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接济穷苦人的时候，有人寻求更多人来帮助，有人却选择翻老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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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孩扶贫与小红花有什么关系？
那些连“本族人”都自觉忽视掉了的，所谓“本族人”不就是搂主拥护的伪共贪官集团，以及你们这些炫耀自己身价几百万的富人或“高等道德华人”么？看看网上网民，以及普通百姓，有谁不痛恨贫富不均？
有人脑子真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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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残害拐卖儿童第一步：全面禁止境外领养这股恶风。
下一步，各地户籍部门严格控制监视陌生儿童的来去和行踪。同时，公安部门铁拳打击残害拐卖儿童的罪犯，严惩不怠，抓住就枪毙。
这笔帐，最终的罪魁祸首仍然是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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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形成产业链 当街抢小孩半小时运出城
2009-11-06 00:56:42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 跟贴 3856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记者调查发现，在东莞、昆明等地，存在着一个规模庞大的拐卖儿童行业，形成盗、抢、售“一条龙”服务。警方称，贩卖婴儿组织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中间以女性为主，而贩卖利润则高达数十倍。
视频说明: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拐卖儿童形成盗抢售产业链，利润高达数十倍》
记者调查了解到，很多农民工工资低，没钱送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经常可以看到几岁大的孩子就自己在路边玩，这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方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建议，预防孩子被拐卖远比发生拐卖后再去找寻更为重要。
环球网11月6日报道 2009年11月5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拐卖儿童形成盗抢售产业链，利润高达数十倍》，以下是节目实录：
我们栏目在11月3日播出了《北大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的报道，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卫生部已责成北京市卫生局对北大医院医学生从事临床诊疗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核清事实，提出处理意见，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卫生部要求北大医院针对临床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举一反三，认真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北京大学医学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报告，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认真调查处理好此次事件。我栏目也将对此进行跟踪报道。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近大家都很关心60个被拐孩子的命运，上个星期公安部在网站上公布了他们的信息，经过这一周寻找，已经有3个孩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怀里。
除了网上公布的这60个孩子，从今年4月份公安部组织打击拐卖儿童专项行动算起，到上周，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1840起，解救被拐儿童达到2169名。
我们为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孩子高兴，但也有不少疑问，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被拐卖?他们又是怎么落到人贩子手里的?我们的记者到广东东莞进行了调查。
在东莞寮步镇，有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叫叶锐聪，他在自己家门口被人从看管人的怀里给抢走了。
失踪儿童叶锐聪母亲邓惠东：“就在这里，我女儿就在这边边上的，贴边的那个小型面包车，就倒过来了，倒了过来之后，我以为就是说它在前面掉头，当时我看见我女儿的动作很快，就把她弟弟抱起了，但是没有过几秒钟，它(面包车)就打开车门，它就退过来，不下车的就打开车门，就几秒钟时间。”
邓惠东说，劫匪在她眼皮子底下，从她11岁的女儿怀里抢走了9个月大的叶锐聪。她虽然拼命追赶，但犯罪分子仍然带着他的儿子逃之夭夭。在东莞，记者一共调查了30多位失踪儿童的家长，家长反映，无论是放学路上、超市、自己的家门口，犯罪分子几乎无孔不入，他们偷走或抢走的孩子，最小的刚生下来几天，最大的也只有9岁，绝大多数集中在3到7岁之间，同时，这些失踪儿童的家长以做生意为主，往往是父母双方有一个人在做生意或者打工，另一个专门照看孩子。
失踪儿童焦怡乐母亲焦军华：“她妈妈带她。”
失踪儿童郑沙龙父亲郑春忠：“我是老婆是专门带小孩。”
很多家长都告诉记者，他们丢失的孩子，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东莞失踪儿童的统计数字里，也没有出现在东莞市公安局汇报给公安部的材料里。而民间的说法，东莞市近年来儿童神秘失踪的人数竟然达到了上千名。
失踪儿童郑沙龙父亲郑春忠：“自从2000年以来，按我们自己的推算，(失踪儿童)应该在一千个以上。”
这些家长称，他们凑在一起不惜倾家荡产悬赏一千万要找回自己失踪的孩子。
郑春忠：“我了解到很多家族，他们为了找小孩，他们去过，他们基本上走过半个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花费了几十万，我后来在想，我们在想，这样是不是很大的资源浪费，也许就是说，我们如果筹一千万(元)，重赏之下也许会有勇夫，也许会给我们提供线索。”
为什么人贩子会盯在东莞这个地方频频作案?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平时要是自己的孩子有点头疼脑热，都会心疼。看到东莞这些丢了孩子的父母，不敢想象他们的心里会有多难受。
是啊，刚才那位母亲邓惠东在光天化日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抢走，东莞拐卖儿童的猖獗可见一斑。为什么人贩子会盯在东莞这个地方频频作案?我们也做了进一步调查。
东莞聚集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其中就有不少是托儿带女的父母。在一些犯罪分子眼中，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猎物，为了拐卖孩子，一些犯罪分子完全不把当地警方放在眼里，各种场所都可以成为他们拐卖儿童的狩猎场。在东莞长途车站，这个母亲告诉记者，犯罪分子只用三四分钟的时间，就偷走了她的孩子。
失踪儿童付敏敏母亲肖香娥：“元宵节那天，就是跟她外婆回家，回湖南，经过东莞长安那个地方，那个车站在那里停车，3分钟就丢了。”
肖香娥是湖南省洞口县人，在广东省深圳市打工，去年年底，她把只有两岁多的女儿付敏敏从湖南老家接到深圳过年，过完年后在元宵节这一天，由孩子的外婆把孩子带回湖南老家，没想到由深圳开往湖南的长途汽车，途径东莞市长安镇上沙车站，仅仅停靠了几分钟，她的孩子就被人偷走了。
肖香娥：“当时(车)就停在这里，那个女孩子，那个女人抱小孩的那个地方。”
记者：“车子在这儿干什么?”
肖香娥：“它在这里搭客，载客，我妈妈去上厕所，因为它停下来了，上厕所以后小孩不见了，回来的时候小孩就不见了。”
记者：“多长时间?”
肖香娥：“大概4分吧。”
记者：“你怎么知道4分钟呢。”
肖香娥：“因为当时有两个摄像头在这里，在这里有转(着)，这里有个摄像头，看到我妈妈下车的时间是47分13秒，然后再一次它是转动的，我妈妈上车的时候(镜头)没看到，再从车厢找小孩下来的时候是53分，中间只有5分钟，但是我妈妈还上车找了，车上找发现不见了的时候才下来，我小孩当时在最后一排睡觉。”
在东莞，犯罪分子不仅在车站拐卖儿童，同时他们还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农民工的居住地。肖香娥的孩子丢失后，她一边发动亲戚朋友四处找线索，一边隔三差五的跑沙口派出所，找孩子的事毫无进展，她却在派出所遇到了又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这就是来自湖南在东莞市长安镇打工的焦军华、陈华娟夫妇，他们的女儿焦怡乐在今年2月27号丢失，也就是说在付敏敏丢失18天之后，东莞市长安镇再次发生孩子失踪案。
失踪儿童焦怡乐母亲陈华娟：“是在这里，在这里给人抱走了，我问那个卖商品那个人，他说后来一对年轻的夫妇，抱走了，抱(着从)这里走了。”
目击者告诉伤心的陈华娟，一个50多岁的老人和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抱走了她的女儿焦怡乐。在东莞，由于孩子被拐走的现象经常发生，一些家长也提高了警惕，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尽最大的可能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但在犯罪分子眼中，家长的这些努力却显得有些徒劳，毕竟父母不可能24小时都牵着孩子的手。
我们注意到，很多孩子被拐卖都和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有很大关系。我的同事就发现，不少农民工工资低，没钱送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经常可以看到几岁大的孩子就自己在路边玩，没人管。而且这些地方人员流动性大，居民混杂，这也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方便。
有这么多隐患存在，难怪人贩子会盯上他们。说到这里，我很担心这些孩子被拐走以后的遭遇，他们会受到虐待吗?人贩子又会把他们卖到哪儿去呢?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段资料画面，在云南昆明，晋江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贩卖婴儿，公安局立刻派出民警化妆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的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落在床边的人贩子一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查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
“会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做了十多年了，从没问题。”
“卖过多少个孩子?”
