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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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论坛上一个找老同学的帖子引起很多北京人对于早年生活的回忆，也勾起了我无尽的思绪。那些老北京的记忆，那些童年的乐趣，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年龄的增长，非但没有淡去，反而一有个机会就会象干柴遇烈火样会点起来，会让人激动。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文章回忆民国时老北京的民俗，或回忆建国初北京的风貌，现在该我们这些人挑动记忆琴弦，去怀念我们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童年少年时光 了。
一，皇城根
早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五十年代初，我父亲从老家山西先来北京市委机关当通讯员，后来到郑州当兵。我母亲过了几年也来北京，住在工厂的宿舍，那个地方叫作小关。原来我只知这个地名的方位，印象中是个遥远的地方。今年三月份回国，到我老单位的新址，跟一个老朋友在那边转悠，才知那个地方就叫小关。原来我母亲早年在这个地方住过，在多快好省那个时代在这里工作过。
父亲复员回到北京，固定了工作，父母把家安在了父亲单位的院子里。那时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安顿下来，孩子们就在院里长大，孩子的父母都是同事。我们长大在北京中医医院的院子里。中医院正门临着宽街大街，我们住在后面的宿舍区，院门开在东皇城根北街。
皇城根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它的地理概念也许和我们的心理概念不完全一致。我们的皇城根是指北到今天的平安大街，南到亮果厂，或许还到不了那么南，就到大取灯胡同那么一段。皇城根这条街，西侧都是大杂院小杂院。我说大杂院没说大院，是想区别于海淀那些部队或高校的大院。皇城根的大杂院有名的有大汽车厂，大红门，小院子自然没有什么名字了。皇城根东侧单位比较多，包括我住的中医院后门，北京市电话四局，科学出版社，后两者只是上班的地方。
那条街的小孩都在一个小学，早先叫首创路二小，后来（我们在校期间）改成美术馆后街小学。这个名称到现在没有变，那个学校也存在于原址，只是被各种商店挤得校门开在了大取灯胡同，不象原来那样在大街上。我可以悲哀地认为，原来的那个不大但还能运动的操场已经不复存在，也许另外在后面再建了。当年那个操场还是我父亲以附近大单位援助的名义帮着翻修的。我很多年没有进去过那个学校，近几年回国也在外面转过，但没有什么理由进去参观，我的那些老师显然都退休了。
当年学校的正门开在宽街大街上，离马路有几米的样子。大门在高台阶上，有门洞，两侧有石狮子，台阶两侧有平坡，就是小孩子爱当滑梯用的那种磨得光亮亮的石头平坡。每天早晨和中午上学时，学生们在大门前按班级站队，到点了依次进校，有秩序，气氛也活泼。排队之前可以自由活动，跳皮筋等等。在到校之前，孩子是按住的区域划分路队的，皇城根的一队，隔街北河沿的一队，皇城根东侧胡同里的走宽街大街的一队。每队有队长，孩子们一起走到学校。在集合之前，还可以找更近的三三两两一起到集合的地方，所以你想想孩子们有多少机会可以在一起玩。中午休息时间长，排路队回家吃饭，午睡。那时多半家里有老人或邻居老人帮忙照看中午这段，要不然没地方吃午饭。
