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2-10-07
- 消息
- 402,179
- 荣誉分数
- 76
- 声望点数
- 0
2010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1910~2010年，是一个系的历史，更浓缩着中国文学、汉语言文字的百年变迁。从京师大学堂的“中国文学门”开始，历经五四运动、西南联大时期、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文革”时期，再到改革开放、21世纪……人才济济的北大中文系，秉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信念，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下一个百年，在商业社会背景下发展的中国文学、中文教育，又会给后世留下什么？
在10月23日举办的建系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特意澄清了社会上对中文系当下“生存困难”的误解。却又引发了一轮新的热议。不少人依然认为，包括中文在内的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普遍遇冷。近日，身在香港的陈平原教授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专访，“笔谈”中文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价值。
就精神气质而言，北大中文系师生与80年代更为契合
中国青年报：回顾北大中文系的百年历程，几乎每一阶段都出现了许多名家大师。在您看来，哪段历史最令人神往？
陈平原：北大中文系的精神气质植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于学术底蕴，则主要得益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新文化运动确立了北大及北大中文系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其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精神气质，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新中国初期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对各大学、各院系影响不一，有造成严重伤害的，也有因此大大获益的。北大中文系呢，虽然杨振声、冯文炳等教授被调出去，但吸收了不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还把王力领导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连锅端过来了，那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
你问“哪段历史最令人神往”，我更愿意谈谈上世纪80年代。一方面，我对那段历史有切身体会；另一方面，那十年的北大中文系，就精神风貌及学术成绩而言，是前两个“关键时刻”(指新文化运动和院系调整――编者注)的结合。
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跟那时的整个中国学界一样，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有精神、有共识，意气风发，没多少琐碎的利益纠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单纯，也有激烈争论，但很真诚；理论资源有限，学术功力不深，但很执著。我曾经说过：“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这三者乃80年代几乎所有著名学者的共同特点。”当然，这跟那时学科界线不明晰、学术评估不严格也大有关系。那时候，你可以特立独行，坚守民间学术立场，不太理会官府决策以及商家利益。现在，教授和学生比那时富裕多了，聪明多了，著述也多多了，但精神状态不行。这么说，有怀旧的意味，但绝非危言耸听――起码对于“人文学”来说是如此。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一次学术转型，舞台上挑大梁唱主角的，由“人文学”变成了“社会科学”。现行的这套政府强力主导、以项目申请和学科评估推动的学术制度，对社会科学家或许还行，但对人文学者绝对不利。崇尚独立自由、擅长单打独斗的北大中文系师生，就精神气质而言，与80年代更为契合。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北大中文系过去100年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是什么？
陈平原：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句名言：“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既反对闭门读书，也反对盲目干政，如何理解这句话，就看你在什么语境中引说。强调大学乃“研究学理的机关”，是蔡先生的一贯主张，并非应付舆论压力的权宜之计。对于学生因政治热情高涨而放弃学业，蔡元培其实是忧心忡忡的。现在有些文章说蔡校长支持乃至鼓动“学潮”，那是不合适的。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专门撰写《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就是刻意表彰蔡校长的学术眼光。
1921年11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了通过。次年1月，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以蔡元培为委员长的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包括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研究方向集中在考古研究、歌谣研究、风俗调查、明清档案整理、方言调查等若干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学科。在这一现代学术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无论人员还是研究方向，中文系都是唱主角的。
这个研究所的创设，凸显了北大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以及“仿佛有点迂阔似的”的“北大的学风”。谈及北大中文百年的精神遗产，除了人所共知的文人轶事与家国情怀，我认为还应该突出学术上的进取与贡献。
中国青年报：从前的荣耀似乎也给今天的师生带来巨大压力，北大中文系的很多人都在问“下一个百年，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做些什么？”您有压力吗？
