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的刀
金屏画鹧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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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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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分数多少是能力问题，选不选择上北大是素质问题。”这句话是北大教授王大翰林在应届生毕业典礼上针对今年北京四个高考状元说的，因为他们不约而同的放弃了北大，南下远去香港大学。据说此话引起全场大笑，笔者不了解这些笑声是针对那四个状元郎呢，还是王翰林他自己。几十年前，还是在北大，汤生先生第一次走上讲堂时，也引来学生的一阵大笑，因为他的脑后留着一条辫子，一条象征封建的辫子。面对学生的哄笑，汤生先生只是平静的说了一句话，“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在场的学生便鸦雀无声了。在很多人眼中，不，应该是在大多数人眼中，北大这块招牌是很响亮的，就好比古代的太学，进入太学的人，便会前途无量。因此，能够踏入北大这座知名学府便预示这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因此，很多进入校门的人便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优越感，认为“四海之内，唯北大独尊”。因此，在北大任教的王翰林才敢于出来调侃自己的后辈，认为自己实在附庸风雅，谈笑间便羞辱了不选择北大的人。其实王大学士羞辱的恰恰是自己，恰恰是北大百年的名誉。北大，曾经有一对最大的冤家对头，便是汤生先生与胡适，两个人可谓针锋相对。然而在汤生先生过世后，胡适却在很多文章中提到他，对他念念不忘。原因很简单，英雄惜英雄，他们虽然在世界观、人生观上有很大的分歧，然而在教育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孜孜不倦着。王翰林似乎一点都不关心中国的教育，只是关心北大的面子，因为从来只有北大点状元，却不曾出现状元戏北大。王翰林很生气，但是后果却一点都不严重。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抬人高，自尊自贵。”王翰林如此的贬低学界后辈，说明自己的气量是十分狭窄的。笔者认为，有王翰林这类人在北大，选择上北大的才是素质有问题。
北大，曾经是一座知名学府，在这座学府中，曾经各家争鸣、百花齐放，有尊孔孟之道的汤生先生，有提倡革新白话的胡适，有学界奇才梁漱溟先生，有批判现实的鲁迅先生，还有宣扬共产的李大钊先生。这些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培养出了杰出的下一代，思想鲜活的下一代，比如，冰心。因此当时的北大，可谓是一所响当当的学府。因此当时的北大，走在“五四青年运动”的最前列，从此北大象征了民主，象征了和平。当北洋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北大师生毅然走上街头游行。当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出卖山东时，北大师生毅然走上街头游行。当柳条沟上空响起日寇的枪声时，北大师生毅然走上街头游行。即便是在二十年前，北大人的思想依然是鲜活的，学生们的活力依然是朝气蓬勃的。在天安门检阅的方阵中，他们敢于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因为北大是特别的，是受人尊重的。可是今天，在钓鱼岛的主权上，在南海问题的利益上，在国计民生的立场上，除了像张翰林或者王翰林这样的学界奇葩偶尔出来现眼之外，北大师生的身影又到了何处？北大人，当你们走在未名湖畔，有没有看到老舍先生的身影，你们难道没有一点点感到发自心底的羞愧么？沉默，是北大学界面对不公与黑暗时，最习惯的一种方式。其实不应该用沉默来形容，而可以说是一种漠视，一种对于自己民族与同胞的漠不关心！心寒啊！新中国的六十年，到底毁了多少百年学府？
