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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我刚从九寨回来了？ 至少五百个吧。
就那些杂的都不喜欢跟汉人住一快儿。 当然游客去了他们也会挂一下毛主席像，歌颂一下毛主席， 笑死人啊， 以为歌颂毛主席大家很肯掏钱一样。
卖点低质量的藏银， 藏药， 藏酒， 藏羌表演， 从汉人那里赚点钱， 一个愿大一个愿挨。 你一走人家就去拜自己的佛去了。
奴隶主与奴隶的后代会面，惺惺相惜，真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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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我刚从九寨回来了？ 至少五百个吧。
就那些杂的都不喜欢跟汉人住一快儿。 当然游客去了他们也会挂一下毛主席像，歌颂一下毛主席， 笑死人啊， 以为歌颂毛主席大家很肯掏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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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讨论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 人家从内心里更愿意跟谁一起生活。 我也没说藏族人就是什么好东西， 尤其是九寨沟里那些掉在钱袋子里的假藏人。
更有趣的是， 地震之后， 那些少数民族的孩子都住在新修的民族村里 （是汉人修的啊， 也有上海出的分子钱）， 就算是漂亮的羌族妹妹心里的偶像也是豪放粗犷爱唱歌打架的藏族哥哥们而不是富有的汉族哥哥们。
要想西藏新疆不独立， 汉人更应该去了解别人的想法， 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上去。 前几百年有儒家文明就觉得你们应该遵从我们的文化， 这几十年挣了点银子就又觉得钱是最重要的， 老百姓解决温饱就行了。温饱是土共解决的？
达赖喇嘛出走印度经过
·李江琳·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１日，星期六。订阅《纽约时报》的美国民众从家门口拿到报纸，浏览头版标题时，看到一篇特别报导。这篇前一天发自印度新德里，题为“藏人在拉萨与中国人交战”的报导首次披露了拉萨发生的事件。当美国人看到这篇报导时，事情已经发生了整整十一天，“拉萨事件”已经演变成了“拉萨战役”。
关于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达赖喇嘛，报导仅说“西藏统治者达赖喇嘛去向不明”。不过，就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们阅读报导的时候，达赖喇嘛正在一座名叫宗确辰耶的小寺庙里宿营。他与家人、经师，以及部分噶厦政府成员等离开拉萨已经四天了。当时未满２４岁的达赖喇嘛很可能并没有想到，此一去，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５０年前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这个历史事件，经过各种有意无意的渲染和加工，几乎变成了一个“当代神话”。即便是“神话”，汉藏两族也有不同的版本。汉人中流传的版本中，比较典型的有两个。国人私下流传的版本是“让路说”：毛泽东宽大为怀，给达赖喇嘛让了一条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则达赖喇嘛插翅难逃。对外的版本则是“劫持说”：拉萨发生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叛乱，叛乱分子选定３月１０号这天动手，解放军忍耐了十天之后，奉命向妄图分裂祖国的反动分子还击。反动分子溃逃之时，将达赖喇嘛劫持到印度。这个版本至今还在流传。
藏人中流传的版本说的则是“红汉人”试图绑架达赖喇嘛，但是各路神灵纷纷相助，达赖喇嘛在众目睽睽之下神不知鬼不觉走出罗布林卡宫。之后的两个礼拜里，大多数日子空中乌云密布，遮挡了飞行员的视线，因此“红汉人奈何不了观音菩萨”，达赖喇嘛一行成功进入印度，西藏文化的一线血脉得以域外保存。这两个版本都是对这个西方记者称之为“世纪大事”的事件作出的解读，汉方偏重宣传，藏方偏重宗教。然而，历史即非神话，也非宣传。在对历史事件解读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一、关键一周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号上午，达赖喇嘛一如往常，早晨５点起床，去小经堂打坐。打坐之后，他照常去花园散步，享受清晨的宁静。可是，走进花园，他隐隐听见宫墙外传来喊叫声。