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他(ZT)
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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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网站的“企业简介”一栏，其第一段如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现任理事长为茅于轼教授，所长为盛洪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为张曙光教授。”然而，网站没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而用“天则经济研究所”为站名。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工商登记资料，法定代表人：茅于轼，状态：吊销。查共同发起人“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滨、状态：吊销。没找到“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工商登记资料，但找到“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茅于轼、注册资金：200万、成立日期：1999年7月22日。
据网站资料介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经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注册的事业法人组织”，理事长：茅于轼、常务理事：茅于轼、张曙光、盛洪。在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事业单位登记”查询的结果是：“当前没有记录”，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2009年事业单位公告里，也没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于2004年向公众发起募捐，募捐信中称，已募集到800万元人民币，募捐的目的是为了筹集到2000万元人民币。其后，茅于轼称未能达到目的，但也未公布募集数额，即将本以慈善为目的的“基金会”改为投资公司，成立“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其中，有任志强的国有华远集团的300万捐款，但华远集团同时披露茅于轼等已募集到2100万。
在民政部、工商局均未查询到“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信息，也未找到“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网站以及媒体的宣传报道，茅于轼放个屁，媒体都要热炒一番，可对这么大的“善事”，媒体不置一词，使人狐疑。仅在“富平学校”的网站上看到“北京富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介绍和招聘信息，说是“富平学校”与联想投资共同创建，也未找到联想对这一投资的披露。我的信息渠道狭窄，望达人补充，以释我惑、以正视听。富平学校的全称应该是“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02在民政部注册，属非赢利性机构团体。
看“北京富平创业投资公司”的招聘职位，应该是为“小额贷款”服务。茅于轼长袖善舞，可以在违法的环境中，没有合法身份、没有公章从事十三年的存贷款的金融业务，不仅安然无恙，更因此得“为穷人办事”的美名，而孙大午只存不贷也难免牢狱之灾，所以，不得不对茅于轼的组合拳多看几眼。没有证据证明一个人到了80岁就不贪财，因为他不是一生下来就80岁；也没有证据证明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就不贪财，因为他也非一出世就80岁。如果，贪财还能得名，同时还能抒心中的愤懑、得到报复的快感，那不是瞌睡与枕头双双降临。
论“著名”，茅于轼比不过张五常；论财产，茅于轼多不过张五常；论年纪，茅于轼也大不了张五常几岁。张五常尚不存对美国政府的宿怨，仅仅因为自身的贪欲而偷税、造假古董，面临美国政府的刑事裁决而滞留大陆。茅于轼呢？他胸中怨毒尚存，报复的同时攫取钱财、还得到茅粉的歌颂，他会有别的选择吗？按照茅于轼“利己”的理论，他有其他选择吗？
一、 魑影
魑，祸人的鬼怪。在国企改制、教育产业化、等诸多祸害中，都看得到张五常的身影，他就是一只祸害中国人民的魑。
就中国经济学家的排名，张五常曾对媒体说过：“我排第二？茅于轼，我的朋友，他排第一，那是没有问题的”。最近张五常又说了：“中国的经济学家全是垃圾”。自承自己不过是排在垃圾茅于轼之后的另一垃圾。这两个垃圾有一共同点，就是狂、说话语无伦次、不顾逻辑。
为说明自己是一天才，张五常说自己三十年来不看经济学的书，连经济方面的论文也不看。茅于轼邯郸学步，在《八十自述》中说自己经济学的基础书籍没读过，而且比张五常更进一步“天才”，说自己连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统统没读过，然后，就摇身一变成“著名经济学家”了。张五常毕竟从1959年开始在美国学经济学，读到1967年博士毕业，然后开始博士后研究，他说不读，至少是已经读了不少。茅于轼这个老糊涂鹦鹉学舌就浅薄了，你一学机械的，46岁转行，经济学知识哪来的呢，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说这种话，要不就是为了使自己显得“天才”而编的瞎话，要不“著名经济学家”是山寨版的水货。
古语说，英雄所见略同，但茅于轼与张五常在粮食问题上一致，只能说一般肚肠、各怀鬼胎，因为张五常自己承认自己是排名第二的垃圾、推茅于轼为垃圾第一。垃圾不是英雄。
粮食
2008年12月24日上午，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学术成果的核心是：18亿亩耕地红线无需保护，粮食可以去市场买。早在2007年1月11日，茅于轼在“房地产经济学讲座暨富民基金说明会”就已经表达了不用保护耕地的观点，在那次会议上，茅于轼即说：“现在中国非常有钱了，我们进口粮食有足够的钱”。茅于轼反对耕地保护有两个理由：一是滋生腐败，一是推高房地产价格。其保护或不保护耕地是形式，其目的和指向是去“买粮食”，这是关键。
2008年4月，张五常撰“粮食如何算安全”一文。提出粮食安全的保障还是“买”。家中无米，持币购买，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是个人都会这么做。可由经济学家正儿八经地提出来，说自己种粮不算安全，去“买”粮才安全，我觉得离常识太远。买粮至少要有钱，有粮食卖，而且不太贵，能买得起，人家愿意卖给你，粮店还不能太远，不然买好了粮食没等到家就饿死了。怎么也“安全”不过自己家里存好了过冬的粮食呀。经济学家不管用什么理论、模型、曲线，最终都要还原成人话，如果还原成鬼话，我还真怀疑“著名经济学家”的动机。
在文中，张五常肯定了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大国，比例上优质耕地实在少”这个事实。依据事实，我国应该加大保护耕地的力度才对，然而，张五常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人口多，耕地少，只有让它更少，粮食才安全了。张五常的理由是要将农业人口转到工业上去，把农业用地改为工业用地，说“一部小电视机出口可以换取大约一吨非优质的白米进口。”我不反对国家的工业化，但工业化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揠苗助长的大跃进到不了工业化社会。农民并非留恋土地不愿工业化，逼迫你采取剥夺农民耕地的方式来促使农民工业化和城镇化。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不是工业用地不够，全国有多少空置的开发区在招商引资，怎么单单与耕地过不去呢。如果说是耕地束缚了农民的流动，可农民没有了农业税，耕地对农民来说不是负担。如果说工业发展急需劳动力，可现在大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剥夺了农民的耕地，他们就能立即转化为产业工人？他们的竞争力比大学毕业生还强吗？再说一部小电视机换不回一吨大米，我国电视机乃至一切产品的出口量，不是由生产量决定的，而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我国电视机目前的产能远远大于实际产量。从来就没有因为用地不够而影响了工业生产。张五常用这样的理由说服政府不要耕地去“买”粮，有点对不起他的雇主。
茅于轼在这点上比张五常狡猾，他知道找一个政治正确的理由，那就是“反腐败”，由于茅于轼尽管狡猾，但人不够聪明，始终找不准“腐败”与“耕地红线”的契合点。张五常直接说粮食安全取决于“购买”，茅于轼稍稍有些迂回，用“腐败”来反对耕地保护，再出主意，粮食不够去“买”，再套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套子，增强说服力。两者的取向是一致的，就是去“买”，卖主是谁呢？世界上粮食最大的卖主是：美国。
茅于轼就象一个赌徒，从来不怀疑市场上是否有足够的粮食可供应，也从来不担心市场上的粮食的价格。张五常毕竟是正牌的经济学家，不会那般无赖地不要脸，不要脸得有些羞羞答答。他在文中出了个主意：“政府全部开放粮食进口，让私营（或称民营）的商人处理，绝不限制牌照数量。这是毫无农业的香港从来没有缺粮的主要原因。数之不尽的零散粮食商人，互相竞争，各出奇谋，各有门路，有什么战争或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他们总有办法”。他承认粮食问题受“战争或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如茅于轼一口咬定市场决定一切。但给的主意，对经济学家来说，匪夷所思。
首先，“政府全部开放粮食进口”就没谁是这么做的，讲究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为何在这个问题上搞“中国特色”呢。日本为保护本国的粮食市场是怎么做的呢，“在大米进口上采取的措施一是实施二级税率，对最少准入量范围内的大米进口实行低关税，对超过市场准入量的进口大米征高关税。二是规定进口大米用途控制在加工用原料范围，使进口米对本国米市场的冲击和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就是为了保护本国农民利益，使农民愿意种地，而不是贪便宜将国民的生计寄予不确定的市场、不确定的收成、不确定的价格和不确定的“战争或政治”。在“战争或政治”发生时，张五常将十几亿人的口粮，寄予“零散粮食商人”的“他们总有办法”。要是他们不愿想办法呢、要是他们没有办法呢、要是他们的办法行不通呢？如果说茅于轼装着一根筋地坚持市场不受“战争和政治”的影响，还可用“天真”“幼稚”来找退路，你张五常都承认“战争或政治”的因素，却让小商小贩去为十几亿的吃饭想办法。除了别有用心，实在找不出其他的解释。
我很难相信某国是在下很大很大的一盘棋，但看到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又一个“著名经济学家”，都出同样的馊主意，而且给出的理由、目的、善后，皆违背常识，同时，所指的结果相同：“买粮食”。我不得不怀疑资助背后的交易和利益。
茅于轼说取消耕地红线是为了农民的利益，上篇已经分析过，既然土地国有，审批仍然存在，官商勾结更加肆无忌惮，农民同样没有谈判和博弈的权利。农民的利益无从谈起。张五常也说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可他的保护比茅于轼还要不靠谱。下面是对张五常的一段采访：
“人物周刊：政府征地，再补偿给农民，补偿多少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您认为现在的补偿价格合理吗？
张五常：公平的赔偿金额是容易算出来的，现在对农村的补偿，以农地的价值算，赔偿价是3至5倍，是慷慨的。只是农民与一般人无异，补偿再多也可能嫌不够。人性如此。
像上海，要收回某些旧房子，就一个床位，平时不过值一万多块，赔偿20多万都不行，那就打架，封锁马路，这种情况下，强政府可能是好的。我在美国有一块农地，一条公路刚好把这块地切开，政府说要补钱，我没有反对，但是有人反对，官司打了十几年。”
赔偿是3倍5倍还是30倍50倍，这都不是问题，只要农民乐意，交易的双方满意，即使一分钱不赔，旁人也插不上嘴。问题是，政府征地后，将土地投入市场进行交易，是按市场价买卖，这实际是一个商业行为，商业行为就应该遵循商业规则，协商价格，不可强买强卖。这个时候，张五常又觉得“强政府可能是好的”，这就使人怀疑张五常的学术人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和实际中都极力淡化政府的作用，消弱政府的权利，当权利与农民实际利益冲突时，经济学家却又选择“强权”。
张五常与茅于轼不同，他是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的人。他1935年生于香港，1959年赴洛杉矶入加州大学经济系，1967年得博士学位，1969年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 1982年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近年避居深圳。
还是在接受“人物周刊”的访谈中，张五常说：“取消农业税是好的，但是我不赞同补贴农业。”政府对农民、农业实施补贴，在发达国家是通行良久的政策。不仅日本如此，美国和欧盟也不另外。欧盟、美国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这在欧盟《2000年议程》和美国1996年、2002年《农业法》中都有明确体现。它们的共同点是：①补贴与基础面积和单产水平挂钩，而不与当前的价格挂钩。②补贴范围不局限于粮食，而是包括各种谷物、油料作物、蛋白作物、纤维作物等绝大多数农作物。如此煞费苦心，都是为了保证粮食这一战略物资，在非常时期的安全。作为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张五常不具备这个常识，是不可想象的，可为什么一项国际通行的、惠民的、保证粮食安全的政策，会遭到张五常的反对？张五常的核心还是去“买”，这与茅于轼取消耕地保护一样是对国家安全的“釜底抽薪”。
张五常在访谈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这是他对农民、农村和经济的一句评价。如果说现在人人都可以看电视、坐汽车、搭火车，五千年来，没有一个皇帝能有这般享受，那我同意“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可我觉得，五千年的历史应该用横切面去比较，比如公元1000年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比较；公元1500年时，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比较；当代中国在世界是什么位置，这样比较才有意义。不然，“五千年来没有这么好过”无异于谄媚的一句文字游戏。
