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斯乐：泰北绝地的文化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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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前从中国大西南败退到泰缅寮边区的原国民党93师，为世所遗、孤立无援，只能靠为泰国政府征战，用血肉换取栖身泰北荒山的生存权。作家柏杨的一段题词道尽他们的悲惨命运：“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他们在丛莽中建立起难民村，度过半原始的艰苦岁月，在泰北原始森林里繁衍生息。美斯乐就是他们的聚居村落之一。
飘零异域、倥偬半世纪的孤军甫一找到安身之处，便开办学校，让孩子们学习中文，在这荒芜残破的绝地，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时至今日，在遥远的泰北，华人仍在努力地，想要翻越由政治和地理造成的心理和文化断层。他们与多民族的泰国融合时，一刻也没丢下世代相传的中华文明。正如美斯乐的“家长”、94岁雷雨田将军，在提到泰北华人自我认同时，一次次重复的话语：“我们是中国女儿、泰国媳妇。”（《看历史》2010年6月刊）
泰北孤军的前世今生
《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50多年前，原国民党93师从中国大西南败退到泰缅寮边区，伺机“反攻大陆”。随着形势转变，先后两次撤往台湾后，余下数千人，辗转流落在丛莽里。他们前无出路，后无援助，靠为泰国政府征战，换取在泰北荒山的生存权，最终在美斯乐扎下了根。
14岁的常丽芳，匆匆到乡公所见了父亲一面，关在乡公所的父亲叮嘱她快跑，去找常家世交、原国民党腾冲县县长，抗日时期曾任滇康缅游击第二路纵队司令的刘绍汤。常父说，刘绍汤一定会收她入伍，要她无论如何要自保，保住常家的血脉。
那是1950年5月12日。
第二天，她的父亲、三叔、小叔、二哥，在全城的斗地主大会上被就地正法。常家是腾冲大户，每年光收租子就能收四万多斗米，“是该被斗争清算的人民公敌”。和常家男丁一同被处决的共有20多人，也都是当地大户。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7个月，云南腾冲解放才5个月，新的腾冲县委在征收公粮时受到种种阻挠，还发生了暴乱。从1950年5月起，腾冲县委县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剿匪和减租退押。
除腾冲外，中国西南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平，国民党李弥部、李国辉部正在暗中集结，跨过中缅边界逃亡缅甸组建“复兴部队”。虽是各路人马混杂，因为有抗日远征军26军93师底子，他们一直以93师自居。
常丽芳就是在这时找到了刘绍汤。不久，刘绍汤带着她，和原云南绥靖公署科长马俊回、滇东机场守备司令苏令德等人一并逃往缅甸，投奔李弥。（《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孤军出现在金三角
1950年前后，像常丽芳、刘绍汤这样，先后投奔李弥的云南籍人氏、前国民党残军、边境两侧土司、往来于边境的马帮，多达6000多人。这些人在缅甸、老挝、泰国交界的原始森林中暂时驻扎下来。
1950年初，李弥带着蒋介石的亲命从台北飞回缅甸。李弥要在三国交界处建立“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12月，李弥任“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从台湾回到缅甸的李弥，还从香港带来了原国民党39师少将师长、抗战时期武汉卫戍区司令段希文。段出身云南讲武堂，是朱德和胡志明的校友。
不久，这支受美国资助的军队开始由清迈向中缅边境转运。待残军在人员、补给上得到初步恢复，1951年4月，李弥指挥部队向中国边境上的解放军发动进攻，以失败告终。
于是，李弥便不再急于反攻云南，将精力放到休养生息上。为了给部下灌输反共思想，他开办了反共抗俄大学，自任校长。同时他还开展多种政干培训，常丽芳就在1952年接受了这一训练，并被分配到政干队第三区。
这一时期，李弥还做了一件对日后影响较大的事——修建了机场。
从此，缅北森林边这片空旷场地上，经常有不明国籍的飞机出没，投下食物、军械。有时飞机会在这个简陋的机场降落，走下几名穿美军制服的男人，到森林中考察。
在缅甸萨尔温江以东地区，到1953年已形成了国民党军事区，培养了近两万人，对外号称十万大军。这十万大军不仅背负着“光复大陆”的使命，还听命于美国中情局，联合钦族、印度雇佣军等缅甸反政府武装向缅甸政府发难。
缅政府军在战争中惨败后，以国民党部队侵占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为由，状诉联合国。联合国做出了令李弥部撤军台湾的决议。
1953年7月，蒋介石派蒋经国飞到泰北看望部队并传达指示：“择佳机，图反攻。”
1953年底，台湾当局在撤走5000多人后，对外宣布精锐部队已悉数撤离，余下不听命的部分，不再与台湾有关。但事实上，在缅泰老边界的余留人马，还是为反攻大陆准备的。李弥归台后，1954年台湾派柳元麟赴中南半岛上泰老边境地区江拉重组“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共分五个军，五军军长就是李弥当年从香港带来的段希文。
台湾派来专员整训“志愿军”，扩充军械，壮大人员。这支武装为了地盘和毒品生意，经常和缅泰的各种势力发生武装冲突，与中国边境的解放军也时有磨擦。缅甸政府再一次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1961年，蒋介石宣布第二次从泰国撤军，这次又撤走了5000人。
泰国北部还余下4000人。他们的后代，今天向我讲述这段历史时，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份“密令”，要求“只撤老幼、精干全留”，踞此地建立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
留下来的是云南籍军人居多，在台没有势力和社会关系的3军和5军。他们在政治上被孤立后，又被断绝了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的经济支援，彻底成了孤军。
常丽芳也成为孤军的一员。这一年，她25岁。
正是1961年的第二次撤军，让《自立晚报》的编辑柏杨得知了这支悬在泰国北部的国民党孤军，以邓克保的笔名写成《血战异域十一年》（后改为《异域》）一书，将这群身处死地的军人推进了台湾民众的视野。没过多久，这部披露了台湾当局抛弃残军的小说就成了禁书。但它的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影响了台湾几代人。（《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命运交汇的路口
第二批残军撤台后，为了避开缅军和泰国政府军的追剿，段希文带着5军逃到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傈僳人村子密索隆。密索隆易守难攻，满山的原始森林虽有老虎出没，却可开垦山地。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和发音，段希文给这里取了个吉祥的名字：美斯乐。5军就在这里安下了家。
段希文个人出资办了小学，教授汉字，传授中华文明。自孤军第二次撤台后，从台湾而来的各种援助就随之断绝。段希文明白，反攻大陆已成泡影。上世纪70年代初，他做出了对孤军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宣布“放弃反攻大陆，不与大陆为敌”。
这是孤军在泰国艰难生存的转折点。
这一年是1964年，常丽芳28岁。入泰14年，她早已是一个久经丛林战的女兵。在刘绍汤的撮合下，她与运输队排长马文通结合了。
她后来生了三个儿女。在她女儿马嘉媛的童年回忆里，每个夜晚都看着母亲的劳作入睡，家里堆着似乎永远也缝不完的军用被服、子弹袋、运送粮食的米袋。
因为，孤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定。先是为了地盘与泰国政府军打，站住脚后为了争夺押运毒品的渠道和坤沙的张家军打，最后是为了生存权与泰国共产党打。
孤军经历了多次决定命运的战役。