达赖喇嘛匆匆走进宫室，派人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出去的人很快回来，向他报告拉萨民众正从四面八方涌向罗布林卡，说是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营观看预定的演出。“拉萨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从目前已经公布和出版的各种史料中可以看出，１９５９年３月的拉萨事件并非如我们一向被告知的那样，是一个在美国和印度情报部门精心策划下，早有预谋的事件。导致事件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各种异乎寻常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双方沟通不良，相互猜疑，对局面都有误判，加上一方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用的夸大；而另一方则是民怨长期积累，借着“达赖喇嘛看戏”这件小事突然爆发。事件的起因仁夏加先生的著作《龙在雪域》中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此处不赘。
“拉萨事件”爆发时，拉萨，乃至西藏地区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当时拉萨城外住了大批康巴难民，“四水六岗”，即康巴游击队，在山南活动。山南许多地区在康巴游击队的控制之下。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拉萨，拉萨的日常工作由政委谭冠三主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名电报员阿达和诺布虽然已经从印度回到西藏，并且根据ＣＩＡ的指示去过拉萨，设法见达赖喇嘛，但是侍从长帕拉担心他们惹来麻烦，不肯让他们觐见。二人于是离开拉萨，去山南找四水六岗卫教军总指挥贡保扎西。事发之时，他们远离拉萨，３月２５日才在加里宗的巩多江加入达赖喇嘛一行，并与ＣＩＡ取得联系。而贡保扎西本人那时在山南某地，对拉萨的事一无所知，他得知“拉萨事件”的时间跟美国民众得知的时间差不多，还是从印度电台的广播里听说的。不过，四水六岗那时候已经化整为零，一支约５０人左右的小分队就驻扎在离拉萨不远的贡卡，守着藏布江的渡口。正是这支小分队，在达赖喇嘛一行出走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拉萨有两套政府体系，一套是噶厦政府，另一套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噶厦政府的两名司伦已经辞职，达赖喇嘛没有指定继任者，噶厦政府差不多等于半瘫痪。这两套政府班子中，筹委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坚持大权独揽，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是有些工作依然责成噶厦政府执行，因此两套班子互相牵制，但是都无法掌控全局，而普通民众则对这两套班子都不信任。也就是说，西藏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
“拉萨事件”中有一点常常被忽略，即民众的愤怒并不仅仅指向中方，同时也指向噶厦政府。当时包围罗布林卡的民众除了高喊“中国人离开西藏”之类的“反动口号”之外，他们也对出入宫殿的噶伦们呼喊“不要拿达赖喇嘛换大洋”，“达赖喇嘛比一袋大洋更宝贵”等口号。民众认为是噶厦政府的无能使得达赖喇嘛被架空，如今当他面临危险，噶厦政府却无力保护他。正是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民众才觉得自己必须挺身而出。历史的诡异在于，包围罗布林卡事件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却是普通藏人打破西藏权贵对政治事务的垄断，直接参与政事的开端。同样的原因使得噶伦们反复劝说民众离开，可是无法奏效，民众在现场推选了自己的领导人，根本不听噶伦们的话。
大规模的群众事件一旦爆发，其走向往往很难控制。事件爆发之后，各种力量纷纷出现，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策略，形成不同的层面。最外层的是那些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目标通常很简单，也很直接，然而，真正左右事件走向的，往往并不是他们。“拉萨事件”亦如此。当成千上万的拉萨市民，三大寺的部分僧侣，以及住在城外的一些康巴难民涌向罗布林卡的时候，各种力量随即开始幕后的运作。发生在３月１０日到１７日这关键一周内的幕后运作，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二、“打”与“逃”的部署
３月１０日一早，大批拉萨民众涌向罗布林卡这件事，双方都是措手不及。民众的愤怒剧烈爆发，很快出现暴力行为。达赖喇嘛宣布取消去军区礼堂观看演出，希望民众离开，派三位噶伦去军区当面对谭冠三解释。当天谭冠三将军给达赖喇嘛写了第一封信，达赖喇嘛次日遣人送去答复。今后的几天里，双方你来我往，各写了三封信，直到３月１６日为止。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９日，也就是达赖喇嘛进入印度的两天前，新华社发表了这些信件，作为达赖喇嘛被叛匪劫持的证据。新华社评论员当然不会说明，这些信件不过是双方拖延时间的表面文章。
