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言获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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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到一段有关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背景的文章。转过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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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虹：闲谈2012诺贝尔文学奖 (ZT)

在祝贺莫言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2000年8月15日北明就中文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对马悦然所做的专访。


评奖程序

问：评奖的程序是什么样的？

马：除了我刚才谈到的瑞典文学院的18个院士做评选工作。有资格推
荐获奖候选人的人包括：世界上每一个大学文学系的教授、每一个作家协
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每一个文学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还有以前获奖的作
家以及瑞典学院的院士。推荐书应该每年二月一号以前寄给瑞典文学学院
。每年2月份，我们收到的推荐信中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个作家被推荐。然后
，我们把这被推荐获奖的作家列成名单，在每个星期四开会讨论这些作家
作品。到了四月份，长的名单就缩短了。淘汰剩下的名单包括二十来个作
家的名字。到了五月底，名单变成最短的，包括五到六个作家的名字。六
月、七月、八月，我们就不再开会了，就开始念候选人的作品。

问：阅读作品时，作品不同的语种问题如何解决？

马：如果不懂原文，那就要找译文了。所有的院士都要念所有候选人
的作品。因为要念许多书，所以这段期间内我们比较忙。九月二十号就要
开始开会，讨论这五六个候选人的作品。十月十几号开始投票，决定谁是
当选者。得多数票的人就是年度得奖者。

　
在国外，很少读者会阅读中文文学作品

问：但是为什么没有中国文学家获奖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许应当问
一问（笑）。

马：……

问：为什么没有中国作家获奖？……是因为写的数量不够？还是因为
外国对中国文学介绍的不够？还是因为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国家，
专制社会，在这样的国度里可能出不来什么象样的文学作品？到底是什么
原因，您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马：（沉默六秒钟，然后沉吟着）在国外，很少读者会阅读中文文学
作品。在瑞典只有不到一百个读者能够阅读中文作品。（沉吟）嗯，所以
……（停顿），一个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印度的作家，完全要靠翻译。
他（她）主要的作品一定要翻成外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什么
的。要不然他在国外没有读者。不仅要翻，而且要翻得很好。翻得好，他
就可以出名了；翻得不好，读者就会以为，啊！这本小说简直不行。因为
译文不好，他们就认为原文同样不好。所以，一定要，一定要大量的翻译
他们的作品，而且要找些个好的翻译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一
个英国写小说的，或者用法文、德文、俄文写作的作品，就比较容易了。
……这个是事实，没有办法。

问：那您刚才说，中国作家这么强烈地关注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正常
的，您的意思是说，别的语种的作家就没有这样强烈的关注，是吗？

马：噢，他们还是很关注的。当然还是很关注的。他们想获奖的。
（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赛。因为瑞典学院只有十八个院
士。一半是学者，一半是作家。其中有的是诗人，有的是写小说的。我们
十八个人，每年要选一个好的作家。但是不能说这个作家就是世界上最好
的作家，那根本就不可能的。可以选一个好的作家，说，他的作品非常好，
我们喜欢他的东西，他应该得奖。好，就发给他了。但是……这个是没有
办法了，……我们只有十八个人，要选，也不可能覆盖世界上最好的作家。
我们只能希望选上的作家是一个好的作家。我觉得，从1940年代以来，我
们选的得奖的作家还是很不错的。以前，二十年代或者……就有一些也许
选的不太准。但是最近五、六十年，我觉得还是成绩比较好。可惜就没有
一个中国作家。但是这个是个时间问题。我也会尽我的力量。
问：您认为最近几年内，中国大陆的作家有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

马：有这种可能。我顶大的心愿（笑）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能够给一位
中国作家。但是这个名字我不能提出来，不能说。


比较熟悉和喜欢的中国作家和作品

问：您个人比较熟悉和喜欢哪些中国作家和作品？

马：那很简单了。写小说的是高行健和李锐；诗人是北岛和杨炼。北
岛现在侨居美国了，但是在原来大陆的朦胧诗人中，我认为北岛是第一位
的。但是台湾也有很多，台湾的诗很好。


只有我一个

问：那八位院士里头只有您一位能读中文，是吗？

马：嗯，只有我一个。

问：只有您一位能读中文，可是中国有这么多作品……

马：对。但是当然我也可以介绍。因为我知道哪些书翻的好，哪些翻的糟糕极了，我就可以把翻译的水平介绍给我的同事们，以便他们选翻译的好的作品看。


中国作家张承志张炜

问：我想提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听听您对他怎么评价其作品：张承志。他也是中国非常著名作家，作品也比较多，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跟您所提到的高行健、李锐、王安忆、残雪，在审美上属于不同类型。

