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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與 屈辱:为林昭被杀42年忌日而贴

from 牛博国际 by 傅国涌
光榮與屈辱
——讀林昭批註的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

傅國湧​

【明天就是林昭被杀42周年的忌日,谨以这篇旧文纪念她的在天之灵。】​

1964年12月2日上午7:50,林昭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接到了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指控她是“‘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主 犯”,這一天離她1960年10月24日被捕已有四個多年頭。1965年5月31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判處林昭有期徒刑20年,6月1日,林昭刺破手 指,用鮮血寫下一份《判決後的聲明》。此前,她在起訴書上寫下大量的批註,嘲弄“夫自有政治起訴以來,未有如此之妙文也”,對於強加在她頭上的那些罪名一 一進行了辯駁。對於這份起訴書和她寫下的奇文,我有幸在一位朋友那裏看到這一文獻,願與讀者朋友分享。
起訴書第一段是林昭的簡歷,她共有7處批註,她在“官僚資產階級出身”後寫了“不知所云”四個字,在“學生成人大學文化”後批註:“就是1957年給你們 那臭名遠揚的所謂反右運動也者迫害中斷了學業的!”在“1950年起參加土改、五反工作隊”後面,她寫道:“確證這名‘被告’一未經約受訓、二非臺北派 遣,而是當初被你們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純潔的追隨者、盲從者之一!”在“1957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淪為右派”後面,她批註:“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 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1957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ML1] 之良知的激勵與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 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
起訴書第二段指控林昭的罪名,她有兩處批註,在“‘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是一個有組織、有綱領的反革命集團”後面,她寫著:“飽食終日,無所事 事,捉影捕風,白日見鬼!估價恁高了!其實不過是我輩一些黃毛丫頭、黃口小子湊起來的無聊兒戲而已!”(後面的評注中她還自贊“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這 個名稱“清新可喜不落俗套”[ML2] )在 “主犯林昭犯有組織反革命集體[團][ML3] 、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勾結帝國主義為敵人 供給情報、策劃偷越國境和煽動在押犯人暴動等,破壞社會主義事業,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嚴重罪行”一句後面,她注“官僚昏逆、語無倫次,都是抬高了黃毛 丫頭的身價,三生有幸,不勝榮幸!”
起訴書第三段開始列舉林昭的具體“罪行”,她至少有16處批註,針對“早在1957年,我黨整風期間,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學就參加了以張元勳為首的反 動集團,以自由出版為名,搞起了反動刊物‘廣場’,借此向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這一句,林昭批註:“豈僅參加而已哉!據說還是‘廣場’集體的‘幕後軍師’ 呢!”“借用我們少年英雄中一位闖將的話來說:‘假如那所謂的社會主義只意味著對於人的淩虐、迫害與污辱,那麼,反社會主義或進攻社會主義就決不是一種恥 辱!”
當起訴書指控她和“廣場”反動集團中的右派分子預謀由陳奉孝偷越國境勾結帝國主義,陳在偷渡時被捕,以後張元勳等也相繼被捕,她寫道:“當時我們缺 乏一些鬥爭經驗。在與此陰險刁徒老奸巨滑、詭謀多端、手段惡毒的極權統治者作交手戰之過程中,這一個弱點就益發突出,並在一竅不通程度上造成了我們的失 敗。但這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之處。更其不是我們的恥辱!初生之犢,雖敗猶榮!”
起訴書指控林昭“隱蔽地繼續活動”,她自注:“我盡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成應該做的事情!”起訴書接著指控林昭代表“廣場”反革命集團與蘭州大學右派 分子張春元等組成反革命集團“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在上海、蘇州等地多次商討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林昭有多處批註,她首先大力讚美“五一 九”:“‘五一九’的旗幟決不容其顛倒!‘五一九’的傳統決不容其中傷!‘五一九’的火種決不容其熄滅!只要有一個人,戰鬥就將繼續下去,而且將繼續到他 的最後一息!”對於《星火》,她說:“其實那才不過是一本極其泛泛的油印小冊子,抗戰勝利以後,在國民黨統治區不知多少像這樣的小冊子!——由學生和一般 社會青年出版的,而其內容對於當時現實的針對性及批評不知要比《星火》強烈而尖銳到幾多!可能是因為蔣介石並不實行糧食統購政策,所以他們的員警特務總算 也還不餓得發燒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氣!”
