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论》

新中国的梦(2)

 "这里是医院学校区。"

  "人都住在乡下去了吗?"

  "现在我们已经不分什么乡间和城市了,我们只有住宅区、医院学校区、工厂区、商业区。"

  正在讲话的时候,来了一个姓王名一明的男子,那时,他的大儿子立刻给他父亲介绍:"王先生,三十年以前曾在保育院读书,现在是崇义炼钢厂的厂长。"

  那时,老人说:"那么是你的同学?"

  他的大儿子回答说:"也可以说是的,不过我们现在的称呼,不叫同学,也不叫同事或同志,而叫同心。"

  "我们的家住在哪里呢?"老人又问他的儿子。

  "住在寻邬。"(赣南所属之一县)

  "不是很远吗?"

  "不远,到那里去,飞机只要八分钟,电车五小时,汽车二小时就可以到。"

  这时,赣南市政管理处的处长,拿了一束鲜花来给他们。那位处长,从前是贫儿教养院的学生。

  "现在我们可以到外边去走走吗?"老人问他的儿子。

  "爸爸,你不必走,这是自动椅子,你坐着它自会走下楼去的。"果然,他们坐了椅子,便直驶往大门口。在大门口的墙上,有从一到二百的二百个号码,他的儿子用手掀了那第五号,即刻来了一辆第五号汽车,于是他们就坐上汽车开出医院,在一条宽阔的柏油路上行驶。

  那时,蒋氏已经六十多岁了,他所建设的新赣南已在他的眼前出现了,而他所培植的从保育院贫儿教养院出来的苦孩子,也都有所建树,成为新一代的干部了,他所建设的新赣南,乃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科学化的世界。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很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二万人。大礼堂之中正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萤光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蒋氏眼中的新中国,确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了。
 
王阳明第二

抗战后期那几年,蒋氏也时常到重庆去。他身在重庆,心在赣州,一回到了梅关,他的心头便有说不出的快慰。"赣州"成为他的"口头"与"心头"一致的第二故乡。遥望章贡双江,色然心喜,这份情怀,我们是体味得到的!他起始确乎想把赣南当作"政治黄埔",由此起点,一步一步开展出去。他那政治地区,系第四行政区,有一时期已经准备伸足到第八行政区去,再伸展开去,把整个江西收入版图。这一渐进的政治攻势,对于他可说是最有利的。笔者相信他推行三年计划那几年,他是采取了这样的政治战略的。

  这儿,我来插说一件历史性的小因缘:赣南各地的语言,属于临川音系(即客家话),独有赣州话,却属于浙江音系(即杭语),这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的文化遗泽。宸濠之变,王阳明即由赣州举兵平乱,今日赣州之文化习尚,也都是王氏当年培植出来的。借教育之力,他把赣州人教养出一套杭州音系的"普通话"。时经数百年,这位浙东理学大师,遗爱在民,俎豆馨香。蒋经国,也是浙东人,也在动乱之际来主赣州行政,缅怀先德,盖欲步武遗烈,以王阳明第二自期。赣州有一位老先生,陈任中先生(他是蔡孑民先生的亲家,曾代理教育部部务),每一回,那含糊不清的演说,总提及这一回事。蒋氏却知道陈先生所说的,便是他自己所"心向往之"的。民国三十三年,阳明堂建筑告成,蒋氏也算了却一件心愿了!

  蒋氏的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它的意义,原不在定县与邹平的乡村自治计划之下。他要树立民主政治基础,把核心放在保民大会的身上。有一次行政会议中,蒋氏提到了王阳明的"赣南乡约"。--乡约上这样说:"同约中推年高德劭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吏,结健廉干部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置文簿两扇,其一扇备写同约姓名,及逐日出入所为,知约司之;其一扇书彰善,一书纠过,约长司之。"这里所说的约长,就等于现在的保长,约副等于保队附,同约的会议也就是现在的保民大会,王阳明并规定每月召开会议一次,每人出钱三分作备饮食之用,在开会的前一天,由知约布置会堂。开会之日,由约长作誓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只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三二其心,阳善阴恶,神明诛殛。"于是开会的民众都宣誓:"若有三二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于是大家跑出会所,互相交拜,开始行礼,再由约正读乡约,再次是由知约设"彰善"及"纠恶"等,指出人民的善事与过失。这几步做完了,才开始饮酒。蒋氏认为"我们现在开保民大会,这个方式是值得学习。当然因为时代的不同,其中也有不适于现在的,像互相交拜及饮酒等等。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王阳明先生称改过自新的强盗叫'新民',对于'新民',要大家不要念旧,要一视同仁。现在我们对于自新过来的土匪等等,也应如此。王阳明先生对于人家的好处,他要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坏处特别婉隐其事,譬如有人不弟,他不直言'不弟',只讲'某于事兄敬长之礼,颇有未尽'。就这种方法促其向善,促其改过自新,王阳明这种做人做事的道理,教民的方法是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学习的。"

  蒋氏从王阳明的"政学"中接受了教训,他知道王阳明的百年基础,正建筑在乡民的身上,所以把眼光注视到乡村去。本来国民革命初期,国民党也曾挂出了农工政策,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把这政策打入冷宫,禁闭了二十年,一直没有下文。中枢的实际政策,用国人的说法,无非替城里人打算盘,把乡下人搁在一边。直到蒋氏出来,才把这政策从冷宫中捧了出来。他明明白白地说是要改革老百姓的生活。有一次,他报告了他所调查的人民生活。有一家,乡下农户,大小五口,两人能劳动,仅有一间住房,两张床铺,一床棉被,严冬时只好向人租或向人借。他们家中,只有五只饭碗,五双筷子。又有一家,城中的商家,家中大小九口,住房九间,有十二个床铺,二十八条棉被,每月吃肉十七次,吃鱼十三次,有三十只饭碗,五十双筷子。这么一比较,乡下人和城中人,农民和商人,生活之悬殊,显而易见。可是蒋氏,他并不仅仅举出这不平的事实,而是要提高乡下人的生活,充裕农民的物质享受。他的口号是:"今后要使赣南的人民,从穷苦黑暗的生活中,转变为优裕快乐的生活"。他要做王阳明第二。
 
