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日本杂议一百则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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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五十五：日本人是谁？
　　
　　已故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写过《我们是谁？》一书，当时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日本人可能无时无刻不在问着类似的问题：“日本人是谁？”简单地说，这是一个98.5%由大和民族组成的国民群体。可身份容易确定，性情却很耐琢磨，因此，日本人似乎仍旧对自身充满了好奇。
　 　在图书馆或书店里，都能看到不少论述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书籍，其中的一大门类叫做：“日本人论”（日语亦是专有名词）。其实，所谓“日本人论”的内容仍 是对日本文化的探讨，之所以不称作“日本文化论”，我的理解是它的焦点在于“人”。据我观察，在中国人的关于日本的著述中，一般是用“日本文化论”这样的 说法，当然，论述中很大的比例也属于艺术作品、生活环境、历史进程等等，人的色彩较淡。而日本人喜欢的“日本人论”说法，意味着对日本文化的阐释更立足于 “人”的角度。
　　“日本人论”的作者，不外两大类：日本人和外国人。日本人尤其对外国人的看法予以相当的重视，事实上，很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我 的这种性情本来就是一个日本文化的特质，就像他们强调不要“迷惑”别人一样。以他者的目光来界定自己，也许有点自信不足，但还需要些勇气。我以为，在这点 上值得中国人学习，不妨多看看外国人的“中国人论”。
　　日本人写的“日本人论”著作，最有名的大概是三本：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梅原猛的 《日本文化论》，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借用日本人的说法，算是名声上的“御三家”。至于在中国不大知名，内容却颇好看的“日本人 论”，我也有个“御三家”：河合隼雄、山本七平以及前面提过的土居健郎。河合隼雄在中国最近的声望，好像是沾了大红大紫的村上春树的光，不能不教人感慨， 也间接说明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功夫欠缺到何等程度。
　　外国人（多数在日本生活过）的“日本人论”，《菊与刀》无疑要坐头一把交椅。《菊与刀》 是外国人“日本人论”第一波的代表，该阶段的时间跨度大概是明治末年到二战结束，即日本帝国崛起至衰落期间。以观点论，总的来说，批判色彩更强一些。第二 波是战后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以举世瞩目的速度实现了腾飞，吸引了众多外国人的目光，也造就了又一轮“日本人论”热。观点上来讲，肯定甚至赞美的略多。野 村综合研究所在1978年曾做过一个调查，从1946年到1978年的32年间，被划入“日本人论”类别的出版物一共698册，有25%竟然集中于 1976-1978年的三年内。毫无疑问，“日本人论”是那几年的热点图书。按书籍的作者身份来区分的话，最大的群体是外国人（7%），其次是外国记者 （5.5%），超过了本应是主力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者（4.5%）和历史民俗学者（4.5%）。日本人对外国人究竟会怎么评价他们，的确甚感兴趣。
　 　外国人的著作里，比较有名的如前苏联驻日记者奥甫琴科的《一枝樱》，日本学者米原万里说它是“凌驾《菊与刀》的日本人论佳作”。另外，如美国人阿列克斯 •科尔的《犬与鬼》，英国记者柯林•乔伊斯的《日本社会入门》，澳大利亚外交官格里高利•克拉克的《独特的日本人》，韩国前文化部长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 小意识》等等。
　　此前去神户旅行，在海边参观孙文纪念馆，看到了旧照片上为孙文担任翻译的戴季陶。在“日本人论”的书架中，通常唯一的中国人著 作就是他的《日本论》。我们对这个动辄许以“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邻邦，是不是熟稔到了无需多说的地步呢？回国时也会看看中国书店里关于日本的书籍（作 者是中国人的），“日本文化论”为数着实不少，翻一翻则多半是翻译资料汇编或文艺评论，只能说有些遗憾。
　　不过，另一方面，我倒是更想看到中国人或外国人写的“中国人论”。因为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的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永远都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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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五十六：褒贬之间
