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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7月27日报道 尽管被誉为南半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也尽管负责人理查德・穆尔一再强调艺术的独立性，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在短短几日内知晓世界上还有个墨尔本电影节，并非因其艺术成就，而是因为连日来围绕它上演的一出充满了谎言、冒犯、抗争与回击的政治闹剧。
“7・5”事件发生不到一周，澳大利亚传来消息，在墨尔本电影节上，将有一部关于“东突”民族分裂分子热比娅的纪录片上映，主办方还将邀请热比娅参加首映式。随后，中国驻墨尔本领馆要求撤消放映热比娅纪录片遭拒；19日，中国三名导演同时声明退出墨尔本电影节，将这一事件推向全球舆论的风口浪尖。
26日，墨尔本电影节“如约”播映了这部引起中澳巨大民间风波的《爱的10个条件》，《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现场亲历了这一过程；电影节开幕几个小时后，关于其官方网站已被中国黑客攻击的消息就传得沸沸扬扬；而至于8月8日热比娅是否会出现在墨尔本，将会带着什么样的答案而来？之后的几天还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更是充满了悬念……
中国领事“撤播”要求遭拒
最早对于《爱的10个条件》作出反应的，是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而最先向媒体披露此事的，却是理查德・穆尔。此前在接受英国《卫报》等媒体采访时，穆尔承认，尽管电话来自中国领事馆，但也仅仅是一个“私人电话”。
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联系到曾致电穆尔先生的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文化领事时，她说，当自己得知美化热比娅的纪录片要在电影节上放映，马上就给负责人穆尔先生打电话，以个人名义希望电影节不要播放该影片。但穆尔拒绝了她的要求，而且也不接受见面约谈的邀请。“他只说中国外交官不能干涉他们播放什么影片。”这位文化领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而中国导演宣布退出影展后，当地媒体更是纷纷猜测“中国导演受到了政府的压力”。《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第一时间再度联系上墨尔本总领事馆的文化领事，她告诉记者，要不是当地英文报纸报道，她根本就不会知道中国参展导演要撤回电影的事情，“当地媒体所说的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纯粹是无稽之谈”。
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众多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形式敦促电影节组委会取消对热比娅的邀请，还电影节追求艺术、远离政治的本来面目。曾在新疆生活了40年、近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新疆著名电影导演唐光涛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7・5’事件是以热比娅为首的民族分裂分子蓄谋已久的破坏活动。现在电影节公然邀请热比娅来澳为电影造势，等于支持分裂活动，这样做不仅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感情。这样的电影节等于给艺术抹了黑。”
中国导演基于“情感”退出影展
19日，附有贾樟柯亲笔签名的一纸声明成为对墨尔本电影节坚持放映热比娅纪录片的最响亮回应――贾樟柯的《河上的爱情》、唐晓白的《完美生活》和赵亮的《上访》三部影片同时宣布退出墨尔本电影节的展映，与此相关的6项活动也相应取消。
随后，中国导演退出墨尔本电影节的报道见诸西方各大媒体，转载率甚至超过之前中国领事馆敦促电影节撤掉纪录片的消息。贾樟柯和唐晓白所在的西河星汇香港公司负责人周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强调退出影展纯属个人行为。而赵亮则向美国《时代》周刊表示，“自己很难去谈论这个话题”。
“作为中国人，和热比娅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上，于我们的感情是无法接受的。”发出声明后，贾樟柯在凤凰卫视作出口头解释：“我们的退出行为是在电影节变得非常政治化的背景下必须做出的反应，退出电影节是我们试着将个人内心的观点表达出来。”
同时，周强透露，唐晓白已正式取消前往墨尔本的机票预订。“他们忽略了中国人的感情，已经影响到电影节本身的健康，这种处理太政治化了。在决定之前，我跟贾樟柯、唐晓白等都沟通过，这是大家一致的决定。”周强说。贾樟柯等三位导演的举动引来的是国内网民与同行的一片赞誉，导演冯小刚等人纷纷声援。
