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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坛性丑闻看美国婚姻观（之二）
2011年07月24日 07:00:41 来源： 新华国际
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４日电（杨潇）深陷“猥亵照”丑闻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安东尼·维纳上月辞去议员一职，并为自己的不当行为道歉。从克林顿的“拉链门”到维纳的“猥亵照”，层出不穷的性丑闻从侧面反映了当今美国人的婚姻状况。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马克·奥本海默以“猥亵照”为切入口，通过美国同性恋作家丹·萨维奇的专访以及有关美国婚姻观的调查后，发表了《出轨》一文，叙述了美国社会“多元化”的婚姻观和爱情观以及现实中不同婚姻制度存在的问题。新华网国际频道编译了全文，为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仍沿用了第一人称。今日是第二部分。
（萨维奇和米勒在“未来会更好”计划中的视频）
萨维奇对于单偶制的评论常常是讽刺的。他不支持放纵无节制的行为；事实上，他对互不知名的关系和同性恋者共浴的文化的抨击，曾一度被认为是潜在的保守主义的证明。而且他不认为单偶制是所有的，甚至是大多数夫妻的最佳选择。相反，他认为更加现实的性爱观念应该注重伴侣间的诚实，恰到好处的灵活选择，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对逾越单偶制严格界限的谅解。他还像许多温和的保守派一样，抱着怀旧的心情相信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线索。
“异性恋者犯下了一个错误，”萨维奇对我说，“他们把实行单偶制的期望强加在男人身上。男人从来不可能坚持这一理念。男人有嫔妃，有情人，也有招妓的途径，直到人们开始认为婚姻应该在性别上完全平等，他们这样的做法才停止。”在女权运动中，我们把女性曾经受过的束缚强加在男人身上，而不是“把男性一直享有的社会地位、社会认同和发泄压力的权力延伸到女性身上。对于婚姻来说，这是灭顶之灾。”
在萨维奇和米勒的婚姻中，实行的是他们口中的“宽松的单偶制”，也就是互相不隐瞒偶尔的出轨行为。一开始米勒反对这个做法。“那时候我还年轻，总是认为所有的恋爱都只是两人之间的事，爱情意味着你们亲密无间，”米勒说。1995年的时候他在一个酒吧里邂逅了萨维奇，那时米勒23岁，而萨维奇已经30了。“萨维奇让我在这些事情上变得更成熟了。”
“我们相识了四到五年之后，萨维奇才提出这个想法，”米勒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和第三个人搞地下情或者两人之间有完全开放的关系。萨维奇一直说，如果个人的口味不同，你又必须遵守‘三个应当’原则，所以要是你不能满足伴侣的要求，那么就应该适当地放手。我过了好一阵子才勉强接受这个建议。”我问萨维奇，你们经历过多少次婚姻以外的爱情？他害羞地笑了笑。我问：“难道有两位数？”他说自己不确定，之后他和米勒数了数，最后说应该有九次。“而且这根本不是扰乱关系稳定的因素，正好相反，是个稳定因素，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在一起的原因。”
萨维奇说，当婚姻关系逐渐开放的时候，“并没有一种适合所有人的方式”能让每个人都安心地接受多偶制，尤其是在伴侣双方一开始都坚持单偶制的情况下。在我和萨维奇的电子邮件通信中国，他写道：“那些准备好要做出‘你是我的唯一’的承诺的人们真应该看看他们周围活生生的惨痛教训——多少人毁掉了单偶制的婚姻关系（比如施瓦辛格，克林顿，维特，或者本周任何出现在美国杂志封面的相关人物）——并和伴侣好好谈谈其中一方的出轨对另一方意味着什么，并且至少应该达成共识，共度难关，更重视婚姻关系本身，而不是这种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肉体的忠诚。”
