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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谭翊飞 发自北京
一则小小的招生信息何以引起民间如此大的“口诛笔伐”？“反贪硕士”发起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对外界的过度关注感到意外。他希望这个小事情不要与宏大的国家反腐联系起来，“一届才20多人，对反腐能起多大作用呢？”而在一位反腐专家看来，“有议论说明还有希望，怕就怕大家都失望了，连议论的兴趣都没了。”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穷小子，富有正义感，希望拜国家反贪总局局长为师，学一身惩恶扬善、为民除害的本领，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似乎不太可能。然而，5月26日最高检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合作协议可以让这件事变为现实。
按照协议规定，以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和两位副局长为首的大检察官们将给人民大学的法律硕士们上课，并且担任他们的导师。此外，这些学生还有机会去检察院实习。
当天下午，签字仪式在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举行。如果不是2名副局长因出差和生病不能前来，反贪总局全体领导都会出席这个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开始前，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和4名副局长等8人被聘为法学院兼职教授。双方高层最高检政治部副主任夏道虎和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均到场。按法律术语来说，这个班叫“职务犯罪侦查方向法律硕士班”，但外界干脆称之为“反贪硕士”班。
人民大学的官方网站还未来得及更新消息，经由媒体报道，“反贪硕士”一词就已经在网络走红，一些百科类网站立即将之设为新词汇。
反贪硕士的来龙去脉
公安有一套成熟的侦查手法，而反贪没有，这是个学术问题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家弘，他长期研究刑事侦查。前几年，他曾在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挂职副厅长，回来的感受是“更适合做一个自由的老师”。
挂职期间，他认识了现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当时陈是渎职侵权厅厅长。今年3月，人大法律硕士招考时，何家弘产生了与最高检合作办学的想法，向院领导汇报后，他特地把这件事告诉了陈连福，陈当即表示同意。此后，陈连福和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检政治部的领导，3人专门讨论后确定了合作方案。
对于何家弘来说，他更多从学生培养的角度考虑。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法律硕士制度，创办之初是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专供非法学专业本科学生报考。但随着法律硕士的招生扩大，法律硕士逐渐成为一些学校的创收手段，学校管理较为松散，培养质量不高。
即使是人民大学，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也不让人满意，许多学生到毕业时都找不到自己的关注方向，何家弘希望有所改变，让这些学生从一入学就有自己的方向。
此外，多年研究刑侦后，他发觉公安部门的刑侦与检察部门的反贪侦查有显著不同，公安一直有一套成熟的侦查手法，并且形成了稳定的培训和教育体系，而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却缺乏成熟的方法。
他举例说，公安破案一般是由事到人，通过案子寻找犯罪嫌疑人，反贪的调查却一般是先有被举报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人调查犯罪事实。还比如，公安查案物证采用比较多，而反贪调查证人证言采用比较多。他觉得，这是个学术问题，值得专门开一门课去探索。
反贪硕士学什么
实务部门有现实经验，教授有理论知识，两者结合的课程效果都不错
反贪硕士生招来后，反贪局的人给学生们讲什么呢？这些内容目前双方还没有敲定。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的主任任建明也多次邀请官员给学生上课，每次请官员上课，他都要花费比自己上课还多的精力，“希望官员讲什么，怎么讲，这都要和官员反复沟通。”他认为实务部门有现实经验，教授有理论知识，两者要结合起来，这类课程效果都不错。
5月26日的签字仪式上，双方领导讲话后，来自反贪总局的检察官们纷纷表态，一定优先完成学校的任务。这其实也是何家弘忧虑的问题――他们能否完成上课任务。为了减轻检察官们的上课负担，他们这次史无前例地一次聘请了8位兼职教授，“可能最后是让他们共同讲一门课，每个人一学期也就三四节课。”
现任体制内官员走上讲台并不鲜见，但大多是以办讲座的形式，系统地讲授一门课程非常少。一位中央党校的反腐问题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局长就能讲这个课吗？有的领导的职位与才学相称，有的并不相称。”话毕，他转个弯说，“当然，这是各个学校自己设定资格的问题，外面外人不好说什么。”