三年计划--五年计划

 新赣南三年计划实施那一阶段,蒋氏贯注全副精力在这一事业上,用得着"突飞猛进"的考语。民国二十九年,那是准备建设工作那一年,赣州虽说有四家报纸,总销数还不及二千五百份。每天电讯来源,要靠公路车把中央社的新闻稿,从吉安带回来。到了民国三十二年,三年计划最后一年,蒋氏所创办的《正气日报》,就销行了一万多份,成为东南赣大报之一,还有一家《赣南民国日报》,也销了三千多份,超过当初四家报纸的总销数。不仅此也,《南康日报》销三千五百份,信丰的《干报》销二千份,赣南十一县虽没达到一县一报的目标,可是赣南地方报的总数与总销数,已超过江西全省的总数。这便是文化水准提高的最好说明。那几年以保为中心的民众学校,对于扫盲工作确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家家户户,老弱妇孺,都受过短期间的强迫教育。

  蒋氏有一句可以夸口的话,便是这个土匪如毛的地区,经过了清乡,确已完全肃清了。全区向政府登记的民枪有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三枝之多,政府居然掌握了民间的武力,那是任何地方政府所没曾做到的。有一次,他从崇义徒步经上犹归赣,途经某村(偶忘其名),那偏远的村中,某土豪筑堡自固,其家作城堡式,四隅筑有碉楼。家蓄打手二十余人,有步枪三十余支,土炮数门。蒋氏亲自叩门,叱咤指挥,并将堡中武器缴械,缚土豪而归。一地恶霸,顷刻消灭。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几乎近于奇迹。还有龙南一处积仇百余年的两姓械斗,两姓的大旗下污染的血腥,就有寸来厚,居然在他的面前,喝了酒,烧了大旗,对天发了誓,不复再讨血债了!有一九十多岁的老农夫,他便说他一生没见过这样好的父母官。蒋氏的声威,在乡村比城区更大,在偏远县份比在赣州更光辉。他步行下乡,乡民奉之如神明,就像甘地在印度巡游那样,"爱敬"的成分超过了"寅畏"。农民朴素的温情,把他陶醉了。有一段时期,他几乎要终老于赣南。

  三年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当然打折扣的部门并不少,蒋氏便接上来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开出了一张更丰富的菜单。其建设纲领第八条说是:五年后,平均每家有辆手运车,每十家一匹骡马,每百家一辆马车,每二百家一辆自行车,共要有三十万辆手运车,三匹万骡马,三千辆马车,一千五百辆自行车。第九条说是将各县城改建为现代标准城市,并将各县二十八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赣城扩充人口至五十万人。第十条说:五年后平均每人每年可消费棉织品二丈五尺,毛织品一丈,皮鞋一双,糖十斤,肥皂三斤,米四百五十斤,肉四十六斤,住屋面积每人平均四平方公尺。此外各项工作表中,也画出现代化的远景:炼钢厂四所,炼铁厂四所,炼铜厂四所,机器制造厂四所。收音机每三十家一架,报纸第一年百家一份,第二年十家一份,第四年五家一份,第五年一家一份。照这张菜单做出来,新赣南也就和加利福尼亚州差不多了。这一计划,批评的人就很多了,有人说:"这似乎像一位艺术家的创作,无异于一幅名画!"今年呢,也正是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回头前尘,不堪重说。这其间,当然要说到敌军扰赣南那一段大挫折,但也可以说,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也不是十分简单的事。那计划中需要行政、会计、统计等人员九千六百人,土木、机械、电机、水利、建筑工程人员二十四百人,医生护士二千五百人,小学教师一万五千人,农业技术人员二千人,这也是不容易在短期间培植出来的。

  其实民国三十一年以后的蒋经国,时势迫人,已不容许他做地方性的政治工程师。三年计划完成新赣南的气象确乎与众不同,连无法无天的"滚地龙"一过了雩都,也自加检束,不敢放浪了。有一回,张治中将军到赣州去,他就公开说要把蒋氏拉到重庆去,不让他恋恋这一隅了。民国三十二年冬天,他曾往西北,出了玉门关,又在青海金瓦寺受那群喇嘛的无上敬礼。他从西北回到赣南,曾作几次演讲,口吻之中,透露出经营西北的雄图。当盛世才入渝那一段时期,他已准备着做新疆的新主政者了。据传,有一晚上,大体已经决定,后来忽又改变,其故何在?我们也弄不明白。接在新疆任命之后,这一类全国性的任命便相接而来,始则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次则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又次则任东北外交特派员。这位赣南的保姆,其志不在小,将有事于四方了。有一时期,他所经营的《正气日报》,也已准备迁往长春,要使之成为东北的第一流大报呢!
 