1970年12月开战的叭当战役，泰国国防部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邀孤军出战。条件是收复叭当后，孤军可成立“泰北民众自卫队”。对孤军来说，有什么比能保留枪支和长期住在美斯乐更诱惑的？
此后5年中，孤军联合泰国政府军6次出征，为泰国政府夺回了叭当，令泰方朝野皆惊。
1980年，69岁的段希文心脏病猝发去世。他的参谋长雷雨田掌管五军。孤军在泰国的命运，走到了决定性的1981年。
今天，美斯乐的泰籍华人还时常提起这一年。在第一代孤军老者口中，它是民国70年或2525年——他们习惯于民国纪年的方式，同时也适应了这个佛国的佛历纪年。
1981年2月16日，孤军再度为泰国政府出征，3月8日取得考牙之战的胜利，泰国内战结束，泰国王室及泰国政府的地位再无威胁。孤军得到的回报是：有战功的和伤亡人员家属可获得泰国身份证。
战后，普密蓬国王走进简陋帐篷里，看望伤员。对尊崇王室的泰国人来说，这是多大的荣耀啊，而这些伤兵们对国王俯下的身子竟然无动于衷。有人告诉国王，他们是不懂泰语的中国人。
泰王至此才知道孤军和政府这桩“参战”与“入籍”的交易。普密篷亲自签发了第一批2000个泰国公民证给这些泰北流浪者，他们子女到了15岁即可入籍泰国。
中国孤军在泰北的窘境由此扭转。他们从此，是生活在山上而不是被困在山上了。（《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新“孤军”
在泰北，有一个可通往美斯乐和满星叠的缉毒检查站，这里被称为“阿卡三角”。此处下山可以通往清莱、清迈乃至曼谷等繁华世界；向右可以进入世外桃源一般的国际观光区美斯乐；向北则是当年大毒枭坤沙的总部。
虽然孤军和后代人通过鲜血铺就了一条下山的路，然而下山的路并不平坦。
常丽芳的女儿马嘉媛出生在1969年，当时山上的小学只能办到4年级。马嘉媛兄妹三人小学4年级以后，就到山下学校就读。
1980年代初，由于港台“送炭到泰北”活动的兴起，台湾方面开始关注到泰北孤军的艰难，每年提供几十个名额，奖励优等生到台湾上大学。常丽芳的两位哥哥都是赶上了这项资助，得以到台湾读大学。
然而到了马嘉媛中学毕业时，泰北华人入台规定却变了：没有华侨身份或泰国公民证的人，不得在台湾升大学。
尽管马嘉媛一满15岁就去申请入籍，但申请了三年还没走完泰政府繁琐的程序。和她一样没有拿到公民证的同龄人，在泰北的唐窝、美斯乐、满堂村等地区还有很多，不少人靠买假护照入台。
由于无法升入台湾的大学，马嘉媛在当地打工。那几年，哥哥们已经在台湾读完大学，拿到了台湾的身份证。这意味着，他们在台湾有了合法的身份，可以公平地工作、参与社会竞争、成家立业、购车买房，享受健保（即医保）。
马嘉媛终于拿到“泰国护照”时，已是1989年。她来到台中就读商专补校，然而，三年后当她从补校毕业时，台湾的政策又变了——持护照的学生不能再申请台湾身份证。台湾方面希望持护照者学成以后能“回到侨居地，在侨居地学以致用，发扬中华文化”（马嘉媛《我的经历》）；更何况当时很多孤军子女手里拿的还是假护照，一经查出就没了任何法律保护。就这样，一批批命运相似的“马嘉媛”滞留在台湾，不能合法打工，也没有护照回泰国，成为新时期的“孤军”。
1995年，台湾星光出版社将回台孤军子女的文章结集，出版了《孤军后人的呐喊——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身份证》一书。其中一位名为陈绍良的男青年写道：“撤军到台湾的子弟，政府照顾得很周到，撤军到泰国的子弟，回到台湾就让我们自生自灭，这合理吗？
本来我们这群孤军后裔想去找民进党员来帮我们处理这件事，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国军子弟，父亲们为了保家卫国，奉献了一生……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他已然无意中记录下1992年民进党对国民党所构成的威胁。
两蒋时期忠贞地受命于“复兴”的军人及后代，在孤苦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中国人”这一概念的认同。
然而，2000年以前，国民党对孤军后人身份合法化的吁求反应迟缓。等到民进党上台，陈水扁推行“去中国化”，又岂能容得下国民党孤军后人居留台湾呢？直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这一历史问题才被推进了一步。（《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天地国亲师
今天的泰北，华人的生活业已发生很大变化，禁毒后的美斯乐，果林茶园成为支柱经济，这块建有皇家佛塔的风水宝地已成国际观光区。
一些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希望孩子们在曼谷、清迈或国外的大学毕业后，回家创业。第二代积累下的财富，第三代正在用于求学。更多的家庭是希望孩子能在外面多挣些钱，家里可以盖起楼房，买得起汽车。
在美斯乐，每年都有不下20户人家往曼谷输送大学生，他们有的从曼谷毕业后又出国留学。从曼谷或清迈的大学毕业后，只有少数孩子愿意回美斯乐来创业。毕竟在曼谷工作机会多，会华文的学生又能找到一份月薪七、八千或上万泰铢的工作。
随着泰北生活的改善、孤军子弟在泰国就业机会的增多，自然地挽留住一部分华人青年。看到收入水平与台湾相当，他们开始也像老一代那样，愿意落地生根。
泰北的中国人家里，都供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他们看上去比中国大陆更恪守这种人类敬畏与感恩的传统，历史与现实，又将泰北华人的家国概念塑造得层次丰富。
两岸和解启动以来，孤军第二代中很多人都参与过和大陆的商贸来往，第三代的发展方向变得多元。一位开茶社的老板告诉我：“孩子发展由他们自己定了，想去大陆发展也行，你们两岸都开始和解了，我们还怕什么；到台湾也可以；留在英国也可以。到清迈也没问题，那儿房租比台北低。回到美斯乐？当然好啊，这里有家嘛”。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从难民到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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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美斯乐人的身份在1981年考牙战役之后，逐年一批一批地从军人转为农民。泰北华人从难民变成公民，他们的第二代又从农民变成商人。
今年54岁的李泰增说自己在妈妈肚里就当兵了，妈妈13岁就从军，是部队里的政工干部。像他这样在母腹中就“当兵”的胎儿是整整一代人。“孤军第二代”，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孤军由游击到定居、由“反共抗俄”到打击泰共、由战争到和平、由难民到公民的全部历程。
李泰增父母都是孤军军人，他和孪生哥哥李泰福出生在孤军败走缅甸的藏身地孟撒。李泰增的父亲，上校参谋长李凤梧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来又入了黄埔军校。孤军中绝大部分人的原籍在云南省，段希文是宜良人，雷雨田是泸西人，还有很多腾冲人。
李泰增珍藏着父母1950年代的结婚照。这场军营婚礼中，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装，旁边立着小花童。他们面朝孙中山先生遗像发出婚誓，婚礼场外，是山峦起伏瘴气遍布的缅北热带丛林。
从缅甸到泰国，从孟安到美斯乐，“孤二代”的母亲们拖儿带女地跟着部队边打边跑，父亲们则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直到1961年段希文麾下的5军发现美斯乐，李文焕的3军定居塘窝。“孤二代”们才有了定居生活。（《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下山
李泰增兄弟在山上一呆就是11年。1969年，刚满16岁的他们下山了。临走前，母亲对他们说：“不管你们去哪里做事，人家都会磨炼你们”。
到曼谷找工作前，李泰增哥俩先去看望段希文将军。老人说，你们还小不要乱跑，赶快去台湾上学。但是他们从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逃课了，哪还想去台湾上学？
这时孤军在泰北最普遍的营生是为毒贩押运货物，动不动还要和坤沙争地盘打一仗。从小和村里人说着云南话长大的兄弟俩，只有到山下去，才能脱离这种无边的半军事生涯。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学过泰文，到曼谷去打工一句泰语也听不懂。
