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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私下请我就一些公共政策问题阐述个人见解。于是，我在1999年7月1日完成了4万余字的《关于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的战略思考》一文，以作为我对党的建言。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本书的核心内容，并集中就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前瞻性政策性建议。鉴于这
是一份内部报告，所以我个人从未向外界刊物投寄或传播过此文。不过后来，这篇文章还是被辗转推荐登载在著名的智囊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网站
“中国改革论坛”上，并开始在几家网站转载。武汉大学戴激涛在其公开发表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的硕士论文中，首次公开引用了《战略思考》一文的观点
(引文出处注明是“中国Web信息博物馆”。在此论文基础上，戴激涛与其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生导师、“宪政中国” 的倡导者
周叶中教授合著了《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2003年1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后，《战略思考》一文中有关人大和政协改革及其具体制度设计的全
部内容又被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主编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书中公开引用(引文出处注明是“中国公共管理
网”，此书建议报告版本在2005年荣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曾与我讨论此文，并给予了我很好的建议。这些出我意料的反响，进一
步增强了我的学术信心。
在学界前辈的鼓励下，正如高老序言中所介绍的，我在业余时间继续埋头苦干，在2000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又名《新社
会主义》)的书稿(三卷本)，不过出书的过程很是艰难，终因不肯割爱删改而作罢。所幸儿子得以在2000年9月30日晚7点出生，也算是对于世纪之交的国
庆节的献礼。我喜极而泣，为儿子起名为奕超，“奕”有“盛大”和“精神饱满”的意思，“超”就是指超越。我是寄望于在我儿子的这一代，中国能够实现对于自
由主义的“盛大”超越，走出有中国气派的民主新路。这就需要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精神饱满”地加紧努力，不计较个人得失，甘为后人开路、铺路，为社会主义
宪政改革默默积累和创造有利条件。2001年，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新改革”学术网站，发表了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和学界的前沿文章(一年后因技
术问题而停办)。2002年6月，高老经我牵线应西北大学邀请到西安讲学，我曾送给高老修订后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一书(三卷本)的打印稿，请他多提
意见并为之作序，高老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但出书的事情还是搁浅了。2001—2002年，我又先后完成了《主体的自由与自由的边界》(后修改为《新现代主
义》)和《超越自由主义》两部书稿。至此，我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哲学上坚持“主体实践唯物主义”，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上主张“新现代主义”，
在社会主义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上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2002年秋，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老师见到了我的《超越自由主义》书稿，曾鼓励我修改出版。
只是我已深知学术著作出版之难，多少有些心灰意懒，于是又搁置下来。
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发表了《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
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此后直到2006年9月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召开前后，“宪政社会主义”以及“新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理论界开始被公开提出。中央社会
主义学院王占阳研究员出版专著论述“新社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安徽财经大学赵守飞讲师等人则通过撰文、演讲等
方式探讨了“宪政社会主义”的当代意义，武汉大学储建国教授则撰文公开提出了“一党立宪”主张，还有不少学者借着谈清末立宪失败的历史教训也发出了当代立
宪改革的呼吁，而法律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周叶中教授等人则力倡“宪政中国”，秦前红教授、叶海波博士等人开始专题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宪政”。虽然，每个人
对新社会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未必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左派思潮逐渐变冷、“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碰壁的情况下，研究新社会主义与宪政社
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值得期许的一个新动向。可以预见到的是，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宪政改革与自由主义宪政改革之间的竞争，除此之外，再没
有第三条出路。
2009年2月，我有缘与《选举与治理丛书》编委会主任刘亚伟博士相识，他认真审读了《超越自由主义》和《新现代主义》两部书稿，立即决定资助
出版《超越自由主义》一书，并嘱咐我再增补一些近年的新材料。经过我断断续续半年多的修订，直到9月才正式提交了60余万字的书稿。此后，资深责任编辑狄
长庆老师和马来社长、刘亚伟博士都先后细细审读了书稿，提出了很多非常中肯的宝贵意见。根据这些修改意见，我又压缩了20余万字内容，主要是对哲学、历史
哲学以及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些章节做了大幅删节。删节处理后的书稿结构更加紧凑，主题更加鲜明。后来，出版社又特邀民政部基层政权和
社区建设司司长、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詹成付教授审读书稿，素昧平生的詹教授给予了我积极的肯定，他在评审意见中写到：“华炳啸先生所著的
《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作者学术功底深厚，学贯古今中外，有许多思想创新之处，不仅对于我们正确地批判自由
主义，繁荣学术研究有一定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建议安排尽快出版。”詹教授的谬赞我自然
受之有愧，但他的鼎力支持终得以使本书问世。周树智教授也在审读意见中写到：“《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是一部在学术研究上观点创新、
