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比较――我看了吓一跳[推荐]

Snow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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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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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一篇文章,是比较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不敢苟同其全部看法,但觉得转贴于此供网友评论,也算是为推动民主论坛、百家争鸣尽点力吧。别把我封杀啊!

比较蒋介石、毛泽东

此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阅读552次

如果历史镜头被定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红光满面,奕奕神彩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刻,毛泽东英明伟大、大救星、红太阳的光辉形象与蒋介石黑暗、失败、独夫民贼的小人形象,将被盖棺定论烙进青史。这一天,分别成为毛泽东与蒋介石两位历史人物的人生转折点。一个踌躇满志登上历史巅峰,不可一世、放声吟诵“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个郁郁不得志,跌进历史深渊,逃往一个荒凉小岛落草为寇。就在这一刻起,这两位历史人物不意间互换了方向,各自向着与原来相反的方向走去。


毛泽东比孙中山幸运而又不幸的是,他不但亲眼看到自己领导的革命胜利成功,而且还可以“万寿无疆”地继续谱写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篇章。这一“继续革命”的过程成了毛泽东庐山真面目的裸露过程。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位历史人物你死我活的争雄战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可说是蒋介石与毛泽东争雄、较量、对峙的历史。将这一对路窄冤家进行一番比较是一个别有意味的题目。

毛泽东生前死后,中共为他加冕了一系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桂冠。评价一名建筑师,不是看他拆掉了什么破房子,而是看他建设了多少“广厦千万间”。同理,评定一个政治历史人物,根据的亦不是他破坏了什么,而是依据他建设了什么?他对民众的政治诺言兑现了多少?他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是什么?我们不妨将之简化为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三大领域。政治上,老百姓拥有更多还是更少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经济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多少提高?文化艺术上,有多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文艺,摧枯拉朽的凯歌

一篇谈及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专制的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当年在国统区的胡绩伟办了一份进步刊物,因批评国民党的黑暗遭国民党查禁。胡绩伟换了一个刊名继续出,再遭查禁。前后一共换了十个刊名仍然能够继续出版。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地方只能成为天方夜谭的神话。但是,我以为这个例子并不恰当。当时蒋介石在军事上都无法统治全国,又如何能在舆论上实行统一?当蒋介石真正统治台湾的时候,这种刊物仍然是被禁止出版的。只有当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完全统治属于他的天下,关于两者的比较才具有实质性。

也许蒋介石终是行伍出身,一介武夫,他感兴趣指挥的是军队与国家,而不是文艺。蒋介石并不去染指文艺。因此,在他统治下的台湾文艺花园能够有某种生长空间,可以开出不同的鲜花,不歌颂国民党的花朵。允许独立的民办报纸、刊物存在。台湾作家也拥有不将蒋介石的“最高指示”写进小说,电影画面不必出现捧读蒋着镜头的自由。在蒋介石统治台湾的历史中,只发生过一桩“文艺事件”:一九六五年,一份很受欢迎的名为《文星》的杂志因发表了一篇保护新闻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至于反对派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月刊,别说在毛泽东时代,即使在所谓“胡温新政”的今天,也不可以存在。

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文艺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并贯穿于他的后半生。然而,毛泽东这一腔热情,对文艺不是雨露,而是烈火。待毛泽东一俟夺得政权,君临天下,毛对文艺便立即皇恩浩汤起来,亲自披挂上阵。从建国初期批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瞄准文艺阵地的机关机再没有停止过扫射:评《红楼梦》、胡风反党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刘志丹》反党小说案、评《海瑞罢官》……,最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的戏剧高潮,奏响了摧枯拉朽、扫汤一切文化艺术与文化人的凯歌。