当时孤军孩子基本就这几条路：最好的出路是考试成绩好，能拿到名额去台湾升学；想挣钱就到曼谷去打工；留在山上的，有可能遇到战争就入伍，也有可能从小跑马帮，或者开垦山地。我在美斯乐见到的最年轻的伤残军人，只有44岁，他在1981年考牙山之战中失去了一条腿，那时他16岁。
和李家兄弟一代的孩子中，有上百人到台湾上高中并升入大学。段希文将军的儿子段湄川就是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再回到美斯乐的。也有不少第二代，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台湾，最初，他们能够拿到台湾的身份证，在台湾安居乐业。后来，台湾的政策变了，要侨民学成后回到侨居地，否则在台湾就成为“黑人”，最早在美斯乐开旅馆的贺家华也是孤军第二代，他在台湾期间就当了很多年“黑人”，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拿到身份证。（《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回乡
李泰增兄弟俩在曼谷打了八年工，回到家乡时已是1977年。这时的美斯乐已经开始推广茶园种植。孤军放下武器后，泰国政府派人上来教中国人种茶，台湾“中华救助总会”泰北工作团龚承业团长不仅给美斯乐运送粮食，在自己登机时随身带的箱子里，也藏了400株台湾乌龙茶的茶苗，带到美斯乐。泰国以及台湾方面资助的茶苗，先进行培育，繁育成熟的茶苗每家发200株。李泰增的父辈们就这样在泰北开辟出了茶园。
但是李氏兄弟并没有投身茶园，李泰增用8年攒下的钱买了辆车，往山下运山产，前三次赚的钱，在第四次生意中被骗光。后来又借钱买设备做笋干，结果又被骗。
刚结婚的李泰增这时已经欠了十万泰铢的巨债，为了养家，他到鸡场拉鸡肥倒卖，挣到钱后又开始跑运输。这一年他27岁。
与李泰增年纪相仿的伍丕荣，没有那么折腾，他跟着父亲多年来只从事同一种劳作：垦荒。伍丕荣不是孤军的后人，他的父亲在60年前是一位马帮商人，跟着这支军队边做生意边流浪，来到了金三角。等孩子们大了，父亲停了生意，带着儿子们开垦荒山。
现在，伍丕荣的茶园是美斯乐最大的茶园之一。今天，伍丕荣站在他几千莱（1莱相当于1600平方米）的茶山上，指着对面一阶平整的梯田告诉我：“当年柏杨就站在那块果园里，我就在他旁边”。 （《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机遇
1980年代初，台湾当局考虑到孤军老兵生活困苦，计划把美斯乐开发成观光区，决定在美斯乐山区的高处，盖旅馆和餐厅，赚的钱老兵按股分红。台湾当局出资5万美金，孤军老兵们也筹一部分钱入股。美斯乐标志性建筑之一，樱花丽所旅馆餐厅就是这时动工的。
李泰增从1983年开始给樱花丽所拉砂石，一天拉四五趟，晚上七八点他的卡车还在山路上颠簸。一位股东看他很卖力，就让他到酒店管理杂务，工作算是能稳定下来了。
到了1980年代中期，美斯乐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餐厅建成了。很多泰国客人和外国客人都开着车到美斯乐山上度假，看传说中的老兵。
酒店开设了一家小咖啡厅，李泰增找人来这里驻唱，自己也进去换班唱歌。他的人际关系就是从这个小咖啡厅里发展出来的。
泰国人玩起来昼夜不分。客人玩到半夜不能下山了，李泰增就带他们到中央大街上，挨个敲门，要村民们招待客人住下。美斯乐中央大街上现在最兴盛的旅店街，就是这样一步步带起来的。1981年以前，孤军们经常走过这条街，去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
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的李泰增身体开始吃不消，却没看到太大的经营收益。他开始想自己办一家旅店。他现在经营的风雅轩原来是个仓库，可是当年他连同时盖两间旅店的钱都不够。
就在这时，朗邦一位喜欢听他唱歌的警察副总巡上山来。这位警官找到李泰增，问他在家想做什么，李泰增说想盖房子。警官又问，你计划盖什么？他说，我想管理山上的茶园，再盖十栋别墅，盖能住80个人的团体房。
第二天，他的银行户头里多了60万泰铢。
1990年，美斯乐变成了合法村。民主选举时，李泰增被选为副乡长，分管治安。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干就是十多年。
最初的选举很有趣。李泰增和段湄川作为候选人，要背对着选民而站，选举由另一个县的县长来主持。选民支持谁，就坐到谁的背后去。
据说，上级看好的段湄川背后没有什么人，而李泰增背后走过来一群人。负责选举的官员坐不住了，跑过去把李氏背后的人往段氏背后驱赶。最后，段湄川当选乡长，李泰增当选副乡长。
当了多年副乡长后，2004年他参选乡议员，又当了5年乡议员。“我喜欢搞（各种事），”李泰增说。（《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转型
喜欢搞各种事的李泰增要求提前退休了，但政府舍不得看李泰增空闲下来，不断拉他出来去开发市场。现在的美斯乐，有几家上千莱的大型茶园、有几十座家庭规模茶厂、有几十家茶社、有十来家旅馆、还有搞旅行观光的马队。他们的管理者都是一群五十来岁吃过苦见过世面的孤军第二代。
美斯乐人的身份在1981年考牙战役之后，逐年一批一批地从军人转为农民。泰北华人从难民变成公民，他们的第二代又从农民变成商人。商业转型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这个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的长治久安。
全面禁毒后，美斯乐固定了三大支柱产业，旅游、茶叶和蔬菜。
这里的茶叶一年六采，品质上乘，只因制作工艺不如台湾，所以只能把原料卖往台湾，由台湾加工后制成“高山茶”、“乌龙茶”行销各地。美斯乐还有一个村专种咖啡。这里的气候很适合种植咖啡，出产的咖啡品质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泰北咖啡烘焙技术不好。这也是第二代人在美斯乐商业转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他们不愿意只做原料供应商，想打出自己的品牌。
伍丕荣这样归纳他们这代人：“美斯乐一般的家庭都是饱吃饱用，小孩子都能上学。但是要想大发大富，也不可能。”
在美斯乐，第二代人开始谨慎地对待富裕，这里还没有富二代的概念。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密林深处 弦歌未绝
2010-06-24 12:42
《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在泰北，有很多带有“华”字的学校，除了兴华，还有华兴、新华、建华、复华等，每一个“华”字背后都是一部在异国他乡为文化血脉存亡续绝的艰难史。
1962年,泰北孤军首领段希文在美斯乐划了一片地，在深山里建起了“兴华学校”。
这所学校是段希文自己掏腰包办起来的。这之前，军中的孩子们从落地开始就随大人在炮火中东奔西走，无一日安宁。孤军在1961年退到泰北，在美斯乐找到了落脚点。人们找了块荒地，用竹篱笆圈了个院，拿茅草竹子搭一间草屋，就是校舍；再从军中抽几个识字的教官，放下枪械拿起教鞭，就是老师；十多个来自军中和周围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几岁到十几岁不等，都挤进一间屋里，从一个个的汉字开始，触摸中华文明。
半个世纪以来，兴华学校从小学发展成了今日的“美斯乐兴华中学”。在泰北，有很多带有“华”字的学校，除了兴华，还有华兴、新华、建华、复华等，每一个“华”字背后都是一部在异国他乡为文化血脉存亡续绝的艰难史。（《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森林里的学校
自从1961年孤军第二次撤台以后，孤军作为一个整体，似乎为世界所遗忘。直到80年代初，柏杨和香港的曾醒明先后来美斯乐探访，这所原始森林中的学校才被公诸于世，引起世人关注。
1982年，曾醒明还是香港无线公关部的普通职员。因为早年看过柏杨的《异域》，年轻的曾醒明一直想实地看看这个神秘的地方。他听说一位叫林季平的教授到过泰北，就联系上林教授。1982年11月，曾醒明和香港莒光文化服务中心四位义工带上十几大袋文具和粮食，自费踏上了寻访美斯乐之路。
他们到清迈拿着林教授的信和柏杨的书找到陈茂修将军时，老人很吃惊。泰北之于1980年代的香港来说，是个陌生而遥不可及的所在，他们是港台地区最早进入美斯乐的志愿者。第二天，曾醒明等5位义工带着陈将军开出的通行证进入了原始森林。
他们是顺着密林中传出的一阵朗读声寻找到兴华学校的。密林中的这一幕惊呆了他们：在林地中央，搭着一座简陋的草棚，里面一面黑板上写着汉字，地上坐着一群衣不蔽体的孩子，正跟着老师学习这种传承千年的文字。