但并不是只照顾我们自己的需求就能让事情更简单。近期有位读者写信给《萨维奇谈情说爱》栏目，居然说自己觉得看到妻子出轨会很开心，而且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但是当他的妻子要和那个男人发生关系时，他却开始难受了。“当时的感觉就像我的灵魂被抽空了一样，”他写道。萨维奇的回答很直接：“如果出轨中有的行为对伴侣之间有重大意义，那么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做。”在萨维奇的头脑中，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巧妙地划定界限，抛弃单偶制的绝对束缚。
对大多数人来说，性爱并不是例行公事，它和情感需求紧密联系——它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能取悦自己的伴侣，让我们相信自己和伴侣之间有亲密无间的关系。问题是，我们能否恰当地根据自己的冲动行事，就像萨维奇那样，而且同时还要维持我们的婚姻或长久伴侣关系中微妙的平衡。我们是否足够了解自己的婚恋，以确保稍微出轨不会酿成严重的后果呢？
其实多偶制婚姻一直都存在。2001年，《家庭心理学期刊》总结了过往的研究成果，发现“在美国，不忠诚的行为发生在少数的婚姻中，但数量相当可观”。作者还写道，“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已婚的美国人与自己伴侣之外的人发生关系”的说法也只是保守估计。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民意调查中心2010年研究发现，在那些结过婚的人中，百分之十四的女性和百分之二十的男性承认曾经有过婚外情。
我们究竟应该多坦诚地和伴侣讨论这一事实，目前尚无定论。有些人怀念旧式的虚伪遮掩和沉默法则，比如男人秘密在外面包养的情人。神职人员则会以另一种方式来选择性忽视这一事实：在婚前的咨询中，他们一般不会强调未来某一方有出轨的可能性，但是一旦出轨事件发生，他们就会口头上劝说伴侣双方坚持到底。但是如果他们先把这一切说清楚：“你们二人相亲相爱，发誓不会背叛对方，但是凡人皆会犯错，如果你们二人也不幸遭此劫难，望二位切勿以为这是世界末日。”
（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克林顿性丑闻）
萨维奇认为，像这样关于实行单偶制的困难的大实话，其实都很在理。总想着要出轨的人们应该诚实一些，但是那些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出轨的人们更需要诚实地与伴侣交流。去年萨维奇在博客中写道：“关键问题是人们——尤其是看重单偶制的人们——需要明白，为什么坚持单偶制比他们被误导而认为的要难得多。”
那么到底为什么萨维奇会认为，讨论和审视单偶制会使实行这种制度更容易呢？一部分原因是，直言不讳可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三个应当”。坦诚地说出我们出轨的原因，能帮助伴侣们发现如何弥补家庭婚姻生活中的缺憾。如果我向自己的妻子保证我绝对不会和另一个女人上床，那么我们关于婚姻的讨论也就此结束了，两个人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虽然两个人可能实际上心不在焉）。但是如果我说：“最近我觉得无法得到满足，因为我有个隐秘的癖好，就是和女人交换色情照片”——那么我的妻子有可能会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一些她的照片，这样单偶制的关系就得到了维持。
“如果你希望只拥有一个伴侣，让她（他）来满足你所有的肉体欲望，那么你们两人就像是互为对方的妓女，”萨维奇说，“你们必须为一切都做好准备。”
萨维奇的直言不讳策略有一种直观的感染力：我们的文化一向非常看重诚实的品质，或者至少是欧普拉（美国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式的认罪与悔过。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心口一致，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种原则也应用于婚恋呢？为什么不告诉你的伴侣你想要的一切东西，即使这包括爱上另外一个人？我的想法是，这种百分之百的坦诚也许对已经有很坚实的婚姻基础的伴侣来说效果最好。如果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感情、平等的地位，而且之前没有背叛的历史，那么其中一人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偶尔出轨一下也许不会那么冒险。于是另一个人要么允许，然后发生了出轨事件，也许如你所愿，结局不会太糟；要么拒绝，两人的关系仍然可以维持，但其中一个开始抱有怀疑，另一个略感失望。