马：我没有念过他的作品。

问：张炜的小说您读过吗，比方《古船》？

马：没有。

　
高行健在马悦然个人比较熟悉和喜欢哪些中国作家中排名第一，高行健所以成了全球第一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悦然在被问道喜欢哪些中国作家时不提莫言，也许是下意识里已经在开始保密了。作家和作品太多，读不过来也属正常。可是，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懂得中文的评委，马悦然先生连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张炜的《古船》, 和谢宝瑜的《玫瑰坝》都没有读过。那么，北明没有问到的重要大陆作家残雪, 张贤亮..... 又怎样呢？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张承志张炜谢宝瑜残雪张贤亮,比莫言都更有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我所知，张承志已经多年不写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了，仅从这一点上来讲，他就不会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来考虑。我的意思是，作为多年的文学奖评委，掌握着文学奖的中国话语权的马悦然，长期忽视张承志张炜谢宝瑜这几位当代最优秀的中文作家的作品这个事实，至少说明不止一两个当代优秀作家长期处在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视野之外。当然，任何奖项都不可能评得恰到好处，连自然科学奖都不例外，然而，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唯一懂中文的评委没有大量阅读海内外优秀中文文学作品的习惯，也不善于搜索信息并迅速查到在批评家同行和读者眼中极为重要的作家和作品，那么，选出实至名归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几率，也就不免太低。

莫言的小说，想象力狂野魅人，语言鲜活粗鄙。应该说，莫言是个极其聪明的作家，他以浓墨重彩和浓重的口味，遮掩了自己思想上的不足。他的小说所表达出来的历史感也是平面的，也许，正是为了突破这种平面性，不要说小说标题，就连主人公的名字，余占鳖，西门闹，西门驴,都别具一格。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相比，我觉得，莫言的小说其实更像是他的文学天才与农民式的狡黠结合的产物。在德国，有读者问莫言如何理解《丰乳肥臀》这个标题，莫言说：“丰乳肥臀这四个字中文和德文在意义的理解上是有一定差异的，中文里它有着很多复杂的含义，让人联想到‘母亲、生育、土地、生命’等等符号，可是翻译成外文听起来却挺吓人的，假如你能把小说从头到尾读下来的话，就不会对这四个汉字产生岐义了。”其实，在中文里，丰乳肥臀，也不会让人一下子联想到母亲、生育、土地、和生命，听起来其实是相当低俗的。

在“动物的眼睛，人的灵魂——记莫言柏林文化记忆朗诵会 ”一文中，黄雨欣写道：“我本人每次读莫言的小说都掺杂着半是欣赏半是惊悚的感觉，我欣赏他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时代感和磅礴大气的手笔，却对里面那些触目惊心的超极端的描述手段心存异议，比如《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在磨坊里为挨饿的子女们偷黄豆，为了不被发现自己先把豆子吞进肚子里，回到家里再呕出来煮给孩子们吃；《红高梁》里日本鬼子对九儿家的长工先是用尖刀挖掉生殖器，再挖眼睛、削耳朵的血淋淋的描写，包括这部新作《生死疲劳》里不吝笔墨地大量对地狱酷刑的渲染……我想知道这位大家在细致逼真地创作这些令人不舒服的情节时，究竟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针对黄雨欣的疑问，莫言回答说： “其实，我在描写这些情节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这里有对母亲的感激，因为关于母亲的情节不是我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确实发生在我母亲那一代人身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如果没有母亲们像动返州返咀一样地喂养我们，就没有我们这代人的今天了。你提到的其他极端的情节描写，在国内文学界也有很大的争议，有人似乎认为文学创作只能表现美的东西，从我对小说美学观念上的理解，那种极端的东西反而更能衬托生命中的美丽，更能激发出觉悟不高的民众面对敌人的残暴渴望报仇雪恨的情绪。”

是的，文学创作并非只能表现美的东西，然而，极端的东西也并非总能衬托生命中的美丽。 谢宝瑜的现实主义小说《玫瑰坝》，叙事背景和时间与莫言的《生死疲劳》大致相同，这部小说写尽了土改到文革期间玫瑰坝生活的残酷与荒诞，却并不给读者血腥暴力的感觉，因为在恶的描写背后，是作者的悲悯, 而不是展览的欲望。与莫言的《生死疲劳》相比，《玫瑰坝》里的人物更生动，对话更有味道，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认识也更深刻。北美文学艺术评论家廖康关于《玫瑰坝》的评论发表于2006年。六年过去了，《玫瑰坝》既没有能够在大陆公开发表，也没有走进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视野。

莫言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成名。”莫言这样说，是相当谦虚了。不过说到世无英雄，却未必是真的。
http://www.hxwz.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3919

 

[atla]

嗯，十年的时间，足可以让一些东西改变

 

[TXK]

莫言开始说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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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ZT)

每个作家都有他成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為什麼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歷有关。我认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裡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