“没数过，卖了好多个(孩子)了。”
第二天中午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察员再次来到小屋，见到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专门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干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家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三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的童车上还有两个，他们全部都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李宁：“在云南我们的昭通，会泽，宣威，在这些地方，有很多这种几代人都从事这种贩卖人口的犯罪活动，这种家族形式存在，他们这些人也就混杂在来昆明的外来人员当中，也就到了昆明，他们看准周围机会这么多，他们也就下手了。”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通过这样辛勤的努力以后，找回来的儿童应该说跟丢失的儿童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
当地警方告诉记者，犯罪分子偷到孩子后，一般会在30分钟内离开这个城市，并很快就会通过团伙的力量，在其它地区被当作大白菜一样标上价格进行出售。这些被偷孩子的命运是，大部分会被一些家庭买来收养，另外一些孩子的命运是或者沦为乞丐头控制的小乞丐，一些女孩甚至最后会沦落风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比如说把女孩子养大了，再去卖到色情行业的。”
心爱的儿女离开自己，他们未来的人生也不知道会怎样，他们是否是否穿的暖、吃的饱，是否受到虐待，他们能不能享受教育，病了有没有人管，一想到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都感到钻心的痛。
“我们孩子开始丢的时候，还不敢跟老人说，一想到老人心里面就难受，本来老人的身体就不好，孩子又丢了，我们结婚了五六年，才有这么一个小孩。”
洪涛，从云南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里，我注意到，现在拐卖儿童已经形成了一种家族式、专业化、跨地域的犯罪网络。你想人贩子得手后，半个小时不到就能把孩子转移走，等到家长发现孩子不见了，再去报案的时候，孩子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警方很难马上找到破案线索。
人贩子这样的速度和效率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办到的。那么，这条地下产业链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其中又隐藏了多大的暴利呢?
警方称，拐卖孩子已形成了盗、抢、售“一条龙”服务
全国每年究竟有多少孩子被拐卖，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东莞、昆明这些地方，一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网络在支撑着这个黑色行业。那犯罪分子从这些孩子身上又能得到多少收益呢?
警方告诉记者，人贩团伙内部分工也很复杂，有人负责偷盗，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贩卖，一个环节遭受打击，往往其它环节就会很快得到消息。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我可以抓你就去抓，那要是一抓，抓他的时候你动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边的线也就断了，那一个小孩也别想找回来，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它形成了一个盗、抢、售一条龙的服务，甚至说在个别的地区，这个贩卖婴儿的队伍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中间以女性为主。”
人贩子违法犯罪，图的就是钱，那么高达几十人的团伙，要卖多少孩子，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支撑它的运行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过去比如说在十几年以前大概一个孩子几千元钱，它只是专门的为了盗抢，贩卖，那么这些年，它是成倍的增长，它里面又分为男婴，女婴和健康儿童，那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这个利益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就是有巨大的利益驱动，这种利益是伤天害理的。”
记者：“在发达地区，这个孩子，一个男婴，能卖多少钱?”
王大伟：“这个要几万元钱，甚至说还要再高一点。”
在昆明破获的案件中，这两个孩子被人贩分别标价17000元和18000元，人贩子告诉记者，那些自己不能生育的家庭，一般都能接受这样的价格。同时人贩子也告诉记者，他们只相当于中间的零售商，这些孩子都是他们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那么，这些孩子批发的价格又是多少呢?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抓获了批发孩子的人贩子。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更多精彩，请点击环球网 http://www.huanqiu.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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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拐卖儿童形成盗抢售产业链，利润高达数十倍》
记者调查了解到，很多农民工工资低，没钱送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经常可以看到几岁大的孩子就自己在路边玩，这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方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建议，预防孩子被拐卖远比发生拐卖后再去找寻更为重要。
环球网11月6日报道 2009年11月5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拐卖儿童形成盗抢售产业链，利润高达数十倍》，以下是节目实录：
我们栏目在11月3日播出了《北大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的报道，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卫生部已责成北京市卫生局对北大医院医学生从事临床诊疗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核清事实，提出处理意见，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卫生部要求北大医院针对临床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举一反三，认真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北京大学医学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报告，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认真调查处理好此次事件。我栏目也将对此进行跟踪报道。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近大家都很关心60个被拐孩子的命运，上个星期公安部在网站上公布了他们的信息，经过这一周寻找，已经有3个孩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怀里。
除了网上公布的这60个孩子，从今年4月份公安部组织打击拐卖儿童专项行动算起，到上周，全国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1840起，解救被拐儿童达到2169名。
我们为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孩子高兴，但也有不少疑问，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被拐卖?他们又是怎么落到人贩子手里的?我们的记者到广东东莞进行了调查。
在东莞寮步镇，有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叫叶锐聪，他在自己家门口被人从看管人的怀里给抢走了。
失踪儿童叶锐聪母亲邓惠东：“就在这里，我女儿就在这边边上的，贴边的那个小型面包车，就倒过来了，倒了过来之后，我以为就是说它在前面掉头，当时我看见我女儿的动作很快，就把她弟弟抱起了，但是没有过几秒钟，它(面包车)就打开车门，它就退过来，不下车的就打开车门，就几秒钟时间。”
邓惠东说，劫匪在她眼皮子底下，从她11岁的女儿怀里抢走了9个月大的叶锐聪。她虽然拼命追赶，但犯罪分子仍然带着他的儿子逃之夭夭。在东莞，记者一共调查了30多位失踪儿童的家长，家长反映，无论是放学路上、超市、自己的家门口，犯罪分子几乎无孔不入，他们偷走或抢走的孩子，最小的刚生下来几天，最大的也只有9岁，绝大多数集中在3到7岁之间，同时，这些失踪儿童的家长以做生意为主，往往是父母双方有一个人在做生意或者打工，另一个专门照看孩子。
失踪儿童焦怡乐母亲焦军华：“她妈妈带她。”
失踪儿童郑沙龙父亲郑春忠：“我是老婆是专门带小孩。”
很多家长都告诉记者，他们丢失的孩子，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东莞失踪儿童的统计数字里，也没有出现在东莞市公安局汇报给公安部的材料里。而民间的说法，东莞市近年来儿童神秘失踪的人数竟然达到了上千名。
失踪儿童郑沙龙父亲郑春忠：“自从2000年以来，按我们自己的推算，(失踪儿童)应该在一千个以上。”
这些家长称，他们凑在一起不惜倾家荡产悬赏一千万要找回自己失踪的孩子。
郑春忠：“我了解到很多家族，他们为了找小孩，他们去过，他们基本上走过半个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花费了几十万，我后来在想，我们在想，这样是不是很大的资源浪费，也许就是说，我们如果筹一千万(元)，重赏之下也许会有勇夫，也许会给我们提供线索。”
为什么人贩子会盯在东莞这个地方频频作案?
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平时要是自己的孩子有点头疼脑热，都会心疼。看到东莞这些丢了孩子的父母，不敢想象他们的心里会有多难受。
是啊，刚才那位母亲邓惠东在光天化日下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抢走，东莞拐卖儿童的猖獗可见一斑。为什么人贩子会盯在东莞这个地方频频作案?我们也做了进一步调查。
东莞聚集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其中就有不少是托儿带女的父母。在一些犯罪分子眼中，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猎物，为了拐卖孩子，一些犯罪分子完全不把当地警方放在眼里，各种场所都可以成为他们拐卖儿童的狩猎场。在东莞长途车站，这个母亲告诉记者，犯罪分子只用三四分钟的时间，就偷走了她的孩子。
失踪儿童付敏敏母亲肖香娥：“元宵节那天，就是跟她外婆回家，回湖南，经过东莞长安那个地方，那个车站在那里停车，3分钟就丢了。”
肖香娥是湖南省洞口县人，在广东省深圳市打工，去年年底，她把只有两岁多的女儿付敏敏从湖南老家接到深圳过年，过完年后在元宵节这一天，由孩子的外婆把孩子带回湖南老家，没想到由深圳开往湖南的长途汽车，途径东莞市长安镇上沙车站，仅仅停靠了几分钟，她的孩子就被人偷走了。
肖香娥：“当时(车)就停在这里，那个女孩子，那个女人抱小孩的那个地方。”
记者：“车子在这儿干什么?”
肖香娥：“它在这里搭客，载客，我妈妈去上厕所，因为它停下来了，上厕所以后小孩不见了，回来的时候小孩就不见了。”
记者：“多长时间?”