对于学生的培养方式，外界多误以为是定向委培，实际并非如此。何家弘介绍说，参加这个班的学生无需缴纳任何额外费用，兼职教授的讲课费全部由学校支付。班级的设置也并不改变现有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在选修课上做动作，“对于这个班的学生来说，必修课和其他班学生一样。”
何家弘希望这些“反贪硕士”今后能成为国家反腐系统的实用人才。但事实上，因为学科设置并无改变，他们今后所领的毕业证、学位证与其他学生并无二致。
褒贬不一
反腐不是人才和技术的问题
网民几乎一边倒地对此事持嘲讽态度。一位来自南京的网民评论到，“不从制度上入手，就是培养圣斗士也白搭。”一位山东日照的网友说，“反腐与学位没有什么关系！把中国的反腐寄托在反腐者的学位上真是幽默！真是中国特色。”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听到“反贪硕士”时笑了起来，虽然他也觉得这个事有点价值，但终究“反腐不是人才和技术的问题”。
王长江的前同事、中央党校退休教授王贵秀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反贪硕士”。“我们现在老是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总是往没用的地方使劲，官员财产公开呼吁了这么多年，怎么不干？”在他看来，这几年腐败形势越来越严峻，“现在形成了一种风气，上级官员喜欢用腐败的人，屁股上有屎才好用，不听话就可以查。”
王贵秀至今仍经常接到老百姓举报官员的材料，不同级别对待这些举报材料各有不同，“上批（字）、中（间）转、下不管”。他说，有的人坚持举报十几年，可许多举报材料石沉大海，有时举报人还遭到打击报复。以前，他经常写关于反腐的文章，他的朋友见了面还鼓励他，这几年他发现一些朋友的态度变了，“算了吧，别费那个心”。
然而，仍有多数反腐学者对这个略带“创新”色彩的招生给予了肯定。
清华大学的任建明说，“这应该是一个好的事情”，任建明一直在推动反腐机构职业化和专业化，他觉得反贪硕士的培养可以让反贪队伍更加专业。他还透露，除最高检外，纪检监察系统也一直在加强自身的人才队伍建设。中纪委正在筹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这个学院今后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是对内培训，也计划与国民教育计划的大学合作，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
对于反腐方法，反腐专家内部一直有“技术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的划分，任建明也认同这一说法，近年来在我国反腐败工作在技术上一直不断创新，“但都是做表层工作，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创新很有限”。
反贪硕士班被外界关注后，何家弘觉得很意外，他认为这样小的事情不要与宏大的国家反腐败联系在一起，“一届才20多人，对国家反腐败能有多大作用呢？”而在一位反腐专家看来，“有议论说明还有希望，怕就怕大家都失望了，连议论的兴趣都没有了”。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
一则小小的招生信息何以引起民间如此大的“口诛笔伐”？“反贪硕士”发起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对外界的过度关注感到意外。他希望这个小事情不要与宏大的国家反腐联系起来，“一届才20多人，对反腐能起多大作用呢？”而在一位反腐专家看来，“有议论说明还有希望，怕就怕大家都失望了，连议论的兴趣都没了。”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穷小子，富有正义感，希望拜国家反贪总局局长为师，学一身惩恶扬善、为民除害的本领，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似乎不太可能。然而，5月26日最高检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合作协议可以让这件事变为现实。
按照协议规定，以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和两位副局长为首的大检察官们将给人民大学的法律硕士们上课，并且担任他们的导师。此外，这些学生还有机会去检察院实习。
当天下午，签字仪式在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举行。如果不是2名副局长因出差和生病不能前来，反贪总局全体领导都会出席这个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开始前，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和4名副局长等8人被聘为法学院兼职教授。双方高层最高检政治部副主任夏道虎和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均到场。按法律术语来说，这个班叫“职务犯罪侦查方向法律硕士班”，但外界干脆称之为“反贪硕士”班。
人民大学的官方网站还未来得及更新消息，经由媒体报道，“反贪硕士”一词就已经在网络走红，一些百科类网站立即将之设为新词汇。
反贪硕士的来龙去脉
公安有一套成熟的侦查手法，而反贪没有，这是个学术问题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家弘，他长期研究刑事侦查。前几年，他曾在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挂职副厅长，回来的感受是“更适合做一个自由的老师”。
