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一）
---在“叁维互证”的视野里重建“全球政治经济学”
老田
“叁维互证”是指人类社会中叁种首要关系之间的互为联系和作用，这叁种主要
的关系是：人地关系、人与人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由于人们不能象植物那样
直接汲取阳光的能量过活，人们必须依赖自然界的物质和能源，而由于物质和能
源的供应是有限的，而且使用物质和能源的共享性也非常有限，因此就必然地决
定了在物质利益上，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是人际关系竞争的
基础，为了更好地进行竞争，人们需要合作，合作起来的群体发挥出来的力量，
对非合作的群体就具有“竞争优势”，最重要的人类群体合作关系体现在国家关
系上。当然在竞争与合作竞争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方面，人与人互为最重要的
背景，人际合作能够消除人际竞争的消极方面，改善人们生存的软环境，在基本
生存需要被满足之后，合作制造的“软环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会急剧上
升。
“叁维互证”是在宏观视野里对宏观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进行对照和验证，这
个验证过程要求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成本、资源在经济体系中的分
配过程及其后果，目的是检验宏观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能否实现社会管理稳
定和管理成本最小化，并以最小的有形资源损耗增进国家安全，从而得以集中资
源促进一国社会福利最大化，“叁维互证”就是这样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验证过
程和程序。
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经济发展将不得不依
赖于对资源利用规模的扩大。今天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除了决
定于本土的人地（资源）关系之外，日益与该国在全球资源分配格局中所占的地
位紧密相连，这两者共同决定了一国可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源数量，并进而决定了
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人与人关系如何定位，具有非常
不同决定因素、决定模式和作用过程，并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管理成本和
国家管理模式，一个国家内部人与人关系如何合理定位，是国家政治体系所必须
完成的功能。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经济学不仅首先是政治经济学
，而且也必定不是单纯的国民政治经济学，而是全球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由于
经济规模庞大（在资源禀赋和生产者、消费者群体规模上都是如此），对国际市
场上的产品和要素均衡价格的扰动作用强大，显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就不能把国
际市场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对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分工体系底层这样一个位
置来说，需要谨慎评估在国际垄断价格盘剥下，中国资源的净流出对中国经济发
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但对于西方主
流经济学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应该有足够的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具有叁个
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分析工具和关于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历程的经验总
结，这是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方面；第二个层次是意识形态的内容，述说
的是第一世界国家的优势阶层---资本家阶层---的思想意愿，关心什么问题以及
倾向于如何采取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这个方面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第叁
个方面是第一世界的竞争方略，反映的是在一个资源和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日益紧
密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达国家如何在全球资源分配中为自身争取更大分额经
济利益的竞争方略，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竞争对手意识，绝对不能盲
从。
一、 按照重要问题展开“叁维互证”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由于中国本土人多地少，人均资源不足，而且中国是第叁世界国家，没有能力把
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对外转嫁，因此中国用于发展的可获得经济资源是有
一定限度的，在中国实现普遍富裕发达的可能性是没有资源支持的。因此中国就
无法选择西方那种把人与人紧张关系通过物质财富充裕来加以缓和的出路，中国
把握人与人关系时，就不能采用西方那种放任精英主义的道路。
中国近代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在中国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国内阶层矛盾
高于民族矛盾，因此中国精英阶层主动选择在新旧殖民主义体系内部就位所引发
的，在殖民主义体系下就位，中国成为列强的分赃对象和资源严重净流出地区，
结果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层矛盾，最后使得维护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成为不可
能，结果引发革命。革命则是阶层矛盾激化之后的一个用“武器的批判”的方式
，对阶层矛盾进行强制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使经济发展具备
基本条件的。因而经济发展过程的平稳进行，需要阶层矛盾与国际矛盾比较缓和
的内外环境，借以减少在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成本和资源消耗，
集中资源用以改进国民福利。经济发展过程都是在上述前提下，资源开发利用规
模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富裕发达，同时就是一个人均资源消耗增
加的过程。
1、 中国的本土人地关系
今天人们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分为五种：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
、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中国五种资源形势都不乐观，而且资源的相互配合状况
不好。中国本土人地关系紧张，人口分布密集，环境容量有限，在经济发展遭遇
资源短缺的硬性制约之前，已经遭遇资源短缺的软性制约---土地报酬递减强烈作
用（这是资源不足制约经济发展的先期作用方式），发展成效一方面被土地报酬
递减所引致的成本推进所抵消，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均福利增加，在另一方面也被
严重的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效应所抵消。
迄今为止，所有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过程，人均生活水平提
高就是人均消耗资源增加的过程。人均福利的提高固然要求增加对资源的加速开
发利用，但是资源被加工利用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反过来对人
们的生存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人均福利的净抵消
。
由于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不仅福利上升过程是一个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递
减的过程，而且资源利用在环境和生态上造成的负面抵消作用，相比较福利上升
的速度而言却是一个加速过程，因此随着资源消耗增加人均综合福利上升的曲线
，是一条斜率逐步减小最终趋向水平直线最后变成下降的曲线。这就是说，伴随
着对资源利用规模的加速扩大，福利净增加会赶不上负面的抵消作用。所以在一
定时间和发展水平上，即使对资源开发利用增加，人均福利也将不再增加甚至开
始减少，这个临界点就叫做资源开发临界点。对所有的国家来说，资源开发的临
界点迟早都会到来，对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均环境容量不足的人地关系而言，
这个临界点会先于欧美诸国提前达到。
2、 中国在全球资源分配格局中的可能与现实地位
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无比，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均衡点，因此中国无法全面依赖全
球分工，在资源禀赋上也无法指望海外。如果中国能够取得垄断利润，同时把欧
美日一齐边缘化，那么中国就能够在全球资源分配地位上取得决定性改变，由中
国作为主要资源进口国，占用全球大部分资源，实现全民族的现代化。
对于今天的国家而言，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影响，中国作为第叁世界国家
的开发临界点，会先于自己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提前到来；而发达国家由于
有垄断利润的支持，能够通过国际分工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开发临界点会
后于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推后到来。中国人均资源和环境容量不足，加上被发
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会使得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空前显着，使得资
源开发的临界点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要求中国必须
先于欧美诸国做好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提前抛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采取适度
发展战略，在开发临界点到来之前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3、 中国人与人关系的把握
中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以支持中国实现在消费主义基础上的全面现代化，没
有物质财富的充裕，人与人关系特别阶层矛盾无法自动实现缓和，中国精英阶层
和平民阶层的矛盾在非控制状态下，会自动地向对抗性方向发展。
从经济学的视野看，资源不足最显着地体现在资本积累过程无法顺利进行（这体
现在中国工业的普遍的边缘化上），同时人均资源不足还明显地表现在无法实现
劳动力充分就业上，由于资本积累速度慢和资源不足，无法推动劳动力的充分就
业，结果资本长期处于短缺、劳动力长期处于无限供给态势，那么市场就不能带
来利润率下降和均衡工资上升，实际上就是在中国不具备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均
衡”条件，因此阶层矛盾在非人为自觉控制状态下会自动走向激化，以至于带来
深刻的阶层对立甚至引发革命。
4、 可获得的经济资源决定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不被有效突破，那么一国的经济发展
水平，从根本上将取决于其从本土和外部所能够获得的、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
总量。也决定了一国的资源应该用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生产为谁的问题。
在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与国际接轨”的背后，是中国少数纯粹消费者群体
