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斯朵夫

[猪他爸]

那些革命家中间，许多便是这样的人。老实无用的加奈愿意相信自己是个革命家，所以就相信了。但他对着自己的大胆吃惊。

所有这些布尔乔亚都标榜种种不同的原则：有的是从感情出发的，有的是从理智出发的，有的是从利益出发的；这一批把自己的思想依附《福音书》，那一批依附柏格森，另外一批又依附马克思，普鲁东，约瑟·特·曼德尔，尼采，或是乔治·索兰尔。有的革命家是为了趋附时髦，有的是为了生性孤僻；有的是为了需要行动，抱着牺牲的热情；有的是为了奴性特别强，象绵羊一般驯良。可是全部都莫名片妙的被狂风卷着。你可以远远的看到明晃晃的大路上灰尘滚滚，表示大风暴快来了。

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望着这阵风卷过来。两人眼力都很好，但看法不同。奥里维明察秋毫的目光，看透了一般人的用意，对他们的平庸觉得受不了；但他也窥见暗中鼓动他们的力量。他所注意的特别是悲壮的面目。克利斯朵夫却更注意可笑的地方。使他发生兴趣的是人，不是主义或思想。他对这些故意装做不关心，讥笑改造社会的梦想。他素来喜欢跟人别扭，再加对于风靡一时的病态的人道主义有种本能的反抗，所以表面上做得特别自私。他因为是靠自修成功的，不免以自己的体力和意志骄人，把一切没有他那种力量的人看作贪吃懒做。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的做？……喝！社会问题！什么叫做社会问题？是指吃不饱穿不暖吗？

“那个味道我是尝过的，”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我自己，都是过来人。只要你跳出来就是了。”

“这不是每个人办得到的，”奥里维说。“有病人，有倒楣的人……”

“那末大家去帮助他们呀，不是挺简单吗？可是象现在这样去捧他们决不是帮助。从前人们拥护强者的权利固然要不得，我可不知道拥护弱者的权利是不是更要不得：它扰乱现代的思想，虐待强者，剥削强者。今日之下，一个人病弱，穷苦，愚蠢，潦倒，差不多是美德了，——而坚强，健康，克服环境等等反变了缺点。最可笑的，倒是那些强者最先相信这种观点……这不是一个挺好的喜剧题材吗？奥里维，你说！”

“我宁可让人家取笑，可不愿意教别人哭。”

“好孩子！”克利斯朵夫回答。“哎！谁不跟你一样想呢？看到一个驼子，我的脊梁就觉得不舒服。我们不能不演喜剧，可不应当由我们去写喜剧。”

有人相信将来会有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克利斯朵夫可决不为这种梦想着迷。他的平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奥里维指摘他说：

“倘若人家关于艺术问题跟你说这种话，你不要跳起来吗？”

“也许。总之我只懂得艺术。你也是的。我素来不信那般谈外行事情的人。”

奥里维也同样不信任这等人。两位朋友甚至过于怀疑，老是跟政治离得远远的。奥里维不免有点儿惭愧的承认他从来没使用过选举权，十年以来没有向市政府领过选民登记表。他说：

“干吗要去参加一出我明知毫无意义的喜剧呢？选举吗？选谁？那些候选人对我全是陌生的，我也说不上看中哪一个。而且我敢断定，他们一朝被选出了，都立刻会背其他们的主张。监督他们吗？逼他们尽责吗？那不过是白白糟蹋我的生活。我既没时间，也没精力；既没有辩才，也没有不择手段的勇气和不讨厌行动的心情。所以还不如放弃权利。我可以受罪，至少我没有参加罪行！”

但他尽管把事情看得这样清楚，尽管厌恶政治上一切应有的手法，仍旧对革命抱着虚幻的希望。他明知道虚幻，可并不放弃希望。这个神秘的现象是从种族来的。奥里维的民族是西方最爱破坏的民族，为了建设而破坏、也为了破坏而建设的民族，——它跟思想赌博，跟人生赌博，老是推翻一切，预备从头做起，拿自己的血作赌注。

克利斯朵夫并没这种遗传的救世精神。他的浓厚的日耳曼气息不相信革命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没法改造的，大家只是搬弄一些理论，说一大套空话罢了。他说：

“我用不着掀起革命——或是长篇大论的讨论革命——来证明我的力量。我更用不着象那些青年一样，推翻政府来拥立一个君主，或是立什么救国委员会来保卫我。这算证明一个人的力量吗？那才怪了！我会保卫自己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喜欢必不可少的秩序，也尊重统治宇宙的规律。可是我跟这个规律之间用不到中间人。我的意志会发号施令，同时也知道服从。你们满嘴都是先哲的至理名言，那末该记得你们的高乃依说过：'只要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希望有一个主宰，就表示你们软弱无用。力是和光明一样的，只有瞎子才会否认！你们得做个强者，心平气和的，不用理论，不用暴行；那时候，所有的弱者都会象植物向着太阳一般的向着你们……”

他尽管说不能为了讨论政治而浪费时间，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不关心。在艺术家立场上，他也受到社会骚动的影响。因为一时没有热情鼓动他，他便傍徨四顾，问自己究竟是为谁工作。看到现代艺术的那般可怜的顾客，身心交惫的优秀分子，存着玩票心理的布尔乔亚，他不由得想道：“为这些人工作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思想高雅，博学多闻，懂得个中甘苦，能够赏识新奇，赏识古拙的情趣——（那跟新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人，并非没有。但他们厌倦一切，灵智的成分太多而生命力太少，以为艺术是虚空的；他们只对音响的或思想的游戏感到兴趣；而多数还得为世俗的事分心，为无数不必要的事耗费精神。要他们接触到艺术的核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艺术不是血肉构成的，只是舞文弄墨的玩艺儿。他们的批评家造成了一种理论，证明他们的没有能力摆脱玩票作风是对的。即使有几个人还有相当的弹性，对于强烈的和弦能够发生共鸣，可没有力量消受；他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残废了：不是神经病就是瘫痪。艺术在这个病院中间又能做些什么呢？——可是在现代社会里，艺术根本没法摆脱这些变态的人：他们有的是金钱和报纸；唯有他们才能使一个艺术家活下去。所以艺术家非受羞辱不可，不得不在交际晚会中拿出他披露肝胆的艺术，充满了内心生活的秘密的音乐，给一般趋时的群众和厌倦不堪的知识分子作娱乐，——更确切的说，是给他们解闷，或者是让他们有些新的烦闷。

克利斯朵夫寻访真正的群众，相信人生的情绪和艺术的情绪都是真实的、能够以新鲜的心情来接受的群众。他暗中受着大家所预告的新社会——平民——吸引。因为想起了童年的事，想起了高脱弗烈特和一般微贱的人，启示他深邃的生命的、或是和他一同享受神圣的音乐的人，他便相信真正的朋友是在这方面。象多少天真的青年一样，他想着一些大众艺术的计划，什么平民音乐会，平民戏院，内容他也不大说得清。他希望革命可能让艺术有个更新的机会，以为社会运动使他感到兴趣的就只有这一点。其实他是欺骗自己：象他那么元气充足的人，决不能不受当时最有活力的行动吸引。

他最瞧不上眼的是布尔乔亚的理论家。这一类的树所生的果实往往是干瘪的；所有生命的精华都冻结了，变了空洞的观念。克利斯朵夫对这些观念是不加区别的。他无所偏好，便是他自己的主张一朝凝结为一种学说之后，他也不再爱好。他存着瞧不起的心理，既不理会那些拥护强权的理论家，也不理会奉承弱者的理论家。在无论什么喜剧里，爱发议论的角色是最不讨好的。观众不但更喜欢值得同情的人，甚至觉得串反派的角儿也不象他那末可厌。在这一点上，克利斯朵夫跟群众的心理完全相同，认为呶呶不休的谈论社会问题只能教人品腻。但他很好玩的打量着别人，打量着那些相信的人和愿意相信的人，受气的和但求受气的人，以劫掠为业的海贼，和生来给人剪毛的绵羊。对于象胖子加奈一般有些可笑的老实人，他很宽容。他们的庸俗不至于使他感到象奥里维那样的难堪。他对无论什么角色都用一种亲热而含讥带讽的心情看着，自以为跟他们所演的戏毫不相干，并没觉得他慢慢的已经参加进去。他自以为只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狂风吹过。殊不知狂风已经吹到他的身上，把他带着走了。

这出社会剧可以说戏中有戏。知识分子演的那一部分是穿插在喜剧中的喜剧，民众不爱看的。正戏乃是民众演的。旁人既不容易看清情节，连民众自己也不大明白。出乎意外的变化在那个戏里只有更多。

说白当然多于行动。不论是布尔乔亚还是平民，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尽多尽少的话吞得下的，正如尽多尽少的面包都吃得下。但大家吃的不是同样的面包。有为细巧的味觉用的高级的语言，也有为塞饱饿鬼的肚子用的更富滋养的语言。即使字面相同，捏造的方式却不一样；味道，香气，意义，都各各不同。

奥里维第一次参加一个民众集会的时候，尝到这一类的面包，觉得毫无胃口；食物梗在喉头咽不下去。思想的平凡，措词的单调和野蛮，空洞的滥调，幼稚的逻辑，抽象的理论和乱七八糟的事实，好比做坏了的芥末酱，只能使奥思维作呕。一方面是用字不恰当，另一方面还没有平民谈吐中那点儿生动的趣味。那完全是一批报纸上的字汇，褪色的服装，从布尔乔亚的修辞学旧货店中捡得来的。说话的繁琐尤迫使奥里维骇怪。他可忘了文字的简洁不是天然的，而是修炼出来的，由上层阶级琢磨出来的。大都市里的平民决不能单纯，老是喜欢寻找纤巧而复杂的辞藻。奥里维不懂这些浮夸的话对听众所能发生的影响。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得其门而入。我们把别个种族的语言叫做外国语。殊不知在同一个种族里，语言的种类几乎跟社会的阶层一样的多。唯有为人数有限的上层阶级，语言才是几世纪的经验的结晶；为其余的人，它只代表他们自身的和他们的集团的经验。那些被优秀分子用旧了、摒弃了的字，仿佛是一所空屋子，从优秀分子迁出以后，又搬进了新人物。你要愿意认识主人，就得走进屋子。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么办了。

他和工人们发生关系是由一个在国家铁路上办事的邻居介绍的。那邻居四十五岁，个子矮小，未老先衰，头发都秃了，眼睛陷得很深，腮帮瘪缩，弯弯的鼻子挺大，嘴巴的长相显得人很聪明，畸形的耳朵，边上的肉裂成了几片：他浑身上下都是衰败的模样。他叫做阿西特·高蒂哀，不是平民出身，而是中等的、清白的布尔乔亚，家里为了教育这个独子，把一份薄产花光了还没有能完成他的学业。很年轻的时候，他谋到了一个国家机关的差事，那在贫穷的中产阶级眼里是救星，其实是死亡，——是活埋。一朝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了。他又犯了一桩错误——（那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错误之一），——爱上一个美丽的女工，结了婚，不久她就露出鄙俗不堪的本性。她替他生了三个孩子。当然他得养活这一家几口。这个聪明而一心想进修的男人被迫穷困住了，觉得心中有些潜伏的力量被生活的艰难窒息了，却又不甘屈服。他从来不得清静：当着会计处的职员，整天消磨在机械的工作里；一起办公的都是又俗气又饶舌的同事，讲些废话，骂骂上司，算做对无聊的生活出气，同时也嘲笑他，因为他不懂得把求知欲在他们面前藏起去。回到家里，他只看到一个气味难闻的，丑恶的寓所，和一个吵吵嚷嚷，庸碌之极的女人。她不了解他，把他当做懒虫或疯子。孩子们一点不象他而象母亲。为什么他得过这种生活呢？这算是公道的吗？牢骚，痛苦，穷困，无聊的职业，使他从早到晚找不到一小时的光阴来修心养气，找不到一小时的静默，他给折磨得力倦神气，烦躁不堪。为了想忘掉这些，他最近又去接近杯中物，结果更把他断送完了。——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悲剧大为震动：残缺不全的个性，没有充分的修养，没有艺术趣味，但生来是为作些大事业的，现在可是被不幸的遭遇压倒了。高蒂哀立刻抓住了克利斯朵夫，好似快淹死的弱者碰到了一个游泳健将的手臂。他又喜欢又羡慕克利斯朵夫，带他去参加群众集会，见到革命党里的某些领袖，那是他为为怨恨社会而结交的。因为想做贵族而没做成，所以他跟平民混在一起极感痛苦。

克利斯朵夫却比他平民化得多，-—尤其因为他并不需要做平民，——对这些集会很感兴味。会场上的演说使他觉得好玩。他不象奥里维那样感到厌恶，对语言的可笑也并不敏感，认为所有多嘴的家伙都是半斤八两。他素来瞧不起高谈阔论。但他虽没费心去了解那套辞令，却在演说家与听讲者的心里咂摸到说话的音乐。演说家的力量一朝引起了听讲的人的共鸣，立刻增加了百倍。克利斯朵夫先是只注意到前者；他为了好奇，居然结识了几个演说家。

 

[猪他爸]

对群众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加奇米·育西哀，——深色头发，脸很苍白，年纪在三十与三十五之间，相貌象蒙古人，个子清瘦，病病歪歪的，眼睛的神气又热烈又冷静，头发很少，胡子尖尖的。他的力量不在于他那种空泛、急促、跟语岂不调和的姿势，也不在于他的失音的，常带嘶嘶声的浮夸的说话，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在于他深信不疑的态度。他似乎不允许人家跟他有不同的思想；而既然他的思想就是群众愿意想的，所以群众和他很投机。他把大家期待的话三遍、四遍、十遍的告诉他们，象发疯般拚命在同一只钉子上尽敲；他的群众也学着他的样尽敲，尽敲，直把那只钉嵌入肉里。——除了这种本领以外，他过去犯的许多政治案子也增加他的声望。他表面上有股百折不回的毅力；但明眼人可以看出他骨子里给多年的辛苦和努力磨得疲倦死了，厌烦死了，愤愤不起的恨着命运。他每天消耗的精力都入不敷出：从小就被工作和贫穷把身子磨坏了，做过玻璃匠，白铁匠，印刷工人；又害着肺病，使他对他的主义，对自己，常常心灰意懒，有时又兴奋若狂。他的暴烈一方面是有意的，一方面是病态的；就是说一半是为了政治作用，一半是为了冲动。他的学问是乱七八糟自修来的：有些事懂得很透彻，例如科学，社会学，以及他干过的各种手艺；对许多别的事他只是一知半解；但真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他都很有把握。他有理想世界，有准确的观念，有愚昧无知的地方，有非常实际的头脑，有偏见，有经验，有对布尔乔亚的猜忌和仇恨。可是他照旧对克利斯朵夫很好，因为看到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来交结他，心里很得意。他那等人是生来当领袖的，无论做什么事，对工人们都很不客气。他虽然真心要平等，但事实上对高级的人比对低级的人更容易平等。