事发突然，双方都不得不根据各自的判断迅速作出决策。事发几个小时后，西藏工委向中央电报拉萨发生的事。次日，工委再次向中央电报事件的发展，并且提出“从一系列情况看来，反动分子当前的主要阴谋是设法劫走达赖。而达赖被劫走有可能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个判断成为“劫持说”的开端。
３月１１日夜晚，中央给西藏工委指示：“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应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乱的理由就更为充分。中央军委正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平乱行动，要看形势发展才能决定。”也就是说，“拉萨事件”的次日，中方已经作出了“军事行动”的决定，何时展开这一行动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央军委给西藏工委一系列有关军事行动的具体指示。毛泽东当时在武昌，他在“拉萨事件”爆发的第三天，即３月１２日，就明确指示西藏工委“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的策略，指出这一策略的三个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引诱敌人进攻”。为什么要“引诱敌人进攻”呢？因为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大打一仗，小打小闹只会让达赖喇嘛等人逃走，虽然这样也不坏，“但是不如争取大打一仗为更有利”。因此，就在谭冠三将军与达赖喇嘛信件往返的那些天里，中方在暗中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从这些文件里不难看出，“拉萨事件”到“拉萨战役”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无法避免的，武装冲突迟早会发生，就算３月没事，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
达赖喇嘛亲政，是“临危受命”。１９５０年他登基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避难亚东，随时准备逃亡印度。当时他面临几种选择，一方面是他在印度的哥哥催促他尽快离开西藏；另一方面是三大寺的堪布和噶厦政府请他尽快回拉萨安定人心，同时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正在前往亚东的路上，要与他面谈。年方十六岁的达赖喇嘛决定等到见了张经武再做决定。见面之后，达赖喇嘛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返回拉萨，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决定。
五年的合作却使达赖喇嘛深感失望。他觉得自己留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１９５６年，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时，他的二哥嘉乐顿珠通过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向尼赫鲁总理提出了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不过，在尼赫鲁和周恩来的劝说下，达赖喇嘛还是改变主意回到西藏。那时候，康区和安多土改过激导致藏民反抗，烽火已经波及噶厦政府管辖之下的西藏地区。西藏各地狼烟四起，谁都不知道局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达赖喇嘛陷入两难处境。他虽然不支持康巴人的武装反抗，但是也不愿意派藏军去镇压同胞。那时候，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公路早已经修通，机场也已建成。对毛泽东来说，西藏不再需要小心翼翼地去“经营”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存在已经变得碍手碍脚。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一场大仗”，彻底甩开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显然“为更有利”。
