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忏悔录 －－范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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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nxuede.net/books/WenGe/wenge-ct.htm

最近弄到"超越信仰的迷思 -范学德"，竟不住要到他的网页上看一看。看到这篇回忆录似的文章，读了第一篇和第二篇，感觉要向各位爱好散文的人推荐。个人感觉文字平静却思考很深。

愿与同路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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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三篇

六岁，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一晃，快是十年前的事了。

　　初夏的一天，美国朋友Brad邀请我到他家作客。到了他家后，他母亲拿出了一碟她自己做的点心请我边吃边谈。小点心很好看，五颜六色的，有许多不同的形状。这是我来到美国后第一次在美国人家中吃美国人自己亲身作的美式点心。为了这些第一，我毫不犹豫地就拿起了一块，吃。可我刚咬了一小口，心中就直叫苦，啊！太甜了！甜死人了。

　　Brad看我那么痛快地拿起来就吃，就我问味道如何。那时我还不理解美国人的习惯，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怕扫了主人的兴，就微笑着说，很好。他见我如此赏脸，就请我尝尝另外的一种，我无奈了，只得硬着头皮又吃了一块，甜得我连连叫苦不迭。

　　以后跟人开玩笑，说从前留洋回来的人讲，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事就算是真的，咱也不敢讲，免得戴上一顶“崇洋媚外”的帽子，太重。但这美国的饼乾真的比中国甜，甜得我牙都要倒了。小时候听老人说，以前谁家的媳妇要是把菜作咸了，婆婆就会挖苦说，怎么，卖盐的不要钱了！这话要是拿到美国，就得这么说了：怎么啦，这卖糖的都不要钱了！回答一定是，是啊，是不要钱了。

　　当然，钱还是要的，但美国的糖实在太便宜了，跟不要也没有什么大区别。不到两美元，就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五镑白糖。我的美国老师听说我买了两镑糖居然使用了半年多，简直无法相信。她告诉我，她一个月就得用四、五镑白糖，这，我也无法相信。只是后来和美国人打交道久了，才不得不信了。

　　我怕美国的饼乾和小甜点，不吃也就罢了，问题是太多了，我就是不买，也有人送上门来。我有两个孩子，小的上幼儿园，老大上小学三年。隔三差五的，他们就会从学校中带来一些甜点，也是五颜六色的，也是什么形状的都有，有的是老师给的，有的是学生家长给的。就连个情人节，小小的孩子，才八岁，学校中也庆祝一番，且有一个礼拜之久。前一天儿子从书包中能掏出一把饼乾，后一天能掏出糖果。

　　也许是从小我就很少给孩子们吃甜点的原因，他们也不喜欢这么甜的饼乾。问题是他们洒脱，不喜欢就不吃，随手就扔了，一点也没有内疚的感觉。而我就难了，吃也不是，扔也不是，到头来，还是得吃，硬着头皮吃下去。多年的习惯了，改不了，不能糟蹋粮食。从小老人就教导我的，饭要吃乾净，不能扔掉。

　　我想当年母亲教导我不能糟蹋粮食时，她指的肯定仅仅是饭碗中的饭：如玉米粥，高粱米乾饭，绝对不会包括糕点。那时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两块饼乾，爱都爱不过来，怎么可能糟蹋？也不包括大米饭和白面馒头，那也是很少见的，还限量吃，怎么可能糟蹋？其实母亲根本就不必教育我们，那么多年，我们家的粮食一直不够吃，我们就是喝玉米粥，也都把饭碗舔得乾乾净净的。

　　七、八年前，我在我们的社区大学CLC上写作课时，我写了一篇我童年时代挨饿的故事。美国同学问，你们家怎么不把剩饭放到冰箱里呢？我告诉他，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冰箱这个词，再说了，也从来没有剩饭。我们之间无法沟通。就在我写那个故事的那几天，我一边写一边流泪，哭得心都疼了。

　　我又回忆起了我一生中最凄惨的一幕。

　　那年大概是六一年，我六岁，正处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自然灾害”，是文人的说法，农村人说的就是闹“大饥荒”，全国上下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万幸，没被饿死，但饿晕了，一天到晚脑袋里转转的只有一个字：“饿”，或者“饿死了！”全家人都在挨饿。

　　母亲天天饿着肚子到生产队干活，姐姐和哥哥则饿着肚子上学，家中只剩下我和弟弟，饿着肚子玩。那时，我们家吃饭已经限量了，晚上那顿饭，一人就一碗稀粥，有时是玉米粥，有时是高梁米粥。粥稀得已经不能再稀了，饭碗中有多少颗高梁米粒，都能查出来。母亲把饭放到我眼前时，我赶紧就端起来，先是贪婪地闻一下，然后猛地就喝一大口，这一口就能下去一半的稀饭，然后把饭碗沿着右边转半圈，再向左转半圈，不出四、五个半圈，一碗稀饭就喝得底朝天了。然后，用舌头把残留在碗边和碗底的稀饭舔得干干净净。吃完了，就把下巴支在手上，看哥哥和姐姐，看母亲。母亲总是最后为自己盛饭，盛好了也不吃，看着我们弟兄一个个把饭全吃光了，她就把她饭碗里的那点，给孩子们一人分一点。她自己常常什么也不吃。

　　母亲是最先浮肿的。在她的腿上一摁，就能摁出个小小的坑，半天平不了，我还觉得挺好玩的，就在母亲的腿上摁了一下又一下。母亲就是那样，但还得去生产队里干活，挣点买粮食的钱养家糊口。养家糊口，这四个字太准确了。

　　母亲去干活了，就留我在家照料弟弟。弟弟才三岁多，而我也就大他三岁，也还是个孩子。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每天是怎么照料弟弟的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曾经照料过他。但穷人家的孩子好养活，干活干得早，母亲也就放心让我看弟弟了。何况，她就是放心不下，也得放，没办法，活命要紧。

　　我也没有把自己照料弟弟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妈妈每天叮嘱我，多加点小心，离火远点，别把弟弟烫着了。别让他满地跑，摔着了。哭两声没什么。我点头，知道了，也就那么做了。

　　最难为我的是妈妈还让我为弟弟作饭，作好了喂他吃，或者看着他吃下去。这个诱惑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大了。稀饭一煮好了，那股香气直冲我鼻孔扑来，怎么闻怎么香。当时也真不明白自己的鼻子为什么那么灵，像狗鼻子似的，一点点香气都能闻到心里。还有一件事也不明白：肚皮明明已经饿得憋憋的了，怎么一喝口水，里面就咕咕地响。

　　家里烧的是和着黄泥的煤，母亲干活前，在炉子当中扎了一个眼，到那个眼中的火变红了，就是我给弟弟作玉米面粥的时间了。半碗水，一小饭勺面，就是弟弟一顿饭的定量。我先用大姐用过的小旧锅烧上一碗水，又在另一个小饭碗中，加点凉水，把那一小饭勺的玉米面搅和匀了，看着小旧锅里的水翻个了，就把和好的玉米面放到锅子中，然后赶紧搅和，别糊锅底了。当粥快好了的时候，我会像作贼似的偷偷尝一小口，从来不敢多尝，怕弟弟饿了就会哭个没完没了，怕弟弟跟母亲告我的状。

　　饭作好了，弟弟也等不及了，他几口就把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粥吃光了。看他吃完了，我就把他饭碗中剩下的一点点东西都舔干净，然后把锅里的再舔干净。有时，把锅舔干净了，还不放心，再加点水，使劲晃晃，把这点水喝到肚子里。

　　有一次，弟弟不舒服了，也许是感冒，或者肚子疼，妈妈就给他买了一小包饼干。那种小饼干一个个只有小拇指指甲那么大，圆乎乎的，带着奶黄色，我们都叫它“奶豆”。在我那双饥饿的眼睛中，这些奶豆比金豆还贵重、还稀罕，因为我已经几乎忘记饼干是什么味道了。妈妈走前嘱咐我，弟弟要是闹的时候，就给他一、两个吃。不久，哥哥也上学走了。只有我和弟弟呆在家中。弟弟也早就盯上“奶豆”了。不一会儿，他就闹了。这时，“奶豆”充满了我的心灵，吓得我连放在碗架上的那个饼干包都不敢多看了。弟弟闹着要吃奶豆。我胆颤心惊地打开了纸包，数出了几个奶豆，一个个地递到了弟弟的手中。看着弟弟吃下了一个又一个奶豆，看着他那满脸的幸福，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央求弟弟给我一个吃，央求他不要告诉妈妈，我就只吃一个。弟弟终于答应了，他给了我一个奶豆，我急忙把它塞进了嘴里，嚼两、三口就吞下了。是什么味道，不知道。我馋疯了。

　　我不知怎么了，吃完了一个奶豆后，就把又一个奶豆也塞进了嘴里。弟弟大哭起来，我自己也楞住了。就在这时，我听到门“咚”地一声被推开了，两个哥哥冲了进来，我以为他们已经去了学校，哪里知道他们竟然藏在门外，等待抓我这个贼。他们一冲到我面前，就一人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子。

　　我吓坏了，疼死了，就大声地哭了。哥哥们大声地喊：不许哭！你抢弟弟的东西吃，还有脸哭！我吓得又赶紧闭上了嘴。他们又严厉地教训了我几句，讲些什么，我现在一点也记不清楚了。记得自己就那么傻乎乎地站在地上听着，一声也不敢吭吭。脸上火辣辣地疼，更疼的是心里，我真是丢尽了脸，丢尽了人！

　　哥哥们终于上学走了。

　　一听到关门的声音后，我就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痛哭。是委屈、是怨恨、还是悲哀，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想哭。三十多年后，当我回想起这一段往事时，我依然禁不住还泪流满面。那天，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连奶豆都吃不到，我不想活了。

　　三十年后我来到了美国，到了华人教会，许多基督徒向我传福音，告诉我神爱世人。但我听不进去，我的心中有太多的苦毒、太深的苦水。我经常想到的就是我为了偷吃两个奶豆而想到了死这一件事。我不明白，一个像我那样的小孩子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竟然在将近三年多的时间中经常被饿得死去活来。当我为了能吃上一口饭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上帝在哪里？还有那些被活活饿死了的老百姓呢？当那些被纳粹赶进煤气炉中的少年少女在挣扎时，当那些被日本兵挑在刺刀尖上的婴孩尖叫时，上帝在哪里呢？我想了三年多，还是不明白。

　　直到有一天我明白了，我们是在自食苦果，并且，我们用自己的罪孽来不断地培养这苦果，使之不尽不休。

　　青少年时代我真的相信“三年自然灾害”是由天灾造成的。那年雨下得真大，不仅我们的院子里积满了水，就连屋子里都进了水，水有时都会满了炉坑。但文革后报纸上陆续告诉了人们一些真相，说早在一九六二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尖锐地指出，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但那“人祸”是什么呢？上面的统一口径是“左倾”，说是背离了客观规律，急躁冒进，瞎指挥，等等。说得太轻巧了。

　　那是几千万饿死的冤魂哪。

　　我现在也不想从政治与制度方面去解剖根源了，一些人已经那样作了。我看到的是人性的根源，是灵性的根源。“人祸”之所以是人祸，“人祸”之所以构成了人祸，就在于人要冒充上帝。

　　很小时我就会背诵一首民歌，出自郭沫若和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齐开道，我来了！

　　人以上帝自居，这就是一切人祸的总根源。

　　人祸，就是由人悖逆上帝的罪孽所酿下的苦酒。

　　但面对着人间悲剧，我没有省察人的罪孽，却埋怨上帝不公、不仁，这岂不是为人与制度的邪恶开脱罪责吗？并且，不止是他，还有我，不止是他们，还有我们。难道我们就没有亲身参入多年来发生的一次次人祸吗？我怎么能说不呢？正是由于我们参入到了那人祸之中，并且，是将整个身心都全部投入，所以，那人祸才能那么残酷、那么广泛、那么持久。令我自己感到更可耻的是：我在责备上帝的同时，却没有把自己在生命中享受到的一切归于上帝的恩典。我赤条条来到了这个世界，没有带来一缕阳光，一丝清风，一滴甘露，这一切，都是赐给我的，但我却从来没有向赐给我这一切的上帝道一声感恩。

