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如果走向泛选举化的歧途,终将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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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大虫

其实,人类对政治体制的探索,远没有走到尽头.中国在经历二十年
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在政治体制上的调整,呼声也越来越大.但近
来出现的一股泛选举化的思潮,实际上是走在一条错误而危险的道
路上.

现代社会中,政治体制,说白了,就是一种将一个国家的人民组织起
来, 服务于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组织形式.象任何其它形式
的人类活动的组织形式一样,政治体制的变革,最低限度,必须考虑
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内部环境,另一个是外部环境.人们在考虑政治
体制时,常常热衷于于借鉴所谓的成功经验,但对决定其成功的内部和
外部环境,特别是外部环境不加研究.例如,日本的所谓民主体制,
是大家公认的西方体制的好范本.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真正决定了
日本的成功的,是美国在贸易上的优惠政策,也就是说,若没有美国
的刻意帮助,日本即使天天搞选举也没有用.外部条件对日本的成功.
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也和对手的
经济政治封锁不无关系.

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时,必须认真地考虑内外两个方面的
因素.就内部环境讲,中国处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利益阶层趋于严重的
多极化阶段.这就缺少泛选举化政治的必要条件,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
的中产阶级集团,以及较少的民族问题的干扰.这是保证选举政治走向
理性平和的必要条件.许多不发达或发展国家的民主试验,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两个必要的条件.而从外部环境来将,中国也不具
备在友好的外部环境.美国等诱骗中国走泛选举道路的真正用心,也就在
于制造混乱,然后,在利用民意的短视做进一步的文章.

西方的泛选举化的民主体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陷入了重重危
机.当时,美国和日本就曾经组织学者研究对策.而民主体制所以又绝处
逢生,真的是一拜苏联解体所赐,二拜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以资本主义国家
以高科技为手段的对不发达国家甚至发展国家的无情掠夺.但随着被掠夺
国家在经济上的破产,资本主义失去了财富来源,泛选举的政治危机又再
次出现了.

不妨将目前阶段资本主义世界遇到的危机,称为泛选举政治的二次危机.
这个危机的表现有两个特色,即国家内部的政治混乱,以及国际环境中的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斗.这就涉及了中国在设计自己的政治体制时,
必须看到的关于泛选举民主政治的另一个致命的弱点: 由于政府在社会
组织和社会动员乃至社会控制的能力减弱,泛选举政治就必须持续的
获得维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利益的能力.否则,国家的政治
体系就会受到挑战.而国家要获得政治上的稳定,就必须不择手段地保证
中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利益的争夺,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就演变成对
有限的资源尤其是能源的掠夺.对中国而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即
没有在内部形成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集团,更无法保证在可见
的将来,在国际社会的资源争夺中取得相对优势.

对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设计者们尤其应当搞清楚的
是,哪些是和政治体制相关的,而哪些又是不相关的.而泛选举民主政治一旦
启动,就可能产生不可控制的骨牌效应,所以需要慎之又慎.其实,正如前文
指出的,国家的发展,无非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以保障民生,二是发展科技
以保障安全.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在探求政治体制的新的模式的情况下,
绝对不能适得使国家失去强大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否则,将难以在危机重重的
国际环境中立足.

泛选举民主体制,并非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钥匙.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走
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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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怪论]
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发生原因――二论生产过剩与市场经济危机
1
今年以来，国际经济评论中频频出现“通货紧缩”这个概念。有报道指出，除了油价由于伊拉克危机有所振荡和上涨，全球商品的价格都在普遍下跌。在东亚地区，日本、香港、中国大陆、台湾，都程度不同地承受到“通货紧缩”的压力。受其影响，当前东亚以至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失业率攀升、就业机会下降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通货紧缩？它是如何突然在经济中出现的？其趋势如何？笔者想就此谈谈个人看法。