陈平原：对于北大中文人来说，压力确实很大。做得好，人家说那是应该的；稍不如意，各种批评排山倒海。相对来说，我们的条件是比较好的，包括国际交流的机会、学术发表的空间和独立研究的时间等。因此，“士不可不弘毅”。我只能说一句：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对得起北大这块金字招牌。
今年6月25日，我在全系教师大会上作了题为《北大中文系的下一个五年或十年》的演说，原来题目就是《北大中文系的下一个百年》，后来觉得太夸张了，改成现在这个样子。很多我们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必须采取的对策，不足为外人道也。对于国家来说，从经济崛起到文化复兴，有个时间差；谈北大中文系的未来，关键是找对方向，而不是快出成果，以量取胜。或许，放长视线，不争一时之短长，从眼下乱哄哄的状态中抽身，逐渐沉淀下来，方才可能催生出大学者、大作家、大作品。
人文学者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中国青年报：您在建系百年庆祝大会上专门澄清了社会上对中文系“生存困难”的误解。但我们感觉，“生存困难”对于北大中文系是误解，对于全国院校的中文系来说，可能就不是误解。您觉得呢？
陈平原：媒体报道北大中文百年庆典时，好多引用我关于中文等人文学科“触底反弹”的说法。私下议论，有人同意，有人不以为然。其实，我的判断不是一时一地，更不是只针对北大中文系，而是基于我对近二十年中国学界演进轨迹的理解。从1991年撰写《学者的人间情怀》、1993年发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起，我一直在观察“人文学”在当代中国的位置变化以及功能转移。在我看来，人文学者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此前是“坚守”，此后可以更多考虑“进取”与“创新”。
“触底反弹”的说法，是对20年这样的中等时段的观察，若以百年这样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文等人文学科，我承认，中文系现在有点“边缘化”，但也不该被“悲情”笼罩。在今天这么个喧嚣的时代，需要理解我们的真实处境和发展路向，有所坚持，也有所创新。我坚信，当眼下五光十色浮华侈靡的大幕退去，学术重归平静，人文学科应该是最能站得住的。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需要专业技能，也需要文化理想。对于营建校园氛围、塑造大学风貌、体现精神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文学科。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中国青年报：目前一流人才还会不会大规模地学习中文？
陈平原：问题在于什么是“一流人才”。好多年前我就听说“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从政，三流人才做学问”。要真是这么认定，那倒好办，反正职业决定位置。不过，现在考公务员很热，似乎从政与经商要换位子了。以钱多钱少、官大官小为衡量人才的标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比如，我就更看重职业与个人性情及兴趣的关系。作为人文学者，我很高兴中国没有文科院士，诺贝尔奖也不顾盼这边，让我们得以从容读书做学问。至于是三流还是一流，因评价标准不一，压力不是很大。其实，成为“政要”或“巨贾”，除个人努力外，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该作为选择所学专业的重要指标。如果哪位北大中文系学生日后“发达”得不得了，那也是他个人的造化，与中文这个专业基本无关。
所谓“大规模地学习中文”，是指作为专业，还是作为修养或技能？那是很不一样的。倘若是选择中国语言文学作为毕生的“专业”，那不可能是“大规模”的。若谈“修养”或“技能”，则多多益善。现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考生趣味五花八门，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如果以为考上热门专业就是“一流人才”，那大错特错。大学里根本就没有“最好的”专业，只能问适不适合自己。
我对中文学科有信心，是因其学科边界模糊，弹性较大，允许自由驰骋，同时技术性不强，转而更多关注人的性情、趣味以及全面发展。
中国青年报：您说过，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前的社会改革与思想文化建设，这也是北大中文系的一项传统。在您看来，如今的中文系师生在这方面比前辈做得如何？
陈平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大中文系师生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俞平伯诗“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说的就是当年引领风骚的《新潮》、《国故》和《国民》这三个刊物的主要编辑，都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这样的“光荣”可遇而不可求。也正因此，后人很容易指责当前的北大中文系师生不如前辈有出息。这没办法，也没必要辩解。
我想说的是：第一，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大学风气，北大中文系自然不例外；第二，今日中国大学，无论教授还是学生，趣味及立场都已分化，不能强求“介入社会”；第三，为纪念百年系庆，北大中文系学生制作文化衫，正面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那是学生们投票决定的，系主任并没引导或干涉。这当然只是表明“志趣”，能不能实现，还得看现实条件是否允许，还有当事人是否足够努力。
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尽管高速发展，但向世界输出的主要还是“中国制造”，很难输出价值观和文化。对此，您怎么看？中文系的师生在这里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平原：在我们设想中，北大中文系在学术界的位置是“立足国内，沟通两岸三地，背靠东亚，面向欧美”。不满足于在国内学界引领风骚，还希望在国际学界占有一席地位。借助举办国际会议及学术讲座、外出讲学或互相访问等，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有更多直面欧美主流学界的能力与机会。另外，还有我们引以为傲的留学生教育(目前北大中文系在读学生中，留学生所占比例是23%%)。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打消大家的疑虑――我们到底有多少成功的文化输出？我只能这么说，相比文化输入，实在是不成比例。
我们的著作或论文被译介出去，在国外学界流通，这样的例子也有，但只是作为“地方性知识”被引用，根本不能跟中国人阅读德里达、萨义德、哈贝马斯的热情相提并论。这有赖于整个中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实力的大力提升，但也与当前中国学术的实际水平有关。