　　虽然我明白了这些，但我还是不明白，当无辜的小孩子在受难时，上帝在哪里？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他在十字架上。他与我们一同经历苦难。经上说，当耶稣看到拉撒路死了，他哭了。经上说，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

　　“耶稣哭了。”

　　“我渴了。”

　　这两句话像母亲的双手一样温柔，它抚摸了我心中那深深的伤痛。它使我明白了：虽然上帝没有拿去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一切苦难，虽然上帝也没有对我清楚地解释这一切苦难为何发生在我身上，但他，创造天地的主，和我一起经历着我遭遇的苦难。

　　这，就足够了。

写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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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四篇

仙人掌有刺

　　我搬进的新家其实是个老房子，都住人十六、七年了。但我很喜欢它，院子大，敞亮不说，房子又结结实实也不说，单单是正门左右那两大扇　pplainBaywindow（凸窗），就足以令我满意了。它们朝东，太阳一出来，一上午都能照到光，是放上几盆花的绝佳处。

　　我到美国的头三、四年，心情很不好，没有心思养花。后来，养花的心情有了，但有了两个孩子，又去神学院读书，忙得天地都昏暗了，怎么可能有精力养花。现在，小女儿也五岁了，我也从神学院也毕业了，凸窗就在眼前，此时不养花，更待何时。

　　我养的花主要是仙人掌。我很喜欢仙人掌。

　　美国仙人掌的种类很多，到处都可以买到，就连像Walmart（沃尔玛）这样著名的连锁百货商店，也常在过道的货架上，摆上十多种仙人掌，价钱也很便宜，五、六十美分就能买上一小盆。很快的，我们家凸窗的窗台就摆上了五、六盆小仙人掌，然后是八、九盆，十多盆。看着这些可爱的仙人掌，我常想起被我遗弃在国内的那四十多盆仙人掌。到我出国时，它们中有的和我相处已经快十年了。十年，即便是草木，也有情了，何况人。当年尽管十分舍不得，但也得舍，把它们都送人了，那心情和母亲流泪送女儿出嫁，大概差也差不了太多。现在，一晃，又是快十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人间，长得怎么样了？那棵大麒麟如果还活着的话，该有我五岁的女儿这般高了。还有那三、四盆仙人山呢，当年就一、两尺高了，现在要是不死，一定会有藏龙卧虎、吞云吐雾的气象了。可是，如今叫我到哪里去找它们呢？

　　来美国前，我把这些仙人掌送人时还千般地叮嘱，千万好好照顾它们。那年回国探亲，问一朋友，我给的那盆仙人掌长得怎么样了。他先是一楞，后来说，死了。口气很随便。从那以后，我就连想它们也不敢想了，更不必说看。

　　我是八二年秋开始养仙人掌的。那年秋天，我刚从吉林大学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了沈阳药学院教书。某日清晨，我跑步路过附近的青年公园。一看，有些人正在街道两侧卖花。我就慢下来了，边走边看。我一眼就看上了仙人掌，昨看右看，一盆一盆地打听价钱。最后，花了五角钱，买了一盆小仙人山，只有巴掌那么大，但那形状，的确像起伏的群山。我的家乡被群山环绕着，一出门，就能看到山。而沈阳，只有高楼林立。那盆小仙人山，是我平生买的第一盆花。

　　打那以后，早上跑步的时候，我时常跑到青年公园，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仙人掌一类的花，并且，价钱要便宜的。礼拜天，更是必到无疑，因为那天卖花的人最多，价钱也最便宜。到第二年秋天，我办公室的窗台上就有了二、三十盆仙人掌。

　　我喜欢仙人掌，我喜欢它们生命力顽强，有一次我出差到外地，一个月没给它们浇水，它们还是绿盈盈的。有一盆小仙人球，样子不怎么好看，我就把它扔在一个有土的盆中，三、四个月没去理它。有一天，我想它已经死了，干脆把它扔掉算了，哪只用筷子一拨，拨不动，原来它竟然在那么干枯的泥土上扎下了根。

　　我还喜欢仙人掌的绿色。是一种我不必为之担心为之叹息的绿色。

　　就连仙人掌有刺，能扎人，我也喜欢。虽然我自己就被它们的刺扎过好多次，但一点也不后悔。

　　同事看我养了这么多的仙人掌，就说，你喜欢带刺的。还有的说，什么人养什么花。你养的花也像你这个人似的，很有特点。下面的话他们就不说了，不过那意思我明白：你身上有刺。这其中的一根刺就是：我这个人不会说话，往好里讲是说话太直，爱提意见；往坏里说就是北方的土话，嘴损，常常是人家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没怎么在乎这个评论，有刺就有刺呗，反正没长在你身上。

　　八三年秋，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看书看累了，站起来看看我的花。我惊喜地看到花正在开：有一个小仙人球，几天前才冒出了两个粉色的小花蕾，现在，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张开那粉色的小花瓣。

　　太美了。我迷住了。

　　看了好一会儿，我突然想起了我现在的妻子当时的恋人，就高兴地打电话给她，说：你快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不到十分钟，她就穿着在实验室穿的白大褂，气虚喘喘地出现在我四楼的办公室上，站定了，就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是什么东西？我就把那两朵小花指给她看，她惊讶地问，“怎么，这么点的小仙人球也开花？”

　　这是我们俩头一次一同观花，我种的花。

　　两年后，我调到了一所党校教哲学，这些仙人掌也跟着我来到了新的办公室，并且它们又多了一些新的同伴。办公室的窗台已经摆不下它们了，我就在一张桌子上把剩下的摆好。一晃五年多了，连那生长缓慢的仙人山也长高了半尺高，小仙人球年年开花，但妻子在香港读博士，缺了一同赏花的人。

　　我们的办公室挺大的，但只放了三张办公桌，平常来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老同事，他也挺喜欢花，也养花，并说你的花养的挺有意思的，专挑有刺的养。有时他也帮助我照顾一些我的花，特别是在寒假暑假期间。

　　我和他共事三年多，相安无事。我每天读我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以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写我的文章和学术著作，他每天读他的报纸杂志和上面此时彼时号召学习的什么文选、选集一类的书。哪想到，到了他要退休的那年，他突然来拔我的“刺”了。

　　朋友告诉我，说他向许多上级机关写了许多揭发我的信件，还有的写给了几家报纸和杂志。我也看到了他在一个在刊物上连续发表的三篇批判我的文章，就差点名了。党员生活会上，当我的自我检查结束后，别人都善意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当着大家的面，居然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小日记本，那上面记录的是我（还有其他同事）这些年来说过的许多“错误的言论和行动”。他质问我为什么不检查这个错误言论，那个错误言论，为什么不交待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指责我的检讨根本就没有触及要害，等等，等等。

　　我前后检讨了四次居然没有过关，教研室别的同事都认为我的检讨可以了，但他一直纠缠着我不放。有两次，一直在食堂中吃饭的我，连吃饭的时间都错过了，因为帮助、教育和挽救我的会议还没有结束，他还要讲话。

　　朋友在夜间偷偷来我家中劝我，别那么强，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嘛，何必与他较真。我明白朋友的好心，也知道那个利害，但我告诉朋友们:我认识到的错误，我已经讲了;但我没有错的事，我不能违心地承认。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良心。

　　有天晚上，又错过了食堂吃饭的时间。我饿着肚子回家了，连方便面也没心思煮了。我独自一人站在六楼的凉台上，心都凉透了。我身边没有亲人安慰我，妻子在美国，远在故乡的父母，都快七十多岁了，且有重病在身，我看不到希望。这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当众侮辱我的人格，且不容我讲理，他这哪里是在帮助我，分明是要置我于死地。我绝望了。我想到了自杀。

　　我在凉台上站了很久很久了。夜深了，人静了，对面楼房中的灯火，一家家地熄灭了，偶而传来一两声小孩子的哭声。远望星空，星星正一颗接一颗地隐去，剩下的几个，就那么孤零零地缩在茫茫的天幕上。只有寒气，那融入黑暗中的无尽的寒气，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凉气浸透了衣服，但我毫不在意，因为我的心早就凉透了。我几次想朝漆黑的楼下跳下去，但一闭上眼睛，慈母的愁容就出现在我眼前：孩子，你这一走，妈也就活不下去了。她老人家半身不遂，躺在家中已经三年了，我走了，母亲怎么活下去。我又想起了电话中妻子在大洋那边的一次次祈求：为了我，你就忍下这口气吧，早一点来美国探亲吧。而我们结婚五年多了，为了读书，一直两地分居，在一起生活还不到三个月，自从她去美国后，我们已经两年多时间没有见面了。

　　不，我不能死。

　　转眼间，许多年过去了。但是，每当我回想起自己遭受的那一切，我还以为是奇耻大辱，我的心还痛，还在流血。仇恨，它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根毒刺，我知道它有毒，但却无力把它连根拔掉。

　　九五年初我信了主耶稣，不久后，就在礼拜天听到了传道人宣讲耶稣一段著名的话：“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这段话，我早就知道了，但就在那天听讲道的过程中，我突然感到上帝的灵从天而降，进入了我的心里，他对我说，孩子，主的话就是对你讲的，“你”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你”。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

　　主啊，我并没有记恨谁啊，我在心中争辩。
　　不，孩子，你现在还恨着许多人，仇恨正在刺痛你的心。
　　是的，主，我恨死他了。
　　孩子，我知道，但你要饶恕他。
　　主啊，我无法饶恕他。
　　孩子，你祷告吧。

　　我不与主争论了。我开始祷告。

　　我默默地将心灵沉浸在上帝的灵之中，心中的感动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楚了：主就是要我饶恕那个深深地伤害了老同事。将近两千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就好像是在我耳边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眼泪含在眼圈里，我轻轻地对主说：“主，我愿意饶恕他，我不再恨他了。”我刚刚说完了这句话，就觉得原来压在我心头的那些重担一下子全脱落了，整个身子都变得好轻松。我真高兴啊，主耶稣解放了我，他拔出了我生命中真正的毒刺-恨，将把我从仇恨的枷锁中释放出来了。

　　正当我享受着心中的宁静和喜悦时，上帝的灵又感动我，要我还要向他说对不起。这怎么可能？我又与主争论了，明明是他整我，为什么我要求他原谅？

　　你就没有作过对不起他的事吗？
　　没有！
　　真的没有吗？
　　主，我有过。我曾经对一些同事说他是小人，还说了一些有辱于他的人格的话。
　　孩子，那你就为这事求他原谅吧。

　　接下来的一周，我反复祷告，求主帮助我能从心里饶恕他。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我愿意饶恕他，我并且在信中说，当时我在同事中曾讲了一些有辱于你人格的话，我请求你的原谅和饶恕。

　　看着窗台上那一株株带刺的仙人掌，我突然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这些年来，自己总是那么清楚地看到了别人眼睛中的小刺，却看不到自己的眼睛中有一根根大木头。自己怕别人的刺扎着自己，扎了一下后就老是记在心中，不能饶恕，但却忘记了自己生命中的毒刺常常扎在了别人的心尖上，更没有向他们说对不起。在祷告中主告诉我，你要拔掉自己心中的毒刺：它就是罪。

写于2001年初夏
修改于2002年春节前后以及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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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所厌恶的人

　　去年夏初，我到儿子的学校参加家长会。

　　学校离我们家不远，不到一英里，顺着我们家门前的小路，走过了两个停车牌，拐个弯，穿过一片小树林，就到了。十来分钟的路。

　　一到了期末，美国的中小学总要开家长会，这次不是家长们坐在一起开，而是老师与家长一对一地谈，每人谈十五分钟左右，谈话要事先预约好，这个谈完了，就紧接着下一个。

　　美国老师同家长谈，唱喜歌、说好话的时候居多，以鼓励为主，这次也不例外。老师说了我儿子一大筐的好话，两次强调说有他在这个班上，当老师的感到非常荣幸，又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学生。我知道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就诚恳地问孩子有什么缺点需要注意的，老师肯定地回答：没有。谈话中还拿鉴定让我看，果然，一点缺点也没有。