2
通货紧缩是一种金融危机。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所谓通缩就是货币短缺。它在货币和流通领域的主要表现是：银根紧缩、支付困难和物价持续下跌。股市持续下跌也是通缩的重要表征。通货紧缩必然伴随着生产过剩（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开工不足和失业率上升。它实际是古典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金融表现。
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拒绝使用“生产过剩”这个字眼。他们更乐于使用“总需求不足”这个术语。但实际上，总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过多（或生产过剩）的同义语。一个是从需求角度讲，一个是从供给角度讲。正如一个胃病患者，说自己“消化不良”（需求不足）或“吃得太胀”（供给过剩）是一回事一样。
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互为因果。生产过剩导致商品销售困难，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商品竞相削价出售（实例之一是“商报”近日关于国内家电市场竞相削价销售的报道，以至出现所谓“价格大屠夫”），销售困难导致商家及厂家投入商品生产的资金难以回收，于是发生支付困难（以致相互拖久债务，形成“三角债”），由此造成市场中资金循环链条的中断。支付危机导致信用危机，导致银行即期信贷不能回收（发生银行坏帐问题）。由此传导则触发商业银行由于资金不足而破产的问题，再传导到金融证券市场则发生抛售有价证券以提取现金的问题，这就是银行危机和证券市场行情下跌。
因此，通货紧缩乃是生产过剩的必然结果。可以说：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三者是紧密相联于一体的。这三者反馈于投资生产领域，又会引发企业破产倒闭，生产规模压缩，工人下岗失业，以至失业率高企。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周期性地必会爆发表现为商品生产过剩的普遍经济衰退。自从1825年由于英国纺织品生产过剩触发第一次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爆发至今（15年后英国发动以开拓中国市场为目标的鸦片战争与此次危机有内在联系），200年以来，以7―10年的小周期，10―25年的中周期，50―80年的长周期形式，生产过剩危机在世界经济中频繁发作。
近年中国商品出口，在国际上频频遭遇“反倾销”打压，据报道中国已因此而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这种情况的根源，实际也还是由于全球经济中存在严重生产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3
近期国内对房地产是否已呈过热发生争论。某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对媒体称：“中国房地产潜在需求极大，根本谈不上过剩。”他援引美国和欧洲中产阶级的住房标准与目前中国的人均标准作比照，称至少要到中国中产阶级实现“城中有房，郊外有墅”时，中国的房地产需求才会接近满足。这种以物质实物的绝对需求与经济学所言“有效需求”相混淆的信口开河之谈，我以为正是表明一些宗仰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者不懂究竟什么是经济过热，也不知何谓生产过剩的一个典型实例。
所谓经济过热与否的主要表征是与投资狂热相伴的信贷高潮。而“生产过剩”是否存在，与社会中是否存在对商品实物的绝对需求，毫无关系。生产过剩的标志，是产成品的库存量及其相关增减指数。因为产成品库存的递增，会直接威胁到商业银行转贷给投资商的信贷安全。其库存累积越快，意味着商品流转速度愈慢，则债务拖欠的可能性愈增，最终会导致银行坏帐的发生，导致金融流通链条的崩断，就会融发通货紧缩和经济危机。
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指数，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商品房竣工面积一亿一千三百四十二点一万平方米，增长26.4%；销售面积为一亿一千一百二十九点一万平方米，增长24%。二者增速相差2.4%，滞存面积已达到213万平方米。
在非市场中介的线性供求经济中，存货意味着实物储备的增加。存货不会导致经济危机。但在市场经济中，存货意味着一定数量的货币在转化为存货的同时，已退出金融循环。在货币供给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存货愈多，意味着退出金融流通的货币愈多。通货减少了，金融危机也就发生了。通货紧缩就是这样形成的。
房屋销售远低于生产，意味着商品（房屋）的库存量会不断上升。加上目前中国房屋按揭私人信贷在银行信贷比例中也已呈高速上升。这种房地产滞销形势的确蕴涵着由投资过热导致过剩的危机。一旦信用链条断裂，则房地产价格的大幅缩水以至触发金融危机，的确是可能的。因此国务院有关方面就此发出警告并采取相应控制措施也是完全必要的。

4
如果通缩就是货币短缺，那么问题就是，钱流到哪里去了？在市场经济的循环周转中，钱怎么会愈来愈少呢？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奎内医生（F.Quesnay，1694―1774）最早提出了一个市场经济中货币和实物循环运动的直观模型。这个模型被熊彼特看作近代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关于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发生机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作出一种最简略的说明。
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这个模型可以简化为两个端点和两个流通进程：即总供给（生产）和总需求（分配与消费）两个端点。贯通这两个端点的是两个流程：即物资流通（物流，包括劳务交换）与货币流通（金融流）。但是这两个流程的性质完全不同。在物流的循环中，实物在消费中被消耗和消失。而金融流却必须通过每一次循环流转而获得增益。这种金融增益，是下一次经济循环能够实现的前提，它的产生源泉，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创生的利润。利润产生金融增益，形成资本的自我增殖，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市场流通运动中外延不断扩大的源泉和奥秘所在。
由于市场经济的循环运动，完全依赖于两大流通即连结供给与需求两点间的物流和金融循环，因此一旦发生供求梗阻就是生产过剩。一旦发生金融梗阻就是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
奎内模型提供了近代西方市场经济分析的一种原初模型。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时，它甚至优于后来更为复杂的许多投入产出分析模型。那些模型往往迷失于数式和语言游戏的迷宫中。检验任何理论是否具有价值的最终意义，是看它能否将现实问题以最简括的模型和原理加以最透彻的解释和说明，并且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印证，而绝不是以晦涩的语言和模型使现实更复杂以至无法作出可验证的解释和说明。我个人认为，当诺贝尔奖被派发给以心理统计来分析经济进程的研究时，现代形式主义经济学不仅彻底唯心主义化，而且可以说已经具有了一种随机的游戏性。
早在90年代初期我已多次撰文探讨生产过剩和通缩问题，我当时曾推测过世界经济自90年代中下期开始，在两个世纪之交可能遭遇渐进的，但也是资本主义三百年历史中最深刻、最持久、反复振荡发作的严重危机。当时我将其称之为“总体危机”。
我认为，这一危机必然会发生而且会持久反复发作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二次大战以后全球工业化运动得到迅猛扩张，导致全球供给能力大幅度上升（中国改革开放导致的生产力快速提升，对这一进程促进尤大）。然而由于这种工业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中呈现非均衡分布，导致各国间的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使全球经济中有效需求的增长远远跟不上产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同时世界经济中两大流通：物流（世界贸易与劳务）与金融流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梗阻和障碍，再加上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各国经济政策给予杀贫济富的有意误导；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经济遭遇严重、持久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全文未完。第一篇“中国经济为何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与市场危机”已发表于《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