静安先生曾经说过，“文学之风气杀天才，社会之风气杀善良。”曾几何时，我们还将五讲四美、尊老爱幼挂在嘴边；曾几何时，我们的电视节目中还能听到“劳动者是最美的”之类云云；曾几何时，我们的干部还能和基层的群众打成一片。可是现在，我们有又有什么呢？我们的心中只有金钱至上的概念；我们的电视上到处都是选秀鉴宝；我们的干部在哪里呢？他们在忙于出国考察，他们在酒桌前忙于应酬，他们似乎离我们很远了。新中国六十年，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是在道德文化上，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了。汤生先生在《春秋大义》中曾经提到，他的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日。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从现今社会的观点来看，笔者对于汤生先生的话充满了疑问。因为无论在欧洲还是北美，中国游客都是不受本地人欢迎的，他们吵闹、肆无忌惮、没有公德、挥金如土且不可一世。外人的善意劝告或是莫名惊诧往往会被这些中国游客看做“歧视与偏见”。中国曾经有句古话，叫做“入乡随俗”，意思是说，到了别人的地方，就要尊重别人的风俗，不能我行我素。可是现在，我们的“入乡随俗”到了哪里？在国外住的时间长了，便了解到这样一条规律，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是不喜欢惹麻烦的，他们很少会拖欠房租，更注意避免影响四邻。很多外国人会误认为这是中国人体质与道德上的缺陷，误认为这是中国人的顺从与怯懦。汤生先生提出，这种顺从与怯懦，却恰恰是中国人的美德——温良。中国人是温和的，如此才促成中国多民族的包容性，辽人与满人的逐渐消失便很好的证明了这种包容性。可是现在，民族矛盾却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我们曾经的温和到了哪里？中国人是善良的，他们事事总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替他人考虑。可是现在，恩将仇报的新闻却比比皆是，我们曾经的善良到了哪里？六十三年前，在中国的东北，当侵华日寇灰飞烟灭之时，那些移民到关东的日本人便流离失所。按理说是民族仇人，然而许多百姓却纷纷收养日本遗孤。他们没有读过什么大书，更不懂什么圣人教化。然而他们懂得一个道理，那些受冻挨饿的跟自己一样，都是鲜活的生命。可是如今呢？那些黑心的加工商、黑心的地产商、黑心的大官老爷们，他们才不管什么人命！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的黎民苍生在短短六十年中便轻易的抛弃了那些曾经的美德？到底是什么，让中国人从此失去了道德规范与礼义廉耻？到底是什么，让本应该安心教育的翰林们跳出来口无遮拦的叫嚣？短短六十年，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怎么了？我们曾经为之骄傲的美德又到了哪里？
《道德经》中云，“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云，“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我们曾经的政府，或者说党，是受到百姓爱戴的。这种爱戴到了后来，便成了敬畏。再后来，百姓在暗地里的态度想来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正所谓“信不足有不信”，政府公信力的不足，才导致民族整体素质的下降。“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当大官老爷们满口“仁义道德、清正廉洁”时，就说明已经有了不道德、不廉洁，他们说的越多，便是越发心虚了。当越来越多的高楼拔地而起，中国人心中的道德家园却是一片废墟。一个自私自利的民族会遭到其他民族的唾弃，就好比，希伯来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愤青的为犹太人抱不平，也不清楚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反犹太组织。然而读了《旧约》才了解，原来犹太人的贪婪是与生俱来的，这些曾经上帝的选民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做着跟千年前同样的事情，就像他们的神在千年前灭绝迦南人一样。中国人不是犹太人，不应受到唾弃。我们的包容与谦逊应该传承下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美德，曾经的美德。
辛卯年小暑于渥太华公寓
北大，曾经是一座知名学府，在这座学府中，曾经各家争鸣、百花齐放，有尊孔孟之道的汤生先生，有提倡革新白话的胡适，有学界奇才梁漱溟先生，有批判现实的鲁迅先生，还有宣扬共产的李大钊先生。这些伟大的教育家，他们培养出了杰出的下一代，思想鲜活的下一代，比如，冰心。因此当时的北大，可谓是一所响当当的学府。因此当时的北大，走在“五四青年运动”的最前列，从此北大象征了民主，象征了和平。当北洋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北大师生毅然走上街头游行。当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出卖山东时，北大师生毅然走上街头游行。当柳条沟上空响起日寇的枪声时，北大师生毅然走上街头游行。即便是在二十年前，北大人的思想依然是鲜活的，学生们的活力依然是朝气蓬勃的。在天安门检阅的方阵中，他们敢于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因为北大是特别的，是受人尊重的。可是今天，在钓鱼岛的主权上，在南海问题的利益上，在国计民生的立场上，除了像张翰林或者王翰林这样的学界奇葩偶尔出来现眼之外，北大师生的身影又到了何处？北大人，当你们走在未名湖畔，有没有看到老舍先生的身影，你们难道没有一点点感到发自心底的羞愧么？沉默，是北大学界面对不公与黑暗时，最习惯的一种方式。其实不应该用沉默来形容，而可以说是一种漠视，一种对于自己民族与同胞的漠不关心！心寒啊！新中国的六十年，到底毁了多少百年学府？