但是，对于藏人来说，达赖喇嘛不仅仅是布达拉宫里那位未满２４岁的年轻人，他还是西藏历史的延续和宗教的象征，他的安危关系到西藏的命运。因此，无论是对噶厦政府，还是对普通民众来说，达赖喇嘛的安全是头等大事。四水六岗的军规里，有一条是没有批准不得进入拉萨，就是担心一旦在城里打起来，危及达赖喇嘛。因此，当形势越来越紧张时，噶厦政府成员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达赖喇嘛的安全。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将他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也就是解放军尚未控制的山南地区，到了那里之后再与中国方面交涉。在当时来说，这是选择之一，而且是最后的选择。
于是，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和噶厦政府成员们，开始秘密进行准备，将年轻的西藏政教领袖转移出战云密布的拉萨。
三、出走日期和路线的选定
１９５９年的藏历新年，理塘人贡嘎桑天在贡卡地区一个叫察德宗的地方。他是四水六岗卫教自愿军之下的一支小分队的三名负责人之一。四水六岗是２０多个部落人马的松散联盟，各分队基本上由本部落的人员组成。贡嘎桑天手下有个名叫洛桑益西的２０岁年轻人。洛桑在１４、５岁时就被送到北京去学习，五年后，他毕业返藏，却参加了游击队。他偶尔会去拉萨，跟部分噶厦成员秘密联系。
新年过后的某天，附近村庄的三位老者来见贡嘎桑天。其中一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村里有人刚从拉萨返回，说是罗布林卡出事了。他们觉得不大对头，应该通知四水六岗的人，一旦拉萨事急，多少有点准备。贡嘎桑天听说此事之后，立即召集小分队的几名领导人开会，同时派人骑上快马去四水六岗设在洛卡的总部，请求进入拉萨打听消息。信使出发后，贡嘎越想越不放心，怕信使往返耽误时间。他决定不等总部批准，先去拉萨看看再说。次日黎明前，贡嘎带着洛桑益西和一个名叫旺楚茨仁的年轻人，策马飞驰罗布林卡。渡河耽误了一些时间，他们只好派人先行通知几位噶伦，要他们在距离罗布林卡不远的河边见面。次日，他们赶到拉萨，与三名噶厦政府官员会面。贡嘎桑天向政府官员们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分队愿意护送达赖喇嘛前往他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在这次会面中，他们商讨了达赖喇嘛出走的路线和日期。
在他的回忆录里，贡嘎桑天没有说明这次会面的具体日期。根据其他资料推测，应该是在３月１４日前后。此时，拉萨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几位噶伦已经开始秘密做逃亡准备，并指定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具体执行。
帕拉当即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是派人去山南寻找阿达和洛泽，通知他们达赖喇嘛有可能出走印度，要他们立刻启程去拉萨。由于阿达和洛泽一直处在游动状态，信使六天后才找到他们。当时二人完全不知道拉萨的事。得到消息后，阿达立即向ＣＩＡ报告，得到的指示是马上去拉萨，但是事情发展的速度显然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两人后来是在隆子宗见到达赖喇嘛的。
帕拉做的另一个决定，是派一位僧官去印度领事馆，向领事齐巴说明，一旦情况紧急，达赖喇嘛有可能不得不出走印度，请齐巴向印度政府报告。齐巴希望得知达赖喇嘛的出走路线，以及进入印度的地点。帕拉答复说具体细节尚未最后决定，只是为了谨慎起见预先说明。齐巴据此电报印度政府。后来，印度总理尼赫鲁说，３月１４日他收到来自拉萨领事馆的电报，应该就是传达这个讯息的。五天后，齐巴收到印度政府的回电，同意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但那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离开拉萨，去向不明，讯息无法传递。
接下来帕拉要做的就是安排骡马、口粮，决定出走人员，安排藏军守卫渡口等等细节，为了确保达赖喇嘛饮食的安全，甚至专门携带了厨具。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状况下进行的。保密的对象不仅是中方，同时也对民众保密。当时民众情绪激昂，对噶厦政府官员完全失去信任，进出罗布林卡的车辆都会被搜查，防止达赖喇嘛被送到军营里去，甚至连信使进出都很费周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达赖喇嘛出走的消息走漏出去，结果可想而知。
拉萨一片混乱，民众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守在罗布林卡宫外。噶厦彻底分裂，噶伦们有的躲进中方军营，有的躲进罗布林卡宫，已经失去政府功能。民众代表虽然推选出领导人员，但是并没有统一指挥和具体安排。在那样无序的状态下，唯一安排周密，而且最终成功实施的，大概就是达赖喇嘛出逃的计划了。
四、走出罗布林卡
