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寄希望于柴玲
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柴玲关于“宽恕六四”的讲话,读后感慨良多,因此有这篇小文。
我们有罪吗?
这里的我们是指1989年之前就到欧美来留学的我们。不管你是公派还是自费;不管你是否因为“六四保护案”而留在欧美,希望我们一起来反省,我们竟然活着,有没有罪?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 1883 - 1969 in Basel)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罪的问题》(1946) 中指出形而上学罪:不能尽自己的责任去维护人类文明的罪性。根据德语原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们不能尽我们所能去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们同样有罪。
战后,德国雅斯贝尔斯等一批知识分子带领德国人反省,认定希特勒是罪大恶极的首犯,但是,一般德国人也是有政治罪过的,因为普通德国人曾用投票方式把希特勒送上权力顶峰,这就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当然,那些希特勒政权的台柱人物,因为直接参与他的战争罪恶,更负有刑法责任。
德国战败以后,纽伦堡世纪审判。希特勒及其爪牙的刑法罪责越大,一般德国人的政治责任就越大。
暖气设备的工人到我家里来进行维护工作,休息时我问他:“平时你业余时间做什么?”他回答:“我喜欢足球,我也花很多时间研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我的爷爷和父亲非常崇拜希特勒,只有认真研读纳粹德国史,才能真正了解德国。……”
我在德国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感觉德国人的忏悔是认真的。
1994年方励之先生到慕尼黑,当时全球媒体都为柴玲轰动,因为她“期待别人流血,而并没有真正打算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她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我问方先生的看法,方先生间接为柴玲辩护:“责任毕竟在政府,总不能说,杀人者有理。”
第二年在瑞典开会,遇到刘宾雁先生,我说:“柴玲有罪,你我也有罪。”刘先生表示不理解,我可以理解宾雁先生的不理解。
我说,真正的悔改是“改变,转过头来,朝新的方向走去。”悔改不只是情感层面上的事。悔改的第一步,是认识什么是罪,这就需要忏悔。真正的忏悔不是靠发表痛快的演讲就可以办得到的,而必须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放在天平之上;真正的反省不是在善恶、好坏之间做出简单的取舍,而是需要让一切价值都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从内心忏悔,让自己的生命往道德关怀方向成长。
柴玲能否把“宽恕六四”和“期待别人流血”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之中,真正忏悔?柴玲如果敢于站出来,承认错误,忏悔自己的过去,会带动中国人对六四的反省,毕竟柴玲是六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若柴玲果真做到这一步,我们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