晓庄与赣南

蒋氏在赣南时,曾汇集他的两次讲演,题名为《西北--赣南》,我在这儿却以《晓庄与赣南》合论,也许是老子与韩非同传,不十分相称。笔者个人则看了龙泉以后来赣南,心中有个比较,正如蒋氏到了西北归来,心中有许多感想,不吐不快似的。

  陶行知先生与笔者为旧交,他创办晓庄师范,提倡乡村教育,学生满东南,其中不少和我往返甚密。抗战初期,晓庄一部分学生到浙东参加地方行政工作,以龙泉、庆元、云和三县为中心,而龙泉的成绩尤见卓异。赣州朋友问我:"龙泉比赣州何如?"我便坦白作答:"赣州还比不上龙泉。"我眼中的龙泉,真正做到了保民大会成为乡村自治的核心,而赣州的保民大会,多少还带点"勉强而行之"。龙泉的县政府,上下同心,真有同气连理的气氛,政府与民众,没有什么隔阂。蒋氏那么接近民众,民众心目中,仍不免把政府当作衙门,竿头的最后一步,仍不容易爬上去。这是陶先生成功之处,他为社会教育了这一批吃苦耐性工作的青年。

  我们看了赣南新政以后,使人不禁有"干部难"之叹。假使蒋氏能有着晓庄、定县、邹平那么样的工作干部,他的建设蓝图真可以三年计划两年完成了。两者之间,只有一点命运是相同的,龙泉那一群青年,几乎带上了红帽子,而赣南的有志青年,也不免于吃流弹。中国社会,只要触犯了传统的地方势力,逆风一定吹过来的,蒋氏总算把定了舵,冲过了三十六处险滩的。他的政治环境,确乎比晓庄朋友便利得多。

  三年建设之初,蒋氏便已看到了这一点,他曾公开地说:"三年计划,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作战计划。作战一定要有官长,有士兵,同时还应当明了作战时的环境。因为这样,在建设新赣南的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的问题,第一,就是建全干部的问题,--所谓干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我们说的干部,自县长以下的区长乡长保甲长就是干部,所以干部决定三年计划的成败。"他在另一演讲中,提到运用干部。他说:"天下最难者莫于运用干部。我们要将智愚强弱能力不一的干部配合起来,成为一个力量,要将各个干部不同的意志、思想、心理统一成为一个意志、一个思想、一个心理,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运用干部就是特殊的高深艺术。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对的,但是,并不是凡是干部就能决定一切,能够决定一切的干部,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天才,军事家的勇气;同时,必须要养成坚忍不拔的精神,强健的感情和性格,要有综合与选择之力,统一与判断之力,要有热烈的胸怀,更要有冷静的头脑。曾国藩说:'求人之道,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生气。乡气较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惟均。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但他所皇皇以求之的,陶行知先生已经收了意外的丰富成果,在赣南却没做得那么合拍。蒋氏师曾氏之意,姑用乡气之人,到了后来,即乡气之人,也不免带上"官气"。他在《革命工作与革命干部》那一演讲,也反复阐发这一点。有一次,他夜宿虎岗,对自己的干部多所失望,曾发非常感伤的批评文字,他说:"在今天,革命的伴侣,固然不少,但是为了我的地位来接近我的,并不在少数,为了自己的名利来拥护我的亦的确很多。今天可以说,是我处顺境的时候,因此,有不少的人跟着我,说不定明天我也许会失败,到那个时候,定然有不少的'忠实'朋友,会反过脸来,另眼相看。"他已经看清楚自己营垒中心离心离力的坏现状了。这一类伤感也是陶先生所没感受到过的。

  用笔者的话来说:"蒋氏的干部之中,好似一个酋长,分给他的十个部下十盒自来火(以此代表权力),告诉他们'夜间行路,摸不清方向,可以刮一根来照明'。那十个部属之中,也许有一位,居然提了灯笼点了蜡烛走路,有二三位听了他的话,摸不清方向时才刮火柴,也有二三位,怀着火柴摸黑,不去使用;其余四五位,却觉得火柴好玩,便到处去放火了。"才难之叹,自古已然,蒋氏的政治行程中,是否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我在今天还没敢作肯定的答案呢。

  那回,蒋氏从西北回来,曾叹息道:"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当成吉思汗带领了蒙古兵打到欧洲的时候,他的勇敢,震慑了整个欧洲。但是,成吉思汗死后,元朝的国势,就逐渐的衰败了!"这番话也就说了"人亡政息"的病痛。如今,龙泉的政治建设,烟消雾歇;赣南的政治建设,总不该把那完美的蓝图挂在壁上就算完了的!
 
两个蒋经国

蒋经国成为传奇式人物以后,他的真面目,愈不为一般人所认识,诚所谓"雾里看花,模糊不清"也。有人说他"以戏台上扮霸王的身份,在上海打虎",有人说他是"苏联的作风加上中国彭公案的作风"。这都是依凭无稽传说来作推断的。于是一个传说中的蒋经国,和一个有血有肉的真的蒋经国,距离越来越远,谈内幕的愈多,越摸不着他的边际了。

  有一次,他发出一句心底的叫喊:"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青年,我也需要鼓励与安慰!"从"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热力充沛富于情感的人。他的嫂子说:"经国在家里,真是一个小孩子!"这句话,说得真好,她原是信口说出来的。有一回,他和一大群幼稚园孩子拔河,故意让孩子们拖倒在地上,满堂大笑!青年团的集会,几次闹过"不夜天",一直闹到黎明,对着朝阳唱歌,他宣称:"青年的世界是不夜的!"像火一般,他温暖了活跃了每个年轻人的心。有他在,那一群青年便不寂寞,年青的人容易和他亲近,好似每一个人都是蒋经国的朋友。又有一回,广西大学请他演讲,学生们初以为他讲的是一番官腔,谁知他把学生集在广场上,说了一番人生真谛。全场学生席地而坐,居然人人快愉,觉得蒋某是他们的好友。--这是蒋经国的一面:年轻的蒋经国,青年人的朋友。