肖香娥：“大概4分吧。”
记者：“你怎么知道4分钟呢。”
肖香娥：“因为当时有两个摄像头在这里，在这里有转(着)，这里有个摄像头，看到我妈妈下车的时间是47分13秒，然后再一次它是转动的，我妈妈上车的时候(镜头)没看到，再从车厢找小孩下来的时候是53分，中间只有5分钟，但是我妈妈还上车找了，车上找发现不见了的时候才下来，我小孩当时在最后一排睡觉。”
在东莞，犯罪分子不仅在车站拐卖儿童，同时他们还把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农民工的居住地。肖香娥的孩子丢失后，她一边发动亲戚朋友四处找线索，一边隔三差五的跑沙口派出所，找孩子的事毫无进展，她却在派出所遇到了又一个丢失孩子的家长。这就是来自湖南在东莞市长安镇打工的焦军华、陈华娟夫妇，他们的女儿焦怡乐在今年2月27号丢失，也就是说在付敏敏丢失18天之后，东莞市长安镇再次发生孩子失踪案。
失踪儿童焦怡乐母亲陈华娟：“是在这里，在这里给人抱走了，我问那个卖商品那个人，他说后来一对年轻的夫妇，抱走了，抱(着从)这里走了。”
目击者告诉伤心的陈华娟，一个50多岁的老人和两个30多岁的年轻人抱走了她的女儿焦怡乐。在东莞，由于孩子被拐走的现象经常发生，一些家长也提高了警惕，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尽最大的可能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但在犯罪分子眼中，家长的这些努力却显得有些徒劳，毕竟父母不可能24小时都牵着孩子的手。
我们注意到，很多孩子被拐卖都和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有很大关系。我的同事就发现，不少农民工工资低，没钱送孩子上托儿所幼儿园，经常可以看到几岁大的孩子就自己在路边玩，没人管。而且这些地方人员流动性大，居民混杂，这也给人贩子下手提供了方便。
有这么多隐患存在，难怪人贩子会盯上他们。说到这里，我很担心这些孩子被拐走以后的遭遇，他们会受到虐待吗?人贩子又会把他们卖到哪儿去呢?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段资料画面，在云南昆明，晋江市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贩卖婴儿，公安局立刻派出民警化妆成买主，来到一个叫(陈埭镇)的地方，在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两个待价而沽的婴儿被随意的放在一张破木板床上，睡得正香。落在床边的人贩子一听说是来看孩子的，马上向侦查员谈起了她的生意经。
“会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做了十多年了，从没问题。”
“卖过多少个孩子?”
“没数过，卖了好多个(孩子)了。”
第二天中午外围民警布控完成之后，侦察员再次来到小屋，见到所谓主事的老板，见时机成熟，守候的民警迅速包抄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这名叫(曾培月)的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只是负责直接面对买家，更大的上线是一个叫(吴美忍)的女人，她专门搞批发，家里有更多的孩子，于是公安干警直扑位于晋江市罗山镇的(吴美忍)家。推开她家的家门，只见一张大床上放着三个正在哭闹的婴儿，旁边的童车上还有两个，他们全部都是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婴。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李宁：“在云南我们的昭通，会泽，宣威，在这些地方，有很多这种几代人都从事这种贩卖人口的犯罪活动，这种家族形式存在，他们这些人也就混杂在来昆明的外来人员当中，也就到了昆明，他们看准周围机会这么多，他们也就下手了。”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通过这样辛勤的努力以后，找回来的儿童应该说跟丢失的儿童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
当地警方告诉记者，犯罪分子偷到孩子后，一般会在30分钟内离开这个城市，并很快就会通过团伙的力量，在其它地区被当作大白菜一样标上价格进行出售。这些被偷孩子的命运是，大部分会被一些家庭买来收养，另外一些孩子的命运是或者沦为乞丐头控制的小乞丐，一些女孩甚至最后会沦落风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比如说把女孩子养大了，再去卖到色情行业的。”
心爱的儿女离开自己，他们未来的人生也不知道会怎样，他们是否是否穿的暖、吃的饱，是否受到虐待，他们能不能享受教育，病了有没有人管，一想到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都感到钻心的痛。
“我们孩子开始丢的时候，还不敢跟老人说，一想到老人心里面就难受，本来老人的身体就不好，孩子又丢了，我们结婚了五六年，才有这么一个小孩。”
洪涛，从云南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里，我注意到，现在拐卖儿童已经形成了一种家族式、专业化、跨地域的犯罪网络。你想人贩子得手后，半个小时不到就能把孩子转移走，等到家长发现孩子不见了，再去报案的时候，孩子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警方很难马上找到破案线索。
人贩子这样的速度和效率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办到的。那么，这条地下产业链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其中又隐藏了多大的暴利呢?
警方称，拐卖孩子已形成了盗、抢、售“一条龙”服务
全国每年究竟有多少孩子被拐卖，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东莞、昆明这些地方，一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网络在支撑着这个黑色行业。那犯罪分子从这些孩子身上又能得到多少收益呢?
警方告诉记者，人贩团伙内部分工也很复杂，有人负责偷盗，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贩卖，一个环节遭受打击，往往其它环节就会很快得到消息。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我可以抓你就去抓，那要是一抓，抓他的时候你动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边的线也就断了，那一个小孩也别想找回来，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它形成了一个盗、抢、售一条龙的服务，甚至说在个别的地区，这个贩卖婴儿的队伍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中间以女性为主。”
人贩子违法犯罪，图的就是钱，那么高达几十人的团伙，要卖多少孩子，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支撑它的运行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过去比如说在十几年以前大概一个孩子几千元钱，它只是专门的为了盗抢，贩卖，那么这些年，它是成倍的增长，它里面又分为男婴，女婴和健康儿童，那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这个利益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就是有巨大的利益驱动，这种利益是伤天害理的。”
记者：“在发达地区，这个孩子，一个男婴，能卖多少钱?”
王大伟：“这个要几万元钱，甚至说还要再高一点。”
在昆明破获的案件中，这两个孩子被人贩分别标价17000元和18000元，人贩子告诉记者，那些自己不能生育的家庭，一般都能接受这样的价格。同时人贩子也告诉记者，他们只相当于中间的零售商，这些孩子都是他们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那么，这些孩子批发的价格又是多少呢?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抓获了批发孩子的人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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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国民政府’时期‘江亚轮’沉没时也没有发生过这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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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死不救暴利捞尸的背后: 当地黑社会把持的打捞公司年入百万
死不救暴利捞尸的背后: 打捞公司年入百万(组图) 新京报
10月24日两少年落水前，陈选德和陈恒云的渔船泊在岸边。图中圆圈分别表示少年落水处和渔船停泊处。
陈恒云（图左）和陈选德(图右)均表示当时救了落水者。陈选德曾把肩上的救生圈抛给落水学生。本报记者 黄玉浩 摄
打捞公司的船赶到后，船主陈波(船头着白色衬衫者)谈好价钱后开始打捞溺水大学生。真真 摄
■ 核心提示
10月24日，长江大学学生跪求渔船施救落水者遭拒，引发社会对冷漠渔船的高度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提出高额“捞尸费”、宣称“只捞尸体不救活人”的渔船，是当地一个“荆州市八凌打捞服务有限公司”所为。
这是荆州唯一一家打捞公司。该公司并未取得“长江流域人员死亡打捞业务”。
据知情者透露，该公司几乎垄断当地所有打捞尸体业务，估计年收入有百万元。
而当地海事局、水上派出所等都没有捞救溺水者的工作职能。有人建议政府应对这一领域加强监管。
渔民陈选德觉得委屈。