起訴書第四段主要指控林昭被捕後“不思坦白認罪”,1962年3月保外就醫後“仍堅持反動立場”,繼續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她給北大校長陸平寫 信被歪曲為“恐嚇信”,林昭批註“語妙天下!豈但前無古人,敢謂後無來者!其神經衰弱精神錯亂之程度確是應該去精神病院作特別治療了!”她給上海市靜安區 法院的書面答辯也成為了“反革命”罪行,她在批註中指出:“第一,極權統治下的‘反革命’這個名詞,缺乏最最起碼的原則性與嚴肅性!第二,極權政治本身的 殘暴、骯髒和不義,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為正義而光榮的戰士!第三,特別對於我們這代青年來說,問題完全不是我們對統治者犯下了應該受到嚴肅譴責的罪行!” 她的監獄醫院牆上寫下的“自由吟”五章也成了“反革命詩詞”,“生命似嘉樹,愛情若麗花;自由昭臨處,欣欣迎日華” [ML4] 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批註說:“他日倒也請天 下人評評看,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詩詞’!?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並不見得比‘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更陳舊、更落後和更反動的!”她起草的“中 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綱領中,提倡“私人設廠的經濟路線”,“妄圖收羅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國實施資本主義復活。”她批註:“正確地說是:計畫集合昔年中國 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
起訴書接著指控林昭重新收監之後,“仍堅持反動立場,與人民為敵”(林昭注說“自作多情得令人噁心!‘人民’在公廁裏!此外更無‘人民’的氣味可 言!”),“在監獄中又用高聲呼喊的方法,煽動在押人犯暴動。”並先後寫了“惡毒污蔑我黨和人民民主專政”的《牢獄之花》、《提藍橋的黎明》、《血花》等 “反革命”詩詞、歌曲、標語、口號。在起訴書列舉了證明上述“事實”的人證、物證後面,林昭批註:“按所謂馬列主義原則來說,‘法律’者,‘統治者的意 旨’而已!反抗即大罪,爭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權更是大罪,何需什麼‘人證、物證!?’要說‘證’哩,1962年8月29日[?][ML5] 初次被傳出庭時,當場交上的一本《各國民權 運動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證’之列?” [ML6] 林昭很喜歡這本《各國民權運動史》,一定從 中汲取了資源和靈感,她在起訴書最後的“隨案附送大批罪證”後面,再次批註:“不知前述那冊‘世界民權運動史’可在其內,那是我的書,我還要呢!慎毋遺失 為便!”也只有在提到這本書的兩處,她的批註露出了一種溫情,而不是金剛怒目、針鋒相對。
1968年4月29日,不足36歲的林昭在上海被槍殺。近40年來,中國大地上發生了很多變化,主要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方式,特別是娛樂方式方面。那 都是熱愛美、熱愛生活的林昭所難以想像的,但她想不到的恐怕是近40年了那個任意奪去了她生命的極權體制依然沒有什麼實質性變化,這個體制擁有暴力就擁有 一切的邏輯沒有變,這個體制與所有獨立思想為敵的思維方法沒有變,這個體制任意侵犯人權的慣性沒有變。也正因為如此,林昭在1964年12月的起訴書上寫 下的批註,今天讀來仍然不失為一篇驚心動魄的大文章,這是中國式的表述,批註、點評、隨想,和前蘇聯、東歐那些反抗極權社會的仁人志士從容不迫、嚴謹系統 的思考不同,它是東方的,我從中能看到江南讀書人在明末清初反抗滿清南下時的那種血脈賁張,能看到清末民初光復會志士同樣熱血澎湃的勇氣和骨頭,這大概就 是支撐中華民族代代相續的精神底氣,林昭生當無比黑暗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她的反抗註定了是以生命為代價的,這一點,她在這份起訴書上批註時也許就明 白了,她不願意苟且偷生,她要像一個人一樣活著並死去,她直接的反抗,代表的是人間沒有斷絕的正氣,她用血寫的文字,每個字都是對極權統治者永遠的挑戰。 今天,林昭還沒有過時,因為她期待的時代仍然沒有降臨,自由之花還沒有開放,在她長眠的土地上,苦難沒有成為歷史,與其說林昭是過去時,不如說她是現在進 行時。明天,林昭也不會過時,儘管我知道林昭的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林昭之外,還有從顧准到李慎之的道路,還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如果不是林昭的出現,我們 這半個多世紀的精神史將只剩下屈辱,沒有光榮,可以說,林昭用血書寫的正是歷史光榮的一面。你可以選擇與林昭不同的道路,但在林昭的亡靈前面,你只能保持 敬意。
2006年6月11日​
 