  假如时势不这么艰难,让他在那活力洋溢的苏联住下去,物质享受或许差一点,精神一定十分愉快。而且在一个新的社会正在向上发展的阶段,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可以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些。假如他回国以后,不那么迅速和实际政治相接触,让他把自己的青年期在山明水秀之乡保育成熟,或者如某外籍记者的设计,让他到牛津剑桥去作进一步的政治的人格修养,这对于他是幸福的,对于国家也是最有利的。然而时势迫人,不让他住在青年人的天地中,也是他一生的命运悲剧。

  蒋氏回国以后,只有相量岗、武岭烟霞中过着一个多月的隐居生活,便往南昌,堕入扰扰红尘之中。熊式辉以富于政治敏感著称,他便立即要运用这份政治资本,作新的投资。民国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那一时期,蒋氏的社会关系还很简单,他的顾虑和牵制也很少,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向社会投去,不必多所迟疑。民国二十九年以后,他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复杂,碰来碰去,不是和这一小圈子有了纠葛,便和那一小圈子发生了关系。他所见的都是笑容,受到的都是冷拳。谁都防备他插了足,抓到了他们的领导权;谁都想利用他作政治进攻的敲门砖。中国政海,风云变幻,波涛险恶。他这一叶扁舟,不能不在黑浪漫天中浮沉。因此,他不能不十分机警,触到了别人的天罗地网边缘上,立即抽身而出。这残酷的现实,使他学习着成为"理智"的人,而且必须学习着成为冷酷的意志坚决的人。这是另一个蒋经国;他很快地成为世故很深,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中年人。他初到赣南那年,他和王继春县长在营前散步,看见河面的水流得很急,河底下有很多礁石,撑船的人觉得非常艰苦。王县长说:"把水力积蓄起来,造成一个水电厂。"蒋氏便接着说:"现在有一个比这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用我们的血汗与精力来炸毀中国社会上的暗礁,使得群众的力量能够自由发挥下去!"岁月催人,蒋氏已经快四十了,而中国社会上的暗礁,累累满目,"一滩复一滩,新安在天上",还不知什么时候才炸得开水道呢!

  当前的时势,比抗战初期更艰困。别人有苦闷,可以唏噓叹息,或者发发牢骚,而他只能把"苦闷"关在肚子里,打碎了牙齿和血吞。他是唯一感受到"总统"府中气温的人,有时看见白发慈亲,宵旰劳瘁,分劳无术,只能把跳跃在喉边的话咽了下去。十年之中,他就过了比三十年还长的紧张政治生活,在大染缸中打转,怎么能保全其天真与热情呢!

  本来一个人的性格是很复杂的,用变态心理学的说法,谁的性格都是多方面的。今日的蒋经国,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灵魂:他既年青、又热情,勇敢地对着现实,气吞河岳;他又那么坦白无城府,人人感其可亲近。可是他又那么老成持重,不苟言笑。他冷冷地看着你,透过了肺腑,洞烛你的用意。他决不会轻易入你局中。有时候,你觉得他不过二十多岁;有时候,你又觉得他也已入了暮秋了。要了解他或许比读一部书还难些。
 
一个时代一群人

从蒋氏的许多次讲演中,我们听到了认识时代、把握时代的话。他指出今天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自强不息,永远不断的前进),战争的时代(不断的奋斗),科学的时代(利用万物,不断的创造),群众的时代(团结、组织、不断的合作),他的政治新作风是"用教民政策来代替过去的愚民政策","用民主政治来代替官僚政治"。他又说:"时代是永远不停止地前进的,今天,在新的形势下,更要注意的工作,就是如何运用组织训练。上星期,我看了德国的军队编制,他们一个炮兵营营本部,只有五个人,营长、副官、军医、传令兵和通讯员各一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机构。同时,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德国人作战所以能够胜利,决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它这种简单的战斗组织,包括了四个很大的优点:①组织简单;②职权分明;③动作敏捷;④指挥灵敏。因为这样,我们认为我们的组织:①要有组织的核心,把工作从很小的一点,扩大到几千万倍大。②用很少的人来发动几十几百甚至于几百万人来工作。③在极短的时间完成大量的工作。"

  这些或许是很平常的话,但自民国十六年以后,已经没人敢这么大声疾呼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总理那句勉励大家的话,也成为纪念周上近于自谦的话头,更不幸的乃渐渐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了。蒋氏的文章,好似从民国十六年那年接上去,删去了当中的十五年。所以他敢于坦然地说:"今天我们没有好听的好看的东西,同时,社会秩序也很不好,就是因为'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缘故。真正参加生产工作的人,得不到应得的生产品,而不生产的人,非但能够得到,并且得到很多。同时,没有用的消耗品,占了大量的生产机构,因为这两个原因,造成了民间深沉的痛苦。今天,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就是要使能生产的人,就能得到生产品,不肯生产的人,就不给他东西,这样,方才提高生产量,方才能够复兴我们的国家。黄石公曾经说过:'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暴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这些,希望大家用心去研究它,我们要真正的教民强,教民富,为国除害,为民除暴,这样才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革命工作的战士!"我们不把头尾看清楚,几乎以为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他的观点可说是直接继承着民生主义的衣钵下来的!

