有一条通力合作的大路吗？

　　（主）--我说过了，"因"与"革"不同，要谈改革，那就管不得一时的人言物议了。何以呢？一场改革，就要改变千千万万人的生活，这就要引起千千万万的反对诽议。如清末废八股一事，我们看来，真是再好再切要也没有了。可是康有为变法废八股，就有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反对他，自然人言嚣嚣物议纷纷了，难道说有了这些反议论就不必谈废八股了吗？现在谈土地改革，地主一定反对，谈统制经济，商人及资本家一定反对，谈民权，绅士一定反对，没有不恤人言的决心，什么改革都行不通了。至于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通力合作的大路，我以为当由司马光这一方面来打开的。程明道晚年曾说，新政所以害民，半由于士君子这边不能帮着做的原故。朱熹说得好："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但看利害分数如何。"王安石行新政，当无不能"无全利而无害底"。士君子这一边，不要闹意气，大家帮着做，就是害多的，也能做成利多的了！司马光他们怪王安石"于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衒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其实士君子们故意拆台，袖手观成败，又叫他如何能不另找新进之士呢？我有一门偏见，凡是有利于社会国家的改革，社会人士都该帮着去做；即自己所反对的，也应该帮着去做；"旧的"必须让路给"新的"，而且必须替"新的"去开路！

 

[兔兔]

论用人及为政

　四、论用人及为政

　　（客）--无论怎么说，王安石的新政，总是行得不十分好。推行新法，"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司马光所说的也是确实的。语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用人却是要紧的。

　　（主）--前人所谓"用人"（任贤使能）问题，便是现在所谓"训练干部"问题。王安石所要行的新政，无一不是切中时务，应当去施行的。但要问得训练多少干部才可以顺利推行？那就得说一个很大的数目，说十万或二十万人，都不算多了。王氏对于推行新政，只有一个很好的理想，至于推行的进度，并没详细研究规定过。在施行以前，又没着手训练人才，所以推行起来，弄得一团糟，那是必然的。如青苗法，当他在鄞县执政时，成效很不错，推之于全国，反而病民害众，也就因没有健全的干部之故。

　　（客）--你看，怎样训练，才能得到健全的干部？王氏新政，都和财政有直接关系，怎样管理，才能使干部免于腐化？

　　（主）--我们还是尚论古人吧。古人也有以善于陶镕干部而完成其伟大事业的，前面说过的唐刘宴，即是成功之一例。刘宴任租庸使时，他选用了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他的鉴别甚精审，任用很审慎，非有才能的不用，权贵推荐的，每月养以厚薪而不使任职。他把部属，分为士吏两种，他说："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乐进，则利重于名。"（用现代语说来，士相当于政务官，吏相当于事务官。）因此，"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书而已。"他考核部属非常周密，"所任者虽数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频伸谐戏不敢隐。"他自己"质明视事，至夜分止，虽休沐不废。事无闲剧，即日剖决无留。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饮食俭朴，室无媵婢。"当得起"勤敏"二字。他还有一点，比王安石精明，即是天下名士的口舌，无不被他所封锁，他能钳住反对者的喉舌！他所用的，如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庐征、李若初，都是经世之才，可以继承他的大业。也不至如王安石一样，用了一些"孜孜为利"的吏一流的人物，以致身后为小人所利用，使新政成为蠢政了。

　　（客）--王安石自奉也很俭薄、莅事也很勤敏，气量总嫌欠阔大些，又不免于察察为明，也不是做大事业的人。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谏曰："为治有礼，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所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日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杨■所说的这一番话，也正是王安石的病痛！我看胸襟气度上，王安石大不如司马光多多！

