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郭德纲关于“妓女”之说
最近，郭德纲一句“记者就是妓女”引起网络热议。部分记者同胞很愤怒地对郭德纲大力鞭挞。
我也很愤怒。愤怒的原因是：“记者就是妓女”这话是我10年前就说过的，并且在3年前就公开发表了，怎么现在版权就被郭德纲抢去了呢？呵呵，向郭先生致敬。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的版权，我要把“记者就是妓女”的理论继续深化，谈一谈记者作为妓女的一种，其分布情况：
从媒体细分来说，电视记者里面，妓女最多；报纸次之；杂志排第3；网络记者里面的妓女最少。
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记者当妓女的最多，广州最少。感谢上帝，我们至少有《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可看。
从靠山来看，记者有强大的靠山，妓女只能靠自己拼搏。记者这种妓女是“持证上岗”的，其他妓女则是无证上岗。记者这种妓女受到靠山的保护，其他妓女则受到权力部门的欺压。所以，找个靠山很重要呀。
另外，将记者称为妓女，实际上是对妓女这个职业的侮辱。所以，“记者就是妓女”理论，早在2年前就已经被我发展为“记者不如妓女”——妓女出卖的仅仅是自己的肉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家有出卖的权利，关别人屁事？而记者呢，霸占着公共资源，每天传播着谎言，他们出卖的是自己的良心与灵魂，他们的人格，比妓女差了10万8千里。
是不是中国人天生下贱，所以记者都成了妓女，并且不如妓女呢？不是的，我以前已经发过文章，论述过中国记者一开始并不是妓女：
《怀念民国之记者不是妓女》
——9评民国之2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916653.html
我曾将当今记者比作妓女，媒体比作妓院，CCAV尤其实至名归。自己做记者的时候，也自嘲为“京城名妓”、“一代名妓”。后来觉得此比喻甚为不妥，把记者比作妓女，着实玷污了妓女。
妓女者，或为生活所困，或为贪图享受，去出卖自己的肉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卖一卖又何妨？而记者呢，占有公共资源，然后又出卖公共资源以谋取私利，实乃禽兽不如。
妓女拿顾客当上帝，用服务让顾客身体愉悦放松；记者拿受众当白痴，用无耻的虚假报道，给受众添堵。双方职业道德的差距，显而易见。
出卖肉体的妓女，远比出卖灵魂的记者（以及其他政客），要高尚得多。所以，广大妓女群众坚决拒绝与记者政客为伍。
记者有出卖灵魂的传统。同时，也有一些记者，坚守道德底线，守望理想，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民国时期，就有许多这样的媒体人。其他时期有没有这样的媒体人，我不大清楚。
且看历史记载下的光荣与梦想：
1，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收买
梁启超不但是维新运动先驱、大思想家、大学者，也是杰出的报刊政论家。他先后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1915年，准备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的文章，并令各地政府派员进驻当地邮局，检查往来邮件，一旦发现反袁报纸与书刊，立即没收。梁启超对袁氏淫威不屑一顾，写下明确反对袁氏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袁氏得知后，马上派人带着20万大洋找到梁启超，要求他不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袁总统采用收买而非高压手段，令我对他产生极大好感），如果不发，立即送上20万，以后还可以再加。梁启超断然拒绝了袁世凯的利诱，文章如期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甚至有人评价说：“梁启超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2，北京各界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运动
1922年10月，北京各界发起要求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运动，公推蔡元培等十一人为代表。《晨报》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并向他们提供舆论阵地，先是发表他们的请愿书，严正指出：“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为立宪公民绝对应享受之民权”，但都被《治安警察条例》与《出版法》完全剥夺，“以致比年以来，全国呻吟于专制虐政之下，钳口结舌，怒不敢言”，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顺从民意，慨然废止”。不久，北京新闻界成立“言论自由期成会”，《晨报》又发表其会章，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会以向国会情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 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为宗旨”。
到了1925年，争取言论自由运动再次风起云涌。北京新闻界要求段祺瑞政府撤销刚刚出台的《管理新闻营业条例》，因为该条例“内容严酷，为世界任何文明国家所不容”。上海新闻界则联合上书，要求北京政府废止《出版法》等法令，指斥袁世凯“擅自公布《出版法》，以压抑舆论，钳制民口，此中剥夺人民自由非法之法，事前既未经合法国会通过，事后又遭到全国国民反对，当然不能生存”，应“尊重人民自由，即日通令废止”。继京沪之后，各地新闻团体、报刊纷纷发表宣言、通电与社论，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定，臭名昭著的《出版法》终于在新闻界长期的抗争下寿终正寝。
3，邵飘萍：让政府听命于民意
邵飘萍素有“新闻救国”之志。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因撰文讥讽袁世凯，三年内三次被捕。1918年10月，创办《京报》，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他明确提出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为激励报社同人，他取明代义士杨椒山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之意，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馆内。但他将 “妙”字改为“辣”，其意十分明确，即《京报》要突出“辛辣”的特色。
邵飘萍对穷兵黩武的奉系军阀集团毫无好感，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1921年元旦，《京报》特刊刊出奉系军阀头目照片，并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1925年底，《京报》又推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特刊，张作霖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
为了使邵飘萍和《京报》能为己所用，张作霖先是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遭到拒绝。他义正词严地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恼怒的张作霖下令：打到北京后，立即处决邵飘萍。
