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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广州6月17日电 (记者 车晓蕙 叶前 顾钱江)从华南最大城市广州东行30公里，就到了被称为“世界牛仔裤之都”的增城市新塘镇――这里每年生产8－10亿件牛仔服装，全球每卖出3条牛仔裤，就有一条来自新塘。
围绕牛仔服装生产的纺纱、染色、织布、制衣等链条，有数以十万计工人聚居于此，他们大多是外来工，来自四川、湖南、河南等几乎中国所有内地省份。
类似新塘这样的小城镇在中国发达的沿海地区随处可见。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人口的大量流动，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集聚在大城市周边和发达地区。长期的异地就业渐渐形成异地安家的需要。然而，不久前发生在新塘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表明，城市似乎并没有为此完全做好准备。
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市二元结构”
外来务工者的大量涌入，彻底改变了像新塘这样工商业发达城镇原有的社会结构。数字显示，新塘镇本地户籍人口约20万，外来工则高达50至60万人。制衣厂最多的大敦村只有7000多本地人，而外来务工者有近6万。
而且，和十几年前外来工大多是“单打独斗”不同，现在不少外来工都举家住在打工地，在就业地复制自己在老家的社会关系，“城中村”成了外来打工者的新家园。
1992年就来新塘务工的四川达县人李祥印，如今儿女、孙辈都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在离工厂只10分钟步行路程的瑶田村，一家人从本地居民那里租了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两居室，挤着李祥印夫妇、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以及妹妹妹夫四家10口人。两对“老夫妻”住客厅，两对“小夫妻”一家三口各有一个仅能容一张床铺的卧室。
这样的城市“农民房”在中国城市周边地区到处可见。在城市化迅速推进中，原先城郊和周边的农村被包围在城市之中，成为“城中村”。本地村民虽然有些还是农村户籍，但早已不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本地人搬进城里小区，他们共同的一项收入就是出租房屋。
李祥印一家租住的房子每月租金650元。这栋出租屋每层4户，有大有小，共9层，如按户均租金650元计算，这栋房子的业主每月仅房租收入就超过2万元，而这差不多相当于李祥印一大家子8个劳动力打工的全部收入。
相对外来务工者，本地人的处境较优越，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自己当老板，一部分成为镇村工作人员，稍差一点的也能在亲戚厂里谋个管理岗位，最不济的还可以种点蔬菜或做小买卖。出租屋和村集体分红为本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收入的显著差别让本地人天然地具有优越感，这也造成两个群体的隔阂，所以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和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梦琴说。
“在老家人眼里，我们是在大城市里打工，实际上还是生活在村里，身边居住生活的也都是自己的老乡。”李祥印说，“除了在厂里工作，和在家乡没什么两样。”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前所长陆学艺指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职业是工人，但身份仍是农民，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和外来务工者在新塘镇的生存状态相似，中国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即使在就业地打工多年，却仍是边缘群体。
这位知名社会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农民工集聚“城中村”的现象说明，中国的城乡差异虽有缩小，但城乡二元结构仍然牢固，“城市二元结构”就是新的翻版。
社会管理面临挑战
由于存在低收入、低消费的需要，城中村里存在丰富而廉价的各类生活服务。在珠三角许多城市，往往距星级酒店、大型超市只几百米的地方，就是连片、拥挤的出租屋，遍布着几元钱消费的小吃店、理发店、网吧、流动摊贩等。这给传统的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仅仅是城中村的治安管理，就既让当地政府头痛，也令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关系处于某种紧张状态。
中共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举例说，由于警力是按户籍人口配备的，许多城中村明显警力不足，所以村里不得不花钱组建一个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的“治安联防队”。
在外来工眼里，有的治安联防队员瞧不起外地人，行为粗暴。城中村里不可少的摩托车载人运营、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常被视作违规行为，是治安队检查、驱赶的对象，由此引发的摩擦时有发生。
同时，原有的基于本地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显然无法满足大量涌入的外来工需求。新塘镇教科文卫办主任冯玉书坦言，外来工下班和休息时间确实没什么娱乐活动，他们舍不得花钱到市场购买，政府也没提供优质廉价的社会服务，如运动场所和设施、图书馆、电影院等。
在乏味、单调、重复的生活中，一旦遇上纠纷和事故，“兴奋”“好玩”“发泄”容易成为许多年轻外来工的群体心态。
新塘表面的繁荣背后亦有深层隐忧。在当地投资的广东四川商会纺织服装分会副会长张牧笛说，当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模式已难维持，政府正在强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不少服装厂因为更严格的环保要求和产业政策导向，已走下坡路。加之国际市场影响，新塘企业今年突出地表现为开工不足。
显然，企业主和工人对正在发生的产业转型还没有做好准备。当地一位服装厂老板吴毅雄说：“我做了27年服装，不少工人也做了十几二十年，一下子转型也不知道做什么。”
企业开工不足已让工人们隐隐担心：未来会不会发生工厂倒闭和失业？“世界牛仔裤之都”将何去何从？
广东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梦琴认为，贫富差距、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困惑引发了外来人员的焦虑。偶然的不公平事件很容易诱发他们不满情绪的释放。
消除排斥促进融合