10月24日湖北荆州长江大学学生跪求渔船遭拒的消息传出后，他就被人指责为“见死不救”。
他说他现在不敢出江，不敢见人，不敢与人打招呼。
10月29日，陈选德在宝塔湾卖鱼。他被人打了三个耳光，腰上踹了一脚。
“无数的砖头瓦砾向我扔来，几百人围过来，他们大声指责谩骂，有人喊打死他，打死他，这个没良心的老东西，见死不救的畜生。”陈选德说。
最后，船被砸了，渔网也被烧了。
“幸好我和老伴跑得快，否则都能被唾沫淹死。”陈选德委屈地说，“我们救人了。见死不救还算个人吗？”
“渔船施救不够积极”
冬泳老人韩德元证实渔船扔了救生圈也伸出竹篙；但两船在全过程中一直泊于岸边未动
10月24日下午，宝塔湾边停着两艘渔船。
陈选德和妻子熊韶香在舱内午休。
渔民陈恒云和他世侄许刚，在另一艘船上做饭。
14点10分左右，陈恒云听见有人呼救。
“那是两个10多岁的小孩。我做饭时，他们就在浅水区游泳，游着游着突然滑入了深水的暗流区。他们开始挣扎呼救，我听见了，但没什么办法，我也60多岁了，做一辈子渔民但不会游泳，船里什么工具都没有，只有一根竹篙，但够不着，我下水只能送死”。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此时，大学生李佳隆等先后入水救人。
“一名大学生用肩膀将一名儿童顶上渔船，我看学生也体力不支，就将他拉上船。”陈恒云说。
被陈恒云拉上渔船的是大学生徐彬程和少年陈天亮。
“是的，当时我趴在船桨上，老板拉了我一把。”徐彬程说。
岸边的大学生呼喊着渔船老板，让他们把船开过去救人。大学生谭艺回忆说，渔船离落水者也就5-10米。
“但他们不理我们。”谭艺说。
陈恒云说，我和陈选德的渔船都前后下了锚，准备在岸边过夜，两个锚被大石头压着，如果起锚发动渔船少则10分钟，多则半小时，“而且学生溺水的地方有漩涡暗流，我们的船过去有很大风险，就没开船过去。”
大学生姜梦淋等人开始搭人梯救陈及时和少年张志鹏。随后人梯中的方招、何东旭等落水。
“我们再次呼救，他们还是不开船，有同学给他们下跪，甚至强行解开缆绳，他们的船也没有动。”谭艺说。
“我和妻子醒来时，冬泳队老人已在水中救人了。”陈选德说。
陈选德觉得他的竹篙太短，够不着，便抄起船中的救生圈扔了过去。一名老人用救生圈托住两名大学生游了过来。
“我伸出竹篙，把这名老人和两名学生拉近渔船、拖上岸。”陈选德说。
当时被渔船主拉向岸边的冬泳老人是韩德元。
“船老板应该算是参与了救人，但不够积极罢了。”韩德元说。
14点30分左右，除了大学生陈及时、方招、何东旭沉入江底，其他落水人都被救上岸。江面开始恢复平静。
那两艘渔船始终未曾动过。
打捞队延时惹“骂名”
陈波的打捞公司组织渔船打捞溺水学生；捞救半途休息1小时，被指故意拖延时间抬高酬金
14点30分，江面上来了两艘打捞公司的渔船。
于是陈选德开着船回家了。
“当时学生还在求我们打捞。我提前离开，因为船上也没打捞工具。”陈选德说，所以这也就被学生当成见死不救。
打捞渔船的老板叫陈波。他和学生们谈价钱，1.2万元一人，见钱捞人。
陈波名片印着他的身份，“荆州市长江水上打捞有限公司”总经理。
据当地渔民说，他是埠河镇三八村村民，与陈选德、陈恒云同村，无正当职业，以帮人打捞尸体、解决麻烦及要账为生。
“陈波自己没有渔船，他在派出所或许多渔民中都有线人，提供打捞消息。渔民提供线索后，能获得200元酬劳。”曾多次帮陈波打捞尸体的渔民陈凯（化名）说。
接到消息后，陈波再联系渔船实施打捞。
陈凯说，“捞到人，我们每船每次能得500元，捞不到就是200元，甚至有时给包烟，陈波说这些钱还得用来打点公安、海事的人”。
由于没那么多现金，有的学生将手机和银行卡都放在陈波面前，有的学生开始下跪。
但不行。长江大学的师生打电话，找朋友来送钱。
“凑钱凑了1个多小时。”当时在现场的一名长江大学老师说。
捞出第一具遇难学生遗体后，陈恒云驾船离开了。
“打捞公司在现场，我们就不能捞了，会被报复，这是抢他们的财路。”陈恒云说。
下午5点，陈及时与何东旭的尸体相继被打捞出。两名打捞渔船上的人说渔网破了，要在岸边修补，并休息一下。
打捞渔船在岸边停下。
“捞出尸体不拉出水面，或说修船休息，都是陈波挟尸抬价的手段。打捞船会等到天黑，再抬高价格。”陈凯说。
陈波说，天黑了，现在要1.8万元才能继续打捞。
下午6点多，方招的尸体被打捞起。
长江大学宣传部部长李玉泉向媒体证实，钱分了三次给，第一次给4千元，第二次给2万元，第三次给1.2万元。
陈波垄断宝塔湾捞尸
宝塔湾居民说，若有人替人捞尸，就会有人过来砸船打人，并警告这里被陈波承包
陈波现在已不住在三八村了。
“他在市中心买了房子。这些年靠打捞尸体赚了很多钱。”渔民陈恒云说。
宝塔湾附近居民介绍，陈波与许多闲散的人员关系密切，结识许多劳教刑满人员，多次称自己是“混社会”的，“如果有人在宝塔湾替人捞尸，就会有人过来砸船打人，并告知这块地已被‘波儿’（即陈波）承包了”。
“他垄断了这一片的打捞尸体的业务。”一名渔民说。
这名渔民说，以前长江边也有做打捞生意的，价格都是几百元，后来有了打捞公司，价格就高了。“现在一般都在一万元以上。”
陈波名片上将公司业务描述为“24小时服务，专业人员打捞”。
据记者了解，公司接到打捞消息后，主要是由陈波哥哥陈兴出面组织渔船，实施打捞。而只有那些和陈波家关系好的渔民才会被叫去打捞。
记者调查发现，此次打捞大学生的两条船，其一条船属于陈兴的岳父所有。
“如果捞不上来，当事人也要支付给他6000元的辛苦费。”渔民陈凯说。
据冬泳队的几名成员介绍，约在一个多月前，冬泳队里的一名沙市大学的老师就曾和陈波打过交道。当时因为沙市大学一名学生落水而向陈波支付了1.2万元的打捞费用，“最后尸体并没有被打捞上来，钱也没退”。
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分局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玉秀向记者证实，在沙市确实有一个民间的打捞公司专门进行打捞尸体的业务。
“价格确实很高，可能还有黑社会的背景，我们已向政府打了报告。”王玉秀说。
11月2日荆州市民到宝塔湾边悼祭救人英雄大学生。本报记者 黄玉浩 摄
陈波背后的垄断者
夏兵承认，陈波是替他公司做事；夏兵公司只被核准打捞沉船沉物，而非溺亡人员
11月3日，记者前往荆州市工商局。
在该局的档案查询中心并未找到陈波的“长江水上打捞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料，只有一家“荆州市八凌打捞服务有限公司”。
该局负责人说，在荆州，只有这一家打捞公司。
“当天长江遇难大学生的遗体就是由他们打捞的，市公安局正在调查，已调走了公司的档案。”这名负责人说。
该公司在工商局的电子注册档案中显示，公司法人代表为夏兵，荆州市沙市区人，公司注册资金为3万元。
公司注册时，夏兵申请的经营范围为“主营长江流域人员死亡打捞，兼营各种中小型船只或汽车及渔业打捞物品”。
而营业执照显示，工商局所核准的经营范围只是“沉船沉物的打捞”。
记者询问工商局负责人，“打捞尸体已超出了经营范围？”
该局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解释，目前并无法律明文规定，水中尸体是否属于沉船沉物。
记者拨打了该公司登记时所留的两个固定电话。一个为私家麻将馆的固话，另一个则为代理注册公司电话。
“夏兵公司注册时就是用我家电话，应该没有什么固定的办公地点”，自称是夏兵朋友的麻将馆主人赵忠发说。
而代理注册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称，“凌八”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公司外壳的确是他们帮其代理注册的，“目前与夏兵早没生意往来了”。
记者联系到该公司法人代表夏兵。
夏兵说，事发当天，自己并未在荆州，但陈波一直在现场与自己沟通，“打捞尸体对我们公司就是一桩生意，我们当然没有救人的义务。”
“捞尸时，我并不知道那些学生是救人英雄，如果知道的话我也不会收那个钱。”夏兵说。
记者就陈波涉嫌暴力垄断宝塔湾捞尸市场的事向夏兵求证。
夏兵拒绝回应，并将手机设置成来电转入秘书台，拒绝通话。
打捞公司年收百万？
知情人说，夏兵有很多业务经理，仅陈波的宝塔湾每年有二三十人溺亡，捞一人可获1万多
在调查中，当地一名知情者对记者说，夏兵和陈波是一起的，陈波类似于业务员或者主管经理。若有人查他，或者警方干涉其打捞，就由夏兵出面协调。
“夏兵在荆州市认识很多官员，关系广。”这位与夏兵和陈波均关系密切的人士对记者说。
“在当地，像陈波这样给夏兵打工的还有很多。”这名知情者说，他们基本垄断了整个长江荆州段的民间打捞。
该公司的工商资料显示，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到2009年4月27日为止，营业收入为15500元，净利润960元。
当地的这名知情者告诉记者，夏兵公司的年收入不会低于百万。仅宝塔湾每年就有二三十起溺亡事件。捞一具尸体最低也要1万多。
“而夏兵垄断的几乎是整个长江荆州段江面的打捞。”该知情者说，甚至部门都雇该公司打捞。
荆州市海事局新闻发言人熊新文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
他说，今年，荆州海事系统有一名员工溺亡，也是花钱请了这家打捞公司帮忙打捞，“钱没这次多”。
约10分钟后，水上搜救中心的海事船到达现场。此时水面上已没有人。由于缺乏捞救溺水者的工具。该船只能向长江下游行进，而没有捞救溺水大学生。
“在浅水域营救我们比不了渔船，他们更灵活。而且我们只能营救水面上的人，沉入水底我们也无能为力。”熊新文说。
据熊新文介绍，海事局的职责主要是负责长江水上交通事故以及水上船只的安全事故，游泳溺水这种水上非交通事故并非职责所在。
“我们所有的搜救主要还是围绕船只，而不是溺沉水底的人。”熊新文说，“所以我们遇见落水的，先营救。沉入水底的，救不出来了，就直接建议家属去找打捞公司来打捞。”
监管空白“纵容”暴利打捞
海事局、水上派出所皆不管长江溺水者，沙市公安分局一副局长建议政府设置相应搜救队
在离大学生溺水地不远处，就是荆州公安局沙市水上派出所。事发当天，也有警员赶到现场。
据当时在场的大学生回忆，在长江大学师生与陈波谈价格时，多名警察在现场，有学生要求警察去干预一下和渔船老板的谈判，“有警察说你们把钱给他，让他们打捞就行了。”
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玉秀认为，水上搜救方面的工作是由海事部门负责，“水上派出所主要是负责长江堤岸的治安和渔民的户政管理，水面的治安我们管不了”。
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的一位民警也对记者说，航运公安局只负责长江航线的治安与安全。