1926年4月，“狗肉将军”张宗昌率军入京，诱捕了避居在苏联使馆的邵飘萍，并查封《京报》。消息传开后，北京各界立即组织营救，但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各方奔走均告无效。一代报人邵飘萍遂从容赴死，年仅40岁。
4，林白水：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
林白水自1916年起，先后在京沪创办《公言报》、《平和日报》、《新社会日报》，宣称要“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他在《新社会日报》上发表政论文章，揭露军阀政客的黑幕丑闻，导致报纸于翌年被查封，他本人入狱三个月。出狱后，他将《新社会日报》改为《社会日报》出刊，因刊登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报馆再遭封闭，他又一次入狱。即使如此，他还是坚持：“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1926年4月，奉军入京。林白水斥道：“直奉联军开到近畿以来，庐舍为墟，田园尽芜，室中鸡犬不留，妇女老弱，流离颠沛……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不久，他又评论说：“军既成阀，多半不利于民，有害于国。除是死不要脸，愿做走狗，乐为虎伥的报馆，背着良心，替他宣传之外；要是稍知廉耻，略具天良的记者，哪有转去献媚军人的道理。”
政客潘与奉系军阀早有渊源，曾任张宗昌督署总参议，诡计多端，被称之张宗昌的“智囊”。林白水对之极为蔑视，在许多场合对他大加讽刺。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登载《官僚之运气》一文，把这个“智囊”称之为“肾囊”，并揭露潘复与张宗昌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
潘复当晚看到这篇文章，气得七窍生烟，先是给林白水打电话，要他在报纸上更正并请罪，林以“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而断然拒绝。潘复恼羞成怒，拿着报纸在张宗昌面前哭诉，要求立刻捕杀林白水。
张宗昌1925年督鲁时就在青岛杀害了《公民报》记者胡信之，他在济南威胁各报社、通讯社记者：“你们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他对林白水早就心怀不满，因为林曾讽刺他为鱼肉百姓的“狗肉将军”、遇上敌人就跑的“长腿将军”。这次，他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
第二天，张宗昌命令北京宪兵司令逮捕林白水，未经审讯，就以“通敌有证”的罪名，将林白水杀害于北京天桥。此时距邵飘萍在同一地点被杀不过百日，时人悲叹为“萍水相逢百日间”。两位著名报人皆因不肯向强权低头而惨遭军阀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悲怆的一幕。
5，史量才：报纸是民众喉舌
史量才1912年接手上海《申报》，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在遭暗算前，他还说起他的办报原则，“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在他的引领下，《申报》以“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为己任，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巨的报纸之一。
1932年，蒋介石下令禁止邮送《申报》。史量才被迫接手国民党提出的前两个条件，一是《申报》必须改变态度，而是立即辞退陶行知、黄炎培等人。但他断然拒绝了“由国民党中宣部派员进驻报社指导”的条件，宁愿停刊，也不让那些党棍来干涉自己的办报自由。蒋介石毕竟对《申报》的影响有所顾忌，三十五天的禁邮后，他终于同意解禁。
蒋介石一直希望拉拢《申报》，为己所用。他曾找史量才谈话，威胁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沪杭道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代报业巨子为自己的办报理想献出了生命。
6，邹韬奋：头可杀，言论 自 由不屈服
邹韬奋一生办过六刊一报，十四年中一次入狱，三度逃亡，为言论自由奋斗了一生。他说：“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
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身为执行委员之一的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多方传闻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将被查封，邹韬奋被迫出国暂避。
年底，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等罪名封杀《生活》。最后一期《生活》周刊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表示“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愿和读者在实际方面“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周刊同人也发表《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
1938年，针对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扼杀言论自由的法律与条例，如《出版法》、《新闻检查标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邹韬奋连续发表《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等文章。生活书店和其它书局发表宣言，要求取消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法令。最终，各界人士的抗议汇成“拒检运动”，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书报审查制度。
7，王芸生：有独立人格才能说真话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大公报》，以“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为理想，定下“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原则。张季鸾自称“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以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作为一份不依附于任何势力集团的民间报纸，《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而且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活动，录用新人也必须无党无派。
1929年，应张季鸾之邀，王芸生加盟《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王芸生于1945年12月发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说：