广州市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占外来工主体的“80后”“90后”外来工与他们的上一代相比，乡土观念淡薄。大约三成左右从小就和父母一起在城市里长大，有的老家已经没有土地，他们基本不懂农业。
“我想在城市里扎下根来，但这很难，而回到农村也不可能。”两年前自四川开江县农村到新塘打工的18岁女孩童梦诗说，“我们没有根，没有计划，没有方向。”
引人注目的是，怀揣着融入城市的强烈梦想，中国新一代农民工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更强。广州市总工会的调查显示，4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同工不同酬”是在工作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甚至超过了对工资(17%)和加班费(22%)的不满。有48%的人希望政府为自己“改善社会处境，提高社会地位”，27%希望参加“维权知识培训”。
中国正在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央提出“协调社会关系”，要求把“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作为重要内容，并注重“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被认为很有针对性。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避免城市化之痛，关键在于人口的城市化，即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矫正“就业在城镇，生活回农村”的“半城市化”现象，让那些已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工通过某些制度安排获得市民身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
一直横亘在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户籍藩篱”已开始松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而大城市的户籍放开也在渐进式地进行。广东省在包括广州、深圳、东莞在内的21个城市推行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计划到2012年引导180万农民工变成市民。
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之一。她说：“对外来工而言，这不仅是户籍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能享受户口所包含的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如子女免费上学、就医、房屋居住、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
目前，广东省已有10.4万名农民工通过积分累积入户城镇。然而，相对于2000多万外来人口来说，这一数字显然微不足道。
刘梦琴指出，中国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才刚破题。新一代外来工融入城市的梦想正在形成强大的冲击力，推动中国的城市化步入改革深水区。
在陆学艺看来，2亿多离土又离乡的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存在，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的演进严重滞后。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已到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计划经济的色彩还比较浓。
“这种不适应、不协调，是许多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他说，“加快推进户籍改革，逐步把农民工这个群体变为城市居民，让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农民工制度最终走进历史，关系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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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ina/2011-06-17/16044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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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新塘这样的小城镇在中国发达的沿海地区随处可见。过去一二十年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人口的大量流动，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集聚在大城市周边和发达地区。长期的异地就业渐渐形成异地安家的需要。然而，不久前发生在新塘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表明，城市似乎并没有为此完全做好准备。
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市二元结构”
外来务工者的大量涌入，彻底改变了像新塘这样工商业发达城镇原有的社会结构。数字显示，新塘镇本地户籍人口约20万，外来工则高达50至60万人。制衣厂最多的大敦村只有7000多本地人，而外来务工者有近6万。
而且，和十几年前外来工大多是“单打独斗”不同，现在不少外来工都举家住在打工地，在就业地复制自己在老家的社会关系，“城中村”成了外来打工者的新家园。
1992年就来新塘务工的四川达县人李祥印，如今儿女、孙辈都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在离工厂只10分钟步行路程的瑶田村，一家人从本地居民那里租了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两居室，挤着李祥印夫妇、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以及妹妹妹夫四家10口人。两对“老夫妻”住客厅，两对“小夫妻”一家三口各有一个仅能容一张床铺的卧室。
这样的城市“农民房”在中国城市周边地区到处可见。在城市化迅速推进中，原先城郊和周边的农村被包围在城市之中，成为“城中村”。本地村民虽然有些还是农村户籍，但早已不从事农业生产，大部分本地人搬进城里小区，他们共同的一项收入就是出租房屋。
李祥印一家租住的房子每月租金650元。这栋出租屋每层4户，有大有小，共9层，如按户均租金650元计算，这栋房子的业主每月仅房租收入就超过2万元，而这差不多相当于李祥印一大家子8个劳动力打工的全部收入。
