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天安门
Remembering Tiananmen Square
（Robin Munro，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1990年11月发表于《The Nation》）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一直是不解之谜。此份由人权观察组织观察员提供的目击者报告详实地纪录了这场恐怖的屠杀。
在1989年点燃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抗争之中，中国的反抗以大失败告终。在6月3日和4日之间的那个夜晚，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表明，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其专政。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少有当代事件像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那样被西方新闻媒介如此详尽地报道。然而，（运动的）结局在很多关键的方面仍然不为人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基本的想法深入人心：记者们总会谈及屠戮学生，谈到“天安门惨案”。一年后，“天安门惨案”正式成为此事的代名词。
目前，在西方又出现了一种“修正”历史的倾向，认为惨案没有发生。这简直是荒谬之极。大屠杀确实发生了，但不在天安门广场，也不是以学生为主要目标。绝大多数死者（也许总数有一千）是工人，或者老百姓（“平民”），他们多数死在北京城西的大道上，广场附近有几十人死亡，广场上也有少数死难者。但是仅以此称其为大屠杀，就歪曲了屠城的本质，也低估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政治含义。
当夜，有数百名记者在北京，但是在军队清场的关键时刻，却仅有几位记者在广场上。很多记者在真正的杀戮现场，沿着城西的长安街及复兴门大街，发出翔实的报道。记者中，有的被抓，有些被拦在路障之外，还有些在宾馆赶着发晨稿。在军队到达广场的时候，附近的大部分记者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都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广场。
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中，西方媒体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由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记者们常常感到他们是学生的安全保障。学生身上体现的平和的理想主义，唤起了人们对六十年代和民权运动的回忆，使西方把目光集中在学生身上，而大大忽略了老百姓所起的关键作用。
还有其它问题。也许是媒体的一厢情愿，人们相信广场上的屠杀，是天真无邪，自我牺牲与救赎精神所喻示的必然结局。学生自己的话也许已经说明了这一点。5月13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表示，“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 作家Ross Terrill，在6月2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特别节目中接受Ted Koppel采访时回忆起一位学生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准备面对死亡，我们不想让你与我们同命运，再见。”大多数记者撤走了，而后填入由此产生的真空的是就是人们确信无疑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本报告试图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前因后果，指出当局对学生相对宽容，却对工人阶级的骚动可能把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演变成全方位的暴动深怀恐惧。报告也探讨了部分戒严部队在6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的表现显现出他们未做过屠杀准备及其所揭示出的重要涵义。
有些人的确承认屠杀大多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之外。Koppel在6月29日特别节目中，指出了两种屠杀的区别，但是他把它淡化为被中国政府利用了的一个“漏洞”。可是，寻求事实真相绝不是吹毛求疵。屠杀发生的地点，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冷酷的政治逻辑和对杀戮目标的选择，也揭示了中国下一轮民主斗争的概貌。中共政权在民众中仅存的一点合法性，在这场一夜之间发生的流血事件中被它挥霍掉了。由于相当一部分“群众”准备卷土重来，部队中也潜在不可靠因素，除非能学会妥协，否则罗马尼亚式的起义将会重演。
