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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北京）
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李鸿章的形象作了新的塑造，有的媒体称为变脸，引起各种议论。
电视剧从艺术角度去刻画历史人物，与历史学家自有不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李鸿章的脸应该变，变得更接近历史真实，更能反映特定历史时代。本人以为，不仅李鸿章要变脸，整个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都需要变脸，不仅要拂去革命史观和党派史观造成的不真实的脸谱，更要从人类普遍价值的角度重新估定中国近代史，寻求历史中的真理。
无论从中国近代史，还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李鸿章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清朝的上谕中说他“匡济时艰，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对李鸿章需要关注和评论的，是他的洋务运动和外交活动，其他如剿灭太平天国等行为，都不值得多费笔墨。
李鸿章个人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是与曾国藩等人一起发起洋务运动。在整个清廷“众人皆醉”的艰难时刻，他觉悟到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要求采取前所未有的变革。可以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人。他当时面临着传统思想和官僚体制的双重阻力，例如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就费了很大的劲。
洋务运动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建设了一些现代工业基础，也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没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谈都谈不上。有洋务运动，有北洋水师，才有甲午战争中海军的一拼。如果陆军也能有这样的战斗力和勇气，战争的结局就未必会如此的惨，《马关条约》的内容也可能不是这样。尽管洋务运动最后没有实现现代化，但它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随后的变革都在它的基础上发展。
李鸿章也是中国当时最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在外交领域也一直在努力维护国家利益。最具悲剧意义的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他必须承担出让国家利益的责任，承担“卖国”的骂名。而事实上，没有他，还会有其他人做同样的事，甚至做得更糟。严格意义上说，他的行为不能被称为“卖国”，他只是在为国家接受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梁启超说：“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李鸿章与汪精卫不同，汪在国民政府与日本进行战争的关键时刻，与日本人合作，那才真正是汉奸和卖国贼。
李鸿章有他的局限和问题，特别在内政治理、洋务管理、军队建设和改造等方面，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虽然他不是皇帝，没有足够的权力，但他作为重要官吏，应该有责任去推动。梁启超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虽然有点苛求，但基本上符合事实。也就是说，李鸿章在这些方面应该负责。
梁启超拿李鸿章与历史上的一些人物进行了比较，而笔者则喜欢拿他与邓小平作比较。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时代从事改革开放的第一人，有超人的眼光，务实的作为。但是，洋务运动和李鸿章都失败了，邓小平和今天的改革开放比较成功，主观、客观都值得比较。
从主观上来说，邓有比较长远的战略眼光，李鸿章虽然搞改革开放，但却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这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有关，也与他自己的思想与学识有关。李与邓都不进行政治改革，但邓推动经济改革，推动体制改革，李鸿章与其他洋务派都没有思考和推动这些改革。没有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富裕，洋务运动就没有深厚的基础，一有风吹草动，就经受不住。
李鸿章最大的不幸在于他处在一个不幸的时代，除了他那时支持改革的力量不够强大外，最可悲的是他必须面对国家的危亡。如果没有对外战争的失败与外交上的困局，一心一意搞洋务，局面可能大不一样。
邓小平是幸运的，同时他也很有外交战略眼光的。他的韬光养晦战略为改革开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他可以一心一意搞改革与发展。现在评论中国外交政策的人士，也应该从李鸿章的悲剧中有所觉悟。
从李鸿章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都需要变脸。革命史观下，看到的进步只是农民的造反与起义，看到的进步只是无产阶级的反抗与革命，看到的进步只是俄国十月革命与学习俄国，如此等等。殊不知，在近代，与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等洋务派相比，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洪秀全等农民领袖，代表了落后和对历史的反动，他们的苦难值得同情，但真理不在情感中产生，真理只在理性中产生。
俄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而斯大林主义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革命更有价值，更能实质性地推动历史的进步。革命是社会前进的一种需要，但革命是一种特定的行为和动态，而改良才是社会的常态，并不是人人应该革命、时时应该革命。