中国历史上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来讲，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
张季鸾与王芸生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文人论政的典型，在两党的对垒中，他们以中立的态度发表独立客观的言论。《大公报》曾揭露孔氏在香港沦陷之际抢运洋狗的丑闻、批评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抗议查封《新民报》等，也曾发表《质中共》、《东北的阴云》、《可耻的长春之战》等。正如王芸生所言：“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8，成舍我：对抗行政院长能胜利
“世界”报系创办人成舍我，一向嫉恶如仇。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以大量篇幅在《世界日报》上刊登了有关惨案的新闻和照片，并发表署名“舍我”的时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在谴责军阀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同时，提出段祺瑞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和抚恤死难者三项要求，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
1928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4年5月，《民生报》记者采访到汪精卫的亲信、行政院政务处长彭某贪污渎职的劣迹。当时汪担任行政院长、国民党副主席，权势很大，彭又是是成夫人的亲戚，因此有些亲友劝成舍我不要刊登相关报道。但他认为主持公道是报纸的职责所在，还是义无反顾地在报上公开揭露。汪精卫大怒，让彭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和《民生报》损害名誉。开庭之日成亲自出庭答辩，慷慨陈词，终于迫使对方撤诉。但汪精卫怀恨在心，借故将成舍我逮捕并关押了40天，还责令《民生报》永远停刊。
成舍我出狱后，有人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院长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定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他列举的“四大理由”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的主张，保持自己的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结果，《民生报》永远停刊，成舍我被禁止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并不得以本名或笔名发表批评政 府的文字。
次年，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它仍坚持“对外争取国家独立，驱除敌寇；对内督促政治民 主，严惩贪污”的宣传宗旨，销量超过二十万份，打破了中国自有日报以来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9，陈铭德：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陈铭德于1929年9月在南京创办《新民报》，经他和夫人邓季惺惨淡经营，终于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1946年5月，《新民报晚刊》在上海创刊，陈邓夫妇通过发刊词表达了自己的办报理念：“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当年10月10日，南京《新民报》日刊复刊词中说：
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 主自由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能反应大多数人人群的意见和要求，绝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认为一党专政的办法，应该尽快结束。……我们郑重声明：要做一个纯民间的报纸，它只能以是非和正义为出发点，以主观之良心判断，配合客观上人民大众之要求，不偏不倚，表达舆情。取舍好恶，决于读者，其余知我罪我，皆非所计了。
1947年5月，《新民报》晚刊被查封，罪名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陈铭德委曲求全，在接受当局条件后，报纸才得以复刊。
1948年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作出了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的决定。停刊令一出，各界哗然。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予以声援。曹聚仁等二十四位各界知名人士在《大公报》发表《反对政府维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陈铭德夫妇也请章士钊等六位名律师代撰万言“诉愿书”。所有抗争都归于无效，《新民报》终于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落幕。
10，彭子冈先讽宋美龄，后做“右派”
彭子冈1938年进入《大公报》，其后的十多年里，发表了大量鲜活生动、有棱有角的通讯，与《新民报》的女记者浦熙修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女记者。
1943年3月7日，彭子冈《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重庆的低喟》，毫不客气地讥讽宋美龄在美国的言论。
同年，在一次推进“节约储金运动”的记者会上，炙手可热的孔祥熙说：“今天讲节约储金，所以准备的茶点也很节约，只是一块维他饼和一杯红茶。但必须向各位说明，这种维他饼是用最富于营养的大豆做成的。……各位吃了维他饼，不但实行节约，而且有益于养生之道……”
他的话还没说完，彭子冈当场就向他发难：“这几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豆面有菜色，惟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深谈一下养生之道？”
一番话问得孔祥熙瞠目结舌，只得“哈哈”两声，匆匆宣布散会。
1957年，彭子冈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取消工资级别，每月发30元生活费。文革期间，她和丈夫徐盈一起，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从事重体力劳动。1979年，她获得平反。不久，她突患脑血栓，从此半身瘫痪，在轮椅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八年。
11，恽逸群反对新闻检查制度
恽逸群1935年进入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的《立报》，不久，就与其他七十名记者联名发出《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剥夺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提出两点主张：