从现在退回去大约四十年，也就是20世纪的6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近代歷史上一个古怪而狂热的时期。那时候一方面是物质极度贫乏，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几乎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另一方面却是人民有高度的政治热情，饥饿的人民勒紧腰带跟著共產党进行共產主义实验。那时候我们虽然饿得半死，但我们却认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包括美国人――都还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之中。而我们这些饿得半死的人还肩负著把你们从苦海裡拯救出来的神圣责任。当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对外敞开了大门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在我的童年时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照相这码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据后来看到过的一些歷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忆，来想像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担保我想像出来的形象是真实的。那时，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裡，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烂程度是今天的中国孩子想像不到的。

我相信我奶奶经常教导我的一句话，她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没有受不了的罪。我也相信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人在险恶的环境裡，也许会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不能适应的都死掉了，能够活过来的，就是优良的品种。所以，我大概也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那时候我们都有惊人的抗寒能力，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 唧乱叫时， 我们光著屁股，也没有感到冷得受不了。我对当时的我充满了敬佩之情，那时我真的不简单，比现在的我优秀许多倍。

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裡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楣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

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我的一个小伙伴后来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裡既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钢丝他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咬断，别的电工用刀子和钳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齿就可以完成了。
那时我的牙齿也很好，但不如我那个当了电工的朋友的牙齿好，否 则我很可能 是一个优秀的电工而不是一个作家。

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裡的小学校里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麼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於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了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愈嚼愈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

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裡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裡的校长出来阻止，於是人们就开始哄抢。至於煤块吃到肚子裡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但吃煤时口腔裡的感觉和煤的味道，至今还牢记在心。不要以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欢乐，其实那时候我们仍有许多欢乐，我们為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欢欣鼓舞。

这样的饥饿岁月大概延续了两年多，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虽然还是吃不饱，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两百斤粮食，再加上到田野裡去挖一点野菜，基本上可以维持人的生命，饿死人的事愈来愈少了。

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长期的饥饿使我知道，食物对於人是多麼的重要。什麼光荣、事业、理想、爱情，都是吃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因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

当我成為作家之后，我开始回忆我童年时的孤独，就像面对著满桌子美食回忆饥饿一样。我的家乡高密东北乡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洼地裡放牛，因為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輟学，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裡读书时，我就在田野裡与牛為伴。我对牛的瞭解甚至胜过了我对人的瞭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裡想什麼。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裡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裡，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眼睛蓝得好像大海裡的海水。我想跟牛谈谈，但是牛只顾吃草，根本不理我。

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著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 也不理我。 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

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的感情。在这样的环境裡，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遝来。我躺在草地上理解了什麼叫爱情，也理解什麼叫善良。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押韵。有一次我对著一棵树自言自语，我的母亲听到后大吃一惊，她对我的父亲说：“他爹，咱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

后来我长大了一些，参加了生產队的集体劳动，进入了成人社会，我在放牛时养成的喜欢说话的毛病给家人带来了许多麻烦。我母亲痛苦地劝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说话?”我当时被母亲的表情感动得鼻酸眼热，发誓再也不说话，但一到了人前，肚子裡的话就像一窝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话说过之后又后悔无比，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教导。所以当我开始我的作家生涯时，我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莫言。但就像我的母亲经常骂我的那样，“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肉”，我改不了喜欢说话的毛病。為此我把文坛上的许多人都得罪了，因為我最喜欢说的是真话。现在，随著年龄增长，我的话说得愈来愈少，我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我的作家梦想是很早就发生了的，那时候，我的邻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下放回家的学生。我与他在一起劳动，起初他还忘不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大学生，说起话来文縐縐的。但是严酷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劳动很快就把他那点知识份子的酸气改造得乾乾净净，他变成了一个与我一样的农民。在劳动的间隙裡，我们饥肠轆轆，胃裡泛著酸水。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聚集在一起谈论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经吃过的或者是听说过的美食讲出来让大家享受，这是真正的精神会餐。说者津津有味，听者直咽口水。

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他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饺 子的人，但 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对我们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从此我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那是多麼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我开始创作时，的确没有那麼崇高的理想，动机也很低俗。我可不敢像许多中国作家那样把自己想像成“人类灵魂工程师”，更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改造社会。前边我已经说过，我创作的最原始的动力就是对於美食的渴望。当然在我成了名之后，我也学著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那些话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一个出身底层的人，所以我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的观点，谁如果想从我的作品中读出高雅和优美，他多半会失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什麼人说什麼话，什麼藤结什麼瓜，什麼鸟叫什麼调，什麼作家写什麼作品。

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当然，随著我的肚子渐渐吃饱，我 的文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渐渐地知道，人即便每天吃三次饺子，也还是有痛苦的，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其程度并不亚 於饥饿。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样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但我在描写人的精神痛苦时，也总忘不了饥饿带给人的肉体痛苦。我不知道这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宿命。