08年7月3日华盛顿邮报:A Past Written In Blood http://ow.ly/1EulY (胡杰 @hujiefilm 先生拍摄《寻找林昭的灵魂》)

YouTube- 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 In Search Of The Soul Of Lin Zhao Part.1/11
 
Precious materials. Thanks.
 
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地记者,出生入死. 军人的个性+文人的思想,使他在文革初期被捕且枪毙了,留下上小学的一儿一女.80年代初,他平反了,单位给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寄去了200元钱补偿费.女儿那时候生活很拮据,除了吃饭没有其他零花钱,拿了那笔父亲的命换来的钱后,她给自己买了几件衣服.

一条命=几件衣服.
 
有些人的命就这么贱吗?发生在俺县的事情。

看看如下:
河南省博爱县一14岁初中学生,在周日补课时,被学校小卖部老板指责偷了5根圆珠笔蕊,受到了老板的几番侮辱,为证明清白,竟回家喝农药身亡。

  该学生名叫申邦强,小名宾杰,独生子女,14岁,就读于河南省博爱县孝敬镇界沟中学七年级三班,曾多次被评为优秀班干部,校三好学生,生前仍是班里的班长,学习成绩优秀。

  事情发生在4月25日上午课间,邦强去小卖部买东西,被小卖部的老板揪住不放,说他偷了5只圆珠笔蕊,并强迫他钻桌子以示惩罚。之后,老板又让他站在小卖部门口,对每一个来买东西的学生说:“我是小偷”。大约半个钟头后,老板又让他回家叫家长,并罚一百元钱,但由于交亲在郑州打工,母亲去控亲未归,唯一的伯父也外出未归,邦强无助之下躲到家中的材棚里喝了一瓶农药,想以死来证明清白。

  中午12点20分左右,奶奶在找工具时才发现邦强倒在材棚,已经停止呼吸,虽经多人抢救,却已无力回天了。

  事情发生后,邦强的父亲急忙从郑州赶回,当看到邦强的尸体时当场昏倒,而邦强的母亲早已哭得不省人事。有关赔偿问题由死者的两个姑父、东界沟村村委的干部与校方进调解,最终达成协议,校方只愿佩服7万3千元,死者家属无奈之下已经默认此协议。

  街坊邻居如是评价邦强:很懂事,很勤快,经常帮家里干活,对人也很有礼貌。同学们这样评价邦强:学习好,也乐于助人,与同学们玩得来,大家都喜欢他。于宾杰的死,同学以及乡亲们都表示惋惜,觉得他太冤枉了。

  据悉,在死者家属赶回的同时,校方已经通知学校各班学生严加保密,谁透露消息就惩罚谁。目前河南都市频道、大河报已经对家属进行了采访,而校方以各种理由拒绝采访。

  邦强的父亲申利精神已经完全崩溃,无法打理邦强的身后事。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调解的结果无可奈何,只想记者把事情报道出来,让大家进行一下评价,想知道大家怎么看待小邦强的死。

14岁初中生被指偷窃 为证清白喝农药身亡(图)
 
人杰也!​

还有遇罗克,张志新。。。​

也别忘了当今还在监狱的异议人士。
 
[MEDIA]http://www.youtube.com/watch?v=rWqJUFEp4-g&feature=PlayList&p=9BC28F2D06F8EA63&playnext_from=PL&index=0&playnext=1[/MEDIA]
 
华盛顿邮报:血墨春秋 (寻找林昭的灵魂)
原文:Washington Post A Past Written In Blood

译文:华盛顿邮报:血墨春秋 (寻找林昭的灵魂)


在新中国,关于一位叛逆诗人遗言的故事最终得以讲述


作者:Philip P. Pan(潘公凯)
来源: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发表时间:2008年7月3日 星期四
翻译:Anonymous
校对:Jay @susanshuo ; Andy Cheng ; freetrans


图:林昭血书誊稿部分

中国南京
在丢掉最后一份稳定工作的那个下午,胡杰漫无目的地骑车穿行在南京的雾与车流中,突如 其来的神秘解职令他陷入了沉思。那是个闷热的下午,乌云预示着滂沱大雨的即将降临,但胡杰不停地蹬踩,思维也随之飞转,每次都落在同一个问题上:当局难道 发现了他对那个逝去女子的着迷吗?