　　
　　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在五十年代曾经刊登过何应钦与冈村 宁次的长篇对谈，他们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冈村是第16期，何应钦是第22期。何应钦在日本生活了八年，日语水平不错。闲聊中，冈村就问何应钦有没 有过日本女朋友，他认为异国恋人对学习外语会有很大裨益。何应钦则表示当年一心学习军事，没有顾得上谈恋爱。
　　那一代中国留日男学生中，一些人有日本恋人或妻子，比如蒋百里、郁达夫、戴季陶、周作人周建人兄弟、郭沫若等。不过，这里并不想讨论国际结婚问题，而是从他们的口中听一听身为外国人对日本的看法。
　 　蒋纬国在晚年的自传《千山独行》中，承认自己的生父是戴季陶，生母是日本护士重松金子。关于戴季陶的这段异国情缘，历来有不少传闻，甚至有说戴季陶、蒋 介石都与重松金子有染。有趣的是，戴季陶在《日本论》的结尾特别提到了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他说：“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得很，以为日 本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差不多是乱交一样，这个观察完全错误，大约是中国留学生的环境，和他们的行为足以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 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象的那样荒淫的社会。”而另一边，曾与多位日本女子有过灵肉纠缠的郁达夫却 在《雪夜》中写道：“（日本）因为向来人口不繁，衣饰起居简陋的结果，一般女子对于守身的观念，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么固执。”关于日本女性的贞操观，或日 本人的性观念，稍后再议。戴季陶与郁达夫的不同观点里，体现出的是言说者的性情、经历、身份对他所陈述论点的深刻影响。戴季陶写本书时，蒋纬国已经出生， 他所说不知是否带有自我辩护的意识。而郁达夫接触的日本女性，多半是侍女、舞妓。强烈的民族情结与抑郁性格使得他在与日本女性交往中，一直摆脱不开焦虑的 折磨。
　　前文说日本人喜作喜闻“日本人论”，议论中自然褒贬不一。对日本有进一步了解兴趣的旁观者，如何阅读这些褒贬，实在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就像上面所引，更在理的是戴季陶还是郁达夫？
　 　外国人作的“日本人论”中，小泉八云的《日本和日本人》算是早期很著名的一本。爱尔兰加希腊裔的他1890年来日本，入赘小泉家并加入日本国籍。可是， 此公虽然名气响亮，但著作中对日本文化过度赞誉，几近阿谀的程度，所以并不能当作有价值的论断。他对日本之“独特性”的鼓吹，为日本帝国时期的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台湾大学的日本研究专家李永炽指出，以主观意愿令“自我肥大化”，塑造出完满的虚像，通过不断的自我礼赞，形成民族优 越论，这是战前日本的“日本人论”之主流。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战争时期内，同盟国的“日本人论”充斥着对日本的仇视与贬损。譬如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报告，把日本人称做“顺从的畜群”；而美军主导的日本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文明模式，看起来最接近于神经强迫症的临床症状。”
　 　之所以花了不少口舌于“日本人论”的话题，是因为觉得这个褒贬的对立，在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样是来日本生活过一段的中国人，一个访 日学人对日本的观感，和一个打工者的感受，往往呈现出完全相左的面貌。有些学人拿着日本政府或民间机构支付的高薪，在校园内生活一两年，接触的多是对华友 好的文化界人士，再加上心里有借此言彼的念头，就成了“赞许派”。而在底层从事体力劳动的留学生或打工族，时刻背负着生活的压力，有时还受到日本社会排斥 力量的挤压，于是成了“反对派”。（后一点，日本人也注意到了，媒体上也曾提及“为什么外国留学生回国后常常变成反日”，和培养“亲日派”的初衷满拧。）
　　和别人说到日本，被指过反日，也被指过谀日。写这篇文字，多少有些自辩的意思吧。不过，前贤如戴季陶、郁达夫，论断中亦有个人主观的映射，我就更加难免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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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五十七：长跑者不孤独