  他认识这是时代转换的分水线,他要他的同志把握这一时代,而且要置身其间来创造时代。这和那些在权利圈子中打筋斗的蛆虫,不仅有上下床之别。赣南那六年中,他确然有领导时代的气概和抱负。有一次,他曾讲起他和王继春在上犹街上的一件事:某日下午,他们在上犹的街上,碰到一个讨饭的老太婆,蒋氏看她太可怜,就拿了两块钱给她,王县长便对他说:"这两块钱就不应该给的,因为像这样穷的人实在太多了。倘使每一个人要发钱,那么我们根本没有这许多钱,大家还是应当从解决根本问题上着想。""要从解决根本问题上着想",乃是他们的抱负!

  读过蒋氏的文字,大家都知道他的部属有过两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王县长(南康县长王复安,上犹县长王继春),但我们得看重那一时期受他的精神感召(这儿用得着"精神感召"的字眼)的小人物。赣州有一个陈保长(明光),一个小商人的儿子,幼年读完了国民小学便不能再继续读书。他被选举为保长,便很起劲地做起来。他自谓:"保长是一件最难做的事,但是我乐意担任这个工作。"他的志愿是"为平民解除痛苦",后来他病了吐血而死。死的时候,穿了一件破旧的草绿色制服,身上盖着一件黑的破大衣,头上盖着一本书,在那时期,就有许多这一型愿为工作而死的年轻人,他们成为蒋氏的信徒。

  我说蒋氏是一个把握时代领导时代的人,此中不包含加重份量的赞扬意味。由于他在领导时代,在他的周围的确吸收了一大群年青的朋友。到了民国三十二年以后,他担任了训练干部的工作,而且成为青年军的精神核心。领导的味儿反而淡了下来,有一段很长的时期,反而为了领导一群人而烦恼袭来。最近一阶段,也许又是他的最重要的转变呢?
 
蒋经国何处去?

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进行那几年,国际间颇有人在注意。《伦敦时报》曾作出如此批评:"中国江西的南部,是落后的区域,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建设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成为进步的区域。"纽约一家报纸(偶忘报名)也说:"我们是中国人的朋友,热烈的希望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能够完全实现。"笔者也曾从一些小的事件上看出各方面对赣南的注意点,赣州那份《正气日报》,延安方面来订阅的有十七份之多,迪化(今乌鲁木齐)也有八九份。几乎比重庆订购的报份还要多。或许可以说,延安方面最关心赣南建设的进展。

  有人批评三年计划不合中国国情,说是:"蒋经国是俄国留学生,带回来的尽是俄国东西,要把俄国人的鼻子装在中国人的脸上,是不适宜的。"蒋氏如何答复呢?他说:"是的,中国人总是中国人,中国人应该站在中国的立场讲话,应当以中国的利益着想,应当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況,来作施政的根据。但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根据本国的国情,采纳人家建国的经验,运用科学的真理,不但不会错,而且应当这样做的。"在这一方面,他和孙中山先生更是接近,他是坦白承认采纳人家(指苏联)的建国经验,而是坚定地站在本国的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做的。有一回,他提到过美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他说:"在美国的一个汽车工厂内,每分钟可以造四辆汽车,但是在赣南,一分钟可以做些什么?我曾经问过一个小孩子,他回答我说:'可以做四个鞭炮。'在美国,平均二十四小时可以造座铁桥,但是,在赣南一天的时间,仅能打两双草鞋。在美国,平均一个工人可以使用二三十架机器,但是在赣南平均一个农夫只能用半条牛腿,我们同样生活在1940年,同样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但是我们落后的程度和工业发达的国家比较,是相隔了几世纪。今天,我提出了这个强烈的对比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相反的,我们明了了自己落后性的程度,而更应当如何的努力工作,努力建设。"不过,他并不准备走美国的老路,他说:"今天,我们还应当特别指出,美国虽则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但是他却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无计划的。他们的生产并不是在改善人民生活的,他们的生产不是配合着消费而是为了赚钱,所以虽则他们每一年因为生产过剩,有几千万加仑的牛奶倒入海里去,同时全国的儿童平均四人之中,只有一个人营养充足,我们建设新赣南,却要建立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异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在于我们是有计划的。"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评,已经很明确很坚定的了!前几天,有一美国记者提出疑问来:"究竟蒋氏的社会改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呢?还是用共产主义的方式呢?"其实都不是,他很明确地表示要采取"计划经济",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更接近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前天,有一位朋友,他是最关心中国命运的,他对我说:"蒋氏他那一套的。"他已看到了这一点,蒋氏决不是如一个传说所设想,近于小霸王式的胡闹。而且他认为民主政治的力量在民众,民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反而要期待"包青天式"的"上方宝剑"那是最要不得的。许多民众见了他,常是跪下地去哀求,他正言阻止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了民众的自尊心,这也和这种种传说正相反。

  蒋氏这一套主张,行之于赣南,已经蜚语纷起。那一时期,重庆方面若干政团,自己的天地大,河水不犯井水,大家都肯听其自然,有时也夸奖一番,反正不碍自己的利益。现在,他要把这一套主张,行之于上海;而目前这一阶段,又正当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蒋"总统"的威望受最严重考验的时候。他的每一种设施,都要和各政团以及衮衮诸公的既得利益短兵相接。南京与上海,京沪路一线相通,官僚资本与买办资本相连得那么密切,上海经济市场每一角落都有着豪门巨绅的经济蜘蛛,他的计划又如何能避免和他们直接冲突呢?蒋氏之来上海,已在蒋"总统"试了许多中西内科名医的药方之后,沉疴难救,乃让这一外科医生来试用手术,割治败瘤的。他的口号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他的手法,是"拿富人的钱替老百姓求活"。他承认他的计划乃是一种社会性的革命工作,真正的目的,乃在消灭社会上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许多人怀疑此次新经济政策是否能达到成功,许多人忽视了他的新经济政策,却把政府的金融改革混为一谈。他非常坚定说:"用一种社会革命的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一个政治新人(1)