胡杰削瘦而英俊,肩膀宽阔,双目炯炯有神,看上去比他41岁的年纪要小。他在中国空军中服役了很长时间,曾经是一名战斗机机修师,之后当过军官,举手投足 间仍带着些许军人的影子。但他同时也有一种不落俗套的波希米亚气质,方下巴上的络腮胡子暗示了他退役后的生活:搬进了一个艺术区并开始拍摄纪录片。

在此之后,他到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找了个摄影师的工作。但他同时仍在继续为自己的纪录片而努力,他知道,他的那些片子是不会通过官方审查的,他也在发掘通常被新华社习惯性忽略的主题——乡村的贫穷、煤矿工人的困苦生活、农村女性的生活现状.


先前,就算上头知道胡杰在做什么片子,他们似乎也不会太在意。然而接下来,在1999年的夏天,上司突然不加解释地将他解职。他边骑车回家边思考着,是否是最近在做的那部片子令他丢掉了饭碗──与他曾经制作过的任何片子相比,对中国历史的某个遗忘的角落的探究,是否会令共产党政府将更加警惕?

在此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尝试去了解关于林昭的故事,她是一个生于南京附近,并在50年代进入北大的无名诗人。一个朋友告诉他,在学校里,林昭是唯一一个在反右运动中拒写思想汇报的学生──其时毛泽东为了铲除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于1957年发动了反右运动。 她的不合作换来了牢狱之灾,在36岁那年,她被执行枪决。然而她留下了一些秘密的遗产:在狱中,她坚持写作,以血为墨。

胡杰震惊了,他从未听说过像林昭这样的故事,亦从未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中国。他开始研究林昭,并很快沉迷其中。这就像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一直在等待被解开的迷题一样。她为何被处决?她做过些什么?她在狱中的作品下落如何?不久,胡杰便发现自己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这个逝去的女子,工作时亦然,吃饭时亦然,即使当他躺在床上意图入眠时,也无法将她排出脑海。


胡杰怀疑是国安部的介入让他丢掉了工作,如果秘密警察介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是拘捕或监禁。这个念头令他不安且愤怒。在他成长过程中,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令此事看起来是那么的荒谬可笑。他无非只是想制作一部纪录片,纪录那些历史往事,这却令他在今天丢掉了饭碗,还要担心被抓去坐牢。


他知道,放弃对林昭的研究,便可万事太平。然而,他的想法没有动摇,他要发掘林昭事件的真相并且为后人纪录下来。“我一直思考着关于她的故事,而这段历史很可能会永远被遗忘”,胡杰回忆道。当他从自行车上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灰色往事


从胡杰的背景看,很难看出他能够坚持做完林昭这个片子,更别说接下来整整5年全身心的投入。他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历史学、新闻学甚至电影制作的教育。如同大多数同龄人,由于受到毛泽东最后也是最具毁灭性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他的学生时代一塌糊涂 。


当时,胡杰能从中国当代史了解到的东西不多,仅限于党在教科书和国家媒体上大力宣传的“美化版”。那些是对历史的清洗,是精心编造的小说,目的是为了维持党的统治。但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共产党对历史领域的控制减弱了。在80年代,自由思潮席卷全国,那些曾经划入禁区的文学、电影、音乐等,突然间都死而复生。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过后,共产党重新将它们取缔(译者注:应该是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运动)。但这一次,它再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主宰流行思潮了。太多事情发生,太多事物改变,太多人拒绝忘却。


在胡杰接触到林昭的故事之前,他尚未对自己祖国的当代史有太多的想法。但他明白自己学到的历史是不完整的,里面有太多的断层和空白,有太多未知的真相,有太多被刻意抹去的名字。这些,足以让他感到好奇。


大彻大悟


一开始,他的研究进展得很快。几乎每周他都能找到林昭的一位熟人。慢慢地,她的人生轮廓开始浮现出来。


林昭出生于1932年,国共内战期间,她是水城苏州名门望族人家的长女。年少时,她便离家投奔一所共产党设立的新闻学校。3个月之后,在1949年的10月,共产党宣布革命取得胜利。