这里没有电，水是用竹筒从山上引下的泉水，吃的是野菜粗盐和辣椒。被震惊的曾醒明倾己所有，把能留下的钱和带来的书本全部留给了孩子们。回到香港后，曾醒明和义工们又为美斯乐空邮了300本汉字字典。直到今天，字典也是泰北最需要的物资。
93师后人在泰北的窘境在曾醒明们回港后被披露出来，全港震动；在台湾，20世纪80年代初，柏杨的《金三角·边区·荒城》再次把孤军窘况推到世人面前。于是，一项名为“送炭到泰北”的慈善活动在港台地区风起云涌，持续至今。台湾当局通过民间组织“救总”（“中华救助总会”），向美斯乐提供了近20年的物资及办学资助，直到陈水扁上台推行“去中国化”才一度停顿。
了解到美斯乐的教育情况后，台湾方面“侨委会”为美斯乐的孩子打开一扇求学之门：兴华中学每年可保送40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到台湾升大学。
然而好景不长，泰国政府于1985年开始在这个多民族国家推行“泰化政策”，在泰国各地实行国民义务教育。华文学校被勒令关闭，一禁就是八年。（《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八年转战
关闭华文学校，对已有一千多名学生的兴华中学（当时已由小学发展成中学）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校园被泰国政府没收，改为国民学校（即泰文学校），继续说中文教汉字者，当罪犯法办。
此时兴华中学名气已盛，学生不仅有孤军后人，还有曼谷、清迈、清莱甚至从缅甸、老挝等周边国家远道而来的华人后代。学校关闭之后，学生们只好回家，只剩下十多个美斯乐的孩子和十几位华文老师。
汉语教学变成“地下活动”。早上五点到七点，孩子们就爬起来到临时性的棚子里学汉语，白天进泰文学校上学。晚上七点以后再偷偷地跑去上汉语课。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的教室都需临时指定，不停变换地点。
尽管这样，还是常被上山突击检查的政府军队抓到，兴华学校杨春达校长被抓进去好几次。由于兴华学校意志坚强“屡教不改”，后来军队即便经常发现师生在课余集中起来教汉语，但只要把书藏起来，军人们也就走走过场不再故意为难华人。
这种风声鹤唳四处转战学中文的日子，一直到了1993年才有所改变。
然而，兴华中学早在八年前被收归为泰文学校，这所华文学校已经“名存实亡”。师生们只能租用已归国民学校所有的原校校园，开办华文夜校，在晚上上课。“白天上泰文，晚上上华文”，这句我一到泰北就听过无数遍的话，原来就典出此处。泰北的孩子，课业负担极重，一天12节课。老师告诉我们，学生下午四点放学回家，如果父母来不及做饭，就饿着肚子再到华文学校上课，年幼的孩子又饿又累，有时就在课堂上睡着了。即便这样，他们也没有放弃学汉语。
今天，汉语和中华文化在泰国受到重视，得益于一位汉学学养渊深的泰国女性——诗琳通公主。泰北华人亲切地称她“二公主”。
诗琳通公主1980年起，先后师从9位中国大使馆选派的中文教师，学习中国文化，50岁那年还到北京大学研习过。由于她对汉语拼音、普通话和中文简体字的使用和提倡，泰国不断掀起“中国文化热”。她还译出100多首唐诗宋词，出版过两本唐宋诗词的译本集。
由于二公主对汉语的推动，泰国政府开始将华文列为国民中学必修科，并逐步把华校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一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学校在泰国的法律地位就是获准兼教外文（华文）的民办学校，泰国政府资助近一半的办学经费，教育部门承认文凭，华文成绩计入国民学校高中外语成绩、升学时作为外语成绩依据。对于华人聚居区来说，这项教育政策非常重要。（《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星空下的学校
晚上五点多钟，天色渐渐转暗，大山沉默了下来。坐落在一块山地上的华兴小学，除了三间教室里传出的灯光和读书声，打破了傍晚的静寂。
这是我们在泰北寻访到的唯一不收学费的华文学校。校长李云良五十多岁，黝黑皮肤，中等个头，高眉骨，他也是这个村的村长。李村长一家是1950年代从缅甸来到美斯乐的，现在李家已经有了第五代，第三代开始有人到台湾升学、工作。
李校长没上过学，他希望下一代能有文化，就在村里拿出一块地建了这个华文小学，免费为全村大大小小的孩子提供教育。这些年，学校全部开支由前议员李泰增负担。
我借着暗下去的天光辨认着教室外墙上的校训：“悲 智 行 愿”。还有一堵墙上写着两个大字：“和谐”。
课间，走出来一位年轻女教师，她叫李凤珍。李老师白天在“泰北义民文史馆”做翻译讲解工作，晚上才到华兴小学授课。李老师祖籍云南，普通话有些云南味。她的学生，从6到18岁各年龄段都有，不以年龄编班，以程度来分年级。考试合格的毕业生相当于华文小学毕业程度。
李老师说，这几年中泰两国的商贸交流激增，来泰国投资的中资机构在泰国迅速扩展，中国老板和泰国老板都更喜欢招有汉语特长的人才。目前在曼谷和清迈等大城市，会中文的人比会英文的人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征得老师同意，我趁课间走进了教室。白板上写着蓝色的汉字，一道填空题是“(日)十(月)=明 (明天)”，这是小学一年级在学识字组词。墙上贴着目前台湾正在使用的注音音标。学生们的课本是台湾提供的，使用繁体字和注音。
我问李老师学校是不是也教简体字，李老师告诉我，台湾“侨委会”资助的教材都是繁体字版，但是他们现在更想要简体字课本。泰北和中国云南省交往频繁，也非常需要有汉语拼音的图书，汉语拼音采用罗马字母更容易教和学。李老师的同事傅琪春老师来自缅甸东枝，她1982年到1990年在缅甸上小学时，用的是台湾课本，1990年上中学以后用的就是云南课本，所以对简体字和汉语拼音非常熟悉。缅甸的学校一般是自行选择课本，考虑到现在国际上都通用简体汉字和汉语拼音，所以缅甸不少学校选用云南教材。
李老师和傅老师一再告诉我，在泰北得到一本简体字、有汉语拼音的大陆教材或看图识字书很不容易。一旦得到，大家都抢着复印，复印件继续被人拿去复印。（《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让教育超越意识形态
台湾从1980年代起就对泰北进行着长期的支援，除了“救总”在农业和经济上支援，一些教育机构常年组织老师组成志工团体，利用暑假对泰北教师分批辅导。一份叫做《泰北文教组》的资料显示，辅导的内容不仅包括汉语，还有电脑、数学、正音(校正汉语的发音)、绘本、书法、POP海报、国文深究、音乐（识简谱并掌握一种乐器）等。
在泰北的华文学校，学生们朗读台湾送来的课本，朗读学校自选的科目有：《弟子规》、《三字经》、《千字诗》、《百家姓》、《唐诗三百首》、《释迦牟尼佛传》，纳入背诵比赛的是《弟子规》和《三字经》。
泰北华裔对台湾的感情，不仅来自于老一辈孤军的历史情缘，同时还有台湾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们长达20多年的手足提携。对中国大陆的教育援助，泰北教育界领导层一直抱着婉拒和观望的态度，但是民间却非常欢迎。
随着台湾民进党的上台，陈水扁推行“去中国化”，怎么可能再向泰北的华人提供教育援助呢？泰北的华文教育受到严重波及。祖国大陆和西南各省政府曾经多次努力从经济、教育多方面协助泰北，可是一些学校慑于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谢绝了各种形式的帮助。
当然也有老师认为可以“不谈政治，只谈文字，谈生活。”兴华中学校董马明星认为，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一家人，“这些历史伤痛，就不要带到孩子身上了。”
这个特殊的人群60年来一直处在历史的伤口，为中华文化之脉在异国土地上的存亡续绝而挣扎。在这块创伤缓慢的愈合过程中，需要一个足够的自我修复时间，需要来自同缘的输血，需要信任和宽怀。最需要的，是对选择和自由的尊重。正如柏杨在《重返异域》一书序中所说：“从生死边缘走过，重建安康，是一个不容易的奋斗过程，需要多少人的援手？内心的文化建设，在荒芜残破的绝地，累积成同中有异的新认同，其中有文化传承的递嬗，又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建设，这需要热心人士的奔走号呼，和不同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在遥远的泰北，华人仍然在努力地，想要翻越由政治和地理造成的心理和文化断层。他们与多民族的泰国融合时，一刻也没丢下世代相传的中华文明。美斯乐的“家长”、94岁雷雨田将军，在提到泰北华人自我认同时，一次次地对我重复：“我们是中国女儿、泰国媳妇，我们在泰国做得好，娘家脸上才好看”。