新闻报道可能只是历史的素描，但如果错误的报道不加以更正，就会永远扭曲历史的走向。学生和老百姓所追求的，就是不加掩饰地还原真相，它昭示了他们大无畏的精神，鞭挞了当局的懦弱与残酷。西方根据对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不实报道对中国政府做出的批评，已经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拱手把宣传上的胜利无谓地让给了北京的侩子手们。这种报道还会把人们的视线从继续镇压的主要目标即取代了学生抗议行动的民众运动上转移开。学生是运动的发起人，是扛起非暴力旗帜的捍卫者，这些美誉将永远流传。但是，只有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到老百姓身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年之后，中国的统治仍以铁腕、武力以及思想警察来维持。
I
1989年的4月26日，《人们日报》发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谴责北京学生抗议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自4月15日改革派的党的领导人胡耀邦去世之日开始的学运以来，中国领导人对学运首次定性声明。
可是既然指在中国的首都酝酿了一场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那么共产党认为谁是主谋呢？令人不解的是，学生不是主谋。根据这篇社论，“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另一方面，“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 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根据官方的阴谋论的演绎，当局指学生被“别有用心”的“外部因素”所操纵，这首先指的是“反党的”工人和（不严格的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次是外国的“反动势力”。6月3日至4日的镇压秉持的就是这种分析，迄今为止还在进行的镇压秉承的仍然是这样的分析。
中国的政治传统很长时间以来给予学生一定程度的容忍，这种一定范围内的活动自由其他群体尤其是工人不能享受。在整个80年代改革期间，为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便于对西方敞开中国的经济大门，邓小平迅速转向与知识分子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毛泽东曾无情地迫害过他们），使学生有了这样一种相对的特权。这种官方立场无疑充满了很多问题，学生和知识分子自由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腐蚀的危险。
但是跟自改革之初以来就一直令共产党惶惶不安的另一危险比起来，这个还不算最大的问题。城市工人阶级当中有些人跟随波兰团结工会路线，有组织的动荡和表达不同的声音的可能性显现出来。最重要的是，去年春天，正是这个朝着中国领导人称为“波兰病”方向运动而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快速蔓延的趋势，决定了当镇压最终来临时无可妥协的特点。由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成功地占了政府的上风，但随着广泛的其他社会力量介入了天安门广场运动，学生很快失去了对形势的掌控，领导权也慢慢地被分散了。
镇压背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党的机构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叛变，而转向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方面。到了5月中旬，连公安系统的一些部门、法院和军队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坚力量都开始出现在广场上，公开支持民主运动。在6月14日的一个说明会上，党内一些人对一系列的事件进行疯狂的构想。北京宣传部断言：“有一小撮人，曾密谋逮捕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攻占巴士底狱的方式夺权。”
回顾起来，6月3日至4日的大屠杀，逻辑很明了。《人民日报》那篇严厉的社论，并没有使学生如他们预期地回到学校中去，而是激起了他们的抗议。学生游行招来民众公开的支持，当局陷入一种困惑的、瘫痪的境地，直到六四之后才走出来。在5月13日同政府的“对话”失败，经过短暂间歇之后，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发起了大规模的绝食行动。到5月17日，不忍看到2000名满怀理想的年轻学生因为严热和饥饿晕倒在地，超过100万普通北京市民赶到广场来表达他们的心与学生们团结在一起，场面令人动容。他们跟每一位愿意倾听的外国人都重复这句话：“学生们是在替我们所有人说话”。运动开始以来他们一直在被动地旁观，现在这些老百姓开始象坚强的堡垒一样积极地支持学生，24小时不停歇地往广场运送食物和其他补给。