2006年，我和十几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合作，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创办了英文杂志《文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在《主编寄语》中，我谈及：“选择若干近年中国学者所撰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史、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等学科的专业论文，将其译成英文，奉献给西方学界，既可帮助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国学家更好地了解中国同行的工作，在良莠不齐的大量论著中，迅速发现潜在的对话者；又可为那些并非专门从事中国研究、无法阅读中文的海外学者，提供若干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想象。此举表面的理由是，展现当代中国学术的最新进展；而潜在的动因则是，‘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即便就像鲁迅说的，把范围缩小，就谈‘文艺之业’，我们也都渴望着与世界各国学者对话。”五年工作下来，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好论文并非遍地都是。“同志仍须努力”，没有理由过分膨胀，也别一味嘲讽人家“霸权”。
英语六级八级的，不一定比不懂英语的人更有国际视野
中国青年报：汉语与中文已延续五千年。能否谈谈在当前商业社会，当代语言文学如何继往开来？
陈平原：在北大中文系，语言、文学和古文献三足鼎立，不可或缺。最近二十年，“汉语热”在很多国外大学蔓延，形势一片大好。但值得注意的是，修汉语课的学生很多，选择中国文学作为专业的，却依旧寥寥――有的大学甚至不增反减。这反映一种大趋势：中国在迅速崛起，国外学生渴望了解中国，所以热衷于学汉语。但他们大都关注经济的中国、政治的中国，而对文学的中国、精神的中国不太感兴趣。这里有毕业后找工作等现实层面的考虑，也与我们的文学及文化缺乏强大的吸引力有关。依我浅见，我们政府全力支持的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应尽快从单纯的语言教学，转为兼及文学及文化。至于国内各著名大学的中文系，我的直觉是，“语言”、“文学”两大学科，各自都在寻求突破，也都面临某种陷阱与危机，但相对来说，语言教学及研究的路走得更顺，步伐也迈得更大。
中国青年报：您说过，随着民生的逐步改善，国人对于本国语言文学的兴趣会迅速提升。但现实情况是，中文仍然受到冷落，英文却受到极度重视，消耗学生大量时间和精力。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陈平原：重视英语的教与学，那是应该的，毕竟人家是国际通用语言。只是对于外语，不同人群有不同的需求。北京筹办奥运期间，要求出租车司机学英语，当时我就说，不仅做不到，而且没这个必要。怕外国游客迷路，出租车上安个通话设备，随时与翻译中心联系，不就行了吗？问题在于，很多人将“国际化”与“外语教学”直接挂钩，这就有问题。前者主要是一种心态、视野与情怀，后者则是技术能力。懂不懂英语，测试很容易，对话五分钟就明白。可你要说英语六级八级的人，就一定比不懂英语的人更有国际视野，我看不见得。
如今考研究生或晋升职称，都要考外语，而且是硬指标。是不是人才，外语见分晓，这太夸张了。好多家长看准这一点，直接把孩子送出去念大学甚至中学，理由就是“早点出去，外语必定呱呱叫”。我担心的是，这些太早出国求学的孩子，将来中文太差。掌握一门语言，不仅是沟通、对话的能力，还跟整个思维、表达、审美趣味以及文化立场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人，如果中文不好，是很大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如何提高大家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自觉性？
陈平原：能说中国话，与精通中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周作人谦称自己“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这可是很高的标准。我不反对学英语，只是主张加强母语教育。在写《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这篇文章时，我谈及请中文系为全校开设“大学语文”这一制度，在一次次的课程改革中被消磨掉了。校长看了报纸，很感动，说可以从头来，但我知道不太可能。电脑让我们远离了书法，数据库让我们远离了记诵，专业课则让我们远离了语文。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不在意这种基础中的基础。其实，越是基础的，很可能越重要，就像空气和水。单就文化传承而言，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文”，都相当于空气与水。至于教授教没教好，学生学没学好，那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青年报：在2009年6月“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人忧虑今天的中国文学到底是什么。您怎么看这种普遍的焦虑？您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力量和高度？
陈平原：20世纪中国文学，曾经大起大落，有的作品甚至成为政治运动的前奏或导火索，这不正常。今天的中国文学，逐渐远离聚光灯，这没什么不好。所谓“风光不再”，就看参照系了，还想靠一篇小说或一首诗名扬天下，吃一辈子，那是不太可能了。有那么多人在阅读，在品鉴，在思考，这就够了。真正热爱文学，有很好的艺术品位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人。
1942年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作题为《短篇小说》的演讲，开篇不谈“短篇小说”的定义、原则、技法、风格等，而是断言短篇小说的“光荣”已经成为过去。在作家沈从文看来，正因为短篇小说“无出路”，才显得“有希望”：“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作作。”借用这句话，目前中国文学的不太热闹，逼迫作家们在边缘处探索，让中国作家在相对冷清的状态中生活、思考、创作，未尝不是好事。热衷于名利场中打滚或整天面对摄影机的，注定写不出好作品。至于当代中国文学能达到什么高度，我不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说不清楚，很抱歉。
http://china/2010-12-17/1299564.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