　　住处楼下的告示板上写着，因为甲型流感的肆虐，今年本市的市民马拉 松活动暂停。以前在比赛日出门，曾遇到过参加者大步流星地从身边跑过，也会和其他路人一样站下看一会儿，跟着鼓掌以示支持。这一场景今年虽然看不到了，但 每年的入秋到翌年初春，都是日本各种长跑赛事最繁多的时段，其他一些著名比赛仍旧会按原定计划进行。
　　2007年，东京搞了一次30000余人 参加的马拉松，热闹程度一时无两。事实上，刚来日本那年，我就发现日本人对马拉松、长跑有着不同寻常的热爱。遇上著名比赛的日子，电视会从头到尾现场直 播，画面上总是不停的奔跑者和热心的围观客。不爱看的人或会觉得枯燥冗长，但数据统计的收视率还真不错。我们都知道棒球算是日本人的国民运动，其实长跑也 完全有资格配得上这个称号。
　　日本的长跑赛事分两大类，马拉松和接力长跑。前者是舶来品，后者据说是本土货。接力长跑日语叫做“駅伝”，来源于 类似古代中国驿站的文书传达方式，只不过那是用马，这是人跑。作为竞技比赛的第一次“駅伝”举行于1917年，从京都到东京的508公里被分为23个区 间，全程跑完用了一天一夜。日本人认为这种接力长跑是他们首创，而“駅伝”的日语发音“ekiden”也确实成为一些外语中的专业词汇。今天的“駅伝”赛 制有所改革，赛程最长的马上就要上演的全日本大学生对抗赛，路程106.8公里。根据参赛者的情况，比如中小学生，路程会有所缩短，比较常见的是把马拉松 标准路程42.195公里分成数块。
　　马拉松赛事里，由日本田联主办的正规大赛目前有十几个，更多的是各地方政府主办的市民大会。不过，专业运 动员为了保持状态，也可能会出现在市民马拉松的赛场。普通人参加马拉松的意义当然不是夺奖牌，中途退场也没人管，最重要的是能否突破自我：比去年哪怕多坚 持了几百米，或用时哪怕减短了几分钟。相比之下，接力长跑的对抗性比较强，不仅有大中小学生的校别对抗，还有企业组队对抗，地区之间的对抗，耐心看下去也 蛮有意思。
　　迄今为止，亚洲人在奥运会上拿过四块马拉松金牌，女子两块都属于日本选手，男子两块则属于韩国选手（1936年柏林奥运的孙基祯当 时代表日本参赛）。日本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的较好成绩，不能不说和全民热心的氛围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选手们的身份都是企业员工，假如用倾国之力来培 训锻炼，成绩恐怕要更突出，但那种做法则会损害了体育原本的精神。
　　日本人为什么这样钟情长跑？我觉得原因大约有以下两点，长跑象征了对耐力的考验，以及对自我极限的挑战。
　 　我对于长跑的艰苦，是想一想也会头疼的，从小就被批评缺乏耐心和毅力，所以对那些长跑健将充满崇敬。要说吃苦耐劳，并非属于哪一个民族的专有美德，但不 同民族间的程度上着实有点差异。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极为强调“我慢（忍耐）”，而长跑当然是对忍耐力的一种直接测验，于是这个比赛就具有了训练并褒扬“我 慢”的内涵。
　　日本人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是喜欢挑战极限，这和他们对美的极致追求是一致的，每一次长跑实际上都是对选手自身的极限能力发起新的冲 击。这股劲儿不仅用于长跑，像小林尊的挑战进食极限，佐藤政信的挑战自慰极限，都是一个性质。小林尊六连霸的那个美国热狗大赛，他之前的冠军新井和响也是 日本人，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说他在六年里三次刷新世界纪录（连吃53个美式热狗何等恐怖）还不够说服力的话，佐藤政信的连续自慰9小时58分钟就再清楚不 过地表明了日本人对极限的挑战欲。佐藤也打破了他此前保持的9小时33分钟的世界纪录，明年将试图逾越10小时大关。为了这个看似荒唐的自慰时间纪录，他 储备体能，筹划工具，那份执著和对更进一步的狂热教人震惊。
　　话题回到长跑。对某一项体育运动的偏爱，往往和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情有丝缕关联。总有人会问日本为什么能一再崛起，我想，长跑热当中或许蕴藏了部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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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五十八：医之利弊
　　
　　
　　在日本去医院的次数不多，所以要说对日本医疗状况的了解，可能连隔靴搔痒也谈不上，那就以对身边的一些所见所闻随便讲讲。