要说玩的，都是就地取材，或制作简易器械。所有这些大多是集体或有伙伴的玩法，不是一个人跟布娃娃过家家那种。光包就有几种玩法。这个“包”，就是六块一寸半见方的布缝在一起，里面装东西的包。装什么呢？说起来我那时有点浪费粮食，因为我家总有老乡带五谷杂粮，所以我装的是绿豆红豆小米等。黄豆太大了，沙子太沉，大米舍不得。还有的时候山里红籽洗干净晾干了也挺好。布就是做衣服的边角料，那时家里都存着。总之我总是有办法，就是针线活不好，总爱漏。
踢包：画一个圆，一个人在里面用脚面把包踢出去，另一个人接着。如果第二个人接到包，第一个人就输了，当然不容易接着。然后第二个人把包往圆圈里扔，第一 个人在圈里防卫，争取再踢出去。如果包被扔进圈里，则第一个人输。如果被第一个人踢出，则这个人可以目测包的位置，可以”要“几步，就是用脚去量，要少了可以，要多了就输了，然后积攒步数。如果踢出去以后被第二个人接到，那第一个人也输了。听着复杂，其实很好操作，很好玩，订规则的人很有头脑呢。
砍包：跟monkey in the middle异曲同工。两个人各站一边扔包，中间一个人试着躲开。如果中间那个人被击中身体任何一个地方，则这个人输了，换成另一个人在中间。如果这个人 把包接住了，则他（她）攒了一条“命”，如果输一次，还可以用这条命抵。如果一个人太强了，攒了好几条命，那另外两个人没指望了，那也没意思了，游戏就是要让人看到自己参与的希望。当然攒命也是不那么容易的。
跳皮筋：最喜欢了，是很棒的那一类玩家，可惜没记住几个跳法。皮筋可以是猴皮筋串起来的，也可以是松紧带，还可以是废轮胎剪的。
跳绳：是传统运动比赛项目。我参加过区里跳大绳的比赛，但这类正规比赛项目总是不如旁门左道的小游戏来得有趣。
拔根：就是杨树跟，嫩叶子根一掐就断，老的很结实。两个小孩拿各自的拔根跟对方的勒，谁的不断谁就有一种胜利感。这就象斗蛐蛐一样，最后总不折断的就是青麻头。那时，尤其是男孩子，爱把老树根捂在布鞋或球鞋里，让它更老，那一丝丝的纤维都能看见。为了培养老树根，孩子们不惜麻烦自己的脚，那时谁也没有嫌谁脏。
羊拐：不知是羊骨头的哪一部分，羊拐攒4个，就可以凑一副，还需要一个乒乓球。一只手在桌上扔球，另一只手得快速几个手指头间夹着拐，将拐翻转过来。如果拐失控，或翻转速度不够，没有在球落之前完成动作，就视为失败。因为整个过程是动态的，还真想象不了怎么玩才酷了。羊拐先被染成红色，然后被磨得亮亮的， 色也减了，但透着晶莹，跟玉石有一比。
大鼻涕树叶：这应该是皇城根特有的树种，说不上叫什么。它的叶子干了以后，可以用石头砸成小块，但小块之间丝丝相连，越砸越揉在一起，不再散落。小孩用这个恶作剧，把它甩在另一个小孩后背，说是大鼻涕。它真象大鼻涕一样甩哪里沾哪里。可爱的树叶啊，你现在还存在吗？
烟盒（拍三角），弹球，弹弓（绷弓子），瓷片，这些都被认为是坏游戏了，应该是男孩子的领地，但我比男孩子也不差，所以也玩，就是不太敢当着同班同学的面玩，我得保持我好学生的形象啊。
掇刀：就是削铅笔的小竖刀。那时削铅笔有横刀有竖刀，横刀就是可以折叠回去的那种，贵一点，竖刀就是竖长的，刀刃比较小，稍便宜一点。玩掇刀就是在大树底 下，湿润的土地上，划出一个区域，用力把刀一下插进土里，然后按照那个走向划走一部分。最后范围越小，难度就越大。大概是这样，但还是记不起来具体规则 了。