目前，泰北100所华文学校共有两万余名学生，教师不到1000名。一些规模小的华文学校只有一两间教室，一两位老师。香港无线外事部副总监曾醒明告诉我：“对山区老师进行培训，台湾比香港做得好，香港很少有人能这么吃苦和坚定，我倒是建议大陆的退休老师，50多岁，年龄还不算太大，可以到泰北传播中华文化”。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默认分类 2010-06-23 11:27:52 阅读1518 评论7 字号：大中小
50多年前从中国大西南败退到泰缅寮边区的原国民党93师，为世所遗、孤立无援，只能靠为泰国政府征战，用血肉换取栖身泰北荒山的生存权。作家柏杨的一段题词道尽他们的悲惨命运：“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他们在丛莽中建立起难民村，度过半原始的艰苦岁月，在泰北原始森林里繁衍生息。美斯乐就是他们的聚居村落之一。
飘零异域、倥偬半世纪的孤军甫一找到安身之处，便开办学校，让孩子们学习中文，在这荒芜残破的绝地，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时至今日，在遥远的泰北，华人仍在努力地，想要翻越由政治和地理造成的心理和文化断层。他们与多民族的泰国融合时，一刻也没丢下世代相传的中华文明。正如美斯乐的“家长”、94岁雷雨田将军，在提到泰北华人自我认同时，一次次重复的话语：“我们是中国女儿、泰国媳妇。”（《看历史》2010年6月刊）
泰北孤军的前世今生
《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50多年前，原国民党93师从中国大西南败退到泰缅寮边区，伺机“反攻大陆”。随着形势转变，先后两次撤往台湾后，余下数千人，辗转流落在丛莽里。他们前无出路，后无援助，靠为泰国政府征战，换取在泰北荒山的生存权，最终在美斯乐扎下了根。
14岁的常丽芳，匆匆到乡公所见了父亲一面，关在乡公所的父亲叮嘱她快跑，去找常家世交、原国民党腾冲县县长，抗日时期曾任滇康缅游击第二路纵队司令的刘绍汤。常父说，刘绍汤一定会收她入伍，要她无论如何要自保，保住常家的血脉。
那是1950年5月12日。
第二天，她的父亲、三叔、小叔、二哥，在全城的斗地主大会上被就地正法。常家是腾冲大户，每年光收租子就能收四万多斗米，“是该被斗争清算的人民公敌”。和常家男丁一同被处决的共有20多人，也都是当地大户。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7个月，云南腾冲解放才5个月，新的腾冲县委在征收公粮时受到种种阻挠，还发生了暴乱。从1950年5月起，腾冲县委县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剿匪和减租退押。
除腾冲外，中国西南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平，国民党李弥部、李国辉部正在暗中集结，跨过中缅边界逃亡缅甸组建“复兴部队”。虽是各路人马混杂，因为有抗日远征军26军93师底子，他们一直以93师自居。
常丽芳就是在这时找到了刘绍汤。不久，刘绍汤带着她，和原云南绥靖公署科长马俊回、滇东机场守备司令苏令德等人一并逃往缅甸，投奔李弥。（《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孤军出现在金三角
1950年前后，像常丽芳、刘绍汤这样，先后投奔李弥的云南籍人氏、前国民党残军、边境两侧土司、往来于边境的马帮，多达6000多人。这些人在缅甸、老挝、泰国交界的原始森林中暂时驻扎下来。
1950年初，李弥带着蒋介石的亲命从台北飞回缅甸。李弥要在三国交界处建立“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12月，李弥任“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从台湾回到缅甸的李弥，还从香港带来了原国民党39师少将师长、抗战时期武汉卫戍区司令段希文。段出身云南讲武堂，是朱德和胡志明的校友。
不久，这支受美国资助的军队开始由清迈向中缅边境转运。待残军在人员、补给上得到初步恢复，1951年4月，李弥指挥部队向中国边境上的解放军发动进攻，以失败告终。
于是，李弥便不再急于反攻云南，将精力放到休养生息上。为了给部下灌输反共思想，他开办了反共抗俄大学，自任校长。同时他还开展多种政干培训，常丽芳就在1952年接受了这一训练，并被分配到政干队第三区。
这一时期，李弥还做了一件对日后影响较大的事——修建了机场。
从此，缅北森林边这片空旷场地上，经常有不明国籍的飞机出没，投下食物、军械。有时飞机会在这个简陋的机场降落，走下几名穿美军制服的男人，到森林中考察。
在缅甸萨尔温江以东地区，到1953年已形成了国民党军事区，培养了近两万人，对外号称十万大军。这十万大军不仅背负着“光复大陆”的使命，还听命于美国中情局，联合钦族、印度雇佣军等缅甸反政府武装向缅甸政府发难。
缅政府军在战争中惨败后，以国民党部队侵占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为由，状诉联合国。联合国做出了令李弥部撤军台湾的决议。
1953年7月，蒋介石派蒋经国飞到泰北看望部队并传达指示：“择佳机，图反攻。”
1953年底，台湾当局在撤走5000多人后，对外宣布精锐部队已悉数撤离，余下不听命的部分，不再与台湾有关。但事实上，在缅泰老边界的余留人马，还是为反攻大陆准备的。李弥归台后，1954年台湾派柳元麟赴中南半岛上泰老边境地区江拉重组“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共分五个军，五军军长就是李弥当年从香港带来的段希文。
台湾派来专员整训“志愿军”，扩充军械，壮大人员。这支武装为了地盘和毒品生意，经常和缅泰的各种势力发生武装冲突，与中国边境的解放军也时有磨擦。缅甸政府再一次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1961年，蒋介石宣布第二次从泰国撤军，这次又撤走了5000人。
泰国北部还余下4000人。他们的后代，今天向我讲述这段历史时，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份“密令”，要求“只撤老幼、精干全留”，踞此地建立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
留下来的是云南籍军人居多，在台没有势力和社会关系的3军和5军。他们在政治上被孤立后，又被断绝了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的经济支援，彻底成了孤军。
常丽芳也成为孤军的一员。这一年，她25岁。
正是1961年的第二次撤军，让《自立晚报》的编辑柏杨得知了这支悬在泰国北部的国民党孤军，以邓克保的笔名写成《血战异域十一年》（后改为《异域》）一书，将这群身处死地的军人推进了台湾民众的视野。没过多久，这部披露了台湾当局抛弃残军的小说就成了禁书。但它的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影响了台湾几代人。（《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命运交汇的路口
第二批残军撤台后，为了避开缅军和泰国政府军的追剿，段希文带着5军逃到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傈僳人村子密索隆。密索隆易守难攻，满山的原始森林虽有老虎出没，却可开垦山地。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和发音，段希文给这里取了个吉祥的名字：美斯乐。5军就在这里安下了家。
段希文个人出资办了小学，教授汉字，传授中华文明。自孤军第二次撤台后，从台湾而来的各种援助就随之断绝。段希文明白，反攻大陆已成泡影。上世纪70年代初，他做出了对孤军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宣布“放弃反攻大陆，不与大陆为敌”。
这是孤军在泰国艰难生存的转折点。
这一年是1964年，常丽芳28岁。入泰14年，她早已是一个久经丛林战的女兵。在刘绍汤的撮合下，她与运输队排长马文通结合了。
她后来生了三个儿女。在她女儿马嘉媛的童年回忆里，每个夜晚都看着母亲的劳作入睡，家里堆着似乎永远也缝不完的军用被服、子弹袋、运送粮食的米袋。
因为，孤军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定。先是为了地盘与泰国政府军打，站住脚后为了争夺押运毒品的渠道和坤沙的张家军打，最后是为了生存权与泰国共产党打。