电影节组委会“不高兴”
“中国影片退展我们当然不高兴，我们需要他们，观众需要他们，而且这让我们陷入困难的境地。那些说我们只在乎曝光率的是胡说，我们当然一直希望成为话题，但不是这种。”电影节负责人理查德・穆尔在得知中国导演退出展映后这样表达自己的情绪。
23日，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的官网首页挂出一则题目为《电影节节目调整》的消息：“就像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出于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势，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今年被迫取消了几部电影的放映。”
从墨尔本电影节官网上的信息来看，截止到26日，共有五部电影退出电影节，除了三部中国电影，金棕榈导演肯・洛克的《寻找艾瑞克》、美国电影《空城》也因为“不为电影节所控制的情势”退出电影节。
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依然留在展映名单上的还有一部中国内地作品《YanBianBox》，这是一部时长为27分钟的纪录短片，讲述中国延边一群玩beatbox(乐器口技)的朝鲜族青年的故事。澳大利亚媒体称，这是中国内地唯一没有撤出影展的片子。
此外，除了退出的三部电影，将参加本届墨尔本电影节的华语片还包括香港影片《渺渺》、《青苔》以及中国台湾的两部短片。
放映现场，导演承认失实
墨尔本电影节是怎样发现这部电影的？又是什么时间决定放映的？为什么原定8月8日首映的影片后来又在7月26日加映一场？这一决定是否与中国抗议声有关？面对这样一部半路杀出的纪录片，许多人一头雾水。
电影节负责人穆尔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这部纪录片是在电影节报名日期截止后才收到的。而一向自视甚高的墨尔本电影，竟然能打破惯例将一部迟到的电影纳入放映计划，其背后的玄机耐人寻味。随着事态的扩大，《爱的10个条件》成为唯一门票在20天前全部售完的电影……怪不得连澳大利亚当地一位影评家都说，电影节利用政治手法来操作和扩大电影节的影响，这种做法对中国非常不公平。
在《爱的10个条件》首映现场，《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发现观众基本都是白人。而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导演杰夫・丹尼尔也来到现场。虽然他说这部片子陆续拍了7年，多次到华盛顿和新疆拍摄镜头，但从内容上看，他对新疆的认识很肤浅，甚至出现“1949年前新疆是个独立的国家”这样的错误。而对于片中的热比娅从小就对政治充满热情、希望做维吾尔族代言人等严重失实之处，丹尼尔在影片播放后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承认，其中确有不实内容：“这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纪录片，也并不客观和中立，我只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维吾尔人的现状。”
虽然导演希望通过这部片子来赢得观众对热比娅的同情，但现场很多观众十分清醒。其中一位观众认为，这部纪录片完全站在热比娅的立场，存在很大的偏见。整个片子没有采访中国官员，没有中国政府官员对热比娅的评论，显然违反了纪录片忠实于事实的原则。另一位观众则说：“热比娅从中国监狱里被保释时表示绝不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但她一到美国就食言了，显然是人品有问题的。”
拿政治赚吆喝“很卑贱”
事实上，本届墨尔本电影节不光涉足“东突”问题，宣布退出的也不只是中国导演们。来自英国的金棕榈导演肯・洛克因为不满电影节接受来自以色列政府的资助，其影片《寻找艾瑞克》也退出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将首映的另一部影片《巴里布》同样引起了政治争议，该片讲述1975年印尼入侵东帝汶期间，澳大利亚、英国及新西兰的五名记者被印尼军方枪杀的事件。
中国领事馆的一通私人电话被组委会看成是官方干预，但墨尔本电影节强硬立场背后得到的却是澳大利亚议员们的声援。工党议员丹比指责金棕榈导演和以色列电影过不去，而绿党主席鲍勃・布朗则写信给陆克文，要求向中方发表声明，不要干涉电影节的言论自由。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电影评论家尹鸿教授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认为：就像电影不可能脱离政治一样，一个导演不可能脱离他的政治、民族和国家立场。中国导演以实际行动抗议一个破坏国家统一的分裂分子或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这样的政治诉求是很正常的。此外，不少中西方学者认为墨尔本电影节拿政治来赚吆喝，“是很危险也很卑贱的游戏”。
