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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北京市劳模表彰大会。包括王宝强在内的北京市劳模代表、北京市推选的全国劳模候选人、历届北京市劳模、全国劳模代表们个个戴着大红花，与身上的西装、套裙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今年是五年一次的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年。推荐的评选范围首次扩大到了在京连续工作三年以上的非京籍劳动者，以及符合条件的外籍劳动者，共有124名非京籍劳动者和2名外籍劳动者成为北京劳模，占到所有入选者的10%左右。两名外籍劳模为日本籍和法国籍，分别在北京的一家制药企业和三甲医院工作。
外地户口的演员王宝强成为2010年北京先进工作者。今年北京首次将非京籍含外籍劳动者纳入劳模推荐评选范围。 （CFP/图）
这样的场景最近将在全国各地上演――五一节就要临近，每五年一次的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也要召开。全国各地上报的劳模人选已于4月16日在网上公示，4月20日公示截止。五一前将在京召开表彰大会。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劳动模范是一个终身制的荣誉――有点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勋章、爵位制度。比如，一旦你被选为劳动模范，工资条中就会有“荣誉津贴”一项，它将伴随着你的整个职业生涯。
此外，劳动模范所享受的待遇，还包括全国总工会开办的“劳模本科班”，以提高劳模的学历。全国工会系统建有数十家劳模疗养院，分批组织劳模疗养。
劳模本来是一种荣誉称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游正林在其论文中写道：“在上世纪50年代，对劳模的奖励是很少的，当时劳模主要享受优异的劳动保险和学习深造的机会。有关部门曾把一大批先进人物保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并从中选拔了一些学员进大专院校深造。”“文革”之后，劳模的待遇进一步实质化。例如，优先解决户口问题，优先分配住房，优先解决“农转非”，发放一次性奖励和津贴。2007年，中央财政一次补助6000万，解决劳模的实际生活困难。
1950年以来，中国先后召开过13次大规模的表彰会，每次劳模评选的标准，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
比如，1956年的劳模评选，强调“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规定指标”。而三年后，新评选的全国劳模，则要求“在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在生产上有突出成绩,在企业管理上有重大改进”。
到上世纪80年代，劳模的标准又变成了“在企业发展生产，深化改革，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
劳模的评选方式却多年未变――上级指示评选的名额，甚至构成比例，并将这一名额比例分解成下级需要完成的指标。
多年以来，全国总工会一直负责领导“劳模评选”工作。但实际上，这一活动是整个党政系统都会参与的政治生活。
例如，2005年的劳模评选中，推荐人选是企业负责人的，评选程序要求，必须经过当地县级以上工商、税务、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环保、人口计生等部门签署意见。如果是国有企业负责人，那还要经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签署意见。
而推荐人选是党政机关（含群众团体）领导干部的，须经纪检、监察部门签署意见，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组织部门同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模评选的候选人身份范围扩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改革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但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由于分化而日益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评选的对象是谁，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就只能不断扩大劳动的概念，工人、农民的工作属于劳动……私营企业家和歌星、体育明星的工作呢？当然也是在劳动之列。”
劳动迅速涵盖了一切“工作”后，劳模就只能“原则上指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劳模评选似乎就成了社会精英或社会杰出人物的评选。
2005年的全国劳模评选，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和钟南山等社会名流也纷纷入选。明星成劳模，一度在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议。
不过，作为一种政治表彰，劳模对候选人的政治表现依然要求很高。也许因为这一因素，劳模评选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来自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而体制外的非公经济体尽管雇用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而其代表比例却一直较低。
今年全国劳模的评选标准中，对比例的要求为：“机关事业单位人选不超过总数的35%，其中县处级干部不超过20%；企业职工不低于总数的45%，其中企业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55%，企业负责人不超过22%。”而占全国总人口近六成的农民，人选比例为“不低于20%”。
绝大多数劳模依然是体制内成员，而其中单项最大的群体依然是机关事业单位人选，中共党员所占比例尤其多。1989年全国劳模大会上，由国务院授予的2790名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党员约占90%。此后虽没有统计，但除了一些社会名流以外，许多被经常报道的劳模，都是中共党员。
当绝大多数居民并不生活于体制的荫庇之下时，劳模的政治号召力自然不复往日。自2005年起，全国总工会试图给劳模评选加入“提前公示”、“初审”、“复审”等与公务员选拔类似的透明机制。