我最早的创作是不值一提的，但也是不能不提的，因為那是属於我的歷史，也是属於中国当代文学的歷史。我记得我最早的作品是写一篇挖河的小说，写一个民兵连长早晨起来，站在我们的毛主席像前，向他祈祷，祝愿他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那人就起身去村裡开会，决定要他带队到外边去挖一条很大的河流。他的女朋友為了支持他去挖河，决定将婚期往后推迟三年。而一个老地主听说了这个消息，深夜裡潜进生產队的饲养室，用铁锹把一匹即将到挖河的工地上拉车的黑骡子的腿给铲断了。这就是阶级斗争，而且非常激烈。大家都如临大敌，纷纷动员起来，与阶级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河挖好了，老地主也被抓起来了。这样的故事今天是没人要的，但当时中国的文坛上全是这样的 东西。如果 你不这样写，就不可能发表。儘管我这样写了，也还是没有发表。因為我写得还不够革命。

到了七十年代末，我们的毛主席死了，中国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文学也开始发生变化。但变化是微弱而缓慢的，当时还有许多禁区，譬如不许写爱情，不许写共產党的错误，但文学渴望自由的激情是压抑不住的，作家们挖空心思，转弯抹角地想突破禁区。这个时期就是中国的伤痕文学。

我是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那时中国的文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的禁区几乎都突破了，西方的许多作家都介绍了过来，大家都在近乎发疯地模仿他们。我是一个躺在草地上长大的孩子，没上几天学，文学的理论几乎是一窍不通，但我凭著直感认识到，我不能学那些正在文坛上走红的人的样子，把西方作家的东西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我认為那是二流货色，成不了大气候。我想我必须写出属於我自己的、跟 别人不一样 的东西，不但跟外国的作家不一样，而且跟中国的作家也不一样。

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恰恰相反，我是一个深受外国作家影响并且敢於坦率地承认自己受了外国作家影响的中国作家，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作為一个专门的题目来讲。但我比很多中国作家高明的是，我并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我想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书，实际上是一次对话，甚至是一次恋爱，如果谈得投机，有可能成為终生伴侣，如果话不投机，然后就各奔前程。

截止到目前，在美国已经出版了我三本书，一本是《红高粱家族》，一本是《天堂蒜薹之歌》，还有一本就是刚刚面世的《酒国》。《红高粱家族》表现了我对歷史和爱情的看法，《天堂蒜薹之歌》表现了我对政治的批判和对农民的同情，《酒国》表现了我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我对腐败官僚的痛恨。这三本书看起来迥然有别，但最深层裡的东西还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嚮往。

http://www.hxwz.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4046

 

[atla]

看上去，莫言是对生活很有感觉的人，也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的成功看似偶然，好像也不吧。不是说他有多努力，而是天时那块。看过一些名人传记，感觉，一切都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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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言这段自述里，我们似乎能得到一些写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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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福克納大叔，你好嗎? (ZT)

几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在故乡的草地上放牧牛羊的顽童时，就开始了阅读生涯。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书籍是十分罕见的奢侈品。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那十几个村子裡，谁家有本什麼样的书我基本上都知道。為了得到阅读这些书的权利，我经常给有书的人家去干活。我们邻村一个石匠家裡有一套带插图的《封神演义》，这套书好像是在讲述三千年前的中国歷史，但实际上讲述的是许多超人的故事。譬如说一个人的眼睛被人挖去了，就从他的眼窝裡长出了两隻手，手裡又长出两隻眼，这两隻眼能看到地下三尺的东西。还有一个人，能让自己的脑袋脱离脖子在空中唱歌，他的敌人变成了一隻老鹰，将他的脑袋反著安装在他的脖子上，结果这个人往前跑时，实际上是在后退，而他往后跑时，实际 上是在前进 。

这样的书对我这样整天沉浸在幻想中的儿童，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為了阅读这套书，我给石匠家里拉磨磨面，磨一上午面可以阅读这套书两个小时，而且必须在他家的磨道裡读。我读书时，石匠的女儿就站在我的背后监督著我，时间一到，马上收走。如果我想继续阅读，那就要继续拉磨。那时在我们那裡根本就没有鐘錶，所以所谓两个小时，全看石匠女儿的情绪，她情绪好时，时间就走得缓慢，她情绪不好时，时间就走得飞快。為了让这个小姑娘保持愉快的心情，我只好爬到邻居家的杏树上偷杏子给她吃。像我这样的馋鬼，能把偷来的杏子送给别人吃，简直就像让馋猫把嘴裡的鱼吐出来一样，但我还是将得来不易的杏子送给那个女孩。当然，石匠的女儿很好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总之，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把我们周围那十几个村子裡的书都读完了。那时候我的记忆力很好，不但阅读的速度惊人，而且几乎是过目不忘。至於把读书看成是与作者的交流，在当时是谈不上的，当时是纯粹地為了看故事，而且非常投入，经常因為书中的人物而痛哭流涕，也经常爱上书中那些可爱的女性。