中央训练团第二期学员中,有两个众所注目的人物:蒋公子经国,和X公子某某。这两位公子的作风迥不相同:蒋公子自己挑水洗脚,一个月只用三五块钱,X公子却花了三万多元,这真是极有趣的对比。蒋公子去年春间在临川训练新兵时,某队长常是浪用清水。公子告诫他:"要体恤伙伕们的劳力,不要浪费!"那队长漠不关心,依旧浪用得很多。公子就罚他挑一个月的水,让他自己明白劳力是应该如何值得珍惜的。

  记者和蒋经国先生第一次相晤于南昌:那时,他刚担任保安处职务,筹划牯岭的游击工作。此次重晤于赣州,他已担任赣南第X区行政专员的重要任务,成为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闲谈中,他提到在苏俄时期的生活。他到苏联去,刚在大革命后,社会秩序初定的当儿,全国为饥饿所普遍侵袭,食物缺乏,三五日领不到面包,乃是常有的事。他每天把一方黑面包,分成四截,一餐吃一截,留一截准备第二天绝粮时的万一之需。这样在饥饿线上过了二年生活,那二年间,他只领到一方肥皂,用沙擦手,当作洗涤污脏的常课。跟着苏俄的长成,他的精神肉体都长成了。他眼见苏联饿着肚子的中央委员在农民群面前绝气,眼见主席加里宁排在队中领仅有的袜子,眼见市民饿毙倒在街头。他懂得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坚忍吃苦。他引史太林所引的俄谚语告诉记者:"最后一个笑的才是真正的笑!"他说:"中国现在真不够吃苦!"

  他在苏俄十四年,曾在铁工厂学习冶铁,他的夫人便是那工厂中的女工,曾在军队中服务,那军队开到高加索沙漠中,白昼在百度以上的沙漠上行军,晚间又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风沙中打野外。风雪中,他们裸着上下身,用雪擦身,更是常课。也曾到过零下五十度的芬兰边境,也曾在列宁格勒度过冬天。他,能骑马刺剑,如一般军人的英勇。可是他能驾驶飞机汽车及坦克车,又是一个专门技术人才,他能接连着每天走百里长途,经月不已,有游击队全副技术。可是他训练士兵、旋转士兵的心理,又是一个将才。他,几乎是神话中的人物。高素明先生对记者说:"我和经国虽是同学,他的吃苦精神,那是我所万万不及的。"把经国先生当作留俄学生的典型人物,再把X公子当作留美学生的代表,两种精神都具体表现出来了。

  记者细细地静静地看他的行止,他和劳苦民众相接近,并非矫情而为之的。他懂得生活的意义,劳力的价值,他自然而然亲近那些用自己血汗挣饭的人。他,有光,有火,有力,吸引着一群有血性的青年。自然,也有人觉得头痛,那些人说:"若非他是委员长的儿子,我们该给他带顶红帽子。"他听了这些话,只是微微作笑,他知道时代和环境会怎样使一个人变成精神上的盲目。
 
一个政治新人(2)

旧历除夕下午,蒋经国先生以行政专员的名义,邀请赣城贫儿家属聚餐于贫儿食堂。贫儿食堂成立于去冬十一月间,其时赣州各界集金颂蒋委员长诞辰,凡得五千余金,奉命移作地方救济事业之用,经国先生就着手组织贫儿食堂,收集百六十多名贫家十三岁以下的儿童,每天施食两餐,并予以军事管理,使受两小时的识字教育。记者那天下午,前往贫儿食堂,已见成群衣衫褴褛的老妪少妇围坐在方桌边,等待这奇异的年夜饭。那一群贫儿,分队排列也在准备就食前的程序。这些受了短期训练的贫儿,自己管理自己,秩序也颇不错。经国先生到场时,只见拖儿带囝的妇人,追随着他,口口声声称他为"老师",向他诉苦。他招呼她们先去吃年夜饭,如处在乡亲中,以温情的笑招待贫苦的家属。记者眼前,正浮起了苏俄著名影片--《生路》中的景況。

  记者走出贫儿食堂,在不远的街角上,听到两位绅士在那儿谈论,他们说:"蒋专员,把全部力量用在救济事业上。"其实他们是曲解的,蒋专员比较注意一般民众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除夕那天,他先访问出征军人的家属,让他们揩干泪眼来承受一个"民之父母"的关怀。又调查城中赤贫之家,在这绝望的一天,予以生活上的扶助。这都含有积极作用,使赣州治安能够如常维持。街市上流氓和乞丐之少,记者所经各城市以此为首选。

  蒋专员最有力量的战时处置,以安定赣州物价为最可称述。自然有一部分人在诅咒他,也有一部分操纵市场的人正在设法垄断市面,想造成混乱局面来破坏他的战时处置。去冬,赣州城中,闹过一度煤油和食盐荒。商人把煤油隐屯在乡间,故意把市价飞涨了又飞涨,他即紧急处置,派警查出私屯的煤油有三千多箱之多,并全数给还标准油价,改由交易公店集中发卖。食盐也改归交易公店发售,扫除盐商垄断的积弊。若赣州四境各城市能把物价问题处置得好一点,记者相信蒋专员的紧急处理会更有成效些。目前,一部分奸商,正在用屯积粮食及恫吓乡农的手法来造成米荒,大家相信蒋专员定能显出更大的力量来。