香港学者丁学良说的很明白，张五常的表现，只不过是为乞得一栖身之所，以逃避美国对他的刑事追究。“2003年1月28日，美国政府控告张五常夫妇13项串谋逃税及虚报资料罪，涉及漏报的资产估计高达7000万港币。张五常被控1项逃税罪、6项虚报收入罪和6项虚报海外银行账户罪，他的妻子苏锦玲则被控串谋逃税。若所有控罪皆成立，数罪并罚，最高可入狱83年及罚款475万美元。但张五常随后立即逃离了美国，拒不出庭受审。美国司法部随即向两人发出拘捕令。由于香港和美国之间有引渡协议，只要张五常回到香港，美国政府就可以要求香港逮捕张五常引渡到美国”。所以从2003年开始，张五常一直居住在中国大陆，不应该给工人和农民更多权益等言论能迎合官僚和权贵，而鼓吹买粮安全，则是他对资助他的“基金会”的责任。也许，张五常的通缉犯身份，减弱了他的“权威性”，所以“基金会”才选择茅于轼承担课题研究，研究出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科技成果。正是“福特基金会”在全球致力与“绿色革命”，为美国农业确立垄断地位，这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人类利己的本性。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和民族利益，没什么不正当。不正当的是它民族的“经济学家”帮助别人来完成这个至少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布局。
抛开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谈，中国缺粮，最大经济利益的获得者唯有美国。市场经济在国内是残酷的，参与国际竞争更加残酷，新自由主义经济一般从价格着手分析，为何对粮食问题不从“价格”考量呢？茅于轼之流真的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吗。世界大同，那是共产主义，在市场经济下，谁也避不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茅于轼、张五常们真的不懂？我认为不会如此“天真”。
教育
金融危机，中国以大换小，以资源换花纸头的“外向型”经济玩不转了，自然想到“内需”，正常人都会这么想，不是内就是外。可老百姓手里没钱，想掏钱“爱国”都爱莫能助，所以各路专家就鸡一嘴鸭一嘴讨论如何拉动“内需”。尽管讨论不过是显得自己忧国忧民、加上自己有学问之外，对实际问题仍是缘木求鱼，但总算没有南辕北辙，始终不离“内需”左右。然而，张五常与众不同，他提出走出金融危机的路径是：《张五常：中国鼓励内供远胜于鼓励内需》。对张五常的标新立异，我是哭笑不得。
“内供”无需鼓励，金融经济危机渐现端倪，中国的企业就开始寻找国内市场的缝隙，使尽浑身解数欲在国内市场一显身手，站住脚跟、扩大销售，这是每一个企业自救的本能。问题是国内没钱，需求疲软，他们头痛的是国内市场怎么才能接受他们的“内供”。只有在需求旺盛，供应不足时，才需要鼓励“内供”。目前是，企业都挤在“内供”的独木桥上，现有产能已无处释放，谁都想“内供”，可供了没有下家接盘。
张五常可是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还真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成家后一准就变成神经病，而且，越是著名病就越加严重。张五常在文中提到怎样鼓励内供想了一项措施：“如今懂得做厂的人才散失严重。做厂是难度非常高的一门专业。我认为要不论既往，不管是否欠债逃亡，要出些优惠鼓励这些专才再做厂。”一日资本家、一世资本家，欠债逃亡了还要找回来供起来，此类自由主义者大概都有这种藐视法律、专制与被专制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英主义思想。也难怪他会在美国受到十三项指控。
张五常这种神经病的呓语肯定不会为决策者采纳，也无从采纳，因为正是人人想做而不得的事。而在1998年，也是为了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一个叫汤敏的“首席经济学家”，一纸建议，改变了千万人的生命轨迹，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万壑悬崖。
汤敏，茅于轼的富平家政公司的合伙人，前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职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担任副秘书长。1998年，以个人身份向高层提出启动消费点的建议，即“教育产业化”。 在陈述高校扩招的5个理由中第三条为：“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同时，汤敏算了一笔账：“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由此，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掠夺和对教育的极度摧残。始作俑者，汤敏。
“教育产业化”的成败得失，已经摆在了人们面前，我不想过多地提其中的惨痛，只是就汤敏当时的心理做一分析和梳理。汤敏是出于保证8%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提出增加高校收费的，这点很明确，他自己1998年的建议和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是这么回答的。这里面就蕴含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经济增长是给外部世界看的还是应该使人民享受到增长带来的利益，经济增长的数字是衡量一个政权合法存在的唯一指标吗？执政者从它执政的角度，希望有漂亮的经济增长数字，以使自己的执政合理、合法，而偏离经济增长的实际意义，有它的内在原因。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是什么态度，他首先必须是一个人，得从人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应该明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的，不能为了数字的好看而增长，不能巧立名目硬抢人民的钱来满足增长的数字。一个经济学家，如果心里没有了善，缺少人文关怀，专业知识只能帮助他成为一个精致的、残忍的帮凶。汤敏就是。他很专业地看到“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就建议从此下口。
汤敏算的那笔帐也不对，他大概是为了增强他的扩招在经济上的说服力而有意胡扯，因为我不相信“首席经济学家”会这么弱智，为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有意胡扯是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通病。汤敏算法是这样：“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即使算进不算出的奸商也不会如此算法。假使没招这30万学生，这30万人也得吃饭喝水穿衣娱乐，照样得消费，也许不如在校消费多，但必须是动态比较。唯一增加的是学费这部分，然而，学费进入了教育系统这个循环，成了教育系统个体的定向消费，是否会比分散在老百姓手中的乘数效应更大，也是未知数。就是说，扩招和增加收费并不能给经济增长的数字提供太大的帮助。为什么汤敏要提出来，政府又欣然接受呢，因为，这是一场对老百姓的抢劫，所以的参加者都会分到好处，汤敏的好处是更加巩固其帮凶的地位。
汤敏留学美国，长期在国外工作，对世界各国大学教育和收费标准，不说是精熟，总该大致有所了解，即使不了解，在提出建议之前，也应该去试着了解，这样才不失一个学者的态度。如果汤敏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他就会比照世界通行的做法不会去做大的变动；如果汤敏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会学美国、学日本、学德国，建议政府重视教育别光停留在口头，帮助国家走上教育强国的路；如果汤敏是一个普通意义的人，他就会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决不会竭泽而渔。可惜，汤敏都不是。汤敏选了仅仅有利于政府的短期利益，而有害于人民、国家长期利益的狂涨高校学费的路。
学费之高到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程度。我国2002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学费是：5000元—8000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3个人的纯收入都供不起一个大学生。而且，自己还一年到头不能吃喝。简单的比对，就能看出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的疯狂。教育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命脉，说起来都懂，敢情是捏住人民的命脉而敲骨吸髓。就算汤敏是个死不开窍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他总该学学他奉为神灵的老师吧。德国对本国和外国的大学生一律免费就读。英国在1998年才开始试行收费办法，在此之前一直是免收学费；法国只收取少量的注册费；印度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只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在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国家，汤敏怎么就能够想出这等主意。我国1996年制订的《教育法》规定全国教育开支不得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6%，但十几年过去了，却从来没有超过4%，不到联合国规定最低标准的二分之一，列全世界倒数几位。这不是钱多钱少，富裕贫穷的事，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偏低，几乎所有的公共事物投入所占国民生产总值都偏低，那一块蛋糕的其他部分分给谁了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汤敏，本着专业的立场和眼光，理应追问这个。
教育是产业，就如我们说文化产业、科技产业一样，美国也提教育产业化，那是利用大学的科技资源去发展实业，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应用产品，所以才有了加利福利亚的硅谷。不是我们现在的，我国政府拿办大学当成一本万利的生意，直接将大学当成产业来获取暴利。公立大学的投资来源于国民的税收，而且，企业都额外交了教育附加费，公立大学却用来赚钱，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产业化的大学，又没有按照产业要求来对待，完全成了一个黑洞。因为大学并没有成本核算，没有量化一个学生四年大学需要多少成本，缴费就没有依据。既然是产业，却又不用缴交营业税、增值税。收费时是产业化，收上去如何使用又是官僚化。“教育产业化”实际成为了打劫老百姓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托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纯粹为商业赚钱的目的来办高等教育的，唯有中国。言必称自由主义，事比托国际惯例的“经济学家”们怎么就会有如此创举，以公有制的大学体制来行市场竞争的“教育产业化”，他们不会觉得别扭吗？可汤敏是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我不相信他会如此愚蠢。
在2004年亚洲大学校长论坛上，日本亚细亚大学国际交流委员长容应萸开门见山地说：“我不赞同‘教育产业化’。” “教育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培养人才！” 高丽大学副校长听了翻译的话以后，很莫名其妙，然后说：“教育产业化？我没听过。我不懂这个概念。”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卢耀群表示，好的大学必须平衡“社会责任”和“赚钱”的关系，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不应该是充满商业气息的。 他强调说：“毕竟，大学首先是培养人才、孕育思想和创造发明的机构。” 在国内一些政府官员与学校校长看来，教育产业化就是应该成为一项赚钱的行业。
大学，是孕育思想、创造发明的机构。这是全世界无论何种意识形态的国家的共识。我国共和初年，蔡元培先生即以兼容并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理念来办高等教育，走马灯轮换上台的军人执政，也从没想过依靠大学来牟利。在失去半壁江山、极度困苦的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也没因为战事紧张和经费困难而放弃高等教育的投入，更加没有打大学赚钱的主意，反而在那个年代，造就了“西南联大”这样至今无法企及的学术和思想的丰碑。建国后，乃至经济濒于崩溃的时期，仍然保证了大学教育平民化，没有造成因缺钱而大批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然而，从78年经济起飞，飞了20年后，政府说没钱了，告诉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是一项个人投资，获益者要自己掏腰包，掏多少由垄断企业“大学”说了算。高等教育不仅仅是受教育者的获益，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获益，一个民族的传承必须通过教育管道达到目的。49年后，大学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尽管已偏离了大学教育的实质，但尚有理想主义成分存在。98年后，大学则成了不称职的职业培训基地，赤裸裸完全不要一丝一缕来遮羞。
大学，对一个政权来说，他还体现公平和正义，也是稳定政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无论出身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都能够走接受教育这条路，提升自己的阶级地位，使社会保有一条改变身份地位的良性通路。中国超稳定的历史进程，科举文官选拔制度功不可没，它不同于西方贵族的世袭制代代相传，而是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同时，为了公平，尽可能地降低晋升的成本，所以，考题内容不脱四书五经，将读书晋阶的成本控制在最小程度。“教育产业化”几乎堵死了平民改变境遇的通路，今年重庆流失考生即是例证。阻断平民与精英阶层的良性流动，对民族是巨大的伤害，对政权，则是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汤敏的学识不可能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他讨好现政权为现政权提供理论依据，尽管获得了短期效益，经济增长的数字好看了，焉知汤敏不是断其后路，有更深一层的目的。
