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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喧闹，但崔永元目前更愿倾听历史。 新京报9月9日报道 “七年之前，我是一个很爱放炮的人，动不动就炮轰这个，炮轰那个，你看这两年没声音了。我现在炮弹有的是，但是没时间放了，我得忙我自己的事，我不能掺和你的事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崔永元说。《电影传奇》播放刚刚结束，由他策划制作的口述历史节目《我和我的祖国》又开始在央视一套播出。远离喧嚣的时事，崔永元觉得与历史打交道的生活更加快乐。
新节目做出来对老人是个安慰
新京报：《我和我的祖国》涉及到大量采访，是不是有难度？
崔永元：我们当时做这个采集的时候，不是为电视节目采集，是想建一个中国口述历史馆，将来大家搞学术研究都可以去看。但是后来好多老人年纪大了―――我们采访的平均年龄都超过80岁，最大的105岁，他们有时会说，“小崔啊，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问得我压力挺大的。所以有国庆60周年这个机会，我们就做一个系列节目，哪怕给每个老人弄上个10秒20秒，对他也是个安慰。
新京报：采访怎么进行？
崔永元：一般是从记事的时候开始说，一直说到现在。我们采访队就驻扎在老人家旁边，找一宾馆，然后采访三天，休息两天。采访队会利用休息的时间复印老人的日记、照片，过两天老人缓过来了再接着说。有的人两段采访能差半年，一开始我提了个要求―――得提醒老人穿一样的衣服，后来发现实现不了，从短袖就变成棉袄了（笑）。
新京报：人都有选择性记忆，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后续工作来考证？
崔永元：一开始我们考证主要是用百度和google，后来叫停了，太不靠谱了，所以我们要用史书、史籍，要用档案馆的资料。但还是要这个口头叙述，因为民间的不一定准确，官方的也不一定那么可靠，口述史他有他个人的视角在里边。
新京报：你会亲自去做一些重要的采访吗？
崔永元：做不了，我是指挥，各组每个礼拜和我通报一次。发个短信说采访了多少人，用了多少盘带子，扫描了多少照片、书籍，还有谁谁谁又提供了什么线索。我来决定马上访，还是按原计划。这个决定怎么做呢？一个是看他在这个事件中的重要性，第二就是看他的身体状况，从年龄大的往年龄小的排。所以做《电影传奇》时，我们说做一个新电影吧，郭富城坐那儿接受采访，我那时候特不适应，他比我还年轻呢。
新京报：第二集中采访的《歌唱祖国》的作曲家王莘，把很多人都看哭了。
崔永元：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也是特别难受，他当时已经说不了话了，一张嘴就嘤嘤嗡嗡的。后来他的爱人和儿子就把刚才他说的复述给我们听。他一辈子都在参加征歌。2007年的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了，后来有一天突然间血压升高，所有的都不正常，原来刚才广播里说了一条消息，说北京奥运会要征歌了。两三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没想到奥运会开幕式唱的第一首歌《歌唱祖国》就是他写的，也算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征歌。
口述史这个可能做一辈子
新京报：口述史的概念之前有人提过吗？
崔永元：有，首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提出来的，他们的口述史比较专业。比起他们来，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机器设备、人员和经费都有不足。我以前老痛苦，每天晚上睡觉前一想，哎哟，这事没完呢，那事没完呢，老这么想就更睡不着了。后来我的心理医生和我说，你这想法不对，你应该想访完一个，又访完一个，这样你就睡得好了。
新京报：你觉得中国历史保护现状如何？
崔永元：我觉得大家不重视。排队的话它现在比中国足球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还要低，但我觉得起码它得是丁俊晖在台球界的排名。
新京报：除了现在这个口述历史，你还有别的想做的东西吗？
崔永元：这个做好了可能做一辈子了。因为我再做40年，40岁就变成80岁了，要不停地做。我是这么想的，再过两天就变成CEO了，也有可能。（现在你有管理经验了）我专门有管理团队，刚才接待你们的就是行政管理的，这儿的人都归他管，我只管业务，不管行政，因为我不会。