毛泽东将那些歌颂共产党、革命者,歌颂他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文艺作品也在扫汤之列,为什么?毛泽东的司马昭之心早在他夺得天下之前,他那篇臭名昭着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昭示天下。毛为什么提出只能描写歌颂工农兵?既然毛被歌颂为“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当你描写歌颂工农兵,即“人民”的时候,你可以不歌颂给“人民”带来“光明”与“幸福”,让受压迫的人民“翻身作主人”的“大救星”“红太阳”吗?这才是《讲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真髓。凡不是直接歌颂毛泽东本人的东西全部在扫汤之列。直到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加一本《毛泽东诗词》,直到每一部小说都以“最高指示”为导言,每一部电影都出现捧读毛着的镜头,每一部文艺作品都要对“大救星”、“红太阳”三呼万岁,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止。直到百花园只剩下一朵花,百家祠只剩下“毛泽东思想”一家,毛的朕容才展露出“慈祥的笑容”,将这一时代称之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显然,蒋介石的台湾花园要比毛泽东的文艺花园一支独秀要缤纷许多。

(二)政治,“人民当家作主”的神话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文艺创作的自由,写什么,怎么写都被“中央文件”、“最高指示”所规定;可以因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篇学术文章被投进监狱,它的人民还可以奢望拥有政治上的自由、自主权利吗?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神话。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它所许诺的幸福生活,相反,从一九四九年起,是中国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被剥夺,被奴役的新开始:中国人从此失去了言论自由,失去了罢工、抗议示威的权利,失去了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农民刚刚感天谢地共产党分给他们的土地旋即得而复失,又被共产党收回去;老百姓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没有迁居自由;没有选择衣服款式的自由,没有谈情说爱的自由;被剥夺向往美好生活的自由(那叫做“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没有知情权,被禁止了解任何真相。如果你想通过收听国外电台以了解中国的某些真相,你会被投进监狱。而你对此种种不自由也没有表示不满的自由,否则也会因“对社会主义不满”罪被投进监狱。

户口簿、粮薄、单位依附制、档案制、居委会、秘密警察编织成一张严密的网,只为了一个目的:对每一个中国人实行严密控制,不许他“乱说乱动”。毛泽东的治国手段只有两个:谎言加恐怖,控制与镇压。最后毛泽东创下了一个历史纪录,中国人的自由与权利被剥夺得如此之多,如此彻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后,农民在千百年土地上种植什么庄稼的自由与权利也被剥夺殆尽。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维护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上至国家第二号大人物刘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张志新。毛泽东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

与这种不自由相伴相生的是另一类不可思议的自由,比如某类人可以自由地斗人、打人、抓人、把人投进监狱、判其死刑。

这个时代毛泽东称之为“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新时代。

蒋介石呢?蒋介石在政治上固然也是独裁专制者,他也绝对不容许台湾人碰反共、对他的评价及台独这类问题。但在这类敏感特殊的问题之外,台湾新闻界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谴责国家和地方政府。台湾人拥有经济自由。只要不参与政治,作为个人或家庭可以生活得美满幸福。

再从个人的角度对比一下蒋毛二人的个人品格。

被称为“独夫”的蒋介石之不容人,早已是声名远播。然而毛泽东比之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再黑,尚未至将党内不同政见者从肉体上消灭或投进监狱。台湾时期,与蒋介石发生过最大冲突的两个人: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蒋介石的最坏表现也仅是使计谋迫其辞职,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生活自由,更没有把他们投入监狱。吴国桢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了自由的晚年,还可以公开谴责蒋介石。

在蒋介石一生中对他最大的一次冒犯,就是以兵犯上的张学良。蒋介石既没有赐其死罪,也没有将他投进监狱。虽被软禁,但张的日常生活还是挺轻松愉快。在最近发表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还特别提到,蒋介石仍然一直非常关心他。

试想想,假如张学良以兵犯上的对像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张学良能活到今天吗?他的下场会比彭德怀刘少奇更好吗?所有被毛泽东认为反对他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蒋介石会把自己的抬轿人、自己亲自提为接班人的心腹刘少奇残酷折磨而死吗?可见毛泽东比蒋介石独裁、专制、黑暗得多。比蒋介石更心狠手辣,更残酷无情,惨无人道。