克利斯朵夫还遇到工人运动的别的几个领袖。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好感。共同的斗争好容易促成了一致的行动，可是没有把大家的心联合起来。可见所谓阶级的分野完全是浮表的，暂时的。许多年深月久的敌对状态不过是被延缓了一下，掩饰了一下，实际是始终存在。在工人领袖中间，我们照旧看到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对立，彼此存着根深蒂固的轻蔑的心理。干这一行的忌妒另外一行的工资，而每行又自以为比别行高卓。但人与人间最大的区别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气质。狐狸，狼，绵羊，天生吃人的野兽，和天生被人吃的野兽，因为阶级相同，利害相同而集合在一起，但大家伸着鼻子嗅着，彼此都认了出来，毛都竖起来了。

克利斯朵夫有时在一家兼卖牛奶的小饭店里吃饭，那是高蒂哀的老同事，为罢工而被撤职的铁路职员西蒙开的；常客都是一般工团主义者。他们总共是五六个人，聚在尽里头一间屋子里，靠着又小又黑的天井，两只挂在亮处的金丝雀老是叫得很有劲。和育西哀同来的是他的情妇，美丽的贝德，个子结实而风骚的姑娘，没血色的皮肤，戴着大红便帽，眼睛迷迷忽忽的带着笑意。一个年轻的小白脸象跟班一样钉着她，那是聪明而装腔作势的机器匠雷沃博·格拉伊沃，这一帮中间的“雅人”。他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布尔乔亚最激烈的一个，但气质上是个最要不得的布尔乔亚。多少年来，他每天早上都要买些一个铜子一份的文学报，把上面的黄色小说吞下去。这些读物把他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怪物：脑子里想着精益求精的寻欢作乐的玩艺，身体却肮脏到极点，日常生活也鄙俗到极点。他最喜欢病态的富翁们作兴奋剂用的“奢侈”。因为肉体享受不到这奢侈，他就在精神上享受。那当然是浑身难过的。但这样一来，他跟有钱的人并肩了，而且他还恨他们。

克利斯朵夫受不了这种人，更喜欢电器匠赛巴斯蒂安·高加。那是和育西哀俩最受听众欢迎的演说家，可没有满嘴的理论。他有时不大清楚自己要往哪儿去，只知道勇往直前，可以说是十足地道的法国人。个子很结实，年纪四十上下，血色很好的大胖脸，圆圆的脑袋，红红的头发，留着一大簇胡子，脖子跟嗓子都象牛一样。他和育西哀同样是能干的工人，可是嘻嘻哈哈，喜欢吃喝。虚弱的育西哀看着这么健旺的身体非常妒羡；他们俩虽是朋友，暗中却抱着敌意。

饭店的主妇奥兰丽，四十五岁，当年大概长得很美，现在经过了时间的侵蚀还颇有风韵，她拿着件活儿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脸上挂着一副亲切的笑容，嘴唇跟着他们的话扯动：随时也穿插一两句，一边工作一边颠头耸脑的替自己的话打拍子。她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和两个从七岁到十岁的孩子，一男一女，——他们伏在一张满着污点的桌上做功课，吐着舌头，不时把一两句他们不应该听的话听在耳里。

奥里维陪克利斯朵夫去了两三次，觉得混在这般人中间很不自在。那些工人只要不受工场中严格的时间限制，不是被那个顽强的汽笛叫唤得去，就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光阴：或是在工作以后，或是在上下班之间，或是在偷懒的时候，或是在失业的时期。克利斯朵夫那时无事可作；在旧作已完，新作还没有端倪的阶段，他也不比他们更忙，很高兴把肘子撑在桌上，抽烟，喝酒，谈天。可是奥里维以他布尔乔亚的本能，以他思想须有纪律、工作须有规则、时间必须经济等等的习惯，大大的看不上眼；他不喜欢这样的糟蹋光阴。并且他既不会说话，又不会喝酒。最后还有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潜伏在出身不同的人士之间的反感：心灵要求沟通而肉体抱着敌意，仿佛是肉对于灵的反抗。他单独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很激动的说应当亲近群众；一朝面对了群众，他可没法亲近了。而嘲笑他那种思想的克利斯朵夫，倒毫不费力的可以和街上随便遇到的工人称兄道弟。奥里维看到自己跟这些人隔离，非常伤心。他勉强学他们，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可是不行。他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音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学他们的某些谈吐，但字眼不是梗在喉头，就是声音走腔的。他竭力留神，觉得很窘，同时也教别人发窘。在他们眼里，他是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人，谁也对他没有好感，他一走，大家都会松一口气。这些他都知道。他常常遇到一些冷酷的目光，充满着敌意，跟一般因饥寒交迫而愤懑不平的工人看中产阶级的目光一样。或许这态度同时也是对克利斯朵夫的，但克利斯朵夫完全看不见。

那批人中间愿意接近奥里维的只有奥兰丽的两个孩子。他们对布尔乔亚当然没有怨恨。那男孩子还受着布尔乔亚思想的诱惑呢。他的聪明足够他去爱这种思想，却不够去了解。长得挺好看的女孩子，有一回被奥里维带到亚诺太太家里，看着华丽的陈设出神了：坐在漂亮的安乐椅里，用手指摸一下鲜艳的衣衫，她心里快活到极点；她有那种小家碧玉的本能，只希望溜出平民阶级而跳进布尔乔亚的安乐窝。奥里维完全没心思培养她这种倾向；而她对于他的阶级所表示的天真的敬意，也不能补偿别人暗中对他的反感，——那是他深感痛苦的。他抱着一腔热诚想了解他们，事实上也许太了解他们了，把他们观察太仔细了，使他们生了气。但他的观察并非由于冒昧的好奇心，而是由于喜欢分析人家心理的习惯。

他不久便发见了隐藏在育西哀生活中的悲剧：第一是那个侵蚀他的病，其次是他的情妇的残忍的游戏。她的确很爱他，觉得有他这样一个情人是值得自傲的，但她生机太旺了；他知道她将来会逃掉，同时也为了嫉妒而心里苦恼。她却以此为乐：挑拨男人，用眼风逗他们，喜欢疯疯癫癫的东拈西惹。也许她在背后和格拉伊沃欺骗育西哀，也许是故意要他这么相信。总而言之，这种事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早晚会发生的。育西哀不敢禁止她爱她喜欢的人。他不是宣传女人和男人同样有权利可以自由吗？有一天他咒骂她。她就又狡猾又放肆的提醒他这一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和他暴烈的本能，在胸中猛烈交战。他的心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的心：专制，嫉妒；他的理智却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的理智，理想世界的人的理智。至于她，她就是个女人，昨天的，明天的，千古不变的女人。——奥里维眼看着这场暗斗，起着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斗争的残酷，所以对育西哀极表同情。育西哀猜到奥里维窥破他的心事，但绝对不感激他。

另外有个人也用着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丽，不动声色的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董得人生甘苦的。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来：最初在花店里作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了贤起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儿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

 

[猪他爸]

“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

她也并不奇怪她说的话毫无用处……

“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

她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苦难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她也有过的。三个月以前，她那么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她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说。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岂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她适应既成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她还是会站定脚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儿，总是得起所哉。骨子里她对革命的信仰不过尔尔。她对什么事都不怎么相信。不消说，她彷徨的时候也会去占课卜卦，看到出丧的行列也从来不忘记划十字。她头脑开通，胸襟宽大，象巴黎的平民阶级一样，怀疑而不悲观。虽是革命党员的妻子，她对丈夫的、丈夫的党派的、别的党派的思想，照旧象母亲看孩子那样，抱着嘲弄的态度，正如她觉得青年人的愚蠢和成年人的愚蠢同样可笑。很少事情能够使她激动；但她对一切都感到兴趣。运气好也罢，坏也罢，她都能够担当。总而言之，她是个乐天派。

“愁什么！……只要身体好，一切就有办法……”

这样一个女子当然和克利斯朵夫是意气相投的。他们用不着多说话就觉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视而笑，听着别人唠唠叨叨，叫叫嚷嚷。但往往她自个儿笑着，眼看克利斯朵夫也卷入了辩论，比别人更兴奋。

克利斯朵夫没注意到奥里维的孤独与难堪。他并不去猜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们吃喝，嘻笑，生气。他们也不猜忌他，虽然彼此争论得很激烈。他老实不客气对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也说不出究竟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他根本没想过这一点。要是有人强其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①何主义，——因为政府这个怪物只能制造公务员跟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同业工会的努力，那柄两面出锋的利斧可以把社会主义政体那种抽象的观念，和疲乏的个人主义同时铲除。个人主义只能分散精力，把群众的力量化为个别的弱点；而这个近代社会的大弊病是应当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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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团主义是工会运动中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流派，它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进了工会。这个流派于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在法、意等国尤为盛行。工团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起了有害的影响：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认为工会不要工人阶级政党即能保证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达到把劳动工具与生产手段转归工会所有的最终目的。

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强。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般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可以服从这个规则，他却声明这规则决不适用于他。而且，被压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们一朝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利斯朵夫从前对一般孤独的老实人喊着“你们得联合起来！”现在初次看到老实人的集团中间有的是并不老实的人，把他们的权利和力量看得高于一切而随时想加以滥用，他就大不痛快了。一般最优秀的人，和克利斯朵夫以前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朋友们，一点得不到这些战斗集团的好处。他们心地太好，胆子太小，看到这种团体不免惊惶失措；他们注定是第一批被压倒的。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里维处于同样的境地。奥里维固然同情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而自由两字却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个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优秀阶级之外，还有谁关切自由？自由正逢着黯淡的日子。罗马的教皇们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们熄灭天上的光。共和党人熄灭街上的光。到处是帝国主①义的胜利：罗马教皇的神权的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与神秘的君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家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独裁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你的存身之处了！……革命党人所提倡而实行的“滥用权力”，使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大片反感。他们对于那些不肯为共同利害受苦的黄色工人②当然很轻视，但觉得用武力去强制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实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国主义与自由之间挑选，而是要在一种帝国主义和另一种帝国主义之间挑选。奥里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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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语引用法国某议员的荒谬的演词。——原注

②初期工团联盟中，反对革命与罢工的一派被称为黄色工人；激烈的一派被称为红色工人。

“两种都要不得。我只知道跟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克利斯朵夫同样痛恨压迫者的专制。但他跟在反抗的劳动队伍后面，也学着他们使用武力的榜样。

他自己可不觉得，还向同桌吃饭的人声明他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他说：

“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到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拚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的作家，为了要争取那种不干净的名片，做出不少坏榜样。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保卫一个主义不一定使主义得到什么好处；而叛弃艺术倒是真的。我们的职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那决不能卷进你们盲目的斗争。倘若我们不拿着火把，谁拿？你们打过仗以后看到光明依然无恙，一定是很高兴的。大家挤在甲板上扭打的时候，总得有些工人管着锅炉不让它熄灭。我们要了解一切，对什么都不恨。艺术家好比一支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

他们认为他唱高调，说他自己的罗盘针已经丢了。他们很高兴能不伤和气的奚落他一阵。在他们心目中，艺术家是个取巧的家伙，只想做些最少而最舒服的工作。

他回答说他跟他们工作一样多，更多，还不象他们那么怕工作。他最恨怠工，最恨粗枝大叶，以偷懒为原则。“所有这些可怜虫，”他说，“都怕碰坏了他们宝贵的皮肤！……天哪！我从十岁起就没停过工作。你们却不爱工作，你们骨子里是布尔乔亚，还自以为能够毁灭旧世界！哼，你们非但办不到，而且也不愿意。真的，你们不愿意！你们吵吵闹闹的吓人，好象要把一切都破坏干净：其实都是空的。你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什么都抢过来，躺到布尔乔亚热烘烘的床上去。只有几百个可怜的扛泥巴的小工始终预备给人家剥皮或是剥人家的皮，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要找点儿补偿，为几百年的辛苦出口气；——除此以外，旁人只想溜之大吉，一有机会便混进布尔乔亚的队伍。他们当什么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演说家，文人，议员，部长……哎，别骂他们。你们也不见得高明。你们说那些是卖党求荣的混蛋。可是以后轮到谁呢？你们都要走上这条路，没有一个不上钩的！怎么能不上钩呢？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相信灵魂不朽的。你们只有肚子，只想多多益善的把空肚子填满。”

说到这里，大家都生气了，七嘴八舌的同时开口。克利斯朵夫争论的时候往往热情冲动，比别人更激烈。那是不由他作主的：一朝看到了一桩侵犯正义的事，他的知识方面的骄傲，为了求精神上的陶醉而虚构出来的唯美的世界观，都登时消灭了。世界上十分之八的人不是赤贫便是生活艰难，你还谈美学吗？得了罢！只有无耻的特权阶级才敢唱这种高调。象克利斯朵夫那样的艺术家，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不公平的社会情形，贫富的悬殊，使脑力劳动者感到的痛苦比谁都深刻。艺术家或是挨饿，或是成为百万富翁，完全凭那个捉摸不定的风气，或是在操纵风气的人手里。坐视优秀分子消灭，或者给他极不公平的待遇：那种社会不是个社会而是个妖魔，应当铲除。不管工作不工作，每个人都应当有每天的口粮。每种工作，不论是好的是普通的，它的酬报应当以工作的人的正当与正常的需要为标准，而不能以工作的真价值为标准，——（要估计工作的真价值，而且要永远的公平，谁有这个资格？）——对于替社会增光的艺术家，学者，发明家，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津贴，让他们能有时间与方法替社会争取更大的光荣。这就够了。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并不值一百万。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问题并不在于付它的代价，而在于使艺术家能够生活。你得让他有饭吃，能安安静静的工作。财富是多余的，是盗窃旁人。我们应当老实不客气的说：谁要是财产超过了他和他家族的生活费，超过了为他的智慧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费用，便是一个贼。他多出来的就是别人缺少的。人家提到法兰西无尽的财富，巨大的产业，我们听了只能苦笑；因为我们这批代表民族活力的人是劳动大众，是工人，是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从小就得筋气力尽的挣取一些免于饿死的生活费，还常常眼看最优秀的人被劳苦磨死。你们却吞饱了人间的财富，靠着我们的灾难与痛苦而致富。你们心里不会觉得不安，有的是自欺其人的诡辩，说什么产权是神圣的，为生存而斗争是健康的，求进步是最高的目的。喝！进步，牺牲了别人的“所有”去求那个大成问题的进步！然而无论如何：你们总是太多了。你们所有的远过于你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却是不够。而我们比你们更有价值。如果你们喜欢不平等，那末小心些，也许明天你们自己就会吃不平等的苦！

克利斯朵夫便是这样的受着周围的热情激动。接着他对于自己的滔滔雄辩觉得奇怪，但并不在意，认为那是喝多了酒的缘故。他只惋惜没有好酒，顺手把莱茵佳酿夸上一阵。他还自以为和革命思想毫不相干。可是慢慢的有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克利斯朵夫辩论的时候情绪越来越热烈，而那些同伴相形之下倒似乎越来越冷淡。