虽然一切基本就绪，然而是走是留这个最后的决定，还得由达赖喇嘛本人来做。可是，达赖喇嘛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拉萨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解放军增援部队进城，重武器运达拉萨等消息不断传来。消息在人群中传播，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达赖喇嘛焦虑不安，感觉自己宛如坐在两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中间。他一次又一次降神，请求保护神的指示，几次得到的指示都是“留下”。他希望还能劝说民众离开，以避免巨大的生命损失。但是，民众不肯离开。
３月１５日，达赖喇嘛收到谭冠三送来的第三封信。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中披露，这封信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前一天亲自拟定，以谭冠三的名义送交达赖喇嘛的。毛泽东为这封信做了批示，明确指示“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不过，后来发表的信中，并没有包括附在邓小平、谭冠三信中的另一封信，即阿沛·阿旺晋美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信中告诉达赖喇嘛说，和平解决危机已无希望，解放军已经采取严密措施，防止他出逃。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最好回信告知谭冠三他所在的具体位置，这样炮手就会避开他的宫室。达赖喇嘛的回信没有说明他所在的地点，但是答应几日后设法秘密去军区。阿沛·阿旺晋美在《中国藏学》１９８８年第２期发表的“谈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事件真相”一文中，只字未提这封信。《解放西藏史》中未提阿沛·阿旺晋美的信，却提到达赖喇嘛给阿沛的信，但是没有公布内容。
在达赖喇嘛和几位噶伦看来，谭冠三的这封信无疑是一份最后通牒，而阿沛的信则道明了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可是，直到这时，达赖喇嘛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３月１７日下午，达赖喇嘛再次降神。这次，处于迷狂状态的国家神喻洛桑吉美突然高叫“走！走！今晚！”话音刚落，宫墙外传来两声巨响。两发炮弹落在罗布林卡北门外的沼泽中，仿佛是大战即刻降临的信号。达赖喇嘛别无选择，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７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驳斥尼赫鲁总理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发表的谈话时，坚持“劫持说”，至于那两发炮弹，评论员说那不过是“劫持达赖喇嘛的叛乱分子向达赖喇嘛任意编造了一个恐吓他的谣言”，间接否认有人朝罗布林卡开过炮。阿沛的文章也没有提到这两发炮弹。直到４９年之后，《解放西藏史》中才提到，３月１７日下午３时许，一个名叫曾惠山的运输站民兵兼经济警察，“违反军区规定，擅自用６０迫击炮向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还击了两炮。炮弹落在罗布林卡以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这两发炮弹，立即成为西藏反动上层挟持达赖出逃的口实。”
《解放西藏史》没有提起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０日“中央关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等问题给西藏工委的指示”。这份只公布了“节录”的文件指示西藏工委：“……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些好处。”
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的谋略，都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夜晚近十点，达赖喇嘛走进供奉他的保护神大黑天的经堂。几名僧侣正在念经，没有人抬头张望。在安详的颂经声里，达赖喇嘛走到保护神像前，献上一条哈达，以示告别。然后，他坐下来，翻开一本经书，恰好翻到佛陀有关“提高信心和勇气”的教导。
达赖喇嘛回到卧室，换上黑色藏袍，戴上一顶绒线帽。走到院子里，他摘下眼镜揣进衣袋，接过一名卫兵递给他的步枪，扛在肩上，跟着两名卫兵走出罗布林卡宫，穿过人群走向拉萨河，背影渐渐消失在昏沉的夜色之中。
从那天起，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名词：西藏问题。