(三)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也许,中国老百姓不需要言论自由,不需要民主,不需政治权利,不需要文艺欣赏、娱乐、谈情说爱的自由。但只要人还活着一天,总得吃饭,给一个动物生存权吧?这正是第三代“核心”最振振有词的说法。

在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中,给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带来了什么呢?跟颂歌里“蒸蒸日上”的曲线走向相反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直到毛泽东死去的时候,他给国家,给人民留下了什么?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一这就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中国人民的遗产。最善于发布谎言,隐瞒真相,为伟人讳,并依然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的中共,居然使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描述为毛泽东时代作结语,可见己经如何无法为毛泽东遮掩了。

当毛泽东将中国带到崩溃边缘,蒋介石在台湾干了什么?在共产党出版的蒋介石传中,蒋介石是一个否定人物。蒋介石从儿童时代就被描绘为一个天生的“独夫民贼”坏小孩。在蒋介石被否定的一生中,出人意表有一个方面给予网开一面的肯定,这就是经济。

历史玩了一场黑色幽默。当毛泽东将“打土豪分田地”土改中分给农民的土地又从他们手上不容留情地夺回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台湾却真心实意搞起了毛式“土改”,还田于农,实行“耕者有其田”。毛蒋二人皆从农民入手,却走向相反方向。在毛泽东剥夺农民的土地与权利的时候,蒋介石却在把土地与权利还给农民。毛泽东从“新中国”的“鸳歌燕舞”、“欣欣向荣”走向经济崩溃。蒋介石从退败、黯淡、历史底谷重新爬起来,爬向经济腾飞。

蒋介石从解放农民、农业自给自足开始,沿着“以农养工”,然后重点由农转工,“加工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大进出”,最后走向经济腾飞。(怎么跟二十年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一模一样?连口号都一字不差!邓小平还非要说他的经济改革是什么“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独创?)。

1963年,台湾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1968年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1975年蒋介石去逝时,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整个亚洲中仅次于日本。

而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大陆的经济状况呢?那一年,我被毛泽东从城市驱赶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农村,经受暴雨骄阳、战天斗地、肩膀磨破了几层皮后第一年的收入,扣除每个月在生产队预支的大米,全年总收入只有35元人民币,合多少美元?而城里人呢,仅以肉供应为例,每人一个月只限量供应猪肉半公斤,还须一大早天未亮去排队,去晚了买不到。你再能“苦干、实干、加巧干”(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口号),都不能填饱肚子。

大陆的人均收入,还要努力多少年才能达到蒋介石时代的水平?

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蒋介石在发展台湾经济的同时,对“均与富”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防止社会出现严重贫富悬殊。据台湾张果为教授的《台湾省家庭收支调查》显示,1953年台湾最高与最低家庭收入比率为1/16,1960年下降到1/9,1972年再降至1/4。经济越发达,贫富差别越小。如今,大陆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在贫富问题上共产党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太“伟大”,要从事他崇高的革命事业,不屑于或无暇顾及普通老百姓油盐酱醋这类吃饭小事,还情有可原。然而,不可饶恕的是,毛泽东不但从不关心老百姓的饭碗问题,却还要砸老百姓的饭碗,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人为制造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口。

蒋介石统治下的农民尚且可以抗议,可以举行“秋收起义”。而毛泽东统治下的农民只有饿死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的死路一条。按常理,一场超常大饥荒袭来,饿死的更有可能是城里人而不应是生产粮食、自给自足的乡下人。然而,大饥荒中饿死的三千万人,几全是种田的农民。可见,来自农村的毛泽东对农民的压迫是何等深重。

毛泽东一生最仇恨两种人:知识分子与资本家。而知识与资本,正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石。

(四)“大跃进”目的是什么?