如此观之，则中国近现代历史就需要有新的面孔。至于党派史观，以党性统领历史，例如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抗日，共产党说国民党片面抗战，那只是宣传，应该从真正的历史中排除出去。也许20年后，中国近现代史将会令今天的许多人感到陌生。
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李鸿章的形象作了新的塑造，有的媒体称为变脸，引起各种议论。
电视剧从艺术角度去刻画历史人物，与历史学家自有不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李鸿章的脸应该变，变得更接近历史真实，更能反映特定历史时代。本人以为，不仅李鸿章要变脸，整个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都需要变脸，不仅要拂去革命史观和党派史观造成的不真实的脸谱，更要从人类普遍价值的角度重新估定中国近代史，寻求历史中的真理。
无论从中国近代史，还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李鸿章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清朝的上谕中说他“匡济时艰，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对李鸿章需要关注和评论的，是他的洋务运动和外交活动，其他如剿灭太平天国等行为，都不值得多费笔墨。
李鸿章个人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是与曾国藩等人一起发起洋务运动。在整个清廷“众人皆醉”的艰难时刻，他觉悟到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要求采取前所未有的变革。可以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人。他当时面临着传统思想和官僚体制的双重阻力，例如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就费了很大的劲。
洋务运动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建设了一些现代工业基础，也增强了国家的实力。没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谈都谈不上。有洋务运动，有北洋水师，才有甲午战争中海军的一拼。如果陆军也能有这样的战斗力和勇气，战争的结局就未必会如此的惨，《马关条约》的内容也可能不是这样。尽管洋务运动最后没有实现现代化，但它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随后的变革都在它的基础上发展。
李鸿章也是中国当时最有世界眼光的人，他在外交领域也一直在努力维护国家利益。最具悲剧意义的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他必须承担出让国家利益的责任，承担“卖国”的骂名。而事实上，没有他，还会有其他人做同样的事，甚至做得更糟。严格意义上说，他的行为不能被称为“卖国”，他只是在为国家接受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梁启超说：“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李鸿章与汪精卫不同，汪在国民政府与日本进行战争的关键时刻，与日本人合作，那才真正是汉奸和卖国贼。
李鸿章有他的局限和问题，特别在内政治理、洋务管理、军队建设和改造等方面，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虽然他不是皇帝，没有足够的权力，但他作为重要官吏，应该有责任去推动。梁启超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虽然有点苛求，但基本上符合事实。也就是说，李鸿章在这些方面应该负责。
梁启超拿李鸿章与历史上的一些人物进行了比较，而笔者则喜欢拿他与邓小平作比较。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时代从事改革开放的第一人，有超人的眼光，务实的作为。但是，洋务运动和李鸿章都失败了，邓小平和今天的改革开放比较成功，主观、客观都值得比较。
从主观上来说，邓有比较长远的战略眼光，李鸿章虽然搞改革开放，但却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这与他所处的政治地位有关，也与他自己的思想与学识有关。李与邓都不进行政治改革，但邓推动经济改革，推动体制改革，李鸿章与其他洋务派都没有思考和推动这些改革。没有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富裕，洋务运动就没有深厚的基础，一有风吹草动，就经受不住。
李鸿章最大的不幸在于他处在一个不幸的时代，除了他那时支持改革的力量不够强大外，最可悲的是他必须面对国家的危亡。如果没有对外战争的失败与外交上的困局，一心一意搞洋务，局面可能大不一样。
邓小平是幸运的，同时他也很有外交战略眼光的。他的韬光养晦战略为改革开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他可以一心一意搞改革与发展。现在评论中国外交政策的人士，也应该从李鸿章的悲剧中有所觉悟。
从李鸿章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都需要变脸。革命史观下，看到的进步只是农民的造反与起义，看到的进步只是无产阶级的反抗与革命，看到的进步只是俄国十月革命与学习俄国，如此等等。殊不知，在近代，与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等洋务派相比，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与洪秀全等农民领袖，代表了落后和对历史的反动，他们的苦难值得同情，但真理不在情感中产生，真理只在理性中产生。
俄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而斯大林主义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革命更有价值，更能实质性地推动历史的进步。革命是社会前进的一种需要，但革命是一种特定的行为和动态，而改良才是社会的常态，并不是人人应该革命、时时应该革命。
如此观之，则中国近现代历史就需要有新的面孔。至于党派史观，以党性统领历史，例如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抗日，共产党说国民党片面抗战，那只是宣传，应该从真正的历史中排除出去。也许20年后，中国近现代史将会令今天的许多人感到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