“这目前是个空白地带。”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彭先堂对记者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个部门在监管，长江边的这种水上非交通的安全事故。政府应该设置一个相关的搜救队或巡逻队对危险水域进行监管。
“正是因为属于空白地带，才给了牟取暴利的民间打捞队生存的空间。”彭先堂说。
目前在宝塔湾，除了夏兵等人的打捞队外，还有一个民间的搜救基地。这就是王珏办的“宝塔湾搜救基地。”
这次营救大学生的几位冬泳老人就是这个搜救基地的。
王珏说，他组织了一些爱游泳的老人，平时常在江边锻炼，有人遇难好实施营救。
此次救出3名大学生的韩德元称，因为冬泳队常年在宝塔湾训练，多年来救出过100多人。
记者就此向队长王珏求证，王对此不置可否，“有些水域太危险，我们自己去救都可能丧命，我们是民间自愿的一种义务营救组织，我们连救生艇都没有，个人的人身保险也没有，大家平均年龄50多了，也只能量力而行”。
韩德元说，陈波曾威胁冬泳队员，“你们断我财路，小心点”。
很多冬泳队员也收到了陈波的“报料”名片。
有一名冬泳队员说，冬泳队与陈波的打捞组织已达成私下口头约定，“水面上的活的，我们肯定救，沉水者我们就不管了。”
“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重视此事，已责令信访局牵头，由公安、海事、工商和纪委相关部门联合成立调查组正在调查此事。”荆州工商局的一名副局长说
1949年前‘国民政府’时期‘江亚轮’沉没时也没有发生过这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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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死不救暴利捞尸的背后: 当地黑社会把持的打捞公司年入百万
死不救暴利捞尸的背后: 打捞公司年入百万(组图) 新京报
10月24日两少年落水前，陈选德和陈恒云的渔船泊在岸边。图中圆圈分别表示少年落水处和渔船停泊处。
陈恒云（图左）和陈选德(图右)均表示当时救了落水者。陈选德曾把肩上的救生圈抛给落水学生。本报记者 黄玉浩 摄
打捞公司的船赶到后，船主陈波(船头着白色衬衫者)谈好价钱后开始打捞溺水大学生。真真 摄
■ 核心提示
10月24日，长江大学学生跪求渔船施救落水者遭拒，引发社会对冷漠渔船的高度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提出高额“捞尸费”、宣称“只捞尸体不救活人”的渔船，是当地一个“荆州市八凌打捞服务有限公司”所为。
这是荆州唯一一家打捞公司。该公司并未取得“长江流域人员死亡打捞业务”。
据知情者透露，该公司几乎垄断当地所有打捞尸体业务，估计年收入有百万元。
而当地海事局、水上派出所等都没有捞救溺水者的工作职能。有人建议政府应对这一领域加强监管。
渔民陈选德觉得委屈。
10月24日湖北荆州长江大学学生跪求渔船遭拒的消息传出后，他就被人指责为“见死不救”。
他说他现在不敢出江，不敢见人，不敢与人打招呼。
10月29日，陈选德在宝塔湾卖鱼。他被人打了三个耳光，腰上踹了一脚。
“无数的砖头瓦砾向我扔来，几百人围过来，他们大声指责谩骂，有人喊打死他，打死他，这个没良心的老东西，见死不救的畜生。”陈选德说。
最后，船被砸了，渔网也被烧了。
“幸好我和老伴跑得快，否则都能被唾沫淹死。”陈选德委屈地说，“我们救人了。见死不救还算个人吗？”
“渔船施救不够积极”
冬泳老人韩德元证实渔船扔了救生圈也伸出竹篙；但两船在全过程中一直泊于岸边未动
10月24日下午，宝塔湾边停着两艘渔船。
陈选德和妻子熊韶香在舱内午休。
渔民陈恒云和他世侄许刚，在另一艘船上做饭。
14点10分左右，陈恒云听见有人呼救。
“那是两个10多岁的小孩。我做饭时，他们就在浅水区游泳，游着游着突然滑入了深水的暗流区。他们开始挣扎呼救，我听见了，但没什么办法，我也60多岁了，做一辈子渔民但不会游泳，船里什么工具都没有，只有一根竹篙，但够不着，我下水只能送死”。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此时，大学生李佳隆等先后入水救人。
“一名大学生用肩膀将一名儿童顶上渔船，我看学生也体力不支，就将他拉上船。”陈恒云说。
被陈恒云拉上渔船的是大学生徐彬程和少年陈天亮。
“是的，当时我趴在船桨上，老板拉了我一把。”徐彬程说。
岸边的大学生呼喊着渔船老板，让他们把船开过去救人。大学生谭艺回忆说，渔船离落水者也就5-10米。
“但他们不理我们。”谭艺说。
陈恒云说，我和陈选德的渔船都前后下了锚，准备在岸边过夜，两个锚被大石头压着，如果起锚发动渔船少则10分钟，多则半小时，“而且学生溺水的地方有漩涡暗流，我们的船过去有很大风险，就没开船过去。”
大学生姜梦淋等人开始搭人梯救陈及时和少年张志鹏。随后人梯中的方招、何东旭等落水。
“我们再次呼救，他们还是不开船，有同学给他们下跪，甚至强行解开缆绳，他们的船也没有动。”谭艺说。
“我和妻子醒来时，冬泳队老人已在水中救人了。”陈选德说。
陈选德觉得他的竹篙太短，够不着，便抄起船中的救生圈扔了过去。一名老人用救生圈托住两名大学生游了过来。
“我伸出竹篙，把这名老人和两名学生拉近渔船、拖上岸。”陈选德说。
当时被渔船主拉向岸边的冬泳老人是韩德元。
“船老板应该算是参与了救人，但不够积极罢了。”韩德元说。
14点30分左右，除了大学生陈及时、方招、何东旭沉入江底，其他落水人都被救上岸。江面开始恢复平静。
那两艘渔船始终未曾动过。
打捞队延时惹“骂名”
陈波的打捞公司组织渔船打捞溺水学生；捞救半途休息1小时，被指故意拖延时间抬高酬金
14点30分，江面上来了两艘打捞公司的渔船。
于是陈选德开着船回家了。
“当时学生还在求我们打捞。我提前离开，因为船上也没打捞工具。”陈选德说，所以这也就被学生当成见死不救。
打捞渔船的老板叫陈波。他和学生们谈价钱，1.2万元一人，见钱捞人。
陈波名片印着他的身份，“荆州市长江水上打捞有限公司”总经理。
据当地渔民说，他是埠河镇三八村村民，与陈选德、陈恒云同村，无正当职业，以帮人打捞尸体、解决麻烦及要账为生。
“陈波自己没有渔船，他在派出所或许多渔民中都有线人，提供打捞消息。渔民提供线索后，能获得200元酬劳。”曾多次帮陈波打捞尸体的渔民陈凯（化名）说。
接到消息后，陈波再联系渔船实施打捞。
陈凯说，“捞到人，我们每船每次能得500元，捞不到就是200元，甚至有时给包烟，陈波说这些钱还得用来打点公安、海事的人”。
由于没那么多现金，有的学生将手机和银行卡都放在陈波面前，有的学生开始下跪。
但不行。长江大学的师生打电话，找朋友来送钱。
“凑钱凑了1个多小时。”当时在现场的一名长江大学老师说。
捞出第一具遇难学生遗体后，陈恒云驾船离开了。
“打捞公司在现场，我们就不能捞了，会被报复，这是抢他们的财路。”陈恒云说。
下午5点，陈及时与何东旭的尸体相继被打捞出。两名打捞渔船上的人说渔网破了，要在岸边修补，并休息一下。
打捞渔船在岸边停下。
“捞出尸体不拉出水面，或说修船休息，都是陈波挟尸抬价的手段。打捞船会等到天黑，再抬高价格。”陈凯说。
陈波说，天黑了，现在要1.8万元才能继续打捞。
下午6点多，方招的尸体被打捞起。
长江大学宣传部部长李玉泉向媒体证实，钱分了三次给，第一次给4千元，第二次给2万元，第三次给1.2万元。
陈波垄断宝塔湾捞尸
宝塔湾居民说，若有人替人捞尸，就会有人过来砸船打人，并警告这里被陈波承包
陈波现在已不住在三八村了。
“他在市中心买了房子。这些年靠打捞尸体赚了很多钱。”渔民陈恒云说。
宝塔湾附近居民介绍，陈波与许多闲散的人员关系密切，结识许多劳教刑满人员，多次称自己是“混社会”的，“如果有人在宝塔湾替人捞尸，就会有人过来砸船打人，并告知这块地已被‘波儿’（即陈波）承包了”。
“他垄断了这一片的打捞尸体的业务。”一名渔民说。
这名渔民说，以前长江边也有做打捞生意的，价格都是几百元，后来有了打捞公司，价格就高了。“现在一般都在一万元以上。”
陈波名片上将公司业务描述为“24小时服务，专业人员打捞”。
据记者了解，公司接到打捞消息后，主要是由陈波哥哥陈兴出面组织渔船，实施打捞。而只有那些和陈波家关系好的渔民才会被叫去打捞。
记者调查发现，此次打捞大学生的两条船，其一条船属于陈兴的岳父所有。
“如果捞不上来，当事人也要支付给他6000元的辛苦费。”渔民陈凯说。
据冬泳队的几名成员介绍，约在一个多月前，冬泳队里的一名沙市大学的老师就曾和陈波打过交道。当时因为沙市大学一名学生落水而向陈波支付了1.2万元的打捞费用，“最后尸体并没有被打捞上来，钱也没退”。
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分局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玉秀向记者证实，在沙市确实有一个民间的打捞公司专门进行打捞尸体的业务。
“价格确实很高，可能还有黑社会的背景，我们已向政府打了报告。”王玉秀说。
11月2日荆州市民到宝塔湾边悼祭救人英雄大学生。本报记者 黄玉浩 摄
陈波背后的垄断者
夏兵承认，陈波是替他公司做事；夏兵公司只被核准打捞沉船沉物，而非溺亡人员
11月3日，记者前往荆州市工商局。
在该局的档案查询中心并未找到陈波的“长江水上打捞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料，只有一家“荆州市八凌打捞服务有限公司”。
该局负责人说，在荆州，只有这一家打捞公司。
“当天长江遇难大学生的遗体就是由他们打捞的，市公安局正在调查，已调走了公司的档案。”这名负责人说。
该公司在工商局的电子注册档案中显示，公司法人代表为夏兵，荆州市沙市区人，公司注册资金为3万元。
公司注册时，夏兵申请的经营范围为“主营长江流域人员死亡打捞，兼营各种中小型船只或汽车及渔业打捞物品”。
而营业执照显示，工商局所核准的经营范围只是“沉船沉物的打捞”。
记者询问工商局负责人，“打捞尸体已超出了经营范围？”
该局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解释，目前并无法律明文规定，水中尸体是否属于沉船沉物。
记者拨打了该公司登记时所留的两个固定电话。一个为私家麻将馆的固话，另一个则为代理注册公司电话。
“夏兵公司注册时就是用我家电话，应该没有什么固定的办公地点”，自称是夏兵朋友的麻将馆主人赵忠发说。
而代理注册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称，“凌八”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公司外壳的确是他们帮其代理注册的，“目前与夏兵早没生意往来了”。
记者联系到该公司法人代表夏兵。
夏兵说，事发当天，自己并未在荆州，但陈波一直在现场与自己沟通，“打捞尸体对我们公司就是一桩生意，我们当然没有救人的义务。”