他们没有他那么多的幻象。连一般激烈的煽动家，布尔乔亚最害怕的家伙，心里也摇摇不定，并且布尔乔亚的意识特别强。笑声如马啸似的高加，直着嗓子，做着可怕的手势，但对自己大叫大嚷的话也将信将疑：他是拿暴力来吹牛的人。看透了布尔乔亚的心虚胆怯，他故意恫吓他们，勉强装作强者。关于这一点，他会嘻嘻哈哈的在克利斯朵夫面前承认的。格拉伊沃却批评一切，批评人家想做的一切，教什么都流产。育西哀则是永远肯定，从来不认错。他明明看到自己的论点有哪些缺陷，但反而更固执；为了保全自己的主张，他连事业的成功都不惜牺牲。可是他也会从极固执的信仰一变而为讥讽嘲弄，非常悲观，毫不留情的指出所有的理论都是谎话，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猪他爸]

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这样。他们一忽儿如醉若狂，说得天花乱坠，一忽儿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他们抱着极大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只凭着把他们带到下等酒店去的懒惰的习气，从别处现现成成接受来的。无可救药的思想的懒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头困惫不堪的野兽，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的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梦。梦消灭以后，只有更累，更觉得口干舌燥。他们老是没头没脑的捧一个领袖，过了一晌又对他猜疑，把他丢掉。最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错：一个又一个的领袖都是被功名，财富，和虚荣勾引得来的。育西哀因为害着肺病，眼看死岂不远，才没有走上这条路；但除了育西哀之外，那些卖党求荣或中途厌倦的人又有多少！象当时各党各派的政客一样，他们被腐化的风气断送了；堕落的原因不外乎是女人或金钱，——（这两样其实是分不开的）。——不论在政府中间或在野党中间，有的是第一流的才具，有大政治家素质的人，——（在别的时代他们或许可以成功）；——但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品格；寻欢作乐的需要，寻欢作乐的习惯，寻欢作乐的不够刺激，使他们烦躁不堪，往往在大计划中间做出些莫名片妙的事，或者半路上突然把事情丢下了，不管国家，不管自己的主义，径自停下来休息或享福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死在战场上，可是很少领袖能不说一句大话，一动不动的把着舵，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因为大家对自己这种天生的弱点怀着鬼胎，所以把革命运动搞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局面。那些工人你指摘我，我指摘你。罢工老是失败：因为领袖与领袖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改进派与革命派之间，永远闹意见；——因为表面上虚声恫吓而骨子里是胆小到极点；——因为绵羊般的遗传性，使反抗的人一接到司法当局的命令就乖乖的把枷锁重新套上自己的脖子；——因为投机分子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利用别人的反抗去博主子的欢心，同时把主子大大的敲诈一下。而群众必然有的混乱现象与无政府思想，还没计算在内。他们很想来一下革命性的同业罢工，却不愿意被人看做革命党。动刀动枪的事对他们不是味儿。他们想不敲破鸡子而炒鸡子，或者是只敲破邻居的鸡子。

奥里维瞧着，观察着，并不惊奇。他断定这些人没资格做他们自以为能做的事业，但也认出那股鼓动他们的无可避免的力，并且发见克利斯朵夫已经不知不觉跟着潮水走了。奥里维自己巴不得让潮水带走，而潮水岂不要他。他只能站在岸上望着它流过。

这是一道强有力的水流。它掀起一大堆热情，信仰，利害关系，使它们互相冲击，交融，激起无数相反的水沫与漩涡。为首的是那些领袖。他们是队伍中最不自由的人，因为被人推动着，而且也许是队伍中最少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正如那般受他们奚落的教士，因为发了愿，因为从前相信过而不得不硬着头皮相信下去。跟在他们后面的大队人马是暴烈的，没有定见的，短视的。大多数人的信仰完全是受偶然支配。他们有信仰，因为现在潮水正向着这些乌托邦流去；今晚上他们可以不信仰，因为潮水有转变的倾向。另外许多人是因为需要活动，需要冒险而相信的。还有一般是单岂不通情理的，专断的逻辑相信的。另有一批是为了心地慈悲而相信。而最乖巧的只把思想用作战争的武器，为了争某个数目的工资，减掉多少钟点的工作而斗争。胃口健旺的人，暗中希望自己贫苦的生活将来能大大的找一点补偿。

但那股潮水比他们这些人都聪明；它知道它往哪儿去。暂时被旧世界的堤岸冲散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奥里维料到社会革命在今日是要被压倒的，但也知道打败仗可以和打胜仗一样促成革命的目的：因为压迫者直要等到被压迫者教他们害怕的时候，才肯答应被压迫者的要求。革命党的主义是公平的，所用的暴力是不公平的，但对于他们的目标同样有利，两者都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计划便是带着人往前的那个盲目而切实的力的计划。

“你们这般被主子召唤的人，你们自己估量一下罢。你们之中没有多少哲人，没有多少强者，没有多少高尚的人。但主子选择了这个世界上的疯子来骇惑哲人，选择了弱者来骇惑强者，选择了下贱的、被人轻蔑的、空虚的事，来摧毁实在的事……”

然而不问操纵的主子是谁，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虽然工团主义所准备的社会组织可能使将来的局面有些进步，奥里维还是觉得他和克利斯朵夫犯不上把所有幻想与牺牲的劲放到这场战斗中去，放到这场庸俗而不能开辟新天地的战斗中去。他对革命所抱的神秘的希望幻灭了。平民不见得比别的阶级更好，更真诚，尤其是没有多大分别。

在骚乱的热情与追求名利的浪潮中，奥里维的眼睛跟心特别受着几座独立的小岛吸引，那是一些真正的信徒，东一处西一处的矗立着，好象起在水上的花朵。优秀分子尽管想跟群众混在一起也没用，他总倾向于优秀分子，各个阶级各个党派的优秀分子，倾向于那些胸中怀有灵光的人。而他的神圣的责任就在守护这道灵光，不让它熄灭。

奥里维已经选定了他的任务。

跟他的家隔着几间门面，比街面稍微低一些，有一家小小的靴店，——那是用木板，玻璃，纸板拼凑起来的小棚子。进门先要走下三步踏级，站在里头还得弓着背。所有的地位恰好摆一个陈列靴子的搁板和两只工作凳。老板象传说中的靴匠一样整天哼唱。他打唿哨，敲靴底，嗄着嗓子哼小调或革命歌曲，或是从他的斗室中招呼过路的邻居。一只翅膀破碎的喜鹊在阶沿上一纵一跳，从门房那边过来，停在小店门外的第一级上望着鞋匠。他便停下工作，不是装着甜蜜的声音向它说些野话，便是哼《国际歌》。它仰着嘴巴，俨然的听着，又好象向他行礼一般，不时做一个望前扑的姿势，笨拙的拍拍翅膀，让自己站稳一些；然后忽然掉过头去，不等对方把一句话说完，便飞到路旁一张凳子的靠背上，瞪着街坊上的狗。于是靴匠重新敲他的靴子，同时把那句没说完的话说完。

他五十六岁，兴致挺好，可是喜欢生气，浓眉底下藏着一对笑眯眯的小眼睛，光秃的脑袋好比一个矗在头发窠上的鸡子，多毛的耳朵，牙齿不全的黑洞洞的嘴，哈哈大笑的时候象口井，又乱又脏的须，他常常用那些被鞋油染黑的手指捋来捋去。街坊上都管他叫斐伊哀老头，或是斐伊哀德，或是拉·斐伊哀德，——也故意叫他拉斐德惹他冒火，因为老头儿在政治上是标榜赤色思想的，①年轻时就因为参加巴黎公社而被判死刑，后来改成流配。他对这些往事非常骄傲，恨死了拿破仑三世与迦利弗。凡是革命的集会，他无不踊跃参②与，很热烈的拥护高加，因为他会用诙谐百出的辞令，打雷似的声音，预言将来大家可以痛痛快快的报复一下。他从来没错过一次高加的演讲，把每句话都咽在肚里，听到发噱的地方便扯着嘴大笑，听到咒骂的话又大为激动，对着那些战斗和未来的天堂心花怒放。第二天在小店里，他还得在报上重新读一遍演讲的摘要，对自己和徒弟高声朗诵；并且为了要细细的咂摸，他又教徒弟念，倘若漏掉了一行就拧他的耳朵。因此他的活儿往往不能准期交货，但手工挺讲究：鞋子把你脚都穿痛了还是没有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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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斐德为十九世纪法国大金融资本家，行动反复无常，素为工人阶级所不齿。

②迦利弗为法国将军，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徒弟是老人的孙子，十三岁，驼背，身体很弱，而且是软骨。母亲在十七岁上跟一个没出息的工人跑了，后来工人变了无赖，给抓去判了罪，从此不知下落。她被家里赶了出去，独自抚养着小爱麦虞限。她性情暴烈，嫉妒得有点病态，把对情夫的爱与恨一起移在孩子身上：拚命的爱他，同时又粗暴的虐待他，然后，儿子一有病，又急得发疯似的。逢着心绪恶劣的日子，她不给他吃晚饭就教他睡觉。要是他在街上累得走不动了或是倒在地下了，她就踢他一脚逼他站起来。她说话颠颠倒倒，前言不对后语，一忽儿痛哭流涕，一忽儿快活得象疯子。赶到她死了，祖父便把孩子接回，那时他才六岁。老人很喜欢他，但他有他的一套喜欢的方式：对孩子很凶，百般辱骂，从早到晚的扯耳朵，打嘴巴，为的是教他手艺，同时也把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反宗教理论灌输给他。

爱麦虞限知道祖父的心并不坏；但他老是准备举起肘子来防巴掌。老人使他害怕，尤其在酩酊大醉的夜晚，因为斐伊哀德老头名不虚传，每个月总要醉上两三次，胡说八道，①嘻嘻哈哈，做出许多怪模样，结果孩子总得挨几下。其实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但孩子很胆怯，因为身体不好而更敏感，头脑早熟，遗传了母亲那种犷野而骚乱的心情。祖父粗暴的举动和革命的议论又把他骇坏了。外界的印象都会在他心中发生回响，好似小靴店被沉重的街车震动一样。日常的刺激，儿童的痛苦，早熟的悲惨的经验，巴黎公社的故事，从夜校中听来的零碎知识，报纸的副刊，工人集会中的演讲，和遗传得来的、骚动不已的、性的本能，都在他糊里糊涂的幻想中混成一起，象钟声的颤动。这种种合起来变成一个梦中的世界，奇形怪状，仿佛黑夜里的池沼，闪出一些耀眼的希望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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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斐伊哀德”一字，原义为一种酒桶的名称。

 

[猪他爸]

鞋匠把徒弟带看上奥兰丽的酒店。奥里维就在那边注意到这个尖声尖气的小驼子。既然不大跟工人们交谈，他尽有时间研究孩子的病态的脸，鼓起的脑门，又强悍又畏怯的神气。只要有人跟孩子说一句粗野的笑话，孩子就不声不响把脸扭做一团。听到某些革命的议论，他柔和的栗色眼睛又对着未来的幸福悠然神往，——其实即使这幸福一朝实现了，他那可怜的命运也不见得会怎么改变。但当时他眼睛里的光辉照着他可憎的脸，竟令人忘了它的可憎。这一点，连美丽的贝德也注意到了；有一天她对他说出了这个感想，冷不防亲了亲他的嘴。孩子惊跳一下，脸色马上变了，不胜厌恶的望后退避。贝德没有留意，她已经在那里和育西哀吵架了。发觉爱麦虞限这样骚动的只有奥里维，他眼睛钉着孩子，看他缩到黑影里，双手哆嗦，垂着头，低着眼睛，从旁用着又热烈又恼怒的目光偷觑贝德。他走过去跟他很温柔很客气的说话，一下子就把他的性子给压下去了……柔和的态度对于一颗被人轻蔑的心的确是很大的安慰，好比久旱的泥土急不及待的吸收的一滴水。只要几句话，只要一个笑容，就能使爱麦虞限暗中向奥里维倾心，把他认为知己。以后在街上遇见奥里维而发觉他们是近邻的时候，他更觉得那是一种缘分了。他特意等奥里维在妻子门前走过，好跟他招呼；倘若奥里维心不在焉的没留意，爱麦虞限就会不高兴。

有一天，奥里维走进斐伊哀德老头的店去定一双靴子，爱麦虞限真是快活极了。靴子完工了，他便趁奥里维在家的时候送过去，想借此见见他。奥里维正想着旁的事，没有理会，付了钱，一句话也没说；孩子好似等着什么，东张西望，不胜遗憾的预备走了。奥里维猜到了他的意思，虽然觉得和平民谈话是桩苦事，也笑着跟他搭讪起来。而这一回他竟找到了简单而直接的话。对于痛苦的直觉，使他把孩子看做——（当然是看得太简单了些）——象自己一样被人生伤害的小鸟，把头钻在翅膀里面，在鸟架上缩做一团，幻想着在光明中自由翱翔，聊以自慰。由于一种本能的信赖，孩子自然而然的跟他很接近了，觉得这颗静默的心灵，不叫不嚷，不说一句粗暴的话，自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待在他旁边，你跟街上的暴行完全隔离了。还有那屋子，装满了书，装满了几百年来神妙的语言，使孩子看了不由得肃然起敬。他很乐意回答奥里维的问话，但不时还露出一些骄傲的野性，说话也找不到字。奥里维小心翼翼的发掘这颗暧昧的，吞吞吐吐的灵魂，发觉它对于世界的革新抱着又可笑又动人的信仰。他明知道那信仰是个不可能的梦，决计改变不了世界的，可没有讪笑他的意思。基督徒也做过不可能的梦，也没把人类改好。从伯里克理斯到法利爱先生，人类在道德方面有什么进①步呢？……但所有的信仰都是美的；气运告尽的信仰黯淡的时候，应当欢迎那些新兴的：信仰永远不会嫌太多。奥里维又好奇又感动的瞧着摇摇不定的微光在孩子的脑海中燃烧。喝，多古怪的头脑！奥里维没法追踪它思想的线索，它不能作有头有尾的推理，只是急剧的乱奔乱窜；人家跟他说话，他的思想可落在后面：才说过的一句话里不知怎么会浮起一些景象，使他出神；然后他的思想又追上来，一跳跳过了你，从一句极平淡的话，极平淡的思想中掀起整个奇妙的世界，找出一个英雄式的，疯狂的信条。这颗恍恍惚惚而常常会突然惊醒的灵魂，特别倾向于乐天的观念，那是一种幼稚而强烈的需要；无论人家对他说什么，艺术或是科学，他总要加上一个一相情愿的戏剧式的结局，配合他想入非非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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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伯里克理斯系公元前五世纪时希腊大政治家，雅典的独裁者，以贤明著称于史。法利爱系法国一九○六至一九一三年间总统。

奥里维由于好奇心，逢到星期日念几段书给孩子听。他以为写实的亲切的故事可以引其他兴致，便念托尔斯泰的《童年回忆》。孩子却觉得平淡无奇，说道：

“嗯，是的，这是我们知道的。”