“教育产业化”成为瘟疫之后，教育部几次三番地出来澄清，说从来没有提过“教育产业化”，也不支持“教育产业化”。须知，一个事实的认定，不是看口头的表态，以及用什么词语来述说，而是看实际发生。就如婊子立牌坊，立了牌坊的婊子仍然是婊子。时至今日，高校收费依然高高在上，你说不是“教育产业化”也行，总得给个你的说法，不然，就改成“教育掠夺化”。2005年，汤敏也说从没提过“教育产业化”，只不过是建议扩招和涨价，这就如拉客、上床、收钱，然后说自己不是婊子一样。
2007年，汤敏很委屈地说，都说我为富人说话，今天我为穷人说话，于是写了篇《谨防富人搭穷人的便车》，说的是大学学费要继续涨，然后由国家来减免贫困学生的学费，现在的学费太便宜了，是富人沾了穷人的光。在为谁说话的态度上，汤敏就不如茅于轼诚实，茅于轼从来都说是替富人说话。2008年，茅于轼也说同样学费涨价的话。我发现，茅于轼每每都是在张五常、汤敏之后接着鼓噪，而且，他们的对象和效果皆有不同。张五常、汤敏一般是针对上层，茅于轼是面对公众，茅于轼的鼓噪又往往吸引各路媒体来热炒。
暂且不说学费到底是高是低，就说低学费政策。低学费政策能够惠及所有人群，富裕阶层也可从中受益。高学费政策会使富裕阶层受损，但不一定能够惠及所有的贫困人群。将钱收上来再返还，中间也会产生交易费用，使总金额减少。特别是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更难以保证惠及真正需要的人、而杜绝富裕人群的搭便车。茅于轼极力反对的经适房，就是基于权力寻租的立论，在收钱的问题上，似乎就忘了。
汤敏在否认“教育产业化”之父的称谓时，反复强调他说过学费涨价后要对贫困学生进行补贴，是政府没按他的说法去做。可到了2005年，又说还要涨价，政府就会减免学费吗？人说吃一堑长一智，人不能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两次，可偏偏贵为“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要用同一根绳子吊死自己两次。说来谁信。汤敏真为穷人说话，怎么不提先完善各项助学措施，然后再涨学费呢？
改制
教育产业化动摇了中华民族可资发展的根基，企业改制则是杀人的屠刀，我们的血是他们的珍馐，他们舔着刀口的血说：“你们不流血，我们哪来的血喝”。
知识界的堕落
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人，记住一个叫厉以宁的主流经济学家，等有一天政治清明，法律可以伸张正义，而厉以宁恰好还没来得及死掉，或者他的家族还没来得及席卷钱财全体出逃到美利坚时，我们应该调查他、以及他的家族，看看他们的享乐是牺牲了多少万人换来的。厉以宁有段经典的宣言：“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厉以宁倒是实话实说，不虚饰不伪善，真豺狼就真豺狼面对世人，不象茅于轼、张维迎之流用些“帕累托改进”和“权利寻租”来蒙骗，装一副为国为民不嫌恶心的样子。既然厉以宁说的这么直白，“少数人的享乐”就是要靠“维持现在的状态”，那就麻烦主流经济学家别再去扯经济学原理和自由主义了，你是要“维持现在的状况”。也别说什么是为了发展、为了穷人或者国民的利益了，你都要牺牲掉“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你们的改制就不会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的利益，只会是为了你们个人的占有和分赃。看到厉以宁这样血淋淋的话语，我不寒而栗，甚至可以沿着这个线索，追寻到当代知识人屡此被整肃而在当时不被老百姓同情和保护的原因。是不是知识人在占有知识时，就丢掉了人性，所以在他们被主子赏识，取得应伯爵的身份时，就把自己当成了西门庆。从而招致人民的痛恨。在我读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时，我不胜嘘泣；在我读谢泳的《逝去的年代》时，我痛心疾首。当我看到当代的知识人，我多少有些理解，也许远去的才是风景。中国的知识人在现实中不是帮凶就是帮闲，特立独行的第三种人少之又少，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一项改革，无论赋予它多么伟大的意义，必须满足大多数人的现实利益，你要说有多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是骗局。美国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有说：“经济政策必须优先考虑群体利益，社会资源应该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员”。茅于轼说不读书，不懂自由主义却装一副自由主义的派头，不可能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读书吧，这一段总有人看到过。即使不读书，一辈子与人为伍，总不至于退化成禽兽。要牺牲几亿人来满足几个人的享受，认为合理而且“很有必要”，我就不知道厉以宁该归为哪一类禽兽。
每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只有短暂的几十年，每个人的生命属个体所有，他们不能被别人规划，也不能容忍别人拿来牺牲，以换取少数人的享受。自由主义的典范《美国独立宣言》言：“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了他们若干不能出让的权利，其中如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却依靠专制权利，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有多少“自由主义”的成色，我看不到一成，“牺牲几亿人满足少数人享受很有必要”是奴隶主的思想，但我还没看到有代表奴隶主利益的知识人胆敢这么说，他们至少还有一丝人性，也只有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敢。在《美国独立宣言》中，紧接我引述这句的后面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任何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的，人民便有权把它改变或者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厉以宁之类的经济学家，将政府变成宰杀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的暴力工具，同时变成保护那些在虐杀中享受快感的少数人的保护伞时，是不是有更深层的目的。因为他们个个都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美国独立宣言》当是读过的，他们知道怎么使政府变得不合法。
厉以宁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这已经是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财产权、发展权、生存权的掠夺和威胁，是对大多数人天赋人权的侵害。茅于轼等经济学家却喋喋不休地大谈“多数人的暴政”，大唱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他们不是瞎子，也不是不理解自由主义，他们不过是以“自由主义”为幌子，保护权贵的自由、保护富人的自由、保护能人的自由、保护强人的自由、保护知识人的自由。保护他们“自由”地侵害弱者、穷人、农民、工人、和无知识者的权利。“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实际是茅于轼语带挑衅的自我表白。任志强之类的富人本身具有霸道的话语权，放个屁都会让媒体捧在手心嗅了又嗅，还有成龙这样的国际巨星帮腔。没有话语权的是农民、下岗工人，上访人员，他们想通过法定渠道说句话，也被知识人定义为精神病，欲一关了之。他们最需要的是有人帮他们说话，而不是介绍他们去给富人做佣人。茅粉们争论茅于轼有没有给穷人办事，是不是一个“善人”，毫无意义，不替穷人说话的茅于轼与厉以宁是分工不同。厉以宁是说出一个事实，并指出维持这个事实是对少数人“享受”的保证，茅于轼则是为维护这个事实实施的具体步骤。
国企改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权贵的一场世纪盛宴。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所长盛洪对这场盛宴有深刻理解，他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我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批驳这种强盗逻辑。茅于轼、张维迎、汤敏等等主流经济学家怎么又不担心其中的权利寻租呢？可能他们认为厂长自卖自买，或者干脆白送就是最好的改革方式。
按照张维迎、厉以宁、樊纲、盛洪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确实是这样。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流进了私人腰包，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奈特曾批驳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蠢猪：“最大的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与自由竞争混为一谈”。今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彻底地把“自由与私有化混为一谈”。而且以牺牲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推行私有化，这种剥夺公众利益的私有化与共和国当初的“公有化”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公有化”是公私合营、赎买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私有化”则更加激进，一步到位，谁抢到谁获利、将工人甩给社会。恰恰社会并没提供保障下岗工人能够“自尊的生活”的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员”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如果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话，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的哲学概念实在相距甚远。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这毋庸赘言。然而，一个使少数权贵暴富，牺牲几亿人的国企改革竟一时间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一个香港人郎咸平发出怒吼之前呢，有几个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学者发出了他们的声音。这不能不悲叹中国知识人的整体堕落。
那个美国政府的刑事通缉犯张五常，对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中国人民说了一句话：“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我还真没见过一个没有社会福利的国家，包括朝鲜和古巴。中国的情况大概不会使这个老通缉犯反胃，“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张五常用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惯用的逻辑，“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言下之意被腐败和“权力寻租”了，他们往往都是这么一巴掌一巴掌猛煽自己的那张厚脸，提高高校收费不怕腐败，“经适房”怕腐败；又说腐败没什么了不起，又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建立福利制度，就担心钱“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反正不顾逻辑不要脸，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说，偏偏政府还听这套。
改制的源起
存在人格缺陷，几乎是所有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特征，他们一般不了解自己吃几碗干饭或者能够吃几碗干饭。2006年，张五常忽然突发奇想，鼓吹打开秦始皇陵来发展旅游经济，推测秦陵入场费500元，每年接待500万人次，认为这还是略低估的数字，并且安全可靠。我以为，经济学尽管与算命的学问相差无几，但经济学家还是别去摆摊与相士争抢饭碗为好。说打开皇陵，500元、500万，使我想起牟其中炸开喜马拉雅山的狂想，很象一个浪漫主义的江湖骗子。主流经济学家如此，他们的“学生”也极其相似，“学生”们对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一书推崇备至，我大略翻了一下，是一本讲座和演说的集子，内容凡是与经济学挨上边的，无不是从一个假设出发，然后得出自以为正确的真理，中间完全没有论证的过程，或者与茅于轼一样，论据与结论毫无关系。毫无逻辑的学问，竟让主流经济学家的学生佩服得恨不能喊一声亲爹。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一书中，详述了他是如何到香港大学的，“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于是，张五常到了香港，港英当局安排张五常出任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看来，张五常确实是肩负某项使命而来，这项使命不一定出于某国官方授意，但至少是出于推进中国的私有化、为推销一种经济理论而为之，至少是为验证一种经济学理论而将中国当成了实验场。这种经济学理论，张五常将它称为“新制度主义”。
1988年，张五常安排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访华，并受到当时的赵老二接见。他们向赵老二推销了一步到位的价格改革、产权改革等一揽子市场改革的“休克疗法”。1988年9月19日下午，在紫光阁弗里德曼与赵晤谈两个多小时，9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有论者认为赵是反对价格冲关的“休克疗法”的，但我找不到证据，尽管我尊敬赵的人格、仰慕赵的个人魅力，但我读了“赵与弗里德曼会谈记录”后，我只能说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弗里德曼来中国三次，分别是1980年、88年和93年，每次都与江会面。2001年4月27日《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里说：“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张五常一向自诩预测准确、从没犯错，但言多必失，还是不小心说出了“一团糟”，而在2005年、2006年的多次演讲中，又不承认这点，认为所有的改革都是成功的。