跨阶层出现的团结一心的局面直接导致了5月20日当局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令，但是民众的反应之大，又一次出乎国家领导人的意料：在各主要入口，和平抗议的人们组成人墙阻住一队又一队的坦克和军队进入北京。几天之后，士兵们被迫后撤回到郊区的兵营。北京到处自发形成行动小组，包括由工人组成的“敢死队”和誓死不让军队进入北京城的老百姓。工人纠察队同组建起来的强大的学生纠察队在社区巡逻，维持秩序（5月20日以后，已经看不到公安和交警值勤）；“小飞虎队”的大队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在城内飞驰，为行动联络信号；这时的老百姓的立场是和平、非暴力，但是跟政府与部队正面对立。类似的“动乱”，用共产党的话来讲，迅速蔓延到几十个城市。
另外，老百姓开始表达自身的不满。这主要是十年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结果，尽管广受欢迎，却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紧张关系：收入急剧两极化，物价螺旋上升，住房严重不足，此外，一个绝不容许忽视的问题是，腐败泛滥，党和政府官员投机倒牟取私利。当局可能高估了这些以不同面目出现的工人和市民新团体，认为这是在对他们的政治权威挑战，这些团体是自发形成的，尽管他们可见的影响力和宣传起到了作用，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理论框架和计划。可是共产党真的给他们吓到了。
然而，就在实施戒严的计划流产的几天之后，北京工自联的诞生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原因是这个总部设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的几顶凌乱的帐篷中的团体提出了一个自1949年以后中国一直讳莫如深的问题：工人有权加入独立的工会组织代表自身利益。这样的一个要求恰恰击中了中共政权的核心问题，因为共产党对自身执政合法性的解释主要是宣称其代表劳动人民及其利益。虽然该团体的积级成员较少，但在5月29日该组织的三个领导人被秘密逮捕之后进入六月的前几天，其正式成员数量飚升，超过一万人的顶峰。工自联组织在全国多数主要城市迅速蔓延开来。
当局从一开始就害怕如果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那么独立工会这颗毒瘤就会冒出来。在政府看来，五月底在广场上竖起的民主女神雕像象征的是学生的傲慢和挑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侵入的标志，是西方在颠覆共产主义政权的神圣核心地带，而距离这座女神不足百码之遥的北京工自联的粗糙的红底黑字大旗，则代表了工人觉醒的恐怖的力量。两个都要粉碎，对一些迅速叛党的组织要震慑，令其同中央保持一致。
根据四二六社论的精神，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将得到宽容。相反，老百姓将受到无情的惩罚，根除有组织的聚众骚乱，社会秩序可以稳定二十年。6月3日夜4日凌晨，冲突的场所虽有重叠，但基本上是隔开的。真正杀人的地点，群众起义和大屠杀的场所，主要在周边地区，沿西长安街一直到西郊。老百姓在这一条线上抗击部队，誓死保卫天安门广场这个核心。这次民主运动坚守对话和非暴力原则的承诺，但是在最后那天晚上，它采取了暴力，那也仅仅是出于绝望和愤怒。军队一旦开始对北京动粗，显然，一切努力都要化为灰烬了。在这风暴的中心，一群学生坚定无畏地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四下里弥漫出一股梦幻的力量。在最后一分钟，在广场这个地方，政府手里的枪口和炮口面对年轻人的道德权威——他们从可能带来巨大伤亡的大屠杀边缘撤了回来。”
通往天安门的血路
在军队最后决定对天安门清场的那个晚上，北京有一千多名外国记者，多数人一直追随着解放军的主力突击部队。部队在西郊突破堵在各隘口的老百姓，杀气腾腾地向天安门推进。西方记者纪录下来的关于大屠杀的影片绝大部分就是这一片地区，像在木樨地、复兴门和六部口等地，半自动步枪扫射，数百名赤手空拳的示威者和无辜的旁观者倒下一片。显然，军队对这些人同那些扔石块、扔燃烧瓶或者纵火烧车设置路障的人不做区分。既然这个屠杀的主场地有外国新闻媒体相当程度的报道，我们就来集中谈谈发生在西长安街和复兴门一线——也就是事后被北京人称为“血路”的地方—— 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就目前所知，暴力最初发生在6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的公主坟,即木樨地以西约2英里的地方。当时突击部队的先遣队乘坐大约20辆装甲运兵车撞开转盘下被当作路障的公共汽车。据一名居住在北京的西德学生目击者称，装甲车碾死很多人，士兵向人群任意扫射。一位同在现场附近的芬兰记者报道，一队大约有50辆装甲车的部队从路障中突破出一个缺口，第10辆车上突然下来两名手持AK－47冲锋步枪的士兵，他们被愤怒的人群“撕成了碎片，” 她说，“那是个恐怖的夜晚。” 整个晚上的冲突模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先是军队抵达一处就开始肆意杀戮，市民突然气愤狂暴起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暴力反抗，在一些地方群众看见军队枪杀百姓，也以残杀军人来报仇。
军队为何表现得如此凶残呢？在公主坟，部队暴力入城，夺回天安门控制权的意图明显（同5月20日只是一次尝试相比），激起了大规模顽强阻挠，这令他们察悟到这一回可能是生死较量。看到武力震慑的战术显然没能吓退人群时，他们开始担心起自身的生命安全，所以向木樨地慢慢开进的过程中，他们的暴力遂不断升级。从木樨地开始，部队像是遇到了出没于中越边境山地中的武元甲将军麾下的身经百战的军人，而不像是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当晚去过北京西城一些医院的当地居民和西方记者形容他们似乎来到了屠宰场。