我把周围村子裡的十几本书读完之后，十几年裡，几乎再没读过书。我以為世界上的书就是这十几本，把它们读完，就等於把天下的书读完了。这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劳动，与牛羊打交道的机会比与人打交道的机会多，我在学校裡学会的那些字也几乎忘光了。但我的心裡还是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成為一个作家，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十五岁时，石匠的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大姑娘，她扎著一条垂到臀部的大辫子，生著两隻毛茸茸的眼睛，一副睡眼朦朧的样子。我对她十分著迷，经常用自己艰苦劳动换来的小钱买糖果送给她吃。她家的菜园子与我家的菜园子紧靠著，傍晚的时候，我们都到河裡担水浇菜。当我看到她担著水桶、让大辫子在背后飞舞著从河堤上飘然而至时，我的心裡百感交集。我感到她是地球上最美丽的人。我跟在她的身后，用自己的赤脚去踩她留在河滩上的脚印，仿佛有一股电流从我的脚直达我的脑袋，我心中充满了幸福。

我鼓足了勇气，在一个黄昏时刻，对她说我爱她，并且希望她能嫁给我做妻子，她吃了一惊，然后便哈哈大笑。她说：“你简直是癩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痴心不改，又托一个大嫂去她家提亲。她让大嫂带话给我，说只要我能写出一本像她家那套《封神演义》一样的书她就嫁给我。我到她家去找她，想对她表示一下我的雄心壮志，她不出来见我，她家那条兇猛的大狗却像老虎似的冲了出来。

前几天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我曾经说是因為想过上一天三次吃饺子那样的幸福日子才发奋写作的，其实，鼓舞我写作的，除了饺子之外，还有石匠家那个睡眼蒙?的姑娘。我至今也没能写出一本像《封神演义》那样的书，石匠家的女儿早已经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前几天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我说过，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书，实际上是一次对话，甚至是一次恋爱，如果谈得成功，很可能成為终生伴侣，如果话不投机，大家就各奔前程（编者按：见前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下同）。今天，我就具体地谈谈我与世界各地的作家们的对话，也可以说是恋爱的过程。在我的心目中，一个好的作家是长生不死的，他的肉体当然也与常人一样迟早要化為泥土，但他的精神却会因為他的作品的流传而永垂不朽。在今天这种纸醉金迷的社会裡，说这样的话显然是不合时宜――因為比读书有趣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但為了安慰自己，鼓励自己继续创作，我还是要这样说。

我大量地阅读是在大学文学系读书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写了不少很坏的小说。我第一次进了学校的图书馆时大吃一惊，我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已经有这麼多人写了这麼多书。但这时我已经过了读书的年龄，我发现我已经不能耐著心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我感到书中那些故事都没有超出我的想像力。我把一本书翻过十几页就把作者看穿了。我承认许多作家都很优秀，但我跟他们之间共同的语言不多，他们的书对我用处不大，读他们的书就像跟一个客人彬彬有礼地客套，这种情况直到我读到福克纳為止。我清楚地记得

那是1984年的12月裡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从同学那裡借到了一本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端详著印在扉页上穿著西服、扎著领带、叼著烟斗的那个老头，心中不以為然。然后我就开始阅读由中国的一个著名翻译家写的那篇漫长的序文，我一边读一边欢喜，对这个美国老头许多不合时宜的行為我都感到十分理解，并且感到很亲切。譬如他从小不认真读书；譬如他喜欢胡言乱语；譬如他喜欢撒谎，他连战场都没上过，却大言不惭地对人说自己驾驶著飞机与敌人在天上大战；他还说他的脑袋裡留下一块巨大的弹片，而且因為脑子裡有弹片，才导致了他的烦琐晦涩的语言风格。他去领诺贝尔奖金，竟然醉得连金质奖章都扔到垃圾桶裡；甘迺迪总统请他到白宫赴宴，他竟然说為了吃一次饭跑到白宫去不值得。他从来不 以作家自居，而是以农民自居，尤其是他创造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更让我心驰神往。

我感到福克纳像我故乡的那些老农一样，用不耐烦的口吻教我如何给马驹子套上笼头。接下来我就开始读他的书，许多人都认為他的书晦涩难懂，但我却读得十分轻鬆。我觉得他的书就像我的故乡那些脾气古怪的老农的絮絮叨叨一样亲切，我不在乎他对我讲了什麼故事，因為我编造故事的才能决不在他之下，我欣赏的是他那种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他旁若无人，只顾讲自己的，就像当年我在故乡的草地上放牛时一个人对著牛和天上的鸟自言自语一样。

在此之前，我一直按照我们的小说教程上的方法来写小说，这样的写作是真正的苦行。我感到自己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按照我们教材上讲的，如果感到没有东西可写时，就应该下去深入生活。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胡说八道，原来农村裡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於是我就把他的书扔到了一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小说了。

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裡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於是我就把他的书扔到了一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小说了。

受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啟示，我大著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完全的虚构，我的高密东北乡则是实有其地。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这简直就像打开了一 道记忆的闸门，童年的生活全被啟动了。我想起了当年我躺在草地上对著牛、对著云、对著树、对著鸟儿说过的话，然后我就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写到我的小说裡。此后我再也不必為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发愁，而是要為写不过来而发愁了。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许多新的构思，就像狗一样在我身后大声喊叫，追著让我写它们。以前是我写小说，现在是小说写我。