张五常很喜欢讲一个他很有名气的故事。说1988年他与弗里德曼在杭州茶馆喝茶，有一个青年激动得浑身发抖，趋前索求他的签名。他介绍旁边这位是弗里德曼，那青年激动地噗通一声、栽倒在地。夏业良教授评论说：“1988年能认识张五常的青年，在中国内地大概只有他的亲戚。”就这样一个意淫得没谱的江湖骗子，竟左右了中国的改革，决定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命运。实在是领导人的幼稚。这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实验以葬送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作为代价，理论提供者不承认错，认了就失去了继续招摇撞骗的依据；参与实验者，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更不会认错。只有老百姓该死。
改制违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宪法第七条：“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法的善恶是一回事，对宪法的尊重是另一回事，既然宪法没有修改，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仍然是公有制，那么，出卖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即是违宪。违反宪法实现的任何改革都是危险的，无论改革者抱有多大的善意。突破规则的底线，不能保证任何人的安全，包括现在置宪法于不顾，一意孤行的权贵和自由主义者们。你们可以为实现目的，不顾程序的合法性，同样，收拾你们的人也可以。
茅于轼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签署“县长”，要求宪法赋予的各项自由能够落实，正当，没错。但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践踏宪法肆意妄为，则是对自由主义毁灭性的伤害。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有这种强烈的、功利性的、实用主义倾向。一面指责别人，一面放从自己。
也没有一部法律授权行政机关或党的机关，可以出卖名义上属于全体国民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依据，是党的政策，党的政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与宪法冲突。这是中国所有的、无论真假的“自由主义”者的共识。但在甩卖国有资产这个问题上，真假“自由主义”者与党保持了高度一致，提供理论支持，身体力行地推进，并从中获利。这是对自由主义的背叛，还是根本就是投机，或者是两伙强盗，合伙打劫，分赃时各自用不同的理论术语讨价还价，以免老百姓看破个中玄机。
改制违宪的拷问，促使宪法学家出来圆场，提出了一个良性违宪和恶性违宪的概念。违法就是违法、违宪就是违宪，中国的这些“家”，实在天才，找不出抵赖的理论，可以生出一个不违法的违法行为的解释。我不知道历次运动被整肃时，是良性还是恶性。我肯定是良性的，因为“良”“恶”的标准和判断掌握在实施者的手上。所以，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再来一次对知识人的整肃绝非不可能，知识人以“良性”“恶性”来帮助权贵欺负老百姓，就一点没顾虑到会被反噬吗？到那时，恐怕死了都没人替他们收尸。“良性违宪”皆可行，所有的罪恶皆可假此名而行。
宪法学家提出了检验“良性违宪”的两个标准，一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一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由此看来，我国的宪法非常糟糕，既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还维护不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既然如此糟糕，当然是修改比较好，没必要让“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去违反国家的根本大法，显得偷偷摸摸不够光明正大。
就算宪法学家“良性违宪”成立，国企改制仍然改变不了其邪恶。如果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争论的话，没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确凿无疑。没有有效的补偿机制，几千万工人下岗，对个人是惨重代价，对社会同样是代价惨重。企业到少数寡头手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很难说，因为看到太多改制后的企业，关门大吉，就地发展房地产。房地产业能助进一个国家发展生产力吗？全世界没看到有哪一个国家是以房地产业发展的。即使寡头经济提高了效率，也是牺牲了公平，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效率非常脆弱，没有公平的社会将会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当权者希望这样吗？不知道。也许，这正是伪自由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们想要的效果。
郎顾之争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劫掠国家财富，除了顾雏军发律师函外，所有操办“产权改革”这场盛宴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以及入席者都保持了暂时的沉寂。他们不得不缄口，因为事实和数据都说明了顾雏军劫掠国家财富的这个事实，而且，在全国各地，权贵、资本家已经正在分享盛宴的大餐。所以，要否认劫掠属于全民的国家财富这个事实，有相当的难度。所以，不能正面回应，得另辟蹊径。
8月28日，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年会上，张维迎发表了题为“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演讲。这可看成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集体作出的回复。是回复而不是回应，回复是表现一种姿态，表示你郎咸平发难的事我们知道了。回应则是就别人发难的内容进行回答。在张维迎的演讲中，就郎咸平的内容避而不谈，这是主流经济学家的策略。
张维迎在演讲中，说了企业家的生存依靠三种环境：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而他看重的是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这又与主流经济学家市场决定一切的商业环境至上不同，总之他们根据自己的目的知道说什么更重要。首先，张维迎对政治环境感到满意，特意对戴三个表提出了表扬，说让企业家理直气壮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平时最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节骨眼上却搬出与商业不沾边的三块表来为自己撑腰，让人觉得张维迎人格非常下作。张维迎不满意的是“舆论环境”，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舆论环境变化非常大，网络时代是信息特别容易偏离的时代，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我只知道广开言路、畅所欲言是一个好的舆论环境，连封建帝王李世民也这么认为。禁锢言论、只留一个传声筒，是恶劣的舆论环境，各个自由主义流派都这么认为。可张维迎不这么看，异于常人，偏偏他还是“自由主义”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我可不信。认为可以自由表达的网络时代，就“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算是张维迎的一个天才创见，我要反对，张维迎一定有理由，说真正的穷人是大多数，他们根本就不上网，所以网络意见是少数。张维迎在这耍了两个伎俩，一是统计上的取样，他把取样人群混淆于所有个体，并无耻地将不上网人群当成他的意见的支持者；二是转移对比，他将网络舆论与不存在的全民投票来对比，认为没有涵盖所有个体的舆论是少数。取样数量越多就越接近于真实，这是统计学的基本，是几个“精英”通过官媒发出的声音更能代表大多数还是自由表达的网络更能代表大多数，读了博士的张维迎不会想不明白。应该用网络舆论与“官媒”对比，比较谁代表大多数。其实，张维迎也懂，当他们“签名”的时候，他们能熟练运用，主要是看自己的目的进行取舍。
张维迎的演讲他自己用一句话做了概括：“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纵观整个演讲，张维迎的所指是特定的人，特指企业家。关于善待不善待，几年前就有人撰文指出是社会对企业家太“善待”了，已经把他们个别人“善待”成了强盗。却虐待了几十年低工资、为企业积累作出贡献的工人们；虐待了因为“剪刀差”为工业发展作出牺牲的农民们。在此，我不赘言，否则又入了张维迎下的套。张维迎及其主流经济学家的回复完全罔视郎咸平的主旨，避而不谈在“国退民进”中是不是一场权贵与富豪的一场盛宴，在这场盛宴中，权贵与富豪是不是以底层百姓的血肉做佳肴。转移所指，用泛道德的大棒来回击郎咸平的特指，将劫掠国有资产的“企业家”泛化为整个企业家群体，试图将对特定行为的追究引入道德争论的歧途；试图将整个企业家群体绑上战车，以方便他祭起“反对改革”的大棒。确实不要脸，但不得不佩服张维迎及其主流经济学家的战术运用得当。
好在事情很快就明朗，顾雏军下狱。张维迎这时面不改色地出来说：“我和他不熟，企业也不太熟”。张维迎完全没必要出来说自己没在床下卖三百两银子，更何况，你都不熟，如此谰言岂不是极不负责任。我认为张维迎不仅与顾雏军熟，而且，根本就是同案犯。
在力挺顾雏军后，人物周刊有对张维迎做过访谈。张维迎的语言很有特色，比如用“无赖”、“疯子”、“无耻”等来形容郎咸平就表现了张维迎有市井流氓的语言天赋。但就别人的指责和披露，如果觉得荒谬，那是学理的荒谬，与“无赖”、“疯子”、“无耻”似乎不沾边，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不在骂人，张维迎没必要如此气急败坏，在世人面前显现自己一个流氓的本质。张维迎、茅于轼以及他们的粉丝们一贯强调以学者的方法讨论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学者，所以就不以常识和良心来讨论问题。遇到真学者时，知道藏不住尾巴，就不“学者”改为谩骂了。或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及其粉丝们认为郎咸平不够讨论的水平，那就夜郎自大了。郎咸平在世界顶级排名一、二、三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有17篇论文，张维迎别说是一、二、三，连一类刊物都没有一篇发表。也许，讨论不在一个级别上，张维迎不得已而谩骂。
谩骂还只能说明张维迎的学术人品和为人卑劣，到不能肯定张维迎就是顾雏军的同案犯，但张维迎的另一句话露出了他的尾巴。他说：我不与无耻的人争论。我想起周老虎周正龙的一句话：“我认为照片是真的”。这句话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说的，这不仅说明照片是假的，而且周正龙本身也是一个道具。尽管在整个造假过程中，周老虎很入戏，但一个人的心理无法保持时时刻刻都做到替代，人的心理有强大的自我认知能力，不可能做到完全舍弃自我而替换为另一个人。“我认为照片是真的”，从心理分析，周正龙不是拍照片的人。
再看张维迎的这句话：“我不与无耻的人争论”。在访谈中，张维迎爆出那么多的污言秽语，这肯定不符合北京大学光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平日里，张维迎断不会是这种表达方式，之所以在访谈中如此，因为情绪激动，有些不受控制，这时候就可能忘记自己入戏的身份，而以“自我”的身份说出一些意料不到的话。“我不与无耻的人争论”就是这样一句。
郎咸平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中，并没有说张维迎参与了狂欢，也根本没有打算与张维迎争论什么。顾雏军与张维迎，一个商人一个“学者”，郎咸平恐怕想破头也想不到指责顾雏军会是与张维迎的争论。为什么张维迎会觉得郎咸平对顾雏军的指责是对他的挑衅呢？是因为张维迎身在其中，被击中了要害就不能很好地入戏，自然表露了真实的身份，而说出了“我不与无耻的人争论”这种郎咸平所指的受体说出的话。
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郎顾之争”，不过是郎咸平说了一个事实，主流经济学家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基础上，说要善待他们。
张维迎其人
茅于轼于张维迎有知遇之恩。1982年张维迎读研究生时，因为参与“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的服务工作结识茅于轼，1983年专程去北京觐见，1984年进京工作后，交往频繁。由于茅于轼的人脉，在茅的推荐和襄助下，张维迎羽翼渐丰。张维迎1990年—1994年就读英国牛津大学，得博士学位后欲在香港大学谋一教职而不得，遂回国任职北京大学。张维迎称茅于轼为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第一人，算是投桃报李，也是卖身投靠，他一个陕北农村出来的孩子需要树大根深的茅于轼的荫庇。而茅于轼正好需要一个洋博士的肯定，抬高他学术的身价。
张维迎在力挺顾雏军之后，曾接受过《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如果不了解其人，光看张维迎的访谈，会认为张维迎是一个学术严谨、同行尊敬、道德高尚的人。我摘几段访谈内容：
“记者：那一开始为什么不说，才导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状态。
张维迎：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不值得站出来，因为我非常注意学者的公信力。举例来说，法庭双方在辩论，如果你是证人，提出指控，但我的律师证明你曾经谎言累累，那么你的证词是无效的。这就是一个人的公信力的问题。讨论社会问题，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对学术是不会严肃对待的，他实际上是在戏弄别人。一个学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其次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我一直认为，学者首先应该修身养性，是一个道德观念很强的人，至少对人文社会科学是这样，因为他的言行会对社会、对公众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做人的品质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都没有基本德行，连偷鸡摸狗的事他都能干的出，他怎么会成为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心的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如果你在做人的基本道德上是为人所不齿的，如果没有基本的科学精神，我们历来认为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记者：不管怎样，这种影响确实在老百姓心中是形成了。