的消费意愿的强化表述，他们所主张的“消费大跃进”在中国实际购买力不足的
现实中（实际上是资源有限不足以支持高标准的必然反映），带来了市场上严重
的“假冒伪劣”。
【中国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翻开中国任何一本国家强制性产品质量标准，几
乎每一条产品标准都是宣称“等同或者等效采用国际标准”。要马上就实现现代
化和国际标准接轨，不能说是坏事，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广大的消费者却没有能够
在一夜之间具有国际标准的购买力，因此企业在市场上只能是以中国水平的价格
出售其产品，最后这个价格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全面支持国际标准的生产
成本的，因此企业最后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放弃实质性指标还是放弃形式
性指标，由于国家强制标准的存在，恐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好满足对成本影响小
的形式标准而放弃实质标准，这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广泛存在的经济根源。现
代化的国际标准多数是中国的纯粹消费者群体（如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
员和政府官员等）和部分买办性比较强的企业共同制订的，既没有与行业内的多
数企业所具备的生产条件对照，也不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适应，表达的是一小部
分依靠财政转移支付而先富起来群体的消费意愿。这个顽固的意愿通过国家政权
机构的强制力量，逼迫中国生产企业花费大量投资以具备国际标准的生产条件，
也逼迫消费者被动接受不与自己购买力相适应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相统一的适
度产品，而是以形式标准替代实质标准的不合用产品，降低了消费者所应该达到
的福利水平；在宏观上的合成后果是实现既定的实际福利水平，而在生产设备投
资和为了使得产品适应形式标准耗费了过多的资源。
5、 阶层矛盾向非对抗性转化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
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已经在当今技术水平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消费水平上生活
，但是维持他们的生存状态仍然不需要排斥本国民众的生存利益，因此西方国家
的精英阶层具有不会走极端的现实经济条件。同时西方国家由于劳动力均衡工资
的上升，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中产阶级占多数，因此相对于社会的上层来说，中间
阶层势力的崛起，使得社会利益格局和政治分层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美国
工人已经有能力支付长时间的教育费用，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而且美国工人
也能够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完成自组织过程并维护自组织的正常运转，因此具有
了对于精英阶层的监督和谈判力量。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已经具有不必
走极端的现实经济条件，平民阶层有能力完成自组织，从而具有对精英阶层的监
督和谈判能力，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这其实就
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条件。或者说西方民主的基础，就是“资本和劳
动的均衡”实现；而法治的基础显然也是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程度的“不走极端的
自觉性”，以及平民阶层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组织和谈判乃至监督能力，正是在这
样的基础上西方的精英阶层才会认可“游戏规则”并遵守之，在这样的基础上法
治才具有可行性。
国家管理手段需要针对阶层矛盾的不同程度来决定，如果阶层矛盾没有缓和与转
嫁渠道，那么就必须采取直接手段去缓和阶层矛盾，最低限度是防止阶层向对抗
性方向转化。西方国家是采取放任精英主义，同时把阶层矛盾缓和依托于对外转
嫁，目前应该说西方国家在转嫁矛盾方面是取得了成功，从西方垄断资本对全球
控制和吸取资源的规模看，西方对外的矛盾转嫁确实已经达到最大限度。因此西
方的国家管理模式不仅没有推广意义，而且即使局限目前的小范围（欧美日）里
都已经难以维持的。
【失去了底线稳定预期的中国精英阶层】中国由于人均发展程度不高，中国精英
阶层的现代化欲望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是有冲突的，这与西方精英阶层已经在当
今技术水平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消费水平下生活，仍然不需要排斥弱势群体生存的
经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中国精英阶层对于独自现代化的追求，带来了
蔑视一切游戏规则的“唾沫效应”，在社会财富分配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
过美国，这带来两大后果：一是中国精英阶层极度狭小，落入精英群体之外的机
会就大（风险大），而且由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导致机会成本也高，因此中
国精英阶层倾向于阻断一切精英生成通道，维护既得利益和现有优势地位。也由
于中国精英阶层拒绝与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使得中国弱势阶层没有任何最低限
度的保障，举凡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等，都存在覆盖面狭窄的问题，因
此中国精英阶层自己也失去了稳定预期，变得充满恐惧和忧虑，缺乏信心和稳定
的未来预期，使得他们更加难以摆脱自己的狭隘利益视野，更加重了他们对积累
流动性强和最容易独立控制的金钱的偏好。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社会
精英群体，会象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表现的那样，金钱对他们产生如此之大的
魔力。同时，极度自私、拒绝社会责任、敌视民众和民族利益，藐视一切“游戏
规则”，也在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群体中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已经是地地道道的
压迫阶级意识。
6、 近代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酿成
近代中国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深重，特别是在接受了新殖民主义和旧
殖民主义转嫁过来的矛盾之后，使得国内阶层之间的矛盾更加趋于激化。国内阶
层矛盾激化不仅增加了管理和秩序维持成本，而且精英阶层对国内的阶层矛盾重
视程度和顾虑也远远高于民族矛盾，酿成国家安全问题。精英阶层在国内矛盾突
出时，往往选择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这就更加促使国内矛盾向对抗性方向发展
，导致了1840年以后的长期国内战乱，最后是在平民革命的成功中彻底清除了精
英主义之后，才使得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近代中国精英阶层在新旧殖民主义体系下就位】老蒋有名言垂世“亡于日本人
，我还有亡国奴可以当；亡于共产党，我连亡国奴都当不成了。”这其实也是慈
禧太后选择“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精英阶层的力量不足（其实精英们内部还有时存在着卖国竞争，其实慈禧太
后在准备签署“辛丑和约”之时，还面临地方与中央政治精英进行卖国竞争的压
力，如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就和外国搞了一个“东南互保”），本身不具备对抗帝
国主义的力量，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动员民众力量，必须精英阶层放弃既得利
益以与民众协调一致，从而妨碍精英阶层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因此中国精英阶
层总是具有必须把阶级矛盾放在民族矛盾之先来考虑的“不得已”。四一二大屠
杀就是中国执政精英阶层，决意拒绝对民众的生存利益进行妥协，决意在美国“
华盛顿公约”新殖民主义国际体系下就位的表现。对共产党的屠杀，和林冲上梁
山入伙所必须的“投名状”一样，就是告诉美国，国民党人决不会为了民族利益
和民众利益而与西方冲突，是西方可以信赖的中国管家和政权代理人。对共产党
的屠杀和对苏联的决绝，就是一份是美国可以信赖的决心书；当然蒋政权对待旧
殖民主义也是一视同仁，在北伐期间发生的“济南惨案”，老蒋熟视无睹，这是
对日本的旧殖民主义表现充分容忍和涵养的一个重要事例。其实历史上的南宋偏
安政权和明末满汉地主合流以镇压农民起义，也是这样的先例---国内阶层矛盾高
于民族矛盾。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二）
---在“叁维互证”的视野里重建“全球政治经济学”
老田
二、 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起点与方法论要求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在全球市场竞争规则下取得最大资源分配份额，不能在国内
实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短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相对均衡，那
么对市场竞争的作用范围就需要给予适当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市场竞
争起作用，仅仅把视野局限经济效率上，也常常往往会发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
的严重脱节，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严重背离；在政治上则最常见的态势，就是
精英阶层的行为和政策倾向，与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严重背离。为
此不能在经济分析起点上和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上因袭西方理论的框架，具体表
现在由于在现实中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严重背离，需要直接以整体利益为出发
点去考虑问题，不能固守西方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路径；由于没有“
资本和劳动均衡”的实现条件，因此是矛盾论而不是均衡论应该成为方法论，也
因此不能在经济学分析上摈弃政治视野和社会稳定问题意识，把经济学技术化；
由于在全球资源份额的竞争规则是不利于我们的，因此对所谓“经济全球化”进
程，需要有足够的警惕和适当的对策。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起点是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具有十分严重的问题。实际
上是通过经济人假设摈除了应该涉及的人际合作视野，把个人动物化和原子化，
而人际合作则是追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主要制度性安排。经济人假设为精英
阶层的精英主义制造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同时还通过绝对强调个人对短期利益的
关心，制造了决定性地解除弱势阶层合作竞争的思想武器，这个假设本身就是一
个十足的意识形态工具。
现代心理学从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算起，华生的“行为科学”算是第二代，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是第叁代，叁代心理学家都不曾认为人是什么“经济人”
。西方管理学界对于人在组织中的行为，进行了深入、全面和长期持续的研究，
至少从1924-1932年的“霍桑实验”之后，西方管理学家们就一致认为人不是“经
济人”了。只有主流经济学家从来不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动机进行系统研究和分
析，但是个个都极其武断地认定人是“经济人”，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叫做“无