更有人分析，在墨尔本电影节事件的背后，其实是西方反华势力已经开始了继达赖之后的第二轮“造神”运动，借文化上位显然是手段之一。
一些西方电影节在假借艺术的外衣，为西方政治立场做仆人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董铭发自巴黎 一个是 带有强烈“疆独”意识的电影，一个是在西方知名度不大的墨尔本电影节，二者一旦发生联系，引起的是中澳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强烈反应。
一些西方组织和媒体，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对许多事实选择性失明，这些已经偏离的镜头带来的后果，是对普通观众不负责任的误导。事实上，在西方的各大电影节和电影院线里，中国电影和华人身影并不罕见，其中政治性的、地域性的、民族性的内容尤为得到青睐――这缘于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感，对神秘宗教的原始崇拜，以及无法抹净的意识形态偏见。
电影节难摘有色眼镜
政治因素是电影节组织方在选片的过程中绕不开的敏感话题。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的入围名单中常会出现某些华语电影或涉及中国现状的电影。它们虽然能在欧洲面世，却无法在中国正常公映。西方电影节对此类题材电影的偏爱，并不是他们标榜的艺术追求那么简单，而是使用了与对待本国电影完全不同的标准。在宣扬本土民族融合、文化包容的同时，有些电影节却在假借艺术的外衣，为政治立场做仆人。
从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戛纳电影节所享受的“待遇”，即可见窥见西方电影节的“政治”态度。1990年张艺谋的《菊豆》在戛纳放映后广获好评，据当时在场中国记者说，张在记者招待会上只要说几句“政治正确”的话，就肯定能拿奖，但张拒绝了。1998年他的《一个都不能少》再次因没有申明政治立场而落选戛纳。将近20年后，一部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颐和园》尽管未能按时报名，却依然破例入围戛纳――事实证明，时间在向前，而欧洲电影节的政治品位却始终如一。
墨尔本电影节的影响力远不如欧洲三大电影节，它的地域局限性和规模限制了入围片的质量。组织方执意选入描写热比娅的电影，甚至不惜放弃贾樟柯等著名中国导演更具艺术性的作品，其目的早已不是电影本身――在特别的时期，此类影片带有的政治敏感能挑起媒体的关注度，而一些政客和团体的推波助澜则让电影节成为世界性话题……组织者为了旁门左道，反而挤掉了那些真正具有含金量的电影作品，这无疑违背了电影节的初衷。
西方电影喜欢包装“藏独”
西方国家经常在艺术与政治上含糊其辞，许多标明描写人文、历史的影片，其背后也有创作者早已预设的政治倾向。这些年来，西方电影掀起的一股“达赖热”就是例证之一。
前不久，又一部反映达赖生平及思想的西方影片上映。这部名为《达赖喇嘛复兴之路》的片子把达赖塑造成一位无所不知的智者。此外，《小活佛》、《达赖的一生》等西方拍摄的影片都无法摆脱其片面的政治预设。美国投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拍摄的《西藏七年》，则是站在一种偏颇的角度来看待西藏地区的文化发展，依照达赖的一面之辞来向西方观众歪曲当年的西藏和平解放，颠覆了农奴翻身做主人的基本事实。
总之，西方的“达赖电影”大多把达赖塑造得“高、大、全”，而把偏见性的镜头对准了中国。
而其他一些西方电影里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和歪曲也不罕见。好莱坞演员理查・基尔主演的《红色角落》，整片都在批评中国的司法体系，明显地影射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杜撰出西方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臆想。这种重复千遍的偏见，也是来源于西方媒体对东方一贯的片面报道。
西方明星屡碰政治底线
不单单是电影作品如此，西方的电影明星们，也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领域，发表些自以为是的评论。好莱坞影星莎朗・斯通在去年戛纳电影节的派对上，针对“西藏问题”和四川地震的恶语，激起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愤怒，最终受辱的还是自己。
洛杉矶影评人士海梅・希门尼斯曾经谈到西方电影界“干预别国内政”的现象，他指出，一方面美国一些媒体及政客不可能客观评价中国，同时好莱坞艺人本身也缺乏了解中国的渠道，这就很难避免他们在处理跟中国有关的问题时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况。
其实，好莱坞参与美国的政治运作早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大景观。而国际反华势力也借此把这些影星们当作打人的砖头。
理查・基尔就常在公开场就“西藏问题”发表一些耸人听闻但又颇为可笑的论调。这个好莱坞演员同时是“西藏问题国际运动”的主席，总是“卑恭地”自称是“达赖的学生”，频频借所谓人权、西藏等话题向中国发难，充当反华势力的马前卒。