（曾身陷性丑闻的美国政要，上排从左到右为：前马萨诸塞州州代表巴尼·弗兰克，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国会参议员拉里·克雷格；下排从左到右为：前阿肯色州州长迪克·莫里斯，前纽约州州长艾略特·史皮策，国会议员威尔伯·米尔斯，国会议员斯特姆·特蒙德）
这只是理想的状况。如果这番大实话使得婚姻状况陷入危机，又该怎么办呢？冲动言辞总会造成不良后果，大多数夫妻明白，嫉妒之火会伤及任何一方，所以他们选择了心照不宣的沉默。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性爱上，还发生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有些夫妻允许对方评价自己的穿衣风格，厨艺，或者对电影的爱好，但是也有些夫妻无法进行这样的交流。我并不介意我妻子告诉我说另外一个男人很帅，但是她对我的写作的批评却让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接受。我们都有各自的敏感点，但是最普遍的敏感点是，担心自己无法成为伴侣的一切——或者说，担心她会找到一个更值得她爱的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对孤独的恐惧。
当感情遇到危机，其中一人敏感地意识到可怕的孤独即将来临的时候，另一个人要求允许其偶尔的出轨行为就不是不恰当。如果你害怕失去伴侣，你就应该答应她的所有要求，包括允许她出轨，虽然这样对你伤害很大。“许多这样的夫妻之间的问题是，其中一方想要出轨，另一方允许了，因为害怕因为拒绝而被抛弃。”心理学家、夫妻情感问题治疗专家詹尼斯·亚伯拉罕·斯布林说。他的书《出轨之后》描写了许多为出轨问题深深伤害的夫妻们。
斯布林的悲观主义倾向几乎和萨维奇的乐观主义倾向一样强烈——毕竟，她在工作中接触了许多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咨询治疗上的夫妻——但是她也给出了劝告，也许根本没有完全的坦诚这回事。即使我们以为自己强烈同意伴侣的要求，我们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了解我们自己。不仅是要不要实行单偶制问题，连婚内的性行为也是一样。萨维奇几个最激烈的反对者是女权主义者，他们认为萨维奇过于油嘴滑舌，尤其是在他劝我们去取悦伴侣的言论中。
“有些时候他以女人不喜欢男人喜欢的东西为由来羞辱女人，”萨迪·多尔是一个女性主义博主，他对我这样说。“所谓的‘三个应当’我倒是十分赞同。我不同意的是，你不能对伴侣太过放纵。但我觉得有时候女人说‘我不喜欢’或者‘我不想这样，我们换个方式吧’比说‘好’要难得多。把一切责任都压在没有相同的癖好的人身上，尤其当这个人是女方的时候，确实会使很多腐朽的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死灰复燃。”
斯布林和道尔都暗示了更深刻的真相，那就是，一般来说他们看待两性的方式是不同的。虽然有不少女人能把爱情与性分开，能毫无愧疚地出轨或者来一场毫无意义的婚外恋，但我们必须承认，还有更多的男人也是这样的。《萨维奇谈情说爱》永远更吸引男人，就算他们真的爱惜自己的伴侣。撒谎的男人说“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的时候确实是在说真话。这种关系只是建立在肉体愉悦上。萨维奇告诉我们，如果掌握好坦诚和妥帖的度，仅仅身体上的出轨还可以接受。
但是对女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纯肉体”的，不论是对她们的伴侣还是她们自己。如果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想在婚姻之外寻求不排除肉体接触的感情上的满足，又会怎么样呢？萨维奇对这种情况没有很好的建议。他不建议人们和男友或女友维持长期关系，甚至怀疑三个人或者更多伴侣的群婚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伴侣应该遏制自己的欲望的人，萨维奇也没有什么好建议。这就是为什么给出性爱建议比提供恋爱建议要容易得多：满足肉体欲望永远比填补生命的空虚要容易得多。