他不懂干吗人家要花那么多精神写些真实的事。

“他讲的不过是个孩子，孩子，”他又轻蔑的补上一句。

他对历史也没有更大的兴味；科学使他厌烦，觉得象神话前面的一篇枯索无味的序：种种看不见的力替人类服务，有如那些可怕而被制服的精灵。长篇大论的解释一阵干什么呢？一个人找到了什么，只要把东西说出来，用不着说出怎样找到的。分析思想是布尔乔亚的奢侈。平民所需要的是综合，是现成的观念，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尤其是坏的，只要能发动人实际去干；他还需要富有生机的，充满电力的现实。在爱麦虞限所认识的文学作品中，他最受感动的是雨果那种史诗式的悲愤，和那些革命演说家的乱七八糟的词藻，那不但他不大明白，连演说家本人也不是常常弄得清的。对于他，象对于他们一样，世界并非一个由许多事实连贯起来的总体，而是一片无穷尽的空间，有的是影子，也有的是闪闪的光明，黑洞里有照着阳光的巨翼飞过。奥里维白白的教他布尔乔亚的逻辑，可是没法抓住这颗存心反抗的，烦闷的灵魂；它很高兴在自己那些骚动而互相冲突的幻觉中载沉载浮，好似一个动了爱情的女人闭着眼睛听人摆布。

奥里维对这个孩子觉得又亲切又惶惑，因为一方面他和他多么接近：孤独，骄傲，对理想的热情，——一方面孩子又和他多么不同：精神的不起衡，盲目而放纵的欲望，完全不知道何谓善何谓恶的、肉欲方面的野性。关于这野性，奥里维还只看到一部分。他永远想不到有一个情欲骚动的世界在这个小朋友心中蠢动。我们布尔乔亚的隔世遗传把我们训练得太明哲了，简直不敢细看自己的内心。倘使把一个老实人的梦想，或者把一个贞洁的女人所经历的古怪的热情说出百分之一，大家就会骇而欲走。好罢，我们不能让妖魔开口，得关上铁门。但应当知道他们是存在的，在年轻的心灵中随时准备破壁而出。——凡是公认为淫乱的欲念，爱麦虞限心里都有；它们会出岂不意的，象狂风一般的把他卷住；又因为他长得丑，没人理睬，所以那些欲望格外强烈。奥里维可一点不知道。在他面前，爱麦虞限觉得很难为情。奥里维的和气的气息把他感染了，这样一种生活的榜样对他有镇静的作用。孩子非常热烈的爱着奥里维。他那些被压制的情欲都变成骚乱的梦想：社会的幸福，人类的博爱，科学的奇迹，神怪的航空，幼稚而野蛮的诗意，——总之是充满着功业、滑稽、淫乐、与牺牲的世界。而他如醉如狂的意志就在那个世界中摸索。

在祖父的小棚子里，没有时间可以让他这样的出神，老头儿从早到晚的吹哨，絮聒，敲打。但梦想的机会总是有的。一个人可以站着，睁着眼睛，在一刹那间做上多少天的梦。——体力的劳动，跟断断续续的思想是不冲突的。凡是内容严密而比较冗长的思想，他不经过意志的努力就不大能抓住线索；即使能够，也要错过许多关节；但有节奏的动作一有空隙，思想倒能随时插进来，形象能浮起来；肉体的有规律的举动象锅炉旁边的风箱一般，能帮助它们出现。这就是平民的思想，是熄而复燃、燃而复熄的一堆火，一股烟。但偶然有朵火花被风卷去的时候，就会把布尔乔亚充实的仓库烧起来。

奥里维把爱麦虞限荐到一家印刷所去当学徒。这是孩子的愿望；祖父也不反对：他很乐意看到孙子比他更有学问，对印刷所里的油墨也颇有敬意。这一行手艺比老手艺更辛苦；但孩子觉得在工人堆里比跟老祖父在一起更可以胡思乱想。

最舒服的是吃中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占据着阶沿上的饭桌，挤满了本区里的酒店；爱麦虞限却拐着腿躲到邻近的广场上去，靠近一座手执葡萄，作着跳舞姿势的牧神像，啃着面包和裹在池纸里的猪肉，在一群麻雀中间慢慢的体味。小小的喷泉在草地上放射雹霰似的细雨。几头宝蓝色的鸽子停在阳光底下的一株树上，睁着圆眼咕咕的叫。四周是巴黎的永远不歇的市声，车辆的隆隆声，潮水似的脚步声，街上一切熟悉的叫喊声，修补搪瓷用具的工人远远送来的轻快的芦笛声，修路工人敲击路面的锤子声，一座喷泉的庄严的歌唱声，——裹着巴黎的梦境。趴在凳上的小驼子含着满嘴的食物，并不马上咽下去，懒洋洋的出神了；他再也不觉得脊梁里的痛楚和自己的渺小，只是恍恍惚惚的非常快乐……”……明天将要照临我们的温暖的光明，正义的太阳，不是已经辉煌四射了吗？一切都这样的善，这样的美！大家富足，健康，相爱……是的，我爱着，我爱大家，大家也爱我……啊！多舒服！将来大家多舒服！……”

工厂的汽笛响了；孩子惊醒过来，咽下了嘴里的东西，在近旁的喷泉上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弓着背，蹒蹒跚跚的回到印刷所去站在他的位置上，面对着奇妙的字母，——早晚会写出“一切都将秤过，算过，分配过”那样的句子的字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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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

斐伊哀老头有个老朋友叫做德罗郁，在对面开着一家兼卖杂货的文具店，橱窗里摆着玻璃缸，装着红红绿绿的糖果，没有臂没有腿的纸娃娃。两个朋友，一个在门前阶沿上，一个在棚子里，隔着街挤眉弄眼，摇头摆脑，做着各式各种的记号。有时鞋匠累了，以至于象他所说的臀部抽筋的时候，两人就远远的招呼一下，——拉·斐伊哀德尖着嗓子，德罗郁用着牛鸣似的声音，——一同到邻近的酒店里去喝一杯，一到那儿可就不急于回来了。那简直是一对话匣子。他们俩认识了快有五十年。文具店的主人在一八七一年那出戏①里也漏过脸。谁想得到呢？他表面上仅仅一个极普通的人，长得胖胖的，戴着小黑帽，穿着白色工衣，留着一簇老兵式的灰白须，迷迷惘惘的眼睛上有一丝丝的红筋，眼皮臃肿得厉害，软绵绵亮晶晶的腮帮老淌着汗，拖着一双痛风的腿，呼吸急促，说话也不大利落。但他始终保持着当年的幻象。在瑞士亡命了几年，他遇到各国的同志，特别是俄国人，使他窥到了博爱的无政府主义之美。在这一点上，他和拉·斐伊哀德意见可不同了，因为拉·斐伊哀德是老派的法国人，他心目中的自由是要用武力与专制手段去执行的。除此以外，两人都绝对相信将来必有社会革命，必有一个劳工理想国。各人崇拜一个领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身上。德罗郁拥戴育西哀，拉·斐伊哀德拥戴高加。他们滔滔不竭的辩论彼此意见的分歧点，以为共同的思想早已讲清楚了；——（干了两杯之后，他们几乎相信这共同思想已经实现了）。——两人之中，鞋匠更好辩。他是凭理智而相信的，至少自命为如此：因为他的理智是怎样特殊的理智，只有天晓得！只适用于他一个人的。可是虽则在理智方面不及在靴子方面内行，他仍胆敢说他的理智对别人也一样适用。比较懒惰的文具店老板却不愿费心来证明他的信念。一个人只证明他所疑惑的事。德罗郁可并不疑惑。他那种永远乐观的脾气是依着自己的愿望来看事情的，凡是跟他的愿望不合的，他就看不见或者是忘了。不愉快的经验在他皮肤上滑过，一点不留痕迹。——两人都是想入非非的老孩子，没有现实感觉，一听革命这个名词就飘飘然，仿佛那是一个可以随便编造的美丽的故事，简直弄不清它是不是有一天会实现，或者是不是目前已经实现了。他们俩对人类象对上帝一样的信仰，算是把千百年来膜拜基督的习惯转变一下。因为不用说，他们都是反对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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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巴黎公社。

妙的是文具店老板和一个热心宗教的侄女住在一起，完全受她的支配。那个深色头发，眼睛挺精神，说话又急又快，还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的矮胖女人，是个寡妇，丈夫以前在商务部当文书。她没有财产，只有一个女孩子；母女俩被叔父收留着，但她自命不凡，差不多认为在铺子里管买卖是给了老板面子，神气活象一个失宠的王后。还算是叔父的生意和主顾们的运气，她精神饱满，兴高采烈，把傲慢的态度冲淡了不少。以她那种高贵的身分，她当然是保王党兼教会派。亚历山特里太太把这两种心情表现得非常露骨，最喜欢捉弄那不信神道的老人。她自居于主妇的地位，认为对全家的信仰负有责任；如果她不能使叔父改变信仰——（她发誓终有一天会成功的），——至少要把这老怪物浸在圣水里。她在墙上钉着卢尔特的圣母像和巴杜的圣女安多纳像，壁炉架上的玻璃罩内供着彩色的神像，八月里又在女儿床头摆一座小型的圣母寺，插着蓝色的小蜡烛。这种含有挑衅意味的虔诚，人家也说不出她是什么动机，是为了爱护她的叔父，希望他皈依正教呢，还是单单为了要惹他生气。

无精打采，半睡半醒的老头儿处处让着她，决不敢惹动侄女好斗的脾气：他这样不伶俐的口齿决不是她的对手，所以但求息事宁人。只有一次，他冒火了，因为一个小小的圣·约瑟像竟然溜进了他房里，高踞在床后的墙上。那一下他可占了上风，因为他气得差点儿发疯，把侄女吓坏了，从此不敢再来。余下的事，他都装聋作哑。那种老虔婆气息的确使他难堪，但他不愿意去想。骨子里他是佩服侄女的，觉得被她呼来喝去也不无快感。而且他们在宠爱小丫头兰纳德那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

兰纳德十三岁，老是闹病。几个月以来她害了骨节痨，成天躺在床上，半个身体都用夹板夹着，好似包在树其中的达夫妮。她的眼睛象受伤的小鹿眼睛，黯淡的气色好比缺乏阳①光的植物；头原来长得太大，加上很细很紧密的淡黄头发就越显得大了；但脸很清秀，富于表情，配着一个小小的生动的鼻子，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母亲的宗教热在这个有病而一无所事的孩子身上更变本加厉。她几小时的念着经，拿着教皇祝福过的删瑚念珠，常常热烈的亲吻。她差不多整天闲着，又不喜欢做针线：母亲从来没培养她这方面的兴趣。她偶然看几本枯索无味的传道小册，和叙述奇迹的故事，那种起板而浮夸的风格对她就跟诗一样。糊涂的母亲也把周报上附有插图的犯罪新闻交给她念。逢到她偶尔打毛线的时候，心也不在活计上，只念念有词的和什么圣女或仁慈的上帝谈话。本来吗，不一定要圣女贞德才能得到上帝的访问；我们都受过这种恩宠的。那些天国的使者往往并不开口，只让我们坐在家里独白。但兰纳德决不着恼：他们不开口就是默认。并且她有那么多的话对他们说，没时间让客人回答：她都替他们代答了。她是一个不出声的多嘴姑娘，遗传了母亲的唠叨的脾气，但滔滔汩汩的话都变成了内心的言语，象一条小溪似的流到地底下去了。——不必说，为了使叔祖皈依正教，她也参预母亲的计谋。只要能把灵光带一点儿到黑暗的家里来，她就非常快慰；她拿圣牌缝在老人衣服的夹层内，或者把一颗念珠塞在他口袋里，叔祖为了让她高兴，假装不注意。——两个虔婆对这反教会的老头儿所玩的手段，使鞋匠看了又好气又好笑。他惯于用粗野的话调侃泼辣的女人，便常常取笑他那个慑于雌威的朋友，使他听了无可奈何。因为他是过来人，被一个脾气挺坏而滴酒不入的老婆管了二十年，被她当做醉鬼，骂得哑口无言，至今不敢提起这些事。所以文具店老板只是不大好意思的辩护几句，结结巴巴的说一套克鲁泡特金式的宽宏大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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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话载：水神达夫妮被阿波罗热恋，乃求其母地神将其变为月桂。

 

[猪他爸]

兰纳德和爱麦虞限是朋友，从小就天天见面；但爱麦虞限不大敢溜进她家里。亚历山特里太太讨厌他，认为他是无神论者的孙子，下流的小坏蛋。兰纳德整天躺在楼下靠窗的一张长椅里，爱麦虞限经过的时候轻轻的敲着玻璃，鼻子贴在窗上，扯个鬼脸跟她打招呼。夏天，窗子开着，他便停下来，把胳膊高高的靠在窗子的横闩上，自以为这个姿势对他比较有利，肩头高耸之后可以遮掩他的残废。其实没有朋友来往的兰纳德早已想不到爱麦虞限是驼子。而一向害怕并且讨厌女孩子的爱麦虞限，也把兰纳德看做例外。这个半瘫的姑娘对他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只有在贝德把他亲吻过后的那天晚上和下一天，他回避兰纳德，对她有种本能的厌恶，急急忙忙的低着头走过，然后不大放心的，远远的偷觑一下，好似一条野狗。过了两天，他又找她了。的确兰纳德不能算女人！——平日放工的时候，钉书的女工穿着象睡衣一样长的工衣，都是个子高大的嘻嘻哈哈的姑娘，饿虎似的眼睛会一眼把你瞧尽的；他走在她们中间拚命把自己缩小，赶紧望兰纳德的窗子逃过去。他很高兴他的女朋友残废：在她面前，他可以摆出优越的，甚至保护人那样的神气。他把街坊上的事讲给她听，故意把自己说得很重要。逢着他想讨人喜欢的时候，还带一些东西给她，冬天是烤栗子，夏天是樱桃等等。她那方面，也从摆在橱窗里的两口玻璃缸内掏些花花绿绿的糖给他，拿着风景片一同看着玩儿。这是最快活的时间：两人都忘了幽禁他们童心的可怜的肉体。

但他们也会象大人一样为了政治与宗教而争论，那时也就和大人一样的愚蠢。和谐的空气破坏了。她讲着奇迹，九日祈祷，赦罪日，镶着纸花边的圣像；他学着祖父的口头禅，说这些都是胡闹，可笑。他讲起老人带他去参加的集会，她也鄙夷不屑的打断他的话，说那些人都是酒鬼。双方的语气变得难听了，提到彼此的家长：一个把祖父侮辱对方母亲的话说出来，一个把母亲侮辱对方祖父的话说出来。然后他们又互相攻击本人，尽量找些不客气的字眼。这当然很容易；他说出最粗野的话，可是她能找到最恶毒的。于是他走了。下次再见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她们都长得漂亮，大家玩得很痛快，还约好下星期日再见。她一声不出，假装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可是突然之间她发作了，把编织的钩针摔在他头上，嚷着叫他走开，说她恨他，随后把双手捧着脸。他走了，心里并没为了胜利而得意。他很想拿开她瘦削的小手，跟她说刚才的话是假的。但他为了傲气，硬着头皮撑下去。

终于有一天，人家代兰纳德报复了一下。——他和工场里的伙伴在一块儿。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不理人，也因为他不说话或太会说话：幼稚，夸大，象书本上或报纸上的文章——（他脑子里装满了这一套）。——那天大家谈着革命跟将来的世界。他兴奋得不得了，说话很可笑。一个同伴恶狠狠的挖苦他说：

“得了吧，你太丑了。将来的社会上不会再有驼子。象你这种家伙一生下来就得给淹死的。”