事实上，对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每个中国人都抱有贾樟柯导演所说的“朴素情感”。如果西方导演能够把陈旧和扭曲的有色眼镜丢进大洋里，开放的中国当然欢迎他们带着记录真实的摄像机来到中国。但是，如果要靠政治歪曲和杜撰奇观来吸引票房，在如今网络信息发达的时代只能是短命。 (本文来源：新华网 )
“7・5”事件发生不到一周，澳大利亚传来消息，在墨尔本电影节上，将有一部关于“东突”民族分裂分子热比娅的纪录片上映，主办方还将邀请热比娅参加首映式。随后，中国驻墨尔本领馆要求撤消放映热比娅纪录片遭拒；19日，中国三名导演同时声明退出墨尔本电影节，将这一事件推向全球舆论的风口浪尖。
26日，墨尔本电影节“如约”播映了这部引起中澳巨大民间风波的《爱的10个条件》，《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现场亲历了这一过程；电影节开幕几个小时后，关于其官方网站已被中国黑客攻击的消息就传得沸沸扬扬；而至于8月8日热比娅是否会出现在墨尔本，将会带着什么样的答案而来？之后的几天还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更是充满了悬念……
中国领事“撤播”要求遭拒
最早对于《爱的10个条件》作出反应的，是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而最先向媒体披露此事的，却是理查德・穆尔。此前在接受英国《卫报》等媒体采访时，穆尔承认，尽管电话来自中国领事馆，但也仅仅是一个“私人电话”。
在《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联系到曾致电穆尔先生的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文化领事时，她说，当自己得知美化热比娅的纪录片要在电影节上放映，马上就给负责人穆尔先生打电话，以个人名义希望电影节不要播放该影片。但穆尔拒绝了她的要求，而且也不接受见面约谈的邀请。“他只说中国外交官不能干涉他们播放什么影片。”这位文化领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而中国导演宣布退出影展后，当地媒体更是纷纷猜测“中国导演受到了政府的压力”。《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第一时间再度联系上墨尔本总领事馆的文化领事，她告诉记者，要不是当地英文报纸报道，她根本就不会知道中国参展导演要撤回电影的事情，“当地媒体所说的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纯粹是无稽之谈”。
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众多华人、华侨通过各种形式敦促电影节组委会取消对热比娅的邀请，还电影节追求艺术、远离政治的本来面目。曾在新疆生活了40年、近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新疆著名电影导演唐光涛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7・5’事件是以热比娅为首的民族分裂分子蓄谋已久的破坏活动。现在电影节公然邀请热比娅来澳为电影造势，等于支持分裂活动，这样做不仅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感情。这样的电影节等于给艺术抹了黑。”
中国导演基于“情感”退出影展
19日，附有贾樟柯亲笔签名的一纸声明成为对墨尔本电影节坚持放映热比娅纪录片的最响亮回应――贾樟柯的《河上的爱情》、唐晓白的《完美生活》和赵亮的《上访》三部影片同时宣布退出墨尔本电影节的展映，与此相关的6项活动也相应取消。
随后，中国导演退出墨尔本电影节的报道见诸西方各大媒体，转载率甚至超过之前中国领事馆敦促电影节撤掉纪录片的消息。贾樟柯和唐晓白所在的西河星汇香港公司负责人周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强调退出影展纯属个人行为。而赵亮则向美国《时代》周刊表示，“自己很难去谈论这个话题”。
“作为中国人，和热比娅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上，于我们的感情是无法接受的。”发出声明后，贾樟柯在凤凰卫视作出口头解释：“我们的退出行为是在电影节变得非常政治化的背景下必须做出的反应，退出电影节是我们试着将个人内心的观点表达出来。”
同时，周强透露，唐晓白已正式取消前往墨尔本的机票预订。“他们忽略了中国人的感情，已经影响到电影节本身的健康，这种处理太政治化了。在决定之前，我跟贾樟柯、唐晓白等都沟通过，这是大家一致的决定。”周强说。贾樟柯等三位导演的举动引来的是国内网民与同行的一片赞誉，导演冯小刚等人纷纷声援。
电影节组委会“不高兴”
“中国影片退展我们当然不高兴，我们需要他们，观众需要他们，而且这让我们陷入困难的境地。那些说我们只在乎曝光率的是胡说，我们当然一直希望成为话题，但不是这种。”电影节负责人理查德・穆尔在得知中国导演退出展映后这样表达自己的情绪。