　　（主）--你这话说得极好。做大事业的人，原要有阔大的胸襟和能容人的气度。林冲骂王伦说："你也无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量亦是作首领的必要条件之一。俗语说："宰相肚里撑下船"，言其度量之大也。一个作首领的人，赏不能避仇，罚不能避亲，又要如宋江之流，见人说好话，送银子。行事如不得人的谅解，则毁谤集于一身，凡当大首领的人，当他的生时，都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如不是一个大量的人，恐怕随时都可气死。俗语说："当家人是污水缸。"老子说："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污水缸正是"受国之垢"者。能受国之垢者，始可为社稷主；受国之垢，非大量人不能（用冯友兰语）。至于察察为明，好亲细务，也是一般做首领的人的通病。为政之道，我觉得庄子《天道篇》说得很好，他说："夫帝王之德，……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上与下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络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下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冯友兰先生有一好譬喻："做首领的人，譬如一个赶西洋式马车的人，他高高地坐在车上，让马拉车走。他看那马走得慢，就打它一鞭；看那马走得快，晚上就多与它一点草料。他们做的事，只是如此。他用不着下车来帮马拉车。他若下车来帮马拉车，所加的力量也有限，而拉车的几个马，反因没人指导，而走乱了步骤，拉错了方向。……就拉车说，马是有为；赶车的人是无为。赶车的人坐在车上赶马，是'用天下而有余'。他下车来帮马拉车，是为天下用而不足。"王安石所以不能如刘宴那样成功，看来不仅是胸襟不够阔大，其为政之道，也不免过于"有为"的缘故。司马光讥王安石爱好老子，而不能行老子之道，就他的急于求功效说，那倒是对的！

　　（客）--在根底上，你是主张"因"的呢？还是主张"革"的呢？

　　（主）--"因"和"革"，都是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一个政治家，不过是顺时势而为之的"产婆"。此时，此地，却是要大刀阔斧来"革"的时势，所以"新的干部"是需要的，而为政的人的新气度，更是需要的！

　　1940年6月，赣州

 

[兔兔]

如是我闻

　昨日，小女（曹雷）从小学放学回来，带了许多关于蒋经国的传说，她说得那么有声有色。她说，这是她们的老师告诉她们的！显然地，在小市民群中，蒋氏已变成了神话式的人物了。我和蒋氏有过一段小小的因缘：他在赣南做行政专员，我那时恰好移住赣州，看见了他的新政设施。我虽不必谬托知己，自以为了解他的社会观，但我有十二分自信，敢说那有声有色的传说都是不合事实，不可靠的！京中外籍记者说中国已经变成了内幕新闻的国家，再多的报纸也没人理会了。其实大半内幕新闻，同样地向壁虚构，绝不可信的。

　　蒋经国，他一心一意要做科学化的现代人。社会一般人士却要他回到古代去，做包公施公一些神奇的人物。蒋氏在社会主义国家成长，锻炼成熟，他要做一个社会改革家，一般人士要他穿上封建的外套，变成带上方宝剑的七省巡按。蒋氏自己要实践法治精神，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一般人士却希望他先斩后奏，大权独揽……这都是顶有趣的对照，他自己已经走到时代的前头，大家拼命要把他拖回来，这社会矛盾得多可笑！

　　里巷间最流行的是关于蒋氏便衣出巡，私自察访的传说。说他扮了卖馄饨的，破了一家大户的赌案。这传说差不多传了十来年，而且有中国人的行踪处，便有了这一传说。其实，并无其事，连影子也没有。假如，他要这样来破赌案，那就枉然在苏联过了十四年的大时代生活了。这一传说的流行，当然使他头痛，因为他要接近民众，"神秘性"反而使民众不敢去接近他了。

　　说到"微服"察访，所谓"微服"，究系哪一种打扮？现在官吏，并无固定的服制，所以说不上什么小衣小帽。市民心头，大概要蒋氏化装表演，才算痛快。蒋氏的服装，军服、中山装、长袍（不加马褂），都爱穿，穿得相当齐整，并不矫作怪僻的打扮。身材不高，穿长衫就没军服那么神气。不过，因为穿了长衫，倒和民众容易接近，他在街上走的时候，老百姓就敢于和他点头，围着他看了。