张维迎：我相信是短期的，潮水终究会退去的。做为学者，我们更在乎同行的评价。在学术界，有些规则大家都是了解的，而你什么样的人，我们也都是了解的，国内外经济学术界的沟通很多。其实大部分民众，他们也将会更加成熟，当他们发现了解某些人在学术界缺乏基本的公信力、为人所不齿的时候，难道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对不起，我只能用相对抽象的话来表述。因为不愿意过多的去说。
记者：前几天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公开承认在国企改革中的资产流失问题，以及近期出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堵漏”措施，你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早就谈过，我自己曾经就负责过北大的企业改革，我知道怎么回事。关键是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正因为这样，才更要加快改革的步伐，而且这也不是今年才存在事。有人利用这个问题去否定改革。 还有也许你的判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什么叫流失？能不能定义清楚？
记者：那为什么国内的经济学家就不能以同样的学术方式在数据上直接反驳呢？
张维迎：我刚才说过了，用数字唬弄普通人是最容易唬弄的。……我相信社会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因为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流，否则，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引述比较长，我将张维迎的要点概括如下：学者要有公信力，他张维迎是一个有公信力、道德高尚的人，郎咸平是一个“偷鸡摸狗”没有公信力的人，学者的言论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国内外的学者对张维迎他评价很高；不承认国有资产流失；他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做研究和下结论是不用数据的；主流经济学家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
先说评价，国内的几个主流对张的评价确实拉风，但香港的郎咸平认为张很差；丁学良也认为张不入流；邹恒甫自认为是三流经济学家，给张维迎评为九流。邹恒甫是中国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经济学家，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40多篇宏观经济学的论文。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因为邹恒甫所发表的文章，就把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十几位提高到第三位。就学术地位而言，以上三位都具备评价张维迎的资格和水平，张维迎认为得到国内外的认可那是他欺瞒外行。张维迎和茅于轼的隐形班主张五常也说过：“张维迎没有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言下之意不明而愈。在访谈中，张维迎不承认国有资产流失，但在另外的场合又承认流失的事实，并给出了60%多的模糊数据，那就是说流失了30%以上，不知道在张维迎心里流失多少才称心。张维迎觉得数据是糊弄老百姓的，可你糊弄老百姓总得拿出点东西吧，变魔术也得讲究手法身形，就凭你张维迎自己说有“社会责任感”那可不算，汪精卫还说曲线救国呢。况且，张维迎还是个学术道德败坏的真小人。
转一篇邹恒甫先生揭张维迎一系列造假的帖子：
一：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时间造假
光华官方网站上的张维迎的中文简介，从中可以看到“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见附件一）。这个简历是张维迎的没有当上光华正院长以前的。他当上光华正院长后的中文简历是。其中教育背景部分已经把“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部分变成“1990.09-1994.08 ，牛津大学读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他当上光华正院长后的英文简历是，其中仍然是“He received his M. Phil. in economics in 1992 ”（见附件二）。
牛津大学学位授予办公室主任Dr. David Brown 提供的证明文件（见附件一）显示张维迎是在1994年7月30日获得硕士学位。
因此，张维迎简历中“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存在造假。
二：获奖信息造假
光华官方网站上的张维迎的简历中提到他在牛津大学时期获得的一个奖：“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对于该奖，在张维迎回国早期的几篇论文中的唯一一篇带有详细个人简介的论文《从现代企业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与市场,1995,(2)）的作者小传中有如下文字：“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1992年因对企业理论研究的贡献，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该奖为牛津大学所设的唯一的经济学研究生论文奖，每年授一名）”（见附件四）
通过Google搜索发现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Shimer在其个人简历中也出现了“1992 :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 and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written exam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Shimer 教授是耶鲁大学的学士，牛津大学的硕士，MIT的博士，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顶级刊物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主编之一。
根据张维迎论文的作者简介中描述的“每年授一名”。可以推断张维迎和Robert Shime教授肯定有一个人说了假话。因为张维迎自称“每年授一名“的奖不可能同时授给两个人。
本人致信Shimer教授，询问他是否得到1992年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Shimer教授回信表示他可以确认他自己获得了1992年的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 和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written examination 两个奖。对于张维迎是否同时也获得了1992年的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best M.Phil. thesis，Shimer教授表示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清楚（见附件五）。
因此，张维迎在获奖信息上造假：要么他和Shimer教授同时获奖，该奖就不是“每年授一名“；要么他根本没有得奖。
三：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
在国内出版的张维迎的博士论文英文版（收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博士论文集》，1995，）的作者简介中（见附录六），张维迎提到自己出版了一本著作《中国经济转轨》（与易纲、迟福林合编，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牛津大学出版社书目查询的地址：Sch上进行检索，未发现这本书。用百度和Google搜索此书，在国图和上图搜索此书，在易纲、迟福林的个人简介都没有发现这本书。
因此，张维迎编造不存在的书作为自己的著作。
四：盗取他人的贡献
张维迎在90年代中期开始在自己的简历中鼓吹自己是双轨制价格理论首创者（见附件四），2007年9月，张维迎要求莫干山会议主报告执笔人徐景安先生证明自己是双轨制价格理论首创者。徐先生以事实驳斥了张维迎。张维迎以谈话的知识产权为由，拒绝徐景安先生将双方关于双轨制价格理论首创者争论的谈话公开。 2007年11月，《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在徐景安先生访谈的编后加了一段文字，把张维迎吹捧成双轨制价格理论首创者以误导大众，徐先生写澄清文章，而该报不予发表。为还原历史，2008年3月，莫干山会议主报告执笔人徐景安先生撰文回忆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对张维迎的盗取别人贡献的行为进行了揭露 2008年9月，在《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对张维迎的专访中，张维迎更是以双轨制价格理论首创者自居，对于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上的表现大肆吹嘘，引起媒体和众多学者质疑.2008年10月，当年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双轨制的华生、高粱和张少杰撰文对张维迎篡改历史、造假欺骗的无耻行为进行了深刻揭露.
正如张维迎所说，一个学者的公信力来源于个人修养和道德观念，一个处处造假的“学者”实在谈不上“道德观念很强”，上述造假也就是张维迎所说的“偷鸡摸狗”，一个平日里偷鸡摸狗的宵小，再怎么说自己有“社会责任感”，恐怕除了他自己，他老婆都不会相信。
张维迎在指责郎咸平时说过：学者的言论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影响有正有负，所以学者应该谨慎。既然张维迎这么懂道理，可自己做的事却蛮不讲理，先是呼吁要善待顾雏军，顾雏军事发后，又出来撇清自己说：与顾雏军不熟，对企业也不熟。你张维迎既然都不熟，又明白谨慎发言的道理，就不怕产生负面影响吗？你的社会责任感又怎么体现呢？说到底，张维迎就是顾雏军乃至所有富人的一条狗。做狗大概张维迎有不得已的原因，因为张维迎没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而偏偏混迹于“学术”江湖中，尽管认了茅于轼为老大，但这个老大本身就浪得虚名，是个学术骗子，不能在“学术”江湖中给予实际帮助，至多给张维迎成为经济新闻人提供舞台。所以，就只好追随茅于轼一起成为权贵们的两条尽职尽责的好狗了。
张维迎有一本《企业的企业家》，主流经济学家张曙光对此书佩服的五体投地，茅于轼将此书捧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最高水平。不知他二人是否真读了，但北大公共管理学院余斌教授是真的读了。而且验证了张维迎在书中第139页给出的公式，发现竟然是假的。把数字代入张维迎自己给出的公式一算，得数居然是负数，与张维迎自己的结论完全相反，随后的重要推导和结论都不能成立。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造假。
没有学术能力，大致可以理解张维迎做狗的献身精神。同时，也从另一方面找到他“牛津博士”真假的佐证。一直以来，都有说张维迎的牛津导师没有给他博士文凭，张维迎的博士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颁发的，据牛津大学学位授予办公室主任Dr. David Brown 提供的证明文件显示，张维迎是在1994年7月30日获得硕士学位。也于同年回国，在时间上，不可能来得及得到博士学位。最有可能就是美国出于政治的考虑，给了他“博士”。
原形
没有证据证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天生就是魔鬼，也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具有与生俱来的、祸害中国人民的天性。尽管有不少论者认为，张五常肩负英美的特殊使命，将香港作为桥头堡，抱有渗透进而颠覆中国国民经济的目的。我觉得不大可信，中国经济崩溃，势必会产生社会动荡。在世界经济犬牙交错、互相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今天，中国的社会动荡，一定会波及全球，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张五常为何会强力推进伤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给社会造成隐患的“改革”建议呢？我认为不外两个原因。
一是学者的精英意识使然。特别是人文科学的学者，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这是学科本身对他们的要求，因为学科的理论和结论都不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支撑理论的框架很大程度来源于学者的自信。自然科学家一般很难产生自己是一个超人的幻觉，是由于自然科学家在今天要有一个小小的进步，都离不开前人的积累，必须是在以往的基础上向前逐步推进。而社会人文学科，有些分支完全可以斜刺里插出、独树一帜，特别是经济学领域，许多都是平地起高楼，自创一套“经济学”理论。能够自创“理论”的，大多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天才观念，他们一般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有将自己的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冲动和使命感。而自诩为“精英”的天才观念也妨碍他们以普通人的方式思考，以至于弄出些违背常识的结论，还怪别人不懂他的“经济学”，或者干脆就以上帝的身份来对待芸芸众生，从根本上忘记了经济是什么，发展经济是为什么。张五常狂妄到无知的状态，似乎有点这个味道。