静安先生曾经说过，“文学之风气杀天才，社会之风气杀善良。”曾几何时，我们还将五讲四美、尊老爱幼挂在嘴边；曾几何时，我们的电视节目中还能听到“劳动者是最美的”之类云云；曾几何时，我们的干部还能和基层的群众打成一片。可是现在，我们有又有什么呢？我们的心中只有金钱至上的概念；我们的电视上到处都是选秀鉴宝；我们的干部在哪里呢？他们在忙于出国考察，他们在酒桌前忙于应酬，他们似乎离我们很远了。新中国六十年，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可是在道德文化上，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了。汤生先生在《春秋大义》中曾经提到，他的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日。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从现今社会的观点来看，笔者对于汤生先生的话充满了疑问。因为无论在欧洲还是北美，中国游客都是不受本地人欢迎的，他们吵闹、肆无忌惮、没有公德、挥金如土且不可一世。外人的善意劝告或是莫名惊诧往往会被这些中国游客看做“歧视与偏见”。中国曾经有句古话，叫做“入乡随俗”，意思是说，到了别人的地方，就要尊重别人的风俗，不能我行我素。可是现在，我们的“入乡随俗”到了哪里？在国外住的时间长了，便了解到这样一条规律，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是不喜欢惹麻烦的，他们很少会拖欠房租，更注意避免影响四邻。很多外国人会误认为这是中国人体质与道德上的缺陷，误认为这是中国人的顺从与怯懦。汤生先生提出，这种顺从与怯懦，却恰恰是中国人的美德——温良。中国人是温和的，如此才促成中国多民族的包容性，辽人与满人的逐渐消失便很好的证明了这种包容性。可是现在，民族矛盾却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我们曾经的温和到了哪里？中国人是善良的，他们事事总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替他人考虑。可是现在，恩将仇报的新闻却比比皆是，我们曾经的善良到了哪里？六十三年前，在中国的东北，当侵华日寇灰飞烟灭之时，那些移民到关东的日本人便流离失所。按理说是民族仇人，然而许多百姓却纷纷收养日本遗孤。他们没有读过什么大书，更不懂什么圣人教化。然而他们懂得一个道理，那些受冻挨饿的跟自己一样，都是鲜活的生命。可是如今呢？那些黑心的加工商、黑心的地产商、黑心的大官老爷们，他们才不管什么人命！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的黎民苍生在短短六十年中便轻易的抛弃了那些曾经的美德？到底是什么，让中国人从此失去了道德规范与礼义廉耻？到底是什么，让本应该安心教育的翰林们跳出来口无遮拦的叫嚣？短短六十年，我们这个民族到底怎么了？我们曾经为之骄傲的美德又到了哪里？
《道德经》中云，“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云，“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我们曾经的政府，或者说党，是受到百姓爱戴的。这种爱戴到了后来，便成了敬畏。再后来，百姓在暗地里的态度想来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正所谓“信不足有不信”，政府公信力的不足，才导致民族整体素质的下降。“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当大官老爷们满口“仁义道德、清正廉洁”时，就说明已经有了不道德、不廉洁，他们说的越多，便是越发心虚了。当越来越多的高楼拔地而起，中国人心中的道德家园却是一片废墟。一个自私自利的民族会遭到其他民族的唾弃，就好比，希伯来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愤青的为犹太人抱不平，也不清楚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反犹太组织。然而读了《旧约》才了解，原来犹太人的贪婪是与生俱来的，这些曾经上帝的选民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做着跟千年前同样的事情，就像他们的神在千年前灭绝迦南人一样。中国人不是犹太人，不应受到唾弃。我们的包容与谦逊应该传承下去，因为这是我们的美德，曾经的美德。
辛卯年小暑于渥太华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