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
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
1936年，恽逸群应邹韬奋之邀，到香港协助创办《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继续抨击新闻检查制度，呼吁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而争取言论自由。在《真实消息与报纸》一文中，他说：
在严密的检查下，报纸不敢讲话，不敢记载真实的新闻，纸面上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人民肃然迫切地有看报的需要，可是报纸不能供给他们以要看的东西，这种报纸又有谁要看呢？
1945年抗战胜利后，恽逸群去华中解放区，先后出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等职，成为中共新闻系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新闻学讲话》成为那一时期共产党指导新闻工作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在书中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否定，对“新闻政治性”的提倡，都完全符合党的要求。当年为言论自由大声疾呼的他，完全转变为新闻工具论、阶级论与喉舌论者，为共产党新闻观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后，恽逸群历任《解放日报》社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要职。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1955年因“潘扬案件”被捕入狱，蒙冤20余载。1965年到苏北阜宁中学任图书管理员。1978年8月由中央组织部安排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1978年12月在南京病逝。1982年恢复党籍，1984年4月获得平反。
12,陈翰伯任意诋毁国民党，最后坐飞机礼送出境
当国共双方签下“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即将圆满结束之时，山城发生一起意外事件: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乘坐的黑色轿车，在撞伤路边的国军士兵后，继续往前开，带队的班长一怒之下，端起步枪，就扣动了扳机。
李少石的突然遇难，中共方面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政治暗杀。当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十分悲切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
在宣传基调上，《新民报》与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一致。副总编辑陈翰伯接到记者发回的新闻稿，在并未核实的情况下，大笔一挥，就写下这样一行谴责性的标题:“墨迹未干，特务行凶”，比《新华日报》的标题《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杀》更有力。
这位陈副总编辑，真实身份其实是地下党。战斗在白色恐怖中，他并不怎么隐蔽自己。抗战期间，他在孔祥熙主办的《时事新报》当主任，有记者写了篇延安归来的反共新闻稿，他只把写风土人情的那些文字给发表了，“精华”部分则全部删掉。还有一次，他和《大公报》、《扫荡报》的记者一起去鄂西前线，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湖北分社一位徐主任出面接待。虽然，陈翰伯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个徐主任实际上是来监视他们的，但这句话是不是也算任意诋毁？俺不敢确定，俺只看到他在前线采访时，一时兴起，高唱国际歌，丝毫不怕同行去告密，也丝毫不怕身边的国军士兵把他当场逮捕。
由于陈翰伯在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中与国民党唱反调，《新民报》老板陈铭德生怕他再惹祸，连累到报馆生存，就好不容易买到一张重庆至上海的飞机票，将他礼送出境了。(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l/xz/wangyong/200906/0624_5762_1217247.shtml)
13，龚记者手持双枪，喝退国军名将
张发奎、薛岳，一个是北伐时期的“铁军”军长，一个是八年抗战的第九战区司令官，要枪有枪，要兵有兵，想摆平几个文人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不过，民国时代，什么样的天方夜谭不能实现？居然也有把这两位三星上将都震住的记者。
这位记者，就是龚德柏。
龚德柏，湖南人，号称“龚大炮”，凡是看不惯的，他都要骂一顿才解气。要骂人，就得办报纸，有一块舆论阵地。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骂自己想骂的人。于是，1922年，他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在《国民外交杂志》、《东方日报、《世界日报》、《申报》从事新闻工作，以泼辣的作风针刺时弊、鞭挞权贵。对此，他曾不无得意地评价自己:“胆大狂妄四个字，生是我的美评，死是我的嘉谥。”
当年，龚德柏打小报告，说史量才拿日元，又鞭尸邵飘萍，说他拿卢布，还只是小菜一碟，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他主办《救国日报》，更是口无遮拦，以公开表示不怕上雨花台的胆量，架起大炮，您意抨击国民党最高当局，甚至拿下三滥的事情去调戏孙科，这就是本文要讲的故事：两员战将，搞不定一个龚德柏。
1948年，民国选总统，龚德柏作为湖南人，力捧程潜，猛轰行政院长孙科，指名道姓地说他贪污、行贿。刚开始，孙科还沉得住气，作为中山先生的长子，这点风度还是有的，反倒是龚德柏沉不住气了，连轰几炮后，见对手没动静，便玩起最毒的一招，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捏造事实，揭发孙科玩女人、用黄片招待外宾，被孙中山拳打脚踢。
这封信一经曝光，果然激怒了孙科和广东代表团，张发奎、薛岳拍案而起: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尽地一煲！说着，挽起袖子，亲率60多名国大代表，分乘两辆红色交通车，直扑《救国日报》，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而报馆的工作人员也不甘示弱，奋起还击，一时间椅子、棍子、墨水、浆糊、排字盘满天飞。其中，有一个名叫王德全的国大代表，一拳打到玻璃上，弄得自己鲜血直流。
擒贼先擒王，征战一生的高级将领，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张发奎、薛岳正想冲上楼，打进总编室，活捉龚德柏，却不料迎面遇上两把双枪，只得乖乖止步。原来，龚德柏早已拔出平时护身用的家伙，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之一拚。于是，铁军名将和抗日名将只好跟妇人似的隔着楼梯，与龚大炮对骂一阵，然后愤愤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