知者无畏”。
【解读“霍桑实验”的丰富内涵】在“霍桑实验”中，梅奥发现在工人中存在“
非正式组织”，工人干多干少不是按照自己的最大技能和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关
心，而是最后受到“非正式组织”的决定性制约。实际上这个非正式组织是工人
对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受严重损害而相应作出的保护措施，因为根据工人
和资方的长期互动经验，实际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熟练工人的生产定额上
升后，导致工人之间的竞争性生产定额上升过程，最后在多数工人生产定额都上
升之后，资本家方面将倾向于把更高的定额作为支付正常工资的标准，同时工资
却不会相应地做有利于工人的上升，工人为了避免劳动强度增加而收益不相应提
高这样一种后果，大家最后按照心照不宣的默契来控制自己的工作进步，这个默
契并非完全自发，而常常是受制于一个非正式组织的头人。在工人的日常行为中
，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关心，不足以成为决定生产行为的依据，工人还选择通过
组成非正式组织，来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换言之，工人的行为是在
照顾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来选择工作方式的。
经济人假设、均衡论和以微观分析起点去推导宏观经济运行，是西方经济学的主
要方法论，这些方法论虽然不是绝对错误的，但是确实是需要特殊的现实社会经
济背景加以配合的，否则就无法成立。西方主流经济学脱离了其产生的特殊场景
，不仅成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西方富国对穷国的竞争方略。在
近些年来通过西方政界（特别是通过西方政府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商界（特
别是财团基金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向全世界强制推销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的核心理念，因此在中国的精英主义者里面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呼应群体，这
个现象特别值得人们的警惕。
1、 “经济人假设”与经济管理手段的有限性
人是难以摆脱其自身的自然属性的，会相应地表现出趋利避害的行为模式，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经济人。要在自然属性的要求和经济人之间划分必要的区别
，这个区别不是任何意义上程度和量的区别，而是质的不同。
【人的自然属性难以摆脱不足以坐实“经济人假设”】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就
会知道要吃奶，美国的比尔-盖茨想要把全世界的软件业利润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
，前者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所派生要求（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归宿），而后
者是资本的人格化。婴儿和比尔都是同样地具有“利己性”，但是只有后者才是
经济人，经济人就是资本的人格化。按照孔子的一贯要求，对于经济人这样一个
基础理论起点，必须区分“过”与“不及”，义（就是“宜”，应该）与不义（
就是“不宜”，不应该）。经济学不仅不应该排斥人的自然属性，刚刚好相反，
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本身。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
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
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法人，其
行为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
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进行原子化或机械化改造的努力过程
，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
会取得完全成功，因此“经济人”也就永远不可能在社会上占据多数。
人们基于个人总体利益需要关系的示意图：
现实中人们对利益的要求，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非物质利益，这两者共同决
定了人们的生产条件和生存处境。而在物质利益的实现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是作为个人物质利益实现的前提的，没有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良好实现，个人
的物质利益实现将变得困难重重---如付出的成本和费用增加，或者即使实现也难
以持久。
经济人假设的荒谬性在于把人的全部利益归结物质利益，同时还可以否定整体利
益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而仅仅是物质利益的单纯实现是不足以实现人生目标，
人们同时需要非物质利益的共同实现。而且个人物质利益的顺利实现，也是要以
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为前提的；由于物质利益的有限性和唯一性，个人和他
人、局部与整体的物质利益之间，存在着彼此排斥和互为消长的关系，因此是无
法在个人物质利益实现上去推导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实现，是个人利益稳定实现的前提，否则就无法在各社会群体中形成和维持稳定
的预期。绝对地强调个人短期物质利益最大化---实行“私恶即公利”的后果一定
是“他人即地狱”。
在个人层面上来谈论经济人假设，并以此去推导整体利益最大化，除了为资本家
阶层进行辩护之外，没有更多的用处。西方国家终于达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再实现共同富裕。”这不是因为资本家阶层的“先富”具有效率和必要性，而
是在于西方国家成功地集中了全球资源的绝大部分，从而在西方国家内部实现了
“资本和劳动的均衡”，实现了国内阶层矛盾的部分缓和。
今天西方国家所集中的经济资源，虽然主要是通过企业的经营活动来集中的，但
是集中资源的规则向来就是需要政治特别是军事实力来作为后盾的。在历史上，
集中资源的方式从原始积累阶段的直接掠夺，到剪刀差阶段的工农业品的不平等
交换，到今天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不平等交换，每一个阶段所能够集中的资
源都远远超过了上个阶段，西方的富裕和发达、内部阶层矛盾的缓和，所谓私有
产权制度和资本家阶级的效率，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资本家阶层并不
是一个必须的阶层，即使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其对整体利益的实现也没有特别的
必要性，无非是在资本家阶层作为西方国家的主导政治势力时，资源集中通过资
本家控制的企业进行罢了。这样集中资源的方式从直接的赤裸裸的掠夺转变为隐
含的掠夺，在方式上显得更为进步，在实质上是集中资源数量日益增加，需要通
过正常化的渠道安排才能够维持数量庞大的资源转移，而且通过在理论上把市场
和竞争神圣化，可以把直接掠夺隐藏起来变成间接的不平等交换，以避免暴烈的
反抗，使得掠夺的成本和风险下降到可以接受的地步。
【制度万能的内在逻辑问题】虽然人不是经济人，但人们是无法轻易摆脱其自然
属性的，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模
式，在通常情况下会表现出趋利避害的一致性。如果从纯粹的理论出发，很容易
得出制度万能的想象。因为完全有可能对人们的行为后果作出制度规定和预设，
并配合适当的监督程序和利害关系设定奖惩，人们将会因为趋利避害而自动适应
规则的要求。然而一种制度如果没有大多数人的自觉遵守，那么执行监督和奖惩
的成本会高得无法承受，最后导致制度无法有效执行的地步。如果制度万能够最
后用法律来保证就能够成功得话，那么今天的中国还应该是秦始皇的子孙在做皇
帝，秦王朝所实行的“严刑峻法”应该可以保证子子孙孙做皇帝。然而事实却是
法律只有在作为对例外的社会行为的纠偏机制时才会起作用，因为以法律为代表
的社会硬性纠偏措施的实施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因此法律是绝对不可能对多数人
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的，正如民间谚语所言“法不责众”---因为社会无法承担其
成本的因而也就没有实际可行性。管理的道义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在于：整体利益
和长远利益确实存在并且能够促进个人利益的顺利实现，同时另外的重要管理手
段就是精神激励方式---实质上就是为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要求人们放弃个人
利益最大化和短期利益最大化，从古代到今天，管理手段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没
有什么突破，就是叁条：胡萝卜政策、大棒政策和精神激励方式。管理的起点和
归宿都在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所以管理的原则一定包括个人利益需要
服从整体利益，也许可以说所以的管理行为，其追求的效果都在某种程度上去逆
转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后果。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理由在于---只有整
体利益的实现才能保证个人利益的良好实现。反过来如果一个群体内部存在深刻
而全面的普遍认同，那么一切管理措施都成为不必要（就是“自然秩序”），普
遍认同的崩溃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分化的结果（其实际过程是个人脱离群
体就无法生存的条件丧失，个人也不再依赖群体进行生产活动），这使得使用强
制措施来引导人们行为成为必须，管理的主要手段固然是通过当前经济利害关系
的设定，但是管理措施还一定包括引导人们自觉地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注
，后者实际上是时时刻刻地在起作用---降低管理成本并减少高成本的硬性规制措
施的作用范围，认同感越高那么管理成本就越低，制度和法律的有效性都在于能
够让多数人自觉保持在制度和法律容许的范围之内行事，否则就会陷入后文所描
述的“管理悖论”。
总而言之，在个人层面上说“经济人假设”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在整体意义上管
理必须通过在人群中合理分配经济资源，追求适当的社会利益格局来引导人们的
行为，而且这个利益格局的覆盖性越强，那么社会认同感就会越高，管理的困难
就越少，管理成本就越低。管理手段在短期内需要使用胡萝卜政策和大棒政策（
这是以短期利益规制人们的行为），在长期内需要认同感建设（这是以整体利益
和长远利益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因为自从大同时代崩溃之后，个人利益与整体
利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分化，也因此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发生了
相应的分化，因此强调在个人层面上的经济人假设，必然地排斥整体利益的顺利
实现，最终也要妨碍个人利益的顺利实现。实际上今天所有的管理活动，在本质
上都是追求对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分化过程的逆过程，因此一切强调经济人假设
和强调当前利益最大化的理论，都是极端荒谬的，都是为了一部分人在社会占据
优势经济地位寻找合法性借口，其根源就在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已经发生分化
，无法自动一致。唯一的例外，并且具有时代和地域局限，无法推广是西方近20
0年来的“资本与劳动的均衡”，这个均衡的实现是以中心和外围资源输送的扩大
，来缓和中心地区的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有意识地排斥了“天人合一”的
系统视野之后，专门就局部地区的现象进行研究得出的没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2、 均衡论作为分析起点需要以“资本和劳动的均衡”实现为条件
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市场能够具备条件实现资本均衡利润率下降和均衡工资上
升，那么显然社会财富分配就不会在精英阶层主导下无限制地向强势一方倾斜，