毛泽东是革命家,他将他一生激情全部投进革命、政治与理论中去,老百姓的吃饭小事排不上他的革命议事日程,他对经济一窍不通,也不屑一通。所以,他从不关心经济问题。毛泽东关心的是权力问题,关心如何让他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世界第三里程碑。但在毛泽东一生中却有过一次对经济表示出异乎寻常的关怀,这就是大跃进。

一向只“抓革命”,抓“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却在正处于中苏大冲突的重大关头,为什么忽然对他一向不屑一顾的生产数字关心起来呢?还提出钢铁与粮食产量要翻一番的指标?是毛泽东忽然关心起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吗?当然不是。这仅仅跟毛泽东某个不可告人的个人欲望、个人野心相关。

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种种炽热冲突将近公开化。如果说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基于其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不容挑战的领袖地位不得不表示恭敬,那么当斯大林逝世之后,毛泽东已不满足于只当中国的“红太阳”,他做起了“世界红太阳”的美梦,觊觎起世界共运领袖的位置。要当社会主义阵营大哥大,光靠响彻云霄的“精神原子弹”“毛泽东思想”是不会有朝圣者的。毛泽东自己也不相信“精神原子弹”的神话,还必须有物质原子弹。最终决定力量是实力,军事与经济实力,拿得出苏联那样经济援助的实力。这个经济实力就是工农业生产水平。而当时在毛泽东看来,衡量一个国家工农业在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与地位的依据就是钢铁与粮食产量。只要产量翻一番,中国就可以进入工农业大国的行列,与苏联一争高下。这样,毛泽东便有了做世界领袖的经济实力。为了达到毛泽东梦想的钢铁与粮食产量,于是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荒诞剧:砸铁砸锅,全民练钢,粮食亩产大放卫星。这就是为什么荒诞得如此超乎常识、不可思议、不可置信的事情却可以轰轰烈烈地进行下去。

为什么毛泽东提出要十五、十六年赶超英美而不是二十年、三十年呢?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前去晋见马克思,那正好是毛泽东对自己剩余寿命的估计。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取代斯大林的国际地位,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为了实现他这样一个虚幻的个人梦想,个人野心,他可以让老百姓没裤子穿也要搞“两弹一星”;他宁要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也要慷慨支援“亚非拉人民”;他可以让中华民族付出饿死三千万人的历史代价。

(五)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帝业

从政治、经济、文艺全部领域,毛泽东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惊人的黑暗历史纪录。正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却唱出了有几千年悠长颂歌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最响彻云霄的颂歌;正是这样一位“暴君”为自己加冕了历史上最多的“伟大”桂冠,并第一次要超越国界,要成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后来毛泽东的位置从“伟大”被邓小平放置到“三七开”。

毛泽东统治“新中国”的二十七年里,他所有引以为豪的丰功伟绩,后来全部成了他的罪行。这就是毛泽东的“七分成绩”吗?

另一流行的说法来自中共的另一高官陈云,他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误,文革有罪”。如果建国是为了展开后面一系列人祸,实施那一系列罪行,这一“建国”还是“功”吗?这一“建国”对谁有功?他只对共产党有功。正是毛泽东率领共产党夺得政权,坐上江山,建立起共产党的一党天下,他对共产党“功不可没”。然而,从毛“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是对中国人民新的奴役,更专制、更黑暗的历史的开端,这一建国对人民是“功”还是“罪”?蒋介石国民党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它独裁专制、腐败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泽东共产党一旦掌权后将会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独裁专制、更腐败黑暗,你还会迎接这种“解放”、这种“建国”吗?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台湾这样一块别具历史意义的小岛,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民主的一个契机。使中国人有幸第一次获得对两个政权进行比较的历史机会。国民党先是在经济上,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走在共产党前面。三十年后,第二代共产党人邓小平才跟在蒋介石后面亦步亦趋。台湾的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已然走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历史性的民主进程。而大陆政权已到了第四代,民主的希望仍遥遥无期。毛泽东的所谓“建国”完全是开了一次历史倒车。

