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tawaGatineau 呆蛙又上窜下跳了不是。你只能代表和你一样的呆蛙类，不能代表人类。请自觉一些。
至于National Post的报道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呆蛙、右派和轮子不也这么说么？那个脑子进水了的作者显然是受轮子报纸的影响。
中国以前是有过自然灾害，也有过饥荒，也饿死过一些人，不过是因为西方封锁中国而造成的，否则中国可以外购粮食的。麻烦你转告一下那个脑子进水的作者以及其它右派和轮子，先把因西方封锁中国而造成多少人饿死算清楚了然后再发表谬论不迟。
原因
大跃进宣传图片：划着花生过黄河
主条目：
大跃进
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计划失误造 成的；中国政府也暗示苏联向中国索要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但从未能出示苏联索要债务的证据。然而，中国国外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和 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
[1]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当时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
大跃进时的“
浮夸风”和“
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
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
飢餓出现全国性的
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
生产队为单位的
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
[2]，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3][4]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
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这种强制的
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
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
苏联生物学家
特罗菲姆·李森科 (
Trofim Lysenko) 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
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
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还有后果更严重的措施就是坚持一部分农田应该被
休耕。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
1959年7月，华东地区
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
[5] 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
[6] 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
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
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
[7] 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
城镇居民享 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 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 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 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7][8]
[编辑] 对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
[9]，
周恩来在 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 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 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共决定援助15吨。1962 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
[10]。 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 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
[11]，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无证据证明出口和援助是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也间接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于救济难民的态度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