　　蒋氏击破土豪劣绅的顽强势力，用的什么法宝呢？说穿来，简单得很，他只设立一个民众问事处。每星期四，他亲自接见民众，听听民众肺腑中流出来的话。

　　读过《儒林外史》的，该记得那位严贡生，强留隔壁王家的猪，还把王大打了一个臭死。黄梦统误把偕约留在严家，他强着他出大半年的利金，还把他的驴儿和米同梢袋短了家去。他白坐了船家的船，借题怒骂一阵，分文不给，他开口就是送到衙门里去，打几十板屁股再说。乡绅吓唬老百姓的办法，就是勾结衙门，为虎作伥。衙门八字开，只有他们进得去，县长在街上走，他们故意走在一起，和县长交谈，进城入衙，故意到科长秘书的公事房兜一转，甚至在号房坐一回出来，也可以骗骗那泥土气息的乡下人。（乡绅的主要职业，便是"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蒋经国首先把这道墙壁拆掉，民众要和政府打交道，就直接到衙门来，用不着乡绅做中间人。民众不认得门路，那就到民众问事处去，有人在那儿替他们写公函撰诉状，指点法律的门径。有什么苦痛，也可以向蒋氏当面说去。这么一来，"狐假虎威"的绅士，倒失了他们的变戏法的本钱，拆穿西洋镜，给老百姓看不起了。蒋氏的县政府，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这是他最大的成功。蒋氏就任以后，从不拜访豪绅，绅士去谒见他，也一律挡驾，三番四次碰了钉子，那些煊赫一时的大绅士，"虎落平阳被狗欺"了。

　　赣州有位绅士，洪甲第，那才是九九修炼的大狐狸。他的样儿，文绉绉地弱不禁风，像张良那么一种风度。他写得一手大字，也会做些诗词古文，够得上一个雅字。他是地方团队的首长，全城武力握在他的手里。走上街去，四个马弁，挂着盒子炮，好不威风。地方上的事，就靠他一句话。县长专员，还不是要等他的示下，他的命令就超过了省政府的命令。熊主席打电报给他，还不是照样的称兄道弟。蒋经国做了专员，只有一个月，就把他摔下来。他还非常机警，自动交出了地方武力，安分守己，一切都听蒋的话，他的声威，一天一天黑下去，一只老虎，很快地就变成了绵羊。到了第四年，他便悒郁以死了。蒋经国看准了力量在民众的本身，他自己和人民去接近，绅士只好退避三舍了！

 

[兔兔]

鲜红的血

　蒋经国曾经写一本书，题名《鲜红的血》，扉页上题词有云："人类的肤色尽管不同，但血的颜色，却都是一样的。鲜红的血，永远是光明的象征。"说得混统一点，他可说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

　　我曾读过一篇蒋氏哭王县长继春的文字（原题为《让我们来接受你的革命利剑》，曾载东南各报），一字一泪，含蕴着超过伦理关系的爱。有如慈父哭子，爱侣悼亡，契友折翼那么深挚，出之于肺腑的哀号！友人V兄，他和王县长有点私谊，那时候也在泰和。蒋氏痛哭王县长那一刻，他也在场。他说："蒋氏嘶声啜泣，泪尽继之以血，骨肉之间，也不过如此！"泰和的朋友同情感叹道："士为知己者死，替蒋经国做事，死了也算有点意义，王继春可以瞑目了！"后来，我也找了另外一些材料，读到了他哭南康县长王复安，哭陈明光保长，悼周崇文干事的文字，我才懂得一点，所谓"同志之爱"，这是扩大了"手足之爱"的圈子，和"人类之爱"同一振辐的"大仁"。是从"封建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新的伦理关系。（各文均见蒋氏所著《鲜红的血》及《新事业》）

