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的祖籍是杭州,出生地是法国里昂,但她往往自视为敦煌人。每当踏上那块广袤沙漠里的小小绿洲,她就象回到家一样觉得无比熟悉和亲切。
敦煌情结仿佛来自遗传,已经融化在她的血液里。1943年,常沙娜的父亲、被世人誉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将年仅十二岁的女儿带进了莫高窟。生活在祁连山下的石窟群中,吸吮着一千多年中国佛教艺术的精华,无与伦比的古代艺术宝库敦煌成为常沙娜艺术生命的摇篮。
1945年,因为母亲不堪忍受敦煌的生活离婚出走,常沙娜不得不中断在酒泉河西中学的学业,回到莫高窟照顾年幼的弟弟,支撑没有母亲的家。大漠荒烟中,她过早地体味了生活的艰辛,但父亲为她量身定制的一套学习课程,却使她终生受用不尽:每天要练字,朗读法语;由董希文辅导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学习中国美术史;此外,每天要像研究所工作人员一样去洞窟临摹壁画。父亲要求她从客观临摹入手,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一遍,并在临摹中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理解其内容与形式、民族传统与西域影响的关系。她每天跟着国立艺专毕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蹬“蜈蚣梯”爬进蜂房般的洞窟,就着从洞口射进的阳光临摹壁画。头顶上是色彩斑斓、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一幅幅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满目佛相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她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在神圣的艺术殿堂里完成了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在有关敦煌艺术的出版物上看到她当年的临摹作品时都感到非常惊讶,难以相信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临摹的古代壁画竟能那么传神,笔法那么洒脱!
正因如此,在1946年于重庆举办的《常书鸿父女画展》上,一位来自美国,在路易•艾黎设在山丹的“工合”培黎学校任教的加拿大籍老妇人叶丽华主动向常书鸿提出愿意带他的女儿到美国深造,并在两年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1948年,17岁的常沙娜离开相依为命的父亲和小弟弟,走出敦煌到了美国,走进了荒漠外的另一个世界。她就读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在那里学习绘画及外国古代文化艺术,受到了正规的西方体系艺术教育,并在博物馆看到了许多从不知晓的世界文化遗产。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下,她对敦煌艺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许多留学海外的爱国青年热血沸腾,纷纷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底,常沙娜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毅然放弃在美国尚未完成的学业,提前回到了祖国。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建筑大师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主张建筑、雕塑、绘画构成的三位一体都应转向与艺术设计的结合,20世纪50年代初就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提出了设计与工艺结合的理念,注入了类似德国包豪斯的设计思想。他们超前关注着中国工艺美术的复兴,着手在营建系筹建工艺美术教研组。因为看重常沙娜的才能和在敦煌学习的经历,他们破格将她安排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当助教,跟随林徽因,对中国传统图案的继承、创新和在新时代的运用进行探索性研究。在林徽因先生的指导下,常沙娜开始大胆地将敦煌图案运用到现代生活所需的工艺美术设计中。她为在北京召开的首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了一批具敦煌装饰风格、有和平鸽形象的丝绸头巾和景泰蓝台灯、香烟盒作纪念礼品,这一创新设计获得了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评价,礼品被誉为“代表新中国的新礼物”。
由于1953年向苏联模式学习的全国性院系大调整,营建系改为纯工科的建筑系,常沙娜被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她又成为工艺美院染织系的一名教师。在这所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自己的路,成长为我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
20世纪50年代,建国伊始,一座座崭新的历史性建筑在首都北京拔地而起。初创的中央工艺美院从教师到学生,都全力以赴投入了“十大建筑”的艺术设计环节,做不完的项目为这支年轻的设计队伍提供了最好的课堂和施展才能的舞台。那几年,常沙娜先后参加了包括苏联展览馆、首都剧场、民族文化宫、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多项建筑装饰设计。她年轻,好学,肯吃苦,当年在敦煌打下的传统装饰艺术功底,在美国开拓的艺术视野,在梁思成、林徽因身边耳濡目染的设计理念,这时都充分发挥了作用,良好的素养使她迅速脱颖而出。她为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做的天顶装饰设计包含了敦煌唐代藻井图案的许多元素;为民族文化宫设计的金属装饰大门灵活运用了唐代盛行的卷草纹样,设计既传统又现代,富丽而大气,体现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大国所应具有的艺术品质,并很好地配合了建筑的结构、照明、通风等工程需要和使用要求。它们当年受到了从国家领导人到专业人士的一致认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仍然经得起时代更迭的考验,风采不减。那种既有传统底蕴、又有现代气派,富丽大气的装饰风格,成为常沙娜一贯的设计特色。而从她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又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源自敦煌的韵味蕴含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