胶泥：医院总有建筑施工，所以有胶泥沙子什么的。胶泥的玩法是，把那种红泥活成胶泥，做成碗的形状，底薄一点，然后搁在手里猛的往下一扣，摔在地下，看那个底破，听那个巨响。
还有钻水泥管子，爬预制板的事，我都干过。擦破划破，流血结痂，常有的事。我隔壁住着外科老中医，他有祖传治外伤的秘方。房老太爷，我谢谢您啊，记得那时您最喜欢的不是我，是我姐。
有时也干点文雅的事情，比如翻绳。玻璃丝绳交叉在两只手上后，另一个人用另一方式接过去，变成另一种形状。也可以一个人两只手撑着，编出不同图案形状。再如糖纸，把花花绿绿的塑料糖纸沾水弄平，贴玻璃上晾干，夹在书里，等糖纸平得没有皱褶，放在手心里，糖纸自动卷起，好美的画面。
还有一些小杂耍，比如郭德纲说的画个手表咬个手表，就是我们这一代玩过的。
各种小虫子们，也是我们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有的小虫还成了我们的玩伴。杨树上的毛毛虫，槐树上的吊死鬼（正名槐蚕），枣树上的杨拉子，葡萄树上的绿色的 茧，都是我惧怕的东西；老牛（天牛），蚯蚓，土鳖，我多少次趴在地上跟它们玩；那时的孩子们谁没粘过蜻蜓呢，蜻蜓粘来以后，喜欢的是蜻蜓薄纱似的翅膀，和蜻蜓的小嘴咬着手指那丝丝痒痒的感觉。夏天，蝈蝈的叫声伴我睡午觉，而蛐蛐的弦鸣是夏夜里大自然的歌声。
我在皇城根住到三年级结束。唐山大地震的前几天，我们搬到安定门那里卫生局所属的楼房，这些童趣离我远了一段时间，直到一年后搬家到南锣鼓巷。在那里，是六年的胡同生活。
二，南锣鼓巷
那时从楼房又搬回平房的理由有几个：我们要继续留在那个小学，南锣鼓巷多一间房，地震后的心有余悸，等等。但我觉得，对楼房的闭塞，关起门来谁也跟谁没来往那种状态的不适应恐怕也是父母决定搬回院子的原因。
南锣鼓巷是传统四合院的聚集区，但因为住房拥挤，人们想办法私搭乱建，四合院已经不是书里电视里描写的早年老北京的那种状态了。院子里住着10户人家，分为前院后院。我家住在前院西屋，三间，门前有个葡萄架，是前户人家留下的。夏天，家人或邻居就在这个葡萄架下吃饭乘凉什么的，彼此东家长李家短的就那点事，偶尔也闲言碎语掐个架的。以前在皇城根院子里住的都是名老中医，但四合院住家就什么工作的都有了。邻里们基本还和谐，做个什么吃的时有分享，缺个花椒 大料的也可以上任意家门去要。一次有个老太太炒菜发现没花椒了，找对门要花椒。她的口音让对门误以为要花镜，结果对门拿了几个花镜给老太太挑选。那边油锅都红了，她还在试戴花镜，搞笑。
那时的生活环境跟后海，地安门，鼓楼这些地方联系起来了。后海开始有了自由市场，我也可以跟母亲一起逛街了。可能慢慢慢慢的，工资有了提高的迹象。
在四合院住的这6年是我的中学时代，在皇城根玩过的游戏有的还玩，有的已经不再玩了，因为一是大了，二是小孩都不在一个学校，凑不齐人或凑不好时间，三是没那么大场地，四是需要学习了。种种种种，意味着，我已经从童年走向了少年。
我能够走得远一点了，我需要自己坐车到和平里上初中。穿过长长的中戏所在的东棉花胡同，走到马路对面，我要乘坐104路无轨电车,要8站地才能到和平里。 从北兵马司，路上要途经交道口，方家胡同，安定门，地坛，蒋宅口，兴化路，和平西街，然后和平里总站。我需要花两块钱买月票，每次买月票都要排长队呢。因 为有月票，有时还跟同学溜车到北京站。从和平里转回北兵马司，然后是宽街，大佛寺，灯市西口，灯市东口，王府井，台基厂，崇文门，北京站。