官方新闻对此报道：“入选劳模在全国公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模组成趋于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劳模评选的形式和内涵的进步。这对提升劳模的声誉、增强劳模的公信力，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胡贲)
今年是五年一次的北京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年。推荐的评选范围首次扩大到了在京连续工作三年以上的非京籍劳动者，以及符合条件的外籍劳动者，共有124名非京籍劳动者和2名外籍劳动者成为北京劳模，占到所有入选者的10%左右。两名外籍劳模为日本籍和法国籍，分别在北京的一家制药企业和三甲医院工作。
这样的场景最近将在全国各地上演――五一节就要临近，每五年一次的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也要召开。全国各地上报的劳模人选已于4月16日在网上公示，4月20日公示截止。五一前将在京召开表彰大会。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劳动模范是一个终身制的荣誉――有点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勋章、爵位制度。比如，一旦你被选为劳动模范，工资条中就会有“荣誉津贴”一项，它将伴随着你的整个职业生涯。
此外，劳动模范所享受的待遇，还包括全国总工会开办的“劳模本科班”，以提高劳模的学历。全国工会系统建有数十家劳模疗养院，分批组织劳模疗养。
劳模本来是一种荣誉称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游正林在其论文中写道：“在上世纪50年代，对劳模的奖励是很少的，当时劳模主要享受优异的劳动保险和学习深造的机会。有关部门曾把一大批先进人物保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并从中选拔了一些学员进大专院校深造。”“文革”之后，劳模的待遇进一步实质化。例如，优先解决户口问题，优先分配住房，优先解决“农转非”，发放一次性奖励和津贴。2007年，中央财政一次补助6000万，解决劳模的实际生活困难。
1950年以来，中国先后召开过13次大规模的表彰会，每次劳模评选的标准，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
比如，1956年的劳模评选，强调“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规定指标”。而三年后，新评选的全国劳模，则要求“在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在生产上有突出成绩,在企业管理上有重大改进”。
到上世纪80年代，劳模的标准又变成了“在企业发展生产，深化改革，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
劳模的评选方式却多年未变――上级指示评选的名额，甚至构成比例，并将这一名额比例分解成下级需要完成的指标。
多年以来，全国总工会一直负责领导“劳模评选”工作。但实际上，这一活动是整个党政系统都会参与的政治生活。
例如，2005年的劳模评选中，推荐人选是企业负责人的，评选程序要求，必须经过当地县级以上工商、税务、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环保、人口计生等部门签署意见。如果是国有企业负责人，那还要经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签署意见。
而推荐人选是党政机关（含群众团体）领导干部的，须经纪检、监察部门签署意见，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组织部门同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模评选的候选人身份范围扩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改革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但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由于分化而日益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评选的对象是谁，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困境，就只能不断扩大劳动的概念，工人、农民的工作属于劳动……私营企业家和歌星、体育明星的工作呢？当然也是在劳动之列。”
劳动迅速涵盖了一切“工作”后，劳模就只能“原则上指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劳模评选似乎就成了社会精英或社会杰出人物的评选。
2005年的全国劳模评选，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和钟南山等社会名流也纷纷入选。明星成劳模，一度在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议。
不过，作为一种政治表彰，劳模对候选人的政治表现依然要求很高。也许因为这一因素，劳模评选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来自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而体制外的非公经济体尽管雇用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力，而其代表比例却一直较低。
今年全国劳模的评选标准中，对比例的要求为：“机关事业单位人选不超过总数的35%，其中县处级干部不超过20%；企业职工不低于总数的45%，其中企业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55%，企业负责人不超过22%。”而占全国总人口近六成的农民，人选比例为“不低于20%”。
绝大多数劳模依然是体制内成员，而其中单项最大的群体依然是机关事业单位人选，中共党员所占比例尤其多。1989年全国劳模大会上，由国务院授予的2790名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党员约占90%。此后虽没有统计，但除了一些社会名流以外，许多被经常报道的劳模，都是中共党员。
当绝大多数居民并不生活于体制的荫庇之下时，劳模的政治号召力自然不复往日。自2005年起，全国总工会试图给劳模评选加入“提前公示”、“初审”、“复审”等与公务员选拔类似的透明机制。
官方新闻对此报道：“入选劳模在全国公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模组成趋于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劳模评选的形式和内涵的进步。这对提升劳模的声誉、增强劳模的公信力，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胡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