在一封电子邮件里，萨维奇对“很多女人出轨是为了满足肉体欲望”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他同意，自己的观点确实偏向男性。“唉，毕竟我自己是男的，”他在信件中写道。“但是取向正常的女人要和男人谈恋爱。难道这无助于了解我们到底是怎样的吗？女人还是会走向婚姻，假装她们的男友或者丈夫是达西或者爱情喜剧电影里那样完美的男人。但是这种关系将把他们带向何处？离婚法庭吗？”
萨维奇的诚实守则使伴侣们能够在非常规的地方获得快乐；他相信，很多事情能用来激起婚姻的乐趣，但他排除了生活琐碎，养宠物，近亲通婚，以及孩子，非同类者，被欺骗者，以及逝去的亲人。在萨维奇讲述他和米勒结婚的决定的书《终身约定》中，他描述了一个大学生在一场校园演讲之后找到他，说“他喜欢生日蛋糕砸在脸上的那种感觉。”但是从没有人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当他告诉我，他唯一一次告诉自己的女友他的癖好时，那个女孩立刻把他甩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告诉任何人。”萨维奇把这个年轻人带到自己的宾馆房间里，往他的脸上扔了一块蛋糕。
（萨维奇作品《终身约定》）
问题是：牧师和教士们从来不会告诉夫妻们他们的婚姻可能需要砸蛋糕来增加生活乐趣；父母也不会；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不好意思告诉对方自己的怪癖。萨维奇想确定的是，稳定的婚姻从来不会因为丈夫或妻子渴望玩砸蛋糕游戏，或者任何说不出口，但在萨维奇帮助下说了出来的活动而破碎。如果一个男人正需要玩砸蛋糕游戏，那么如果他的妻子能做到“三个应当”，她就要满足他的需求；如果她无法下这个决心，那么也许她应该允许丈夫和别的女人玩这个游戏。不过，拜托上帝，为了孩子们，请保持蛋糕的完整。
如果你认同萨维奇的观点，在过去，在其他文化中，有很多持久的多偶制婚姻的先例。事实上，近来有大量学术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瑞恩和卡斯尔达·杰塔的《黄昏缠绵》，这也是萨维奇最喜欢的一本书，此外还有斯蒂芬妮·昆兹的决定性作品《婚姻的历史》。像萨维奇一样，昆兹说她相信“人们总是因为微不足道的出轨而结束一段本来很好的婚姻”。
但是，昆兹说，一定程度上我们是为自己的文化所束缚。比如说，因纽特男人在离开家中的妻子出门时寻找“临时妻子”是一回事，而委内瑞拉的孕妇可以与好几个男人发生关系并让所有人为最后出生的孩子负责又是另一回事。他们的文化与社会对婚姻的观念和我们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你可以把对出轨的容忍与婚姻中对嫉妒心理的轻视结合起来，”昆兹说，“但是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只能发生在认为友谊、亲戚关系在感情上和爱情一样重要的社会中。”
（昆兹作品《婚姻的历史》）
昆兹说，18世纪时，美国的男人甚至在写给小舅子的信中曾提到自己的婚外情人；还曾提到从妓女那里染上了梅毒。男人明白自己有雄性的特权，并且赞成这种特权的存在，即便这种特权建立在自己的姐妹的痛苦上。“今天的人们简直无法想象那种情形，”昆兹说，“过去的几千年中，男人们出轨、移情别恋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绝不是在萨维奇所说的那种坦诚、平等的前提下。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试着把现行的婚姻制度变得更开放、互惠、平等，这将是一项多么诱人的建议。我也有点怀疑，这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直到20世纪，美国人才开始意识到，婚姻中伴侣应当互相满足对方的所有需求：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如果我们把一切都押在伴侣身上，哪怕他（她）有一点背叛的迹象，也是十分可怕的。“这就是我们身处的困局，”昆兹说，“我们把婚姻关系看得过于神圣。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允许伴侣出轨就意味着生活没有安全感。”