共产党出版的蒋介石传记,恨不能全盘否定蒋介石,却迫不得己对蒋介石发展台湾经济的成就予以肯定。那么,在国民党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中,可以肯定毛泽东什么呢?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每天都得洗耳恭听这一曲颂歌:“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毛泽东一生中,他做过哪一件“为人民谋幸福”的事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还是人民的“大灾星”?在毛泽东一生中大概有过一次“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土改”。毛泽东在他进入中南海之前,大半生在农村渡过,他的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农民。他最懂农民,最知道农民需要什么。当他的革命需要农民为他打天下的时候,他就想农民所想,搞起“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以赢得农民的支持。一俟他夺得天下之后,他就开始了对农民的剥夺与压迫。可见毛泽东的“土改”只是他打天下的手段,只是对农民的利用。一如他在文革初期利用红卫兵与造反派为他冲锋陷阵,一旦大功告成,便兔死狗烹。

而蒋介石则完全是一个城市人,按共产党的说法,蒋介石的阶级基础是官僚、地主、资本家,是农民的敌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实行“土地改革”的却是蒋介石,真正关心,解决农民生活问题的竟是农民的敌人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蒋介石在台湾搞的“土改”,正是从毛泽东的“土改”那里学来的。

成功有时并不是一个好老师。成功令毛泽东踌躇满志、不可一世,自信“战无不胜”,最后走向“崩溃”;失败使蒋介石清醒,使他真正想到为民众做点事情,使他从地上重新爬起来,爬向经济腾飞。

毛泽东有过一次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机会,那就是抗日战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可以当民族英雄的机会。但这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人,却无意去当这类民族英雄。善于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中共,为毛泽东拍过不少影片,最经典、最大手笔的是一部名叫《大决战》的三部曲,描写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歼灭蒋介石军队的三大战役,展示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代伟人风彩。但为什么中共不去拍一部展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大决战”的“雄才大略”与“伟人风彩”的片子呢?善于编造谎言的中共却不敢编造毛泽东抗日的谎言。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己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具有“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却未曾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将他的“军事天才”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华民族将要沉沦为亡国奴的时刻,毛泽东干什么去了?毛泽东老谋深算地发挥保存实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的雄才伟略去了。一俟日本人投降,从不跟日本人“大决战”的毛泽东,便如下山猛虎,如虹气势与蒋介石展开“大决战”了。抗日期间,由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场对日战役……百团大战,还是彭德怀违反毛泽东的指示擅作主张的结果。这一抗日功勋后来竞成了彭德怀的罪名一再遭毛泽东清算。

蒋介石再黑暗,再恶名昭着,终归关心、解决过台湾的“民生”问题。而毛泽东一辈子从未关心过民生问题,漠视人民疾苦,视老百姓的生命为草芥。从毛泽东的生平中我们找不到一件“他为人民谋幸福”的丰功来。

毛泽东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只是一件东西……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力。由此,毛泽东倾其一生所从事的只是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他先是跟党的领袖斗,把他们一个个斗下台,为的是让他来当党的领袖。然后他跟委员长蒋介石斗,为的是他要登上九五之尊的天子帝位,成为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君临天下,四海归一。这下该天下太平了吧?但皇上还是睡不着觉,权力被觊觎的恶梦挥之不去。伟大领袖不与人斗,不玩权谋,就会失去“其乐无穷”,无以显示其伟大正确、雄才伟略。于是,毛泽东继续“斗”人,斗掉一个个革命同志,以迫害一个个“亲密战友”为乐,斗掉一批批知识分子,斗得中国大地天昏地暗。一部中共党史,就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血腥史。

毛泽东的一生只是一个破坏、毁灭者。毛泽东的丰功伟业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帝业。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句口号是不是也要来个与时?进,改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洗牌”
 
没话说,看来作者很希望中国被彻底殖民后学习"先进"思想
 
最初由 Snow Bird 发布
昨天看到一篇文章,是比较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不敢苟同其全部看法,但觉得转贴于此供网友评论,也算是为推动民主论坛、百家争鸣尽点力吧。别把我封杀啊!