还有一些突发因素或许能帮助解释军队为何突然大开杀戒。部队原计划在木樨地与600名当地武警军官会合（他们很可能早就预料到会有强大阻力，因为头一天晚上武警的吉普车压死三个人，引起了愤怒的抗议）。这支武警特遣队熟悉北京地形，奉命为突击部队开路把他们带进天安门广场，但是这支特遣队未能与军队会合—— 当他们突围进距离木樨地东北约一英里半的月坛公园附近的巷子里的时候，遭到市民的围堵而四散奔逃。事发突然，军队没了准军事部队的护送。
此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军队也有理由不想让人看到它想屠杀。早在5月24日或25日，精锐部队第38军司令员徐勤先将军，因不执行戒严令被拘捕（他后来被军事法庭审判）。这无疑使其它部队急于证明自己平定“反革命叛乱”的热情。西方仍然普遍认为27军是造成大屠杀灾难的元凶。但据军方消息来源，27军副军长在去年9月北京一个高等级“宣传工作理论”会议上出现时遭到非议，据说他懊恼至极，摔下军帽，吼道：“我们在27军为别的兄弟部队干出来的事背骂名！是，我们是放枪了，但我保证我们没有杀任何一个老百姓。”
中国64期间，很可能不像普遍理解的那样，而是更接近于罗马尼亚式的军事起义。据南华早报12月28日的报道，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在当月早些时候的一个秘密讲话中透露：“21名师以上、36名团或营级和54名连级军官，在六月份这场粉碎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严重违反军律。此外，1400名士兵丢弃武器，做了逃兵。”
在大屠杀之后数日内，中国当局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的一段令人震惊的画面：数十辆装甲运兵车在木樨地西侧的军事博物馆附近被一群“暴徒”放火焚烧。评论说，许多子弟兵宁愿在装甲车内被活活烧死，也不愿向自己的同胞开枪。这也能表明，事发于6月3日的傍晚，夜幕还没有降临。政府称这是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开枪这一“弥天大谎”的铁证，并以这个画面作为“反革命暴乱”的证据，称其被迫作出武力镇压。
真实情况远非如此。6月4日，星期日，大约上午9点的时候，一些见证了头天晚上经过的外国人在查看前一天晚上造成的破坏时，震惊地看到了一队装甲运兵车从西面突然出现，大约有60辆的样子，在木樨地的路口停下，第一辆装甲车撞上了一处没有清理开的路障；后面那辆追尾，迫使整个车队停下。大群人从邻近的各个巷子里涌出来围住装甲车队。下来的第一批的士兵遭到殴打，估计至少一人被打死。只有学生纠察队出面从中斡旋，为军队争取到了一条安全撤离通道，才阻止了一场激战，和又一轮杀戮。几百名士兵留下了一堆硬家伙就走了，让人们摸不清怎么回事。不到半小时，所有的装甲车都被放火燃烧起来，升起的黑色烟柱几英里外都看得见。
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楼外可能并非巧合，因为从其屋顶上发生的一切被详尽纪录了下来。但更有意义的解释是，部队丢掉武器不战而走。一位在场的著名西德汉学家描述看到士兵被护送离开他们的军车。他说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打开顶盖，伸出一只手挥舞一块白布。士兵们钻出来，将手中的自动步枪交给接收他们的年轻人。双方拥抱。”
我在6月3日晚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建国门立交桥上类似的场景。当时有几十辆军车试图横穿长安街，被大批民众拦截下来。几个外国人目睹士兵与市民亲如兄弟的情形，甚至摆姿势给记者看。午夜刚过，我就亲眼看到一些士兵从卡车上翻下来，他们慢慢地走开，眼中含着泪。刚过几分钟，从东面来了一辆装甲车全速驶上建国门立交桥，轧过这列军车车队，将其中一辆挑起几英尺高，一个年轻人当场脑浆泼洒在地。显然，部队在立交桥上的行为已被高级指挥层视为判党。
II
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场所。它的面积超过100英亩，单个的目击者不可能完整看到6月3日夜6月3日夜4日晨所发生的复杂混乱事件的前前后后4日晨所发生的复杂混乱事件的前前后后。因此，我的报道补充了其他一些见证了重要时刻的人的证言。
我在凌晨1：15到达广场。大批人群沿着长安街向东逃逸。枪声不断从广场的西北方传来，一辆倾斜的装甲车在东北角被燃烧瓶击中熊熊燃烧，履带里绞着钢筋等物。一个CNN摄制组和很多英国记者在场。根据BBC的John Simpson的描述，三辆装甲车里的士兵被打死，另一辆里的士兵被学生纠察队护送至安全的地点。在我到达之前，伦敦观察家报的Jonathan Musky遭到武警的警棍殴打，他说看见有几个人在天安门城门毛的巨幅画像附近被枪打死。
我向广场的西北角望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帐篷着着熊熊大火，我吓坏了，跑过去看我在联合会里的朋友是没有死或者有没有受伤。在20码以外，一群约2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气势汹汹地面向帐篷站着。这批解放军主力的先头部队在沿着西长安街清场之后，于凌晨2点左右抵达广场。此刻人群已经从这片区域逃散，只有一个年轻男子的身影在燃烧的帐篷周围徘徊，他敛起几堆文件，恳求我带给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们。我接过来去了纪念碑。