相对外来务工者，本地人的处境较优越，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自己当老板，一部分成为镇村工作人员，稍差一点的也能在亲戚厂里谋个管理岗位，最不济的还可以种点蔬菜或做小买卖。出租屋和村集体分红为本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收入的显著差别让本地人天然地具有优越感，这也造成两个群体的隔阂，所以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和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梦琴说。
“在老家人眼里，我们是在大城市里打工，实际上还是生活在村里，身边居住生活的也都是自己的老乡。”李祥印说，“除了在厂里工作，和在家乡没什么两样。”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前所长陆学艺指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职业是工人，但身份仍是农民，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和外来务工者在新塘镇的生存状态相似，中国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即使在就业地打工多年，却仍是边缘群体。
这位知名社会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农民工集聚“城中村”的现象说明，中国的城乡差异虽有缩小，但城乡二元结构仍然牢固，“城市二元结构”就是新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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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低收入、低消费的需要，城中村里存在丰富而廉价的各类生活服务。在珠三角许多城市，往往距星级酒店、大型超市只几百米的地方，就是连片、拥挤的出租屋，遍布着几元钱消费的小吃店、理发店、网吧、流动摊贩等。这给传统的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仅仅是城中村的治安管理，就既让当地政府头痛，也令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关系处于某种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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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来工眼里，有的治安联防队员瞧不起外地人，行为粗暴。城中村里不可少的摩托车载人运营、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常被视作违规行为，是治安队检查、驱赶的对象，由此引发的摩擦时有发生。
同时，原有的基于本地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显然无法满足大量涌入的外来工需求。新塘镇教科文卫办主任冯玉书坦言，外来工下班和休息时间确实没什么娱乐活动，他们舍不得花钱到市场购买，政府也没提供优质廉价的社会服务，如运动场所和设施、图书馆、电影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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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重视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央提出“协调社会关系”，要求把“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作为重要内容，并注重“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被认为很有针对性。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避免城市化之痛，关键在于人口的城市化，即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矫正“就业在城镇，生活回农村”的“半城市化”现象，让那些已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工通过某些制度安排获得市民身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
一直横亘在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户籍藩篱”已开始松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而大城市的户籍放开也在渐进式地进行。广东省在包括广州、深圳、东莞在内的21个城市推行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计划到2012年引导180万农民工变成市民。
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之一。她说：“对外来工而言，这不仅是户籍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能享受户口所包含的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如子女免费上学、就医、房屋居住、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
目前，广东省已有10.4万名农民工通过积分累积入户城镇。然而，相对于2000多万外来人口来说，这一数字显然微不足道。
刘梦琴指出，中国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才刚破题。新一代外来工融入城市的梦想正在形成强大的冲击力，推动中国的城市化步入改革深水区。
在陆学艺看来，2亿多离土又离乡的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存在，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的演进严重滞后。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已到市场经济和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计划经济的色彩还比较浓。
“这种不适应、不协调，是许多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他说，“加快推进户籍改革，逐步把农民工这个群体变为城市居民，让脱胎于计划经济的农民工制度最终走进历史，关系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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