　 　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相当发达，其国民健康保险几乎覆盖了全体国民，在日外国人也可以受益。我在留学生时代曾因伤入院就医，除了国民健康保险让我只需交纳 医疗费的30%以外，这30%又有学校承担了70%，最后并没有花费太多。这一套医疗保险体制有其优点，但近年来，关于国民医疗费的不断增长问题，舆论也 有不少纷纭。1994年的国民医疗费是25兆多日元，2007年增加到34兆多。尤为突出的是平均每人每年的花费，65岁以上的人为64.6万日元，65 岁以下的只有16.3万日元。随着日本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的巨大医疗费给政府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甚至有造成整个体制崩溃的危险。我虽不敢不尊重老 年人，可必须指出的是，近年去附近的几家医院，都有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感觉。直白地说，一些孤独的老人们有把去医院当作家常便饭的迹象，与其说是看病，不如 说是消遣。这一方面浪费了医疗资源，另一方面考验着政府的财力。
　　听在日中国人的相识者们讲述在日本的医疗服务体验，往往有两极的看法，也很值 得一提。称道者把日本医院夸奖到完美无瑕，医疗技术高超，医护人员服务周到，费用低廉，以能享受日本医疗制度为幸福。质疑者则批评日本医生态度敷衍，不肯 用药，疗程拖沓等，特别是语言障碍让一些人选择回国就医或服用国内自己带来的药品。对这些相反的观点，其实很难作出评判，因为每个人的结论都来源于自己的 体验，是利是弊存乎一心。譬如说日本药店中贩卖消炎药都必须有医生处方，而在医院就诊时医生用药打针都极为谨慎，有人苦苦哀求打针都不可得。这当然比乱下 药要好，但有时也会误事。前些天和一位女士交谈，得知她怀孕临盆，胎儿却因医生的不当回事儿而流产夭折。她说：“我对日本的医疗真的是不敢……”心痛溢于 言表。多年前，报纸上也报道过一位中年人来日本探亲突发脑血管疾病，但被医生认为无关紧要，病逝于医院走廊的案例。
　　住所附近是医院较为密集的 地带，大大小小有十几家，但节假日大多休息，全没有国内医院的忙碌景象。如果是发了急症，还真的教人担心。事实上，急症门诊是日本医疗体系最被人诟病的环 节，几乎有点人神共愤的地步。近两三年内，多次有孕妇因医院拒绝就诊导致母子双双或一人死亡的惨剧发生，去年东京的一件更引起轩然大波。该孕妇赶上周六颅 内出血，被送往东京政府指定救治紧急孕妇的墨田医院（与我曾经寄住处相去不远，规模颇大），却因只有一名值班医生缘故被拒诊。这名孕妇后来又被六家医院拒 诊，最后回到墨田医院总算被接受，但抢救无效死亡。媒体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口诛笔伐，可类似事件一般最后的结果是医院或有关方面道歉赔偿，不负刑事责 任。所以，拒诊成为日本医疗界的一个常见现象。今年甲型流感开始出现后，各地发生大量医院拒诊发烧病人的现象，官方不得不声明将以涉嫌违反《医师法》对 “恶意拒诊”的医院进行调查。
　　2007年，曾有一位中国船员在日本突然脑干出血，连续被15家医院拒诊，最后不治身亡。在日语中，有一个专门 词语形容此类病人被医院像皮球踢来踢去的现象，叫“たらい回し”。据总务省的统计，去年被拒诊四次以上的重病患者达14732人，小儿9146人，孕妇等 749人，被拒次数最多的是49次。比较离谱的是，该现象多发地并不是偏僻地区，而是医疗设施较多的都市地带。
　　可是，对于舆论的反弹，日本官 方的说辞反而是责备民众对“医疗的专业分类情况缺乏了解”（副厚生大臣西川京子），这恐怕就要涉及到医疗界与政界的复杂关系。医生在日本是高收入、高声望 的上流阶层，需要和政界勾结维护私利。2004年，日本牙医协会会长私下塞给前首相桥本龙太郎1亿日元的支票，以换来该协会代理人的国会议员资格。这起丑 闻被媒体揭露，但桥本只是辞去了派阀首脑的职务，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在相关利益团体的把持之下，日本的医疗体制弊端改革基本上仍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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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五十九：身体之变
　　
　　
　　不少朋友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日本年轻人的身体素质和我们中国年轻人比较起来如何？过去的“小日本”怎么越长越高呢？
　 　那年去看A3联赛，组委会的材料上介绍大连实德队的醒目特点是“全体身高都在180公分以上”，好像在说一支篮球队。多年来，日本媒体只要一提中国足球 就是身体素质如何好，尤其是身高，后来似乎无意间有了点讽刺的味道，足球毕竟不是靠身高来踢的。但这几年的日本队中，终于也有了平山相太这种190公分的 高中锋，据说青少年球员中还有更高的。平山的出现，实际上也的确象征着日本人身高的推移变迁。
　　过去，中国人称呼“小日本”，如果是从身材来说 倒还真的没错。1900年日本男子17岁的平均身高是157.9公分，同龄女子只有147公分；1935年，这两个数字变成了162公分和150公分。战 后的几十年内，数字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目前分别是170和158，比中国人的平均身高各矮了1公分左右。当然，和中国东北、华北等地相比，差距还较为明 显。一些日本人在心理上也仍然有此印象。比如在对石原慎太郎的采访中，他还提到赴华执教的花样游泳教练井村雅代，说中国女运动员的身高特别是腿长的优势， 可能比日本选手更容易出成绩。