此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已撤到纪念碑的三层台阶上了：可能有三千到五千人，大家紧紧地抱在一起。他们的临时帐篷营地，大大小小有几百平方码，一直铺到纪念碑北面，所有的帐篷都空荡荡的。学生们看起来很平静，近乎大势已去。他们面无惊恐，虽然能听到广场四面和外边街上答答答答的枪声。突然政府的喇叭又开始发出沉重的声音，没完没了地重复着：所有的人必须立即离开广场，一场“严重的反革命爆乱”已经爆发，戒严部队授命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清理天安门广场。
大约就在此刻，美国自由专栏记者Richard Nations正在广场远处的西南角躲避着枪弹，部队在那里与市民发生了严重冲突，从凌晨12：30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当时只能草草做了如下记录：“大约凌晨1：00西南角，前门西大街肯德基前，几辆公共汽车燃烧，作为路障堵在十字路口。防暴警察被人群袭来的石块和玻璃瓶逼到马路上。学生纠察队或学生负责人好像在调停，解救约二十余名带盾牌和警棍的非武装警察或士兵，燃烧的公共汽车旁被抓。一辆坦克驰来，撞开一处路障，跳下一车军人。曳光弹和一排排枪声”。这场冲突中有数人被部队打死。
见证广场南面这场冲突的还有著名法新社记者老鬼。大约1：30，他写道：“从珠市口（距离广场南约半英里）不断传来枪声。到处都燃着大火。在毛纪念堂外的柏树丛里我遇到一个西方记者，他告诉我，“我亲眼看见三个人被杀，肚子都炸开了，就在珠市口那边。” 根据其它报道显示，部队从南面压近时，至少好几十人被军队打死。接近2：00时，一股约百人的部队试图从西南角进入广场。“突然，发生密集的开火，子弹满天地乱飞，” NBC摄影师Tony Wasserman说。当时他在场，“路上有个人腹部中弹，另一个人打在踝部。在这之前，人群在西南角抓住一些士兵，把他们往死里打。” 过一小会儿后，根据CBS摄像记者Derek William讲，“伞兵来了……真正的打手来了。”
同一时间，主力挺进部队已经从西边抵达广场的北面。我看着他们从民主女神像西边的一个位置过来。第一队运兵卡车犹犹豫豫地进入广场，像走路一样迟缓。步兵护卫着卡车，起初只有细长的一列，但迅速变成密集的车队，有几千人，都戴着钢盔，端着冲锋枪。他们用了约一个小时沿着广场北边布置完毕。更多的部队和军车在增援，但我看不见，沿西长安街一直往西边去。
这支主要部队抵达之后，只有零星的人——显然不是学生，而是普通居民和工人——逗留在广场北部的纪念碑与长安街之间。民主女神的雕像此时看起来无比戏剧化，隔着那辆歪倒在地的装甲车翻滚上去的火焰和浓烟，面对着毛画像和那下面的部队。2：15左右，从天安门城门附近突然传来令人心惊胆颤的AK-47突突突的枪声，持续了几分钟。我摔倒了。绝多数人向南朝着纪念碑方向逃跑，但我没看见一个人受伤。
前后差不多同一时刻，几百名士兵从数百码外从天安门城门出发，来封锁广场的东北入口，堵住了历史博物馆北部的东长安街口。一位名叫柯封（音）的学生，民主自由女神塑像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躲进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在开始的大约5分钟内，他看到在地下人行通道附近约20人被“流弹”击中。包括“五个倒下去再没能再站起来的人”。这时看见从历史博物馆的背后出现大约500名士兵，尽管这些士兵似乎并没有佩带步枪。另外两三百名士兵从天安门城门方向赶来时，人群开始高喊：“法西斯！” “大罢工！”，还有人唱起了“国际歌”。仍躲藏在附近的柯封说到这些士兵“高兴地雀跃，仿佛在玩游戏似的… 一名军官通过扩音器反复地喊了约15分钟，‘立即离开，否则格杀勿论！’”
有个人出于蔑视和抗拒，作出了惊人的自杀性的举动：开一辆铰接式双车厢公共汽车，全速撞向士兵。Kenneth Qiang，一位香港学生联合会理事会成员描述道，“这名司机被士兵拖下公共汽车用枪托击倒在地。人群被激怒了，他们跑到距部队不足五十米，向士兵投掷玻璃瓶。我听到前后两声枪响。司机倒地毙命。”
到了2点半左右，尽管还能听到远处的枪声，但是整个广场已沉静下来。趁这个间歇，我回到工自联的帐篷，只剩下一堆没烧尽的破破烂烂。。一个年轻人将一小捆学生印的传单塞到我手中。民主女神的东南边的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急救帐篷里，还有大约二十位志愿的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广场这一边人烟散尽空空荡荡，几乎只剩下这一座帐篷。几个学生纠察稀稀拉拉坐成一圈，形成一个“保护”圈。我在里边呆了可能一刻钟，其间就看到四五个用临时担架送进来的重伤员。一个男孩，很可能是个学生，头部一侧重弹，眼看着快不行了。一位医生说，前一个来小时之内，有五个人都没有救活。
到了3点，走到广场任何地方我也见不到一个外国人了，外国电视记者显然都从广场上撤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Simpson后来在《格兰塔》（Granta）撰文写道， “我对当时我们决定撤离广场深感自责，这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留在广场上，尽管我们比其他国家的电视摄像组离开得要晚，我们甚至会因此而牺牲。” 我们会看到因为Simpson当时决定撤离广场，所以他后来时间里的作出的报道受到了重大影响。