·李江琳·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１日，星期六。订阅《纽约时报》的美国民众从家门口拿到报纸，浏览头版标题时，看到一篇特别报导。这篇前一天发自印度新德里，题为“藏人在拉萨与中国人交战”的报导首次披露了拉萨发生的事件。当美国人看到这篇报导时，事情已经发生了整整十一天，“拉萨事件”已经演变成了“拉萨战役”。
关于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达赖喇嘛，报导仅说“西藏统治者达赖喇嘛去向不明”。不过，就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们阅读报导的时候，达赖喇嘛正在一座名叫宗确辰耶的小寺庙里宿营。他与家人、经师，以及部分噶厦政府成员等离开拉萨已经四天了。当时未满２４岁的达赖喇嘛很可能并没有想到，此一去，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５０年前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这个历史事件，经过各种有意无意的渲染和加工，几乎变成了一个“当代神话”。即便是“神话”，汉藏两族也有不同的版本。汉人中流传的版本中，比较典型的有两个。国人私下流传的版本是“让路说”：毛泽东宽大为怀，给达赖喇嘛让了一条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则达赖喇嘛插翅难逃。对外的版本则是“劫持说”：拉萨发生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叛乱，叛乱分子选定３月１０号这天动手，解放军忍耐了十天之后，奉命向妄图分裂祖国的反动分子还击。反动分子溃逃之时，将达赖喇嘛劫持到印度。这个版本至今还在流传。
藏人中流传的版本说的则是“红汉人”试图绑架达赖喇嘛，但是各路神灵纷纷相助，达赖喇嘛在众目睽睽之下神不知鬼不觉走出罗布林卡宫。之后的两个礼拜里，大多数日子空中乌云密布，遮挡了飞行员的视线，因此“红汉人奈何不了观音菩萨”，达赖喇嘛一行成功进入印度，西藏文化的一线血脉得以域外保存。这两个版本都是对这个西方记者称之为“世纪大事”的事件作出的解读，汉方偏重宣传，藏方偏重宗教。然而，历史即非神话，也非宣传。在对历史事件解读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一、关键一周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号上午，达赖喇嘛一如往常，早晨５点起床，去小经堂打坐。打坐之后，他照常去花园散步，享受清晨的宁静。可是，走进花园，他隐隐听见宫墙外传来喊叫声。达赖喇嘛匆匆走进宫室，派人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出去的人很快回来，向他报告拉萨民众正从四面八方涌向罗布林卡，说是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营观看预定的演出。“拉萨事件”就此拉开序幕。
从目前已经公布和出版的各种史料中可以看出，１９５９年３月的拉萨事件并非如我们一向被告知的那样，是一个在美国和印度情报部门精心策划下，早有预谋的事件。导致事件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各种异乎寻常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双方沟通不良，相互猜疑，对局面都有误判，加上一方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用的夸大；而另一方则是民怨长期积累，借着“达赖喇嘛看戏”这件小事突然爆发。事件的起因仁夏加先生的著作《龙在雪域》中有详尽的描述和分析，此处不赘。
“拉萨事件”爆发时，拉萨，乃至西藏地区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当时拉萨城外住了大批康巴难民，“四水六岗”，即康巴游击队，在山南活动。山南许多地区在康巴游击队的控制之下。张经武和张国华都不在拉萨，拉萨的日常工作由政委谭冠三主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两名电报员阿达和诺布虽然已经从印度回到西藏，并且根据ＣＩＡ的指示去过拉萨，设法见达赖喇嘛，但是侍从长帕拉担心他们惹来麻烦，不肯让他们觐见。二人于是离开拉萨，去山南找四水六岗卫教军总指挥贡保扎西。事发之时，他们远离拉萨，３月２５日才在加里宗的巩多江加入达赖喇嘛一行，并与ＣＩＡ取得联系。而贡保扎西本人那时在山南某地，对拉萨的事一无所知，他得知“拉萨事件”的时间跟美国民众得知的时间差不多，还是从印度电台的广播里听说的。不过，四水六岗那时候已经化整为零，一支约５０人左右的小分队就驻扎在离拉萨不远的贡卡，守着藏布江的渡口。正是这支小分队，在达赖喇嘛一行出走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拉萨有两套政府体系，一套是噶厦政府，另一套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噶厦政府的两名司伦已经辞职，达赖喇嘛没有指定继任者，噶厦政府差不多等于半瘫痪。这两套政府班子中，筹委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坚持大权独揽，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是有些工作依然责成噶厦政府执行，因此两套班子互相牵制，但是都无法掌控全局，而普通民众则对这两套班子都不信任。也就是说，西藏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