　　日本人这些年身高增长迅速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生活习惯，一个是运动增多。生活习惯上，一般人会想到牛奶等乳制 品的作用，但日本维基百科称之为“迷信”。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之所以矮小，不如说是普遍性的营养不良导致，仅仅归结于牛奶或肉类的摄入都不够全面。比如席地 跪坐减少，椅子和床使用增加等都是不容忽略的因素。
　　运动的传统，对于日本人不仅在身高方面，而是整体的身体素质上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 日本近代以来的身体变化、国家发展和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874年，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的运动会在东京筑地的海军士兵宿舍举行，被称为“竞斗游戏 会”，是从英国海军官兵那里学来。此后，明治政府把运动会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小学校激励推广，而这种运动会带有强烈的军事教育色彩。 1900年，《第三号小学校令》规定，所有小学都必修体操等运动科目，此外还有军队式团体气息很浓的“二人三足”、“骑马战”等项目。这些从小开展的肢体 锻炼，不但改善了日本人的身体素质，也锻造了他们的精神。
　　战后，中小学运动会的军事意味降低了，代之以“行乐会”的氛围，家长们大多要来做观 众，但官方对青少年的体育教育却一直没有放松。1964年10月10日，东京奥运开幕，也为日本定下了一个法定公共假日：体育节。在这天，国家的各种体育 设施都免费或降价对民众开放。也是从那一年起，日本政府每年都公布一系列关于青少年身体素质的考察数据。我认为，若说到比较，中国人关注的不应是身高变 化，而是这个数据的详情。
　　此数据非常有趣，深刻体现出了日本人对数据统计的热情，仔细琢磨颇堪玩味。如其中一项是看电视对孩子身体发育的影 响，可以发现：在男孩的六岁阶段，每天看三小时以上的孩子比不到一小时的呈现身高、体重、体能等多方面的优势，这或许是早熟的缘故；到了16岁，情况出现 翻转，少看电视的孩子可能更占优势。此外，还有各年龄段每天睡眠时间多少、吃不吃早餐等各种前提下的身体状况对照，有心的中国父母不妨参考。
　　 由于对体育教育的强调，和民众体育的发达，日本青少年的身体素质确实仍在发展。尽管有学者经常就电脑游戏、汽车代步、垃圾食品等不利影响提出忧虑，但数据 表明，1999年至今，日本中学生的一分钟内仰卧起坐平均数，男生从23.45个增加到27.5个，女生从18.15个增加到23.08个。在50米跑项 目上，1989年，男生的平均成绩是7.96秒，如今是7.92秒；女生的平均成绩则略有下降，从8.72秒降低到8.78秒。
　　看到一些资料，都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身体素质近年来出现堪忧的下降，这也没办法，咱们的心思在奥运全运金牌嘛。不过，我觉得若能在中国同龄人中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好好对比一下，应该是蛮有意义的事情。不知读者诸位中有无教育界人士愿意尝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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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六十：实话实说
　　
　　
　　1996年春来日后不久，在新宿的一家“扒金库 （パチンコ，日本最流行的弹钢珠赌博游戏）”门口见到了“中国人禁止入内”的告示，算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因为此前，对于在日中国人的违法犯罪问题没有任何 了解。成龙的新作《新宿事件》中，吴彦祖的角色就是因为被误认为在“扒金库”作弊而失去了右手。这类作弊者通常被称作“扒金库枪手”，他们的收入确实极为 惊人，而日本媒体称给“扒金库”业界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数百亿日元。
　　《新宿事件》的故事背景，大体接近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比如影片中的假电话 卡，我来后还有贩卖。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据说本来都可以用磁卡拨打国际电话，但以中国人、伊朗人为主的外国人群体制造并销售“假卡”，也使日本的通信业界 遭受了巨大损失。在1996年，越来越多的公用电话取消了用磁卡国际直拨的功能。在同学的介绍下，我看到过十几个同胞排队等着利用一台罕见的依旧能用的公 用电话的场景，还有人担任把风以防巡警。