  记者在赣州看见各地所没有的由血性青年所造成的朝气。许多政客想利用青年,许多政治家在怕惧青年,许多绅士在嘲笑青年,蒋专员简简截截地说:"要运用青年。"他知道青年们会做错的,但是世间并没有生而知之的圣人,青年们的错误并不比绅士们多。"让青年们去干,从工作中去求经验,去求应付现实的学问。"这是他答复记者最坚决的话。他不相信关在玻璃屋子里的花草能够长成,他要青年们自己到社会上去磨练。他的行政专员公署中人员,都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但他们的工作效率比什么官僚式的衙门好得多。

  某君告诉记者:"蒋专员的作风,有点合不上绅士的口胃!"是的,蒋专员就职以后,雷厉风行地禁烟禁赌。一个社长的老太爷因为吸烟被拘了,一个贩仇货的土豪遁迹了,一个大绅士在牌局上被捕了,希望地方官吏同流合污的绅士们自然头痛得很,但一般民众正爱戴着有辣味的"民之父母"。赣南有两家农民,因为绅士们从中挑拨,为了一条水沟,积讼二十多年,尚未解决。蒋专员下乡巡游,二小时间便替他们排解掉了。这类为民众福利着想的事件处理法,不知断绝了多少绅士们的把持机会。无怪绅士们,看见了专员公署的民众问事处就要摇头叹气的。
 
一个政治新人(3)

旧历新正,蒋专员邀记者同往瑞金,参与中央军校的集团入党典礼。途中,他取溪口被炸后的照片相示,蒋府旧宅,墙缺壁破,砖瓦杂陈。六架敌机,集中向绝不设防的乡镇投弹,该算是"皇军"最光荣的战绩了吧!他慨然道:"穷极无聊,没有出路,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家,就算是出了气吗?世界人士,都在嘲笑这卑鄙的行为。"他认定今年这一年,将决定敌人的命运。敌人确已进入他们的末路。

  他久住苏联,对于苏联有深切的理解,记者因而进问他对于苏联的观感。他说:"世界各国的外交,可说有如变戏法。但变戏法也有他的一定方式,只能红变黑黑变红那几种花样,不能随随便便地变。苏联立国以来,对于中国,一贯取善意的互助态度,没有坏过,决不会因为敌人的献媚,就改变原来的外交态度。我们且看苏联的新闻界,对于我国的抗战,自来以热烈的同情来记载,直到现在,并未改变过。从前共产党在赣南闹得很起劲,苏联报纸上也并没有十分夸张的记载,反不如对我英勇抗战表示热烈的同情。这便是苏联的真实态度的说明。"

  蒋专员谈及苏联社会,记者连带问及苏联的私有财产制度。他说:"在苏联,由于工作的努力,积有财富的人并不很少。但没有人可以用他的财富去生利金。你可以花很多的钱去造一所大住宅,但只许他自己住在那儿,却不许把住宅的一部分出租,靠收屋租过日子。苏联承认个人欲望的存在,但防止剥削社会的利益来满足个人的欲望。"他在这样社会中陶养出来,无怪他对于发国难财的商人深恶痛绝了。他所订立的新赣南三年计划,悬"人人有衣穿、饭吃、书读、事做"为标的,在他看来,原是应该这么着想的。

  到瑞金以后,我们一同参观了许多处共产党当年的遗迹,彼此的感想都很多。记者提及当年陈迹,他说:"一种制度和思想,必须客观条件来决定它的存在:共产党在江西这么许多年,对于社会并无多大影响,这也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记者因问:"事实上能有代表一切阶层的政党吗?"他说:"三民主义即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即不能代表一切阶层的利益,至少可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他的施政方针,盖即从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这方向着手的。

  一般人对于蒋专员的期望很大,我们相信他的吃苦精神会使他在政治上有所成就,记者也就破例先在戏台前喝起彩来。

  (1943年2月25日)
 
假李逵假释出狱

 半个月前,蒋经国专员在专署接见民众;人群中有一老妪含泪哀请:她说她的儿子年幼无知,冒渎尊上,垂怜我老妪舐犊私情,恳求早日宽赦开释。专员查问原因,有知其来历的,说她便是假李逵的母亲。一室中人,听了无不莞尔。当时专员开导了几句,也无多话,到了上周,专员令主管人员着该老妪具保,暂许其子假释出狱,由其家属切实管教。"假李逵"便走向自新之路了。

  "假李逵",名杨良枢,赣南某地人,中等身材,脸带微麻,和蒋专员的模样有些儿相像。去年冬天的某一天,南康乡间忽然来了一个私巡的官员,照他的口气听去,好像是地方的行政长官,暗示人们,使人们相信他便是蒋专员。有人偷看他的呢帽,帽里上正写着"蒋经国"三个大字,更使那一带民众确信"蒋专员"乔装察访,和他们传说中的蒋专员连贯起来,剎时间成为里巷间的佳话。于是拦路呼冤的,泪泣求助的,不绝于道。这位蒋专员也就提笔批答,上书某事交县政府办,某事交区署查,装得若有其事。于是东家一老母鸡,西家一碗肥肘子,张家赴宴李家宿,这位蒋专员有点儿得意忘形乐而忘返。而那些心中有病的乡保长,战战兢兢,终日追随左右。当这位蒋专员伸手要零用钱的时候,也就十元五元递了过去,畏惧之心使他们不敢在真假上用点辨别力。事有凑巧,专署某君,因公过南康,闻专员在乡私巡,为之讶然。然观其人,知系歹徒冒充,即报告专署,派警拘押,到赣之日,专员曾亲自审问,问他道:"你假冒了我,有什么好处?"假李逵俯首无言。后来依法判处徒刑五年,到上月底,恰好是半周年。半周年的牢狱生活,对于这位夸大狂的李鬼,该是最合实际的教育,他该有点儿长进了吧?
 