见解独到的力作，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倡言宪政社会主义，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的老师、西北大学宣传部长杨德生研究员
则在审读中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帮助我订正了错误。总之，如果没有这些前辈的知遇之恩和细致审阅，这本书恐怕仍然要束之高阁，蒙上厚厚的尘土了。
多年来，我常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诗句自勉，并建构起了心向往之的“理想人格”：追求真理的“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以马克
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自由解放”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做“中国人”为光荣的普通共和国公民。我所秉持的学术立场是：思想无禁区，研究无功利，做
人有良知，治学有信仰。十五年来，我深感学术研究之艰难，但为了对得起很多前辈与朋友们的勉励和支持，我始终坚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惟
求抛砖引玉，以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个人历史以及这本书稿的命运，都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没有历史车轮偶然碾过年少时我
的心灵所留下的深刻辙痕，如果没有很多前辈与朋友们的勉励、帮助和支持，就不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与手稿，更不会有本书的出版。倘若我的研究还略有价值，那
么所有这些价值都缘起于这个转型的时代，都应归功于这些前辈与朋友们。面对这些前辈和朋友们，我至今心存不安，惭愧于自己的局限与懈怠。
回想过去的一段岁月，我曾沉浸在书籍的海洋和思想的星空里达到忘我的境地，求索着关于种种社会现实困境的答案。我也感受到过生活的寂寞与苦闷，
但却从未感觉到丝毫的孤独。因为有许许多多相识或不相识的志同道合的前辈和朋友们，始终鼓舞我同行。近年来，我更加明显地感觉到上上下下要求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有识之士正在增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性声音，也正在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用唐代王唯的一句诗来说，我们也
许正面临着一种“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般的全新的思想大解放形势，而这一形势又必将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我希望，这本拙著能
够抛砖引玉，有益于推进新改革的讨论。
临近出版之际，不禁感慨万千。这本书或将成为我漫漫思想长征的一个新起点。由于学识水平和时间精力所限，在如此宏大的叙事中难免有错谬与偏颇之
处，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事实上，这一宏大沉重的选题毋庸置疑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能力，但命运使我别无选择，惟有勉力前行，在虚心的学习请教中纠
正错谬。
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都需要勇气和胆识。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人间正道是沧桑”。最后，我谨引用《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
纲》(1996)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冗长的后记：“这份思想提纲毕竟还不完全成熟，有些地方也不免幼稚，但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
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
蠢。’”
1999年，我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私下请我就一些公共政策问题阐述个人见解。于是，我在1999年7月1日完成了4万余字的《关于中国政治
体制改革的战略思考》一文，以作为我对党的建言。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本书的核心内容，并集中就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前瞻性政策性建议。鉴于这
是一份内部报告，所以我个人从未向外界刊物投寄或传播过此文。不过后来，这篇文章还是被辗转推荐登载在著名的智囊机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网站
“中国改革论坛”上，并开始在几家网站转载。武汉大学戴激涛在其公开发表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的硕士论文中，首次公开引用了《战略思考》一文的观点
(引文出处注明是“中国Web信息博物馆”。在此论文基础上，戴激涛与其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生导师、“宪政中国” 的倡导者
周叶中教授合著了《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2003年1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不久后，《战略思考》一文中有关人大和政协改革及其具体制度设计的全
部内容又被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主编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一书中公开引用(引文出处注明是“中国公共管理
网”，此书建议报告版本在2005年荣获第十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也有其他一些学者曾与我讨论此文，并给予了我很好的建议。这些出我意料的反响，进一
步增强了我的学术信心。
在学界前辈的鼓励下，正如高老序言中所介绍的，我在业余时间继续埋头苦干，在2000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又名《新社
会主义》)的书稿(三卷本)，不过出书的过程很是艰难，终因不肯割爱删改而作罢。所幸儿子得以在2000年9月30日晚7点出生，也算是对于世纪之交的国
庆节的献礼。我喜极而泣，为儿子起名为奕超，“奕”有“盛大”和“精神饱满”的意思，“超”就是指超越。我是寄望于在我儿子的这一代，中国能够实现对于自
由主义的“盛大”超越，走出有中国气派的民主新路。这就需要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精神饱满”地加紧努力，不计较个人得失，甘为后人开路、铺路，为社会主义
宪政改革默默积累和创造有利条件。2001年，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新改革”学术网站，发表了自己的部分研究成果和学界的前沿文章(一年后因技
术问题而停办)。2002年6月，高老经我牵线应西北大学邀请到西安讲学，我曾送给高老修订后的《自由宪政与社会主义》一书(三卷本)的打印稿，请他多提
意见并为之作序，高老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但出书的事情还是搁浅了。2001—2002年，我又先后完成了《主体的自由与自由的边界》(后修改为《新现代主
义》)和《超越自由主义》两部书稿。至此，我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哲学上坚持“主体实践唯物主义”，在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上主张“新现代主义”，