“捞尸时，我并不知道那些学生是救人英雄，如果知道的话我也不会收那个钱。”夏兵说。
记者就陈波涉嫌暴力垄断宝塔湾捞尸市场的事向夏兵求证。
夏兵拒绝回应，并将手机设置成来电转入秘书台，拒绝通话。
打捞公司年收百万？
知情人说，夏兵有很多业务经理，仅陈波的宝塔湾每年有二三十人溺亡，捞一人可获1万多
在调查中，当地一名知情者对记者说，夏兵和陈波是一起的，陈波类似于业务员或者主管经理。若有人查他，或者警方干涉其打捞，就由夏兵出面协调。
“夏兵在荆州市认识很多官员，关系广。”这位与夏兵和陈波均关系密切的人士对记者说。
“在当地，像陈波这样给夏兵打工的还有很多。”这名知情者说，他们基本垄断了整个长江荆州段的民间打捞。
该公司的工商资料显示，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到2009年4月27日为止，营业收入为15500元，净利润960元。
当地的这名知情者告诉记者，夏兵公司的年收入不会低于百万。仅宝塔湾每年就有二三十起溺亡事件。捞一具尸体最低也要1万多。
“而夏兵垄断的几乎是整个长江荆州段江面的打捞。”该知情者说，甚至部门都雇该公司打捞。
荆州市海事局新闻发言人熊新文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
他说，今年，荆州海事系统有一名员工溺亡，也是花钱请了这家打捞公司帮忙打捞，“钱没这次多”。
约10分钟后，水上搜救中心的海事船到达现场。此时水面上已没有人。由于缺乏捞救溺水者的工具。该船只能向长江下游行进，而没有捞救溺水大学生。
“在浅水域营救我们比不了渔船，他们更灵活。而且我们只能营救水面上的人，沉入水底我们也无能为力。”熊新文说。
据熊新文介绍，海事局的职责主要是负责长江水上交通事故以及水上船只的安全事故，游泳溺水这种水上非交通事故并非职责所在。
“我们所有的搜救主要还是围绕船只，而不是溺沉水底的人。”熊新文说，“所以我们遇见落水的，先营救。沉入水底的，救不出来了，就直接建议家属去找打捞公司来打捞。”
监管空白“纵容”暴利打捞
海事局、水上派出所皆不管长江溺水者，沙市公安分局一副局长建议政府设置相应搜救队
在离大学生溺水地不远处，就是荆州公安局沙市水上派出所。事发当天，也有警员赶到现场。
据当时在场的大学生回忆，在长江大学师生与陈波谈价格时，多名警察在现场，有学生要求警察去干预一下和渔船老板的谈判，“有警察说你们把钱给他，让他们打捞就行了。”
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玉秀认为，水上搜救方面的工作是由海事部门负责，“水上派出所主要是负责长江堤岸的治安和渔民的户政管理，水面的治安我们管不了”。
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的一位民警也对记者说，航运公安局只负责长江航线的治安与安全。
“这目前是个空白地带。”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彭先堂对记者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一个部门在监管，长江边的这种水上非交通的安全事故。政府应该设置一个相关的搜救队或巡逻队对危险水域进行监管。
“正是因为属于空白地带，才给了牟取暴利的民间打捞队生存的空间。”彭先堂说。
目前在宝塔湾，除了夏兵等人的打捞队外，还有一个民间的搜救基地。这就是王珏办的“宝塔湾搜救基地。”
这次营救大学生的几位冬泳老人就是这个搜救基地的。
王珏说，他组织了一些爱游泳的老人，平时常在江边锻炼，有人遇难好实施营救。
此次救出3名大学生的韩德元称，因为冬泳队常年在宝塔湾训练，多年来救出过100多人。
记者就此向队长王珏求证，王对此不置可否，“有些水域太危险，我们自己去救都可能丧命，我们是民间自愿的一种义务营救组织，我们连救生艇都没有，个人的人身保险也没有，大家平均年龄50多了，也只能量力而行”。
韩德元说，陈波曾威胁冬泳队员，“你们断我财路，小心点”。
很多冬泳队员也收到了陈波的“报料”名片。
有一名冬泳队员说，冬泳队与陈波的打捞组织已达成私下口头约定，“水面上的活的，我们肯定救，沉水者我们就不管了。”
“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重视此事，已责令信访局牵头，由公安、海事、工商和纪委相关部门联合成立调查组正在调查此事。”荆州工商局的一名副局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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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指扶贫项目 贵州政协主席黄瑶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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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11月5日证实，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因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贵州司法界一位人士透露，黄瑶落马，缘于其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对一中央扶贫项目的违规操作，另一原因则是其被指生活腐化，并包养情妇。
21世纪经济报导，黄瑶1948年4月生，布依族，贵州开阳人。1983年步入政坛后，黄瑶就踏上了一路高升的仕途。自贵州省安顺地区的开阳县委组织部职员做起，其历任黔西南州州长、州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2007年1月起任贵州省政协主席。黄曾经是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贵州司法界一位人士透露，黄瑶落马，缘于其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对一中央扶贫项目的违规操作，另一原因则是其被指生活腐化，并包养情妇。对于坊间流传的黄与黔西南州一家金矿的开采问题有染，上述司法界人士称，不排除中纪委在调查中，掌握了黄的其他违纪事实，但目前未有明确消息。
黄瑶
黄瑶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40天内第三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此前遭到调查的两人是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一场大规模的反腐攻坚战已经打响。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遏制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
腐败之手伸向扶贫项目
据贵州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黄瑶系10月23日被中纪委“带走”。黄最后一次官方活动的公开报道是10月19日下午，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副总理10月17日至19日考察贵州时的讲话精神，黄瑶列席会议。贵州一位媒体记者称，在黄出事前，他读《贵州日报》时已注意到，自10月20号开始，省委相关的活动报道中已不见黄瑶的名字。
“在贵州省级官员中，除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省长林树森外，黄瑶排名第三，平时省委重要活动黄必然会在场。而其缺席，这事肯定就不正常了。”这位记者说。贵州多位政府部门人士表示，黄落马前没有任何消息，而现在知悉的情况均来自网络。
前述贵州司法系统人士透露，导致黄瑶事发的中央扶贫项目，系黄在黔西南州任州委书记期间，将该项目交给一四川杨姓商人操作，“这是一个种植兼环保项目，当时想做事的人没能拿到，而项目最后的结果是钱花了，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贵州省社科院一位专家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家启动了“新世纪[38.45 0.03%]扶贫攻坚计划”，对全国5929个县展开扶贫，其中西部贫困县占到70%，黔西南州则是贵州主要贫困地区之一。
黔西南州下辖1个县级市、7个县，其中三个为国家级贫困县、4个为省级贫困县。考察过当地的一位省内专家称，辖区范围内属典型喀斯特地形，为全省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到处是一望无际光秃秃的石海。”因此，这个贫困地区，有机会获得国家大量扶贫资金。据了解，中央对地方的扶贫包括资金和项目扶贫。在项目资金上，一是中央出资，省、州政府配套，二是完全由中央无偿投入。
贵州司法系统人士透露，该项目资金巨大，“如果是小笔资金，也许不会引起中央的关注。”该知情人士称，省检察系统已于2007年奉中央指示着手调查，“但一直查不下去”，直到去年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介入。有报道称，黄瑶落马还包括其在任省委副书记及省政协主席期间严重违纪、收受下属官员财物及生活腐化等问题。虽然目前中纪委没有发布具体消息。贵州多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贵州官场多年来便有黄与省内某位女性官员关系的传闻。
“三大”书记：口气大、脾气大、架子大
黄瑶主要事发在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其在该地前后任职达九年之久。据公开的履历，黄瑶1990年5月至1992年6月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1992年6月至1993年10月，先后任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州长、州委书记；1993年10月升任省委宣传部部长；1995年11月成为省委常委，同时兼宣传部部长，黔西南州委书记，直到1999年5月升任省委副书记方离开黔西南州。