23日，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的官网首页挂出一则题目为《电影节节目调整》的消息：“就像大家所了解的那样，出于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势，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今年被迫取消了几部电影的放映。”
从墨尔本电影节官网上的信息来看，截止到26日，共有五部电影退出电影节，除了三部中国电影，金棕榈导演肯・洛克的《寻找艾瑞克》、美国电影《空城》也因为“不为电影节所控制的情势”退出电影节。
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依然留在展映名单上的还有一部中国内地作品《YanBianBox》，这是一部时长为27分钟的纪录短片，讲述中国延边一群玩beatbox(乐器口技)的朝鲜族青年的故事。澳大利亚媒体称，这是中国内地唯一没有撤出影展的片子。
此外，除了退出的三部电影，将参加本届墨尔本电影节的华语片还包括香港影片《渺渺》、《青苔》以及中国台湾的两部短片。
放映现场，导演承认失实
墨尔本电影节是怎样发现这部电影的？又是什么时间决定放映的？为什么原定8月8日首映的影片后来又在7月26日加映一场？这一决定是否与中国抗议声有关？面对这样一部半路杀出的纪录片，许多人一头雾水。
电影节负责人穆尔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这部纪录片是在电影节报名日期截止后才收到的。而一向自视甚高的墨尔本电影，竟然能打破惯例将一部迟到的电影纳入放映计划，其背后的玄机耐人寻味。随着事态的扩大，《爱的10个条件》成为唯一门票在20天前全部售完的电影……怪不得连澳大利亚当地一位影评家都说，电影节利用政治手法来操作和扩大电影节的影响，这种做法对中国非常不公平。
在《爱的10个条件》首映现场，《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发现观众基本都是白人。而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导演杰夫・丹尼尔也来到现场。虽然他说这部片子陆续拍了7年，多次到华盛顿和新疆拍摄镜头，但从内容上看，他对新疆的认识很肤浅，甚至出现“1949年前新疆是个独立的国家”这样的错误。而对于片中的热比娅从小就对政治充满热情、希望做维吾尔族代言人等严重失实之处，丹尼尔在影片播放后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承认，其中确有不实内容：“这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纪录片，也并不客观和中立，我只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维吾尔人的现状。”
虽然导演希望通过这部片子来赢得观众对热比娅的同情，但现场很多观众十分清醒。其中一位观众认为，这部纪录片完全站在热比娅的立场，存在很大的偏见。整个片子没有采访中国官员，没有中国政府官员对热比娅的评论，显然违反了纪录片忠实于事实的原则。另一位观众则说：“热比娅从中国监狱里被保释时表示绝不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但她一到美国就食言了，显然是人品有问题的。”
拿政治赚吆喝“很卑贱”
事实上，本届墨尔本电影节不光涉足“东突”问题，宣布退出的也不只是中国导演们。来自英国的金棕榈导演肯・洛克因为不满电影节接受来自以色列政府的资助，其影片《寻找艾瑞克》也退出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将首映的另一部影片《巴里布》同样引起了政治争议，该片讲述1975年印尼入侵东帝汶期间，澳大利亚、英国及新西兰的五名记者被印尼军方枪杀的事件。
中国领事馆的一通私人电话被组委会看成是官方干预，但墨尔本电影节强硬立场背后得到的却是澳大利亚议员们的声援。工党议员丹比指责金棕榈导演和以色列电影过不去，而绿党主席鲍勃・布朗则写信给陆克文，要求向中方发表声明，不要干涉电影节的言论自由。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电影评论家尹鸿教授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认为：就像电影不可能脱离政治一样，一个导演不可能脱离他的政治、民族和国家立场。中国导演以实际行动抗议一个破坏国家统一的分裂分子或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这样的政治诉求是很正常的。此外，不少中西方学者认为墨尔本电影节拿政治来赚吆喝，“是很危险也很卑贱的游戏”。
更有人分析，在墨尔本电影节事件的背后，其实是西方反华势力已经开始了继达赖之后的第二轮“造神”运动，借文化上位显然是手段之一。
一些西方电影节在假借艺术的外衣，为西方政治立场做仆人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董铭发自巴黎 一个是 带有强烈“疆独”意识的电影，一个是在西方知名度不大的墨尔本电影节，二者一旦发生联系，引起的是中澳民众乃至整个世界的强烈反应。