在社会主义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上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2002年秋，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老师见到了我的《超越自由主义》书稿，曾鼓励我修改出版。
只是我已深知学术著作出版之难，多少有些心灰意懒，于是又搁置下来。
2004年9月15日，胡锦涛发表了《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
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此后直到2006年9月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召开前后，“宪政社会主义”以及“新社会主义”的概念在理论界开始被公开提出。中央社会
主义学院王占阳研究员出版专著论述“新社会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安徽财经大学赵守飞讲师等人则通过撰文、演讲等
方式探讨了“宪政社会主义”的当代意义，武汉大学储建国教授则撰文公开提出了“一党立宪”主张，还有不少学者借着谈清末立宪失败的历史教训也发出了当代立
宪改革的呼吁，而法律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周叶中教授等人则力倡“宪政中国”，秦前红教授、叶海波博士等人开始专题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宪政”。虽然，每个人
对新社会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未必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左派思潮逐渐变冷、“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碰壁的情况下，研究新社会主义与宪政社
会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值得期许的一个新动向。可以预见到的是，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社会主义宪政改革与自由主义宪政改革之间的竞争，除此之外，再没
有第三条出路。
2009年2月，我有缘与《选举与治理丛书》编委会主任刘亚伟博士相识，他认真审读了《超越自由主义》和《新现代主义》两部书稿，立即决定资助
出版《超越自由主义》一书，并嘱咐我再增补一些近年的新材料。经过我断断续续半年多的修订，直到9月才正式提交了60余万字的书稿。此后，资深责任编辑狄
长庆老师和马来社长、刘亚伟博士都先后细细审读了书稿，提出了很多非常中肯的宝贵意见。根据这些修改意见，我又压缩了20余万字内容，主要是对哲学、历史
哲学以及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些章节做了大幅删节。删节处理后的书稿结构更加紧凑，主题更加鲜明。后来，出版社又特邀民政部基层政权和
社区建设司司长、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詹成付教授审读书稿，素昧平生的詹教授给予了我积极的肯定，他在评审意见中写到：“华炳啸先生所著的
《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作者学术功底深厚，学贯古今中外，有许多思想创新之处，不仅对于我们正确地批判自由
主义，繁荣学术研究有一定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建议安排尽快出版。”詹教授的谬赞我自然
受之有愧，但他的鼎力支持终得以使本书问世。周树智教授也在审读意见中写到：“《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是一部在学术研究上观点创新、
见解独到的力作，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倡言宪政社会主义，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的老师、西北大学宣传部长杨德生研究员
则在审读中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帮助我订正了错误。总之，如果没有这些前辈的知遇之恩和细致审阅，这本书恐怕仍然要束之高阁，蒙上厚厚的尘土了。
多年来，我常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诗句自勉，并建构起了心向往之的“理想人格”：追求真理的“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以马克
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自由解放”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做“中国人”为光荣的普通共和国公民。我所秉持的学术立场是：思想无禁区，研究无功利，做
人有良知，治学有信仰。十五年来，我深感学术研究之艰难，但为了对得起很多前辈与朋友们的勉励和支持，我始终坚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惟
求抛砖引玉，以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个人历史以及这本书稿的命运，都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没有历史车轮偶然碾过年少时我
的心灵所留下的深刻辙痕，如果没有很多前辈与朋友们的勉励、帮助和支持，就不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与手稿，更不会有本书的出版。倘若我的研究还略有价值，那
么所有这些价值都缘起于这个转型的时代，都应归功于这些前辈与朋友们。面对这些前辈和朋友们，我至今心存不安，惭愧于自己的局限与懈怠。
回想过去的一段岁月，我曾沉浸在书籍的海洋和思想的星空里达到忘我的境地，求索着关于种种社会现实困境的答案。我也感受到过生活的寂寞与苦闷，
但却从未感觉到丝毫的孤独。因为有许许多多相识或不相识的志同道合的前辈和朋友们，始终鼓舞我同行。近年来，我更加明显地感觉到上上下下要求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有识之士正在增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性声音，也正在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用唐代王唯的一句诗来说，我们也
许正面临着一种“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般的全新的思想大解放形势，而这一形势又必将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我希望，这本拙著能
够抛砖引玉，有益于推进新改革的讨论。
临近出版之际，不禁感慨万千。这本书或将成为我漫漫思想长征的一个新起点。由于学识水平和时间精力所限，在如此宏大的叙事中难免有错谬与偏颇之
处，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事实上，这一宏大沉重的选题毋庸置疑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研究能力，但命运使我别无选择，惟有勉力前行，在虚心的学习请教中纠
正错谬。
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都需要勇气和胆识。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人间正道是沧桑”。最后，我谨引用《关于十五年后中国新改革的思想提
纲》(1996)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冗长的后记：“这份思想提纲毕竟还不完全成熟，有些地方也不免幼稚，但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
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
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