我决定去历史博物馆前的高一些的地方找到更好的视点，这样我可以看得清楚一点，也能避开冲突。但是当我绕过博物馆边的树丛正要爬上博物馆前宽大的台阶时，我站住了。数千名士兵，头顶钢盔，身背步枪，手持长木棒，静静地坐在台阶上。广场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情形一样。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对面的士兵更多。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们把广场四面都堵上了，肯要是想把我们统统杀掉。” 我赶紧躲回树丛里去。
广场上亮起阴森森的白光。远处的枪声和政府的喇叭诡异的回声时而划破平静的夜空。大约就是在此刻，美国自由撰稿人 Richard Nations 就在距纪念碑几百码远的地方。他在笔记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纪念碑好像已被步兵包围，北面的士兵都扛着枪，有如洪水一般。学生们似乎在等待死亡的到来—— 冲锋看来是不可避免了。”这一条里还写道，“跨围栏的时候碰见Robin坐在灌木丛前。”
三点的时候我才发现实际上大约还有10个外国记者没有离开广场，我找到Richuard撘档，只有跟他在一起才能拿到更多的信息。我们一起出发去探查广场南面的情况。这里七零八落地燃烧着几辆公交车和小汽车，但是部队撤空了。（早晨6点之后才有可能可以从这里进入广场）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规定，我们途经香港亚洲电视台(ATV)摄录组藏身的地方的时候，距离他们仅几米。他们几个人一直藏在广场西南角公共厕所的顶上，直到4:30他们认为形势过于危险才不得不离开。
黎明前的黑暗
凌晨4点整，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灯突然熄灭。在纪念碑东南角，我们在焦虑中等待，但攻击并未开始。学生们仍然坐在纪念碑前，一如既往。没有人想要离开。两车增援学生无声无息地如在梦中从广场东南方驶来，在离我们几米处停下。学生的扩音喇叭重新响起，像念火车时刻表，一个不动声色的声音宣布，“为鼓舞斗志，现在播放《国际歌》。”我很想知道在黑暗中的士兵会作何感想。而学生们是不是在其它一切力量都无望的情况下，指望这黑暗来拯救自己呢？
但是部队还是没有进攻。有人在纪念碑西边点燃了废弃的帐篷和堆砌的垃圾，也许这样一来袭击就不能在黑暗中进行。有学生领袖严厉地说：“遵守纪律，保持肃静。我们不能给他们任何借口。”
大约在4点15分，突然，人民大会堂前一整排的灯亮起来，像圣诞幻灯一样，柔软地照亮了广场的西侧。这时，故宫外墙上的照明灯也点亮了。随后，从人民大会堂最南门，士兵手持着枪像流水般涌出，很多人的枪上插着刺刀。就在附近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Derek Williams说，“他们拐过来，和另一大群从路西边的戒严主力部队汇合，组成了L形，这支部队毛主席纪念堂前穿过广场。” 这时历史博物馆台阶上的部队向纪念碑方向开枪，我们可以看见纪念碑碑身上飞出的火花，比头顶还高。
此刻4点半刚过，广场上人已散尽，只剩下废弃的帐篷营地，一片狼籍。仍有3000左右的学生集聚在纪念碑的台阶及三层平台上。学生的扩音喇叭再次响起，一个学生拿起话筒，自称是北京学自治联合会领导人：“同学们！我们绝不离开广场。我们要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付出最大的代价，献出我们的鲜血。” 我的心一沉。过了几分钟，又一个人讲话，这次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一个领导人：“我们都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可怕的大屠杀马上要开始了。我们已被部队包围，现在的情形异常危险。在这里等死是幼稚的幻想。” 接下来是一段沉默，然后侯德健开始讲话（侯德健，一位台湾出生的流行歌手，是6月2日开始在纪念碑绝食的四人之一）：“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我们已经失掉太多鲜血，我们不能失去更多了……我们四位绝食者留在纪念碑，等所有人安全撤离后，我们也撤离。”
侯德健讲话的时候， Richard 跟我决定最后一次走上纪念碑。我们小心翼翼地上台阶，走到纪念碑最上边的绝食帐篷，穿过挤坐在一起的一排排学生时，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很多学生在写遗嘱和与家人的告别信）。没有狂热，只有勇敢的决心。我们从纪念碑东面台阶下来，喇叭已经沉寂。从广场北面却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坦克的引擎发动了。
时间一分分过去，一片死寂。最后，一个动议化解了这紧张气氛：有人拿起话筒，提出用声音表决。没人清楚是”坚守“的声音大些，还是“撤离”的声音大些，但无论如何，最后宣布的民主决议结果是同意撤离广场。
对6月3日夜、6月4日凌晨的北京的报道中一个最大争议就是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 Richard Roth 赶出了事发前最后一次报道，紧接着他被士兵抓进了人民大会堂： “士兵们发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摄影师 Derek Williams 以及我本人，他们正将我们拖走。稍后，开始了，自动武器猛烈地射击，肆虐了一分半钟的枪声，像恶梦一样长久。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个录影带被没收。Roth 生动的现场报道，在6月4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中播出时，所配的画面是两个小时之前录下的镜头，给人留下的清晰印象是，部队向撤离纪念碑的学生开了火。