挂职期间，他认识了现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当时陈是渎职侵权厅厅长。今年3月，人大法律硕士招考时，何家弘产生了与最高检合作办学的想法，向院领导汇报后，他特地把这件事告诉了陈连福，陈当即表示同意。此后，陈连福和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检政治部的领导，3人专门讨论后确定了合作方案。
对于何家弘来说，他更多从学生培养的角度考虑。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法律硕士制度，创办之初是为了培养复合型人才，专供非法学专业本科学生报考。但随着法律硕士的招生扩大，法律硕士逐渐成为一些学校的创收手段，学校管理较为松散，培养质量不高。
即使是人民大学，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也不让人满意，许多学生到毕业时都找不到自己的关注方向，何家弘希望有所改变，让这些学生从一入学就有自己的方向。
此外，多年研究刑侦后，他发觉公安部门的刑侦与检察部门的反贪侦查有显著不同，公安一直有一套成熟的侦查手法，并且形成了稳定的培训和教育体系，而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却缺乏成熟的方法。
他举例说，公安破案一般是由事到人，通过案子寻找犯罪嫌疑人，反贪的调查却一般是先有被举报对象，然后围绕这个人调查犯罪事实。还比如，公安查案物证采用比较多，而反贪调查证人证言采用比较多。他觉得，这是个学术问题，值得专门开一门课去探索。
反贪硕士学什么
实务部门有现实经验，教授有理论知识，两者结合的课程效果都不错
反贪硕士生招来后，反贪局的人给学生们讲什么呢？这些内容目前双方还没有敲定。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的主任任建明也多次邀请官员给学生上课，每次请官员上课，他都要花费比自己上课还多的精力，“希望官员讲什么，怎么讲，这都要和官员反复沟通。”他认为实务部门有现实经验，教授有理论知识，两者要结合起来，这类课程效果都不错。
5月26日的签字仪式上，双方领导讲话后，来自反贪总局的检察官们纷纷表态，一定优先完成学校的任务。这其实也是何家弘忧虑的问题――他们能否完成上课任务。为了减轻检察官们的上课负担，他们这次史无前例地一次聘请了8位兼职教授，“可能最后是让他们共同讲一门课，每个人一学期也就三四节课。”
现任体制内官员走上讲台并不鲜见，但大多是以办讲座的形式，系统地讲授一门课程非常少。一位中央党校的反腐问题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是局长就能讲这个课吗？有的领导的职位与才学相称，有的并不相称。”话毕，他转个弯说，“当然，这是各个学校自己设定资格的问题，外面外人不好说什么。”
对于学生的培养方式，外界多误以为是定向委培，实际并非如此。何家弘介绍说，参加这个班的学生无需缴纳任何额外费用，兼职教授的讲课费全部由学校支付。班级的设置也并不改变现有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在选修课上做动作，“对于这个班的学生来说，必修课和其他班学生一样。”
何家弘希望这些“反贪硕士”今后能成为国家反腐系统的实用人才。但事实上，因为学科设置并无改变，他们今后所领的毕业证、学位证与其他学生并无二致。
褒贬不一
反腐不是人才和技术的问题
网民几乎一边倒地对此事持嘲讽态度。一位来自南京的网民评论到，“不从制度上入手，就是培养圣斗士也白搭。”一位山东日照的网友说，“反腐与学位没有什么关系！把中国的反腐寄托在反腐者的学位上真是幽默！真是中国特色。”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听到“反贪硕士”时笑了起来，虽然他也觉得这个事有点价值，但终究“反腐不是人才和技术的问题”。
王长江的前同事、中央党校退休教授王贵秀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反贪硕士”。“我们现在老是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总是往没用的地方使劲，官员财产公开呼吁了这么多年，怎么不干？”在他看来，这几年腐败形势越来越严峻，“现在形成了一种风气，上级官员喜欢用腐败的人，屁股上有屎才好用，不听话就可以查。”
王贵秀至今仍经常接到老百姓举报官员的材料，不同级别对待这些举报材料各有不同，“上批（字）、中（间）转、下不管”。他说，有的人坚持举报十几年，可许多举报材料石沉大海，有时举报人还遭到打击报复。以前，他经常写关于反腐的文章，他的朋友见了面还鼓励他，这几年他发现一些朋友的态度变了，“算了吧，别费那个心”。
然而，仍有多数反腐学者对这个略带“创新”色彩的招生给予了肯定。
清华大学的任建明说，“这应该是一个好的事情”，任建明一直在推动反腐机构职业化和专业化，他觉得反贪硕士的培养可以让反贪队伍更加专业。他还透露，除最高检外，纪检监察系统也一直在加强自身的人才队伍建设。中纪委正在筹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这个学院今后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是对内培训，也计划与国民教育计划的大学合作，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
对于反腐方法，反腐专家内部一直有“技术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的划分，任建明也认同这一说法，近年来在我国反腐败工作在技术上一直不断创新，“但都是做表层工作，深层次的、实质性的创新很有限”。
反贪硕士班被外界关注后，何家弘觉得很意外，他认为这样小的事情不要与宏大的国家反腐败联系在一起，“一届才20多人，对国家反腐败能有多大作用呢？”而在一位反腐专家看来，“有议论说明还有希望，怕就怕大家都失望了，连议论的兴趣都没有了”。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