二是利益集团的推动。我不大相信张五常负有美国的国家使命，但相信张五常负有美国国内或者国际利益集团的特殊使命。利益集团与张五常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双向选择，张五常利用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基金会资助的大学、研究所来传播和发展他的的理论，借助跨国公司的利益集团来推动理论在全球的实践。这完全符合“经济学”的学科个性和经济学家的天才观念。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其实践能给跨国利益集团带来切实的利益，通过学者来宣传和推进，更有说服力，跨国利益集团当然乐意为之。
英国女学者诺瑞娜•赫兹写过一本书《当企业收购国家》，在书中有说：在目前全球100大经济体中，有5 1个是企业，只有49个是国家。当企业的势力、财力胜过国家后，全球化带来的到底是福是祸?我们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这些都是未知数，但在这未知之中，隐隐藏着忧虑。
企业存在的意义就是利润最大化，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回报股东，它们没有共同发展、资源合理搭配的义务和责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这点，但以为“看不见的手”会伸出来调节使之合理，而这只手是通过“比较优势”的路径来调节的。“比较优势”正中跨国利益集团的下怀。“比较优势”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安天命，在现实的市场格局下做自己看来短期内有利的事。比如，工业落后就种粮食，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我国人多，就绑死在代加工这棵树上，我们发挥资源和血汗工厂的“比较优势”，而让戴尔、阿迪达斯去发挥品牌和通路的优势。“比较优势”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从长远而言，则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在这种“比较优势”的发展下，后发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当资源耗尽、血汗流干，又没博弈地位时，就只能仰人鼻息。跨国利益集团最爱“比较优势”，此理论帮他们开拓市场、扫清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高枕无忧地获取垄断利润。发达国家也青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比较优势”，这能让他们保证自己的国际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向中国、印度、南美、东欧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而自己进行政府干预的原因。
发达国家和跨国利益集团的推动，基金会资金的资助也是张五常疯狂的主要原因。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将违反常伦、违反常理的“经济学”当成不可置疑的真理，则是多方面的原因。
客观现实促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几十年的实践中，流于破产，使得中国的经济学人急于摆脱政治经济学的束缚，寻找新的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破产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人没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门科学来对待，而是当成了经书，一字动不得、一字改不得，所有的理论都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注解，所有的实践不脱政治经济学的藩篱。一门形成于几百年前、德国人的经济学理论，用来作为中国人经济生活的标准，想不把中国人逼到绝境都难。所以，我很能理解经济学人另觅出路的心情。
国门初开，先是凯恩斯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挤了进来，本来应该是带有政府干预理论的市场经济更容易被中国现实社会的接受，但正因为政府干预带有计划经济的元素，中国经济学人的逆反心理，使得他们本能地拒绝。而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由于中国经济学人不求甚解的态度，并不能掌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四个字也帮不少忙，中国经济学人被禁锢的时间长了，看到“自由主义”就忍不住生理冲动，根本不理会新自由主义经济与“自由主义”是不是一回事。
知识结构和人文精神的欠缺，是中国经济学人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另一个原因。现在风头正劲的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张曙光、盛洪等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起步，当他们与茅于轼接触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那种震撼只能用五雷轰顶来形容，他们根本看不懂满是数学符号推导的经济学。就如纳什，一个数学家，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数学已经深深根植与经济学中了。由敬畏而生崇拜。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高深完了又很浅，浅到用“看不见的手”解决一切问题，浅到什么也别做、一切交给市场就万事大吉。
深，使自己显得有学问；浅，学个三五天就可做大师、行走江湖摆场子卖艺。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会成为首选。不一定主流经济学家个个都是江湖骗子，说不定有个把是真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当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那就是囿于知识的缺陷，吊死在了现实中不存在的静态供需曲线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大师：弗里德曼、哈耶克、欧根都不赞成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的“丛林法则”，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走向极端，甚至扬言要牺牲几亿人呢？这就是中国社会整体出了问题，几十年的洗脑教育，批臭了西方的人道主义，埋葬了中国的仁义道德，剩下了残忍与暴戾。张维迎、张曙光、盛洪等是在这个教育环境中长大的，而厉以宁与茅于轼则是以牙还牙的报复。
外力的作用也是一个原因。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传知行经济研究所得到资助“就包括福特、CATO Institute、企业基金会(AEI)、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当斯密社 Adam Smith Institute、开放基金会（索罗斯的那个）、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直接或间接），大部分都是右翼社团或者特殊使命社团”。他们也许不会有明确的指令，但一定会通过有选择的交流和有目的的探讨来推销对他们有利的理论。至少他们要对得起基金会的股东。
利益驱动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堕落的最主要原因。
2008年12月，当黄光裕刚被拘捕时，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2009年1月就因黄光裕一案涉嫌受贿被双规。所谓无利不起早，察其言观其行，权钱交易几乎摆到了台面。同样是摆到台面的张维迎却是无惊无险，在郎咸平质疑顾雏军侵吞国有资产时，张维迎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声嘶力竭地骂大街，最后，全身而退。零风险的利益驱动下，主流经济学家不成为贪婪的狼、乞怜的狗，那才是咄咄怪事。
在公有制的国家，推行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极端的市场化，在法律缺位、保障机制缺失的社会环境中，疯狂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其中流失的国有资产，有多少进了他们的腰包？主流经济学家到底从权贵的餐桌上分到了多少美味佳肴？要说没有利益，除非主流经济学家通统丧失了人性和理智，才会鼓吹牺牲几亿人满足少数人的享受很有必要。
就是这个要牺牲几亿人的厉以宁，利用证监会的身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他的家族聚敛了巨额财富。几次人大代表提案调查他财富的合法来源，均无功而果。而那些虏取了巨额国有资产的权贵们，也都袋袋平安。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伙同权贵对中国几十年积累的一次瓜分和掠夺。“新自由主义经济”不过是一个幌子。
中国，魑魅魍魉四处横行。
二、叶公
西汉刘向《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学术耶利益耶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赵农，初学医，后师从谷书堂入经济学的门，谷书堂一辈子都以“政治经济学”的武功混迹于学术江湖，赵农在谷书堂处学徒期满后，转投茅于轼的门下，改换门庭后开始用极端而扭曲的市场经济蒙事，本来学的就是“政治经济学”，却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进行课题研究，牛头能对得上马嘴还真奇了怪，所以赵农就按茅于轼“不需要保护耕地”的结论凑了一个课题报告，就是“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赵农即是此课题的项目负责人。
赵农是怎么从“政治经济学”转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脑子的弯是如何转的，看起来很吊诡、不可思议，想通了“利益”二字就好理解了，不仅赵农如此，他的导师，鼓吹了一辈子“政治经济学”的谷书堂又何尝不是。中国的知识人，在利益面前，往往骨头就酥了，膝盖就软了，迫不及待地给强势者下跪，一般强人还没提示他，他就主动地请求下跪的权利和待遇。1949年，建国后的第五天，中国当代最有学问的哲学家冯友兰，就呈书圣上，检讨自己过去《中国哲学史》的错误，表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写《中国哲学史》，圣上很明白这些知识人的投机，就回信冯友兰，告诫他做人要老实。批林批孔时，终于逮到机会，做了一辈子孔孟信徒的冯友兰反戈一击，成了批孔的骁将，狠是露了一把脸。“四人帮”玩完后，冯友兰又换一套衣服，成了尊孔的宿儒。变来变去，没一点迟滞和心理负担。“文豪”郭沫若，建国后表过同样的态，说过去他的所有文章都毫无价值，可以一把火全部烧掉，如果真没有49年以前的文字，郭沫若还真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在利益面前，中国的知识人都善于变化，这个利益，是金钱、待遇、地位、声望等等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谷书堂，则是当世的变色龙。
谷书堂，195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并留校任教，同年入党。一个1950年入党的知道分子，如果没有做昧着良心的事，那起码也是个激进的愤青，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一定比别人站得高、立得稳。几十年来，谷书堂著述甚丰，著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政治经济学家（社会主义部分）》、《对价值规律与价值决定的再认识》、《商品经济与发展中的新体制》、《社会主义价格形成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经济和谐论》等等，总之，都离不开社会主义，甚至一“和谐”，都能写一本《经济和谐论》来应景。看谷书堂一生的追求和著述，很容易以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尽管也会用“经济和谐论”来拍拍马屁，寻求政治依托，总不失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其实不然，任何学术，在中国的知识人眼里都不过是捞取利益的、可资利用的手段。在利益面前，谷书堂照样可以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为他服务，将歪理叙述得头头是道。
2002年，《南开经济研究》第六期，谷书堂与王璐联名发了篇文章：《价值创造、产品分配和剥削关系的嬗变》。其中有段：“劳动者的劳动以企业为生产单位，个别劳动并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还必须经过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换这种迂回曲折的道路，才有可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只有当企业通过销售产品取得收入后，在企业范围内才能实行按劳分配”。简单一句话就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没销售出去，工人不能拿工资；只有产品销售出去拿回了货款，工人“在企业范围内才能实行按劳分配”，领取工资。马克思认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资方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资方没有将工人的劳动力折算成股份让工人入股。劳动者与企业或者说资方是平等的交换关系，企业或者资方是按一定的市场价格购买了劳动力，并不会因为企业的获利多少与劳动者分享利益，劳动者也没有承担企业或者资方因为经营不善产品滞销的责任，更没有与企业或者资方承担破产的义务。为何谷书堂会写一篇不符合既马克思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理论的“欠薪有理”的文章呢？这就是利益使然。
按照谷书堂的说法，企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拖欠工资，既可以产品没销路。也可以没赚钱来搪塞，反正企业最后没完成交换，工人是不能进行分配的。这是恬不知耻地为富人为强人说话，为企业为强势群体剥夺劳动者的正当利益寻找的歪理。谷书堂说这样的歪理有利益吗？有，富人和企业会给他提供研究经费，而且找一辈子“马克思”的“经济学家”更具有欺骗性。