后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福克纳国际研讨会上，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他就在离福克纳的家乡不远的一所大学教书，他和他们的校长邀请我到他们学校去访问，我没有去成，他就寄给我一本有关福克纳的相册。那裡边，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福克纳穿著破衣服、破靴子站在一个马棚前的照片，他的这副形象一下子就把我送回了我的高密东北乡，他让我想起了我的爷爷、父亲和许多的老乡亲。

这时，福克纳作為一个伟大作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已经彻底地瓦解了。我感到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距离，我感到我们是一对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我们在一起谈论天气、庄稼、牲畜，我们在一起抽烟喝酒，我还听到他对我骂美国的评论家，听到他讽刺海明威，他还让我摸了他脑袋上 那块伤疤， 他说这个疤其实是让一匹花斑马咬的，但对那些傻瓜必须说是让德国的飞机炸的，然后他就得意地哈哈大笑，他的脸上佈满顽童般的恶作剧的笑容。

他告诉我一个作家应该大胆地、毫无愧色地撒谎，不但要虚构小说，而且可以虚构个人的经歷。他还教导我，一个作家应该避开繁华的城市，到自己的家乡定居，就像一棵树必须把根扎在土地上一样。我很想按照他的教导去做，但我的家乡经常停电，水又苦又涩，冬天又没有取暖的设备，我害怕艰苦，所以至今没有回去。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至今我也没把福克纳那本《喧哗与骚动》读完，但我把那本美 国 教授送我的福克纳相册放在我的案头上，每当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时，就与他交谈一次。我承认他是我的导师，但我也曾经大言不惭地对他说：“嗨，老头子，我也有超过你的地方!”我看到他的脸上浮现出讥讽的笑容，然后他就对我说：“说说看，你在哪些地方超过了我。”

我说：“你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始终是一个县，而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在我的新作《丰乳肥臀》裡，我让高密东北乡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还增添了许多现代化的娱乐设施。

另外我的胆子也比你大，你写的只是你那块地方上的事情，而我敢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裡发生过。我的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根本就没有山，但我硬给它挪来了一座山，那裡也没有沙漠，我硬给它创造了一片沙漠，那裡也没有沼泽，我给它弄来了一片沼泽，还有森林、湖泊、狮子、老虎……都是我给它编造出来的。

近年来不断有一些 外国 学生和翻译家到高密东北乡去看我在小说中描写过的那些东西，他们到了那裡一看，全都大失所望，那裡什麼也没有，只有一片荒凉的平原和平原上一些毫无特色的村子。”福克纳打断我的话，冷冷地对我说：“后起的强盗总是比前辈的强盗更大胆!”

我的高密东北乡是我开创的一个文学的王国，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时，就饱尝到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当然，有一些大胆的强盗也造我的反，而我也必须向他们投降。

我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出笼后，也有一些当地人对我提出抗议，他们骂我是一个背叛家乡的人，為此，我不得不多次地写文章解释，我对他们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像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裡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

现在，我终於踏上了神往已久的我的导师福克纳大叔的国土，我希望在繁华的大街上看到他的背影，我认识他那身破衣服，认识他那只大烟斗，我熟悉他身上那股混合著马粪和烟草的气味，我熟悉他那醉汉般的摇摇晃晃的步伐。如果发现了他，我就会在他的背后大喊一声：“福克纳大叔，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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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

嗯， 这个启示好像在拥抱的写作中见过

 

[TXK]

莫言：诺贝尔演讲全文——讲故事的人 (ZT)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移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 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 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 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 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 的叹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 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 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 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 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 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 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 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 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 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 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 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 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 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 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 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 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 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我小学未毕业 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 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 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像。我们 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 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 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 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 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 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 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 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 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 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 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 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 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 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 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 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 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 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 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 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 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 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

　　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 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 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 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 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 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 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 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 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 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 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母 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 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 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 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 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 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 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 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 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 当做人来写。

　　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 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 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 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 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 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

　　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 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 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 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 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 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 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 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 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 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 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 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 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 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 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 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 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 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 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 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 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 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 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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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son]

惭愧啊，俺看不懂他的作品。

 

[让我拥抱你]

“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TXK]

康正果：一颗裹着糖衣的苦葯 （2012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译文对照版） (ZT)

自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媒体上相关的争论至今不绝。我也曾被电臺的节目主持人邀请过发表评论。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并不熟悉莫言的作品，也没有兴趣為促热闹而去补读那些与我当前的写作方向无关的文字，更不要说我向来就无意介入华人诺获贝尔奖的是非争端，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随便去评説莫言是否值得拿到如此崇高的奖项。