2011年07月24日 07:00:41 来源： 新华国际
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４日电（杨潇）深陷“猥亵照”丑闻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安东尼·维纳上月辞去议员一职，并为自己的不当行为道歉。从克林顿的“拉链门”到维纳的“猥亵照”，层出不穷的性丑闻从侧面反映了当今美国人的婚姻状况。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马克·奥本海默以“猥亵照”为切入口，通过美国同性恋作家丹·萨维奇的专访以及有关美国婚姻观的调查后，发表了《出轨》一文，叙述了美国社会“多元化”的婚姻观和爱情观以及现实中不同婚姻制度存在的问题。新华网国际频道编译了全文，为保持文章的原汁原味，仍沿用了第一人称。今日是第二部分。
（萨维奇和米勒在“未来会更好”计划中的视频）
萨维奇对于单偶制的评论常常是讽刺的。他不支持放纵无节制的行为；事实上，他对互不知名的关系和同性恋者共浴的文化的抨击，曾一度被认为是潜在的保守主义的证明。而且他不认为单偶制是所有的，甚至是大多数夫妻的最佳选择。相反，他认为更加现实的性爱观念应该注重伴侣间的诚实，恰到好处的灵活选择，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对逾越单偶制严格界限的谅解。他还像许多温和的保守派一样，抱着怀旧的心情相信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线索。
“异性恋者犯下了一个错误，”萨维奇对我说，“他们把实行单偶制的期望强加在男人身上。男人从来不可能坚持这一理念。男人有嫔妃，有情人，也有招妓的途径，直到人们开始认为婚姻应该在性别上完全平等，他们这样的做法才停止。”在女权运动中，我们把女性曾经受过的束缚强加在男人身上，而不是“把男性一直享有的社会地位、社会认同和发泄压力的权力延伸到女性身上。对于婚姻来说，这是灭顶之灾。”
在萨维奇和米勒的婚姻中，实行的是他们口中的“宽松的单偶制”，也就是互相不隐瞒偶尔的出轨行为。一开始米勒反对这个做法。“那时候我还年轻，总是认为所有的恋爱都只是两人之间的事，爱情意味着你们亲密无间，”米勒说。1995年的时候他在一个酒吧里邂逅了萨维奇，那时米勒23岁，而萨维奇已经30了。“萨维奇让我在这些事情上变得更成熟了。”
“我们相识了四到五年之后，萨维奇才提出这个想法，”米勒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和第三个人搞地下情或者两人之间有完全开放的关系。萨维奇一直说，如果个人的口味不同，你又必须遵守‘三个应当’原则，所以要是你不能满足伴侣的要求，那么就应该适当地放手。我过了好一阵子才勉强接受这个建议。”我问萨维奇，你们经历过多少次婚姻以外的爱情？他害羞地笑了笑。我问：“难道有两位数？”他说自己不确定，之后他和米勒数了数，最后说应该有九次。“而且这根本不是扰乱关系稳定的因素，正好相反，是个稳定因素，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在一起的原因。”
萨维奇说，当婚姻关系逐渐开放的时候，“并没有一种适合所有人的方式”能让每个人都安心地接受多偶制，尤其是在伴侣双方一开始都坚持单偶制的情况下。在我和萨维奇的电子邮件通信中国，他写道：“那些准备好要做出‘你是我的唯一’的承诺的人们真应该看看他们周围活生生的惨痛教训——多少人毁掉了单偶制的婚姻关系（比如施瓦辛格，克林顿，维特，或者本周任何出现在美国杂志封面的相关人物）——并和伴侣好好谈谈其中一方的出轨对另一方意味着什么，并且至少应该达成共识，共度难关，更重视婚姻关系本身，而不是这种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肉体的忠诚。”