　　我没玩过“扒金库”，没用过“假卡”，都是听同学、友人讲述。后来，随着技术的变革发展，这两个行当 都渐渐消失了。在80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的十余年内，一些胆子大的在日中国人确实搞到了第一桶金。鉴于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金钱的诱惑是毫无疑问的。 可其中还有一个因素，或可称之为好奇。日本社会中有不少看起来缺少看管防范的“空子”，对于一个外来陌生人而言，可能会泛起“我这样干一下会不会有事儿” 的冒险冲动。有位就读于东京某国立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的中国留学生，在1000日元上粘上一根线绳塞入饮料自动贩卖机，买了饮料后拉扯线绳把钱取回 来，还能赚一比找给的零钱，结果被警察抓住遣送回国。我觉得他未必就是为了那些零钱的便宜，应当有恶作剧的成分。
　　不管怎样，自那时起，在日中 国人“多不法犯罪”的恶名就建立起来了。在日本媒体的渲染下，也为广大日本民众所熟知。并不夸张地讲，这二十多年来日本人对话好感的持续下降，此乃一个无 法忽视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两件重大杀人案，影响极为恶劣。一件是2003年，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福冈将一家四口灭门，包括两名十一岁和九岁的儿童。此案震惊 日本社会，并且对中国公安部派出驻日本的警务联络官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件是2002年，大分县的四名中国留学生和一名韩国留学生合谋杀死了老人吉野谕。 吉野年轻时在战乱中的中国东北被中国人救助，立志报恩，热情援助当地的留学生，有“留学生之父”的美誉。该案在日本民间引发一片哗然，尤其是强烈冲击了对 华友好人士。
　　近年来，由于日本警方加强了打击力度，在日外国人的恶性犯罪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比较突出的是盗窃案，范围则从都市转移到颇有夜不闭户之风的乡村。而且，在利益驱动下，一些日本人也加入外国人组成的团伙，出现了“国际合作”的趋势。
　 　就数据来看，2008年，日本警方抓获的在日外国人违法犯罪者里面，中国人为4856人，远远高于其次的韩国（1603人），菲律宾（1486人）。一 般状况下，中国人的违法犯罪案例占在日外国人的40%左右，和人口比例有较大差距。若具体到触犯刑法的犯罪者，中国籍者占在日中国人人口总数的 0.45%；外国人里面，另一个较高的是巴西人，约为0.26%，和日本本国民众的0.26%相当。这说明在同样人口基数下，中国人违反刑法的犯罪率将近 其他群体的二倍。
　　然而，中方也指出了一点，即日本媒体对中国人犯罪的报道曝光率约为日本同类事件的四倍。在这样一个带有偏见的鼓噪环境下，强 化了中国人的隔阂感和挫折感，实际上也许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日本媒体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有复杂的政治原因，除了中日关系的影响之外，也包括日本的治安状况 恶化，国民对警察等官僚机构有不满情绪等；另一方面，日本传统上的排外情绪，使得他们对“外人”易生疑窦和戒心。
　　听一位八十年代初来日留学的 前辈忆旧，他曾在深夜遇到警察巡逻，对方得知他来自中国，友好地表示愿意送他回去，并亲切地说着“中国是李白杜甫的国度”。如今，这样的景象不会再有了。 2000年，东京警视厅甚至制作了一幅“看到中国人，请报警！”的海报，因人权团体的抗议才撤回。2002年底，我的一辆自行车被盗，去派出所报了案。回 到家后，晚上约九点钟，两位警察登门拜访，说是想请我补充一点文书手续，其实是来探听虚实，因为我是中国人。

 

[shusheng]

　鸣谢
　　
　　按照原定计划，在天涯要写到60篇，接下来还有一篇
　　不知道是写天皇问题，还是在日中国人现状，犹豫中。这两天决定后贴上来。
　 　因为目前有几家出版社在和我洽谈出版事宜，为了照顾出版社的利益，所以只能公开到六十。请大家多多谅解。如果出版事项有何进展，我会第一时间向大家汇 报。如果在12月起的三个月内不能达成任何协议，那么我就继续张贴（动漫、暴力、色情、乱伦、服务质量等话题还没说呢）。写这篇拙文的最初动机，本来也不 是为了出版，只是想谈谈个人感受。在我看来，倘若拙文能够帮助大家对日本有一点了解，我就会感到非常开心而荣幸。
　　看待任何人事，都会因各自的 立场而产生不同的观感，更何况是一个拥有独特语言、文化、历史的民族国家。所以，对日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决不奇怪，我的这些零散感想也仅仅代表了我个人的 感受与思考，谈不上权威，更没多少创见。如果各位对日本有继续探究的兴趣，不妨学习日语，或阅读更多的日本论述，以及来日本生活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主 要是日本社会生活上的，可以在此提出来，即使我难以解答，也会去请教一下日本友人或在日中国前辈。
