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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网讯 1986年，罗鹰(Ying Luo)赴美攻读硕士时，他的朋友认为他再也不会回到中国来了。
在之后的15年中，罗鹰获得生物医药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数家加州制药公司就职。他已成了一名美国公民，在硅谷拥有房产，年薪超过10万美元。他与一个中国女孩共结连理，他们的两个儿子现在就读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罗鹰的父母也从中国移居到伯克利，与他们的孙子共享天伦之乐。
2002年，罗鹰没有经过与家人商量就决定回到中国。促使他回国的动力并非爱国主义或思乡之情，而是340万美元的中国风险投资基金。
37岁的罗鹰说，“我是为了追求我的梦想才回来的”。他说，“每个人对自己的祖国都有感情，落叶归根乃人之常情，但生意总归是生意。”
经过数十年的人才外流，一些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又开始从海外归来，投入到中国的淘金大潮之中。中国的改革正值美国经济停滞不前之际，一些在海外事业成功的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故乡拥有最好的发展前景。对他们来说，现在的中国就象10年前的硅谷一样充满机遇。
创业者被深深吸引的事实表明，中国对企业家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为吸引像罗鹰这样的海外华人回国，中国政府官员为他们提供免费机票、免费住宿以及风险投资基金。五年前，中国没有本地的风险投资公司，今天则约有200家，其中大多数拥有政府机构的支持，这些本地风险投资公司约占中国风险投资公司总数的一半。近年来，政府设置了60多个“海外归国人员创业园区”，并称海外归国人员已创立了近4,000家公司。
2002年秋，中国共产党将“三个代表”的新思想纳入党章，即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其中包括私人产业。中国共产党表示，自己已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全体中国人的代表──这使大企业家能够加入共产党。
虽然互联网泡沫减缓了全球的风险投资产业的进程，但许多华人企业家在自己的故乡看到了机遇。据Zero2IPO这家跟踪风险资本的中国公司称，2002年共有4.2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投入中国的初创企业。这比2001年的水平下降20%；但对海外归国人员来说，中国仍是一个比美国更有前途的市场。据行业组织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称，2002年美国的风险投资急剧减至210亿美元，不到2001年413亿美元的一半。
在上海，有3万多海外归国人士在那里工作或创立公司，其中90%拥有国外博士或硕士学位。上海市政府预计这一团体的人数将在2010年达到12万。
上海浦东回国人员服务中心的官员胡平（Hu Ping，音译）说，中国需要那些不仅了解中国、而且还掌握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的高等人才。该服务中心是一个政府机构，目的帮助回国人员免受国内官僚机构繁文缛节之苦。
从总体来看，中国仍经历著人才外流现象。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自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有58万学生赴海外留学，而只有15万人学成回国。不过，回国人数正在增长，2002年有1.8万海外学生回国，比2000年的人数增长了一倍。
在回国学生中，一些是受美国就业市场低迷的影响。31岁的王风华(Wang Fenghua，音译)于1996年赴美，2002年5月获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向数所美国大学申请教职，但都遭到拒绝，他还曾在银行业寻找机会，但被录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随后，王风华接受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资本市场研究的工作职位。他说现在的工资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但在年人均收入只有3,700美元的上海，这份薪水已属不薄。
“若是在美国，即使进入投资银行，我也只能做一般性的工作，”王风华说，“我在华尔街的不少朋友都失业了，他们在美国正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而我能在一家证券交易所工作，有朝一日或许还能自己开家公司。在这里，天高任鸟飞。”
中国急需像罗鹰这样具备美国工作经验的中国人。他的新公司中六位高级管理者，有五位是归国人士──他们多数都在美国生活过十年以上。
“在中国你有机会成为巨富。”罗鹰说道。他希望自己的公司明年能在香港、新加坡或日本上市。“目前中国还没有创业板。”
罗鹰的致富之路始于上海一个新的高科技园区中的一条水泥走廊。另外一层楼上有一架电梯，装有精美的木制外面，它是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到访而专门设计的。然而，电梯的对面就是两间中式的洗手间，令访客一出电梯纷纷掩鼻。