　　这一种泛人类的爱，推其原始，盖基于他对生命的了解，有如释迦证悟，油然生普度众生之念。有一时期，蒋氏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中度过饥寒的岁月。有一次，他病了，病得快要死了，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有四个青年伙伴围绕着他。他们都知道他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医他救他，但是谁也没有办法。他们五人，都靠卖气力过活，那几天天气特别冷，找不到钱。他们只好同声唱他所喜欢的歌给他听。那一天晚上，门外风声特别大，地上冰发出格格的裂声。他听听门外风声，看看地上的油灯，望望朋友的愁容，想想自己的命运，感觉到死并不算是一件稀奇的事。又有一天，他在工厂里遇到了小彼得（那四个朋友中之一），两人在一起玩，在一起吃，一起工作读书，情同骨肉。有一天，厂内起了火，小彼得很勇敢地跑到火焰里去抢救器材，抢了出来又回进去，但是第三次进去以后，再没有看见他出来了，他烧死在里面了。火还没有完全熄灭，蒋氏就跑到火堆里去找他叫他，后来找到他的尸体，他便亲自挖土，把他埋葬在一处松柏林里面。他那时对于死，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蒋氏曾经用一句反诘的话来提醒世人："你可知道，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他自己说："十四个年头在国外的流浪，奔走，求生，使我认识了什么是悲痛，什么是幸福！最近五年来，在工作的斗争中，亲眼看见祖国新事业的成长，及无数同胞及知己友好的死亡，更使我认识了什么是苦难，什么是甜蜜，什么是生存的意义，什么是人生的真理，使我明白了人类生死的价值。"他对于生命，有了积极的看法，"倘使有人认为人生就是梦，那么也应当做一个快乐的高兴的、甜蜜的梦；假使说人生是戏，那么也应当演成一出有声有色、庄严隆重的大剧。一个人可以做无名英雄，但是绝对不要渺视自己看轻自己，不要把自己变成寄生虫，活一下就毁灭了!"一个从苦难中成长的青年，他已悟得如此的生命意义，"生就是死的否定，死也就是生的否定；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就没有生，当一个人刚出世的时候，'死'状已经获得存在，当一个人刚死去的时候，同样的生的因素也就开始了他的发展。所以虽则死是一件大事，像古人说的，'大哉死乎！'但是我们应当了解，死就是生的另一个存在形态，我们应当知生死的意义，生和死的统一。"

 

[兔兔]

苏联怎样教育了他

对于这一位青年政治家，他在苏联所受的教育，可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苏联去那年，还只有十四岁，在苏联度过了悠长的十四年。他回到了国门，屈指自己算一算，能写的中国字，还不满一百个；在他的身边，是一位苏联女青年，和两个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娇儿。从一方面看，他是"苏联型"的，他不仅用俄语作第二国语，而且他的社会观人生观，也是那么极端，一反东方的中庸之道。从另一方面看，他依然是中国的儿子，他那奔放的滔滔不绝的辩才，依然脱不了宁波的语调，仅仅比他的父亲高明了一分。他个人生活复归于宁波式，自不待言，连那位冠着东方姓氏的方良女士，也说着宁波话吃着宁波菜，看不出是在苏联工厂火炉炼出来的钢铁。许多美国记者很注意到这点，有人当面问他："当你回到祖国来，史太林（今译斯大林）送你一枝手枪，他是怎么对你说的？他是不是说：用这枝手枪保卫着你的政治信念吗？"这又是一个"卖馄饨"型的西方传说，也是不可信的，但，他无论如何逃不了苏联所受教育的影响。

　　他初到苏联那一时期，正当苏联内战初停社会经济残破不堪之际。但是，这个百孔千疮的苏联，就在他的眼前苏生过来。1925-1926年，他在孙逸仙大学所受的是政治教育，1927年以后，他又参加了红军，受了三年多的军事教育，1931年以后，他便参加了工厂的生产工作，那时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到了1933年，他已是工厂中的技术师，接着参加了第二次五年计划。1936年，他做了报馆主笔，那是一份和工厂有直接关系的报纸。1937年3月间，他要回国来了，他是从莫斯科动身的。他亲身呼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青春气息。但是，他所受的精神训练，比清教徒还清苦些，大部分都嚼着那冷而硬的黑面包，和着冰冷的自来水。他的手，几乎有四个年头没碰到过肥皂，只是在细沙中磨擦。在滴水成冰的水门汀上，他裹着仅有的毛毯度夜，打颤地抬头看那黯淡的寒月。当他在乌拉山野外演习的时候，却又白昼在百十六度的火炙沙地上往来，晚上突又陷入零下七度的冰窖中。经过这样的严格的生活锻炼，因此，他已能适应着各种气候变化。他能长途跋涉山谷，每天五六十公里，经十天半月而不疲，俨然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体格。烈性的伏特加酒，伴着他度过漫漫的冬天。因此，他能连喝数十碗高粱酒而不醉。他会驾驶种种现代的交通工具。有一晚，他已经喝了过量的高粱，依然驾驶了汽车，从临川直驶南昌，并没出什么乱子。我们该知道当他在北国受苦受难锻筋炼骨之时，正当蒋委员长勋业盛隆，如日中天之年。他何以舍此而就彼，甘于那么受苦呢？这对于造成一个坚强的意志有着最大的决定性，他最懂得史太林所引的那句俄谚："最后一个笑的，才是真正的笑！"他常常说："我们中国，真不够吃苦！"