　　一段时间以来，承蒙大家支持关照，谨致诚挚的感谢。对每一位曾经留言的朋友，我都要说声有劳。一些朋友曾慷慨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指教，更是让我受益匪浅。特别要感谢的是斑竹yiping1914朋友，帮助拙文“生色”，并编排首页的目录。
　 　看片点根烟朋友曾和我说过的常识问题，我以后会在那个基础上延伸写一篇文字，谈日本小企业的成功之道。但是，我或许没有说清楚的，常识也包括人与人之间 的相处之道。在日本的十几年生活里，我受到过不少陌生的日本民众的帮助，每一次都很感动。我体会到很多朋友对于祖国或中华文明的前途有颇多的焦虑，其实，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从自我的点滴做起，散发一点人性的温暖，这个文明就会强壮而伟大。想起曾在天涯看过的一个帖子：说说那些真实感动我们的陌生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11/1/471138.shtml），我当时被感动得流了 泪。若那个贴子也能翻30几页，该有多好。
　　
　　再次向大家道谢。祝各位身体健康，诸事如意

 

[京华倦客]

不错，我留印学习。。。

 

[shusheng]

　　之六十一：逃罪之期

　　早晨看新闻，一则报道说1995年1月发生的一桩抢劫杀人案元凶被捕， 距离该案的15年诉讼时效到期只剩下一个月，三名案犯都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这里所说的诉讼时效是刑法领域的，自案发之日起的一定期间内，司法机关倘若 未能将犯人逮捕归案，就将丧失对其提起公诉的权利。此案还剩一个月并不算短，我似乎记得有仅剩数日而就擒的。同时，战后也有一些大案，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 成为死案。最著名的怕是1984-1985年之间的“怪人21面相”投毒恐吓案，以威胁在食品中下毒令日本举国陷入不安，该案的刑事诉讼时效在2000年 到期，民事诉讼时效择截至2005年。（值得补充的是，日本人跟风爱好下的此案“模仿犯”多达444件。）
　　诉讼时效的概念，中国法律也有，但 似乎远远没有日本这么备受瞩目。特别是一些案件的时效截止期即将来临前夕，媒体往往要掀起热烈的讨论，甚至刊登资讯呼吁民众提供情报。一些受害者家属和民 间团体会走上街头，一方面求助于人们发现线索以便破案，另一方面则要求修改或废除诉讼时效规定。我曾接到过受害青年父母散发的传单，目睹白发人的声泪俱 下，确实教人动容。在舆论的压力下，自2005年起，日本政府将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期限作了大幅延长，如死刑犯罪从15年变为25年，无期徒刑犯罪从10 年变为15年。目前，法务省在对民意的调查基础上，正在探讨废除死刑及重大案件的诉讼时效，如果正式推出，将是日本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
　　不过，我从这个诉讼时效问题上联想到的，是日本人对罪案文学的喜爱与成就。日本官方在谈到诉讼时效话题的民众反响时说，人们对重大案件有“无论如何也想搞清楚真相”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另一端，大概也造就了推理小说的极度繁荣。
　 　在日本但凡摆了一些书籍贩卖的地方，哪怕是车站上的小售货亭，总会看到题为“杀人事件”的小说。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惊诧：怎么到处都是“杀人事件”？实 际上，这些小说的真正本质仅仅在于推理过程，有时几乎是纯粹抽象的逻辑思维演练。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谈到日本和英国推理文学“双壁”般的杰出表现，在我看来 其间有所关联。以揭破罪案真相为核心的推理小说，最富魅力者是破获的过程，要求智力含量。而要想给一个罪案增加其破获的难度，就需要加大接近真相的种种障 碍。简单地说，诉讼时效亦是一种障碍，时间上的障碍。15年，警察未能侦破，犯人就逍遥法外了。对前者，时效乃限时计似的催促；对后者，时效是熬过去就好 的保险阀。近年来大为走红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代表作《白夜行》就涉及到诉讼时效的问题，这个15年界限的存在，给故事增加了极大的张力。
　　岛 国的地理环境，或是一种空间上的障碍。日本和英国都是人口密集、面积有限的岛国，和大陆国家相比，算得上相对封闭的空间，逃离脱罪的难度也就更大。侦破小 说中，把案发地设定于火车、轮船、岛屿等特定空间内是常见手法，就为了增大空间障碍的密度。另外，日本和英国的社会环境，在人的层面上构成了第三维的障 碍。概括而言，或可称之为秩序与伦理的相对保守。前面说过日本的杀人案中，亲族相残占极高比例，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也曾说过，在英伦三岛的数十年间 “能够铭刻人心并长久流传的”之谋杀案，受害者大多是家庭内部成员。