但是没有发生屠杀。西班牙国营频道（Television Espanola）的两位摄像记者Fermin Rodriguez和Jose Luis Marquez，拍摄了唯一公布的整个撤离过程的画面。与Roth一样，他们在部队冲向纪念碑时，也听到了半自动步枪的枪声，但他们说开枪的目标是打掉学生手里的喇叭。Richard Nations采访他们时，两人都表示，他们是与最后一批学生一起离开纪念碑的，没有看到有人死亡。 Rodriguez 说，“纪念碑绝对没打死人，所有人都撤离了，没有人死。”
Nations和我从距纪念碑东南二十多码的位置所看到的一切，令人难忘。那十分痛苦的一分钟，同学们可能会拒绝服从撤离的决定。然后，他们慢慢地站起身来，走下纪念碑。当第一批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要往广场东南角的出口走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很多学生排起十人纵队，跟着各自的校旗走，脸上滚着泪。看上去每个人身上都在颤抖，很多人身上在打哆嗦，脚步也在晃。但是看得出，个个都很自豪，不是吃了败仗的模样。有一队学生喊，“打倒共产党！”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听人公开喊这个口号。Richard，永远是那么敬业，又做了记录。他的笔记中写道，“学生领袖们终于完成了人类政治活动中最难进行的一个操作：有秩序的撤退。”
记者们
但是根据一份多次再版广泛传播、由一名北京清华大学学生“目击”后所写、最早在香港报纸上登载的文章称，4点刚过，在十几挺机枪的近距离扫射下，我们几乎全部被击毙。躲过枪弹的人要么在广场上被坦克追着碾死了，要么被棍棒打死了。此文被很多媒体转载，包括纽约时报（尽管记者Nicholas Kristof很快提出了质疑）、华盛顿邮报和旧金山观察报。这些耸人听闻的情节，不过是杜撰出来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类似的文章不只这一篇，大多数都称大屠杀发生在将近五点钟。吾尔开希，主要学生领袖之一，称他看见“约200名学生”在黎明前的袭击中被子弹打倒。但是他不在现场：几小时之前他被一辆篷货车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虚构出来的事情怎么就被大家普遍接受了呢？
根据我的计算，当时在纪念碑附近有十名西方记者，此外还有许多外交人员和香港人。至少两个记者——亚洲华尔街日报的Claudia Rosett和美联社的John Pomfret——写下了准确的撤退情况报道，但这些段落被湮没在有关全城各地的长篇报道之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Roth 和Williams被关在人民大会堂内，直到5：30才脱身，因此，外国关于清场的情形纪录下来的片段仅剩下西班牙电视摄制组的那段 ，他们坚持说没有看见杀戮。他们的记者Juan Restrepo 一整夜都没能与他的同事会合，他在一段很有意思的脚注中说，纪录当夜事件的录像被马德里的西班牙电视台的编辑们篡改了，制造了清场过程中发生了屠杀的假象。
在撤离广场的电视记者的报道中，John Simpson的报道最令人信服，他们BBC新闻团队由于北京事件的报道而获得了许多奖项。我们看到Simpson 对于撤离广场感到懊悔。但是他为《格兰特》（Granta）写的报道中揭示到，他们感到灾难随时要降临，各家新闻媒体被迫撤离广场，而这种直觉和预设又进一步使得这些撤走的媒体倾向于相信接着确实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屠杀发生的时候，我们本该留下人在那儿拍摄所发生的一切，纪录学生们在被坦克包围、部队推进、开枪时的勇敢。” 在6月4日黎明来临时，从一英里远的北京饭店房顶上一个安全但视角不佳的观察点（从那里看人民英雄纪念碑完全被挡住），Simpson写道，“我们拍摄下了坦克碾过帐篷，……这样碾死的有几十人，目击者称在坦克的轰鸣声中混杂着帐篷里的尖叫。凌晨四点广场上的灯熄掉，我们一直在拍。四十五分钟后，灯光又打开，部队和坦克向着纪念碑前进，先是向天鸣枪，随后，又直接向学生开枪，纪念碑的台阶和装饰纪念碑的英雄浮雕上子弹火花飞溅。”
当Simpson的小组拍摄时，日本的摄影记者Imaeda Koichi正在广场的北部。Koichi的道报称他在那里没有看见屠杀，尽管他还写道，“我确实看到在帐篷中有一些学生，人不多，只有三个帐篷中有学生”。西班牙电视台的Restrepo早些时间查看过民主女神附近所有的帐篷，据他讲，“我可以向你保证，在凌晨3点左右，帐篷内顶多剩下5人。”
Richard Nations和我也看见部队从北面一个位置推进。5点钟，清场在继续。我们从纪念碑旁边的地方看到女神像不见了。我们往北返回看是怎么回事，走了几百码，穿过废弃的营帐。长长的一队坦克和装甲车轰隆隆地向纪念碑开过来，碾碎了路上的一切东西—— 帐篷、栏杆、物品箱、自行车等等。帐篷里有可能仍有很多学生。中国政府称部队检查过帐篷找寻患病或走不动路的学生，但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步兵是跟在坦克后面行进的。