国内的阶层矛盾就不会激化到最后决定性引致管理失败带来革命。这个市场条件
是资本积累过程迅速，劳动力持续短缺。更基本的前提是一国资源足以支持实现
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纳本国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而实现资本积累过程顺
利进行的条件是：最低限度是本国工业群体是非边缘化的处境，具有进行高积累
和支付高工资能力，最高限度是本国企业具有在市场（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撮
取剪刀差或者垄断利润的地位。在实现劳动力短缺方面，需要以民族国家的国界
乃至文化和种族歧视方面的隔绝措施，来制止劳动力在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这
样才能够在中心国家的带来劳动力短缺的条件。
劳动力短缺和资本过剩同时存在，会带来国内矛盾不会自动走向激化的条件，在
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舍弃经济学的政治方面，把经济学变成纯粹的技术性研究，这
个关于国内阶层矛盾不会自动走向激化的限制条件称之为“小康限制条件”。
【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经济学】按照格罗奈维根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达辞典
》有关词条的说法，尽管自19世纪末以来，“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
”一词所取代，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又以不同的方式再度
复兴。他并且认为，“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
两个词都还存在。自他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以看
作同义语，这个术语上的特征反映出它所描绘的这门学科的有趣特征。”实际上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不是同义语，仅仅在资本与劳动的均衡条件在现实
中成立时，这两个词才可以混用。19世纪末期在西方国家内部随着工业革命的深
化，剪刀差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替代原始积累成为主要撮取资源的手段，为西方带
来更多的外围资源，在西方国家内部发生财富从金字塔顶端向下溢流的过程，有
人称之为“涓滴效应”，这个过程之所以会发生的市场前提是资本充裕而劳动力
短缺，工人也开始能够指望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
背景下，“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限制被认为可以忽略了，在理论上关注底
层民众利益、追求社会阶层协调被认为不必要，因此“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
技术学科，专门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去获得帕类托最优，新古典经济
学就是这样的典范。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西方社会阶层矛盾向非对抗性方向发展的
过程，是中心国家得以实现“物质充裕+矛盾外嫁”的结果，恩格斯的关门弟子伯
恩斯坦也因此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政治
中的群众运动势头，对“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
3、 竞争和市场作用的有效性
在国际上，新殖民主义通过市场撮取利益的规则作用良好，有实力的竞争者有限
，竞争优势稳固。竞争和市场的作用被西方鼓吹，是因为通过竞争和市场，西方
能够撮取足够的利益，能够有效地把中国和第叁世界地区边缘化，实现方式就是
通过垄断价格出售第一世界的产品给第叁世界，同时以竞争性价格买进第叁世界
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把第一世界经济发
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向第叁世界转嫁，这个称之为“竞争有效前提”。
竞争和市场的作用，只有在能够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足够的可用资源时，才
是决定一切的力量，这个过程刚刚好划分出第一世界和第叁世界，第一世界能够
把本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对外转嫁，而第叁世界刚刚好反过来，接受了
被转嫁的资源和环境负担。第一世界的经济学和第叁世界的经济学，在这个方面
应该是绝然相反的，第一世界的经济学中所掺杂的第一世界竞争方略，必然地与
第叁世界国家所追求的发展目标绝然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竞争与市场崇拜，
其在经济现实中的成立条件是：通过市场价格的作用把大多数人排斥出去成为不
合格消费者，这样在中心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垄断价格集中的购买力取得足够
的资源，从而在少数跨国公司的强有力的主导下，实现自身的富裕和发达。
4、 个人和微观分析起点的不足
在大同世界崩溃之后，自由王国到来之前，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出现的分化是不
可能自动弥合的，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一致，是不可能长期稳定存在的，如果
存在也只是一种特例。西方国家内部所实现的“资本与劳动的均衡”，就是这样
一个特殊前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和以微观分析为基础去推导宏观的全
部依据，就在于此。因此只有“矛盾论”的分析方法，才是正确的经济分析方法
的基础，近些年来西方兴起的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
矛盾论”的分析视野。
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论都是以突出个量和微观分析，忽略宏观视野，假定微观
经济主体的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会自动地导致宏观社会目标的实现
，反对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行制度安排为主要特色的。个体分析作为起点去
推导整体利益的方法，均衡论是矛盾论的特定条件下的相对存在，是西方国家成
功向第叁世界转嫁了内部矛盾、转嫁了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之后，才能能
够在现实中局部成立的分析方法。
西方国家在旧殖民主义崩溃之后，由于成本和风险方面的原因，直到今天也没有
全面恢复以直接政治和军事控制为特点的旧殖民主义，欧美日今天捞取经济利益
取得资源的主要方式是维持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交换，通过在强大金融体系
和资本市场支持下的强大垄断企业，对第叁世界的竞争性小企业在市场进行“公
平竞争”，绝对强调竞争与市场作用的背后，绝对排斥政府作用的背后，是维护
垄断大企业和竞争性小企业实力和地位的差距，这是第一世界的全球竞争方略。
把经济学分析的全球视野根本取消，有助于把重要问题从人们的视野赶出去。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个体分析作为起点的背后，是垄断地位的稳固；在西方主
流经济学排斥政府作用的背后，是组织良好的西方大企业的优势免遭限制；在强
调竞争和市场作用的同时，是第叁世界国家的边缘化。如果没有这样的地位，那
么个人起点的分析，就特别需要重新考虑。
5、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必须“去蔽”---纯粹消费者立场与伤痕学术情结
中国的经济学家，主要处在教育界和官办研究机构之中，在生存状态上和从前的
地主老财是一样的---依靠租金过活，因此相应地欠缺生产者感受和立场，这已经
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主要标志---在身份上和学术视野上都是如此。进些年来
所鼓吹的“教育产业化”，实际上是放任教育界进行预收租金的行为，因为个人
在教育费用方面的投资支出意愿，是经过教育的个人在预期其未来收入将会增加
的前提下，愿意把收入增加的一部分提前作为投资（学费）支付给教育环节的结
果。如果在教育体系中受教育的个人未来的收益越高，那么他所愿意支付的学费
就相应地会上升，因此社会分化越厉害，收入差距越大，教育环节的垄断性越强
，教育事业在短期内所能够集中的资源就会相应增加，因此鼓吹社会分化成为中
国高等教育界人士和大学教授们的一个共识就毫不奇怪。
在社会经济现实中，中国经济学家亲密接触的是政府官员和买办资本、金融资本
、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为权力资本化服务也是增加收取租金的手段。从中
国主流经济学家走极端的严重程度看，他们尤其需要去“私欲之蔽”，由于理智
的有限性以及在切身利益面前的软弱性，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仅远离了工人农
民，而且今天他们也已经远离了中国的民族产业资本。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尤其需
要“良知”来制约“理智”的走极端，中国古圣先贤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阐述
，借以防止个人会在欲望和本能的驱使下，不自觉地排斥理智和逻辑的作用，以
至于陷入“溺爱者不明”的境地。
【“民本规则”与“中庸规则”】民本规则就是从“多数人利益”出发去考虑问
题的思维方式，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资源配置模式，是取得多数人认同的基础，这
是一种经济政策规则或者是一种认识管理何以稳定、管理成本何以降低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苏联和东欧的转向，从事实层面提出了一个问题：仅仅
是生产资料的非资本化是不够的，还需要知识非资本化和权力非资本化，才能够
根本消除社会分化的基础，清除破坏认同引致管理悖论的社会经济根源。“苏东
波”的历史经验证明，对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追求经济利益的纵容，结果导致
了“生产资料的非资本化”的社会革命成果，先是被部分窃取接着是根本逆转。
人与人关系的定位，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保障力量最终在于政治体系。要实现民
本规则的经济制度和资源分配模式，需要一种政治规则作为出发点---中庸规则。
中庸规则是抑制少数人利益恶性膨胀的规则，反对精英主义（封资修都是精英主
义，奴隶制、封建制和雇佣劳动制都是精英主义制度），不能把少数人的利益和
欲望设定为“全民利益”，任何情况下精英阶层都有脱离多数人利益的危险，这
其实是在大同时代崩溃之后自由王国到来之前，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不可逆
转的分化之后的一种社会常态，任何时候都需要对少数人（特别是社会的精英阶
层）的思想、意愿、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政策主张，进行监督和剖析。精英阶层
无论任何都不能认为自己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中间的差距在于存在一个马克
思称为“阶级意识”的鸿沟，而中国古人则认为存在一个精英阶层常有的“私欲
之蔽”，而克制“私欲之蔽”只能是“德性之知”而不是“知性之知”，是需要
“行千里路”的意志磨练过程而不是“读万卷书”的纯粹理论学习过程。“行千
里路”就是一个足以克制“私欲之蔽”的意志力量的磨练和成长过程，“德者，
得也”所指也是这样一个意志力量的获得过程；这其实也是孟子所强调的“反身
而诚”之“诚”，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当然都是“诚”，被毛泽东称为主观主
义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私欲之蔽”，毛还认为这是剥削阶
级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这些都是精英阶层为了自身的独特利益形成的一套说词，
唯心和主观都是指代精英阶层从自己的利益、意愿和立场出发。由于理智特有的
局限性，特别是在遭遇自身利益切身相关的经济学领域，中庸规则和民本规则是
防止理智被滥用的最好检验尺度，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间产生了“林毅夫定律”
这样的行为模式，生产了“唾沫效应”这样的主张，说明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堕落