“拉萨事件”中有一点常常被忽略，即民众的愤怒并不仅仅指向中方，同时也指向噶厦政府。当时包围罗布林卡的民众除了高喊“中国人离开西藏”之类的“反动口号”之外，他们也对出入宫殿的噶伦们呼喊“不要拿达赖喇嘛换大洋”，“达赖喇嘛比一袋大洋更宝贵”等口号。民众认为是噶厦政府的无能使得达赖喇嘛被架空，如今当他面临危险，噶厦政府却无力保护他。正是出于对政府的不信任，民众才觉得自己必须挺身而出。历史的诡异在于，包围罗布林卡事件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却是普通藏人打破西藏权贵对政治事务的垄断，直接参与政事的开端。同样的原因使得噶伦们反复劝说民众离开，可是无法奏效，民众在现场推选了自己的领导人，根本不听噶伦们的话。
大规模的群众事件一旦爆发，其走向往往很难控制。事件爆发之后，各种力量纷纷出现，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策略，形成不同的层面。最外层的是那些直接参与者，他们的目标通常很简单，也很直接，然而，真正左右事件走向的，往往并不是他们。“拉萨事件”亦如此。当成千上万的拉萨市民，三大寺的部分僧侣，以及住在城外的一些康巴难民涌向罗布林卡的时候，各种力量随即开始幕后的运作。发生在３月１０日到１７日这关键一周内的幕后运作，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二、“打”与“逃”的部署
３月１０日一早，大批拉萨民众涌向罗布林卡这件事，双方都是措手不及。民众的愤怒剧烈爆发，很快出现暴力行为。达赖喇嘛宣布取消去军区礼堂观看演出，希望民众离开，派三位噶伦去军区当面对谭冠三解释。当天谭冠三将军给达赖喇嘛写了第一封信，达赖喇嘛次日遣人送去答复。今后的几天里，双方你来我往，各写了三封信，直到３月１６日为止。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９日，也就是达赖喇嘛进入印度的两天前，新华社发表了这些信件，作为达赖喇嘛被叛匪劫持的证据。新华社评论员当然不会说明，这些信件不过是双方拖延时间的表面文章。
事发突然，双方都不得不根据各自的判断迅速作出决策。事发几个小时后，西藏工委向中央电报拉萨发生的事。次日，工委再次向中央电报事件的发展，并且提出“从一系列情况看来，反动分子当前的主要阴谋是设法劫走达赖。而达赖被劫走有可能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个判断成为“劫持说”的开端。
３月１１日夜晚，中央给西藏工委指示：“西藏上层公开暴露叛国反动面貌，是很好的事，我们的方针应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乱的理由就更为充分。中央军委正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平乱行动，要看形势发展才能决定。”也就是说，“拉萨事件”的次日，中方已经作出了“军事行动”的决定，何时展开这一行动只是时间问题。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央军委给西藏工委一系列有关军事行动的具体指示。毛泽东当时在武昌，他在“拉萨事件”爆发的第三天，即３月１２日，就明确指示西藏工委“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的策略，指出这一策略的三个目的是“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引诱敌人进攻”。为什么要“引诱敌人进攻”呢？因为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大打一仗，小打小闹只会让达赖喇嘛等人逃走，虽然这样也不坏，“但是不如争取大打一仗为更有利”。因此，就在谭冠三将军与达赖喇嘛信件往返的那些天里，中方在暗中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从这些文件里不难看出，“拉萨事件”到“拉萨战役”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无法避免的，武装冲突迟早会发生，就算３月没事，也是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