罗鹰说，“自从我回国以来，还没有见过一个像样的洗手间，”他正在监督一个新的总部大楼建筑。“我告诉每一个我所见到的建筑师，走廊里面不应有任何异味，我希望每一个来访的客人都能感到这家公司与众不同。我要一个装饰富丽堂皇的前台，和干干净净的洗手间。”
罗鹰的公司Shanghai Genomics通过基因研究来开发新药，它还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其他公司进行研究。在美国，罗鹰聘请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要支付6万美元的年薪，而聘用从毕业于国内学校的科学家则只需大约8,000美元。“美国的研究人员一般更擅长创新，而不是重复性的工作，”罗鹰说，“中国的研究人员则擅长重复性的工作。”
这家拥有60人的公司今年可望实现盈利。罗鹰说，这主要应归功于合同业务。
在中国当老板有时会很操心，即使你以前在这里生活过也一样。罗鹰必须为一些员工租房子，给他们提供房租补贴；他还得解决一些内部纠纷，比如员工是否可以留女友过夜等等。“这很让人操心”，他说，“我想要让他们工作，至于住在哪里，这无所谓”。
罗鹰还必须向遵守计划生育的雇员支付100元人民币（合12美元）的奖励，并确保每个有独生子女的员工在六一儿童节那天得到一笔同样数目的奖金。“我简直像个教父，事事都要照顾周全。”
罗鹰的家人有归国的“传统”。1950年，台湾政府送罗鹰的父亲去美国进修工程学。在取得犹他州立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后，他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工作。1960年，他回到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
他带回一架相机，一台黑白电视，和一架唱机，100多张密纹唱片。已届成年的罗鹰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张密纹唱片的封面，画上是夏威夷的海滩，一个美丽的女人正在棕榈树下饮著鸡尾酒。他发誓说，“总有一天，我要去夏威夷。”
这之后的二十年里，一个人要离开中国是不可能的。80年代对出国的限制开始放宽，作为赴美深造的第一批中国优秀学生中的一员，罗鹰申请就读于康涅狄格州立大学。他每月能够拿到760美元的奖学金，这笔钱是他父母国内工资的200多倍。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回到中国。”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曾在多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其中包括南旧金山的Rigel Inc.。他在那里成为基因业务高层主管，手下有30多位员工，年薪达10万美元以上。他的妻子是一位软件工程师，于1991年出国，她是美国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的经理，月薪达到六位数，这还不算股票和期权。她宣称准备在45岁的时候就退休。
罗鹰却感到灰心丧气。90年代的矽谷四处可见创业天才，但是看看自己的未来，他后半生都只能是个科技公司管理人员。
在矽谷，一些比他小十岁的人都已成了百万富翁，而罗鹰认为，他的年薪最多也不会超过15万美元至20万美元。“在美国公司里，有一层玻璃天花板，”不是说有什么歧视，但一个人升得越高，局面就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我很难融入企业界的最高层。”他回忆起他参加过的一个Rigel高层会议，他们开始讨论60年代和70年代的电影。他说，“我从未看过这些电影，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
90年代后期，生物科技业的繁荣开始破产，罗鹰眼看自己失去了开办公司的机会。他说，“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
然后，吴军(Jun Wu,音译)开始为他工作。吴军1987年离开上海，赴美学习，他已经在美国工作了大约10年。吴军的母亲是上海市副市长，一个非常管用的社会关系。两人努力建立一项Rigel风险基金，但是没有成功。
2000年7月，罗鹰与一些海外华人科学家一起，应邀到北京做基因学方面的讲座。做完报告后，一名中国商人来到他面前说：“我想投资你的公司，每年给你100万美元。”
罗鹰告诉那人他没有开公司，而且生物科技是个很复杂的产业。他至今还记得他所听到的回答。“我不懂生物科技，也不需要懂。但我相信你。你是从国外回来的。”
他没有接受风险投资，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罗鹰说。他在这个热门领域拥有美国的工作经历，中国政府也正把生物科技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且他在中国有良好的关系网。
几个月后，罗鹰与合夥人从中国政府的风险投资机构筹集了340万美元的资金。2001年5月，罗鹰在上海租下了一套公寓，把他父母和其合夥人的妻子接到上海，而罗鹰的妻子和孩子则留在美国。
罗鹰继续招聘其他海外归国人员来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他请到了一个拿到美国MBA学位的中国学生，后者在美国难以找到工作，因此决定回国发展。
一天晚上，罗鹰和高中时的老朋友韩朝(Han Zhao，音译)在一家餐馆吃饭。韩朝是美国Rutgers大学的助教，20世纪80年代离开中国，现在回国访问。罗鹰鼓励韩朝回中国，自己开公司。韩朝有些忧郁，说他在美国还有家庭，不过后来他承认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
“在新泽西州和中国朋友聚会的时候，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在中国的发展机遇，”韩朝说，“在90年代的硅谷，迅猛的发展速度让人们激动不已。现在中国正经历著同样的情形，这真令人心醉神迷。”