　　苏联的社会经济，还不如我们中国，那是大家所知道的。古老的俄国农村生产的落后，也和我们中国相伯仲的。一个那么落后的国家突飞猛进，二十年之中，成为一个和美国并驾的工业国，这件事，对于热力蓬勃的青年是富有启示性的。何况他自己并非是旁观客，而且亲身参加，分享着成功的光荣的。苏联可以成功，那么古老的社会可以新生，为什么我们中国不能新生？不能同样成功呢？这一课题，自必时常浮在他的脑际的！

　　他知道苏联的成功，全在于他们的韧性，他们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的决心。他眼见多少老年人在大饥荒中倒下去，但是他们留着仅有的牛乳给下一代的婴儿吃。他眼见每一苏联人，上自主席加里宁--下至工厂的伙友，一齐束紧肚皮嚼黑面包，却把大部分农产物输出国外，向美国交换工业中必需的机械。天下决无成功的捷径，他要大家效法苏联人的吃苦精神。有一回，他说："天下是没有不能忍受的痛苦，没有不能完成的事业，没有不能打败的敌人，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英雄，要做一个群众的英雄！"这也可以说是他对于苏联的评语。

 

[兔兔]

如此赣南

有了蒋"总统"这样的父亲，该说是最好的政治资本。但对于蒋经国，也可以说是不合算的。别人一提到了他，便说到这一份政治资本。他有了什么政治计划，做了什么成绩，便得打很大的折扣。以蒋主席为父，行得通，做得好，就没有什么稀罕了！照当时泰和人士的口吻："新赣南应该做得好的，只要他伸出手来，中央还怕不给钱吗？"等到他们在赣州的平坦大道上漫步，他们已经忘记旧赣南是怎么一种景况了！

　　熊主席（式辉）把蒋氏放在第四区专员的位置上去，那时的赣南，依然是江西的化外之地。军事上的势力，和广东方面比较亲近。封建性的地方团队，各自为王。蒋氏前一任那位行政专员，是给一个地方团队的军官用手枪抵着胸口吓下来的。赣县的县长，给绅士轰下来了，他们便径自推举了主席委员，不问省政府的政令，便即日接篆视事了。那个靠了钨矿来繁荣的赣州，大赌场足与澳门媲美，坛子巷那条莺莺燕燕的长巷，笙歌喧天，日以继夜。赣县有多少烟民，我手边虽没有统计材料，单说南康那一小县，就有二万人吃鸦片；赣南十一县，平均十五人中就有一人吃大烟，可以编成十个师的烟枪队。至于土匪之多，可以用着"如毛"的形容词。偏远的城镇，几乎是民匪不分，民不依匪，亦无以自存。崇义的文英墟，那区署有一次打死了一个土匪，那一个大市镇，便被土匪烧去了一大半。各地土豪筑堡自固，"天大地大，除了蒋委员长便是他大"，各地皆然，例不胜举。民国二十八年，蒋经国便进入了这样的"赣南国"。在省政府束手无策之际，熊主席姑且让他去试试看的。