那一下他可从雄辩的高峰上直跌下来，狼狈不堪的住嘴了。旁人都笑弯了腰。整个下午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出。傍晚他回家去，急于想躲在他的一角自个儿痛苦。奥里维路上遇到他，看他面如土色不禁吃了一惊。

“啊，你心里不好过。为什么呢？”

爱麦虞限不愿意回答。奥里维很亲热的追问，孩子老不开口，牙床骨直打哆嗦，象要哭了。奥里维搀着他的胳膊，带他到家里。奥里维对于疾病和丑恶有种本能的厌恶，那是生来不能做慈善会修士的人都免不了的；但他一点不流露出这种情绪。

“是不是人家和你过不去？”

“是的。”

“怎么回事呢？”

这时孩子可忍不住了。他悦他长得丑，同伴们说他们的革命没有他的份。

“也没有他们的份，同时也没有我们的份，”奥里维回答。“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是为着后来的人干的。”

孩子听到革命要这么晚才成功，不免很失望。

“为了替象你这样成千成万的少年，成千成万的人谋幸福而工作，难道你不乐意吗？”

爱麦虞限叹了口气：“可是自己能有一些幸福究竟是舒服的。”

“孩子，别不知好歹。你住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生在最奇妙的时代；你并不傻，眼力也很好。你想，周围有多少事值得你去看，去爱。”

他给他指出了几桩。

孩子听着，摇摇头：“不错，可是我背着这个躯壳，永远摆脱不掉！”

“你会摆脱的。”

“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完了。”

“你怎么知道一切都完了？”

 

[猪他爸]

外面风好大呀。。。。有点吓人。。。

 

[猪他爸]

孩子听了这话愣住了。唯物主义是祖父信条中的一部分；他以为只有教士才相信灵魂不死，因为知道奥里维不是这等人，便私忖他说这句话是否当真。可是奥里维握着他的手，说了许多理想主义者的信仰，说无穷的生命只是一个整体，无始无终的亿兆生灵与亿兆的瞬间只是独一无二的太阳的光芒。但他并不用这抽象的话。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知不觉跟孩子的思想同化了：古老的传说，古老的宇宙观中实际而深刻的幻想，都给回想起来。他半笑半正经的讲着万物的轮回与递归，灵魂在无量数的形式中流过，滤过，象从这一口池流到那一口池的一道泉水。说话之间他又羼入一些基督教的回忆和眼前这个夏日傍晚的景象。他靠近打开的窗子坐着：孩子站在他旁边，让他拿着手。那天是星期六。傍晚的钟声响着。最近才回来的第一批燕子掠过房屋的墙。远天对着包裹在黑影中的都市微笑。孩子凝神屏气，听着年长的朋友讲的神话。奥里维看到孩子这样专心也感动了，不禁对着自己的叙述悠然神往。

人生往往有些决定终身的时间，好似电灯在大都市的夜里突然亮起来一样，永恒的火焰在昏黑的灵魂中燃着了。只要一颗灵魂中跳出一点火星，就能把灵火带给那个期待着的灵魂。这个春天的黄昏，奥里维安安静静的说话，在残废的小身体所禁锢的精神中间，好象在一盏歪歪斜斜的灯笼里，燃起了永远不熄的光明。

他完全不懂奥里维的议论，甚至也不大听在耳里。但这些传说，这些形象，在奥里维看来只是美丽的寓言和譬喻，在爱麦虞限心中却是有血有肉的现实。神话变了生动的东西，在他周围飞舞。从房间的窗洞里看到的形象，街上来往的穷穷富富的人，掠过墙头的燕子，驮着重物的疲乏的马，被黄昏的影子湮没的房屋的砖石，光明隐灭的黯淡的天色，——这整个外表的世界突然印在他心头，象一个亲吻。那仅仅是电光般的一闪，马上熄灭了。他心里想到兰纳德，便说：“可是那些去望弥撒，相信上帝的人，明明是头脑不清的家伙！”

奥里维笑了笑回答：“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有所信仰。我们都信着同样的事。只是他们的信仰没有我们的坚强罢了。他们要关上护窗，点上灯，才能看到光明。他们把上帝寄托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眼光更好。但我们爱的总是同样的光明。”

孩子回家去了，黑洞洞的街上，煤气灯还没有点起来。奥里维的话在他头里嗡嗡的响。他忽然想到，嘲笑眼光不好的人跟嘲笑驼子同样是残忍的。他又想起眼睛挺美的兰纳德，想其他曾经使那双眼睛流泪，不由得难过极了，便回头向文具店走去。窗子还半开在那里，他轻轻的伸进头去，低声叫看：

“兰纳德……”

她不回答。

“兰纳德！我请你原谅。”

兰纳德在黑影里回答说：“坏东西，我恨你。”

“对不起，”他又说了一遍。

随后忽然兴奋起来，他更放低了声音，又惶惑又羞愧的说：

“告诉你，兰纳德，我也相信上帝了，跟你一样。”

“真的吗？”

“真的。”

他这么说是特别为了表示自己宽宏大量。但说过以后，他的确有些相信了。

两人相对无言，彼此也瞧不见。外边是美妙的夜晚。残废的孩子喁喁的说：“一个人死了才舒服呢！……”

他听到兰纳德轻微的呼吸，便说了声：“再见！”

兰纳德也用着温柔的声音回答：“再见！”

他心情轻快的走了。兰纳德原谅了他，他很快活。其实这苦命的孩子暗中也乐意兰纳德为他而痛苦一下。

奥里维又躲在家里了。不久克利斯朵夫也回来了。真的，他们俩不是干社会革命的人。奥里维不能和这些战士联盟。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和他们联盟。奥里维因为是被压迫的弱者而躲避，克利斯朵夫因为是独立不羁的强者而躲避。可是尽管一个蹲在船首，一个蹲在船尾，他们总还是在那条载着劳工队伍与整个社会的船上。自以为精神洒脱，意志坚强的克利斯朵夫，用一种带着鼓励意味的关切的态度，看着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他喜欢到骚动的平民堆里混一下，让精神松动一点，事后觉得自己更有劲更新鲜。他继续跟高加来往，偶尔也仍旧上奥兰丽铺子去吃饭，在那儿兴之所至，毫无顾忌，什么怪起的论调都不会使他吃惊；他还故意放刁，煽动人家把话越说越荒唐，越说越激烈。在场的人竟弄不清克利斯朵夫是否正经，因为他一边说一边激动起来，终于忘了他本意是闹着玩儿的。大家的醉意把艺术家也熏醉了。有一回他得了灵感，在奥兰丽铺子的后间作了一支革命歌曲，立刻给人背熟了，第二天就传遍工人团体。因此他犯了嫌疑，受到警察当局的注意。消息灵通的玛奴斯有一个年轻朋友，叫做爱克撒维·裴那，在警察局办事，同时也喜欢文学而自命为崇拜克利斯朵夫的，——（因为第三共和的看家狗中间也渗进了无政府思想与享乐主义）。——他告诉玛奴斯：“你们的克拉夫脱简直胡闹。他想充英雄好汉。我们是知道底细的；可是上级很高兴在这些革命阴谋中抓个外国人——尤其是德国人，——这是诬蔑革命党私通外国的老办法。倘若这傻瓜不小心，我们就得抓他了。那不是麻烦吗？你去通知他一声。”

玛奴斯告诉了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要他谨慎些。克利斯朵夫却不以为意。

 

[猪他爸]

“得了罢！”他说。“谁都知道我不是个危险人物。难道我不能玩一下吗？我喜欢这些人，他们象我一样的作着工，象我一样的有个信仰。老实说，信仰是不同的，我们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好罢，打架就打架，我不怕……有什么办法？我不能象你这样缩在壳里。跟布尔乔亚在一块，我透不过气来。”

奥里维的肺不需要这么多空气。他待在狭小的屋子里，和两个精神安定的女朋友做伴觉得很舒服。那时亚诺太太忙着慈善事业，赛西尔专心抚养孩子，口口声声只谈着孩子，也只跟孩子谈着，嘁嘁喳喳，学着小鸟的声音，把孩子那种不成腔的歌曲慢慢的变做人话。

奥里维跟工人们混了一下，结果有了两个熟人，象他一样是无党无派的。一个是地毯匠葛冷。他的工作完全是逞他高兴的，非常任性，可是手段很巧。他爱自己的手艺，天生对艺术品有鉴赏力，还加上观察，工作，参观博物馆等等的修养。奥里维托他修过一件古式家具：活儿很不容易作，他居然对付得很好，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只向奥里维要了一笔很公道的修理费，因为他能够作成这件活儿已经挺高兴了。奥里维对他发生了兴趣，探问他的身世和他对于劳工运动的意见。葛冷毫无意见；他完全不把这问题放在心上。他不属于这个阶级，也不属于任何阶级。他就是他。很少看书，所有知识方面的成就都是靠感官，眼睛，手，和真正的巴黎平民天生的鉴别力来的。他非常快活。在工人阶级的小布尔乔亚中间，这等人很多，那是法兰西最聪明的种族之一：因为肉体的劳作和精神活动在他们身上是平衡的。

奥里维的另外一个熟人却更古怪了。他名叫乌德罗，职业是邮差。长得很体面，个子高大，眼睛很亮，留着淡黄的胡子跟须，神色开朗，一望而知是个快活人。有一天他为了送一封挂号信，走进奥里维的屋子。趁奥里维签字的时候，他在书房里绕了一转，把书题扫了一眼。

“嘿！嘿！你的古书真不少……”接着又道：“我也收着关于普高尼的文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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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高尼为法国地理名，包括东部各州，以产酒著名。

“你是普高尼人吗？”

邮差笑着，哼了一支起高尼的民谣，回答说：“是的，我是阿凡龙地方人。我的家庭文献有早到一二○○年的，另外还……”

奥里维听了大为惊异，很想多知道些。乌德罗也巴不得有说话的机会。他确是普高尼最古老的旧家之一。有一个祖先曾经参加腓列伯·奥古斯德的十字军；又有一个当过亨利二世的国务大臣。从十七世纪起，家道衰落了，大革命时期更被平民的巨潮卷了下去。现在靠着邮差乌德罗的体力与气力，奉公守法的作着事，对家族的忠诚，这一家才又浮到水面上来。他最好的消遣是搜集一些旁系的史料，不是有关他一家的，便是有关他的乡土的。放假的日子，他到档案保存所去钞录旧文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因送信而认识的考古学院学生或巴黎大学文科的学生。煊赫的家世并没使他得意忘形；他一边笑一边叙述，没有什么怨恨命运的口气。他那种健康的，无愁无虑的，快活的心情，教人看了舒服。奥里维望着他，不禁想到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循环往复，在地面上浩浩荡荡的流上几百年，在地底下销声匿迹几百年，随后又从泥土里吸收了新的力量重新涌现。他觉得平民是口广大无边的蓄水池，过去的河流可以在其中隐没不见，未来的河流又从中发源，——其实除了名字不同以外还不是同样的河流？

他很喜欢葛冷与乌德罗；但他们不能跟他做伴，彼此没有什么可谈的。倒是爱麦虞限那孩子多费他一些精神；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从那次神秘的谈话以后，孩子精神上有了很大的变动。他抱着狂热的求知欲钻到书本里去，等到抬起头来，简直发呆了，似乎没有以前聪明了，话也更少了；奥里维想尽方法只能逼出他几个唯唯否否的字，问他什么，他又胡说八道的乱答一阵。奥里维很灰心，竭力忍着不表示出来，以为自己看错了，这孩子原来是个笨蛋。他可没看见狂热的孵化工作正在这颗灵魂中进行。他是个不高明的教育家，只能拿一把良好的种子随意望田间散播，却不会耕地，犁地。——逢到克利斯朵夫在场，他更惶惑，觉得给他看到这样一个信徒很难堪；而爱麦虞限当着克利斯朵夫的面也显得更蠢，使奥里维更羞愧。那时，孩子咬紧牙关，恶狠狠的一句话也不说。他恨克利斯朵夫，因为奥里维爱克利斯朵夫；他不答应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在他老师心中占有地位。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想不到孩子心里有这种偏激的爱与嫉妒。克利斯朵夫当年也是这样的。但在一个性格不同的人身上，他认不得自己的面目了。爱麦虞限是受到尔少病态的遗传的，所以他的爱，憎，潜伏的天才，发出来的声音与众不同。

五一节近了。

巴黎有些可怕的谣言。劳工总会的一般牛大王尽量的推波助测。他们的报纸宣告大审的日子到了，号召工人纠察队，喊出“饿死他们！”的口号，那是布尔乔亚最害怕的。他们拿总罢工做威吓。胆小的巴黎人有的下乡了，有的怕受封锁，忙着屯积粮食。克利斯朵夫遇到加奈驾着汽车，带着两只火腿和一袋番薯。他吓坏了，竟弄不大清自己属于哪一党；一忽儿是老共和党，一忽儿是保王党，一忽儿是革命党。他的暴力崇拜好似一支疯狂的罗盘针，一下子从北跳到南，一下子从南跳到北。当着大众，他照旧附和朋友们的虚张声势，心里可是预备拥戴随便哪个独裁者来打倒赤色的幽灵。

克利斯朵夫嘲笑这种普遍的胆怯病，相信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奥里维却没有这个把握。他是布尔乔亚出身；而回想起当年的大革命和等待将来的革命，布尔乔亚老是有些心惊胆战的。

“得了罢！”克利斯朵夫说，“尽管安心睡觉罢。你这革命决不是明天会来的！你们怕革命，怕挨打……到处是这个心理：布尔乔亚，平民，整个的民族，西方所有的民族。大家的血都不够，生怕再流掉。四十年来不过是说大话。瞧瞧你们的德莱弗斯案子罢！'杀呀！杀呀！'你们还喊得不够吗？好一班吹大炮的家伙！费了多少的唾沫跟墨汁！可是流过几滴血呢？”

“别这样肯定，”奥里维回答。“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怕流血？因为我们本能的感觉到，只要流了第一滴血，兽性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文明人的面具马上会掉下来，野兽的利爪会伸出来；那时谁能把它制服只有天晓得了！每个人都对着战争踌躇不决；但一朝爆发之后可惨了……”

克利斯朵夫耸耸肩，说吹牛大王西拉诺和冒充英雄的尚德莱①会在这个时代走红不为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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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拉诺与尚德莱均洛斯当所作的戏剧中人物。

 

[猪他爸]

奥里维摇摇头。他知道，自吹自擂在法国是行动的前奏曲。但说到五一节，他也不比克利斯朵夫更相信会有什么革命：事情过于张扬了，政府已经有了准备。指挥暴动的领袖们一定会把战争延缓到一个更适当的时间。

四月的下半个月，奥里维患着感冒，那是差不多每年到这个时候要发作的，同时还得触发支气管炎的老毛病。克利斯朵夫在他家里住了两三天。这次病势很轻，很快的过去了。但热度退后，奥里维照例还要拖几天，非常疲倦。他躺在床上，几小时的不想动弹，呆呆的望着克利斯朵夫背对着他，伏在书桌上写东西。