那时放了学也不怎么需要温功课，所以放学以后想在学校玩一会，主要就是玩双杠。或者跟几个人在双杆上悬着，或者玩从双杠跳上跳下追逐的游戏。有时也跟住学校边上的同学回家玩会，总之就是玩，也不怕家长惦记。那时除了公共汽车比较挤外，社会治安还不错，街上也不乱。最近看到一组80年代中学生的图片，就是在我的初中学校拍的，很熟悉的画面，着装，神情。我比那些孩子大一点。
绝大部分老师是素质很高很负责任很让人怀念的，比如班主任陈老师和英语刘老师。她们给我的语文和英语打下的基础让我后来都一直受益。
那个主教学楼有4层，有点高我觉得，所以课间操老组织不好，总是在楼梯上感觉很拥挤，然后做完操要用很长时间回到教室。
虽然这三年上学远点，还是让我见了一定的世面，否则我都没法说小时候北面我最远去过和平里。直到上大学去中关村一带，我18岁以前没去过海淀（对了，只是老师带着去看了一眼那个大学）。那时除了去姑姑家，连西城都不怎么去，海淀（印象中）荒郊野外的去那干吗呀。
高中到了离家近点的另一所中学，从此的日子跟读书二字联系的多了，从前的那个从玩耍中能够找到无穷乐趣的孩子，终于成长了。
北京从前是4个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近郊区（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2个远郊区（门头沟房山），8个远郊县（昌平通县密云延庆怀柔大兴顺义平谷）。我们小时候，即使是大人，除非上班，或去亲戚家，或者是郊游，没事也不串区玩，总是在很小的圈子里活动。 交通不够方便，经济不够坚固，家务事不够简化，等等，都是原因。但那时的熟人同事同学间交往很密切亲近，彼此的互相帮忙给生活增添了很多温暖和方便。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可以逛遍北京城，却不知邻居叫什么。
每个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是这座城市里某阶段时光或凝固或变迁的历史的见证人。那些时光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挥之不去，在我们成长的不同岁月里，时常翻出来回味，思量，每一次都是杂味并存。如果有可能，人人都想重温童年少年时光，但是，每一段人生都不可以复制，每一段时间地点人物的交集而构成的故事，都是属于珍贵的，飘忽的，可说也不可说的传奇。
一，皇城根
早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五十年代初，我父亲从老家山西先来北京市委机关当通讯员，后来到郑州当兵。我母亲过了几年也来北京，住在工厂的宿舍，那个地方叫作小关。原来我只知这个地名的方位，印象中是个遥远的地方。今年三月份回国，到我老单位的新址，跟一个老朋友在那边转悠，才知那个地方就叫小关。原来我母亲早年在这个地方住过，在多快好省那个时代在这里工作过。
父亲复员回到北京，固定了工作，父母把家安在了父亲单位的院子里。那时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安顿下来，孩子们就在院里长大，孩子的父母都是同事。我们长大在北京中医医院的院子里。中医院正门临着宽街大街，我们住在后面的宿舍区，院门开在东皇城根北街。
皇城根是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它的地理概念也许和我们的心理概念不完全一致。我们的皇城根是指北到今天的平安大街，南到亮果厂，或许还到不了那么南，就到大取灯胡同那么一段。皇城根这条街，西侧都是大杂院小杂院。我说大杂院没说大院，是想区别于海淀那些部队或高校的大院。皇城根的大杂院有名的有大汽车厂，大红门，小院子自然没有什么名字了。皇城根东侧单位比较多，包括我住的中医院后门，北京市电话四局，科学出版社，后两者只是上班的地方。