　　那么，既然有诉讼时效的存在，接下来的课题自然就是如何能隐藏或逃亡直到 期满。2009年的日本罪案新闻中，最为轰动的莫过于两年前涉嫌杀害英国女子林赛的市桥达也被捕。此人被警方用新干线从大阪押送到东京的那晚，东京车站简 直是观者如堵，媒体记者拥挤到有人受伤的程度。他是2007年3月从千叶家中逃走，逃亡了两年多，其间多次整容。因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亲自出面向日本政府 要求严查，日方把悬赏奖金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1000万日元。据说现在的问题是，这笔奖金是属于向警方通报嫌疑人来做手术的整形医院，还是揭露他在大阪建 筑公司打工的土建业人士，抑或最后在大阪港发现他在等船的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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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六十二：萨长之争

　　和驻日使馆的吕参赞谈天时，听到他讲起某晚同夫人在街头散步，突然发现 一所大宅外警力密布，马路另一侧则有些民众站在路边守候，恰巧此时，明仁天皇夫妇从宅子里走出。原来，天皇的妹妹嫁给了住在此地的岛津家后人，他是来探望 妹妹的。说及皇室与岛津家的联姻，倒是有些故事。
　　岛津家的先祖，据说是所谓“渡来人”，即中国秦代以后航海来日的移民，自命为始皇帝后裔。在 战国大名中，岛津家是萨摩藩，地域约属于今日之鹿儿岛县北部。萨摩藩是推动明治维新的两大主力之一，另一个是本州岛西南的长州藩（今日之山口县）。说萨长 两藩缔造了日本的近代史，并不算太过分。迄今为止，小小的山口县出过八位首相（最近的是安倍晋三），鹿儿岛县出过三位（整个九州岛则一共九位，最近的是福 冈的麻生太郎），东京算上新近承继祖业的鸠山也不过五位，所以，日本的西南部看似远僻，在政治史上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的。然而，萨摩、长州虽然在倒幕、开 国等一系列事件中携手，实际上矛盾深刻，亦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萨摩向英国学习海军，长州以法国为榜样操练陆军，形成了海陆两大 集团。明治时代，日本海军、陆军各有一位被神化的“军神”，海军是萨摩出身的东乡平八郎元帅，陆军是长州出身的乃木希典元帅。两大集团之间，围绕领导权产 生了持久的纠纷，最有故事性的是1921年发生的“宫中某重大事件”。
　　当时的裕仁太子（后来的昭和天皇）准备和萨摩藩主岛津忠义的外孙女良子 结婚，良子的哥哥在学校检查出色弱，长州出身的元老、陆军元勋山县有朋以担心良子是色盲为由，试图迫使良子家取消婚约。一般传闻认为，山县此举的真实动机 是不愿皇室和萨摩势力的进一步接近，但遭到了皇室、其他元老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反对，结果未能实现，自身的威信反倒一落千丈，不久黯然去世。
　　经 此一役，萨摩、长州两藩的心结更深，逐渐演变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在和平时期，两者的争执表现为互相压制对方的军费预算；在战争时期，这种争执的非理性一 面更加变本加厉。闲来翻阅三野正洋所著《日本军的小失败研究》，提到日本海空军甚至在武器规格上各成规格，比如同样的20毫米机关炮，偏偏要把弹药设计得 和对方不能通用。三野正洋说在战场上，海陆军彼此拆台阋墙的例子颇多，有损日军战力。这个现象，在日本战后的历史著作中表现极为明显。在对战争失败的反省 和追究上，究竟是陆军还是海军的责任更大，俨然是数十年纷纭不休的公案。著名军史学家伊藤正德有《联合舰队的覆灭》一书，早些年出过中文版，堪称攻击陆军 的集大成之作。伊藤认为，将日本推向全面战争的主要罪责在于陆军，陆军的盲目自大、战略短视，将国运绑上了战车；而海军的最大失误，只是未能有效制止陆军 的愚蠢狂妄。这种说法显然是偏颇而狭隘的，不过却展现出了在日本史学界亦很常见的一个拿手招数：推卸责任并自圆其说。
　　今天看来，皇室和萨摩藩后人的关系仍旧比较亲密。天皇那位妹妹清宫贵子内亲王的丈夫岛津久永，是岛津忠义的孙子。按中国人的伦常辈分来看，岛津久永是清宫贵子内亲王母亲的表弟，夫妻是近亲而且差了一辈。当然，在历史上，近亲与不同辈结婚本是日本天皇家系的一个传统。
　 　关于天皇的话题留待以后，回过头再说萨摩与长州。它所象征的派阀斗争，可谓日本当代政治仍不消散的底色。昔日自民党独大，内斗之剧烈自不待言。新上台的 民主党，内部依然有众多的派系，如小泽一郎的子弟兵，横路孝弘为首的新政局恳谈会，前原诚司的凌云会等。很多人也等着看新的戏码何时上演。萨长之争的最大 失败是在第一代的元老们死去后，沦为意气用事的较劲，在愈发局促的眼界里没有产生一位具有整体乃至全球性战略眼光的领导者。观今日的日本政界，这个问题还 是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