　　这怎么可能！

　　我是看过鉴定也帮助老师写过鉴定的。

　　那是上中学的时候，文化革命正闹得轰轰烈烈的。我们中学按照最高指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连班级的叫法都变了。班级不叫班了，叫排，我是六排的。年级也不叫了年级了，叫“连”，一个年级一个连，我们那个连下面有七个排。班主任老师也不叫老师了，叫“政治干事”，我则是“付政治干事”，虽然顶了一个“付”字，但在学生中就算坐第一把交椅的了。过去的班长现在叫“排长”。按照“政治挂帅”的原则，这“排长”的官没有我这个“付政治干事”大。

　　“付政治干事”要管政治。所以，每个学期的期末我都要帮助班主任-“政治干事”给排内的每一个同学写“政治鉴定”，我们排一共有五十多名同学。写“政治鉴定”要有很高的技巧，比如，非常明显的缺点就明写了：某某的缺点是。而一些小毛病，像上课时交头接耳，传纸条，政治学习时打嗑睡，等等，就不能写缺点两个字，而要写成“希望”什么什么的。但儿子的老师居然连希望也不提，我也就只好自己提了，希望老师帮助孩子如何如何。讲完以后，老师一笑，告诉我，别担心，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生。

　　在美国呆了十年了，我知道美国人要是送给你漂亮话，大方得很，一堆一堆的，也不是出于虚伪，而是他们文化的习惯。

　　刚来美国后不久，我和妻子到了一个住在威斯康星州乡下的美国朋友家作客，客人中有几个去过中国的美国人。那是我第一次跟一群白人面对面地谈话，我英语本来就不怎么样，再加上紧张，说起话来就更加结结巴巴的了。和一个中学女老师谈了几句后，我就老实地告诉她，请原谅，我的英语讲得很不好。哪里知道，她一脸真诚地对我说：不，你的英语非常好。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么烂的英语居然非常好，这怎么可能？看着我的困惑，她又来了：真的，非常好。我糊涂了，那什么样的英语才是不好的呢？但又不能问，还得守美国人的规矩，连声说：谢谢。因为如果我不同意她的看法，那就成了我怀疑她的判断力了，这还了得。

　　打那以后，我明白了，当美国朋友对我说什么 “ Wonderful ”（极好），“Very Good”（非常好），“Great”（美妙的，真了不起），那是他们表示尊重你而已，对谁都这么说，我千万可别当真，要是我真的以为自己是那么回事了，我就是一不知天高地厚，二不知东西方有别，三不知自己到底是半斤还是八两了。

　　我庆幸自己当年从上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从来没有一个老师用过这些最高级的形容词中的任何一个来形容我哪怕一次。要是那样的话，那还了得，我的尾巴早就要翘到天上去了。当然了，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伟大”一词，当时只属于一人，我的老师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把它戴到我头上。

　　从小学起，老师在鉴定中对我的最高评价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积极要求进步。随着年级的上升，这最后一句就成了：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或者：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在这中间加的形容词是：“一贯”。政治上一贯积极要求进步，这几个字,可不是说着玩的，有了它，那简直就像有了一块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了。

　　我能记住的老师给我写的最早的鉴定，就是小学三年级时的鉴定。那个鉴定单子是一个对折的窄窄的白纸，左侧记录了各科的成绩，右侧的上方，就是老师写的评语。开头那三、四行，写的是我的优点。在优点的下面，老师又另起了一行，一共写了共六个字：有时骄傲自满。

　　说“有时”，那是客气的了。

　　从那以后，这“有时骄傲自满”就缠上了我，每次鉴定上都有。虽然“有时骄傲自满”偶而会换成了“注意克服骄傲自满”，或者“防止骄傲自满”，但意思都是一个，我这个人傲得很。

　　“有时”接着“有时”，就成了“一贯”。

　　我这个人一贯骄傲得很。

　　我当时可没把这个缺点当回事。骄傲，是我有能耐,没能耐的,你傲得起来吗?谁叫我学习成绩好，又一直是干部了。小学四年时的期末考试，全班四十多个同学，算数考试只有三个人得一百分。其中一个是我，另两个是女生。而她们俩，一左一右，正坐在我旁边。连同学和老师都清楚，她们俩人肯定抄我的了。我那个得意劲就别提了，比三伏天吃了根凉冰棍还舒服。

　　自从我的鉴定有了“有时骄傲自满”后，老师虽然换了好几个，但几乎每一个都在我的鉴定的结尾写上一句：希望该生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语录我是牢记了，可没用，因为我不仅没有发现自己因骄傲而落后了，反而觉得自己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能力上都不断进步哪。

　　大概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回过一点味来了，感到这人要是太傲了，招人忌妒，惹事。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了“装”，或者说”装像“，或者说“掩饰”，或者说“演戏”，表面上也收敛了一点自己的锋芒，说什么你不错啊，我不行啊，但心里想的却是，就你那两下子，差远了。

　　要不是信了耶稣，我的墓碑上似乎应当刻上这么几个字：一个骄傲的人长眠于此。或者写上：上帝所厌恶的人。后一句话出自圣经。经上说：“心里骄傲的人，都是耶和华厌恶的”。

　　八、九年前，当我第一次认真地开始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有一句话深深地震憾了我，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在《路加福音》又记录为“贫穷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大懂。

　　去了教会几年后，我才开了一点窍，原来我用的“谦虚”一词和耶稣说的“虚心”并不在一个层次上。我最高不过是在道德的层次使用谦虚这个词，而耶稣所说的“虚心”，则首先是一个灵性层次的概念，它首先表明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意思是说：“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或者：“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十分贫穷、全然无助而全心全意依靠上帝的人有福了。”

　　耶稣的话好像是一个当头棒，把我打得晕头转向的，我这个过去一直被人认为有知识有工作能力又有人品的人，一来到耶稣面前，怎么立即就成了乞丐？我竟然需要祈求上帝开恩伶悯我！这是怎么了？

　　活了三十多年，我才第一次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是骄傲，或者说，在我的骄傲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看了一些书，我明白了一定的道理，但总是觉得没说透，直到信主两、三年后，读了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的名著－－《人的本性与命运》，我才对骄傲的问题有所认识。尼氏将骄傲分为三种：权能的骄傲、知识的骄傲和德性的骄傲。权能的骄傲就是人认为自己是生命的主人，命运的主宰，我要支配一起；而知识的骄傲就是相信我知道一切，并且自信我所知道的是最终真理；德性的骄傲就是用自己的道德标准作为道德标准，衡量自己时总是觉得自己是好人，善人；衡量别人时，总是觉得别人不怎么样。这种自以为义的德性的骄傲，是骄傲核心。

　　支配一切，这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埋在心底的渴望啊。

　　我要支配我自己的命运，我要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当与他人相处时，我自觉不自觉盼望别人都听我的话。

　　我想起了一个个往事。上中学的那四年，我一直是班内职务最高的学生干部，但付手却前后换了好几个。他们被撤换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与我合作得不好，换句话说，他们不听我的话。而这，是我万万容忍不得的。

　　我惊醒了，原来当我为自己的能力、知识和德行而骄傲时，我渴望的是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善。一句话：我渴望我自己就是上帝！

　　我看到了魔鬼，它就在我的心中，它的名字是骄傲。骄傲燃烧着地狱之火，并要把我拽进地狱之中。我要作我生命的主人，从而占据了自己的生命中本来属于上帝的位置。虽然我居心自比神，但我不过是人，不是神。圣经上说，撒旦当初就是因美丽而心中高傲，渴望与上帝一模一样而堕落的。

　　这是我的祷告：主啊，求你把我从骄傲这个地狱中拯救出来。

写于2001年五月，回国探亲前
修改于2002年春节前后以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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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裂心肠说忏悔

　　太迟了。

　　当我为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罪孽忏悔时，文革结束已经快二十年了，而我想对之说一句请你饶恕我的长辈们，有的逝世也已经快十年了，她们和他们永远听不到我对他们所表示的歉意了，而那是我早就应当亲口对她们说的，也是我必须说的。但现在我才认识到我该说，这，实在是太晚了。

　　青少年时，我不知道“忏悔”是怎么一回事，甚至连这么个词也不知道，那时成天响在耳边的就是“死不改悔”这四个字，有一个悔字。特别是七五年前后，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了又被打倒，“死不改悔”就专门用来修饰“走资派”了，全称是“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算“死不改悔”难听，可它也不是谁想戴上就能戴上的。当时，被视为敌人的有九种：“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和“叛徒、特务、走资派”，除了走资派外，其他的“敌人”连“死不改悔”都不配，只配什么反动透顶啦、死路一条啦，罪该万死啦，等等。现在猜想，上面对许许多多的走资派似乎还是另眼看待的，毕竟曾是自家人，“党内”的，上面还是盼望他们能悔改而不至于死或者死前能够悔改。

　　记不清楚了，大概是从七七年后我开始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起，我渐渐熟悉了忏悔这个字，并且，开始思考忏悔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你们为什么不忏悔。这个“你们”首先指的就是当年的那些“党内走资派”们。

　　那时，他们又是当权派了。在报纸上和电台中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他们控诉“四人帮”如何如何地迫害他们。但听了好几年，都是他们控诉别人。这，就令我渐渐困惑了。难道他们从来都是被迫害者吗？在他们身居高位、中位或者低位，并且不论官位大小，总是权力在握时，他们难道就没有充当过迫害者的角色吗？就拿五七年来说，有五十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几夜之间都被打成了右派，这都是谁之罪？从四九年以来，进行了多少次场无情、无义又无理的政治运动，哪一次没有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的无辜的人被吓死、屈死、怨死、整死、害死，就是死了，埋了，还是个戴罪之身，株联着父母、配偶、孩子、亲朋好友，甚至是过路人。

　　这一切，难道仅仅是一人之罪，或者四个人的罪吗？我不信。

　　所以，我就有了问题，你们这些当官的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过去忏悔？后来，它又变成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忏悔呢？我看到文革结束了那么多年，但只有很少几个人为自己在文革中所犯下的罪孽忏悔，更不必说为自己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所犯下的罪孽忏悔，只有巴金写了一本书，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自己作了反省。就是这样的反省，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在研究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思想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五十年代一些批判他的文章（他不久后被打成右派），写文章的有的是他的同事，有的是他的学生。我问张先生，文革结束后，那些批他的人有没有向他道歉的，他说，只有一个人。我怎么试图理解也无法理解，因为写那些批判文章的人，他们有的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有的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界的大名人，他们还在向我们传播真理呢。为什么他们就连轻轻一句的对不起也不肯说呢？我问张先生，他说他也不明白。就这样，“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呢？”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中整整近二十年。

　　直到九五年，就是我信主的那一年，我才愧不可言。愧的是我问了近二十年你们为什么不忏悔，却从来没有问过一次：我，为什么不忏悔！

　　我为什么不忏悔呢？为什么我一直就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忏悔呢？难道我没有任何罪孽需要忏悔吗？我当然希望回答“没有”。但那不是事实。事实是：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孽到底有多么深重，但我也参入了文革这一场人类的浩劫，尽管我的那份罪孽在历史学家的眼睛中可能微不足道，但在我，我深感罪孽深重。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一大早，我就从炕上爬起来，还没顾得上吃早饭，就老老实实地站在毛泽东的画像前，向他请示我这一天要干什么，名为“早请示”。晚饭后，还有“晚汇报”，向他汇报自己一天都干了什么。汇报中最重要的，就是检讨自己的思想，自我批评。那时流行的语言是：“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样的忏悔是心灵的扭曲，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人，而那人不是上帝，他不过是人，是也无法摆脱自己的人性中、心灵中的黑暗的人。可就在这样的一个人的画像面前，我从心里跪下了，甘心地作了他的奴隶。