但并不是只照顾我们自己的需求就能让事情更简单。近期有位读者写信给《萨维奇谈情说爱》栏目，居然说自己觉得看到妻子出轨会很开心，而且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但是当他的妻子要和那个男人发生关系时，他却开始难受了。“当时的感觉就像我的灵魂被抽空了一样，”他写道。萨维奇的回答很直接：“如果出轨中有的行为对伴侣之间有重大意义，那么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做。”在萨维奇的头脑中，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巧妙地划定界限，抛弃单偶制的绝对束缚。
对大多数人来说，性爱并不是例行公事，它和情感需求紧密联系——它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能取悦自己的伴侣，让我们相信自己和伴侣之间有亲密无间的关系。问题是，我们能否恰当地根据自己的冲动行事，就像萨维奇那样，而且同时还要维持我们的婚姻或长久伴侣关系中微妙的平衡。我们是否足够了解自己的婚恋，以确保稍微出轨不会酿成严重的后果呢？
其实多偶制婚姻一直都存在。2001年，《家庭心理学期刊》总结了过往的研究成果，发现“在美国，不忠诚的行为发生在少数的婚姻中，但数量相当可观”。作者还写道，“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已婚的美国人与自己伴侣之外的人发生关系”的说法也只是保守估计。芝加哥大学的全国民意调查中心2010年研究发现，在那些结过婚的人中，百分之十四的女性和百分之二十的男性承认曾经有过婚外情。
我们究竟应该多坦诚地和伴侣讨论这一事实，目前尚无定论。有些人怀念旧式的虚伪遮掩和沉默法则，比如男人秘密在外面包养的情人。神职人员则会以另一种方式来选择性忽视这一事实：在婚前的咨询中，他们一般不会强调未来某一方有出轨的可能性，但是一旦出轨事件发生，他们就会口头上劝说伴侣双方坚持到底。但是如果他们先把这一切说清楚：“你们二人相亲相爱，发誓不会背叛对方，但是凡人皆会犯错，如果你们二人也不幸遭此劫难，望二位切勿以为这是世界末日。”
（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克林顿性丑闻）
萨维奇认为，像这样关于实行单偶制的困难的大实话，其实都很在理。总想着要出轨的人们应该诚实一些，但是那些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出轨的人们更需要诚实地与伴侣交流。去年萨维奇在博客中写道：“关键问题是人们——尤其是看重单偶制的人们——需要明白，为什么坚持单偶制比他们被误导而认为的要难得多。”
那么到底为什么萨维奇会认为，讨论和审视单偶制会使实行这种制度更容易呢？一部分原因是，直言不讳可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三个应当”。坦诚地说出我们出轨的原因，能帮助伴侣们发现如何弥补家庭婚姻生活中的缺憾。如果我向自己的妻子保证我绝对不会和另一个女人上床，那么我们关于婚姻的讨论也就此结束了，两个人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虽然两个人可能实际上心不在焉）。但是如果我说：“最近我觉得无法得到满足，因为我有个隐秘的癖好，就是和女人交换色情照片”——那么我的妻子有可能会用电子邮件发给我一些她的照片，这样单偶制的关系就得到了维持。
“如果你希望只拥有一个伴侣，让她（他）来满足你所有的肉体欲望，那么你们两人就像是互为对方的妓女，”萨维奇说，“你们必须为一切都做好准备。”
萨维奇的直言不讳策略有一种直观的感染力：我们的文化一向非常看重诚实的品质，或者至少是欧普拉（美国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式的认罪与悔过。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心口一致，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种原则也应用于婚恋呢？为什么不告诉你的伴侣你想要的一切东西，即使这包括爱上另外一个人？我的想法是，这种百分之百的坦诚也许对已经有很坚实的婚姻基础的伴侣来说效果最好。如果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感情、平等的地位，而且之前没有背叛的历史，那么其中一人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偶尔出轨一下也许不会那么冒险。于是另一个人要么允许，然后发生了出轨事件，也许如你所愿，结局不会太糟；要么拒绝，两人的关系仍然可以维持，但其中一个开始抱有怀疑，另一个略感失望。