为“知识资本化（以所掌握的知识追求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纯粹自利者，
成为一个“主观为自己”同时也是“客观为自己”的自为自觉的、在全球都是非
常特殊的、时时走极端的精英主义者群体。
---在“叁维互证”的视野里重建“全球政治经济学”
老田
“叁维互证”是指人类社会中叁种首要关系之间的互为联系和作用，这叁种主要
的关系是：人地关系、人与人关系、中国与世界关系。由于人们不能象植物那样
直接汲取阳光的能量过活，人们必须依赖自然界的物质和能源，而由于物质和能
源的供应是有限的，而且使用物质和能源的共享性也非常有限，因此就必然地决
定了在物质利益上，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这是人际关系竞争的
基础，为了更好地进行竞争，人们需要合作，合作起来的群体发挥出来的力量，
对非合作的群体就具有“竞争优势”，最重要的人类群体合作关系体现在国家关
系上。当然在竞争与合作竞争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方面，人与人互为最重要的
背景，人际合作能够消除人际竞争的消极方面，改善人们生存的软环境，在基本
生存需要被满足之后，合作制造的“软环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会急剧上
升。
“叁维互证”是在宏观视野里对宏观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进行对照和验证，这
个验证过程要求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成本、资源在经济体系中的分
配过程及其后果，目的是检验宏观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能否实现社会管理稳
定和管理成本最小化，并以最小的有形资源损耗增进国家安全，从而得以集中资
源促进一国社会福利最大化，“叁维互证”就是这样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验证过
程和程序。
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经济发展将不得不依
赖于对资源利用规模的扩大。今天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除了决
定于本土的人地（资源）关系之外，日益与该国在全球资源分配格局中所占的地
位紧密相连，这两者共同决定了一国可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源数量，并进而决定了
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人与人关系如何定位，具有非常
不同决定因素、决定模式和作用过程，并从根本上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管理成本和
国家管理模式，一个国家内部人与人关系如何合理定位，是国家政治体系所必须
完成的功能。而且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经济学不仅首先是政治经济学
，而且也必定不是单纯的国民政治经济学，而是全球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由于
经济规模庞大（在资源禀赋和生产者、消费者群体规模上都是如此），对国际市
场上的产品和要素均衡价格的扰动作用强大，显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就不能把国
际市场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对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分工体系底层这样一个位
置来说，需要谨慎评估在国际垄断价格盘剥下，中国资源的净流出对中国经济发
展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但对于西方主
流经济学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应该有足够的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具有叁个
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分析工具和关于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历程的经验总
结，这是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的方面；第二个层次是意识形态的内容，述说
的是第一世界国家的优势阶层---资本家阶层---的思想意愿，关心什么问题以及
倾向于如何采取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这个方面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第叁
个方面是第一世界的竞争方略，反映的是在一个资源和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日益紧
密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部，发达国家如何在全球资源分配中为自身争取更大分额经
济利益的竞争方略，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竞争对手意识，绝对不能盲
从。
一、 按照重要问题展开“叁维互证”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由于中国本土人多地少，人均资源不足，而且中国是第叁世界国家，没有能力把
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对外转嫁，因此中国用于发展的可获得经济资源是有
一定限度的，在中国实现普遍富裕发达的可能性是没有资源支持的。因此中国就
无法选择西方那种把人与人紧张关系通过物质财富充裕来加以缓和的出路，中国
把握人与人关系时，就不能采用西方那种放任精英主义的道路。
中国近代的国家安全问题就是在中国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国内阶层矛盾
高于民族矛盾，因此中国精英阶层主动选择在新旧殖民主义体系内部就位所引发
的，在殖民主义体系下就位，中国成为列强的分赃对象和资源严重净流出地区，
结果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层矛盾，最后使得维护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成为不可
能，结果引发革命。革命则是阶层矛盾激化之后的一个用“武器的批判”的方式
，对阶层矛盾进行强制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使经济发展具备
基本条件的。因而经济发展过程的平稳进行，需要阶层矛盾与国际矛盾比较缓和
的内外环境，借以减少在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成本和资源消耗，
集中资源用以改进国民福利。经济发展过程都是在上述前提下，资源开发利用规
模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和富裕发达，同时就是一个人均资源消耗增
加的过程。
1、 中国的本土人地关系
今天人们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分为五种：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
、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中国五种资源形势都不乐观，而且资源的相互配合状况
不好。中国本土人地关系紧张，人口分布密集，环境容量有限，在经济发展遭遇
资源短缺的硬性制约之前，已经遭遇资源短缺的软性制约---土地报酬递减强烈作
用（这是资源不足制约经济发展的先期作用方式），发展成效一方面被土地报酬
递减所引致的成本推进所抵消，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均福利增加，在另一方面也被
严重的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效应所抵消。
迄今为止，所有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过程，人均生活水平提
高就是人均消耗资源增加的过程。人均福利的提高固然要求增加对资源的加速开
发利用，但是资源被加工利用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副产品，反过来对人
们的生存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这个负面影响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人均福利的净抵消
。
由于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不仅福利上升过程是一个资源投入的边际收益递
减的过程，而且资源利用在环境和生态上造成的负面抵消作用，相比较福利上升
的速度而言却是一个加速过程，因此随着资源消耗增加人均综合福利上升的曲线
，是一条斜率逐步减小最终趋向水平直线最后变成下降的曲线。这就是说，伴随
着对资源利用规模的加速扩大，福利净增加会赶不上负面的抵消作用。所以在一
定时间和发展水平上，即使对资源开发利用增加，人均福利也将不再增加甚至开
始减少，这个临界点就叫做资源开发临界点。对所有的国家来说，资源开发的临
界点迟早都会到来，对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均环境容量不足的人地关系而言，
这个临界点会先于欧美诸国提前达到。
2、 中国在全球资源分配格局中的可能与现实地位
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无比，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均衡点，因此中国无法全面依赖全
球分工，在资源禀赋上也无法指望海外。如果中国能够取得垄断利润，同时把欧
美日一齐边缘化，那么中国就能够在全球资源分配地位上取得决定性改变，由中
国作为主要资源进口国，占用全球大部分资源，实现全民族的现代化。
对于今天的国家而言，由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影响，中国作为第叁世界国家
的开发临界点，会先于自己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提前到来；而发达国家由于
有垄断利润的支持，能够通过国际分工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开发临界点会
后于本土资源的开发临界点推后到来。中国人均资源和环境容量不足，加上被发
达国家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会使得资源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空前显着，使得资
源开发的临界点先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到来。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要求中国必须
先于欧美诸国做好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提前抛弃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采取适度
发展战略，在开发临界点到来之前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3、 中国人与人关系的把握
中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以支持中国实现在消费主义基础上的全面现代化，没
有物质财富的充裕，人与人关系特别阶层矛盾无法自动实现缓和，中国精英阶层
和平民阶层的矛盾在非控制状态下，会自动地向对抗性方向发展。
从经济学的视野看，资源不足最显着地体现在资本积累过程无法顺利进行（这体
现在中国工业的普遍的边缘化上），同时人均资源不足还明显地表现在无法实现
劳动力充分就业上，由于资本积累速度慢和资源不足，无法推动劳动力的充分就
业，结果资本长期处于短缺、劳动力长期处于无限供给态势，那么市场就不能带
来利润率下降和均衡工资上升，实际上就是在中国不具备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均
衡”条件，因此阶层矛盾在非人为自觉控制状态下会自动走向激化，以至于带来
深刻的阶层对立甚至引发革命。
4、 可获得的经济资源决定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不被有效突破，那么一国的经济发展
水平，从根本上将取决于其从本土和外部所能够获得的、可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
总量。也决定了一国的资源应该用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生产为谁的问题。