再说回纪念碑，五分钟后，我们看见最上层已经挤满了士兵，枪口向上。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记者Lao Gui看到了发生的事情：“一小队穿着迷彩服的士兵冲向纪念碑，占领了纪念碑的顶部，向空中开枪……很快，广播站就不再有声音了。士兵们把喇叭射断了。”当突击队占领顶端时，西班牙记者小组还在那里，他们没有看见屠杀。Claudia Rosett 和Imaeda Koichi都认同此观点，虽然Kenneth Qiang后来告诉我，在第二层的一名学生被射中了腿。（一份广为流传的香港杂志，柴玲自白书，引用Qiang的话说，他看见“前排的20到30名学生被枪扫射倒下”；这句话，他说，这是那本杂志编造的。）在5：30左右，学生们已经离开了广场。与推进的装甲车相同的速度撤退，他们的撤退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一个近来令人关注的目击者于硕（他是人民大学前教授，现在被驱逐出境住在巴黎），他的文章驱散了长久以来关于在纪念碑顶部仍有少部分学生的怀疑。“当我向（部队）军官走去时，她说，“我突然意识到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纪念碑的人。当我走下斜台时，我看见在浮雕上有一行字：‘在1989年6月4日，中国人民为了民主而抛洒鲜血和生命。’当我转身时，我看见一个士兵正要用刺刀刺一张床。我看见床上伸出两只脚……我向前冲去，并拉那双脚。一个男孩从床上掉下；他还没完全醒过来。他是离开广场的最后一名学生。”
在最后的一个小时，离开广场的仅有的另外两队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成为永远的谜。一队是北京协合医学院的医疗队；他们是一位南美外交官在5：20离开广场时看到的最后一批人。第二队是在人民大会堂外面的一小群老百姓。当记者们在5：30打算离开时，Richard Roth 和 Derek William很惊异地看到这些人仍然守在那里。
两名美国人被带上吉普车，直接穿过广场到了东北角的儿童文化宫，他们在那里被留置了18个小时。“我们在广场上没有看到尸体。” Williams回忆到。这一小段路程的报道非常关键：似乎难以想像，如果象广泛的传闻所言那样，他们在忙于偷偷地处理尸体的话，部队会带外国记者穿过广场。
迄今为止，真相大白：撤退是彻底的。在广场的南端，Nations和我看到了最后的一场小冲突，发生在抛掷石头的人与士兵之间，士兵在逃离人群之前开了枪。我们最终决定，这是到了迅速离开的时候了。据我们所知，我们是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批外国人，那时是6：15。
尾声
被民主运动占领了50天之后，广场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但是，屠杀并未停止。当受伤的学生队伍缓缓向西北撤退，四辆坦克从长安街轰然驰来，在距离广场半英里的六部口路口，将其中十一名学生碾压致死。接着，紧邻北京饭店的西面，军队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持续开枪，死伤数十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军队仔细搜查北京胡同中“躲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数目不详的老百姓被草率地处决了。
总结上文，我们应该为回答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屠杀究竟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很重要？——求助去年中国民运中的两个活跃分子，他们都见证了广场最后的清场。著名的小说家、杂文家孔捷生说道：“现在，当北京的实权派仍然对六四的屠杀毫无忏悔之意，他们受到了来自许多国家极度愤怒的指责和制裁压力，而来自中国以外的非难所依据的事实都是不确切的，这恰好给了这些邪恶的屠夫们他们所急需的‘精神之盾’。这使来自外界的长篇的驳斥显得好像不过是花言巧语，不过是‘胡说八道’，是‘徒劳无益’的。”——这正是江泽民总书记在5月18日美国广播公司(ABC) 20/20节目中回答Barbara Walters关于“天安门惨案”这一问题时的说辞。
但是文章还是应该用Lao Gui的话结尾：“出于对屠杀者的仇恨，人们有时会难免夸大其罪恶的程度。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又恰使屠夫们利用这个机会来‘澄清事实’，用一个真相去掩盖十个谎言。他们利用天安门广场清场时没有人死亡这一事实去掩盖在这之前确实有人死亡和受伤的真相。同样，他们用天安门广场没有流血的事实来掩盖木樨地、南池子、六部口等地流血的真相。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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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者：@Buxoro @muziyan、@loujerry、@runningninini、@june197433、@lzuDarrell
校对者：@miaomeowmiaomeo @inst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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