（曾身陷性丑闻的美国政要，上排从左到右为：前马萨诸塞州州代表巴尼·弗兰克，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国会参议员拉里·克雷格；下排从左到右为：前阿肯色州州长迪克·莫里斯，前纽约州州长艾略特·史皮策，国会议员威尔伯·米尔斯，国会议员斯特姆·特蒙德）
这只是理想的状况。如果这番大实话使得婚姻状况陷入危机，又该怎么办呢？冲动言辞总会造成不良后果，大多数夫妻明白，嫉妒之火会伤及任何一方，所以他们选择了心照不宣的沉默。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性爱上，还发生在几乎所有的事情上：有些夫妻允许对方评价自己的穿衣风格，厨艺，或者对电影的爱好，但是也有些夫妻无法进行这样的交流。我并不介意我妻子告诉我说另外一个男人很帅，但是她对我的写作的批评却让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接受。我们都有各自的敏感点，但是最普遍的敏感点是，担心自己无法成为伴侣的一切——或者说，担心她会找到一个更值得她爱的人。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对孤独的恐惧。
当感情遇到危机，其中一人敏感地意识到可怕的孤独即将来临的时候，另一个人要求允许其偶尔的出轨行为就不是不恰当。如果你害怕失去伴侣，你就应该答应她的所有要求，包括允许她出轨，虽然这样对你伤害很大。“许多这样的夫妻之间的问题是，其中一方想要出轨，另一方允许了，因为害怕因为拒绝而被抛弃。”心理学家、夫妻情感问题治疗专家詹尼斯·亚伯拉罕·斯布林说。他的书《出轨之后》描写了许多为出轨问题深深伤害的夫妻们。
斯布林的悲观主义倾向几乎和萨维奇的乐观主义倾向一样强烈——毕竟，她在工作中接触了许多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咨询治疗上的夫妻——但是她也给出了劝告，也许根本没有完全的坦诚这回事。即使我们以为自己强烈同意伴侣的要求，我们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了解我们自己。不仅是要不要实行单偶制问题，连婚内的性行为也是一样。萨维奇几个最激烈的反对者是女权主义者，他们认为萨维奇过于油嘴滑舌，尤其是在他劝我们去取悦伴侣的言论中。
“有些时候他以女人不喜欢男人喜欢的东西为由来羞辱女人，”萨迪·多尔是一个女性主义博主，他对我这样说。“所谓的‘三个应当’我倒是十分赞同。我不同意的是，你不能对伴侣太过放纵。但我觉得有时候女人说‘我不喜欢’或者‘我不想这样，我们换个方式吧’比说‘好’要难得多。把一切责任都压在没有相同的癖好的人身上，尤其当这个人是女方的时候，确实会使很多腐朽的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死灰复燃。”
斯布林和道尔都暗示了更深刻的真相，那就是，一般来说他们看待两性的方式是不同的。虽然有不少女人能把爱情与性分开，能毫无愧疚地出轨或者来一场毫无意义的婚外恋，但我们必须承认，还有更多的男人也是这样的。《萨维奇谈情说爱》永远更吸引男人，就算他们真的爱惜自己的伴侣。撒谎的男人说“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的时候确实是在说真话。这种关系只是建立在肉体愉悦上。萨维奇告诉我们，如果掌握好坦诚和妥帖的度，仅仅身体上的出轨还可以接受。
但是对女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纯肉体”的，不论是对她们的伴侣还是她们自己。如果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想在婚姻之外寻求不排除肉体接触的感情上的满足，又会怎么样呢？萨维奇对这种情况没有很好的建议。他不建议人们和男友或女友维持长期关系，甚至怀疑三个人或者更多伴侣的群婚能维持更长的时间。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伴侣应该遏制自己的欲望的人，萨维奇也没有什么好建议。这就是为什么给出性爱建议比提供恋爱建议要容易得多：满足肉体欲望永远比填补生命的空虚要容易得多。