在1950年的夏天,林昭跟随共产党的工作组奔赴农村开展土改工作,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工作组,专门负责将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佃农。这场暴力土改运动,造成了200万人死亡 。但当时她并未对共产党的做法产生任何质疑,在胡杰发现的信件中,林昭讲述道她负责监督处决一位地主,并为此感到光荣,甚至在她命令另一个地主跳到一缸冰水里头,并听着他尖声哀嚎的时候,她感到了“残忍的快乐”。信中,林昭把毛泽东描述为“我心中的红星”。


胡杰并不觉得林昭这种诚笃效忠有异,令他迷惑不解的是为何这样一个狂热的信徒会在十年后锒铛入狱并面临被处决。不管是什么造成她和共产党的相行渐远,这一定发生在她的北大就学期间 (译者注: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于是,胡杰开始寻找林昭在北京的老同学 。


林昭在学校很引人注目,她穿着时尚,行为也颇有些大胆。她喜欢喝酒跳舞,在与人吵架的时候,亦从不像中国传统观念的女性那样子好说话。


在调查初期,胡杰联系上了曾经追求过她的人之一─张元勋。在学生时代,张元勋和她一同是学校文学刊物的编辑,如今他是一名中国文学学者,一位白发苍苍但活力十足的老人。


在1957年,张元勋身处“百花齐放”的运动的核心,这是一场原本受到毛泽东鼓励的让民众广开言路批评共产党的运动。但随着批判声浪开始威胁共产党的威权时,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发动了反右运动,惩罚那些敢言者。张元勋作为其中一员,在压力之下认罪了。但林昭拒绝与张等人划清界线,也不承认做错任何事,共产党最终判决她3年劳动教养。在全国范围内,超过50万人被送到劳改营或流放到农村受折磨。张元勋被送到北京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开始了长达22年的苦难生涯。在1966年一个短暂的缓刑期间,他曾拜访过林昭,当时她在上海坐牢,但仍顽固地拒绝认罪。


“希望你能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张元勋复述了林昭的话。他说,林昭送了他一件礼物:一只小帆船,用包装糖果的玻璃纸折叠而成。

狱中书简


胡杰注视着他手中那只小船,礼轻情意重,在长达30年的岁月中,张元勋视其如宝,将它保存得很完好,而如今他将这艘小船送给了面前这位电影制作人。胡杰收下了,并承诺会好好保管它。他同时也感到接过了老人的重担:纪录关于林昭的回忆,并向世人讲述她的故事。


工作开展的缓慢而又困难。他逐个拜访林昭的校友,但他多次被拒绝,理由是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其中大部分人曾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折磨,胡杰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愿谈论,并非往事已如云烟,而是历史刻骨铭心。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拒绝他,有些人仍愿意敞开心扉。他们经历了太多,也将他们的感情深埋了太久,以至于当他们开始提及起林昭后,会和胡杰持续聊上好几个小时。


其中一位就是甘粹,他是北京一名退休的图书馆管理员(译者注:原文如此,实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某资料室员工)。现如今白发稀疏、烟牙满口的他,在60年代末,曾是一位谦谦君子。在熬过反右运动后,他和林昭被一同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译者注:此段历史可考,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bhqk.html )工作。尽管党组织三令五申不许他们私下来往,然而浪漫之花却悄然绽放。


“他们越是阻止我们,我们便越是要公开约会向他们示威,这是我们的性格使然”,甘粹向胡杰解释道。


1959年毕业之际,甘粹向党组织申请与林昭结婚,但立刻被驳回。随即,甘粹被党委发配至远在荒凉西部的新疆建设兵团 。在火车站,甘粹与心上人告别,他承诺,将尽快回来找她。在月台上,两人紧紧拥抱、泣不成声。


甘粹在新疆建设兵团度过了漫长的20年。在1979年,当他终于被允许重返北京时,却传来林昭已被枪决的消息(译者注:查阅甘粹的文章,应该是在1980年的时候方得知林昭被枪决的消息,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为林昭已经嫁人),他只有继续活下去,结了婚,并且生了个儿子。但他告诉胡杰,他对林昭的爱远胜于对妻子的爱。