克利斯朵夫在那里专心工作：写得厌倦了，便突然站起来，过去弹一会琴，倒不是弹他才写下的曲子，而是信手弹奏。于是出现了一个很古怪的现象：他写出来的东西和他以前的风格明明是一贯的，此刻弹的倒象是另一个人的作品：粗暴，狂乱，支离破碎，完全没有他别的作品里那种谨严的逻辑。这些不假思索的即兴，逃过了意识的监视，不是从思想而是从肉体来的，象野兽的嚎叫，显出精神非常不平衡，正在酝酿未来的暴风雨。克利斯朵夫自己不觉得，但奥里维听着，望着克利斯朵夫，隐隐约约的感到不安。在病体虚弱的情形之下，他特别能洞察幽微，预知未来，窥见谁也没注意到的事。

克利斯朵夫按了最后一个和弦，满头大汗，面目狰狞的停住了；他把惊惶不定的眼睛向四下里扫了一转，碰到了奥里维的眼睛，笑了一阵，回到他的书桌上。

“你弹的什么呀，克利斯朵夫？”奥里维问。

“没有什么。我是把水搅动一阵，想捉些鱼。”

“你预备写下来吗？”

“写什么？”

“你才弹的。”

“我弹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

“那末你刚才想些什么？”

“不知道，”克利斯朵夫说着，把手按着脑门。

他继续写他的东西。屋子里又静了下来。奥里维始终瞧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觉察了，便转过身来，看到奥里维眼中含着无限的温情。

“你这个懒虫！”他嘻嘻哈哈的说。

奥里维叹了口气。

“怎么啦？”克利斯朵夫问。

“唉，克利斯朵夫，你胸中还有多少东西！眼看你在这儿，紧靠着我，可是你将来给别人的多少宝物，都没有我的份了……”

“你疯了吗？你怎么的？”

“你将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还得经历怎么样的危险，怎么样的难关呢？……我愿意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的了。我得糊里糊涂的搁浅在半路上。”

“要说糊涂，你现在就是糊涂。即使你自己要赖在半路上，我也不让你那么做。”

“你会把我忘了的，”奥里维回答。

克利斯朵夫站起来，过去坐在床上，靠近奥里维，握着他出着虚汗的手腕。衬衣的领口敞开着，露出瘦骨嶙峋的胸部，娇弱而紧张的皮肤好似一张被风吹饱而快要破裂的帆。克利斯朵夫结实的手指不大利落的把他的衣领给扣上了。奥里维只是听他摆布。

“亲爱的克利斯朵夫，”他温柔的说，“我这一辈子也有过美满的幸福了！”

“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和我一样，身体很好吗？”

“是的。”

“那末干吗说这些傻话？”

“对，我这是不应该的，”奥里维羞愧的笑着。“大概这次的感冒使我精神萎靡了。”

“得振作品来呀。哎，喂！起来罢。”

“让我歇一下再说。”

他仍旧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第二天他起来了，坐在壁炉旁边继续出神。

那年的四月天气很暖，常常下雾。小小的绿叶在银色的雾绡中舒展，看不见的鸟一叠连声的唱着，欢迎隐在云后的太阳。奥里维抽引着千丝万缕的往事：看到自己小时候坐着火车，在大雾中跟哭哭啼啼的母亲离开家乡，安多纳德自个儿坐在车厢的一角……美丽的侧影，清秀的风景，——映在他的眼帘上。美妙的诗句自然而然的涌出来，音韵，节奏，都已经起备了。他原来坐在书桌旁边，只要伸出手臂就可以抓到笔，把这些诗意盎然的境界记下来。可是他不想这么办。他疲倦不堪，也明明知道梦境一朝给固定之后，香气就会散掉。那是一向如此的：他没法表现自己最优秀的部分。他的心仿佛一个百花盛开的山谷，可是谁也进不去；而且只要动手去采，那些花就会谢落的。结果只勉强剩下几朵，几个短起，几首诗，发出一股隽永的凄凉的气息。这种艺术上的无能久已成为奥里维最大的苦闷。感觉到内心藏着多少生机而竟无法抢救！……——现在他隐忍了。用不到人家看到，花也一样会开放，——在无人采摘的田里倒反更美。开遍了原野，在阳光底下出神的鲜花不是悠然自得，挺快活吗？——阳光是难得有的；但没有阳光，奥里维的幻景只有更丰富。他那几天编了多少偏怨的，温柔的，神怪的故事！不知它们从哪儿来的，好似片片白云在夏日的天空气浮，在空气中融化，然后又来了新的；这种故事他心里有的是。有时天上晴空万里，奥里维便晒着太阳迷迷忽忽，直等到无声的幻梦张着翅膀再来的时候。

晚上，小驼子来了。奥里维胸中装满了故事，不由得对他讲了一桩，微微笑着，出神了。他常常这样说着话，眼睛望着前面；孩子一声不出。后来他也忘了有孩子在场……故事说到一半，克利斯朵夫闯进来听到了，觉得美妙之极，要奥里维从头再来一遍。奥里维却不愿意：“我跟你一样，已经忘了。”

“没有这回事，”克利斯朵夫说，“你是个古怪的法国人，自己说的，作的，老是心里有数。你从来不会忘掉什么事。”

“这便是我的不幸。”

“因为你忘不了，我才要你把刚才的故事再说一遍。”

 

[猪他爸]

“多厌烦。而且有什么用？”

克利斯朵夫恼了。

“这是不对的，”他说。“那末你的思想对你有什么用？你把自己所有的统统丢掉。那是永远的损失。”

“什么都不会损失的，”奥里维回答。

奥里维讲着他的梦境的时候，小驼子始终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此刻才醒过来，向着窗子睁着迷迷忽忽的眼睛，沉着脸，神气恶狠狠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站起来说了句：“明儿一定是好天气。”

克利斯朵夫听了对奥里维说：“我相信你说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明儿是五月一日。”爱麦虞限补上一句，沉闷的脸上有了光辉。

“这是他的故事，”奥里维说。——“喂，你明儿来讲给我听。”

“胡说八道！”克利斯朵夫说。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来接奥里维到城里去散步。奥里维病已经完全好了，但老是异乎寻常的困倦。他不想出去，心里有点隐隐约约的恐惧，又不喜欢跟群众混在一起。他的心和精神是勇敢的，肉体却是娇弱的：怕喧闹，骚乱，和一切暴烈的行动。他明知自己生来要做强暴的牺牲品，不能够也不愿意自卫：因为他受不了教人家受罪，正如受不了自己受罪一样。凡是虚弱的人总比旁人更怕肉体的痛苦，因为更熟悉这种痛苦；而他们的幻想还要把它特别加强。奥里维想到自己的精神不怕吃苦而肉体偏偏这样的怯弱，觉得很惭愧，竭力想加以压制。但那天早上，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接触，只想整天躲在家里。克利斯朵夫埋怨他，取笑他，不顾一切的要他出去振作一下：他已经有十天功夫没上街换换空气了。奥里维只做不听见，克利斯朵夫便说：“好吧，我一个人去。我要去看看他们的五一节。要是我今晚不回来，你可以说我是给抓进去了。”

他走了。在楼梯上，奥里维追了上来。他不愿意克利斯朵夫独自出门。

街上人很少。三三两两的女工衣襟上缀着一串铃兰。象星期日一样穿得整整齐齐的工人们，很悠闲的排着。街头巷尾，靠近地道车站的地方，掩掩藏藏的站着成群的警察。卢森堡公园的大铁门给关上了。天气老是很温暖，罩着雾。已经好久没有太阳了……两个朋友搀着手臂，不大说话，心里非常相爱，偶然交换一言半语，唤起一些亲切的往事。在区公所前面，他们停下来瞧瞧气压表：颇有上升的趋势。“明儿我可以看到太阳了，”奥里维说。

那时他们正走在赛西尔家附近，想进去瞧瞧孩子。

“噢，等回来的时候再去罢。”

过了塞纳河，人渐渐多起来。安安静静散步的人，服装和脸色都是过假期的模样；无聊的闲人带着孩子；工人们也随便排着。有几个在钮孔上缀着红蔷薇，神气却很和善：都是些冒充的革命分子。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乐观，一点儿极小的幸福就能使他们满足：这天放假的日子只要是天晴或者天岂不太坏，他们就很感激了……感激谁呢？可不大清楚……他们从容不迫的，嘻开着脸，看着树上的嫩芽，瞧着女孩子们的穿扮，很得意的说：“只有在巴黎才能看到穿得这样整齐的孩子……”

克利斯朵夫取笑那个大吹大擂预告的示威运动……好家伙！……他心里又喜欢他们又瞧不其他们。

他们俩越往前进，人越来越挤了。形迹可疑的苍白的脸，混在人堆里等机会。水已经给搅动了。每走一步，水就更溷浊一些。好似从河底下浮起来的气泡一样，有些声音互相呼应；唿哨声，无赖的叫喊声，在喧闹的人堆中透露出来，令人感到积聚的水势。街的那一头，靠近奥兰丽饭店的地方，声音尤其宏大，象水闸似的。警察和士兵拦着去路。大家在那儿不由得挤做一堆，又是叫嚷，又是吹哨，又是唱，又是笑……那是群众的笑声，因为他们不能用说话来表白种种暧昧的情绪，只能用笑来发泄一下……

这些群众并没恶意。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在没知道以前，他们只闹着玩儿：烦躁，粗暴，可还没有恶意；觉得彼此拥挤，骂骂警察，或者互相吆喝一阵，都挺有意思。但他们渐渐急躁起来。站在后面的人因为看不见前面的情形而不耐烦，又因为躲在肉屏风后面危险性比较少而格外表示激烈。站在前面的人进退不得，闷死了，越来越受不了的局面使他们气愤之极；而压其他们的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百倍。大家越挤越紧，象一群牲口，觉得全群的热气流到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人凑成了一个整体，而每个人都等于是全体，跟巨人勃里阿莱①一样。热血的怒潮不时在千首怪物的胸中直冒，眼睛含着仇恨，声音含着杀气。躲在第三四行的人开始扔石子了。好些人在临街的窗口张望，仿佛是看戏；他们一边刺激群众，一边焦灼不耐的等军队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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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勃里阿莱为神话中的巨人，有五十个头与一百条手臂。

 

[猪他爸]

克利斯朵夫手脚并用的闯进这个密集的人堆，象楔子一般硬挨进去。奥里维跟着他。人墙略微露出了一点儿隙缝，让他们过去，随后又阖上了。克利斯朵夫兴高采烈，完全忘了五分钟以前自己还说民众不会暴动。不论他跟法国的群众和他们的要求是怎样的不相干，他一卷进这股潮水，便立刻被融化了；不管群众要的是什么，他只知道跟着要；不管自己往哪儿去，他只知道往前，呼吸着这股狂乱的气息……

奥里维跟在后面，被克利斯朵夫牵引着，毫无兴致，头脑很清楚，对于他同胞的热情，对于那股把他推着拥着的热情，比克利斯朵夫不知冷淡多少倍。因为病后身体虚弱，他和人生离得更远了……又因为神志清楚，精神洒脱，所以连最小的枝节都深深的印入他的脑海。他很愉快的瞧前前面一个姑娘的后影，黄澄澄的脖子，皮肤苍白而细腻。同时，从这些紧挤在一起的人身上蒸发出来的气息使他作恶。

“克利斯朵夫，”他用着哀求的口吻叫了一声。

克利斯朵夫不理他。

“克利斯朵夫！”

“怎么呢？”

“咱们回去罢。”

“你可是害怕了？”克利斯朵夫问。

他继续向前。奥里维苦笑着跟在后面。

在几排以前的危险地带内（没法向前的群众挤在那儿好比一道栅栏），奥里维瞧见他的小驼子爬在一所卖报亭的顶上。他用两手撑着，非常不方便的蹲在那里，一边笑一边向人墙那一边眺望，不时回过头来，得意扬扬的望着群众。他看到了奥里维，眉飞色舞的瞅了他一眼，然后又眺望广场那方面，睁大着眼睛等着……等什么呢？——等将要来到的事……而且不止他一个，周围多少的人都等着奇迹！奥里维瞧了瞧克利斯朵夫，发觉他也在等待……

奥里维招呼孩子，嚷着要他下来。爱麦虞限只装不听见，不再对他望了。他也看到了克利斯朵夫。他很高兴在骚乱中露面，一方面是向奥里维表示勇敢，一方面是让他着急，算是他和克利斯朵夫在一起的惩罚。

奥里维在人堆里也遇到几个别的朋友。黄胡子高加只等冲突发生，用专家的眼光估量着爆发的时间。更远一些，美丽的贝德和旁边的人互相说些难听的话。她居然挤到了第一排，嗄着嗓子骂警察。高加走近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一看见他，讥讽的脾气又发作了：“我不是早说过吗？什么事都闹不起来的。”

“等着瞧罢！”高加说。“别老待在这儿。随时会出乱子的。”

“别胡扯！”克利斯朵夫回答。

那时骑兵被人家扔石子扔得不耐烦了，上前来想廓清通到广场的入口；中间的队伍领先，放开奔马的步子。于是秩序乱了。象《福音书》上说的，头变做了尾。最前的一排变成了最后一排。可是他们也不愿意老是受窘，一边逃一边向追兵辱骂，一枪还没有放就把他们叫做“凶手！”贝德尖声怪叫的望人堆里直溜，象一条鳗鱼似的。她找到了朋友们，躲在高加阔大的肩膀后面喘过气来，紧挨着克利斯朵夫，把他的胳膊拧了一把，为了害怕或是别的理由，向奥里维丢了一个眼风，又咆哮着对敌人们晃晃拳头。高加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臂，说：“咱们走罢，上奥兰丽铺子去。”

他们走几步路就到了。贝德和格拉伊沃两人已经先在那儿。克利斯朵夫正要进去，后面跟着奥里维。这条街是中间高，两头低的；站在小饭铺前面五六级高的阶沿上可以眺望街心。奥里维从人堆里钻出来，呼了一口气。他一想这气味恶劣的酒店和那些疯子的狂叫就觉得恶心，便和克利斯朵夫说：“我回去了。”

“好罢，我过一个钟点来找你。”

“别再出去了，克利斯朵夫！”

“胆怯鬼！”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

说罢他便走进酒店。

奥里维刚要在铺子的转角上拐弯，再走几步就可以拐进一条小巷，和骚乱的场面隔离了。但他那个小朋友的形象忽然在脑中浮现，便回过头去东张西望的找，正看到爱麦虞限从他的了望台上摔下来，奔逃的群众踩在他身上，警察又在后面追来。奥里维不假思索，立刻跳下阶沿奔过去救护。一个马路小工看到情形非常危急：大兵们拔出了腰刀，奥里维伸出手去想把孩子拉起来，被势如潮涌的警察把两人一起冲倒了。小工惊叫了一声，也冲了进去。同伴们跟在他后面奔过来。站在酒店门口的人，还有已经进了酒店的人，都先后听见了呼救声奔出来。两队人马象狗一般扭在一起。站在阶沿高头的女人们吓得直嚷。——奥里维这个贵族的小布尔乔亚，比谁都厌恶斗争的人，竟这样的拨动了斗争的机钮……