在一封电子邮件里，萨维奇对“很多女人出轨是为了满足肉体欲望”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他同意，自己的观点确实偏向男性。“唉，毕竟我自己是男的，”他在信件中写道。“但是取向正常的女人要和男人谈恋爱。难道这无助于了解我们到底是怎样的吗？女人还是会走向婚姻，假装她们的男友或者丈夫是达西或者爱情喜剧电影里那样完美的男人。但是这种关系将把他们带向何处？离婚法庭吗？”
萨维奇的诚实守则使伴侣们能够在非常规的地方获得快乐；他相信，很多事情能用来激起婚姻的乐趣，但他排除了生活琐碎，养宠物，近亲通婚，以及孩子，非同类者，被欺骗者，以及逝去的亲人。在萨维奇讲述他和米勒结婚的决定的书《终身约定》中，他描述了一个大学生在一场校园演讲之后找到他，说“他喜欢生日蛋糕砸在脸上的那种感觉。”但是从没有人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当他告诉我，他唯一一次告诉自己的女友他的癖好时，那个女孩立刻把他甩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告诉任何人。”萨维奇把这个年轻人带到自己的宾馆房间里，往他的脸上扔了一块蛋糕。
（萨维奇作品《终身约定》）
问题是：牧师和教士们从来不会告诉夫妻们他们的婚姻可能需要砸蛋糕来增加生活乐趣；父母也不会；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不好意思告诉对方自己的怪癖。萨维奇想确定的是，稳定的婚姻从来不会因为丈夫或妻子渴望玩砸蛋糕游戏，或者任何说不出口，但在萨维奇帮助下说了出来的活动而破碎。如果一个男人正需要玩砸蛋糕游戏，那么如果他的妻子能做到“三个应当”，她就要满足他的需求；如果她无法下这个决心，那么也许她应该允许丈夫和别的女人玩这个游戏。不过，拜托上帝，为了孩子们，请保持蛋糕的完整。
如果你认同萨维奇的观点，在过去，在其他文化中，有很多持久的多偶制婚姻的先例。事实上，近来有大量学术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瑞恩和卡斯尔达·杰塔的《黄昏缠绵》，这也是萨维奇最喜欢的一本书，此外还有斯蒂芬妮·昆兹的决定性作品《婚姻的历史》。像萨维奇一样，昆兹说她相信“人们总是因为微不足道的出轨而结束一段本来很好的婚姻”。
但是，昆兹说，一定程度上我们是为自己的文化所束缚。比如说，因纽特男人在离开家中的妻子出门时寻找“临时妻子”是一回事，而委内瑞拉的孕妇可以与好几个男人发生关系并让所有人为最后出生的孩子负责又是另一回事。他们的文化与社会对婚姻的观念和我们非常不一样。“我觉得你可以把对出轨的容忍与婚姻中对嫉妒心理的轻视结合起来，”昆兹说，“但是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只能发生在认为友谊、亲戚关系在感情上和爱情一样重要的社会中。”
（昆兹作品《婚姻的历史》）
昆兹说，18世纪时，美国的男人甚至在写给小舅子的信中曾提到自己的婚外情人；还曾提到从妓女那里染上了梅毒。男人明白自己有雄性的特权，并且赞成这种特权的存在，即便这种特权建立在自己的姐妹的痛苦上。“今天的人们简直无法想象那种情形，”昆兹说，“过去的几千年中，男人们出轨、移情别恋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绝不是在萨维奇所说的那种坦诚、平等的前提下。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试着把现行的婚姻制度变得更开放、互惠、平等，这将是一项多么诱人的建议。我也有点怀疑，这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直到20世纪，美国人才开始意识到，婚姻中伴侣应当互相满足对方的所有需求：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如果我们把一切都押在伴侣身上，哪怕他（她）有一点背叛的迹象，也是十分可怕的。“这就是我们身处的困局，”昆兹说，“我们把婚姻关系看得过于神圣。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说，允许伴侣出轨就意味着生活没有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