　　文革后大家都反思这一场荒谬的“造神”运动如何可能发生。没有清楚的答案。现在我至少明白了一点：虽然在上者逃不了干系，虽然如林彪四人帮等煽风点火的人罪责难逃，但是，若没有千千万万像自己这样的虔诚崇拜者，若不是自己一个地作践自己，甘心为奴，一个假神如何能造出来？

　　可悲的是，自己不但在一个假神面前作了奴隶，同时又在另一群人的面前充当着奴隶的监工、帮凶、打手。也许是因为作了奴隶，所以作奴隶的监工就格外卖命。一个扭曲的心灵需要扭曲另一些人的心灵来作为补偿，这是人心灵黑暗的又一个证据。

　　上中学时，我曾经被学校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挑选出来，作为“红卫兵小将”的代表参加了学校举办的“斗争牛鬼蛇神学习班”，那时，自己是多么自豪呵。在那前后几期学习班上，自己不断批判那些被划为“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哪怕他们高声说“我向党和毛主席认罪。向人民认罪，向红卫兵小将认罪！”我还不肯放过他们，还命令他们不但要坦白自己的罪行，还要认识其错误和罪行的根源，从阶级根源、社会历史根源，一直到思想根源、政治根源。

　　有一位老教师的认罪我永远也忘记不了，他名字叫李之俊，是原来的凤城县高中的付校长，七十多岁了。那一次，他在检讨结束后流着眼泪说：“我是头老驴，不是人，该打三百个嘴巴子”，说完后，他就打起自己的嘴巴子了，左右开弓。但是，看到人间如此悲惨的一幕，我不但没有为这位老教师流出一滴同情泪，反而相信了领导的看法：他这是用眼泪来蒙蔽红卫兵小将。

　　现在想起来，在自己亲自参加的斗争牛鬼蛇神的学习班上，那些老师们的一次又一次的认罪，根本就不是什么忏悔。那是在政治迫害和暴力的威胁下，人为了活命而不得不自我折磨、自我侮辱。而自己居然在他们流着血与泪的伤口上，又洒了一把又一把的盐，还自以为得意。

　　这真好像是一场噩梦。我真希望它只是梦，但它不是，它是真的。虽然如今连具体的画面都模糊了，但那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虽然我具体都讲了些什么，我现在根本就记不清楚了。但我知道的很清楚，每一次老师们检讨后，我都抢先发言去批判他们，而且，什么话最狠，我就说什么；哪一顶政治帽子最重，我就给他们戴上哪一顶。

　　这一切，岂是“罪孽深重”这四个字能道尽的？我如何能不忏悔？

　　岂止是在文革中。一幕又一幕，四十年了，我的生命中摆脱不了黑暗的阴影。生命中好像有一个无底深渊，从里面冒出来的都是瘴气。有些邪恶我看明白了，有些邪恶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因为它们虽然表现出来了，但我却没有认识到它们是罪孽。既然我罪孽深重，那么，我为什么不忏悔呢？

　　结论很简单：因为我不信上帝。

　　当我生活在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世界中时，人类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善恶是非的标准。而一切人造的神，几番风雨后就都成了世人嘲笑声中的过客。我向谁忏悔，我根据什么来忏悔？但上帝在，我不能不忏悔。上帝呼唤：“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结 33：11）；主耶稣呼唤：“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太 4：1 7 ）。

　　将一颗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的心献给上帝，这才是忏悔。忏悔是人心的回转，归依上帝。那么，从什么地方回转？只有一个，那就是罪，是我的罪，而不是别人的罪。我是因自己的罪而忏悔的。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潘多拉匣子”的故事，说一打开那匣子，关在里面的邪恶就都飞出来了。文革的发动者所作的正是打开匣子的工作，但那匣子是我的匣子，它一直隐藏在我心中，从那里面飞出来的邪恶出自我自己的罪性。

　　主啊，是时候了。我要在你的面前忏悔：我是一个罪人，求你带我回转。但我如何能知道自己有罪呢？当年就在我陷入罪名之中时，我还以为自己是在消灭罪恶，帮助别人脱离罪恶呢？克尔凯戈尔说得好：人是不能靠自己来解说罪的。因为人自己已经陷在罪之中了。人关于罪的谈论，骨子里都是替罪说话，想找借口来减轻自己的罪。是的，只有当我将自己置身于与上帝的关系中，我才能真正地知罪，认罪。因为我的罪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罪，那就是我不信上帝，不听上帝的话，不遵循上帝为人所制定的法律，就是我走的路不正。

　　若不来到上帝面前，我的罪就不能绝对地显现为罪，也不能绝对地被定为罪。罪与得罪相关。我犯罪了，我得罪的不止是人，不止是我的老师们，我得罪的首先是上帝。可是，若不是相信了上帝，我如何能承认自己得罪了上帝而需要忏悔呢？

　　我问自己，你明明一直有罪，但为什么却拒绝忏悔呢？这是我的回答：因为我要逃避自我，拒不承担起自己的罪责。

　　拒绝忏悔，就是我的自我逃避之路。

　　我逃避罪责的秘诀是：把自己躲藏到“众人”之中，其公式是：“我之所以作了这样的孽，是由于他人造成的”。而这个他人是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每一个人，它可以是社会、国家、民族、政党，也可以是领袖、上级领导、老师、父母、兄妹和朋友。但我怎么能逃脱掉呢？

　　“他人”可以引诱我犯罪，但选择犯罪的，是我自己。就拿那一篇又一篇的批判稿来说，无论我使用了多少流行的语言，但整篇批判稿，却是我亲手写下的。还有那些批判会上的发言，哪一句不是出于自己的口呢！

　　我终于认识到了，在文革这一场民族浩劫中，我也犯下了罪，我必须为之而忏悔。于是我就祈祷：我的主啊，求你伶悯我这个罪人，赦免我一切的罪孽。”
写于2001 年感恩节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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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后一篇

遥祭父亲

　　父亲走了。

　　那几天中我老是念叨着两句话：爸，你怎么不能再等等我们，再过三四个月，我们就要回去看你了。爸，孩子等着再见到你的那一天。

　　父亲是过了八十五大寿之后走的。他走的时候，我没能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一年多后，当我终于回国看望老人家时，他的坟墓上已经长出了青草。

　　父亲走了好几天之后，我还是无法相信父亲真的离开我了。四十年来父亲留给我的印象，一个一个地在我脑海中反复浮现，虽然画面已经不那么清晰了，但一切又都仿佛就在昨天。而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这一切印象中，父亲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竟然是他在世的最后一天，而那一天，他在中国，我在美国。

1、我从小就怕父亲

　　小时候我怕爸爸，他太凶了。

　　父亲是山东人，但外表上却不像我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山东大汉：又高大，又壮实。他个子一米七上下，又干又瘦的，当了一辈子的厨师，也没有胖起来。父亲的山东味是在里面，比方说他的脾气，就山东味十足，用我妈的话来说，要是你爸认准的理，十头老牛也别不回。

　　爸爸倔，也没什么，问题是他的倔劲和火气搅和到了一起，火还特别大特别急。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点，火就着。”不过据我多年的观察，有时你就是不点，也照样着。

　　我小时候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块糖，吃上一块，就像过节了。我刚刚三岁大一点时，有一天，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探亲回来了，他给了我一块糖，我刚刚舔了几口，他就逗我说：“孩子，给爸舔一口”。我也不懂父亲是逗我玩，再加上父亲一年到头不在家，我有些认生，就不肯给他。

　　父亲耐着性子继续逗我，“你给我，爸还给你。”

　　我可不管什么爸不爸的，说什么也不给。

　　当父亲又被我拒绝了两三次后，火一下子就上窜来了，一个大巴掌就煽在了我的小屁股蛋子上。我妈说打得你嗷嗷直叫。我爸说我就像宰猪一样地叫，两位老人又都说，吓得你把屎都拉在裤裆里面了。

　　尿没尿在裤裆里？他们都没提。

　　我压根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这个故事是我长大后父亲当成笑话告诉我的。我问妈妈，妈妈也说有这回事，还说你爸那人就是手狠，你那小屁股哪经得起他那么打，一下子就起了通红的五个大手指头印子。你说他怎么狠呢，你那么点，懂什么啊。

　　我只加了一点自己的联想；听到我疼得“嗷、嗷”地哭叫时，父亲一定会大喝一声：“不许哭！你再哭，你再哭我就打死你！”父亲打我们兄弟时，无论他打得多么重，他都不许我们哭，他不喜欢看见我们哭时的“那个熊德性”。我们越哭，他打得就越狠，一边打还一边喊：“我叫你嚎!我叫你嚎!你还委屈啦!”。

　　父亲告诉我那件事时是当作他的教育成绩的，他可没后悔，倒是挺得意的，还笑了。说打那以后，我跟你要什么东西，你都溜溜地给我。我猜肯定是这样的啦，我还猜我肯定连眉头也不会皱一下的，并且是低着头。

　　打那以后，虽然父亲在外地工作，一个季度才能探家一次，呆上个三天五天的，但我可不盼他回来，我希望他还是在外地继续“坚持为革命而工作”吧，把钱按时寄回家就行了。但我的这愿望可从来没敢亲口告诉父亲，连暗示都从来没有暗示过一下。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敢什么呢?敢溜。只要父亲一进家门，我就抓紧机会悄悄地往外溜，不仅我这样，连我二哥也是这样。但有几次属于例外，那几次我溜的速度慢了点或者溜的动作太明显了，人，还没有溜到门口，就被父亲发现了，他发火了，铁着脸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你们往外跑什么啊？你见鬼了！你要是再跑，看我不把你腿砸断了！”

　　听到父亲这一声喝，我心里“硌磴”一声后，就立即站住了，小腿肚子也发软了，手也哆嗦了。

　　其实我这个“溜”的哲学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每一次当父亲知道我们兄弟和别人家的孩子打架了，他的脸立即就拉下了，低声地说，你（或者你们）给我滚回家去！我们还没有滚回家里，魂就都吓飞了，大祸临头了，等着挨打吧。

　　等到我们赶快跑回了家(慢了不行，父亲会照我们的屁股狠狠地来上一脚)，父亲随手就把门关上了，然后插上了插销(这样邻居就无法进来为我们救苦救难了)，再然后，就是父亲开打了。父亲打我们之前从来不审讯，他从来不问是别人先打我们还是我们先打别人，更不问我们是不是正当防卫或者合理反击，他什么也不问，上来就打，边打还边说，“我看你还再敢不敢在和人家打架了！你干什么不好啊，你去打仗! 你这书白念了，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叫你打，我叫你打，看我揍不揍死你。”

　　父亲揍我们，有时是动手，有时动手还不解气，身边有什么家伙，他就会顺手抄起来打。大多数的时候他是抄起炕上或者地下的笤帚把子，往我们屁股上打。他不用那东西打我们头，怕把我们的脑袋打坏了，耽误上学。他说打屁股怎么打也没事，肉多。

　　有一次，他又用笤帚把子打我们，打得我妈都看不上眼了，就把笤帚把子夺过去了，妈妈一是心疼孩子，二是心疼笤帚把子，花一毛多钱才能买一把，可叫我爸打几下，就把它全打飞了，还怎么用它扫炕!