　　也和蒋氏到上海来督导的情形相同，当时，他也很快被带了"蒋青天"的纸糊帽子。但他的政治改革，也并没获得农民群众的谅解与支持。有一天，他和上犹县长王继春一同走出了建春门，经过东门浮桥，向郊外走去，在梅林附近一处茶亭中坐下吃茶。其时，在他们对面的桌子旁边，坐下来了一个刚刚放下担子的挑夫，那人揩汗坐下来，便自言自语说："这样的日子真不好过，米一天一天地贵起来，我们都会饿死了。"旁边便有一个种田人接下去说："倘使蒋经国再不走的话，我们赣州人都会饿死了，我们自己的饭都弄不到来吃，而他还要我们去挖什么保塘，修什么电话！"那挑夫得到了同调，便接下去说："昨天，保长要我的儿子去读书，说不去上学堂，还要罚钱，说这是蒋经国的命令，不听命令就会倒霉！"那种田的气愤地接着说："我们赣州人的儿子，又不是蒋经国的儿子，他们自己的儿子有钱去读书就好了，我们的儿子为什么又要蒋经国来管呢？"茶亭中的舆论，此呼彼应，其中有一个说："我们赣州人有了一个蒋经国真倒霉，他来的第二天，日本飞机就来炸了，你看今年的稻都被虫吃光了，倘使蒋经国再不走的话，我们还是搬到别的地方去的好！"这些话，一句句刺进他们的耳边来。那时，王县长用南昌口音问他们："你们说的蒋经国是谁呀？"那茶亭老板便讪笑着道："老表，你难道还不知道这样有名的蒋经国吗？"其时，有一个年纪很老的人，非常气愤地来插嘴道："听说蒋经国还不到三十岁，像我这样年纪大的人，他都要来管，天下哪有不乱之理？"又有一个年轻的说："蒋经国叫我们要吃苦，现在吃苦，将来享福，哼！等他给我们享福的时候，恐怕大家的子孙也会死光了。只要蒋经国走了，我们就太平无事了，做百姓的就是要过太平日子！装电话、修马路、造学堂，那都是洋人做的事，我们老表自有老表的事。"……这种种，都是郑子产为相初三年的情况，老百姓们说："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如此赣南，蒋经国初入这个化外之区，并非一帆风顺。他面对着的敌人：土豪、劣绅、恶霸、土匪、娼妓、鸦片鬼、赌棍、流氓……还不够，连他所日夜计划，替他们谋利益的"老百姓"，也在诅咒他。有一时期，他不得不考虑着："我们要不要干下去？"

 

[兔兔]

新赣南如此

　民国三十四年春天，笔者和一位从赣州流亡到南城的邮务员相处。他对我忽然说了一句心腹中流露出来的话："我们离开了赣南，才知道新赣南的可爱。"他又说："走到无论哪里，总是乌烟瘴气的，不像个城市。想起了赣州，那么干干净净的，过的是像像样样的生活。"真所谓"不上高山，不见平地"，这倒像是子产为政三年以后的舆论，民众眼中，已经有个是是非非的真正交待了。

　　记得民国三十二年春间，蒋经国从重庆归赣，偕来的有美国记者福尔门，和《桂林大公报》、《广西日报》、《扫荡报》的几位记者。其时，福氏刚从河南前线归渝，他对政府的豫灾救济非常不满，蒋委员长便让他来看看赣南的新政。这位绝望于中国前途的友邦记者，到了赣州嗅到了怎样一种气息呢？他到了新人学校，和自由自在的囚犯谈了好久（这是判了刑的囚犯受教育的所在）。也到了强民工厂，这是无业游民的技术训练所，看过一个小瘪三出身的乐队指挥，听他舞动胖胖的手臂唱三部合唱的打铁歌。他也挤在人民行列中，看排队向交易公店买盐的情形，又到贫民食堂喝过老弱妇孺们喝的热粥。他到了中华儿童新村，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看到正在设计中的正气大学，走上虎岗的峰峦，远望滔滔的江流。最后，欢迎会上，由幼儿园学生做主人，以歌舞欢笑娱乐嘉宾。最后一个节目，便是台上台下齐声唱那"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的儿歌。福尔门离开赣州那一天，他说："从这儿我看到了新中国的远景！"