在工资问题上，茅于轼有一很著名的论断，是说：工人几十年没涨工资，维持在1000元左右是很低，但是市场决定的，没什么好抱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家在工资上完成了对劳动者的合围，他们的默契配合，就双方各持的理论来看，根本没有契合点，那只能是资本和利益将他们绑在了一起。
在对改革三十年的总体评价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谷书堂也达到一致。比如张五常就说现在是五千年最好，茅于轼也认为最好，但遗憾没有更好，没有完全抛弃社会福利和政府干预，没有彻底市场化。但在功劳上则存在分歧，茅于轼认为每一步改革的进步，都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胜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推动，其间的错误，是没有彻底市场化。谷书堂却不这么认为。
2008年，谷书堂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如何看待改革进程中的分歧和争论》。其中一节的标题就是：“改革并没有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文中有段：“有人甚至认为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走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我认为这个论断是不能成立的。”谷书堂的结论与茅于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结论截然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改革的成果是来自对社会主义的抛弃，抛弃的越彻底则越成功，而且功劳属于他们。谷书堂则认为改革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功劳属于他。对同一个事物，对事物的结果达成一致，为什么对产生的原因各执一词、意见迥异呢？到底谷书堂对还是茅于轼等正确？
无所谓对错，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他们眼里，都不过是一个婊子，谁给钱就让谁上，他们不过是霸占这个婊子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自由的陷阱
秋风写了篇给茅于轼贺寿的文章《绅士茅老》。秋风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对他的介绍一般是这样的：“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普通法宪政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目前已出版著作三种，译著十余种，主持翻译出版《奥地利学派译丛》五本。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中国经营报》等报刊开设专栏”。秋风算得上中国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对自由和民主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精辟的见解，对主流经济学家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批判。
秋风在《用市场信念拯救不了市场》一文中，指出了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错误的要害之处，同时分析了造成他们如此食古不化的内在原因。他在文中写道：“今天，并没有几个人当真地认为中国应当回到计划体制时代，这不是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大多数人的疑问其实是：市场化为什么给大家带来了现在这样的结果？比如，收入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有企业的权贵化改革，以及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够使现在的这个市场更好一些？”在分析主流经济学家不屈不饶地鼓噪“市场经济就是好、就是好”的内在动因时，秋风写道：“不过，主流经济学家差不多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那时节，他们为了反驳坚持计划体制的种种理论、学说、信念，要从各个角度论证市场的好处。这项工作当然具有很大意义，市场具有好处，终于成为常识。但不幸的是，这一工作似乎形成了一种知识惯性。关于市场具有的种种好处的知识锁死了他们的心灵，他们由此形成了不择手段实现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制度转轨的心态。”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应该是主流经济学家仰仗权利推行市场化过程中，他们从中取得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就不惜违背常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成了他们的幌子。
秋风对事是理智和清醒的，对人性的邪恶则估计不足，还是同一篇文章：“主流经济学家却只是反复地对人们申说市场的好处。在人们迷信计划的时代，这样的论说是必要的。在市场信念确立之后，主流经济学家似乎没有及时地转轨。他们诚挚地为市场辩护的发言，让人有一种时空错置的荒谬感。人们会问：你把市场说得天花乱坠，中国的现实又是什么样的？”秋风以为主流们是诚挚的教条主义者，然而，世界上绝无可能不同年纪、不同的受教育背景的主流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教条了。如果全“教条”了，一定有其他原因。
秋风在《中国经济的暴力化倾向》一文中，清醒地指出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变态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权利与资本结合而产生的怪胎，暴力拆迁被政府默许，是利益共享的结果。但秋风没进一步考量主流经济学家其间起的作用，或者假设主流经济学家看不到这点。在另一篇《“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中，则点中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死穴。这篇文章分三个小节，分别是：权利经济学、谁的收益最大化和财富的道德属性。在“权利经济学”中，秋风善良地认为主流经济学家怂恿企业家收买、勾结官员实施腐败，是为了实现“私人财产权、自由市场、法治及宪政”的次优选择，以为主流们目的正确，但过于乐观。在第二小节“谁的收益最大化”中，分析了使用“腐败”做润滑剂的赎买式改革，只会强化管制。我抄几段秋风的文字：
“相关官员很快就会通过经验学习到一点真理：维护和强化管制就是他实现自身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策略。他之所以能够在政府发给的薪水之外获得灰色乃至黑色收入，仅仅因为自己掌握着管制权力，权力越大，权力的灵活性越大，他的寻租空间就越大，贿金收入也就越多。”
“它绝不会把一项管制作为一个整体一次性出售，假如这样，他就是在自断财路，就绝不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的最优策略是每次只针对单个企业家，出售管制制度的一个例外特权。”
“依据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预设，恰恰能够证明，腐败将会把一个社会锁定在腐败的死胡同之中。企业家群体以及整个社会沿着看似能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却大幅度增加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危途狂奔。这些企业家的活动空间确实扩大了一些，但是，相关政府权力似乎并没有缩小，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家所得到的活动空间，不是制度化的，而仅仅是管制制度的例外。”
在“财富的道德属性”中，秋风指出负有“原罪”的企业家或者富人，会成为自由民主和市场化的最大阻力，他们必须依靠权利来保护自己。
秋风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多于赞赏，可他为何会给主流的象征性的老大茅于轼贺寿呢？由于他的《绅士茅老》，使我格外注意了他的另一篇文章，《社会自治有待新绅士阶层》，从中读出了秋风的精英意识，正是源于相同的“精英情结”，使得“自由主义”的秋风选中了茅于轼，茅于轼口不离“自由主义”，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上篇说的对暗号。
在《社会自治有待新绅士阶层》中，秋风以为，宪政的基础须有社会广泛的自治作为支撑，而实现社会广泛自治得依靠绅士群体。49年之后，绅士群体在中国已不复存在，80年代后，新的绅士阶层正在形成，中国需要新的绅士阶层发展和壮大，由绅士领导人民去实现民主宪政。什么人才有绅士风度？秋风这样解释：“表现出绅士风度的一个前提是必要的财产。一个人如果不能解决自身的生计问题，恐怕难有余裕关心、从事公共事务。而且，如果他每天都要为生计发愁，恐怕也难以有一种宽和的心态，难以从容地与他人进行理性的讨论。相反，他们可能有太多的怨恨，太强的报复心理，而这是与民主、自治的精神气质不相容的。”这逐渐表露出了秋风的傲慢，在秋风看来，民主、自治的精神气质取决于一个人财产的多寡。那么，绅士群体由什么人所组成呢？秋风认为“商人、退休官员、专家、公共知识分子等成为绅士的机会是相对最高的”。在民主与宪政的理解上，秋风与茅于轼取得了共识，茅于轼认为社会必须由精英来治理，两者都从自由民主和宪政出发，相遇于精英治理的专制。正如我前文所述，社会学科的学者主观意识强烈，很容易因为知识的掌握而产生傲慢的优越感。
然而，世事并非符合秋风知识人的傲慢心理。推倒东欧民主变革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瓦文萨，他不过是一家造船厂的电工，所受教育只是小学和职业教育，没有财产保障他从事民主运动，也没有傲人的学历，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领导团结工会撬动东欧变局的门缝，并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波兰总统。
1955年，发生在美国的争取黑人人权运动，也不是哪位有财产、有知识的精英或者绅士发动和领导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个叫罗沙•帕克斯的黑人妇女，她是一个裁缝，她得为生计而奔波，没有因为她是一个穷裁缝而被上帝剥夺了自由、民主的精神气质。领导这场运动的马丁路德金，出生于牧师和教师家庭，没有显赫的出生，也无傲人的财富，也不在秋风先生定义的绅士行列。
中国自1911年共和以来，人民享有自由的广泛程度，既不是由大商人、大律师、大知识分子组成的国民政府最深，也非当今精英遍天下的天朝最广，而是在草莽出生的北洋军阀掌权期间，人民得到了相比较而言最多、最广泛的自由。我们常常嘲笑曹锟贿选的荒唐，但另一方面，我们不是能看到议会的权利，以及曹锟骨子里对议会的尊重?国民政府和天朝政府，有哪一个选举比曹锟贿选更接近于选举真实？在我国最高权利机构的人代会，有谁敢投最高领导人否决票，即使投了，又会有什么实际效果？我们现在的荒唐是，根本都不用“贿选”，权利安排一切。
以上事例说明，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精神气质，并非商人、退休官员和知道分子们所独有，以精英或者绅士来代表人民争取自由与民主，恐怕结果更糟。发生官商结盟、官与知识人的结盟、知识人与商人的结盟将无法避免，后果也就是秋风在其他文章里说的，腐败加剧，结盟后的共同体为保住既得利益，一定会阻碍自由、民主和宪政的推进和实施。秋风能清醒地看到这点，却看不到绅士治理和精英治理的反民主、伪自由的本质，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吗？
实现自由的手段
秋风是个睿智而广博的学者，同时又是复杂而矛盾的集合。他崇尚自由主义，但又不能将每一个人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寄希望于具有超人性质的绅士阶层的出现，以及绅士阶层作为头羊来引领羊群。他崇尚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是实现宪政的基础，同时又反对民族主义，坚持象“欧盟”那样，中国应该抛弃民族主义立场，而走世界大同之路。他能敏锐地看到中国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的偏差，以及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伤害，但善良地以为是“自由主义”者们的教条化。而中国的宪政道路所能指望唯有他们——商人、退休官员和知识人。
1911年建立的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宪政共和国，但似乎近一百年来，宪政与我们渐行渐远。秋风认为是传统文化被破坏，使得宪政缺少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宪政秩序无法正常运转，而五四运动则是摧毁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他在《从泰国经验看五四运动的错误》中说：“从泰国、印度的经验来看，再加上日本、韩国的经验，当然还有美国等国的经验，可以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整个是一个错误，一个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的错误”。秋风分析泰国与印度的宪政运转的原因是因为宗教，宗教保证了社会的平稳过度。日本与韩国受儒文化影响，并没有很深的宗教根源，但秋风放过了这节，没有分析宪政的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可成为民主宪政的保障姑且不说，就五四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结论，我不以为然。