新京报：像你说的大家在这工作可能也不是为了钱，你又这么苛刻，那你靠什么留住你这的工作人员呢？
崔永元：我们有个同事，以前是自由撰稿人，他文笔特别好，忙得不行，但他就是没有一个归属感。他希望能有一个机构收留他就很好，但受不了那些官宦机构。有一天他来了，他觉得这就是他最后的归属。和他一说他就来了，不谈任何条件。我说你选一个题材吧，他就选了“战争”，然后我什么都不用管，他比你还着急呢。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新京报：都是理想主义者？
崔永元：这就叫理想主义者？这不是现实主义者吗？我觉得这特现实。
央视我在台里“边缘化”不了
新京报：你做的过程中是一直都有兴趣，还是说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说“就这么着吧”？
崔永元：能做历史的都是这种能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不需要光环，不需要闪光灯，也不需要别人过多的关注。哪怕你就是为了上《百家讲坛》（看专业剧评）而研究历史，我觉得你也研究不下去。
新京报：回想你以前做主持人的生活，是觉得现在还是以前的压力大呢？
崔永元：我觉得现在快乐。当时刚做主持人，谁都认识你，拉着你要照相，感觉也挺好的，但那是短暂的快乐，没意思。现在做这个口述史，感觉每天的时间太短，夜里全部都是在弄这个。我基本上是凌晨四点半、五点才睡觉，起码凌晨三点才开始做睡觉的准备，睡到十点十一点起来。
新京报：没有一种回到新闻平台中的冲动吗？
崔永元：如果台里需要那我就回去，我学这个专业的，做直播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三天三夜的直播都做过。现在年轻的可能更合适。他们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听说累垮了好几个，每天几十档新闻，都是直播。（你指的是改版后吗？）对对，我觉得如果我干的话体力支撑不了。
新京报：你是说你改版后被边缘化了？
崔永元：我和台里说了，说边缘化不了，晚上3点后你就交给我，他们困嘛，我正兴奋着呢。如果半夜发生什么大事了，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去到那直播，因为是我脑子最好的时候。我就直播到早上七点，然后白岩松来顶（笑）。
新京报：做这些对你有什么影响？
崔永元：我觉得影响特别大，你知道七年之前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我是一个很爱放炮的人，动不动就炮轰这个，炮轰那个，你看这两年没声音了。我现在炮弹有的是，但是没时间放了，我得忙我自己的事，我不能掺和你的事了。别人爱干吗干吗，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干好就行了，这两年基本上不发声了，基本上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
生活在女儿面前主要是扮酷
新京报：你不感觉陷入历史中，和生活有一点脱节吗？
崔永元：现在的生活多简单啊，画画脸蛋，上上主持的节目，这件事情就算完了。朋友间吃吃饭，有的想去有的不想去，想去的话就欣然前往，不想去就编个瞎话（笑）。还有什么呢，没什么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其实是我女儿，她13岁了，我很少有时间去陪她，昨天她给我发短信说：昨天我梦到你回家了。我心里难受，但是她现在又正好是青春年代，你说我把这边的事放下去陪她，不行，她还不愿意和我玩，她有自己的伙伴，这可能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难题，没有比这更难的，其他的没什么。
新京报：你去不去看电影？
崔永元：我现在看的全都是儿童片，因为我没时间陪女儿嘛，所以有时候会说上新电影了爸爸陪你去看。她还有同学啊喜欢一起玩。我陪她看的全是那种戴眼镜的，3D的动画片看得比较多。
新京报：女儿13岁应该挺懂事的了，她会关注你的工作吗？
崔永元：她比我还累呢，她作业都写不完，写到半夜写不完。作为她的父亲，我不能把自己疲惫的一面或者说不好的一面给她看，所以我回家在她面前主要是扮酷。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刘玮 文乃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