在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与国际接轨”的背后，是中国少数纯粹消费者群体
的消费意愿的强化表述，他们所主张的“消费大跃进”在中国实际购买力不足的
现实中（实际上是资源有限不足以支持高标准的必然反映），带来了市场上严重
的“假冒伪劣”。
【中国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翻开中国任何一本国家强制性产品质量标准，几
乎每一条产品标准都是宣称“等同或者等效采用国际标准”。要马上就实现现代
化和国际标准接轨，不能说是坏事，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广大的消费者却没有能够
在一夜之间具有国际标准的购买力，因此企业在市场上只能是以中国水平的价格
出售其产品，最后这个价格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全面支持国际标准的生产
成本的，因此企业最后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放弃实质性指标还是放弃形式
性指标，由于国家强制标准的存在，恐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好满足对成本影响小
的形式标准而放弃实质标准，这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广泛存在的经济根源。现
代化的国际标准多数是中国的纯粹消费者群体（如大学教授、科研机构的研究人
员和政府官员等）和部分买办性比较强的企业共同制订的，既没有与行业内的多
数企业所具备的生产条件对照，也不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适应，表达的是一小部
分依靠财政转移支付而先富起来群体的消费意愿。这个顽固的意愿通过国家政权
机构的强制力量，逼迫中国生产企业花费大量投资以具备国际标准的生产条件，
也逼迫消费者被动接受不与自己购买力相适应的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相统一的适
度产品，而是以形式标准替代实质标准的不合用产品，降低了消费者所应该达到
的福利水平；在宏观上的合成后果是实现既定的实际福利水平，而在生产设备投
资和为了使得产品适应形式标准耗费了过多的资源。
5、 阶层矛盾向非对抗性转化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
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已经在当今技术水平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消费水平上生活
，但是维持他们的生存状态仍然不需要排斥本国民众的生存利益，因此西方国家
的精英阶层具有不会走极端的现实经济条件。同时西方国家由于劳动力均衡工资
的上升，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中产阶级占多数，因此相对于社会的上层来说，中间
阶层势力的崛起，使得社会利益格局和政治分层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美国
工人已经有能力支付长时间的教育费用，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而且美国工人
也能够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完成自组织过程并维护自组织的正常运转，因此具有
了对于精英阶层的监督和谈判力量。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已经具有不必
走极端的现实经济条件，平民阶层有能力完成自组织，从而具有对精英阶层的监
督和谈判能力，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这其实就
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社会经济条件。或者说西方民主的基础，就是“资本和劳
动的均衡”实现；而法治的基础显然也是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程度的“不走极端的
自觉性”，以及平民阶层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组织和谈判乃至监督能力，正是在这
样的基础上西方的精英阶层才会认可“游戏规则”并遵守之，在这样的基础上法
治才具有可行性。
国家管理手段需要针对阶层矛盾的不同程度来决定，如果阶层矛盾没有缓和与转
嫁渠道，那么就必须采取直接手段去缓和阶层矛盾，最低限度是防止阶层向对抗
性方向转化。西方国家是采取放任精英主义，同时把阶层矛盾缓和依托于对外转
嫁，目前应该说西方国家在转嫁矛盾方面是取得了成功，从西方垄断资本对全球
控制和吸取资源的规模看，西方对外的矛盾转嫁确实已经达到最大限度。因此西
方的国家管理模式不仅没有推广意义，而且即使局限目前的小范围（欧美日）里
都已经难以维持的。
【失去了底线稳定预期的中国精英阶层】中国由于人均发展程度不高，中国精英
阶层的现代化欲望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是有冲突的，这与西方精英阶层已经在当
今技术水平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消费水平下生活，仍然不需要排斥弱势群体生存的
经济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中国精英阶层对于独自现代化的追求，带来了
蔑视一切游戏规则的“唾沫效应”，在社会财富分配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
过美国，这带来两大后果：一是中国精英阶层极度狭小，落入精英群体之外的机
会就大（风险大），而且由于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导致机会成本也高，因此中
国精英阶层倾向于阻断一切精英生成通道，维护既得利益和现有优势地位。也由
于中国精英阶层拒绝与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使得中国弱势阶层没有任何最低限
度的保障，举凡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等，都存在覆盖面狭窄的问题，因
此中国精英阶层自己也失去了稳定预期，变得充满恐惧和忧虑，缺乏信心和稳定
的未来预期，使得他们更加难以摆脱自己的狭隘利益视野，更加重了他们对积累
流动性强和最容易独立控制的金钱的偏好。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社会
精英群体，会象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表现的那样，金钱对他们产生如此之大的
魔力。同时，极度自私、拒绝社会责任、敌视民众和民族利益，藐视一切“游戏
规则”，也在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群体中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已经是地地道道的
压迫阶级意识。
6、 近代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酿成
近代中国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矛盾深重，特别是在接受了新殖民主义和旧
殖民主义转嫁过来的矛盾之后，使得国内阶层之间的矛盾更加趋于激化。国内阶
层矛盾激化不仅增加了管理和秩序维持成本，而且精英阶层对国内的阶层矛盾重
视程度和顾虑也远远高于民族矛盾，酿成国家安全问题。精英阶层在国内矛盾突
出时，往往选择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这就更加促使国内矛盾向对抗性方向发展
，导致了1840年以后的长期国内战乱，最后是在平民革命的成功中彻底清除了精
英主义之后，才使得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近代中国精英阶层在新旧殖民主义体系下就位】老蒋有名言垂世“亡于日本人
，我还有亡国奴可以当；亡于共产党，我连亡国奴都当不成了。”这其实也是慈
禧太后选择“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发展中国家，
由于精英阶层的力量不足（其实精英们内部还有时存在着卖国竞争，其实慈禧太
后在准备签署“辛丑和约”之时，还面临地方与中央政治精英进行卖国竞争的压
力，如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就和外国搞了一个“东南互保”），本身不具备对抗帝
国主义的力量，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动员民众力量，必须精英阶层放弃既得利
益以与民众协调一致，从而妨碍精英阶层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因此中国精英阶
层总是具有必须把阶级矛盾放在民族矛盾之先来考虑的“不得已”。四一二大屠
杀就是中国执政精英阶层，决意拒绝对民众的生存利益进行妥协，决意在美国“
华盛顿公约”新殖民主义国际体系下就位的表现。对共产党的屠杀，和林冲上梁
山入伙所必须的“投名状”一样，就是告诉美国，国民党人决不会为了民族利益
和民众利益而与西方冲突，是西方可以信赖的中国管家和政权代理人。对共产党
的屠杀和对苏联的决绝，就是一份是美国可以信赖的决心书；当然蒋政权对待旧
殖民主义也是一视同仁，在北伐期间发生的“济南惨案”，老蒋熟视无睹，这是
对日本的旧殖民主义表现充分容忍和涵养的一个重要事例。其实历史上的南宋偏
安政权和明末满汉地主合流以镇压农民起义，也是这样的先例---国内阶层矛盾高
于民族矛盾。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二）
---在“叁维互证”的视野里重建“全球政治经济学”
老田
二、 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起点与方法论要求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在全球市场竞争规则下取得最大资源分配份额，不能在国内
实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短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相对均衡，那
么对市场竞争的作用范围就需要给予适当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任市场竞
争起作用，仅仅把视野局限经济效率上，也常常往往会发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
的严重脱节，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严重背离；在政治上则最常见的态势，就是
精英阶层的行为和政策倾向，与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严重背离。为
此不能在经济分析起点上和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上因袭西方理论的框架，具体表
现在由于在现实中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严重背离，需要直接以整体利益为出发
点去考虑问题，不能固守西方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路径；由于没有“
资本和劳动均衡”的实现条件，因此是矛盾论而不是均衡论应该成为方法论，也
因此不能在经济学分析上摈弃政治视野和社会稳定问题意识，把经济学技术化；
由于在全球资源份额的竞争规则是不利于我们的，因此对所谓“经济全球化”进
程，需要有足够的警惕和适当的对策。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起点是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具有十分严重的问题。实际
上是通过经济人假设摈除了应该涉及的人际合作视野，把个人动物化和原子化，
而人际合作则是追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主要制度性安排。经济人假设为精英
阶层的精英主义制造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同时还通过绝对强调个人对短期利益的
关心，制造了决定性地解除弱势阶层合作竞争的思想武器，这个假设本身就是一
个十足的意识形态工具。
现代心理学从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算起，华生的“行为科学”算是第二代，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是第叁代，叁代心理学家都不曾认为人是什么“经济人”
。西方管理学界对于人在组织中的行为，进行了深入、全面和长期持续的研究，
至少从1924-1932年的“霍桑实验”之后，西方管理学家们就一致认为人不是“经
济人”了。只有主流经济学家从来不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动机进行系统研究和分