我要说的是我读了英译颁奖辞的感觉。我发现诺贝尔奖的文学委员会并非如某些人指斥的那么昏憒，即使他们有抚慰中共当局及其拥戴者的意向，那一种示好的做法也不是毫无原则的。从颁奖辞可以看出，他们仍然以西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莫言的作品，从中读出了大量让只爱受奖，不爱受批的当局一时间甚感尷尬的信息。这一切都巧妙而确切地写在颁奖辞中，并被标明為莫言作品获奖的原因。由此看来，瑞典文学院送给中共当局的这个大奖确带有不少芒刺，它可谓一颗裹着糖衣的苦葯，一个当局的屁股下非坐进去不可的萝卜。

但无耻的是，我发现大陆版的中译文竟然整段删节，到处乱改，妄图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摘取这个对他们来説已变了味的桃子。反观BBC中文网的中译，虽然完整，却也有不少可议之处，不足以尖锐地对比出大陆版的残缺和欺瞒。故笔者不揣鄙陋，现将全文仔细译出，英汉对照在下面。主要的用意是為广大的读者提供一个可资对比的文本，对比出大陆版本如此歪曲和掩盖的卑鄙用心。读者只要认真读了这篇颁奖辞，仔细品味，就不难想象中共当局那种洋米汤喝下去，却嚥了个苍蝇的反胃感了。笔者并非翻译行家，也没必要在这方面逞能，之所以破费功夫，在这裡“贫道献丑”，為的只是保全真相，打假揭偽。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2012年12月14日

颁奖辞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介绍了莫言的作品，阐述了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全文如下：

（中英对照译文）

Mo Yan is a poet who tears down stereotypical propaganda posters, elevating the individual from an anonymous human mass. Using ridicule and sarcasm Mo Yan attacks history and its falsifications as well as deprivation and political hypocrisy. Playfully and with ill-disguised delight, he reveals the murkiest aspects of human existence, almost inadvertently finding images of strong symbolic weight.

莫言是一个撕下程式化宣传海报，将凡夫俗子一个个推上臺面的诗人。他以冷嘲热讽的笔致抨击历史及其作伪，以及剥夺的行为和政治伪装。他戏謔地揭示了人生境遇中最阴暗的方面，漫不经心地摸索出极富象徵力的形象。

North-eastern Gaomi county embodies China’s folk tales and history. Few real journeys can surpass these to a realm where the clamour of donkeys and pigs drowns out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s and where both love and evil assume supernatural proportions.

高密县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不通过此类故事，你几乎很难脚踏实地地进入一个驴吼猪叫淹没了党政领声音的国度，在那里，爱和恶的呈现已达到超自然的程度。

Mo Yan’s imagination soars across the entire human existence. He is a wonderful portrayer of nature; he knows virtually all there is to know about hunger, and the brutality of China’s 20th century has probably never been described so nakedly, with heroes, lovers, torturers, bandits – and especially, strong, indomitable mothers. He shows us a world without truth, common sense or compassion, a world where people are reckless, helpless and absurd.

莫言的想象飞掠整个的人生境遇。他是描绘自然的能手；有关飢饿的方方面面，他几乎全都熟知。中国在20世纪中的暴虐无道，也许还从未如此直白地被他描写在他那些英雄、恋人、施虐者、强盗，特别是坚强无畏的母亲的故事之中。他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没有真理，缺乏常识或同情心的世界，其中的人群都显得鲁莽、无助而荒诞。

Proof of this misery is the cannibalism that recurs in China’s history. In Mo Yan, it stands for unrestrained consumption, excess, rubbish, carnal pleasures and the indescribable desires that only he can attempt to elucidate beyond all tabooed limitations.

中国历代反復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就是这一悲惨世界的证据。在莫言的笔下，它还呈现為毫无节制的消费，大肆铺张，胡説八道，食色之乐，以及种种难以言説的欲望，唯独莫言能够冲破所有的禁忌限制，试图将那一切阐述出来。

In his novel Republic of Wine, the most exquisite of delicacies is a roasted three-year-old. Boys have become exclusive foodstuff. The girls, neglected, survive. The irony is directed at China’s family policy, because of which female foetuses are aborted on an astronomic scale: girls aren’t even good enough to eat. Mo Yan has written an entire novel, Frog, about this.

在他的小説《酒国》中，最精致的美味是三岁孩童肉烧烤。男童肉成为高级食品，而女童，则因被鄙弃不顾而得以幸存。这一反讽直刺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导致女胎被大量堕掉，堕掉的女胎多不胜数，以致多到了不配食用的地步。《蛙》这部小説从头到尾所写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Mo Yan’s stories have mythical and allegorical pretensions and turn all values on their heads. We never meet that ideal citizen who was a standard feature in Mao’s China. Mo Yan’s characters bubble with vitality and take even the most amoral steps and measures to fulfill their lives and burst the cages they have been confined in by fate and politics.