对一个运动的定性，我以为不能以官方的调子为准，而应该多读当时的文献，从文献中进行多视角的分析。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没有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了一个短暂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有代表旧文化的章太炎、杜亚泉、林纾，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手，陈独秀和胡适。陈独秀反对“三纲五常”，但坚守传统文化的精髓，曾说：“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及忠恕之道不可取”。胡适提倡新文化，同样不反对传统文化。1921年在《东方杂志》撰文“研究国故的方法”，提出用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等几种方法，可看出胡适不仅提倡传统文化，自己也对研究传统文化颇有心得。同年11月，在《教育杂志》发表“中国哲学的线索”一文，从老子、孔子、墨子一直贯穿到宋明理学，说是线索，当可看成对中国哲学的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量文章是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启蒙和传播，反对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是为自由民主的理念扫清障碍，没有主观摧毁传统文化的故意，也未取得摧毁的客观效果。我认为秋风的判断是错误的。
这一时期，章士钊、高一涵等人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阐述，当代诸君也只能望其项背，而不能逾越。特别是民运人士起草的“县长”，理念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所以，我与秋风的观点相反，正是精英集体扼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宪政道路如此艰难。
先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聚集了一批时贤，在打倒了北方军阀后，计划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来实现共和国的宪政。军政即为军事管制，其中的自由与民主的成分自不必说。训政则是将政党当成了人民的保姆、人民的教师、人民的守护神，教人民怎么做主人，训导人民这个阿斗。也许，孙中山怀有善良的愿望，但通过邪恶的手段一定会得到邪恶的结果。历史告诉了我们，训政的结果是一党专制的独裁。后来，另一档团结一批反独裁争自由的精英推翻了国民党，他们同样认为人民是愚蠢的，需要他们来代表，进而把自己当成了人民的母亲，那么，孩子是没权利向母亲要民主的。人民被精英团体反复训导和教育，自由和民主却越来越少。摧毁传统文化的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当今的天朝，它将传统文化当成封建糟粕，连同“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及忠恕之道”一起抛弃。
秋风从宪政而联想到传统文化，而怪罪五四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传统文化，似乎离题太远，其实不然，秋风是要说，因为传统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少了绅士阶层，也就是古时候的士人阶层，而这一阶层正是宪政民主的推动者和领导者，所以，中国的宪政道路维艰。
马克斯.韦伯有一篇《论中国士人阶层》，将不以财产和血统、以知识进入权力系统的官员任命体系与印度等世袭制进行对比，罗列了士人的几种生存状况，特别揭示了士人作为“策士”的本质。“策士”是为雇主，即皇帝、诸侯和大臣服务。士人在有限的权力空间里并不可为所欲为，他被终极裁判、他的雇主所束缚。这时候的士人，或许能代表人民，因为人民的利益也是“雇主”长远的根本利益。秋风想在现代社会寻找一个士人阶层，也就是他说的绅士来代表人民。不管存不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他们不可能会代表人民，古时候士人有“雇主”对其约束，而在没建立宪政的当代社会，“绅士”们进入了权力机构，他们自己就是皇帝、自己就是国王，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不受任何人的约束。结果必然就是孙中山走过的路，走到精英专制。
秋风以为绅士能胜任牧羊犬的工作，可以带领羊群走到“宪政”，所以他要寻找一个绅士群体的代表，所以相中了茅于轼。姑且不说绅士民主的终点是人民不需要的精英专制，单单茅于轼也不是秋风心目中的绅士，他不符合秋风给绅士下的定义，其在《绅士茅老》中的描述，只是秋风的理想，而不是茅于轼其真身。
《绅士茅老》中说：强烈的公共精神是绅士的标志性特征。秋风认为茅于轼有此特征，我认为没有，茅于轼自己都说自己没有，他说“为富人说话”，就已经失去了公共性，仅代表某一个群体。茅于轼所有的行为，同样不具有公共性，所有的指向都是服务于房地产业。秋风界定绅士的另一个特征是“绅士必有价值担当”。茅于轼的“就是歧视穷人”、“一年5000亿腐败是小事”毫无道德观念。秋风对茅于轼的风度欣赏则令人不解，秋风在文中说：“但面对不解，甚至谩骂，茅老始终心平气和，并且十分认真地针对哪怕是荒唐的论点讲道理。他具有绅士的那种文雅气度”。我可从来没看到茅于轼解释过他荒唐的理论，没有给出过论据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解释，发表言论时没给过，面对质疑时还是没给过，从来都是真理在握不屑一提的傲慢。面对谩骂，茅于轼何尝有过风度，他都是选择回骂，“分析网上的骂人”将对他的质疑统统归结于没有文化、缺乏教养。完全没有一个学者应有的理性。不知有心还是无意，秋风重塑了一个茅于轼，把一个什么都不是的茅于轼塑造成了理想中的“绅士”。
秋风是为找“绅士”而造“绅士”，绅士民主、精英治理的想法很危险，是对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的背叛。
骄傲的猴子
忘了是克雷洛夫还是伊索寓言里有一则“骄傲的孔雀”，说是一只孔雀觉得自己很美，看不起其他的鸟，那些鸟啊青蛙啊，就都不理它，这只漂亮的孔雀最后郁郁而亡了。我也模仿做一寓言“骄傲的猴子”，说是有两只很有语言天赋的猴子，它们不仅会说猴语，还学会了说人话。猴子自由惯了，天生就是自由派，就常常代言人类争取民主与自由，人类很喜欢他们。可有一天，人类指责一只老猴子嗷嗷怪叫很难听，这两只聪明的猴子就急了，觉得人类侮辱了猴群，只有高贵的猴子才知道什么是人类的利益，人类不应该指责高贵的猴子。
要在现实中找到与寓言对号入座的话，茅于轼很像那只老猴子，两只聪明的猴子当属张鸣与笑蜀。
当然，张鸣不是猴子，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张教授在本专业领域造诣颇深，分析和判断都是以史料为依据，以理服人。最近写了篇《用板子打五四运动不靠谱》，反驳秋风先生的《政治改革没必要摧毁传统文化》，从多层面说明五四是一场自由民主运动的先声，是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复兴而不是摧毁。对秋风先生的无知，张教授并没表现得盛气凌人。即使对“当年明月”讲的不靠谱的明朝的那些事儿，张教授也表现了理解和宽容。对自由民主的思考与鼓吹，都闪现着思想者的光辉。张教授的作文写的好，干净、不啰嗦。笑蜀的作文就很难看，尽管是大名鼎鼎《南方周末》的评论员，但行文拖沓，读起来很吃力。可能笑蜀人好激动，一激动又管不住自己，往往一篇作文从头到尾都慷慨激昂，支持他慷慨激昂的论据散落而隐藏在他激昂的语句中，要找到它们得细心阅读，而通篇高潮迭起的“激昂”让人很费精神。就文本而言，我不大喜欢笑蜀的作文。然而，笑蜀表现了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评精神，对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件都站在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进行了批评和文字干预，尽管用词激烈，但绝非强词夺理，都是摆别人的事实，讲自己的道理。这得到我相当程度的尊敬。所以，笑蜀也不是猴子。
然而，读了张鸣的《那些攻击茅于轼的伪穷人立场》、笑蜀的《“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之后，我一度怀疑是不是别人冒名之作。从文本来看，“攻击”一文依然干净、利落；“炮打”一文还是拖沓、激昂。但文章的内在理性荡然无存，“攻击”一文一改张鸣摆事实讲道理的作风，也失去了宽容的态度；“炮打”则与大字报一般无二，完全是用语言暴力来维护话语霸权，根本没有一丝“笑蜀”孜孜以求的自由主义精神。不幸，两文确实出自张鸣与笑蜀之手。
郎咸平揭露顾雏军盗取国有资产，张维迎挺身挡子弹，这好理解，他们之间存在切实的利益关系。张鸣与笑蜀出于什么考量，违背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现实追求来指责大众对茅于轼的批评呢？我可以人格担保，张鸣和笑蜀与茅于轼不存在实际的利益关系，他们是为什么呢？为了他们群体，他们认为所属的精英群体是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不能忍受普罗大众对他们的质疑和责难。他们所做的一切，普罗大众只应该感激涕零、歌功颂德，他们精英群体是天然的自由民主的追求者和维护者，普罗大众只能被动地等着他们来赐予和安排，任何参与都是侵犯了他们争取自由民主的高贵的领地。在他们眼里，普罗大众根本就不知道好歹，他们也不屑于解释。张鸣与笑蜀就成了寓言里自以为比人类聪明的两只猴子。
当代社会学把拥有知识的这个群体作为“新阶级”来考察。专业主义是新阶级共有的意识形态，他们把自己当成法理和正义的典范，拒绝来自社会的任何批评，新阶级的目标是分取更多的社会成果，他们的实质是以“文化”为资本的“文化资本家”。巴枯宁、马察斯基认为新阶级属于统治阶级，他们以学识为资本攫取权力成为统治阶级。乔姆斯基则持“新阶级是权力的奴隶”的观点，认为新阶级仍处从属地位，由于掌握的学识，而成为“技术”奴隶。美国社会学家A.古尔得纳指出：新阶级是精英主义者。他们将知识作为可拥有和可识别的对象，把闯入者视为对他们权力的挑战。张鸣、笑蜀的行为就很像A.古尔得纳所言。张、笑二人自恃掌握了学识，并以学识来识别茅于轼为同类“新阶级”，把所有对茅于轼的批评当成了对“新阶级”整个群体的挑战。
张鸣的《那些攻击茅于轼的伪穷人的立场》是针对茅于轼的“无厕论”被攻击而写的，立论即为攻击茅于轼的是伪穷人立场。在声讨茅于轼的人群中，可能有富人，也有专家学者，更多的应该就是穷人。穷人的“攻击”就是穷人的立场，而不会是伪穷人立场，你张鸣可以说穷人站错了立场，但不能推翻立场的本身是部分穷人所持的立场。其中的逻辑荒唐就好比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领导层里却没有一个工人、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里工人也是撒在热汤面的胡椒粉、企业被别人拿走，工人下岗而找不到地方说理一样。也许穷人就是不知好歹，误解了茅于轼的好意，那也是穷人的立场，不过是穷人“错误”的立场。
穷人有可能犯不知好歹的错误，这时茅于轼针对质疑就应该正面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告诉穷人为什么廉租房不建厕所就可以避免“权力寻租”，而穷人能得到切实的帮助，而不是指责穷人“没有教养，是可哀的”。因为无论是富人、穷人都知道只要有审批，“权力寻租”就不可避免，同时，富人占有廉租房不是自己住而是用来出租获利的，建不建厕所都不能阻止权贵的介入。如果，经济学家有独到的视点，穷人看不到，则更有为穷人解惑的责任。如果是因为茅于轼老糊涂了，想得到说不出，张鸣作为年富力强的教授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之逻辑化，让穷人明白你们，明白你们确实是为穷人呕心沥血。但是，张鸣没有这样做。
张鸣只是简单地做了价值判断，“这个建议，是站在穷人立场上来说话的，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明是非，将之说成是对穷人不利”。同时，张鸣有意将一个人的道德与一个人具体的某一个理论混为一谈。他在文中写到；“像茅于轼先生那样，做过那么多帮助穷人的事，有谁给农民提供过小额贷款？有谁办过保姆学校？一个退休的老人，把自己的钱和精力，大块投向那些农民、那些进城打工的打工仔，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褒奖，反而饱受打压和挤兑，官司缠身。对于这样的老人，有些人却借端生事，兴风作浪，鼓动网上那些愤青们，大骂而特骂之，我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良心到哪儿去了”。即使一个道德圣人，也不成为拒绝一切社会批评和评判的理由，这点，张鸣比我们谁都清楚，因为从他大量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他“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可具体到茅于轼这儿，张鸣的标准就变了，就可以用泛泛的道德形象来说明一个人所有理论和主张的正确。
然而，张鸣搭建的茅于轼的道德丰碑选材低劣，造成碑基不稳，形象摇摇欲坠。张鸣用“有谁给农民提供过小额贷款？有谁办过保姆学校？”来说明茅于轼道德高尚，经济学家这样说倒不足为怪，他们从来没有实证精神，可张鸣是以实证见长的历史学教授，这样信口开河难免使我吃惊。“小额贷款”，在民间从没绝迹过，只不过被当做犯罪被打击，前些年提供小额贷款的被取缔和判刑。唯独允许茅于轼一家经营，不是没有谁，是根本不允许谁的问题。开放“小额贷款”经营后，有数百家公司在经营。保姆学校和家政公司更不必说，全国一万家此类公司都不止。为什么茅于轼就高尚了，别人就不能因此而高尚呢？在张鸣的心里，这些事情一般人做是商业行为，他们“新阶级”的高贵的知识人做就是帮助穷人。说道“官司缠身”，我惊诧于这些自由民主斗士们的道德感和不把自己当人的勇气。你茅于轼的公司将一个两岁的小孩给摔死了，不该“官司缠身”吗？“新阶级”的知识人凭什么一边高喊着自由民主，一边埋怨法律没有给你们开一扇方便之门？
笑蜀《“炮打茅于轼”之社会病理分析》网上文集里的字数，大大多于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文本，我耐着性子读了几遍，始终扑捉不到他到底想表达的重点。但“家政公司”和“小额贷款”依然作为支撑茅于轼道德完人的两根拐杖，将对“道德完人”的质疑定性为“革命大批判”。由于笑蜀的文章中充斥着我不熟悉的文革语言和文革思维，我特意了解了笑蜀的年纪。笑蜀，1962年生，这个年纪本不应该娴熟掌握文革语言和文革思维，特别是笑蜀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也没有掌握文革语言和思维的动力，可偏偏是他充分表现出了大批判似的思维和语言。这种现象很值得思考，中国的知识人，无论是极左派、极右派还是民主自由派、或者民粹派，只要身入某派，就一定想独霸话语权，而为本派辩护时，可以不顾常识、逻辑和道德底线。自由主义者，也可以一点不脸红地抛弃他孜孜以求的理性、宽容；毫无顾忌地践踏他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
中国的知识人，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等主义的理解，或者是肤浅的，或者是作为一门实用的谋生技术而熟练掌握和使用。他们组成了一个部分为统治阶级、部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的“新阶级”，不同的主义是区分“新阶级”体系中不同派别标志，他们都有“救世主”情结，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穷人，穷人有所怀疑是愚蠢，普罗大众若是质疑，则会觉得是对他们的挑战。共产主义者是如此，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