胡杰喜欢在甘粹的房内坐着听他细述往事,只要一有机会,他便去拜访老人。在第一次会面一年多后,甘粹终于说出了一个秘密:他珍藏着林昭的狱作,字数超过14万。


这个秘密让胡杰深感震惊,这是真的吗?老先生从哪里获得这些资料?他又为何向自己隐瞒如此之久?连串疑问在胡杰脑海中闪现。甘粹拿出一个蓝色的旧阿迪达斯健身包,掏出厚厚一叠纸。这些文稿用线装订着,并包着棕色的书皮,有近500页之多。


在文革结束后,一个警察冒着被处分的风险,悄悄地将林昭的一捆手稿交给了她的姐姐,林昭的另一位家人又辗转将手稿交给了甘粹。文字用墨水写就,但林昭写道,她几乎都先用鲜血打草稿,当有机会从狱方拿到纸笔后再誊抄到纸上。


胡杰发狂似的一口气读到了深夜。这份手稿表面上是一封写给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信,但实际上与任何一封他曾看过的信件相去甚远。林昭在信中谴责了反右运动,并指责共产党利用了她那一代人的理想狂热。她记录了狱中的非人待遇,如狱警将她用极其痛苦的姿势铐起来,并通过鼻饲强制灌食。她也描述了当看守没收了她的笔后,她是如何继续用鲜血书写的,监狱又是如何通过没收她的手稿来对付她。信中行文偶尔会有些语无伦次,但每一页都饱蘸激情与蔑视。


当胡杰合上手稿,冬天的太阳已经在北京城上缓缓升起。透过他姐姐家的窗户,他看到黎明的第一丝曙光越过远处地平线上的起重机。他感到振奋与自豪,“中国曾拥有林昭这样的伟大女性,实为非凡荣耀”,他回忆道。


登门拜访


在胡杰发现林昭手稿后不久,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带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一个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询问过关于他的事情。不久之后,另一些朋友告诉他,国安局的人也接触过他们。胡杰不禁开始担心,他可能会随时被捕。


然而,他最怕的并不是坐牢,而是这部纪录片可能会被迫半途而废,这样他就无法讲述林昭的故事。一旦他停止工作,所有已经发掘的资料又将面临尘封的命运,可能就此销声匿迹。


被捕的可能性驱使他更加努力和快速地工作。他感到仿佛在和警方比赛,力争在警察完成调查并逮捕他之前完成这部影片。困难化作动力,逼着他往前冲,胡杰开始剪辑手头已有的素材,渐渐地纪录片开始成型。于是他开始在朋友小圈子里传看初稿,并且将它刻录成影碟。他认为自己正在进行一次微妙的角力,一场和政府进行的无声谈判。一旦自己被捕,他可以凭光碟辩解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电影,而只要自己没有被捕,他便可以继续丰富纪录片的内容,并逐渐建立一个广泛的观众群。


事实上,电影《寻找林昭的灵魂》以出乎胡杰意料的速度传播开来。一个著名的美术馆放映了它,紧接着胡杰收到了来自中国各所高校的邀请,不久之后,这部片子便成为了地下热潮。


当胡杰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偶尔会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称其曲解历史,但绝大多数反应是积极的。年龄较大的观众常常围住他,感谢他保存了他们的经历。年青观众亦接受了这部电影,称其拓展了他们的视野,令他们意识到自己对国家的历史的了解仍有许多空白之处。


终于,国安局的人员敲开了胡杰的大门,他们说只是来沟通一下。其中一人问道,为何胡杰的电影经常盯着负面做文章,而不去拍一些关于中国的正面电影呢?胡杰回答,他认为电影制作人的天职是严格审视社会,并提示说,政府的电视台已经有足够多的“正面”报道了。然而,国安人员再次反驳胡杰:难道你不认为现在已经比林昭那时有所进步了吗?