一些西方组织和媒体，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对许多事实选择性失明，这些已经偏离的镜头带来的后果，是对普通观众不负责任的误导。事实上，在西方的各大电影节和电影院线里，中国电影和华人身影并不罕见，其中政治性的、地域性的、民族性的内容尤为得到青睐――这缘于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感，对神秘宗教的原始崇拜，以及无法抹净的意识形态偏见。
电影节难摘有色眼镜
政治因素是电影节组织方在选片的过程中绕不开的敏感话题。欧洲三大电影节――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的入围名单中常会出现某些华语电影或涉及中国现状的电影。它们虽然能在欧洲面世，却无法在中国正常公映。西方电影节对此类题材电影的偏爱，并不是他们标榜的艺术追求那么简单，而是使用了与对待本国电影完全不同的标准。在宣扬本土民族融合、文化包容的同时，有些电影节却在假借艺术的外衣，为政治立场做仆人。
从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戛纳电影节所享受的“待遇”，即可见窥见西方电影节的“政治”态度。1990年张艺谋的《菊豆》在戛纳放映后广获好评，据当时在场中国记者说，张在记者招待会上只要说几句“政治正确”的话，就肯定能拿奖，但张拒绝了。1998年他的《一个都不能少》再次因没有申明政治立场而落选戛纳。将近20年后，一部涉及政治敏感题材的《颐和园》尽管未能按时报名，却依然破例入围戛纳――事实证明，时间在向前，而欧洲电影节的政治品位却始终如一。
墨尔本电影节的影响力远不如欧洲三大电影节，它的地域局限性和规模限制了入围片的质量。组织方执意选入描写热比娅的电影，甚至不惜放弃贾樟柯等著名中国导演更具艺术性的作品，其目的早已不是电影本身――在特别的时期，此类影片带有的政治敏感能挑起媒体的关注度，而一些政客和团体的推波助澜则让电影节成为世界性话题……组织者为了旁门左道，反而挤掉了那些真正具有含金量的电影作品，这无疑违背了电影节的初衷。
西方电影喜欢包装“藏独”
西方国家经常在艺术与政治上含糊其辞，许多标明描写人文、历史的影片，其背后也有创作者早已预设的政治倾向。这些年来，西方电影掀起的一股“达赖热”就是例证之一。
前不久，又一部反映达赖生平及思想的西方影片上映。这部名为《达赖喇嘛复兴之路》的片子把达赖塑造成一位无所不知的智者。此外，《小活佛》、《达赖的一生》等西方拍摄的影片都无法摆脱其片面的政治预设。美国投资，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拍摄的《西藏七年》，则是站在一种偏颇的角度来看待西藏地区的文化发展，依照达赖的一面之辞来向西方观众歪曲当年的西藏和平解放，颠覆了农奴翻身做主人的基本事实。
总之，西方的“达赖电影”大多把达赖塑造得“高、大、全”，而把偏见性的镜头对准了中国。
而其他一些西方电影里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和歪曲也不罕见。好莱坞演员理查・基尔主演的《红色角落》，整片都在批评中国的司法体系，明显地影射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杜撰出西方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负面臆想。这种重复千遍的偏见，也是来源于西方媒体对东方一贯的片面报道。
西方明星屡碰政治底线
不单单是电影作品如此，西方的电影明星们，也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政治领域，发表些自以为是的评论。好莱坞影星莎朗・斯通在去年戛纳电影节的派对上，针对“西藏问题”和四川地震的恶语，激起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愤怒，最终受辱的还是自己。
洛杉矶影评人士海梅・希门尼斯曾经谈到西方电影界“干预别国内政”的现象，他指出，一方面美国一些媒体及政客不可能客观评价中国，同时好莱坞艺人本身也缺乏了解中国的渠道，这就很难避免他们在处理跟中国有关的问题时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况。
其实，好莱坞参与美国的政治运作早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大景观。而国际反华势力也借此把这些影星们当作打人的砖头。
理查・基尔就常在公开场就“西藏问题”发表一些耸人听闻但又颇为可笑的论调。这个好莱坞演员同时是“西藏问题国际运动”的主席，总是“卑恭地”自称是“达赖的学生”，频频借所谓人权、西藏等话题向中国发难，充当反华势力的马前卒。
事实上，对于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每个中国人都抱有贾樟柯导演所说的“朴素情感”。如果西方导演能够把陈旧和扭曲的有色眼镜丢进大洋里，开放的中国当然欢迎他们带着记录真实的摄像机来到中国。但是，如果要靠政治歪曲和杜撰奇观来吸引票房，在如今网络信息发达的时代只能是短命。 (本文来源：新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