克利斯朵夫被工人们牵引着，加入了混战，可不知道谁发动的。他万万想不到有奥里维在内。他以为他已经走了，在绝对安全的地方了。当时简直没法看出战斗的情形。每个人都弄不清攻击自己的是谁。奥里维在漩涡中不见了：船沉到水底下去了……不知哪儿飞来一拳，打在他左胸上，他立刻倒下去，被一窝蜂的群众踏在脚下。克利斯朵夫被一阵逆流挤到战场的另一头。他心里没有一点儿仇恨，只是兴高采烈的跟大家推来撞去，好似在乡村里赶集似的。他并没想到事情的严重，所以被一个肩膀阔大的警察抓着手腕，拦腰抱住的时候，他还开玩笑的说：“可要跳个华尔兹，小姐？”

可是第二个警察又骑上他的背，他便象野猪似的抖擞一下，抡着拳头望两人身上乱捶乱打，他怎么肯被人制服呢？骑在他背上的敌人滚在地下了。另外一个狂怒之下，拔出刀来。克利斯朵夫看见刀尖离开自己的胸脯只差两寸，马上闪过身子，抓着敌人的手腕，拚命想夺下武器。他一下子弄不明白了；至此为止，他把事情看作游戏一样……但那时他跟敌人扭做了一团，互相打着嘴巴。他没有时间思索。对方眼里有了杀性，而他心中也起了杀性。他眼看自己要象一头绵羊似的被人宰割了，便冷不防把敌人的手腕跟刀一起扭转来，对着敌人的胸脯扎进去，他觉得自己要杀人了，真的杀了。于是他眼睛里看出来的东西都不同了，如醉若狂的大叫起来。

一叫之下，效果简直不可想象。群众嗅到了血腥。一刹那间，他们变成了一群凶恶的猎犬。到处都放出枪来。许多窗口挂出了红旗。巴黎革命的隔世遗传，使他们立刻布置了障碍物。街面的砖石给掘掉了，街灯的柱子给扭曲了，树木给砍下了，一辆街车在街上仰天翻着。大家利用几个月来为敷设地下铁道而掘开的壕沟。围着树木的铁栏扭成了几段，被人当作弹丸用。口袋里和屋子里都出现了武器。不到一小时，局面完全变了暴动的形势，全区都成了战场。克利斯朵夫的模样教人认不得了，爬在障碍物上高声唱着他作的革命歌，几十个声音在四周附和。

奥里维被人抬到奥兰丽酒店里，已经失去知觉。人家把他放在铺面后间的一张床上。床脚下蹲着那个驼子，垂头丧气。贝德先是吓了一跳，远望以为受伤的是格拉伊沃，等到认出是奥里维，不由得失声叫起来：'还好还好！我以为是雷沃博呢……”

然后她动了恻隐之心，把奥里维拥抱了一下，在枕上扶着他的头。奥兰丽照例很镇静，解开他的衣服，先作了一个初步的包扎。犹太医生玛奴斯·埃曼碰巧带着他形影不离的加奈在场。他们象克利斯朵夫一样为了好奇心来看看示威运动，目睹这场混战，看着奥里维倒下去的。加奈哭得很伤心，同时又想：“我到这儿来干吗呢？”

玛奴斯把奥里维诊察了一遍，立刻断定没希望了。虽然对奥里维很有好感，但他不是一个看着无可挽救的事发呆的人，便不再关心奥里维而想到克利斯朵夫了。他一向佩服克利斯朵夫，拿他当作一个病理的标本看的。他知道他关于革命的思想，很不愿意克利斯朵夫以局外人的身分去冒无谓的危险。轻举妄动而打破脑袋还是小事；倘若克利斯朵夫被抓去了，官方一定会拿他出气的。人家早已通知他，警察当局在暗中监视克利斯朵夫；将来他不但要对自己闹的乱子负责，还得替别人闯的祸负责。玛奴斯刚才遇到爱克撒维·裴那在人堆里徘徊，为了好玩也为了公事；他向玛奴斯招招手，说道：“你们的克拉夫脱真胡闹，居然爬在障碍物上臭得意！这一回我们可不放过他了。该死！你叫他快快溜罢。”

说是容易，做起来可难了。倘若克利斯朵夫知道奥里维死了，他会变成疯子，还要乱杀人，直到把自己的命送掉为止。玛奴斯对裴那说：“要是他不马上溜，一定完了。让我去把他带走。”

 

[猪他爸]

“你怎么办呢？”

“加奈有汽车，就停在拐角上。”

“哎，对不起，对不起……”加奈气吁吁的说。

“你把他送到拉洛什，”玛奴斯打断了他的话。“还赶得及蓬塔利埃的快车。你送他上瑞士的车子。”

“他不愿意的。”

“我有办法。我可以告诉他，耶南会到瑞士去跟他相会，甚至说他已经走了。”

玛奴斯不再听加奈的意见，径自到障碍物堆上去找克利斯朵夫。他胆子不大，听到枪声就挺挺腰板，表示不怕，他一边走一边数着地下的石板，——看是双数还是单数，预卜自己会不会送命。但他并不退缩，一个劲儿望目的地走去。他走到的时候，克利斯朵夫正爬在仰天翻倒的街车高头，趴在一个轮子上，拿手枪向天空放着玩儿。障碍物四周，一大堆全是巴黎的流氓，象大雨后阴沟倒灌时流出来的脏水。在他们中间，你分不清谁是第一批的战士了。玛奴斯大声喊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背对着他，没听见。玛奴斯爬上去扯他的衣袖，被他一推几乎倒下来。玛奴斯挺了挺身子，又嚷：“耶南……”

下半句被喧闹声淹没了。克利斯朵夫突然住了嘴，手枪掉在了地下，从车轮上爬下来，跑到玛奴斯前面。玛奴斯把他拉着就走。

“你得赶快溜了。”

“奥里维在哪儿？”

“得赶快溜了，”玛奴斯又说了一遍。

“为什么？”

“要不了一个钟点，这儿就要被军队攻下。今晚上你就得被捕。”

“我又没做什么！”

“瞧瞧你的手罢……别糊涂了！……你赖不掉的，他们怎么肯饶你呢？大家已经把你认出来了。快点儿，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奥里维在哪儿？”

“在他家里。”

“我去找他。”

“不行。警察在门口等着你。他要我来通知你。你快走罢。”

“你要我上哪儿去呢？”

“上瑞士去。加奈用品车送你。”

“那末奥里维呢？”

“我们没时间多说了……”

“我没见到他是不走的。”

“你可以在那边见到他呀。明儿他搭头班车到瑞士找你。快点儿！别的事等会再告诉你。”

他一手抓着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被喧闹声和刚才那种发疯似的冲动搞得迷迷糊糊，既不了解自己做的事，也不了解人家要他做的事，只莫名片妙的让人家拉着跑。玛奴斯一手抓着克利斯朵夫，一手抓着加奈，把他们送上汽车。加奈对于人家派给他的差事很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克利斯朵夫被捕，但他宁可由别人来救克利斯朵夫。玛奴斯素来知道加奈的脾气；因为不放心他的胆小，所以正要跟他们分手而汽车已经发动的时候，玛奴斯突然改变主意，也上了汽车。

奥里维依旧神志昏迷，旁边只有奥兰丽和爱麦虞限两个人。房间里没有空气，没有光线，非常凄凉。天差不多已经黑了……奥里维在深渊之中浮起了一刹那，手上感觉到爱麦虞限的嘴唇和眼泪，有气无力的笑了笑，挣扎着把手放在孩子头上。啊，他的手多么重啊！……他又失去了知觉……

在弥留者的枕上，奥兰丽放着一小束铃兰。院子里一个没有关紧的龙头让水滴滴答答的流在桶里。思想深处，种种的形象颤动了一刹那，好似一道快要熄灭的光明……一所内地的屋子，墙上爬着蔓藤；一个花园，有个孩子在玩儿：他躺在草坪上；一道喷泉涓涓的流入石钵。一个女孩子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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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燃烧的荆棘 第二部

他们出了巴黎，穿过那些罩着浓雾的广大的平原。十年以前，克利斯朵夫到巴黎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黄昏。那时他已经开始逃亡了。但那时他的朋友，他所爱的朋友是活着，而克利斯朵夫是不知不觉的逃到朋友那里去的……

最初克利斯朵夫还受着混战的刺激，非常兴奋，提高着嗓子说了很多话，乱七八糟的讲他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对自己的英勇非常得意。玛奴斯和加奈也说着话，使他分心。然后狂热的情绪慢慢退下去，克利斯朵夫不出声了，只有两个同伴继续谈着。他被下午的事搅糊涂了，可并不丧气。他想到从德国逃出来的时代。逃，逃，老是得逃……他笑了。逃就是他的命运。离开巴黎并不使他难过：世界大得很，人又是到处一样的。上哪儿都没关系，只要和朋友在一起。他预备第二天早上就能和奥里维相会……

他们到了拉洛什。玛奴斯与加奈等火车开了才和他分手。克利斯朵夫问了他们好几遍，应当在哪个地方下车，投宿什么旅馆，向哪个邮局领取信件。他们和他作别的时候，脸上表示很难过。克利斯朵夫却高高兴兴的握着他们的手，说道：“得了罢，别这么哭丧着脸。后会有起！这又不算一回事。我们明天就写信给你们。”

火车开了，他们望着他去远了。

“可怜的家伙！”玛奴斯叹了一声。

他们回上汽车，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加奈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下是犯了罪。”

玛奴斯先是不做声，随后回答道：“嘿！死的总是死了。应当救活的。”

天慢慢的黑了，克利斯朵夫紧张的心情也跟着静下来。掩在车厢的一角，他呆呆的想着，头脑已经清醒，可是浑身冰冷。他瞧了瞧手，看到了血，不是自己的血，便不胜厌恶的打了个寒噤。杀人的一幕又浮现了，使他想起杀了人，可不明白为什么杀的。他把战斗的经过在脑子里温了一遍，但这一回眼光不同了，不懂自己怎么会参加的。他又从头至尾想了想当天的事：怎样的和奥里维一块儿出门，走过几条街，直到他被漩涡卷进去为止。想到这儿，他糊涂了，思想的线索断了。他怎么能跟那些与他信仰不同的人一起叫喊，打架呢？他们的要求又不是他的要求。那时他变了另外一个人了！……他的意识，意志，都消灭了。这一点使他又惊愕又惭愧：难道他竟不能自主吗？那末谁是他的主宰？……现在快车带着他在黑夜里跑，但那个在精神上带着他跑的黑夜也一样的阴沉，那股无名的力也一样的令人头晕目眩……他努力想定一定神，结果只换了一个操心的题目。越近目的地，他越想念奥里维，莫名片妙的觉得不安了。

到站的时候，他向车门外张望，看看月台上有没有那张熟识的亲爱的脸……下了车，又向四面探望。有一两次，他有点儿眼花，仿佛……噢，不，不是“他”。他到约定的旅馆去，奥里维也没有在。这当然不足为奇：奥里维怎么能比他先到呢？但从此克利斯朵夫好不心焦的开始等待了。

时间正是早上。克利斯朵夫上楼到房间里转了一转，下去吃了饭，上街闲逛，装做毫无心事的样子；他欣赏了一下湖，瞧瞧铺子里的陈设，跟饭店里的姑娘说了几句笑话，翻着画报……一点没有劲。时间过得真慢。到晚上七点，克利斯朵夫不知如何是好，便提早吃了晚饭，也吃不下什么，重新上楼，吩咐仆人等朋友一到，立刻带到他屋子里来。他背对着房门，坐在桌子前面，一无所事：没有一件行李，没有一本书，只有才买来的一份报。他勉强拿来看着，心可是不在，耳朵老听着走廊里的脚声。整天等待的疲倦和整晚的没有睡觉，使他神经过敏到极点。

他突然之间听见房门开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使他不马上掉过头去。他觉得有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便转过身子，看见奥里维微微笑着。他并不惊奇，只是说：

“啊！你终于来了！”

只有一刹那功夫，幻景就消灭了……

 

[猪他爸]

克利斯朵夫猛的站起，推开桌子，把椅子翻倒在地下。他呆了一会，毛骨悚然，脸象死人一样，牙齿打得很响……

从那个时候起，——虽然他一无所知，虽然对自己再三说着“我又没知道什么”，——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都预感到了。

他没法再待在屋子里，到街上走了一个钟点。回到旅馆，看门的在穿堂里递给他一封信。啊，他早知道会有信的。他双手哆嗦着接过来，奔到楼上，拆了信，一读到奥里维的死耗，马上晕过去了。

信是玛奴斯写的，说昨天瞒着他催他动身，完全是奥里维的意思，奥里维要他的朋友逃走；——信上又说克利斯朵夫留在那里一无用处，只能送命；但克利斯朵夫为了纪念他的亡友，为了其余的朋友，为了他自己的光荣，应当活下去……奥兰丽用着又大又颤抖的字迹也附了两三行，说那位可怜的先生的后事，她会照顾的……

克利斯朵夫一醒过来，大发神经，只想杀死玛奴斯，立刻奔往车站。旅馆的穿堂里阒无一人，街上冷清清的；黑夜里几个寥寥落落晚归的行人，也没注意到这个眼睛发疯的，气喘吁吁的家伙。他只有一个念头，象一条想咬人的恶狗：“杀玛奴斯！杀！”他要回巴黎去。夜快车已经开出一小时，非等到第二天早上不可。那怎么行！他随便搭了下一班望巴黎那方面开去的火车。那是一班逢站必停的慢车。克利斯朵夫独自在车厢里嚷着：“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到了法国境内的第二站，火车完全停止，不再往前了。克利斯朵夫暴跳如雷，下了车，打听另外一班车，倦眼惺忪的职员们根本不理他。但不论他怎么办，总是太晚了。为奥里维是太晚了。他甚至也来不及找到玛奴斯，先得被捕。那末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继续向前吗？回头走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他想向一个在旁边走过的宪兵自首。但暧昧的求生的本能把他拦住了，劝他回瑞士。两三点钟以内，望任何方面去的火车都没有。克利斯朵夫坐在待车室里，又坐不下去，便走出车站，在黑夜里胡乱拣着一条路往前直闯。一忽儿他到了荒凉的田野，踏进了草原：东一处西一处的有些小柏树，表示靠近一个森林了。他进了林子，才走了几步就趴在地下嚷着：“啊，奥里维！”

他横躺在路上，嚎啕大哭。

过了好久，听见火车远远的一声长啸，他爬了起来，想回车站，可是走错了路，走了整整一夜。好罢，走到哪儿都是一样，只要尽走下去，不让自己思想，走到不会再思想，走到死！啊，要是能死才好呢！……

黎明的时候，他走进一个法国村子，和边境已经离得很远了。一夜之间他都是望法国这一边走着。他进入一家乡村客店，大吃了一顿，重新上路。日中，他在一片草原上倒下，直睡到傍晚。等到醒过来，天又黑了。他那股疯狂的劲也没有了，只觉得痛苦难忍，没法呼吸，好容易捱到一个农家，讨了一块面包，要求借宿。农夫把他打量了一番，切了一块面包给他，带他到牛棚里，把门反锁了。克利斯朵夫躺在草垫上，靠近气味难闻的母牛，嚼着面包。他淌着眼泪，又是饿又是痛苦。幸而睡眠把他解放了几小时。第二天早上，开门的声音把他惊醒了，他可依旧一动不动的躺着，心里只想不要再活下去。农夫站在他面前把他打量了好久，不时又瞧一下手里的纸。临了，他走前一步，把一张报纸交给克利斯朵夫看，上面赫然印着他的照片。