　　我有时候认为被打得实在太冤枉，就小声地跟父亲嘟囔一两句：爸，不是我先动手的，是他先打我的。

　　父亲从来不评这个理，他说：怎么，你打架打得还有理啦，呵!他打你，你不会跑吗？你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那时哪明白，父亲教我的是上计，孙子兵法上有的，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多年后我问过父亲，爸，你打我们那么狠，你不心疼吗？

　　父亲说，你们都是我身上的肉，打你们哪个我不心疼。但我不能让你们不学好。跟人家打架是不学好，父亲就是这么认为。

　　虽然我们弟兄四个，一个个都挺壮实的，但我们的确很少跟别人家的孩子打架，主要不是我们不能打，而是我们被父亲打怕了，打服了。

2、太偏心了

　　到我懂事了以后，我对父亲的主要意见不是他打过我，其实我很少挨打，而是他偏心。父亲太偏心眼了，这是父亲在我心中留下的最坏印象。如果父亲偏心我，我当然不会生这么大的气，这么伤心。不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兄弟四人当中，我排行老三，父亲怎么可能偏向我呢？

　　父亲偏的是我大哥和我的老弟，大哥是长子，在他前面父母有两个男孩，都是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所以大哥一生下来就贵重，而听我妈说，我刚生下来，父亲却说又多了一张嘴。我老弟，是我们家的老小子，自然分量不一样。

　　父亲偏心这件事弄得我心理老是不平，好多年间我老是在两个问题之间想入非非并且还犹豫不定：我到底是该早生六年成为老大呢？还是晚生三年成为老小子？

　　拿不准。

　　等到我明白想成为老大或者老小子纯粹是做梦后，我在心里就嘀咕上了：哼，你不喜欢我，我才不稀罕呢！我还不理你呢。于是就就开始了冷战，规模不大，声东击西式，当然不是把矛头直接指向父亲，而是我对准了老大和老小子，跟他们作对，不仅偏偏不喜欢他们，还明里暗里使点小坏。我跟大哥的对抗，主要是在心里的和嘴巴上的，君子动口不动手；而对老弟就文的武的什么解气就上什么。我知道，大哥轻易不敢打我，小老弟算什么哪，他绝对打不过我。要是实在遇到了危机情况，我还有一个高招：妈！救命啊！

　　由于认为父亲偏心眼，所以，父亲打我我就更不服了。

　　父亲打孩子的“大棒子”的理论简单而且明了：“你不听话，我就揍死你！”他还说，“我不惯孩子。惯子等于杀子。”父亲不想“杀子”，所以，就只好打了。我们兄弟姐妹虽然没有一个人被揍死，但都挨过揍，并且在挨了几次揍之后也都变聪明了：千万别犯错误，就是犯了，也别犯在老爹的手里。

　　有一件事很奇怪，就是父亲打我，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但却不记得母亲打过我。几年前我还问过母亲：妈，我小的时候你打没打过我?

　　怎么能没打过呢?母亲笑着说。

　　怪了，我怎么一次也记不起来呢。

　　但父亲打我的情景我却全记住了。

　　我栽在老爹手里的那几次主要是由于我倔强。明明是别人先打我，为什么不许我还手（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不抵抗主义一说，相信我父亲也不知道）？还打我，我不服！就是不服。

　　还有，干什么打我这么狠，怎么不打我大哥。

　　这一不服，就产生了我的不抵抗主义：你就打我吧，我就不求饶。其实我也知道，只要我一求饶，说爸我再也不敢了，他的火也就消了。我也明明知道父亲在等待我求饶、服软，妈妈也劝过我爸爸后又劝我，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呢!看把你爸气的，你还不赶快给你爸配个不是。

　　偏不。

　　但父亲打得我真疼，再加上委屈，我的眼泪直往下流。但我还是咬紧了嘴唇，绝不哭出声来。有一次，我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但就是不求饶。父亲的火就更大了，更往死里打我，气得妈妈要跟他拼命。

　　我虽然受了皮肉之苦，但一点也不后悔，还挺自豪的，觉得自己就像电影和小说中的革命烈士一样，宁死也不屈，也不投降。但爸爸是敌人吗？我没仔细琢磨过。这样，虽然巴掌多挨了几下，但还是获得了一点胜利，是在精神上。那时鲁迅的作品读得不多，读了也不怎么理解，不明白阿Q同志也这么胜利过。

　　多年后，父亲为我多挨的那几个巴掌后悔了，他说，“你太强了。”

　　我答，“怨谁呢？随根。”

　　于是，我们父子相视而笑。

3、父亲表达感情的方式

　　七十年代初，父亲老了，退休了。

　　那时，我已经快二十岁了，对父亲的了解也逐渐地加深，父子之间的感情也渐渐地浓了些。我们父子都知道这一天来得太迟了，但都闷在心里，谁也没有讲出来。

　　但它毕竟来了。

　　我也知道，虽然我和父亲之间的感情深了，但怎么也深不到父亲与我大哥以及弟弟之间的那种感情，那样的父子情，我这辈子是体验不到了。

　　人生总是有些苦涩的，即使在父子之间。

　　但我也渐渐地理解了父亲表达感情的方式：那方式实在，深沉并且纯朴，但缺乏温柔与浪漫。就像爱这个字眼，我就从来没有听到父亲对我们使用过，我甚至都怀疑他这一生是否使用过这个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当然了，在“政治学习”和上面组织的集会和游行中，我相信父亲也跟着说过什么“热爱”字，但那不算数。

　　父亲的爱，就是实实在在地帮助你。

　　那些年间，母亲帮助姐姐和哥哥们带大了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她很累。中午的时候，父亲就命令母亲说，你眯一会儿眼，打个盹。我想抱孩子到外面溜达溜达。说完，他就抱着孩子出去了，尽管他自己也困得直打哈欠。

　　八六年，母亲得了半身不遂，日常起居大都是父亲照料的。父亲晚上睡觉实，不愿意起夜，但十多年来，都是父亲伺候母亲晚上起来的。母亲有时一宿要起来好几次上厕所，父亲都耐心地照料母亲。

　　有时候，父亲也心烦，一天到晚，他被老伴栓住了，哪里也去不了。母亲有什么事都喊她老伴，就是我们儿女在眼前，母亲也不愿意麻烦我们。父亲有时就有点牢骚，说，我是欠你妈的。年轻时我对你妈不好，现在我老了，我是还债来了。

　　牢骚完了他还是照常干，母亲还是照常喊他。

　　父亲常告诉我们，你妈这一辈子对咱们老范家有大功劳啊，你们不孝顺我行，要是不孝顺你妈，我不能饶你们。父亲说的是大实话，他长年在外工作，是母亲一个人一手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都拉扯大的。三个从国家的正式大学毕业，三个从电大、自学考试毕业。父亲常念叨，你妈好心有好报啊，儿子、儿媳妇都孝顺，连孙子、孙女都孝顺。

　　母亲要了一辈子的强，但晚年却得上了那么一个病，她心里很过意不去。父亲经常安慰她说， “老杨，你放心好了。只要我不死在你前头，你就一百个放心，我绝不会撇下你不管。”他说到了，也做到了，十年如一日。但父亲没有想到，他竟走在我母亲的前面了，他也没有看到，他走了之后，他的两个小孙女秋颍和亭亭，当天就对奶奶说：奶奶，你别害怕，晚上我们和你一起睡。

4、父亲盼我回家

　　弟兄四人当中，只有我一个人在外地工作。父亲到晚年的时候，想我了。一到我快放假的时候，他就盼我回家。我一回家，母亲就告诉我，你爸这两天老到胡同口去看看，念叨三怎么还不回来。

　　每一次我一回到家，父亲哪怕是正在睡午觉，也会一下子翻身起来，下地为我张罗饭菜。做好了，还给我拿到桌子上，看着我吃，一边看还一边说，多吃点，多吃点。

　　回到家中，我最喜欢吃父亲蒸的大馒头。父亲爱吃面，又做了一辈子的面食，他蒸的馒头又大又松，香死人了。父亲知道我喜欢吃这一口，我每次回家，他总要蒸几次馒头给我吃。我也总是吃不够。

　　如今，我再也吃不到那样的大馒头了。

　　那些年，总以为自己年轻，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多着呢，所以老是忙，忙着考大学，忙着工作了先踢好头三脚，好容易工作安顿下来了，又忙着结婚，忙着考研究生，忙着出国，等到自己终于忙得差不多了，父亲则垂垂老矣，且在天涯海角。自己想回一趟家，都不容易了。

　　即使回到了家中，只要一有时间，我还是忙，躲进屋子里一个人忙着读书，心想把手头的书读完再和父亲好好聊聊，但那书却是永远也读不完的。

　　父亲和母亲一样，虽然自己没有文化，但却非常尊敬读书人。他只要一看到我在读书，家里的什么活也不用我干，并且，还不许我的侄儿和侄女进屋子来打扰我。可是，父亲他有时候还是忍不住，自己就进屋子里来，站着看我读书，并轻声地说，“孩子，还看书啊，不累吗？歇会儿吧。”

　　我知道，父亲一是心疼我看书看得太累了，他常问我，你这书就读不完了？二是他想和我唠唠磕。父亲越老越愿意和我聊天，特别喜欢听我讲那些内部新闻或者海外消息。他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不像我母亲，家里打开电视时，母亲最关心的节目是天气预报。

　　在家中，父亲还喜欢和我们兄弟姐妹玩玩麻将，玩麻将时，他要动真格的：输一把，一毛钱。要是赢了，他很开心，乐得连脸上那些刀刻似的皱纹都笑开了。若是输了只有几把，他虽然快沉不住气了，但大体上还能保持君子风度。如果输得太惨了，他也就顾不上什么父亲的威严了，干脆就耍赖，不给钱。而我们的应对之策是：赌场无父子。父亲看实在赖不过去了，也就只好认输，交出几毛钱。边掏钱还边叨叨：“反正肉都是焖在自家的锅中。”有时候又变成了“反正饭都是焖在自家的锅中。”

　　我们大家都乐了。

5、我当面笑话过父亲小气

　　当儿女的似乎不该揭父母的短，但我父亲的确有一个短处：他不大方。他不像我妈妈，我妈妈是对自己不大方，从来就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但对别人却大方得很。父亲是既舍不得为自己花钱，也舍不得把钱花在别人身上。

　　不过给他钱他没意见。

　　我和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姐姐，无论给家中多少钱和物，父亲总是来者不拒。

　　我大姐是非常顾家的人，她大学一毕业，就帮助母亲照顾这个家。她在外地工作，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攒一点钱就寄给家中。六六还是六七年，我盖上了第一床新棉被，紫色的，是河北农民织的那种棉布做的，那就是大姐寄回来的。

　　三十年了，大姐和大姐夫一直照顾我们这个家，我这个当弟弟的都看得都过意不下去了，就对父母说，家里不能再要我大姐的钱了。母亲一个劲地说，是啊，是啊，我都跟你大姐说了。但父亲就是不吐口，他不说不要，他认为孩子长多大了在他面前也是孩子。孩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他只说一句话，“我大女儿真孝顺。”

　　我当面笑话过父亲小气，他后来也承认自己的确有这个毛病，但承认归承认，就是坚决不改。每当母亲要给邻居和朋友什么东西时，先说“够了。够了”的，肯定是我父亲。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他请亲家公、亲家母吃饭的时候，无论作什么好吃的，他从来不心疼。当母亲提议帮助我大爷和姑姑的后代时，寄给他们多少钱，多少东西，他都不心疼，越多越好。父亲有一个心病：就是他没有能够在我爷爷、奶奶身前尽孝，他一直觉得欠老人一大笔债。他二十多岁就带我母亲出来闯关东，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亲爹亲娘。

　　父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四十年代末，他听说自己的亲姐姐到了辽宁的安东(现在改名叫丹东)，就兴冲冲地去找姐姐了。但到了姐姐的家才知道，姐姐已经病逝了，并且在死前还一直惦记自己的这个小弟弟，不知道他在哪里。

　　父亲的哥哥死得更早，只撇下了年轻轻的大娘带着三个姑娘和我爷爷奶奶一起过苦日子。爷爷也是年纪不大就死了，奶奶也没有长寿，不仅我们兄弟姐妹从来没有见到自己的亲爷爷亲奶奶，也没有尝到爷爷奶奶疼孙子的滋味，就连我妈妈，在范家过了一辈子，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我大娘送终的。一个寡妇怎么能作到这一切，细节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经常听父亲告诉我们，你大娘好啊，我这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她。他教导我们不仅要对大娘好，就是对大娘留下的那几个孩子也要好。我从小时候起就想看看这个令我父亲如此敬佩的大娘是什么样的人物。但那时家里太穷了，从凤城到大娘住的通化七道沟来回光是火车票就得花二、三十元，我们家没有这笔钱。

　　大哥工作后，家里花钱稍微松快一点了，父亲就叫我大哥去见过大娘，行前父亲再三嘱咐我大哥说，“你见了你大娘一定得给她磕头，你大娘对咱们范家有功啊。”因为大娘没有儿子，父亲还叫我大哥管大娘叫娘。