在之后的15年中，罗鹰获得生物医药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数家加州制药公司就职。他已成了一名美国公民，在硅谷拥有房产，年薪超过10万美元。他与一个中国女孩共结连理，他们的两个儿子现在就读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罗鹰的父母也从中国移居到伯克利，与他们的孙子共享天伦之乐。
2002年，罗鹰没有经过与家人商量就决定回到中国。促使他回国的动力并非爱国主义或思乡之情，而是340万美元的中国风险投资基金。
37岁的罗鹰说，“我是为了追求我的梦想才回来的”。他说，“每个人对自己的祖国都有感情，落叶归根乃人之常情，但生意总归是生意。”
经过数十年的人才外流，一些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又开始从海外归来，投入到中国的淘金大潮之中。中国的改革正值美国经济停滞不前之际，一些在海外事业成功的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故乡拥有最好的发展前景。对他们来说，现在的中国就象10年前的硅谷一样充满机遇。
创业者被深深吸引的事实表明，中国对企业家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为吸引像罗鹰这样的海外华人回国，中国政府官员为他们提供免费机票、免费住宿以及风险投资基金。五年前，中国没有本地的风险投资公司，今天则约有200家，其中大多数拥有政府机构的支持，这些本地风险投资公司约占中国风险投资公司总数的一半。近年来，政府设置了60多个“海外归国人员创业园区”，并称海外归国人员已创立了近4,000家公司。
2002年秋，中国共产党将“三个代表”的新思想纳入党章，即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代表先进文化、代表最先进生产力，其中包括私人产业。中国共产党表示，自己已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全体中国人的代表──这使大企业家能够加入共产党。
虽然互联网泡沫减缓了全球的风险投资产业的进程，但许多华人企业家在自己的故乡看到了机遇。据Zero2IPO这家跟踪风险资本的中国公司称，2002年共有4.2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投入中国的初创企业。这比2001年的水平下降20%；但对海外归国人员来说，中国仍是一个比美国更有前途的市场。据行业组织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称，2002年美国的风险投资急剧减至210亿美元，不到2001年413亿美元的一半。
在上海，有3万多海外归国人士在那里工作或创立公司，其中90%拥有国外博士或硕士学位。上海市政府预计这一团体的人数将在2010年达到12万。
上海浦东回国人员服务中心的官员胡平（Hu Ping，音译）说，中国需要那些不仅了解中国、而且还掌握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的高等人才。该服务中心是一个政府机构，目的帮助回国人员免受国内官僚机构繁文缛节之苦。
从总体来看，中国仍经历著人才外流现象。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自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有58万学生赴海外留学，而只有15万人学成回国。不过，回国人数正在增长，2002年有1.8万海外学生回国，比2000年的人数增长了一倍。
在回国学生中，一些是受美国就业市场低迷的影响。31岁的王风华(Wang Fenghua，音译)于1996年赴美，2002年5月获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向数所美国大学申请教职，但都遭到拒绝，他还曾在银行业寻找机会，但被录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随后，王风华接受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资本市场研究的工作职位。他说现在的工资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但在年人均收入只有3,700美元的上海，这份薪水已属不薄。
“若是在美国，即使进入投资银行，我也只能做一般性的工作，”王风华说，“我在华尔街的不少朋友都失业了，他们在美国正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而我能在一家证券交易所工作，有朝一日或许还能自己开家公司。在这里，天高任鸟飞。”
中国急需像罗鹰这样具备美国工作经验的中国人。他的新公司中六位高级管理者，有五位是归国人士──他们多数都在美国生活过十年以上。
“在中国你有机会成为巨富。”罗鹰说道。他希望自己的公司明年能在香港、新加坡或日本上市。“目前中国还没有创业板。”
罗鹰的致富之路始于上海一个新的高科技园区中的一条水泥走廊。另外一层楼上有一架电梯，装有精美的木制外面，它是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到访而专门设计的。然而，电梯的对面就是两间中式的洗手间，令访客一出电梯纷纷掩鼻。
罗鹰说，“自从我回国以来，还没有见过一个像样的洗手间，”他正在监督一个新的总部大楼建筑。“我告诉每一个我所见到的建筑师，走廊里面不应有任何异味，我希望每一个来访的客人都能感到这家公司与众不同。我要一个装饰富丽堂皇的前台，和干干净净的洗手间。”