析，但是个个都极其武断地认定人是“经济人”，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叫做“无
知者无畏”。
【解读“霍桑实验”的丰富内涵】在“霍桑实验”中，梅奥发现在工人中存在“
非正式组织”，工人干多干少不是按照自己的最大技能和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关
心，而是最后受到“非正式组织”的决定性制约。实际上这个非正式组织是工人
对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受严重损害而相应作出的保护措施，因为根据工人
和资方的长期互动经验，实际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熟练工人的生产定额上
升后，导致工人之间的竞争性生产定额上升过程，最后在多数工人生产定额都上
升之后，资本家方面将倾向于把更高的定额作为支付正常工资的标准，同时工资
却不会相应地做有利于工人的上升，工人为了避免劳动强度增加而收益不相应提
高这样一种后果，大家最后按照心照不宣的默契来控制自己的工作进步，这个默
契并非完全自发，而常常是受制于一个非正式组织的头人。在工人的日常行为中
，对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关心，不足以成为决定生产行为的依据，工人还选择通过
组成非正式组织，来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换言之，工人的行为是在
照顾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来选择工作方式的。
经济人假设、均衡论和以微观分析起点去推导宏观经济运行，是西方经济学的主
要方法论，这些方法论虽然不是绝对错误的，但是确实是需要特殊的现实社会经
济背景加以配合的，否则就无法成立。西方主流经济学脱离了其产生的特殊场景
，不仅成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西方富国对穷国的竞争方略。在
近些年来通过西方政界（特别是通过西方政府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商界（特
别是财团基金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向全世界强制推销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的核心理念，因此在中国的精英主义者里面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呼应群体，这
个现象特别值得人们的警惕。
1、 “经济人假设”与经济管理手段的有限性
人是难以摆脱其自身的自然属性的，会相应地表现出趋利避害的行为模式，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人就是经济人。要在自然属性的要求和经济人之间划分必要的区别
，这个区别不是任何意义上程度和量的区别，而是质的不同。
【人的自然属性难以摆脱不足以坐实“经济人假设”】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就
会知道要吃奶，美国的比尔-盖茨想要把全世界的软件业利润全部装进自己的口袋
，前者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所派生要求（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归宿），而后
者是资本的人格化。婴儿和比尔都是同样地具有“利己性”，但是只有后者才是
经济人，经济人就是资本的人格化。按照孔子的一贯要求，对于经济人这样一个
基础理论起点，必须区分“过”与“不及”，义（就是“宜”，应该）与不义（
就是“不宜”，不应该）。经济学不仅不应该排斥人的自然属性，刚刚好相反，
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本身。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
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
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法人，其
行为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
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进行原子化或机械化改造的努力过程
，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
会取得完全成功，因此“经济人”也就永远不可能在社会上占据多数。
人们基于个人总体利益需要关系的示意图：
现实中人们对利益的要求，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非物质利益，这两者共同决
定了人们的生产条件和生存处境。而在物质利益的实现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是作为个人物质利益实现的前提的，没有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良好实现，个人
的物质利益实现将变得困难重重---如付出的成本和费用增加，或者即使实现也难
以持久。
经济人假设的荒谬性在于把人的全部利益归结物质利益，同时还可以否定整体利
益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而仅仅是物质利益的单纯实现是不足以实现人生目标，
人们同时需要非物质利益的共同实现。而且个人物质利益的顺利实现，也是要以
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为前提的；由于物质利益的有限性和唯一性，个人和他
人、局部与整体的物质利益之间，存在着彼此排斥和互为消长的关系，因此是无
法在个人物质利益实现上去推导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
实现，是个人利益稳定实现的前提，否则就无法在各社会群体中形成和维持稳定
的预期。绝对地强调个人短期物质利益最大化---实行“私恶即公利”的后果一定
是“他人即地狱”。
在个人层面上来谈论经济人假设，并以此去推导整体利益最大化，除了为资本家
阶层进行辩护之外，没有更多的用处。西方国家终于达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再实现共同富裕。”这不是因为资本家阶层的“先富”具有效率和必要性，而
是在于西方国家成功地集中了全球资源的绝大部分，从而在西方国家内部实现了
“资本和劳动的均衡”，实现了国内阶层矛盾的部分缓和。
今天西方国家所集中的经济资源，虽然主要是通过企业的经营活动来集中的，但
是集中资源的规则向来就是需要政治特别是军事实力来作为后盾的。在历史上，
集中资源的方式从原始积累阶段的直接掠夺，到剪刀差阶段的工农业品的不平等
交换，到今天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不平等交换，每一个阶段所能够集中的资
源都远远超过了上个阶段，西方的富裕和发达、内部阶层矛盾的缓和，所谓私有
产权制度和资本家阶级的效率，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资本家阶层并不
是一个必须的阶层，即使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其对整体利益的实现也没有特别的
必要性，无非是在资本家阶层作为西方国家的主导政治势力时，资源集中通过资
本家控制的企业进行罢了。这样集中资源的方式从直接的赤裸裸的掠夺转变为隐
含的掠夺，在方式上显得更为进步，在实质上是集中资源数量日益增加，需要通
过正常化的渠道安排才能够维持数量庞大的资源转移，而且通过在理论上把市场
和竞争神圣化，可以把直接掠夺隐藏起来变成间接的不平等交换，以避免暴烈的
反抗，使得掠夺的成本和风险下降到可以接受的地步。
【制度万能的内在逻辑问题】虽然人不是经济人，但人们是无法轻易摆脱其自然
属性的，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模
式，在通常情况下会表现出趋利避害的一致性。如果从纯粹的理论出发，很容易
得出制度万能的想象。因为完全有可能对人们的行为后果作出制度规定和预设，
并配合适当的监督程序和利害关系设定奖惩，人们将会因为趋利避害而自动适应
规则的要求。然而一种制度如果没有大多数人的自觉遵守，那么执行监督和奖惩
的成本会高得无法承受，最后导致制度无法有效执行的地步。如果制度万能够最
后用法律来保证就能够成功得话，那么今天的中国还应该是秦始皇的子孙在做皇
帝，秦王朝所实行的“严刑峻法”应该可以保证子子孙孙做皇帝。然而事实却是
法律只有在作为对例外的社会行为的纠偏机制时才会起作用，因为以法律为代表
的社会硬性纠偏措施的实施成本是极为高昂的，因此法律是绝对不可能对多数人
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的，正如民间谚语所言“法不责众”---因为社会无法承担其
成本的因而也就没有实际可行性。管理的道义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在于：整体利益
和长远利益确实存在并且能够促进个人利益的顺利实现，同时另外的重要管理手
段就是精神激励方式---实质上就是为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要求人们放弃个人
利益最大化和短期利益最大化，从古代到今天，管理手段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没
有什么突破，就是叁条：胡萝卜政策、大棒政策和精神激励方式。管理的起点和
归宿都在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所以管理的原则一定包括个人利益需要
服从整体利益，也许可以说所以的管理行为，其追求的效果都在某种程度上去逆
转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后果。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理由在于---只有整
体利益的实现才能保证个人利益的良好实现。反过来如果一个群体内部存在深刻
而全面的普遍认同，那么一切管理措施都成为不必要（就是“自然秩序”），普
遍认同的崩溃是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分化的结果（其实际过程是个人脱离群
体就无法生存的条件丧失，个人也不再依赖群体进行生产活动），这使得使用强
制措施来引导人们行为成为必须，管理的主要手段固然是通过当前经济利害关系
的设定，但是管理措施还一定包括引导人们自觉地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注
，后者实际上是时时刻刻地在起作用---降低管理成本并减少高成本的硬性规制措
施的作用范围，认同感越高那么管理成本就越低，制度和法律的有效性都在于能
够让多数人自觉保持在制度和法律容许的范围之内行事，否则就会陷入后文所描
述的“管理悖论”。
总而言之，在个人层面上说“经济人假设”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在整体意义上管
理必须通过在人群中合理分配经济资源，追求适当的社会利益格局来引导人们的
行为，而且这个利益格局的覆盖性越强，那么社会认同感就会越高，管理的困难
就越少，管理成本就越低。管理手段在短期内需要使用胡萝卜政策和大棒政策（
这是以短期利益规制人们的行为），在长期内需要认同感建设（这是以整体利益
和长远利益来引导人们的行为）。因为自从大同时代崩溃之后，个人利益与整体
利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分化，也因此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发生了
相应的分化，因此强调在个人层面上的经济人假设，必然地排斥整体利益的顺利
实现，最终也要妨碍个人利益的顺利实现。实际上今天所有的管理活动，在本质
上都是追求对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分化过程的逆过程，因此一切强调经济人假设
和强调当前利益最大化的理论，都是极端荒谬的，都是为了一部分人在社会占据
优势经济地位寻找合法性借口，其根源就在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已经发生分化
，无法自动一致。唯一的例外，并且具有时代和地域局限，无法推广是西方近20
0年来的“资本与劳动的均衡”，这个均衡的实现是以中心和外围资源输送的扩大
，来缓和中心地区的人与人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有意识地排斥了“天人合一”的
系统视野之后，专门就局部地区的现象进行研究得出的没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2、 均衡论作为分析起点需要以“资本和劳动的均衡”实现为条件
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市场能够具备条件实现资本均衡利润率下降和均衡工资上
升，那么显然社会财富分配就不会在精英阶层主导下无限制地向强势一方倾斜，
国内的阶层矛盾就不会激化到最后决定性引致管理失败带来革命。这个市场条件
是资本积累过程迅速，劳动力持续短缺。更基本的前提是一国资源足以支持实现