　　等到我工作有了钱后，我就买火车票去通化了，但当我到达时，大娘已经去世多年了，我只看到了她老人家的坟墓，在一个孤伶伶的小山头上。

6、勤快的老小孩

　　我父亲是一个勤快人，他闲不住，他说他一闲下来就得生病。从一大早上起来，一直到天黑，他总是屋里屋外，房前房后，找点活干。有时实在没有什么活了，他就到大市场去溜达一圈，或者到亲家坐坐。

　　有年夏天半个多月没下雨，菜地旱了，于是父亲就从二十多米外的水井中，一担一担地挑水浇家的菜地，一气就挑了十多担，那时，他都快七十多了。

　　印象中有一次父亲发高烧，吃了好几天的药烧还不见退，他就生气了，干脆不吃药了，从炕头爬起来，走到后院就去劈柴火，劈好了一大堆木柴后，他回家擦了几把汗，说好了，没病了。看父亲这么大年岁了，干活还这么不要命，我回家时就劝父亲少干点，别累着了。但他却说，“反正闲着也是没事，干点活累不死人。”他说“我天生就是干活的命。”他还说，“我这身骨头是贱骨头，要是一不干活，它就来毛病了，这也不舒服，那也难受。还是干点活好。”

　　我说你要是怕闲得慌，就看点电视嘛。

　　父亲说，没看头，一天到晚就弄那么些小丫头片子在那唱啊唱啊，要不就是蹦来蹦去的，要不就是广告，没看头。还不如我干点活。

　　父亲干活真是没说的。但有一个条件，心情得好，用他的话说是得心里头顺道，要是他和家里的什么人(主要是母亲)生气了，心不顺道了，他就什么活也不干了。还气狠狠地说，“摔耙子了！不干了！不给你们当长工了。”然后，就往家里的热炕头上一躺，睡大觉，还盖上大棉被，并把头蒙得严严实实的，三伏天也是这样。

　　我妈妈就怕我爸摔耙子。父亲一不干活就要生病，一生病了，就躺在炕头上直哼哼呀呀的，还一顿两顿地不吃饭。就是吃口饭，也得吃妈妈亲手烙的大饼，玉米面煎饼也成，还得大家好说歹说才吃几口，吃的时候还满脸痛苦难受的表情，吃完了还躺下。我妈妈有个结论，说你爸他不抗折腾。

　　有时看我爸这个样子，我妈也来气，说你爸成了老小孩了，就不理他了。但我父亲可不怕别人不理他，他能坚持，并且始终坚持在热炕头上，坚持哼哼。

　　怎么办？还是得劝。但父亲刚来气时谁劝也是白费劲，得他躺一两天，气头过了，再劝。就是这时候，也不是谁都能作劝说者的，比如我，几乎从来不去充当那个角色，知道我说了也是白说，还说什么。这时候，得我大哥上，我大哥也会劝，我爸也爱听他劝。当我大嫂和我大哥一起劝时，效果就更显著了，超不过一天，父亲的病准好。

　　别看我父亲对我们哥几个凶，但他对我的两个嫂子和一个弟媳态度可好着哪。他有他的理论，儿子对我好，不算真好，儿媳妇对我孝顺，才是真孝顺。他的理论还有根据，说你两个姐姐都不在我和你妈跟前，我得把儿媳妇当亲姑娘待。

　　嫂子和弟媳也没辜负老人这一片好心，她们对老人就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

7、对我妈有时还有点小脾气

　　父亲的晚年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的脾气变了。

　　父亲从青年到中年一直是火爆脾气，而且上了脾气就不讲理了，让我母亲受了许多的气。虽然母亲脾气好，心也宽，不跟我父亲一般见识，但这许多气毕竟难咽下去。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次父亲又跟母亲大发脾气，院里好几家老邻居都来劝，他还没个完。

　　我当时虽然没有哭，但看父亲这么欺负母亲，心里很恨父亲，又觉得父亲在邻居面前把我们的脸丢尽了。

　　有几个大婶在我们家的里屋劝我母亲别太伤心了，母亲靠着炕捎的那个炕寝柜坐着，一个劲地流眼泪。说我怎么就瞎了眼呢，跟这么一个混不讲理的人过了一辈子。

　　母亲伤心的表情，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后，我曾经几次问母亲，我爸脾气那么不好，那么多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母亲说，孩子，摊上了这么一个人，你说妈能有什么辙?

　　母亲还告诉我，有好几次，她都不想活下去了，就寻思上吊死了算了，眼一闭，就什么也不管了。但一看到我和弟弟这么小，又舍不下。寻思怎么难，也得把我们拉扯大。

　　母亲跟我聊这些嗑时，父亲有次听了一会儿后就默默地走开了，有次他接上话碴，说你妈跟我受了大半辈子的苦。坏就坏在我这个坏脾气上。但他紧接着又跟我母亲讲，我跟你发脾气是发脾气，但我从来可没动过你一指头。

　　这倒是真的。

　　父亲还解释说，贫贱夫妻百日恩，你妈没跟我过上好日子，倒替老范家把这么一大堆孩子拉扯大，个个都有出息，打你妈，我可下不了那个手。

　　我妈说，你敢。

　　我爸就举起了手说，你看我敢不敢。

　　然后，老俩口就都笑了。

　　我们兄弟姐妹还都跟母亲抱怨，我爸这个脾气，都是你惯出来的。

　　母亲说，可不是呗。

　　不过，母亲总是强调，你说也怪了，你爸到老了，脾气倒好了。

　　的确是这样。父亲到了晚年下了大决心，要改掉自己的脾气，虽然难，但他还是努力地去改了，他去世前的那十多年，虽然个把月还会跟母亲拌两句嘴，但却很少冲着母亲大喊大叫了。他自己也高兴自己变了，说，“我这牛脾气也改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剩下那么一点点了，就是对你妈有时还有点小脾气，你妈要是让让我，不就过去了。”

　　小孩子话。

　　我们弟兄姐妹都跟老爹爹开玩笑说：那可不能让，我妈都让你一辈子了，到老了哪能还让啊！

　　我父亲也知道在家中是绝对的少数派，除了他一手抱大的小孙女薇薇有时还站在爷爷一边外，其他的人，女儿，儿子，孙子、孙女，统统都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儿媳妇不方便公开反对，但父亲也知道，她们绝对不会向着他，于是，父亲只好自我解嘲说，“我知道你们都向着你妈。我不再对你妈发脾气还不行吗。”

　　不容易，父亲和母亲生活了四十多年后才认识到了，不该对老伴发脾气。至于对子女发脾气，不论大点、小点，父亲从来都认为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你妈给我气受，行。但你们谁要是敢给我气受，看我不跟你们拼老命。”

　　我们都相信父亲敢。父亲也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不敢。

8、父亲哭了

　　自从一九九一年秋离开故乡来到美国后，对父亲的印象似乎定格了，都是他八十岁之前的印象，而且成了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片段。一直到一九九四年回国探亲，这些印象才活动起来，并且，连成了一体。

　　我是那年五月份回国探亲的，一转眼的工夫，已经快三年没看见父母了。

　　回到家中，一看父亲不在屋子里，我大吃一惊，赶快问我爸呢。

　　二哥告诉我，说父亲病了，正在住院。家里人怕我上火，一直没敢告诉我。

　　我和母亲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和妻子孩子一起赶到了医院。

　　我又看到了父亲。

　　父亲正躺在病床上，他明显地见老了，我非常吃惊。

　　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回来啦。

　　我说：是，爸，我回来了。羊羊也回来了。

　　羊羊是我的儿子，那时刚刚两岁。

　　一听到小孙子羊羊回来了，父亲的眼睛亮了，问羊羊在哪里?

　　我把躲在妈妈后面的羊羊轻轻拉到父亲的病床前，对他说，快叫爷爷。

　　羊羊用胆怯的声音说：“爷爷”。

　　一听到羊羊的声音，父亲的眼圈就红了，眼泪也流出来了。

　　父亲用他干瘦的手握着我的手说，“儿子，爸还以为看不着你们了呢。”

　　父亲说，羊羊，再往前站站让爷爷好好看看，羊羊有点害怕，又躲到了我的后面。父亲用力把手伸出来，说，“羊羊，别怕，让爷爷亲亲你。”

　　父亲那双辛劳了一辈子的手干枯了，连颜色都变得黑乎乎的了。

　　羊羊又走到了爷爷的眼前，亲了爷爷一口。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对我说，“羊羊长得跟你一小一模一样，也是胖乎乎的。”父亲要坐起来，抱抱羊羊，我们赶快劝父亲别动，太危险了。

　　听父亲这么说，看到他起身要抱羊羊，我好心酸，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的小时候。当年，我是多么盼望父亲能亲亲我，抱抱我啊。但从来没有在记忆中留下这样一幅图画。妈妈说过，你爸爸从来不抱孩子。

　　快四十年过去了，父亲要抱我的儿子。

　　那天直到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父亲还在掉眼泪。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父亲哭。

　　自从父亲半个多月得了重病后，他一直盼望能见到我一眼。我回家刚把随身的手提包放下，母亲就马上告诉我，你快到医院去看看你爸爸吧，他老是挂念你，老是唠叨，老三多时回来啊，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了？

　　父亲也特别想见羊羊。去见父亲的那几次，父亲老是拉着羊羊的手说：大孙子，你可把爷爷想死了。我们兄弟四人，只有我大哥生了一个儿子。快二十年了，父亲一直就盼望能再再有一个大孙子。

　　他盼到了。

9、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冲突

　　父亲这么惦记远在国外的我，令我想起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最后一次冲突。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前，我从沈阳匆忙赶回了凤城老家，刚吃完饭，我就把一千多元钱交给了父亲，我说是给你们二老的零花钱钱，你们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

　　父亲高兴地收下了钱，但过了不到十分钟，他就把几百元给了哥哥和弟弟这家一百，那家二百。

　　我看了很不高兴，就说，爸，这钱是我给你和我妈的，你给他们干什么啊？

　　父亲火了，你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看到父亲发火了，我哭着说，爸，你怎么心里从来就没有过你三儿子呢？你要是不需要这些钱，你退给我嘛，你为什么给他们呢？你从来就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外日子过得有多难，在家的哥哥弟弟哪个过得不比我好，他们吃的穿的哪个不比我强。为了让你们两个老人手头充裕点，我在食堂都舍不得买两个菜吃，这一身的衣服还是上大学时朋友送给我的。平时我除了买书外，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将近一半的工资都攒下给你了，可你心里怎么从来就没有我呢？我这么多年来就一直想讨你喜欢，可我都快三十岁了，我怎么还得不到呢?!