那条街的小孩都在一个小学，早先叫首创路二小，后来（我们在校期间）改成美术馆后街小学。这个名称到现在没有变，那个学校也存在于原址，只是被各种商店挤得校门开在了大取灯胡同，不象原来那样在大街上。我可以悲哀地认为，原来的那个不大但还能运动的操场已经不复存在，也许另外在后面再建了。当年那个操场还是我父亲以附近大单位援助的名义帮着翻修的。我很多年没有进去过那个学校，近几年回国也在外面转过，但没有什么理由进去参观，我的那些老师显然都退休了。
当年学校的正门开在宽街大街上，离马路有几米的样子。大门在高台阶上，有门洞，两侧有石狮子，台阶两侧有平坡，就是小孩子爱当滑梯用的那种磨得光亮亮的石头平坡。每天早晨和中午上学时，学生们在大门前按班级站队，到点了依次进校，有秩序，气氛也活泼。排队之前可以自由活动，跳皮筋等等。在到校之前，孩子是按住的区域划分路队的，皇城根的一队，隔街北河沿的一队，皇城根东侧胡同里的走宽街大街的一队。每队有队长，孩子们一起走到学校。在集合之前，还可以找更近的三三两两一起到集合的地方，所以你想想孩子们有多少机会可以在一起玩。中午休息时间长，排路队回家吃饭，午睡。那时多半家里有老人或邻居老人帮忙照看中午这段，要不然没地方吃午饭。
要说玩的，都是就地取材，或制作简易器械。所有这些大多是集体或有伙伴的玩法，不是一个人跟布娃娃过家家那种。光包就有几种玩法。这个“包”，就是六块一寸半见方的布缝在一起，里面装东西的包。装什么呢？说起来我那时有点浪费粮食，因为我家总有老乡带五谷杂粮，所以我装的是绿豆红豆小米等。黄豆太大了，沙子太沉，大米舍不得。还有的时候山里红籽洗干净晾干了也挺好。布就是做衣服的边角料，那时家里都存着。总之我总是有办法，就是针线活不好，总爱漏。
踢包：画一个圆，一个人在里面用脚面把包踢出去，另一个人接着。如果第二个人接到包，第一个人就输了，当然不容易接着。然后第二个人把包往圆圈里扔，第一 个人在圈里防卫，争取再踢出去。如果包被扔进圈里，则第一个人输。如果被第一个人踢出，则这个人可以目测包的位置，可以”要“几步，就是用脚去量，要少了可以，要多了就输了，然后积攒步数。如果踢出去以后被第二个人接到，那第一个人也输了。听着复杂，其实很好操作，很好玩，订规则的人很有头脑呢。
砍包：跟monkey in the middle异曲同工。两个人各站一边扔包，中间一个人试着躲开。如果中间那个人被击中身体任何一个地方，则这个人输了，换成另一个人在中间。如果这个人 把包接住了，则他（她）攒了一条“命”，如果输一次，还可以用这条命抵。如果一个人太强了，攒了好几条命，那另外两个人没指望了，那也没意思了，游戏就是要让人看到自己参与的希望。当然攒命也是不那么容易的。
跳皮筋：最喜欢了，是很棒的那一类玩家，可惜没记住几个跳法。皮筋可以是猴皮筋串起来的，也可以是松紧带，还可以是废轮胎剪的。
跳绳：是传统运动比赛项目。我参加过区里跳大绳的比赛，但这类正规比赛项目总是不如旁门左道的小游戏来得有趣。
拔根：就是杨树跟，嫩叶子根一掐就断，老的很结实。两个小孩拿各自的拔根跟对方的勒，谁的不断谁就有一种胜利感。这就象斗蛐蛐一样，最后总不折断的就是青麻头。那时，尤其是男孩子，爱把老树根捂在布鞋或球鞋里，让它更老，那一丝丝的纤维都能看见。为了培养老树根，孩子们不惜麻烦自己的脚，那时谁也没有嫌谁脏。