孤军经历了多次决定命运的战役。
1970年12月开战的叭当战役，泰国国防部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邀孤军出战。条件是收复叭当后，孤军可成立“泰北民众自卫队”。对孤军来说，有什么比能保留枪支和长期住在美斯乐更诱惑的？
此后5年中，孤军联合泰国政府军6次出征，为泰国政府夺回了叭当，令泰方朝野皆惊。
1980年，69岁的段希文心脏病猝发去世。他的参谋长雷雨田掌管五军。孤军在泰国的命运，走到了决定性的1981年。
今天，美斯乐的泰籍华人还时常提起这一年。在第一代孤军老者口中，它是民国70年或2525年——他们习惯于民国纪年的方式，同时也适应了这个佛国的佛历纪年。
1981年2月16日，孤军再度为泰国政府出征，3月8日取得考牙之战的胜利，泰国内战结束，泰国王室及泰国政府的地位再无威胁。孤军得到的回报是：有战功的和伤亡人员家属可获得泰国身份证。
战后，普密蓬国王走进简陋帐篷里，看望伤员。对尊崇王室的泰国人来说，这是多大的荣耀啊，而这些伤兵们对国王俯下的身子竟然无动于衷。有人告诉国王，他们是不懂泰语的中国人。
泰王至此才知道孤军和政府这桩“参战”与“入籍”的交易。普密篷亲自签发了第一批2000个泰国公民证给这些泰北流浪者，他们子女到了15岁即可入籍泰国。
中国孤军在泰北的窘境由此扭转。他们从此，是生活在山上而不是被困在山上了。（《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新“孤军”
在泰北，有一个可通往美斯乐和满星叠的缉毒检查站，这里被称为“阿卡三角”。此处下山可以通往清莱、清迈乃至曼谷等繁华世界；向右可以进入世外桃源一般的国际观光区美斯乐；向北则是当年大毒枭坤沙的总部。
虽然孤军和后代人通过鲜血铺就了一条下山的路，然而下山的路并不平坦。
常丽芳的女儿马嘉媛出生在1969年，当时山上的小学只能办到4年级。马嘉媛兄妹三人小学4年级以后，就到山下学校就读。
1980年代初，由于港台“送炭到泰北”活动的兴起，台湾方面开始关注到泰北孤军的艰难，每年提供几十个名额，奖励优等生到台湾上大学。常丽芳的两位哥哥都是赶上了这项资助，得以到台湾读大学。
然而到了马嘉媛中学毕业时，泰北华人入台规定却变了：没有华侨身份或泰国公民证的人，不得在台湾升大学。
尽管马嘉媛一满15岁就去申请入籍，但申请了三年还没走完泰政府繁琐的程序。和她一样没有拿到公民证的同龄人，在泰北的唐窝、美斯乐、满堂村等地区还有很多，不少人靠买假护照入台。
由于无法升入台湾的大学，马嘉媛在当地打工。那几年，哥哥们已经在台湾读完大学，拿到了台湾的身份证。这意味着，他们在台湾有了合法的身份，可以公平地工作、参与社会竞争、成家立业、购车买房，享受健保（即医保）。
马嘉媛终于拿到“泰国护照”时，已是1989年。她来到台中就读商专补校，然而，三年后当她从补校毕业时，台湾的政策又变了——持护照的学生不能再申请台湾身份证。台湾方面希望持护照者学成以后能“回到侨居地，在侨居地学以致用，发扬中华文化”（马嘉媛《我的经历》）；更何况当时很多孤军子女手里拿的还是假护照，一经查出就没了任何法律保护。就这样，一批批命运相似的“马嘉媛”滞留在台湾，不能合法打工，也没有护照回泰国，成为新时期的“孤军”。
1995年，台湾星光出版社将回台孤军子女的文章结集，出版了《孤军后人的呐喊——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身份证》一书。其中一位名为陈绍良的男青年写道：“撤军到台湾的子弟，政府照顾得很周到，撤军到泰国的子弟，回到台湾就让我们自生自灭，这合理吗？
本来我们这群孤军后裔想去找民进党员来帮我们处理这件事，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国军子弟，父亲们为了保家卫国，奉献了一生……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他已然无意中记录下1992年民进党对国民党所构成的威胁。
两蒋时期忠贞地受命于“复兴”的军人及后代，在孤苦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中国人”这一概念的认同。
然而，2000年以前，国民党对孤军后人身份合法化的吁求反应迟缓。等到民进党上台，陈水扁推行“去中国化”，又岂能容得下国民党孤军后人居留台湾呢？直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这一历史问题才被推进了一步。（《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天地国亲师
今天的泰北，华人的生活业已发生很大变化，禁毒后的美斯乐，果林茶园成为支柱经济，这块建有皇家佛塔的风水宝地已成国际观光区。
一些经济相对富裕的家庭希望孩子们在曼谷、清迈或国外的大学毕业后，回家创业。第二代积累下的财富，第三代正在用于求学。更多的家庭是希望孩子能在外面多挣些钱，家里可以盖起楼房，买得起汽车。
在美斯乐，每年都有不下20户人家往曼谷输送大学生，他们有的从曼谷毕业后又出国留学。从曼谷或清迈的大学毕业后，只有少数孩子愿意回美斯乐来创业。毕竟在曼谷工作机会多，会华文的学生又能找到一份月薪七、八千或上万泰铢的工作。
随着泰北生活的改善、孤军子弟在泰国就业机会的增多，自然地挽留住一部分华人青年。看到收入水平与台湾相当，他们开始也像老一代那样，愿意落地生根。
泰北的中国人家里，都供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他们看上去比中国大陆更恪守这种人类敬畏与感恩的传统，历史与现实，又将泰北华人的家国概念塑造得层次丰富。
两岸和解启动以来，孤军第二代中很多人都参与过和大陆的商贸来往，第三代的发展方向变得多元。一位开茶社的老板告诉我：“孩子发展由他们自己定了，想去大陆发展也行，你们两岸都开始和解了，我们还怕什么；到台湾也可以；留在英国也可以。到清迈也没问题，那儿房租比台北低。回到美斯乐？当然好啊，这里有家嘛”。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从难民到商人
默认分类 2010-06-23 11:30:14 阅读425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美斯乐人的身份在1981年考牙战役之后，逐年一批一批地从军人转为农民。泰北华人从难民变成公民，他们的第二代又从农民变成商人。
今年54岁的李泰增说自己在妈妈肚里就当兵了，妈妈13岁就从军，是部队里的政工干部。像他这样在母腹中就“当兵”的胎儿是整整一代人。“孤军第二代”，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孤军由游击到定居、由“反共抗俄”到打击泰共、由战争到和平、由难民到公民的全部历程。
李泰增父母都是孤军军人，他和孪生哥哥李泰福出生在孤军败走缅甸的藏身地孟撒。李泰增的父亲，上校参谋长李凤梧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后来又入了黄埔军校。孤军中绝大部分人的原籍在云南省，段希文是宜良人，雷雨田是泸西人，还有很多腾冲人。
李泰增珍藏着父母1950年代的结婚照。这场军营婚礼中，新娘披婚纱，新郎穿西装，旁边立着小花童。他们面朝孙中山先生遗像发出婚誓，婚礼场外，是山峦起伏瘴气遍布的缅北热带丛林。
从缅甸到泰国，从孟安到美斯乐，“孤二代”的母亲们拖儿带女地跟着部队边打边跑，父亲们则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直到1961年段希文麾下的5军发现美斯乐，李文焕的3军定居塘窝。“孤二代”们才有了定居生活。（《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下山
李泰增兄弟在山上一呆就是11年。1969年，刚满16岁的他们下山了。临走前，母亲对他们说：“不管你们去哪里做事，人家都会磨炼你们”。
到曼谷找工作前，李泰增哥俩先去看望段希文将军。老人说，你们还小不要乱跑，赶快去台湾上学。但是他们从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逃课了，哪还想去台湾上学？
这时孤军在泰北最普遍的营生是为毒贩押运货物，动不动还要和坤沙争地盘打一仗。从小和村里人说着云南话长大的兄弟俩，只有到山下去，才能脱离这种无边的半军事生涯。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学过泰文，到曼谷去打工一句泰语也听不懂。
当时孤军孩子基本就这几条路：最好的出路是考试成绩好，能拿到名额去台湾升学；想挣钱就到曼谷去打工；留在山上的，有可能遇到战争就入伍，也有可能从小跑马帮，或者开垦山地。我在美斯乐见到的最年轻的伤残军人，只有44岁，他在1981年考牙山之战中失去了一条腿，那时他16岁。