　　蒋氏的新赣南，大体说来，就是这么一个轮廓。中华儿童新村代表他的百年大计，他说："三十年后的青年，才是新赣南的真正细胞。"他了解穷人在社会的地位，把无业游民教养起来，才是安定社会秩序的真正力量。一个睡过水门汀的人，才晓得"无衣无食"的穷朋友们的辛酸与向上心理。进入新赣南建设第一步，他确乎肃清了匪祸、鸦片、赌博、娼妓，把旧的赣南付之东流。他的禁赌，是件震动东南的大事，有如商鞅变法，徙木立信，不管豪门巨户，不问皇亲国戚，谁犯了禁便与庶民同科。一位盐务管理局局长的太太，一位专署高级僚属的夫人，新正打牌，便穿了红背心，在公园阵亡将士面前跪了三天，还连续做了六个月的苦工，那么娇嫩的太太，就让草杆磨出了无数条血痕。对于这件事，舆论评价不一。蒋氏本意，或者借此当作令出惟行的榜样。其始，还有些省方和中央机关，听之藐藐。门前站了岗位，庭中牌声如故。蒋氏便公开声言：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谁敢打牌的话，岗兵立地枪决，主管立即扣押。那些听之藐藐的，也就闻风自危，不敢再犯了。

　　这样消极性的严刑峻法，行之年余，赣南风气大变，这是他第一步大成功。到了民国二十九年夏间，他才抬出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来。他提出了五大目标："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工做，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积极建设当然没有消极管制那么容易，可是蒋氏的声誉远驰中外，给国内青年以无上的鼓励，许多到赣南去，带着去麦加朝圣那么热情。有一位梅县青年，他仅仅带了一套夹衣，徒步到赣州来。他一路幻想，以为到了赣州，便不愁没有工做，没有书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了。这位青年，当然会十分失望的，他后来甚至发出怨言了。蒋氏却坦然说，不能对这样天真的幻想负责。"没有耕耘，哪有收获"？"不劳而获，便是罪恶"！后来，泰和人士也用类似的话来嘲笑赣南："两个'人'，一个'有'。"蒋氏听了大笑道："两个'人'，一个'有'，已经不错了。你看，这个世界，多多少少'人'之中，才会有一个'有'？"

　　在他的三年计划中，"救济"那一章（第十章）最富有兴趣，他要各县设救济院、强民工厂、义童教养、贫儿教养院、保育院、平民村、妇女工厂，这是多么周密的社会政策。他要建立乡镇救济制度，"所有老弱残废鳏寡孤独，伤病妇孺无所归宿者有所安置"。那时候，他提出了四个要求：①大众化："只有为大众谋福利的事业，才会得到大众帮助，获得圆满成功。"②经济化："只有把一个钱当两个钱用，才会不怕钱少，而能创办广大的事业。"③具体化："只有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时间支配适当，才可减少困难，彻底实行。"④行动化："只有组织周密，干部健全，贯彻力行精神，才可确保三年计划实现。"--这些话，代表了他的明朗的政治作风，他和旧官僚绝不相同，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他，敢明朗地喊出"社会革命"的口号，不怕戴什么帽子。

 

[兔兔]

新中国的梦（1）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四日，第四区县长会议开会，蒋氏开头说了一个新中国的梦。他说的是民国六十一年的赣南，那时候：

　　在赣县的一个医院，一位医学博士，很兴奋地对睡在床上的一位姓杨的病人说："我的工作已经完了。好朋友，你的眼睛现在可以睁开来看见东西了，你的耳朵可以听见声音了。"

　　那时候，病人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了一下，觉得很奇怪，于是问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青年："这里是什么地方？"

　　青年回答说："这是赣县医学研究所的附属医院。"

　　那个姓杨的老人，依然不很明白。他又问："你是谁？"

　　"我是你的儿子，现在在艺术学院当院长。"

　　那时，老人更觉得糊涂了。

　　于是他的儿子就开始解释给他听："三十年前，我们从九江逃难到赣县来，大概父亲还记得，在民国三十一年一月十五日那天，日本飞机炸轰炸赣县，当时父亲的眼睛炸瞎了，耳朵震聋了。从此我们就过着很悲惨的生活。后来母亲还教养了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不久母亲就去世了。"

　　"现在你的弟弟呢？"老人又问。

　　"大弟弟在南康防空学校当校长，二弟弟在南京百货公司当经理，妹妹在电车管理处当副处长。"

　　"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

　　"现在科学进步了，我请医学博士给你开刀，使你能够看得见东西，听得到声音！"

　　"真的，我现在重见天日了！"老人说过以后，就慢慢的从床上起来，走到窗边去向外看了一下之后，问他的儿子："这又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第九层楼。"

　　"为什么赣县城里人和房屋这样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