羊拐：不知是羊骨头的哪一部分，羊拐攒4个，就可以凑一副，还需要一个乒乓球。一只手在桌上扔球，另一只手得快速几个手指头间夹着拐，将拐翻转过来。如果拐失控，或翻转速度不够，没有在球落之前完成动作，就视为失败。因为整个过程是动态的，还真想象不了怎么玩才酷了。羊拐先被染成红色，然后被磨得亮亮的， 色也减了，但透着晶莹，跟玉石有一比。
大鼻涕树叶：这应该是皇城根特有的树种，说不上叫什么。它的叶子干了以后，可以用石头砸成小块，但小块之间丝丝相连，越砸越揉在一起，不再散落。小孩用这个恶作剧，把它甩在另一个小孩后背，说是大鼻涕。它真象大鼻涕一样甩哪里沾哪里。可爱的树叶啊，你现在还存在吗？
烟盒（拍三角），弹球，弹弓（绷弓子），瓷片，这些都被认为是坏游戏了，应该是男孩子的领地，但我比男孩子也不差，所以也玩，就是不太敢当着同班同学的面玩，我得保持我好学生的形象啊。
掇刀：就是削铅笔的小竖刀。那时削铅笔有横刀有竖刀，横刀就是可以折叠回去的那种，贵一点，竖刀就是竖长的，刀刃比较小，稍便宜一点。玩掇刀就是在大树底 下，湿润的土地上，划出一个区域，用力把刀一下插进土里，然后按照那个走向划走一部分。最后范围越小，难度就越大。大概是这样，但还是记不起来具体规则 了。
胶泥：医院总有建筑施工，所以有胶泥沙子什么的。胶泥的玩法是，把那种红泥活成胶泥，做成碗的形状，底薄一点，然后搁在手里猛的往下一扣，摔在地下，看那个底破，听那个巨响。
还有钻水泥管子，爬预制板的事，我都干过。擦破划破，流血结痂，常有的事。我隔壁住着外科老中医，他有祖传治外伤的秘方。房老太爷，我谢谢您啊，记得那时您最喜欢的不是我，是我姐。
有时也干点文雅的事情，比如翻绳。玻璃丝绳交叉在两只手上后，另一个人用另一方式接过去，变成另一种形状。也可以一个人两只手撑着，编出不同图案形状。再如糖纸，把花花绿绿的塑料糖纸沾水弄平，贴玻璃上晾干，夹在书里，等糖纸平得没有皱褶，放在手心里，糖纸自动卷起，好美的画面。
还有一些小杂耍，比如郭德纲说的画个手表咬个手表，就是我们这一代玩过的。
各种小虫子们，也是我们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有的小虫还成了我们的玩伴。杨树上的毛毛虫，槐树上的吊死鬼（正名槐蚕），枣树上的杨拉子，葡萄树上的绿色的 茧，都是我惧怕的东西；老牛（天牛），蚯蚓，土鳖，我多少次趴在地上跟它们玩；那时的孩子们谁没粘过蜻蜓呢，蜻蜓粘来以后，喜欢的是蜻蜓薄纱似的翅膀，和蜻蜓的小嘴咬着手指那丝丝痒痒的感觉。夏天，蝈蝈的叫声伴我睡午觉，而蛐蛐的弦鸣是夏夜里大自然的歌声。
我在皇城根住到三年级结束。唐山大地震的前几天，我们搬到安定门那里卫生局所属的楼房，这些童趣离我远了一段时间，直到一年后搬家到南锣鼓巷。在那里，是六年的胡同生活。
二，南锣鼓巷
那时从楼房又搬回平房的理由有几个：我们要继续留在那个小学，南锣鼓巷多一间房，地震后的心有余悸，等等。但我觉得，对楼房的闭塞，关起门来谁也跟谁没来往那种状态的不适应恐怕也是父母决定搬回院子的原因。
南锣鼓巷是传统四合院的聚集区，但因为住房拥挤，人们想办法私搭乱建，四合院已经不是书里电视里描写的早年老北京的那种状态了。院子里住着10户人家，分为前院后院。我家住在前院西屋，三间，门前有个葡萄架，是前户人家留下的。夏天，家人或邻居就在这个葡萄架下吃饭乘凉什么的，彼此东家长李家短的就那点事，偶尔也闲言碎语掐个架的。以前在皇城根院子里住的都是名老中医，但四合院住家就什么工作的都有了。邻里们基本还和谐，做个什么吃的时有分享，缺个花椒 大料的也可以上任意家门去要。一次有个老太太炒菜发现没花椒了，找对门要花椒。她的口音让对门误以为要花镜，结果对门拿了几个花镜给老太太挑选。那边油锅都红了，她还在试戴花镜，搞笑。