“不错，就是我，”克利斯朵夫说。“你去把我告发罢。”

“你起来。”

克利斯朵夫站起身子，农夫做个手势教他跟着走。他们从牛棚后面，在果子树中间走上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到了一座十字架底下，农夫指着一条路对克利斯朵夫说：

“边境在那一边。”

克利斯朵夫莫名片妙的上了路。他不懂自己为什么走着；身子和精神都累到极点，随时想停下来。但他觉得要是一倒下去，就没法再爬起来。于是又走了一天。身边连一个小钱都没有了，不能再买面包。而且他回避村子。由于一种非理智所能控制的奇怪的心理，这个但求一死的人竟怕给人抓去；他的身体好似一头被人追急的野兽，拚命的奔逃。肉体的痛苦，疲倦，饥饿，奄奄一息的生命隐隐约约感到的恐惧，暂时把他精神上的悲痛压倒了。他但求找到一个气息的地方，好细细咂摸自己的悲苦。

他过了边境，远远的望见一个钟楼高耸，烟突林立的城市：绵延不断的烟象黑色的河流一般，在雨中，在灰色的天空，望着同一个方向吹去。他忽然想起这儿有个当医生的同乡，叫做哀列克·勃罗姆，去年还有过信来，祝贺他的成功。不管勃罗姆为人怎么平凡，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疏阔，克利斯朵夫象受伤的野兽一般，拚着最后一些力量去投奔他，觉得要倒下来也得倒在一个并不完全陌生的人家里。

又是烟，又是雨，一片迷茫；街道跟屋子只有红与灰两种颜色。他在城里乱闯，什么都看不见，问了路又走错了，回头再走。他筋气力尽，靠着意志的最后一些力量，走进一条陡峭的小巷子，爬上通到一座小山岗的石梯，岗上有所阴森森的教堂，四周都是民房。六十步红色的石级，每三级或六级就有一个狭窄的平台，刚好让人家的屋子开个大门。克利斯朵夫每到一个平台总得摇摇晃晃的歇一会。成群的乌鸦在教堂的塔顶上盘旋。

他终于在一所屋子的门上看到了他寻访的姓名，便敲起门来。——巷子里很黑。他困顿不堪，闭上眼睛。心里也是漆黑一片……几个世纪过去了……

狭窄的门开了一半，出现一个女人。她的背光的脸教人没法看到；但身腰显得很清楚，因为外边黑，里头亮。她背后是一条长廊，长廊尽处有个照着斜阳的小花园。她个子高大，笔直的站着，一句话也不说，只等他开口。他看不见她的眼睛，只感觉到她的目光。他说要见哀列克·勃罗姆医生，同时报了自己的姓名，每个字都不容易从喉咙里吐出来。他饥渴交加，累到极点。那女人听了一声不出，回进去了；克利斯朵夫跟着她走进一间护窗紧闭的屋子，在黑洞里跟她撞了一下：肚子和大腿碰到了那个没有声音的身体。她出去带上了门，让他自个儿待在黑房里。他把身子靠着墙，脑门贴在光滑的护壁上，一动不动，生怕撞翻什么东西；耳朵里轰轰的乱响，只觉得天旋地转。

楼上有挪动椅子的声音，有人惊讶的叫了几声，又有砰砰訇訇的关门声。沉重的步子在楼梯上走下来了。

“他在哪儿？”一个熟人的声音问。

房间的门打开了。

“怎么！教客人待在黑房里！该死！阿娜，怎么不来个灯呀？”

克利斯朵夫虚弱到极点，狼狈到极点，听见这个喧闹的但是诚恳的声音，觉得大大的安慰。主人伸出手来，他抓住了。这时灯火也来了。两个人互相望着。勃罗姆身材矮小，红红的脸上留着又硬又乱的黑须，一双和善的眼睛在眼镜后面笑着，鼓起的宽广的脑门上满是皱痕，起伏不平，没有什么表情，头发整整齐齐的紧贴在脑壳上，中间分出一道头路，直到脑后。他长得奇丑无比，但克利斯朵夫瞧着他，握着他的手，心里非常舒服。勃罗姆大惊小怪的叫起来：“天啊！你变得多厉害！怎么搞成这个样的？”

“我从巴黎来，”克利斯朵夫说。“我是逃出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报上说你被捕了。啊，还算运气！阿娜跟我都想到你呢。”

他打断了话，指着那个招待克利斯朵夫进门的不声不响的女人，说：“这是内人。”

她手里拿着一盏灯，站在房门口。下巴长得很结实，脸相表示她是沉默寡言的人。灯光照着她深色的头发，映出赭红的反光，腮帮的皮肤没有什么光彩。她直僵僵的向克利斯朵夫伸出手去，肘子夹着身体；他望也不望跟她握了握手，已经支持不住了。

“我是来……”他结结巴巴的想说明来意。“我想你或许……要是我不太打搅你们的话……或许愿意……招留我一二天……”

勃罗姆马上把话接了过去：“什么一二天！……二十天，五十天，你喜欢待多久就多久。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你就住在我们家里；我还希望你多住一阵呢。这是给我们面子，使我们高兴的。”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些亲热的话大为感动，竟扑在勃罗姆的臂抱里。

“好朋友，好朋友，”勃罗姆说着。“啊，他哭了……怎么啦？……阿娜！阿娜！……赶快！他晕过去了……”

克利斯朵夫在主人的怀里失去了知觉。几小时以来他觉得要昏迷的现象终于来了。

等到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一张大床上。打开的窗子里传来一股潮湿的泥土味。勃罗姆在床边伛着身子。

“啊，对不起，”克利斯朵夫结结巴巴的说着，想坐起来。

“他这是饿坏的！”勃罗姆叫了一声。

 

[猪他爸]

他太太出去，捧了一杯东西回来给他喝。勃罗姆扶着他的头。克利斯朵夫喝完了才有了点生气；可是疲倦比饥饿更厉害，头一倒在床上，他就睡熟了。勃罗姆夫妇守在旁边，看他除了睡觉以外没有别的需要，便出去了。

这种睡眠仿佛一睡就可以睡上几年，是困倦之极而又令人困倦的睡眠，好比沉在湖底下的铅块。日积月累的疲乏，永远在意志门外窥伺的牛鬼蛇神的幻象，把他压倒了。他想醒过来，可是浑身滚热，仿佛筋骨都断了，在浑浑沌沌的黑夜中没法挣扎，只听见大钟永远打着半点。他不能呼吸，不能思想，不能动弹，被捆缚着，噤住了嘴，好象被人淹在水里，想挣扎起来而又沉到了底下。——终于黎明来了，姗姗来迟的，灰暗的黎明，——下着雨。热度退了，但身体似乎被压在一座山底下。他醒了。情形却更可怕……

“为什么还要睁开眼来？为什么要醒呢？要象朋友一样长眠地下才好啊……”

他仰天躺着，虽然觉得这个姿势很累，还是一动不动；手和腿象石头一般的重。他似乎进了坟墓。光线黯淡。几滴雨水打在窗上。一只鸟在花园中轻轻的哀鸣。噢！可怜的生命！空虚的生命……

光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勃罗姆走进屋子，克利斯朵夫也不掉过头来。勃罗姆看他睁着眼睛，便高高兴兴的跟他招呼。因为克利斯朵夫眼睛始终钉着天花板，他想替他排遣一下，便坐在床上，粗声大片的说话了。那声音使克利斯朵夫简直受不住，迸足了气力好容易说出一句：“请你让我安静一下。”

好心的主人立刻换了口气，说：“你不喜欢有人陪你是不是？好极了。你静静的躺着罢。好好的歇着，别说话。我们替你把饭端上来。你什么都不用操心。”

但要他说话简洁是不可能的。唠唠叨叨的解释了一番，他提着脚尖走出去了，笨重的靴子又使地板格吱格吱的响了一阵。克利斯朵夫一个人在屋子里，累得要死。他的思想被痛苦象雾一般包围着。他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要认识他？为什么要爱他？安多纳德的牺牲有什么用？所有那些生命，那些一代又一代的人，——多少的考验，多少的希望，——结果造成了这样一个人，而所有的生命都跟他同归于尽，白活了一辈子！”生也无聊，死也无聊。一个人消灭了，整个的家族也跟着消灭了，不留一点儿痕迹。这种情形不是又可恨又可笑吗？克利斯朵夫因为失望，愤怒，不由得狞笑了一下。痛苦的无能，无能的痛苦，致了他的命。他的心被压碎了……

屋子里除了医生出诊时的脚步以外，寂静无声。等到阿娜出现，克利斯朵夫已经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她用盘子端进中饭来。他一动不动的望着她。也不开口道谢。但在他好象一无所见的发呆的眼里，少妇的影子象照相一样的印了进去。隔了好久以后，对她认识更清楚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她仍旧是当时的模样；多少新的形象都抹不掉第一个回忆：头发很浓，挽着个很大的髻；脑门鼓得高高的，脸盘很大；又短又直的鼻子，眼睛老是低垂着，要是和别人的眼睛碰上了，就冷冷的不很坦白的躲开去；微嫌太厚的嘴唇抿得很紧；神起固执，近乎凶狠。她个子高大，身体长得很好，很结实，可是穿的衣衫太窄，动作非常僵。她一声不出，把盘子放在近床的桌上，然后胳膊贴着身体，低着头退出去。克利斯朵夫看到这个古怪而可笑的人并不觉得惊异，也不吃端来的东西，只管暗暗的磨自己。

白天过了。晚上阿娜又端来一些新的菜，看到中午拿来的食物原封不动，也就不声不响的端着走了。她不象一般女子那样，看到病人会自然而然的说些好话。她似乎不觉得有克利斯朵夫这个人，或者根本不觉得有她自己。克利斯朵夫好不耐烦的看着她笨拙与强直的动作，感到一种敌意。可是他感激她的不开口。——过了一会，医生来了，因为发觉克利斯朵夫没有吃东西；他的大声嚷嚷使克利斯朵夫愈觉得阿娜的静默可感。医生看到他的太太没有劝克利斯朵夫吃饭大不高兴，亲自来强迫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为了求个清静，只得喝几口牛奶，喝完又转过身去不理不睬了。

第二夜情形比较安定。他困倦之极，再也没有痛苦的感觉，再也没有丑恶的生命的痕迹……——可是一醒过来，更窒息了。他把那天琐琐碎碎的情形都记起来，想到奥里维不愿意出门，再三说要回去，于是他不胜悲痛的对自己说：

“是我送了他的命。”

他不能再一动不动的待在房里，让那目光凶恶的斯芬克斯把它的问题和死尸的气息折磨，便非常骚动的爬起来，走①出卧室，下了楼梯，本能的，怯生生的，需要挨在别人身边。可是他一听见人声又马上想躲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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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载：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向路人提出神秘的谜语，凡不能解答者皆被吞食。

勃罗姆那时在饭厅里，很亲热的接待克利斯朵夫，立刻问到巴黎的事。克利斯朵夫抓着他的胳膊，说：“别问我。过一晌再谈罢……请你原谅。我简直受不了。我累得要死，累得……”

“我知道，我知道，”勃罗姆态度很殷勤。“你神经受了震动，前几天的刺激太厉害了。别说话。别拘束。你爱怎办就怎办，好象在你自己家里一样。我们决不打搅你。”

他的确说到做到。为了避免惊动客人，他又趋于另外一个极端：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夫妇之间也不敢交谈了；说话都放低着声音，走路提着脚尖，屋子里变得没有一点声响。克利斯朵夫看到这窃窃私语的情形和强制的静默，非常难堪，只得要求勃罗姆照常办事，跟从前一样的过活。

这样以后，主人就一切都让克利斯朵夫自便。他几小时的坐在屋子的一角，或者象游魂似的踱来踱去，说不出想些什么，几乎连痛苦的气力都没有了。他象呆子一般，看到自己心如槁木，不由得厌恶之极。唯一的念头是跟“他”一起埋葬，万事全休。——有一次，他看到花园的门开着，不知不觉走了出去。但一到阳光底下，他就非常难受，赶紧退回来，仍旧去关在护窗紧闭的屋子里。天气晴好的日子使他受罪。他恨太阳。他受不了自然界的恬静。在饭桌上，他不声不响的只顾吃着勃罗姆搛给他的菜，眼睛钉着桌子。有一天，勃罗姆指给他看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克利斯朵夫竟骇然掉过头去。他对无论什么声音都厌恶，只求静默，只求黑暗！……心中只有空虚，也只需要空虚。生命的欢乐，象大鹏般振翼高歌，直冲云霄的欢乐是完了！一天又一天的呆在房里，唯一的生命感觉，是隔壁屋子里时钟滴答的声音，仿佛在他脑子里摆动。可是欢乐的野鸟还在他胸中，常常突然之间飞起来，撞在栅栏上，使心灵深处有一阵可怕的骚动，——“一个人独自在渺无人烟的荒野中悲号……”

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有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许还可能。大家把朋友这个名称随便滥用了，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的人所能有的福气。这种幸福太美满了，一朝得而复失的时候你简直活不下去。它无形中充实了你的生活。它消灭了，生活就变得空虚：不但丧失了所爱的人，并且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为什么世界上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朋友）呢？为什么要有我呢？……

这一下死的打击对于克利斯朵夫格外可怕，因为那时克利斯朵夫生命的本体暗中已经动摇了。人生有些年龄，机构的内部会酝酿一种蜕变，肉体与心灵特别容易受外界的打击；精神气惫，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对一切都觉得厌倦，对过去的成就毫不留恋，对前途也看不出一点儿端倪。在发作这些心病的年纪上，大多数人有家庭的责任把他们束缚着；这种责任固然使他们缺少批判自己、寻觅新路、重新缔造坚强的新生活所必需的自由精神，但同时也做了他们的保镖；固然，在那种情形之下你牢骚满腹，藏着不少的隐痛……还得永远的往前走……没法躲避的作业，对于家庭的照顾，逼着一个人象一起站着打盹的马似的，在两根车辕中间拖着疲乏的身子继续向前。——可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临到一平空虚的时间就毫无依傍，没有一点强其他前进的东西，只是为了习惯而走着，不知道往哪儿去。力量被扰乱了，意识不清楚了。在他这样迷迷忽忽的时候，要是来了一声霹雳，把他的梦游病惊醒过来，他就吃苦了。他倒下去了……

几封从巴黎转过来的信，把克利斯朵夫的麻痹状态驱散了一些时候。那是赛西尔和亚诺太太写来的，无非是安慰的话。可怜的安慰！没用的安慰！嘴里谈着痛苦的人并不是身受的人……那些书信只使他听到那个已经消灭的声音的回声。他没有勇气答复，人家也不再写来了。在这个意志消沉的情形之下，他要抹掉自己的痕迹，教自己消灭。痛苦能够使一个人变得不公平：他过去喜欢的那些人对他都不存在了。只有死掉的那一个才永久存在。连着好几个星期，他努力要教亡友再生，他和他谈话，写信给他：

“我的灵魂，今天我没收到你的信。你在哪儿呀？回来罢，回来罢，跟我说话啊，写信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