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纳本国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而实现资本积累过程顺
利进行的条件是：最低限度是本国工业群体是非边缘化的处境，具有进行高积累
和支付高工资能力，最高限度是本国企业具有在市场（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撮
取剪刀差或者垄断利润的地位。在实现劳动力短缺方面，需要以民族国家的国界
乃至文化和种族歧视方面的隔绝措施，来制止劳动力在国家之间的自由流动，这
样才能够在中心国家的带来劳动力短缺的条件。
劳动力短缺和资本过剩同时存在，会带来国内矛盾不会自动走向激化的条件，在
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舍弃经济学的政治方面，把经济学变成纯粹的技术性研究，这
个关于国内阶层矛盾不会自动走向激化的限制条件称之为“小康限制条件”。
【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经济学】按照格罗奈维根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达辞典
》有关词条的说法，尽管自19世纪末以来，“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
”一词所取代，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又以不同的方式再度
复兴。他并且认为，“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
两个词都还存在。自他们产生以来，涵义都有所变化，然而，两者基本上可以看
作同义语，这个术语上的特征反映出它所描绘的这门学科的有趣特征。”实际上
“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不是同义语，仅仅在资本与劳动的均衡条件在现实
中成立时，这两个词才可以混用。19世纪末期在西方国家内部随着工业革命的深
化，剪刀差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替代原始积累成为主要撮取资源的手段，为西方带
来更多的外围资源，在西方国家内部发生财富从金字塔顶端向下溢流的过程，有
人称之为“涓滴效应”，这个过程之所以会发生的市场前提是资本充裕而劳动力
短缺，工人也开始能够指望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
背景下，“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限制被认为可以忽略了，在理论上关注底
层民众利益、追求社会阶层协调被认为不必要，因此“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
技术学科，专门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去获得帕类托最优，新古典经济
学就是这样的典范。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西方社会阶层矛盾向非对抗性方向发展的
过程，是中心国家得以实现“物质充裕+矛盾外嫁”的结果，恩格斯的关门弟子伯
恩斯坦也因此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鼻祖。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政治
中的群众运动势头，对“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
3、 竞争和市场作用的有效性
在国际上，新殖民主义通过市场撮取利益的规则作用良好，有实力的竞争者有限
，竞争优势稳固。竞争和市场的作用被西方鼓吹，是因为通过竞争和市场，西方
能够撮取足够的利益，能够有效地把中国和第叁世界地区边缘化，实现方式就是
通过垄断价格出售第一世界的产品给第叁世界，同时以竞争性价格买进第叁世界
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把第一世界经济发
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向第叁世界转嫁，这个称之为“竞争有效前提”。
竞争和市场的作用，只有在能够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足够的可用资源时，才
是决定一切的力量，这个过程刚刚好划分出第一世界和第叁世界，第一世界能够
把本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对外转嫁，而第叁世界刚刚好反过来，接受了
被转嫁的资源和环境负担。第一世界的经济学和第叁世界的经济学，在这个方面
应该是绝然相反的，第一世界的经济学中所掺杂的第一世界竞争方略，必然地与
第叁世界国家所追求的发展目标绝然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竞争与市场崇拜，
其在经济现实中的成立条件是：通过市场价格的作用把大多数人排斥出去成为不
合格消费者，这样在中心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垄断价格集中的购买力取得足够
的资源，从而在少数跨国公司的强有力的主导下，实现自身的富裕和发达。
4、 个人和微观分析起点的不足
在大同世界崩溃之后，自由王国到来之前，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出现的分化是不
可能自动弥合的，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一致，是不可能长期稳定存在的，如果
存在也只是一种特例。西方国家内部所实现的“资本与劳动的均衡”，就是这样
一个特殊前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和以微观分析为基础去推导宏观的全
部依据，就在于此。因此只有“矛盾论”的分析方法，才是正确的经济分析方法
的基础，近些年来西方兴起的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
矛盾论”的分析视野。
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论都是以突出个量和微观分析，忽略宏观视野，假定微观
经济主体的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会自动地导致宏观社会目标的实现
，反对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行制度安排为主要特色的。个体分析作为起点去
推导整体利益的方法，均衡论是矛盾论的特定条件下的相对存在，是西方国家成
功向第叁世界转嫁了内部矛盾、转嫁了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负担之后，才能能
够在现实中局部成立的分析方法。
西方国家在旧殖民主义崩溃之后，由于成本和风险方面的原因，直到今天也没有
全面恢复以直接政治和军事控制为特点的旧殖民主义，欧美日今天捞取经济利益
取得资源的主要方式是维持垄断价格对竞争性价格的交换，通过在强大金融体系
和资本市场支持下的强大垄断企业，对第叁世界的竞争性小企业在市场进行“公
平竞争”，绝对强调竞争与市场作用的背后，绝对排斥政府作用的背后，是维护
垄断大企业和竞争性小企业实力和地位的差距，这是第一世界的全球竞争方略。
把经济学分析的全球视野根本取消，有助于把重要问题从人们的视野赶出去。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个体分析作为起点的背后，是垄断地位的稳固；在西方主
流经济学排斥政府作用的背后，是组织良好的西方大企业的优势免遭限制；在强
调竞争和市场作用的同时，是第叁世界国家的边缘化。如果没有这样的地位，那
么个人起点的分析，就特别需要重新考虑。
5、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必须“去蔽”---纯粹消费者立场与伤痕学术情结
中国的经济学家，主要处在教育界和官办研究机构之中，在生存状态上和从前的
地主老财是一样的---依靠租金过活，因此相应地欠缺生产者感受和立场，这已经
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主要标志---在身份上和学术视野上都是如此。进些年来
所鼓吹的“教育产业化”，实际上是放任教育界进行预收租金的行为，因为个人
在教育费用方面的投资支出意愿，是经过教育的个人在预期其未来收入将会增加
的前提下，愿意把收入增加的一部分提前作为投资（学费）支付给教育环节的结
果。如果在教育体系中受教育的个人未来的收益越高，那么他所愿意支付的学费
就相应地会上升，因此社会分化越厉害，收入差距越大，教育环节的垄断性越强
，教育事业在短期内所能够集中的资源就会相应增加，因此鼓吹社会分化成为中
国高等教育界人士和大学教授们的一个共识就毫不奇怪。
在社会经济现实中，中国经济学家亲密接触的是政府官员和买办资本、金融资本
、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为权力资本化服务也是增加收取租金的手段。从中
国主流经济学家走极端的严重程度看，他们尤其需要去“私欲之蔽”，由于理智
的有限性以及在切身利益面前的软弱性，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仅远离了工人农
民，而且今天他们也已经远离了中国的民族产业资本。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尤其需
要“良知”来制约“理智”的走极端，中国古圣先贤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阐述
，借以防止个人会在欲望和本能的驱使下，不自觉地排斥理智和逻辑的作用，以
至于陷入“溺爱者不明”的境地。
【“民本规则”与“中庸规则”】民本规则就是从“多数人利益”出发去考虑问
题的思维方式，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资源配置模式，是取得多数人认同的基础，这
是一种经济政策规则或者是一种认识管理何以稳定、管理成本何以降低的出发点
。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苏联和东欧的转向，从事实层面提出了一个问题：仅仅
是生产资料的非资本化是不够的，还需要知识非资本化和权力非资本化，才能够
根本消除社会分化的基础，清除破坏认同引致管理悖论的社会经济根源。“苏东
波”的历史经验证明，对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追求经济利益的纵容，结果导致
了“生产资料的非资本化”的社会革命成果，先是被部分窃取接着是根本逆转。
人与人关系的定位，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保障力量最终在于政治体系。要实现民
本规则的经济制度和资源分配模式，需要一种政治规则作为出发点---中庸规则。
中庸规则是抑制少数人利益恶性膨胀的规则，反对精英主义（封资修都是精英主
义，奴隶制、封建制和雇佣劳动制都是精英主义制度），不能把少数人的利益和
欲望设定为“全民利益”，任何情况下精英阶层都有脱离多数人利益的危险，这
其实是在大同时代崩溃之后自由王国到来之前，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不可逆
转的分化之后的一种社会常态，任何时候都需要对少数人（特别是社会的精英阶
层）的思想、意愿、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政策主张，进行监督和剖析。精英阶层
无论任何都不能认为自己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中间的差距在于存在一个马克
思称为“阶级意识”的鸿沟，而中国古人则认为存在一个精英阶层常有的“私欲
之蔽”，而克制“私欲之蔽”只能是“德性之知”而不是“知性之知”，是需要
“行千里路”的意志磨练过程而不是“读万卷书”的纯粹理论学习过程。“行千
里路”就是一个足以克制“私欲之蔽”的意志力量的磨练和成长过程，“德者，
得也”所指也是这样一个意志力量的获得过程；这其实也是孟子所强调的“反身
而诚”之“诚”，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当然都是“诚”，被毛泽东称为主观主
义和唯心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私欲之蔽”，毛还认为这是剥削阶
级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这些都是精英阶层为了自身的独特利益形成的一套说词，
唯心和主观都是指代精英阶层从自己的利益、意愿和立场出发。由于理智特有的
局限性，特别是在遭遇自身利益切身相关的经济学领域，中庸规则和民本规则是
防止理智被滥用的最好检验尺度，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间产生了“林毅夫定律”
这样的行为模式，生产了“唾沫效应”这样的主张，说明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堕落
为“知识资本化（以所掌握的知识追求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纯粹自利者，
成为一个“主观为自己”同时也是“客观为自己”的自为自觉的、在全球都是非
常特殊的、时时走极端的精英主义者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