比较蒋介石、毛泽东

此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阅读552次


毛泽东有过一次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的机会,那就是抗日战争。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可以当民族英雄的机会。但这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人,却无意去当这类民族英雄。善于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中共,为毛泽东拍过不少影片,最经典、最大手笔的是一部名叫《大决战》的三部曲,描写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歼灭蒋介石军队的三大战役,展示了毛泽东气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一代伟人风彩。但为什么中共不去拍一部展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侵略者“大决战”的“雄才大略”与“伟人风彩”的片子呢?善于编造谎言的中共却不敢编造毛泽东抗日的谎言。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己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为什么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具有“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却未曾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将他的“军事天才”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华民族将要沉沦为亡国奴的时刻,毛泽东干什么去了?毛泽东老谋深算地发挥保存实力、扩充军队、扩大根据地的雄才伟略去了。一俟日本人投降,从不跟日本人“大决战”的毛泽东,便如下山猛虎,如虹气势与蒋介石展开“大决战”了。抗日期间,由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场对日战役……百团大战,还是彭德怀违反毛泽东的指示擅作主张的结果。这一抗日功勋后来竞成了彭德怀的罪名一再遭毛泽东清算。

毛泽东的一生只是一个破坏、毁灭者。毛泽东的丰功伟业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帝业。

言之有理! 中共打游击的目的不是抗日,而是扩充自己. 请看毛自己的话: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

「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

卑鄙 !
 
Re: Re: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比较――我看了吓一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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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理! 中共打游击的目的不是抗日,而是扩充自己. 请看毛自己的话: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

「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

卑鄙 !
卑鄙!WOW,你以后当将军的话一定会成仁的。你的敌人肯定很喜欢你这种爱鸡蛋碰石头的人
 
当今还真有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啊,难得
 
最初由 失落的天堂 发布
当今还真有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啊,难得

毛泽东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只有反华分子,汉奸民运轮子台倭奴才仇视谩骂毛泽东
 
最初由 失落的天堂 发布
当今还真有毛泽东的忠实拥护者啊,难得
那难道要我去拥护布什?拥护小犬?或者是李XX?还或者是你们所谓的民主人士?
 
一九三五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
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
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
升了。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
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
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
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
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为日本
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二十
五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
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
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
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
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
中,第十七路军二十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
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六十个团
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
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
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
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
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
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
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
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
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
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
的胜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
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
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
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
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
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
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
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
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①张闻天、周恩来等
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
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
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
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
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
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
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
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
山西上。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
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
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
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
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
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
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
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①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
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
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
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各路红军立刻奉命秘密行动起
来。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一月底,他在
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
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
巩固的顾虑,也批评了李德所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
点。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
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
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
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
识分子,保护工商业。①东渡后初战告捷,怎样进一步发展胜利,扩
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
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以红一军团并指
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再
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
主力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
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
挥,后来称为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
线。各路部队从三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已经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工作已初见成效,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而且共产国际七大决
议的文件已经到达,有必要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一阶段的
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商定,在前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大
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报告。毛
泽东在发言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
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新局面。他
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
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
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
数。①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
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
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在战略上要
大胆,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要谨慎,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
求减少错误。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
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
一般地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
主中之主。他在这个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
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
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
则取消进攻”。②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
的东进,调遣十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
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
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
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
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
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
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①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
策。从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
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
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
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出晋绥
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
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
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
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
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
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
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
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
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
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
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
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
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
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
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
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
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
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末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
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
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对
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
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
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
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
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
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
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
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
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
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
再往东边。”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
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
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又有
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
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这自然是办不
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
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后,
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
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在
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
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
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
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
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
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
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
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
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
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
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
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
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
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
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
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
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
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
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
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
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
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
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
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
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
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
安事变”。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声
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
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
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
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
”,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
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
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
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
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
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
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①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
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
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
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
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
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
“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
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
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
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
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
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
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
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
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
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
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
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①会议讨论时,政治局
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
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
“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②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
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
时间,进行和平调解。”③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
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
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
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1937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
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
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
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
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
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③随着华北局势日趋
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
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
十五日改编好,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
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
便指挥作战”①。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
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
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
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
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
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
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
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
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②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
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
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
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
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①这些意见,对红
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
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
②。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
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③。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前往。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
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
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
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
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
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
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
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
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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