罗鹰的公司Shanghai Genomics通过基因研究来开发新药，它还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为其他公司进行研究。在美国，罗鹰聘请具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从事研究工作要支付6万美元的年薪，而聘用从毕业于国内学校的科学家则只需大约8,000美元。“美国的研究人员一般更擅长创新，而不是重复性的工作，”罗鹰说，“中国的研究人员则擅长重复性的工作。”
这家拥有60人的公司今年可望实现盈利。罗鹰说，这主要应归功于合同业务。
在中国当老板有时会很操心，即使你以前在这里生活过也一样。罗鹰必须为一些员工租房子，给他们提供房租补贴；他还得解决一些内部纠纷，比如员工是否可以留女友过夜等等。“这很让人操心”，他说，“我想要让他们工作，至于住在哪里，这无所谓”。
罗鹰还必须向遵守计划生育的雇员支付100元人民币（合12美元）的奖励，并确保每个有独生子女的员工在六一儿童节那天得到一笔同样数目的奖金。“我简直像个教父，事事都要照顾周全。”
罗鹰的家人有归国的“传统”。1950年，台湾政府送罗鹰的父亲去美国进修工程学。在取得犹他州立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后，他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工作。1960年，他回到北京探望生病的母亲。
他带回一架相机，一台黑白电视，和一架唱机，100多张密纹唱片。已届成年的罗鹰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的一张密纹唱片的封面，画上是夏威夷的海滩，一个美丽的女人正在棕榈树下饮著鸡尾酒。他发誓说，“总有一天，我要去夏威夷。”
这之后的二十年里，一个人要离开中国是不可能的。80年代对出国的限制开始放宽，作为赴美深造的第一批中国优秀学生中的一员，罗鹰申请就读于康涅狄格州立大学。他每月能够拿到760美元的奖学金，这笔钱是他父母国内工资的200多倍。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回到中国。”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曾在多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其中包括南旧金山的Rigel Inc.。他在那里成为基因业务高层主管，手下有30多位员工，年薪达10万美元以上。他的妻子是一位软件工程师，于1991年出国，她是美国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的经理，月薪达到六位数，这还不算股票和期权。她宣称准备在45岁的时候就退休。
罗鹰却感到灰心丧气。90年代的矽谷四处可见创业天才，但是看看自己的未来，他后半生都只能是个科技公司管理人员。
在矽谷，一些比他小十岁的人都已成了百万富翁，而罗鹰认为，他的年薪最多也不会超过15万美元至20万美元。“在美国公司里，有一层玻璃天花板，”不是说有什么歧视，但一个人升得越高，局面就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我很难融入企业界的最高层。”他回忆起他参加过的一个Rigel高层会议，他们开始讨论60年代和70年代的电影。他说，“我从未看过这些电影，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
90年代后期，生物科技业的繁荣开始破产，罗鹰眼看自己失去了开办公司的机会。他说，“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
然后，吴军(Jun Wu,音译)开始为他工作。吴军1987年离开上海，赴美学习，他已经在美国工作了大约10年。吴军的母亲是上海市副市长，一个非常管用的社会关系。两人努力建立一项Rigel风险基金，但是没有成功。
2000年7月，罗鹰与一些海外华人科学家一起，应邀到北京做基因学方面的讲座。做完报告后，一名中国商人来到他面前说：“我想投资你的公司，每年给你100万美元。”
罗鹰告诉那人他没有开公司，而且生物科技是个很复杂的产业。他至今还记得他所听到的回答。“我不懂生物科技，也不需要懂。但我相信你。你是从国外回来的。”
他没有接受风险投资，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罗鹰说。他在这个热门领域拥有美国的工作经历，中国政府也正把生物科技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且他在中国有良好的关系网。
几个月后，罗鹰与合夥人从中国政府的风险投资机构筹集了340万美元的资金。2001年5月，罗鹰在上海租下了一套公寓，把他父母和其合夥人的妻子接到上海，而罗鹰的妻子和孩子则留在美国。
罗鹰继续招聘其他海外归国人员来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他请到了一个拿到美国MBA学位的中国学生，后者在美国难以找到工作，因此决定回国发展。
一天晚上，罗鹰和高中时的老朋友韩朝(Han Zhao，音译)在一家餐馆吃饭。韩朝是美国Rutgers大学的助教，20世纪80年代离开中国，现在回国访问。罗鹰鼓励韩朝回中国，自己开公司。韩朝有些忧郁，说他在美国还有家庭，不过后来他承认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
“在新泽西州和中国朋友聚会的时候，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在中国的发展机遇，”韩朝说，“在90年代的硅谷，迅猛的发展速度让人们激动不已。现在中国正经历著同样的情形，这真令人心醉神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