一位省政协委员称，值得注意的是，在1992年6月，黄瑶刚升任为黔西南州委书记之职4个月后，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在官场中是非常罕见的。这位政协委员表示，黄在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其实是其权力的巅峰，而后来任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时，都没这么大实权。
黔西南州人口300万，面积18604平方公里。该州虽然贫困，但资源却极丰富。黔西南州黄金探明储量超过300吨，远景储量1000吨以上，全州八县 (市)均有黄金；煤炭远景储量190亿吨以上；境内水能资源丰富，有多座大型水电站。该州八县还盛产兰花。可见，黔西南州某种程度上又是个聚宝盆。
“作为一个州委书记，可谓集当地党、政、军、团所有权力于一身，属一方诸侯，相当于封疆大吏。”上述政协委员称。据接近黄的官员表示，这一期间，黄的行事作风非常张扬、跋扈。一位研究农业的省社科院专家表示，黄在黔西南州并无太大的政绩，其个人比较倾注心力的是引进新西兰畜牧项目，并与新西兰方面有很多接触。据了解，黄的一个儿子后移民新西兰，另一个儿子则在省内从政，最近刚受到提拔。
黄后来上调至省委宣传部，“也带有州委书记的余威”。贵州省宣传系统一位官员总结说，黄彼时有“三大”风格，——口气大，脾气大，架子大。到省上工作后，黄则给人们留下另一个印象。一位省级政府官员称，在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期间，锋芒有所收敛，行事低调，以至出事后，贵州人才感觉他“浮现”出来。
不过，也有官员表示，他在讲话时，仍显得很有个性，常常脱稿讲话。一个被举到的例子，是2007年，黄在全省一次非公经济会议上称，目前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是“配套的落后”，这个配套是指政府提供的平台及政策环境，他认为政府要加大力度改造。这一观念“深得民营企业的认可。”
据一位接近黄的政府官员表示，黄对非公经济这块一直很重视，在任省政协主席期间，他首次召集省政协委员中的民营企业家“培训”，以提升这些企业家各方面理念。此外，他还很支持在外黔商的发展，广东、云南、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贵州商会成立，黄均赴会参加，“这在其他省是不多见的”。前述省政协委员评价说，黄的总体能力、综合素质及对外展示的公众形象，还是过得去的，作为一位正部级的官员，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很难混得下去。
步刘方仁后尘
黄瑶是近年来第四位落马的省政协主席。此前分别有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先后落马。此外，黄亦是近期第三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就在10月份，中纪委通报了原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被调查的消息。
这三位高官接受调查，均被为坊间列为中央加大反腐及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的标志性事件。而贵州省的官场及学界也在进行反思。黄瑶系贵州自1949年以来第二位落马的正部级高官，另一位是2002年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此外，原副省长刘长贵、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落马，也一度引起全国震惊。
“如果大量的资源及资源配置权大量集中于政府手中，非常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官员犯罪成本往往也较低。”这位专家称。该专家称，“以扶贫资金为例，由于其来源渠道多或其它原因，可能在中央与地方对接中，下到基层，最后只有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因官员收受贿赂，导致国家投的大量钱财被不法商人套走，就更加恶劣了，影响到大面积人群的民生。”“如何强化相对落后地区官员的反腐预防，是非常迫切的一个课题。”这位专家说。
黄瑶简历：
男，布依族，1948年4月生，贵州开阳人，1967年10月参加工作，197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1967年10月至1978年04月，先后任贵州省安顺地区开阳县高峰小学教员、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县城关区教育办公室干事；
1978年04月至1982年02月，在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1982年02月至1983年05月，任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助教；
1983年05月至1985年08月，先后任贵州省安顺地区开阳县委组织部工作员，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5年08月至1990年05月，先后任安顺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
1990年05月至1992年06月，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其间：1991年9月至1992年1月，在中央党校学习)；
1992年06月至1993年10月，先后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州长、州委书记；
1993年10月至1993年11月，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
1993年11月至1995年11月，先后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兼)(其间：1995年3月至1995年6月，在中央党校学习)；
1995年11月至1996年12月，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黔西南州委书记，省社科联主席(兼)；
1996年12月至1999年05月，任贵州省委常委，黔西南州委书记；
1999年05月至2006年11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其间：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在中央党校进修部学习)；
2006年11月至2007年01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党组书记。
2007年01月至2008年01月，任贵州省第九届政协主席。
2008年01月任贵州省第十届政协主席。
第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省政协委员。
新华网
中共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11月5日证实，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因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贵州司法界一位人士透露，黄瑶落马，缘于其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对一中央扶贫项目的违规操作，另一原因则是其被指生活腐化，并包养情妇。
21世纪经济报导，黄瑶1948年4月生，布依族，贵州开阳人。1983年步入政坛后，黄瑶就踏上了一路高升的仕途。自贵州省安顺地区的开阳县委组织部职员做起，其历任黔西南州州长、州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2007年1月起任贵州省政协主席。黄曾经是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贵州司法界一位人士透露，黄瑶落马，缘于其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对一中央扶贫项目的违规操作，另一原因则是其被指生活腐化，并包养情妇。对于坊间流传的黄与黔西南州一家金矿的开采问题有染，上述司法界人士称，不排除中纪委在调查中，掌握了黄的其他违纪事实，但目前未有明确消息。
黄瑶
黄瑶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40天内第三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此前遭到调查的两人是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一场大规模的反腐攻坚战已经打响。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遏制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
腐败之手伸向扶贫项目
据贵州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黄瑶系10月23日被中纪委“带走”。黄最后一次官方活动的公开报道是10月19日下午，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副总理10月17日至19日考察贵州时的讲话精神，黄瑶列席会议。贵州一位媒体记者称，在黄出事前，他读《贵州日报》时已注意到，自10月20号开始，省委相关的活动报道中已不见黄瑶的名字。
“在贵州省级官员中，除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省长林树森外，黄瑶排名第三，平时省委重要活动黄必然会在场。而其缺席，这事肯定就不正常了。”这位记者说。贵州多位政府部门人士表示，黄落马前没有任何消息，而现在知悉的情况均来自网络。