和李家兄弟一代的孩子中，有上百人到台湾上高中并升入大学。段希文将军的儿子段湄川就是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再回到美斯乐的。也有不少第二代，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台湾，最初，他们能够拿到台湾的身份证，在台湾安居乐业。后来，台湾的政策变了，要侨民学成后回到侨居地，否则在台湾就成为“黑人”，最早在美斯乐开旅馆的贺家华也是孤军第二代，他在台湾期间就当了很多年“黑人”，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拿到身份证。（《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回乡
李泰增兄弟俩在曼谷打了八年工，回到家乡时已是1977年。这时的美斯乐已经开始推广茶园种植。孤军放下武器后，泰国政府派人上来教中国人种茶，台湾“中华救助总会”泰北工作团龚承业团长不仅给美斯乐运送粮食，在自己登机时随身带的箱子里，也藏了400株台湾乌龙茶的茶苗，带到美斯乐。泰国以及台湾方面资助的茶苗，先进行培育，繁育成熟的茶苗每家发200株。李泰增的父辈们就这样在泰北开辟出了茶园。
但是李氏兄弟并没有投身茶园，李泰增用8年攒下的钱买了辆车，往山下运山产，前三次赚的钱，在第四次生意中被骗光。后来又借钱买设备做笋干，结果又被骗。
刚结婚的李泰增这时已经欠了十万泰铢的巨债，为了养家，他到鸡场拉鸡肥倒卖，挣到钱后又开始跑运输。这一年他27岁。
与李泰增年纪相仿的伍丕荣，没有那么折腾，他跟着父亲多年来只从事同一种劳作：垦荒。伍丕荣不是孤军的后人，他的父亲在60年前是一位马帮商人，跟着这支军队边做生意边流浪，来到了金三角。等孩子们大了，父亲停了生意，带着儿子们开垦荒山。
现在，伍丕荣的茶园是美斯乐最大的茶园之一。今天，伍丕荣站在他几千莱（1莱相当于1600平方米）的茶山上，指着对面一阶平整的梯田告诉我：“当年柏杨就站在那块果园里，我就在他旁边”。 （《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机遇
1980年代初，台湾当局考虑到孤军老兵生活困苦，计划把美斯乐开发成观光区，决定在美斯乐山区的高处，盖旅馆和餐厅，赚的钱老兵按股分红。台湾当局出资5万美金，孤军老兵们也筹一部分钱入股。美斯乐标志性建筑之一，樱花丽所旅馆餐厅就是这时动工的。
李泰增从1983年开始给樱花丽所拉砂石，一天拉四五趟，晚上七八点他的卡车还在山路上颠簸。一位股东看他很卖力，就让他到酒店管理杂务，工作算是能稳定下来了。
到了1980年代中期，美斯乐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餐厅建成了。很多泰国客人和外国客人都开着车到美斯乐山上度假，看传说中的老兵。
酒店开设了一家小咖啡厅，李泰增找人来这里驻唱，自己也进去换班唱歌。他的人际关系就是从这个小咖啡厅里发展出来的。
泰国人玩起来昼夜不分。客人玩到半夜不能下山了，李泰增就带他们到中央大街上，挨个敲门，要村民们招待客人住下。美斯乐中央大街上现在最兴盛的旅店街，就是这样一步步带起来的。1981年以前，孤军们经常走过这条街，去参加大大小小的战斗。
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的李泰增身体开始吃不消，却没看到太大的经营收益。他开始想自己办一家旅店。他现在经营的风雅轩原来是个仓库，可是当年他连同时盖两间旅店的钱都不够。
就在这时，朗邦一位喜欢听他唱歌的警察副总巡上山来。这位警官找到李泰增，问他在家想做什么，李泰增说想盖房子。警官又问，你计划盖什么？他说，我想管理山上的茶园，再盖十栋别墅，盖能住80个人的团体房。
第二天，他的银行户头里多了60万泰铢。
1990年，美斯乐变成了合法村。民主选举时，李泰增被选为副乡长，分管治安。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干就是十多年。
最初的选举很有趣。李泰增和段湄川作为候选人，要背对着选民而站，选举由另一个县的县长来主持。选民支持谁，就坐到谁的背后去。
据说，上级看好的段湄川背后没有什么人，而李泰增背后走过来一群人。负责选举的官员坐不住了，跑过去把李氏背后的人往段氏背后驱赶。最后，段湄川当选乡长，李泰增当选副乡长。
当了多年副乡长后，2004年他参选乡议员，又当了5年乡议员。“我喜欢搞（各种事），”李泰增说。（《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转型
喜欢搞各种事的李泰增要求提前退休了，但政府舍不得看李泰增空闲下来，不断拉他出来去开发市场。现在的美斯乐，有几家上千莱的大型茶园、有几十座家庭规模茶厂、有几十家茶社、有十来家旅馆、还有搞旅行观光的马队。他们的管理者都是一群五十来岁吃过苦见过世面的孤军第二代。
美斯乐人的身份在1981年考牙战役之后，逐年一批一批地从军人转为农民。泰北华人从难民变成公民，他们的第二代又从农民变成商人。商业转型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这个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的长治久安。
全面禁毒后，美斯乐固定了三大支柱产业，旅游、茶叶和蔬菜。
这里的茶叶一年六采，品质上乘，只因制作工艺不如台湾，所以只能把原料卖往台湾，由台湾加工后制成“高山茶”、“乌龙茶”行销各地。美斯乐还有一个村专种咖啡。这里的气候很适合种植咖啡，出产的咖啡品质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泰北咖啡烘焙技术不好。这也是第二代人在美斯乐商业转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他们不愿意只做原料供应商，想打出自己的品牌。
伍丕荣这样归纳他们这代人：“美斯乐一般的家庭都是饱吃饱用，小孩子都能上学。但是要想大发大富，也不可能。”
在美斯乐，第二代人开始谨慎地对待富裕，这里还没有富二代的概念。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密林深处 弦歌未绝
2010-06-24 12:42
《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在泰北，有很多带有“华”字的学校，除了兴华，还有华兴、新华、建华、复华等，每一个“华”字背后都是一部在异国他乡为文化血脉存亡续绝的艰难史。
1962年,泰北孤军首领段希文在美斯乐划了一片地，在深山里建起了“兴华学校”。
这所学校是段希文自己掏腰包办起来的。这之前，军中的孩子们从落地开始就随大人在炮火中东奔西走，无一日安宁。孤军在1961年退到泰北，在美斯乐找到了落脚点。人们找了块荒地，用竹篱笆圈了个院，拿茅草竹子搭一间草屋，就是校舍；再从军中抽几个识字的教官，放下枪械拿起教鞭，就是老师；十多个来自军中和周围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几岁到十几岁不等，都挤进一间屋里，从一个个的汉字开始，触摸中华文明。
半个世纪以来，兴华学校从小学发展成了今日的“美斯乐兴华中学”。在泰北，有很多带有“华”字的学校，除了兴华，还有华兴、新华、建华、复华等，每一个“华”字背后都是一部在异国他乡为文化血脉存亡续绝的艰难史。（《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森林里的学校
自从1961年孤军第二次撤台以后，孤军作为一个整体，似乎为世界所遗忘。直到80年代初，柏杨和香港的曾醒明先后来美斯乐探访，这所原始森林中的学校才被公诸于世，引起世人关注。
1982年，曾醒明还是香港无线公关部的普通职员。因为早年看过柏杨的《异域》，年轻的曾醒明一直想实地看看这个神秘的地方。他听说一位叫林季平的教授到过泰北，就联系上林教授。1982年11月，曾醒明和香港莒光文化服务中心四位义工带上十几大袋文具和粮食，自费踏上了寻访美斯乐之路。
他们到清迈拿着林教授的信和柏杨的书找到陈茂修将军时，老人很吃惊。泰北之于1980年代的香港来说，是个陌生而遥不可及的所在，他们是港台地区最早进入美斯乐的志愿者。第二天，曾醒明等5位义工带着陈将军开出的通行证进入了原始森林。
他们是顺着密林中传出的一阵朗读声寻找到兴华学校的。密林中的这一幕惊呆了他们：在林地中央，搭着一座简陋的草棚，里面一面黑板上写着汉字，地上坐着一群衣不蔽体的孩子，正跟着老师学习这种传承千年的文字。
这里没有电，水是用竹筒从山上引下的泉水，吃的是野菜粗盐和辣椒。被震惊的曾醒明倾己所有，把能留下的钱和带来的书本全部留给了孩子们。回到香港后，曾醒明和义工们又为美斯乐空邮了300本汉字字典。直到今天，字典也是泰北最需要的物资。