　　说完之后，我转身就出了家门。我真想离开家，再也不回来了。但一想到母亲重病在身，我这一走，母亲这个年可怎么过呵。

　　我只好跑到前院二哥的家中，无声地流泪。

　　正在哥哥和嫂子劝我别哭了的时候，父亲来了。他说，孩子，你别生气了，是爸错了。孩子，你要是今天不说，爹哪知道你这些钱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孩子，别气了，爸这一辈子没向别人求过软，没跟别人说过小话，今天你就别生爸的气了。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对我发火，也是父亲第一次对自己的儿女道歉。

　　几天后，父亲跟我说，孩子，你从小吃亏就吃在太倔上了。你主意正，爸说不动你。可你爸不傻，看到你这么孝敬你爹你妈，爸能不知道吗？爸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在是大老粗上，没文化，不会说话，爸爸过去说的话你都别往心里去。你们兄弟姐妹六个，哪个不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哪个我能不心疼呢？

　　父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这样表白过自己的感情，他的这番话让我看到了他的内心的另外一个方面。

10、永别了

　　一个多月后，我要带羊羊回美国了。

　　临别的那天，父亲的心情很激动，他带着哭腔说，“孩子阿，我真想你们哪！我打心眼里想羊羊啊！”

　　听到父亲这样深情的话，我很伤感。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也不知道再回来时还能不能见到老父亲。我强忍住眼泪，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父亲说，“爸，再过两三年，我还会和羊羊一起回来看你的。你就好好养病吧。”

　　父亲慌忙地点头，勉强地笑了笑，连声说，“好。好。好。爸等着你。”

　　那一天正好赶下大暴雨。自从我第一次离开家门远行，将近二十年了，我记不得告别了多少次家人，但我从来就没有一次是罪责这么大的雨中告别。

　　哥哥嫂子都催我快走，怕爸爸妈妈受不了。我让羊羊又亲了父亲一口，一转身，就走进了大暴雨中，雨水和泪水很快就使我的视线模糊了，我怕这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面，一生中第一次在头脑中闪过了三个字：永别了。

　　我一路哭着回到了美国，在那些日子里，我突然明白了，我的心深深地爱着我的老父亲。

　　一九九五年一月九日，我信耶稣了。我成了范家祖祖辈辈中的第一个基督徒。

　　信耶稣后头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使我坚信真的有上帝，于是我的心中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赶快把福音传给亲人，让他们早日信耶稣。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重病在身的老父亲和老母亲，一想到他们我就好后悔！要是我不那么顽固，早点信主，那半年前我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二老了，也不枉老人养育我一场。可是，固执使我失去了为父母尽孝的大好时机。

　　自从知道父亲病重之后，妻子陆续寄给了老人一些钱，帮助老人治病。连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了我父亲病重了，也凑了一千多美金，送给我父亲。我感谢每一个帮助我的人，但我也知道，金钱只能帮助医治父亲的身体，但治不了他的心病：他得独自一人面对死亡，谁也帮不上他一丁点的忙。

　　我过去相信的那套无神论已经完全垮台了，按照那套观点，我就应该告诉老人，你死了就是死了，被炼成灰了，埋在地下，从此就天人永绝，一了百了。不，我没有勇气这么作?这时我似乎才明白一点，为什么有的朋友的父母已经不行了，但儿女还要给老人最后一个希望，并且就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这个希望。

11、父亲这一辈子活得真难

　　在那些心里焦急的日子，我想起了父亲的这一生。

　　父亲这一辈子活得真难。

　　自从父亲年轻时闯关东后，尽管到老了，他还是满口的山东话。他多年来反复告诉我们兄弟姐妹，咱们的老家是山东诸城大黄滩。七十年代末，父亲离开老家已经快四十年了，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逐渐开始好转了，父亲就老是惦记着回趟老家，他经常唠叨说，我得回去看看了，到你爷爷奶奶的坟前磕个头，薅两把坟上的草。

　　可是，一开始是姐姐，后来是哥哥和弟弟的孩子，一个个都要靠母亲和父亲亲手来带， ，父亲怕把孩子都扔下给他的老伴，把老伴累坏了，就想等这些孙男孙女大一点再说，等到他们都大了，上小学了，父亲刚庆幸自己终于可以挪开手脚了，偏不巧，母亲病重了，一点离不开他，就连父亲去丹东两天，母亲也叫哥哥催我父亲快回来。

　　父亲回老家的心愿落空了。

　　自从我上了中学以后我就认为，父亲没有大志。从我懂事起就一再听到他对我们弟兄姐妹说：孩子啊，要是你们长大后能出息个人，有碗粥喝，我就是腿一蹬，走了，也放心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说的总是有碗粥，他从来就没说过有碗大米饭。

　　只是当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父亲的心酸。

　　在被上面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那几年，我们兄弟姐妹常常饿得死去活来，晚饭时大都喝稀粥，不是玉米面稀粥，就是高粱米稀粥，并且严格限量：一人一碗。那稀粥稀得能照出人影来，一点也不抗饿，半夜饿得老是睡不实。

　　晚上肚子里的东西消化得慢，还好熬，白天就更难熬了，只好跟着哥哥像野狗一样到处找能咽下肚子里的东西吃。什么野菜，树叶，得着什么就往嘴里塞什么。后来树叶子撸光了，哥哥就带我扒榆树皮吃，搁到嘴里嚼嚼，还挺滑溜的，我就使劲地吃，直到撑得再也吃不下去。

　　一连好几天胀肚，去一趟茅房，拉不出屎来，再去一趟，还是拉不出屎，一蹲就是半个来小时。到了第四天也许是第五天，我蹲在茅房里，憋得出了一头冷汗，疼得我实在受不了了，-大哭，喊：妈!妈!被邻居听到了，有的就叫我憋口气，再使点劲，有的就跑到一两路外的生产队的菜地，把正在地里干活的母亲喊回来了。

　　母亲一看我疼的那样，就从家里一斤装的豆油瓶子里，倒出了一羹匙豆油，接着又一羹匙，喂我喝下去，过了一阵子，看还是不起作用，母亲就用一根小细棍，一点一点从我的肛门里往外抠硬成了一团的大便，一边轻轻地抠，一边轻轻地问我疼不疼。

　　记不得母亲哭没哭了。只记得她说：妈这是哪辈子作的孽呵，你怎么摊上了这么一个没能耐的妈呢?

　　母亲说的话是把父亲也包括在内的。

　　按理说父亲不能算是没有能耐的人。

　　当时父亲在食堂工作，是炊事班的班长。在他那个大食堂里吃饭的，有好几百个建筑工人，他要是顺便往家中带点吃的，也算不上什么大错误。父亲每一次探家回来，我们也都盼望他能从那个旧包包中掏出个馒头，或者窝窝头来，但父亲每次都是空着手回来的。

　　有一年他们建筑公司在离我们家十多里的地方施工，我大哥就走着去看父亲，到了工人吃午饭的时候，虽然父亲最心疼自己的大儿子，但他还是叫我大哥回家，怕影响不好。(因为炊事员是随便吃，没有饭票。)一起工作的工友实在看不下眼了，悄悄地往我大哥的口袋里塞了两个馒头，把我大哥领出了食堂。

　　父亲常对我们说：作人得有骨气，你就是饿死穷死，也不能作贼，不能低三下四地求人、巴结人。

　　父亲的确不会巴结人。多年后听父亲的老工友说，你爸这个人是死心眼。他在食堂当炊事班长那么多年，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从来不知道偷偷送点大米白面给厂长和书记。有一次某书记买菜时，有个炊事员给盛了满满一大勺子，你爸一看就火了，叫他重新盛，还当着人家书记的面，说你小子真会拍马屁。

　　他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个故事，说有个炊事员给工人盛菜时老是给的少，有一次叫你爸逮个正着，那小子盛了一勺后正在往下晃，你爸就说他，你那个胳膊穷哆嗦什么啊。你说你爸爸这样能不得罪人嘛。

　　父亲的确得罪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关进了学习班，要交待贪污的问题！整他的积极分子说：你老范头要是不贪污，你那一大堆孩子是怎么养活大的？！

　　父亲也急了：说你们要是能查出我范锡章往家拿一粒米，你们就把我拉出去毙了。

　　建筑公司的人到我们家所在的居民组调查了几次，没发现问题，我父亲就被解放了。

　　父亲从成为国家正式工人到退休，将近二十年的工资一直是每月不到四十六元钱。他除了留下几块钱交饭伙外，剩下的都交给了母亲。其实，不仅是整我父亲的人不明白，就是我直到今天也还不明白，母亲怎么能用四十来块钱把我们家这一大堆孩子拉扯大呢，并且，在文革前，两个姐姐就上了大学?

　　但有一件事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那就是越接近月末的时候，母亲的眉头就皱得越紧了。在那二十年间，父亲只和我们一起过了一次春节，我青少年时曾为此而兴高彩烈。后来才知道了，父亲之所以不回家过年，就是想多挣个三元、五元的加班费。

　　爸爸，大年三十了，大年初一了，别人都回家过年了，到处都能听到爆竹声和拜年声，但你却一个人坐在冷冷清清的食堂中。爸爸，你想了什么呢?爸爸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当我今天真想知道时，你已经不在了。

　　一转眼，有十多年没有回国与全家人一起过年了，过年时想家的那个滋味，我尝了整整十年。但我还是无法想象父亲因贫穷和无助而无法回家过年的心情。我唯望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原谅他儿子当年的无知。

12、“我信”

　　自己也有了孩子，我才真正体会到父母的恩情，并且知道了，我欠父母的养育之恩，这辈子是还不清的。

　　自从父亲病重后，我虽然不愿意想但心里却很清楚，老人家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长了，他随时可能离开我们。要是父亲在死前不信主，我会终生遗憾。

　　虽然国际长途电话挺贵的，但我还是一再给父母打电话，一方面了解父亲的身体如何，一方面向老人传福音。但整整半年过去了，没有效果。父母都说，你们就好好信吧，你们两口子和和气气的过日子，我们放心了。

　　每一次放下电话后，我的心都很沉重。多少年来父亲一直说我不怕死。我死了你们把我炼吧炼吧就拉倒了。但现在我从电话中却清楚地感受到了父亲对死的恐惧和绝望，他常常刚说完一句你别挂念我，就又说孩子，我快不行了。爸还能再见到你们吗。

　　每当想到父母这一生为抚养我们而付出的心血，想到他们重病在身而我不能在他们身边尽孝，想到他们的生命中没有盼望，我的心就一阵阵地难受，为二老祷告时，常常流泪。许多次，我为父亲而禁食祷告，一天、两天甚至是三天不吃饭，苦苦地在上帝面前祈求。求上帝早日应允我的祷告。我甚至对上帝说：主啊，若是我父母信你需要我付出生命作代价，我情愿你把我的生命取回。

　　我知道信耶稣这件事对于父亲来说是太难啦。父亲虽然不属于无产阶级觉悟非常高的老工人，但他也有他自己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又与他个人生活的亲身经历有密切的联系。

　　我上中学时有一次学校叫我们每一个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的孩子写自己的家史。父亲正好休假在家，我就问起了父亲。父亲就告诉我，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贫下中农，没有一垅地。我从小就给地主家扛大活。

　　我一看已经进入到了阶级压迫的领域了，就问父亲地主对你狠不狠?

　　父亲回答，看你碰上什么东家了。碰上个好的东家，收麦子的时候，干饭他让你使劲吃。怎么还能有好心的地主，我打断了父亲的话，问那你遇没遇到坏地主。

　　那当然了。父亲愤愤地说，最坏的就是咱们本家的一个大爷，他抠门不说，心还狠，有一次我叫他们家的大黄狗给咬了，肠子都快露出来了，他拿我锅底灰往我肚子上擦一擦，说没有事了，歇一回就去干活吧。狗娘养的，骂完了，父亲结束了这一段故事。

　　父亲十五，六岁就过继给了一个远房的奶奶，于是就到了山东牟平县，在那里和出生在养马岛的我母亲结婚了。结婚后不久就由烟台去了大连。由此又弄出了一段我搞不清父亲的觉悟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两个故事。

　　他去大连干了几年后，就把姥姥一家五，六口人从牟平县养马岛接到了大连。父亲是在烟台上船的，上去不久，一个日本兵就来问他话，问他什么他也不懂，就知道浑身上下打哆嗦，日本兵火了，伸手就给了我爸一个大耳光子。打得我爸一点脾气也没有，还直点头。这是民族恨，我记到本子上了。

　　爸爸到大连后，曾经给一个榨油厂的老板作饭。那个老板是日本人，爸说老板对他好，平时都客客气气的，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也让我父亲留些给自己吃，还给父亲一些豆饼子，爸爸说，那东西在那年可是宝啊。

　　这怎么是忆苦呢?