莫言的故事富有神话和讽喻的旨趣，所有的价值在这些故事中都全然改观。在莫言的笔下，毛时代的中国众生相绝非那种常见的模式化理想人物，他们全都显得生气勃勃，為充分发挥他们的生命力和打破那囚禁他们的命运和政治牢笼，他们的行事甚至採取了非道德的步骤和方式。

Instead of communism’s poster-happy history, Mo Yan describes a past that, with his exaggerations, parodies and derivations from myths and folk tales, is a convincing and scathing revision of fifty years of propaganda.

莫言所描写的过去年代与中共所发行的那些宣传画中的历史有所不同，他使用夸张和戏仿的笔法，以及取材神话和 民间故事的内容，对以往那五十年的宣传作出了可信而严苛的修正。

In his most remarkable novel,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where a female perspective dominates, Mo Yan describe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Great Famine of 1960 in stinging detail. He mocks the revolutionary pseudo-science that tried to inseminate sheep with rabbit sperm, all the while dismissing doubters as right-wing elements. The novel ends with the new capitalism of the ‘90s with fraudsters becoming rich on beauty products and trying to produce a Phoenix through cross-fertilisation.

《丰乳肥臀》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小説，书中整个地贯串了女性视角，对大跃进和1960年的大飢荒作出了令人锥心的细节描述。他揶揄妄图拿公兔给母羊配种的革命派伪科学试验，而在当时，凡对此类事情表示怀疑的人都会被打成右派。小説以新资本主义勃兴的90年代作结，那时候某些靠出售美容品发了大财的骗子们仍妄图通过杂交的方法养出凤凰。

In Mo Yan, a forgotten peasant world arises, alive and well, before our eyes, sensually scented even in its most pungent vapours, startlingly merciless but tinged by joyful selflessness. Never a dull moment. The author knows everything and can describe everything – all kinds of handicraft, smithery, construction, ditch-digging, animal husbandry, the tricks of guerrilla bands. He seems to carry all human life on the tip of his pen.

莫言大笔淋漓，勾绘出一个被遗忘的农民世界，其中的一切都被写得活灵活现，即便它的氛围乌烟瘴气，也弥漫有肉慾的气息，其中虽充斥惊人的残忍，却仍浸润着欢快的无私；读起来从不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各种手工艺，铁匠活，盖房，挖渠，养殖，土匪伎俩——所有这一切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写，人世间的一切几乎都被他罗列到笔下。

He is more hilarious and more appalling than most in the wake of Rabelais and Swift — in our time, in the wake of García Marquez. His spice blend is a peppery one. On his broad tapestry of China’s last hundred years, there are neither dancing unicorns nor skipping maidens. But he paints life in a pigsty in such a way that we feel we have been there far too long. Ideologies and reform movements may come and go but human egoism and greed remain. So Mo Yan defends small individuals against all injustices – from Japanese occupation to Maoist terror and today’s production frenzy.

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以及当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还很少有人能像莫言这样写得妙趣横生，惊世骇俗。他那辛辣的文笔是麻辣味的。他勾绘了近百年中国的历史长卷，其中既无麒麟呈祥的景象，也无少女欢跃的幸福。但那里面的猪圈生活却让他描绘到令人难以忍受，却又欲罢不休的地步。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儘管搞来搞去，人们的唯我意识和贪心始终都革除不掉。所以莫言要為保护藐小的个人而抗拒一切不公正的行为——从日本侵华直到毛时代的暴政和今日大搞生产的狂热。

For those who venture to Mo Yan’s home district, where bountiful virtue battles the vilest cruelty, a staggering literary adventure awaits. Has ever such an epic spring flood engulfed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Mo Yan’s work, world literature speaks with a voice that drowns out most contemporaries.

在莫言的家乡，富饶的德行一直都在与最邪恶的残忍交战，对那些有勇气闯进去一窥其究竟的人士来説，所面临的将是一次步履艰难的文学冒险之行。中国，乃至世界的其他地方，何曾经受过这样一种史诗春潮的波澜冲击？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了让众多的当代人倾倒折服的声音。

The Swedish Academy congratulates you. I call on you to accept the 2012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from the hand of His Majesty the King.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恳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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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大陆版本的中译

尊敬的国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 、不屈不挠的母亲们 。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小说的结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会忽悠的人靠卖化妆品富了起来，并想通过混种受精培育凤凰。

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从日本占领到毛泽东的错误到今天的疯狂生产。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http://www.hxwz.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4522

 

[一方水土]

我觉得他乡兄这个帖子很好，俺有空就过来看一看。

 

[xiee]

莫言的作品很不错。当然该得奖

但还是喜欢老舍的多一点

 

[让我拥抱你]

莫言的作品很不错。当然该得奖

但还是喜欢老舍的多一点

我更喜欢王朔。。。虽然通俗了一点儿。

 

[xiee]

我更喜欢王朔。。。虽然通俗了一点儿。

王朔太痞了。不过他后期作品没看过

 

[让我拥抱你]

王朔太痞了。不过他后期作品没看过

朔爷痞是痞，人品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