93师后人在泰北的窘境在曾醒明们回港后被披露出来，全港震动；在台湾，20世纪80年代初，柏杨的《金三角·边区·荒城》再次把孤军窘况推到世人面前。于是，一项名为“送炭到泰北”的慈善活动在港台地区风起云涌，持续至今。台湾当局通过民间组织“救总”（“中华救助总会”），向美斯乐提供了近20年的物资及办学资助，直到陈水扁上台推行“去中国化”才一度停顿。
了解到美斯乐的教育情况后，台湾方面“侨委会”为美斯乐的孩子打开一扇求学之门：兴华中学每年可保送40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到台湾升大学。
然而好景不长，泰国政府于1985年开始在这个多民族国家推行“泰化政策”，在泰国各地实行国民义务教育。华文学校被勒令关闭，一禁就是八年。（《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八年转战
关闭华文学校，对已有一千多名学生的兴华中学（当时已由小学发展成中学）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校园被泰国政府没收，改为国民学校（即泰文学校），继续说中文教汉字者，当罪犯法办。
此时兴华中学名气已盛，学生不仅有孤军后人，还有曼谷、清迈、清莱甚至从缅甸、老挝等周边国家远道而来的华人后代。学校关闭之后，学生们只好回家，只剩下十多个美斯乐的孩子和十几位华文老师。
汉语教学变成“地下活动”。早上五点到七点，孩子们就爬起来到临时性的棚子里学汉语，白天进泰文学校上学。晚上七点以后再偷偷地跑去上汉语课。为了避免被发现，他们的教室都需临时指定，不停变换地点。
尽管这样，还是常被上山突击检查的政府军队抓到，兴华学校杨春达校长被抓进去好几次。由于兴华学校意志坚强“屡教不改”，后来军队即便经常发现师生在课余集中起来教汉语，但只要把书藏起来，军人们也就走走过场不再故意为难华人。
这种风声鹤唳四处转战学中文的日子，一直到了1993年才有所改变。
然而，兴华中学早在八年前被收归为泰文学校，这所华文学校已经“名存实亡”。师生们只能租用已归国民学校所有的原校校园，开办华文夜校，在晚上上课。“白天上泰文，晚上上华文”，这句我一到泰北就听过无数遍的话，原来就典出此处。泰北的孩子，课业负担极重，一天12节课。老师告诉我们，学生下午四点放学回家，如果父母来不及做饭，就饿着肚子再到华文学校上课，年幼的孩子又饿又累，有时就在课堂上睡着了。即便这样，他们也没有放弃学汉语。
今天，汉语和中华文化在泰国受到重视，得益于一位汉学学养渊深的泰国女性——诗琳通公主。泰北华人亲切地称她“二公主”。
诗琳通公主1980年起，先后师从9位中国大使馆选派的中文教师，学习中国文化，50岁那年还到北京大学研习过。由于她对汉语拼音、普通话和中文简体字的使用和提倡，泰国不断掀起“中国文化热”。她还译出100多首唐诗宋词，出版过两本唐宋诗词的译本集。
由于二公主对汉语的推动，泰国政府开始将华文列为国民中学必修科，并逐步把华校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一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学校在泰国的法律地位就是获准兼教外文（华文）的民办学校，泰国政府资助近一半的办学经费，教育部门承认文凭，华文成绩计入国民学校高中外语成绩、升学时作为外语成绩依据。对于华人聚居区来说，这项教育政策非常重要。（《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星空下的学校
晚上五点多钟，天色渐渐转暗，大山沉默了下来。坐落在一块山地上的华兴小学，除了三间教室里传出的灯光和读书声，打破了傍晚的静寂。
这是我们在泰北寻访到的唯一不收学费的华文学校。校长李云良五十多岁，黝黑皮肤，中等个头，高眉骨，他也是这个村的村长。李村长一家是1950年代从缅甸来到美斯乐的，现在李家已经有了第五代，第三代开始有人到台湾升学、工作。
李校长没上过学，他希望下一代能有文化，就在村里拿出一块地建了这个华文小学，免费为全村大大小小的孩子提供教育。这些年，学校全部开支由前议员李泰增负担。
我借着暗下去的天光辨认着教室外墙上的校训：“悲 智 行 愿”。还有一堵墙上写着两个大字：“和谐”。
课间，走出来一位年轻女教师，她叫李凤珍。李老师白天在“泰北义民文史馆”做翻译讲解工作，晚上才到华兴小学授课。李老师祖籍云南，普通话有些云南味。她的学生，从6到18岁各年龄段都有，不以年龄编班，以程度来分年级。考试合格的毕业生相当于华文小学毕业程度。
李老师说，这几年中泰两国的商贸交流激增，来泰国投资的中资机构在泰国迅速扩展，中国老板和泰国老板都更喜欢招有汉语特长的人才。目前在曼谷和清迈等大城市，会中文的人比会英文的人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征得老师同意，我趁课间走进了教室。白板上写着蓝色的汉字，一道填空题是“(日)十(月)=明 (明天)”，这是小学一年级在学识字组词。墙上贴着目前台湾正在使用的注音音标。学生们的课本是台湾提供的，使用繁体字和注音。
我问李老师学校是不是也教简体字，李老师告诉我，台湾“侨委会”资助的教材都是繁体字版，但是他们现在更想要简体字课本。泰北和中国云南省交往频繁，也非常需要有汉语拼音的图书，汉语拼音采用罗马字母更容易教和学。李老师的同事傅琪春老师来自缅甸东枝，她1982年到1990年在缅甸上小学时，用的是台湾课本，1990年上中学以后用的就是云南课本，所以对简体字和汉语拼音非常熟悉。缅甸的学校一般是自行选择课本，考虑到现在国际上都通用简体汉字和汉语拼音，所以缅甸不少学校选用云南教材。
李老师和傅老师一再告诉我，在泰北得到一本简体字、有汉语拼音的大陆教材或看图识字书很不容易。一旦得到，大家都抢着复印，复印件继续被人拿去复印。（《看历史》2010年6月刊）
■ 让教育超越意识形态
台湾从1980年代起就对泰北进行着长期的支援，除了“救总”在农业和经济上支援，一些教育机构常年组织老师组成志工团体，利用暑假对泰北教师分批辅导。一份叫做《泰北文教组》的资料显示，辅导的内容不仅包括汉语，还有电脑、数学、正音(校正汉语的发音)、绘本、书法、POP海报、国文深究、音乐（识简谱并掌握一种乐器）等。
在泰北的华文学校，学生们朗读台湾送来的课本，朗读学校自选的科目有：《弟子规》、《三字经》、《千字诗》、《百家姓》、《唐诗三百首》、《释迦牟尼佛传》，纳入背诵比赛的是《弟子规》和《三字经》。
泰北华裔对台湾的感情，不仅来自于老一辈孤军的历史情缘，同时还有台湾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们长达20多年的手足提携。对中国大陆的教育援助，泰北教育界领导层一直抱着婉拒和观望的态度，但是民间却非常欢迎。
随着台湾民进党的上台，陈水扁推行“去中国化”，怎么可能再向泰北的华人提供教育援助呢？泰北的华文教育受到严重波及。祖国大陆和西南各省政府曾经多次努力从经济、教育多方面协助泰北，可是一些学校慑于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谢绝了各种形式的帮助。
当然也有老师认为可以“不谈政治，只谈文字，谈生活。”兴华中学校董马明星认为，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一家人，“这些历史伤痛，就不要带到孩子身上了。”
这个特殊的人群60年来一直处在历史的伤口，为中华文化之脉在异国土地上的存亡续绝而挣扎。在这块创伤缓慢的愈合过程中，需要一个足够的自我修复时间，需要来自同缘的输血，需要信任和宽怀。最需要的，是对选择和自由的尊重。正如柏杨在《重返异域》一书序中所说：“从生死边缘走过，重建安康，是一个不容易的奋斗过程，需要多少人的援手？内心的文化建设，在荒芜残破的绝地，累积成同中有异的新认同，其中有文化传承的递嬗，又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建设，这需要热心人士的奔走号呼，和不同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在遥远的泰北，华人仍然在努力地，想要翻越由政治和地理造成的心理和文化断层。他们与多民族的泰国融合时，一刻也没丢下世代相传的中华文明。美斯乐的“家长”、94岁雷雨田将军，在提到泰北华人自我认同时，一次次地对我重复：“我们是中国女儿、泰国媳妇，我们在泰国做得好，娘家脸上才好看”。
目前，泰北100所华文学校共有两万余名学生，教师不到1000名。一些规模小的华文学校只有一两间教室，一两位老师。香港无线外事部副总监曾醒明告诉我：“对山区老师进行培训，台湾比香港做得好，香港很少有人能这么吃苦和坚定，我倒是建议大陆的退休老师，50多岁，年龄还不算太大，可以到泰北传播中华文化”。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