　　进入五十年代后，父亲经常对我们说，要是没有毛主席，哪有我们今天哪。父亲认定了，毛主席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四人帮倒了以后，父亲也渐渐知道毛犯了一些大错误，但他又认定了，是林彪和四人帮把毛主席给骗了，或者，坑了。他特别恨江青，说都是叫这个骚老娘们给作弄的。又说弄个戏子当国母，这天下能不乱吗。

　　按说父亲不该对江青出此恶言，因为江青也是山东诸城人，不仅与父亲是老乡，而且，还是父亲的远房亲戚。文革后父亲才告诉我们这一点，但加了一句，八丈杆子打不到的亲戚。

　　父亲对江青一伙人的主要不满是他们不让老百姓吃饱饭。一开始改革开放父亲也受不了，但过了几年，他对邓小平就佩服得不得了。主要理由也很简单：邓小平让老百姓填饱了肚子，人总得吃饭哪。

　　到我信主后，父亲和我们家添饱肚子早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他还需要上帝吗？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经常为父亲祷告。几天不吃饭地为父亲祷告。

　　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天，我在电话中明确地问父亲，“爸，你信不信上帝？信不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父亲在地球的那一边回答说，“我信。”

　　什么？！爸爸信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压住心中的喜悦赶紧又一次问，“爸，你真的信耶稣吗？”

　　“我儿子和我儿媳妇都信耶稣，我也信。”

　　放下电话后，我高兴得跳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妻子听说也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

　　从那天以后，我与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父亲的声调平和了许多，也不再老谈到死了。从家人口中知道，父亲的身体也好些了。

　　我们和父亲说好了，我们九六年夏天会回去看望他和母亲。我们的女儿鹿鹿已经两三个月大了，他是我父亲最小的小孙女，父亲只看见过她的照片。

　　我还告诉父亲，他的大孙子羊羊还为爷爷祷告呢。 13、“我感谢我父亲”

　　一九九六年一月九日，我到圣经慕迪圣经学院去读神学。父亲听了很高兴，只是笑着说，你还读书啊，我看你这书是读不完了。

　　一月二十五日，中国的农历□八，我们学院研究生部在距离我们家八九十英里的威斯康辛的南部山区组织了一个退修会，大家一起研讨生命如何成长。

　　那天的雪下得好大。

　　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我驾车向宿营地开去，天灰蒙蒙的，大雪铺天盖地的向车窗压过来，我以每小时二、三十英里的车速，提心吊胆地把车开到了宿营地。

　　我到了的时候，大家正在进行娱乐活动，美国同学的花样多，会玩，同学和老师们一阵阵哈哈大笑。但平时爱逗的我却乐不起来。我的导师觉得很奇怪，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以为我是在惦记明天晚上教会的青年团契将要举行的活动，就暗暗为它祷告。心里稍微安静了一些，但还是无法融到大家的欢乐中。还心想，一个个地瞎乐什么啊，搅得我心烦得要死。

　　第二天上午，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乱，他讲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唱歌的时候，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同学高兴地举起了双手，向左右晃来晃去，我恨不得给她一拳头。

　　十一点多，分小组讨论。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位墨西哥裔的美国女孩，她讲着讲着就哭了。她说她小时候父亲怎么样一再地伤害了她，主耶稣又如何拯救了她。她讲完后我们都为她祷告，愿上帝医治她的心灵。第二个发言的也是个美国女孩，也是一个被父母伤害的故事。我们大家也都为她祷告。

　　轮到我发言了。

　　我觉得前面那几位同学真是小题大作了，她们的父母就是说了她们几句过头话，没有给她们像别的家的孩子那样过生日聚会，就值得伤心到这种程度。她们还没有真正见识到什么是“严父”呢，我父亲打我二哥时，把手中的棍子都打断了，我挨打时嘴唇都咬出血了。

　　但我一点也不想说这些，那时我突然有一个强烈的感动，想说一句心里话，“爸爸，我感谢你。”于是，我就用我那不流利的英语说，“我感谢我父亲。我这么说，你们可能不了解，以为我的父亲对我怎么好。其实他对我非常严厉。”

　　我简单地告诉了他们，尽管父亲在我小时候对我很严厉，我不仅很怕他，而且还恨他。但我长大后才真正明白了，父亲这样管教我，是为了我好，使我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他对我真正的爱。 我能有今天，我感谢我父亲。

　　我用 “我感谢上帝给了我这样一个好父亲”结束了我的发言。

　　发言结束后，我对自己说的这一大套话感到不可思议。这么多年来，我很少在众人面前谈及父亲，更极少说感谢他的话。就是讲到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我也经常说并且始终认为，我感谢我母亲，这是我母亲的功劳。但我今天居然在美国同学面前用英文说， “我感谢我父亲”，并且我居然没有提到母亲的功劳，这是怎么了。 14、爹，你怎么走了

　　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在营地的附近有一个很不错的滑雪场，走过去只有十几分钟。午饭后，同学们扛着黑色的大轮胎，陆续向滑雪的地方走去。同学听说我从来没看见过滑雪，就拉着我一起走，说你一定得玩玩，非常好玩！

　　的确非常好玩。同学和老师坐着、或者是躺着、或者是趴在一个个的大轮胎上，顺着一个一二百米的大山坡就往下滑，又是喊，又是笑。但我站在山坡顶上，却一点玩的兴趣也提不起来。同学和老师几乎要把我摁到轮胎上了，但我还是说“NO”(不)。我知道说“NO”(不)很扫大家的兴，但没法子。

　　我回到了宿舍中，听一个同学讲他信主的经过。然后，我读圣经。

　　在晚上的活动中，我依然提不起感觉。

　　十一点来钟时，几个老师和同学过来告诉我，“范，刚才传达室来了一个条子，说你家有紧急情况，要马上回家。你快回去吧，我们会为你祷告。”

　　他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因怕我心乱，开车会出事，就没有告诉我。后来我知道了，自从我一离开会场，他们就一起为我祷告。

　　我的头呼地一下子就胀起来了。谁出事了？是妻子还是孩子？出了什么事？问题肯定很严重，不然，不会半夜叫我回去。

　　我急忙祷告，求上帝保佑我平安回家，昨天下了一天的大雪，回去又有一段山坡路，不好开，并且，我的心又乱了。

　　夜深了，风停了，大地寂静。

　　我开车还不到十分钟，突然听到一阵阵极其恐怖的声音，就在耳边，清清楚楚，比看恐怖影片时听到的恐怖音乐还恐怖。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揪到了嗓子眼。

　　我歇斯底里地狂喊：“魔鬼！离开我！ 耶稣啊！求你保守我平安到家！”

　　我一喊出耶稣后，那尖利的恐怖声音突然消失了。我出了一身冷汗。

　　远远就看见了家里的灯亮着。

　　一进了家门，就看见妻子的眼圈都哭红了。

　　父亲去世了。

　　我突然觉得从脚底到脑袋一下子都麻了，心空荡荡的。妻子和岳母来安慰我，她们说了好一会儿，我却不明白她们说的是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听了，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谁也别理我。只有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头盘旋，“爹，你走了，儿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妻子看我这样一声不响，哭得更厉害了。说爸这一段时间身体挺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怎么也不等等我们，看一眼他的孙女。

　　我好象清醒了一点，安慰妻子别难过，你们去休息吧，让我安静一会儿。

　　妻子叫我赶快给家里打电话吧。妈妈这时候太不好过了。

　　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还没有等我安慰母亲几句，母亲就再三安慰我说，“孩子，别挂挂我，我没有事儿。你爸走的平平安安的，你别挂挂。你一个人在外，别伤心，别挂挂妈。”

　　母亲反复嘱咐我别回来了，好好照顾两个孩子。

　　但我的心还是安静不下来，还是那一个念头在转来转去，“爹，你走了，儿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15、这怎么可能

　　接下来的几天我打了许多电话，渐渐知道了父亲走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腊八晚上，父亲的心情和胃口都很好，吃了一碗腊八饭和两个香蕉。母亲让他换上新内衣后，他就上炕睡觉了。夜里十点来钟，他还起了一趟夜，上完厕所后就又睡了。

　　夜里十一多点，父亲突然说，“我不行了。”

　　哥哥赶快给他吃急救药。

　　一个钟头后，父亲又说了一句话，“我好冷。”

　　父亲在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暖和了。”那是中国大陆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刻。凌晨三时十六分，父亲被上帝接走了。

　　静下心以后，我突然明白了从礼拜五晚上起发生的一件件怪事。我简直不敢相信，父亲在世时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竟然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这一天，他病危了。我在地球的另一端心乱了。

　　我在美国时间一月二十六好上午十一点钟用英文说完了“我感谢我父亲”之后不久，就是我的亲生父亲在中国大陆说出了他在世要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暖和了。”

　　而当凌晨三点半多钟父亲被主接走时，正是我拒绝了同学和老师让我与他们一起快乐地滑雪的时候。

　　我心中对主有说不出的感谢。他看顾了我，若是那天上午我也像在我前面发言的同学一样埋怨自己的父亲，若是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哈哈大笑地滑雪。尽管我可以用千万条理由为自己辩护，但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是上帝的灵感动了我，使我在父亲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说出了我的心里话，那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应该说而始终没有说出口的话，但那天上午我终于说出来了，“爸爸，我感谢你。”虽然这句话不是当着老父亲的面亲口说出来的，但爸爸，儿相信你会听到儿子的肺腑之言。上帝啊， 你知道我的心。

　　是我大哥亲手为老父亲送的终。

　　大哥刚结婚时，跟家里住在一起，后来在离家不到一百多米的地方，盖了一个新房子，哥哥和嫂子全家就搬过去了。十多年了，父亲白天经常愿意往我大哥的院子里转一转，隔三差五的，就给他们蒸一屉大馒头送过去。自从哥哥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我没见过他再在家中睡过。但那天晚上，他却对父亲说自己累了，不想回去睡了，就在老爹的身旁睡下了。

　　我父亲最疼爱的大儿子陪伴老人走完了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段路程。

　　大姐是在我信耶稣之后范家第二个信主的。她是老大，多年来，承担了母亲一半的责任，照料我们这个家，照料我们这些妹妹和弟弟。六五年大学毕业后，她几经周折才调到了大姐夫工作所在的太原市。那些年来，她每年都带着大包小包赶回家过年。父亲一直为他的大姑娘自豪。父亲一生很少照像，在那为数不多的相片中，他和儿女单个合照的照片，就只有一张，是和我大姐一起照的。那时，我大姐刚刚超过父亲的膝盖，手里牵一个假的小狮子狗，父亲的腰板挺得直直的，像个军人，一点笑容也没有。那也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的一张年轻时的照片，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

　　姐姐哭着祷告，求上帝让她能看上老父亲最后一眼。

　　春节期间，车票难买，火车难上，而从太原到凤凰城有几千里，得倒好几次车。姐姐告诉我，她坐了这么多年的火车，从来没有一次像这回，处处都有好人帮忙。

　　就在家人已经等不及了的时候，他们听到从胡同口传来了姐姐的哭声：

　　爸，我回来了。

16、 爸爸

　　我终没能赶回家见上我老父亲最后一面，我未能站在兄弟姐妹中间哭一声老父亲。

　　就是在家中，我也压抑着自己不要哭出声，妻子和岳母受不了。

　　知道父亲走了的那个晚上，等到家人都睡下了。我走到了屋子外面的野地上，天，黑乎乎的，大地，一片雪白，一切都笼罩在无法言说的空寂之中。我再也忍不住了，跪倒在雪地上，我大声地哭，“爹，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儿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爹，你怎么不能再等等我们，再过三四个月，我们就要回去看你了。”

　　“爹，我真想你啊。”

　　一月二十七日深夜十一点半，我打电传给大哥，让他带我为父亲买一个花圈：

　　“白花圈，只要白花，我老父一生清白。”

　　我请他们将我写的挽联写在上面：

　　苍天有眼，惠待我慈父一介平民，子孙满堂，心灵平安；
　　我主圣爱，恩赐我严父一片忠心，魂归天国，永生有望。

　　我在电传中告诉母亲说，妈妈“儿此生无缘再见生父一面，此心已碎。感谢主耶稣，他应允我老父以永生，孩儿只等来日与老父相见于天国，永不分离。”

　　父亲出殡的那天早上，我又一次打电话给在国内的亲人，安慰了母亲几句之后，我就让弟弟把电话拿到门外，让我送一送老父亲，当我听到姐姐和哥哥的哭声时，我只叫了一声“爸”，就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含着眼泪，含着感恩的心，写于父亲去世一周年。
2000年三月修改于芝加哥
再修改于2002年感恩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