前述贵州司法系统人士透露，导致黄瑶事发的中央扶贫项目，系黄在黔西南州任州委书记期间，将该项目交给一四川杨姓商人操作，“这是一个种植兼环保项目，当时想做事的人没能拿到，而项目最后的结果是钱花了，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贵州省社科院一位专家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家启动了“新世纪[38.45 0.03%]扶贫攻坚计划”，对全国5929个县展开扶贫，其中西部贫困县占到70%，黔西南州则是贵州主要贫困地区之一。
黔西南州下辖1个县级市、7个县，其中三个为国家级贫困县、4个为省级贫困县。考察过当地的一位省内专家称，辖区范围内属典型喀斯特地形，为全省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到处是一望无际光秃秃的石海。”因此，这个贫困地区，有机会获得国家大量扶贫资金。据了解，中央对地方的扶贫包括资金和项目扶贫。在项目资金上，一是中央出资，省、州政府配套，二是完全由中央无偿投入。
贵州司法系统人士透露，该项目资金巨大，“如果是小笔资金，也许不会引起中央的关注。”该知情人士称，省检察系统已于2007年奉中央指示着手调查，“但一直查不下去”，直到去年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介入。有报道称，黄瑶落马还包括其在任省委副书记及省政协主席期间严重违纪、收受下属官员财物及生活腐化等问题。虽然目前中纪委没有发布具体消息。贵州多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贵州官场多年来便有黄与省内某位女性官员关系的传闻。
“三大”书记：口气大、脾气大、架子大
黄瑶主要事发在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其在该地前后任职达九年之久。据公开的履历，黄瑶1990年5月至1992年6月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1992年6月至1993年10月，先后任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州长、州委书记；1993年10月升任省委宣传部部长；1995年11月成为省委常委，同时兼宣传部部长，黔西南州委书记，直到1999年5月升任省委副书记方离开黔西南州。
一位省政协委员称，值得注意的是，在1992年6月，黄瑶刚升任为黔西南州委书记之职4个月后，便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在官场中是非常罕见的。这位政协委员表示，黄在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其实是其权力的巅峰，而后来任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时，都没这么大实权。
黔西南州人口300万，面积18604平方公里。该州虽然贫困，但资源却极丰富。黔西南州黄金探明储量超过300吨，远景储量1000吨以上，全州八县 (市)均有黄金；煤炭远景储量190亿吨以上；境内水能资源丰富，有多座大型水电站。该州八县还盛产兰花。可见，黔西南州某种程度上又是个聚宝盆。
“作为一个州委书记，可谓集当地党、政、军、团所有权力于一身，属一方诸侯，相当于封疆大吏。”上述政协委员称。据接近黄的官员表示，这一期间，黄的行事作风非常张扬、跋扈。一位研究农业的省社科院专家表示，黄在黔西南州并无太大的政绩，其个人比较倾注心力的是引进新西兰畜牧项目，并与新西兰方面有很多接触。据了解，黄的一个儿子后移民新西兰，另一个儿子则在省内从政，最近刚受到提拔。
黄后来上调至省委宣传部，“也带有州委书记的余威”。贵州省宣传系统一位官员总结说，黄彼时有“三大”风格，——口气大，脾气大，架子大。到省上工作后，黄则给人们留下另一个印象。一位省级政府官员称，在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期间，锋芒有所收敛，行事低调，以至出事后，贵州人才感觉他“浮现”出来。
不过，也有官员表示，他在讲话时，仍显得很有个性，常常脱稿讲话。一个被举到的例子，是2007年，黄在全省一次非公经济会议上称，目前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是“配套的落后”，这个配套是指政府提供的平台及政策环境，他认为政府要加大力度改造。这一观念“深得民营企业的认可。”
据一位接近黄的政府官员表示，黄对非公经济这块一直很重视，在任省政协主席期间，他首次召集省政协委员中的民营企业家“培训”，以提升这些企业家各方面理念。此外，他还很支持在外黔商的发展，广东、云南、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贵州商会成立，黄均赴会参加，“这在其他省是不多见的”。前述省政协委员评价说，黄的总体能力、综合素质及对外展示的公众形象，还是过得去的，作为一位正部级的官员，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很难混得下去。
步刘方仁后尘
黄瑶是近年来第四位落马的省政协主席。此前分别有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先后落马。此外，黄亦是近期第三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就在10月份，中纪委通报了原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被调查的消息。
这三位高官接受调查，均被为坊间列为中央加大反腐及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的标志性事件。而贵州省的官场及学界也在进行反思。黄瑶系贵州自1949年以来第二位落马的正部级高官，另一位是2002年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此外，原副省长刘长贵、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落马，也一度引起全国震惊。
“如果大量的资源及资源配置权大量集中于政府手中，非常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官员犯罪成本往往也较低。”这位专家称。该专家称，“以扶贫资金为例，由于其来源渠道多或其它原因，可能在中央与地方对接中，下到基层，最后只有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再因官员收受贿赂，导致国家投的大量钱财被不法商人套走，就更加恶劣了，影响到大面积人群的民生。”“如何强化相对落后地区官员的反腐预防，是非常迫切的一个课题。”这位专家说。
黄瑶简历：
男，布依族，1948年4月生，贵州开阳人，1967年10月参加工作，197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
1967年10月至1978年04月，先后任贵州省安顺地区开阳县高峰小学教员、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县城关区教育办公室干事；
1978年04月至1982年02月，在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1982年02月至1983年05月，任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助教；
1983年05月至1985年08月，先后任贵州省安顺地区开阳县委组织部工作员，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5年08月至1990年05月，先后任安顺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
1990年05月至1992年06月，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其间：1991年9月至1992年1月，在中央党校学习)；
1992年06月至1993年10月，先后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州长、州委书记；
1993年10月至1993年11月，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
1993年11月至1995年11月，先后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社科联主席(兼)(其间：1995年3月至1995年6月，在中央党校学习)；
1995年11月至1996年12月，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黔西南州委书记，省社科联主席(兼)；
1996年12月至1999年05月，任贵州省委常委，黔西南州委书记；
1999年05月至2006年11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其间：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在中央党校进修部学习)；
2006年11月至2007年01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党组书记。
2007年01月至2008年01月，任贵州省第九届政协主席。
2008年01月任贵州省第十届政协主席。
第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省政协委员。
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均是两回事儿。
另外，请不要老“你们，你们”的。彼此都不认识，更不用说了解。这样就说你或你们如何怎样的。扣帽子的嫌疑不谈，这样说也不妥不是。
不反对这位仁兄抨击那些害人的人。只不过我转向去同情和尝试帮助那些受害者。针对的方向不一样，何谈谁对谁错。
我想会有很多人反对我的看法，毕竟这只代表我个人看法。如果要反对的话，就请不好回复了，让这个帖子沉下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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