那时的生活环境跟后海，地安门，鼓楼这些地方联系起来了。后海开始有了自由市场，我也可以跟母亲一起逛街了。可能慢慢慢慢的，工资有了提高的迹象。
在四合院住的这6年是我的中学时代，在皇城根玩过的游戏有的还玩，有的已经不再玩了，因为一是大了，二是小孩都不在一个学校，凑不齐人或凑不好时间，三是没那么大场地，四是需要学习了。种种种种，意味着，我已经从童年走向了少年。
我能够走得远一点了，我需要自己坐车到和平里上初中。穿过长长的中戏所在的东棉花胡同，走到马路对面，我要乘坐104路无轨电车,要8站地才能到和平里。 从北兵马司，路上要途经交道口，方家胡同，安定门，地坛，蒋宅口，兴化路，和平西街，然后和平里总站。我需要花两块钱买月票，每次买月票都要排长队呢。因 为有月票，有时还跟同学溜车到北京站。从和平里转回北兵马司，然后是宽街，大佛寺，灯市西口，灯市东口，王府井，台基厂，崇文门，北京站。
那时放了学也不怎么需要温功课，所以放学以后想在学校玩一会，主要就是玩双杠。或者跟几个人在双杆上悬着，或者玩从双杠跳上跳下追逐的游戏。有时也跟住学校边上的同学回家玩会，总之就是玩，也不怕家长惦记。那时除了公共汽车比较挤外，社会治安还不错，街上也不乱。最近看到一组80年代中学生的图片，就是在我的初中学校拍的，很熟悉的画面，着装，神情。我比那些孩子大一点。
绝大部分老师是素质很高很负责任很让人怀念的，比如班主任陈老师和英语刘老师。她们给我的语文和英语打下的基础让我后来都一直受益。
那个主教学楼有4层，有点高我觉得，所以课间操老组织不好，总是在楼梯上感觉很拥挤，然后做完操要用很长时间回到教室。
虽然这三年上学远点，还是让我见了一定的世面，否则我都没法说小时候北面我最远去过和平里。直到上大学去中关村一带，我18岁以前没去过海淀（对了，只是老师带着去看了一眼那个大学）。那时除了去姑姑家，连西城都不怎么去，海淀（印象中）荒郊野外的去那干吗呀。
高中到了离家近点的另一所中学，从此的日子跟读书二字联系的多了，从前的那个从玩耍中能够找到无穷乐趣的孩子，终于成长了。
北京从前是4个城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近郊区（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2个远郊区（门头沟房山），8个远郊县（昌平通县密云延庆怀柔大兴顺义平谷）。我们小时候，即使是大人，除非上班，或去亲戚家，或者是郊游，没事也不串区玩，总是在很小的圈子里活动。 交通不够方便，经济不够坚固，家务事不够简化，等等，都是原因。但那时的熟人同事同学间交往很密切亲近，彼此的互相帮忙给生活增添了很多温暖和方便。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可以逛遍北京城，却不知邻居叫什么。
每个在北京生活过的人都是这座城市里某阶段时光或凝固或变迁的历史的见证人。那些时光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挥之不去，在我们成长的不同岁月里，时常翻出来回味，思量，每一次都是杂味并存。如果有可能，人人都想重温童年少年时光，但是，每一段人生都不可以复制，每一段时间地点人物的交集而构成的故事，都是属于珍贵的，飘忽的，可说也不可说的传奇。
最后编辑:
悲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