是的,胡杰回答道。按照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像他这样制作纪录片,估计已经被枪毙了,而放到十年前,他或许已被逮捕。“然而今天你们到我家来,大家能够像朋友一样聊聊天”,胡杰说道,“你们一直对我很宽容,这,就是进步”。


对方频频称是。


此文节录《走出毛泽东的阴影:新中国灵魂的抗争》,2008年出版,作者Philip. P. Pan

来源说明:本文原文来自文中标明的新闻社或出版公司,1.0翻译版本来源译者团队。

收录说明:本文已经收录到“译者文集”中,同时进入“译者频道—人物”、“译者频道—非往事”、“华盛顿邮报”索引。

版权说明:本文版权为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 ©译者遵守CC协议2.5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story/2008/07/02/ST2008070202549.html


A Past Written In Blood
In the New China, the Story of a Defiant Poet's Last Words Can Finally Be Told


PH2008070203680.jpg


Chinese poet Lin Zhao wrote about her plight while in prison. (Photo Courtesy Of Hu Jie)

By Philip P. Pan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Thursday, July 3, 2008; Page C01


NANJING, China

On the afternoon he lost his last steady job, Hu Jie bicycled aimlessly through the smog and traffic of Nanjing, brooding over the mystery of his abrupt dismissal. It was a sweltering afternoon, and dark clouds threatened a downpour. But Hu kept pedaling, his mind racing, returning again and again to the same question: Had the authorities discovered his obsession with the dead woman?

This Story

A Past Written In Blood

Transcript: Books: 'Out of Mao's Shadow'

CHINA: Book World: Review of 'Out of Mao's Shadow'


He was a lean, imposing man, with broad shoulders and intense eyes, and he looked younger than his 41 years. For much of his life, he had served in the Chinese air force, as a fighter jet mechanic, then as an officer, and there was still something of the soldier in the way he walked and talked. But he had a bohemian quality, too, and the beard covering his square jaw hinted at his life after the military, when he moved into an artists' ghetto and began filming documentaries.

Later, Hu took a job as a cameraman for Xinhua, the government's official news agency. But he continued working on his documentaries, films he knew the censors would never release, exploring subjects the agency routinely ignored -- the poverty in the countryside, the hard lives of coal miners, the status of rural women.

If Hu's bosses knew what he was doing, they didn't seem to mind. Then, in the summer of 1999, they suddenly fired him without explanation. As he bicycled home, Hu wondered if his latest project had cost him his job -- if his research into a forgotten corner of China's past had alarmed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more than any of his films on the present.



For nearly a month, he had been trying to learn about Lin Zhao, an obscure poet who grew up not far from Nanjing and attended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1950s. A friend told him that of all the students at the school, Lin was the only one who refused to write a political confession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Mao Zedong's 1957 purge of Communist Party critics. Her intransigence was rewarded with a prison term, and then a death sentence at the age of 36. But she left behind a secret legacy: She had continued writing in prison, using her own blood as ink.

Hu was stunned. He had never heard a story like Lin's, never imagined that anything like it could happen in China. He began looking into her story and was quickly drawn in. It was as if he had stumbled upon a mystery waiting to be unraveled. Why had she been executed? What did she do? And what happened to her prison writings? Soon Hu found himself thinking about the dead woman at all hours, at work, during meals, as he lay in bed trying to sleep.

Hu suspected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was behind his firing, and if the secret police was involved, anything was possible, even arrest and imprisonment. The thought made him nervous, and angry. China had come so far and changed so much in his lifetime that it seemed ridiculous. He just wanted to make a documentary about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long ago, and now he was unemployed and worried about going to jail.

Hu knew the safe thing to do was to abandon his research. Still, he could not shake a feeling that he was meant to uncover what happened to Lin and record it for the future. "I just kept thinking about her story, and how it might be lost forever," Hu recalled. By the time he got off his bicycle, he had made up his mind.

The Shadowed Past

There was little in Hu's background to suggest he would press ahead with the Lin Zhao project, much less devote the next five years of his life to it. He had no formal training in history, or journalism, or even filmmaking. Like most Chinese of his generation, his schooling had been haphazard, disrupted by Mao's final and most destructive political movemen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at little Hu did pick up about his country's recent history was limited to the rosy version of events promulgated by the party in schoolbooks and the state media. It was history scrubbed clean, an elaborate fiction designed to sustain the party's rule. But after Mao's death in 1976, the party's control over history weakened. In the 1980s, a wave of free thinking swept the country, and prohibited material -- literature, films, music -- suddenly became available.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e party clamped down again. But it could no longer dominate the popular consciousness as it once did. Too much had happened. Too much had changed. Too many people refused to forget.

Until he heard the story about Lin, Hu had never given much thought to his country's recent history. But he knew that what he had been taught was incomplete, that there were gaps and blank spots, facts that had been hidden and people who had been erased. He knew just enough to make him cu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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