蒋经国油山遇险

蒋专员的言行,记者所见所闻,并没有半点传奇的意味。他是受过时代洗礼的人,理智重于感情,并没想以畸行来耸社会的视听,但民间常把他的一鳞一爪来附会传说上的"包公"或"施公",因此一部蒋经国传奇的底稿,就在里巷百口中创造出来。一位无法无天的司机,他亲口对记者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活包公铁面无私用王法。"他把蒋专员说得神出鬼没,神乎其神,好像他们这一群混天魔王,也只有这一位如来佛制得住。他叙述蒋专员化装的神奇,简直是一部侦探小说,把这新酒注入旧瓶,一部《新七侠五义》是太现成了。

  谈者谓蒋专员的青年冒险精神和接近民众的态度,乃是构成传奇的基因。在专员本身,受过极端严格的军事训练,短装草履,千里跋涉,事本平常。但民众心目中,看惯了旧官僚的养尊处优的习惯,今见了一个刻苦耐劳的地方行政官,也不免传为奇谈。专员到处巡行,固随处留心民情风俗,却也考察山地形势,作某一种准备。民众心目中,又把章回小说中的"乾隆皇帝游江南"故事贯合着看,一切常事都变作奇闻。最近,蒋专员油山遇险的传说,在里巷间也快变成了传奇。

  那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上月中旬,蒋专员巡信丰,便道往游油山。不料意外地遭遇了一场大的危险。油山在信丰南雄的边境,原系项英部属的根据地,山谷萦回,林木森茂,形势非常险要。变乱后村落毁破,数十里无人烟。专员率领随从人员及士兵三十余人,沿着山径曲折入谷,经过了许多起伏山岗,约莫三十余华里,才到达了深谷。他们考察形势,询访旧迹,天色已晚,便借宿于山村的寺院。那寺院前曾毁于兵燹,近年始重建,构筑非常简陋。那晚情形,记者据专员自述:当晚天热,一群人都席地而卧,他睡在寺门木板上,也很甜美,一宿安静得很。第二天,一清早忽闻寺外人声喧杂,夹有错杂枪声。心知有变,专员即避入寺中,令部属准备枪枝,分头警戒。片刻间,枪声愈密集,据瞭望哨报告,四围包围进攻的,约有二百余人。来攻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盗匪?一时也判断不清,只是来意甚恶,从攻击姿态可以明白;情势危急,专员即下令还击,借以自卫,两方从接火起,断断续续了三小时之久,那一群突如其来的暴客,才销声匿迹退回去了。当时一检查,专员部属已伤了一人,暴客那方却死了二人,可是专员卧的那副床板,中了三十一颗子弹,真是险之又险。事后各方传言,有谓出之南雄民团的误会,有谓残匪示威,有谓意图抢劫枪械。总之,有如包公下土牢,又受了一场虚惊便是了!

  可是这类意外的遭遇,适足以锻炼他的胆识,油山的险事,并不曾改变轻车简从的惯例了!昨天清晨他又向赣湘边的万山丛中去远足,据他说,他新近所走的路,连王阳明当年都不曾走过的呢!
 
"爵晋政府委员"

孙夫人(宋庆龄),前月由港归渝,蒋专员曾奉命前往谒见,他留渝那几天,闹了一件小事故。有一天,他来向一卖油条的老妪买二角钱的油条,身边没有零钱,取五元法币给她找。老妪两囊空空,找不出钱,专员呆了一呆,便道:"你也很苦,这五元都给你罢。"那老妪忽勃然大怒道:"你这坏蛋!我不要你这假票子,你拿二角钱来!"这时,旁人走了过来,看看这票子,对那老妪说:"这票子是真的!他给了你,你还骂他,你真有点儿不讲理!"那老妪道:"我不相信世间真有体恤我们穷人的好人!"这件小事故,说明了民众有时对政府的种种意外的误解。

  蒋专员由渝归赣以后,积极推动建设新赣南的三年计划。他自己不时出巡各县,连最偏僻的村落都有他的足迹。记者问他:"巡行的动机在哪里?"他说:"老百姓,真是好的。我们和老百姓多接近接近,老百姓就会接近我们!"这是他的地方政治的主要观点。他和记者谈及这回信丰巡行所见的一件趣事。他说:"有一天,走进一家乡长的客堂,客堂上挂着一对贺联,上联说是'爵晋政府委员'。后来仔细一问,原来那位乡长,刚兼了地方公款保管委会的委员。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凡是乡里绅士,都要高自位置,不仅要自别于民众,而且吓吓老百姓。老百姓看见了'公所重地,闲人莫入'的虎头牌,就吓住了,还敢和他们亲近吗?"阻塞了上下的交通。他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有打开绅士层的决计,他要解消民众的种种误会,使他们来亲近政府。

  "向蒋专员告状去!""到专署打官司去!"在赣南各地不时可以听到老百姓这么说,远道传闻,容易以为蒋专员的政治姿态,或如旧日的钦差大臣,独断独行,或如山东的"韩青天"侵犯司法的独立。其实赣南的政治依法而行,不徇情,不徇私,不为恶势力所左右,才显得雷厉风行与众不同。那个老百姓"告状"的所在,实乃民众问事处。蒋专员让民众有地方去诉苦,使民众知道怎样去进行诉讼,意在劝解与指导,和老百姓的说法正不相同。假使老百姓真希望有一个包大人,这个包大人,受了时代的洗礼,他将不是一个典型的清官,而是一个奉公守法的贤吏!
 
后退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