达赖喇嘛亲政，是“临危受命”。１９５０年他登基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避难亚东，随时准备逃亡印度。当时他面临几种选择，一方面是他在印度的哥哥催促他尽快离开西藏；另一方面是三大寺的堪布和噶厦政府请他尽快回拉萨安定人心，同时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将军正在前往亚东的路上，要与他面谈。年方十六岁的达赖喇嘛决定等到见了张经武再做决定。见面之后，达赖喇嘛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返回拉萨，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决定。
五年的合作却使达赖喇嘛深感失望。他觉得自己留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１９５６年，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时，他的二哥嘉乐顿珠通过印度情报局长穆利克，向尼赫鲁总理提出了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不过，在尼赫鲁和周恩来的劝说下，达赖喇嘛还是改变主意回到西藏。那时候，康区和安多土改过激导致藏民反抗，烽火已经波及噶厦政府管辖之下的西藏地区。西藏各地狼烟四起，谁都不知道局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达赖喇嘛陷入两难处境。他虽然不支持康巴人的武装反抗，但是也不愿意派藏军去镇压同胞。那时候，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公路早已经修通，机场也已建成。对毛泽东来说，西藏不再需要小心翼翼地去“经营”了，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存在已经变得碍手碍脚。在这样的情况下“打一场大仗”，彻底甩开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显然“为更有利”。
但是，对于藏人来说，达赖喇嘛不仅仅是布达拉宫里那位未满２４岁的年轻人，他还是西藏历史的延续和宗教的象征，他的安危关系到西藏的命运。因此，无论是对噶厦政府，还是对普通民众来说，达赖喇嘛的安全是头等大事。四水六岗的军规里，有一条是没有批准不得进入拉萨，就是担心一旦在城里打起来，危及达赖喇嘛。因此，当形势越来越紧张时，噶厦政府成员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达赖喇嘛的安全。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将他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也就是解放军尚未控制的山南地区，到了那里之后再与中国方面交涉。在当时来说，这是选择之一，而且是最后的选择。
于是，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和噶厦政府成员们，开始秘密进行准备，将年轻的西藏政教领袖转移出战云密布的拉萨。
三、出走日期和路线的选定
１９５９年的藏历新年，理塘人贡嘎桑天在贡卡地区一个叫察德宗的地方。他是四水六岗卫教自愿军之下的一支小分队的三名负责人之一。四水六岗是２０多个部落人马的松散联盟，各分队基本上由本部落的人员组成。贡嘎桑天手下有个名叫洛桑益西的２０岁年轻人。洛桑在１４、５岁时就被送到北京去学习，五年后，他毕业返藏，却参加了游击队。他偶尔会去拉萨，跟部分噶厦成员秘密联系。
新年过后的某天，附近村庄的三位老者来见贡嘎桑天。其中一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村里有人刚从拉萨返回，说是罗布林卡出事了。他们觉得不大对头，应该通知四水六岗的人，一旦拉萨事急，多少有点准备。贡嘎桑天听说此事之后，立即召集小分队的几名领导人开会，同时派人骑上快马去四水六岗设在洛卡的总部，请求进入拉萨打听消息。信使出发后，贡嘎越想越不放心，怕信使往返耽误时间。他决定不等总部批准，先去拉萨看看再说。次日黎明前，贡嘎带着洛桑益西和一个名叫旺楚茨仁的年轻人，策马飞驰罗布林卡。渡河耽误了一些时间，他们只好派人先行通知几位噶伦，要他们在距离罗布林卡不远的河边见面。次日，他们赶到拉萨，与三名噶厦政府官员会面。贡嘎桑天向政府官员们表示，如有必要，他们分队愿意护送达赖喇嘛前往他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在这次会面中，他们商讨了达赖喇嘛出走的路线和日期。
在他的回忆录里，贡嘎桑天没有说明这次会面的具体日期。根据其他资料推测，应该是在３月１４日前后。此时，拉萨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几位噶伦已经开始秘密做逃亡准备，并指定达赖喇嘛的侍从长帕拉具体执行。
帕拉当即做出两个重要的决定。第一个决定是派人去山南寻找阿达和洛泽，通知他们达赖喇嘛有可能出走印度，要他们立刻启程去拉萨。由于阿达和洛泽一直处在游动状态，信使六天后才找到他们。当时二人完全不知道拉萨的事。得到消息后，阿达立即向ＣＩＡ报告，得到的指示是马上去拉萨，但是事情发展的速度显然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两人后来是在隆子宗见到达赖喇嘛的。
帕拉做的另一个决定，是派一位僧官去印度领事馆，向领事齐巴说明，一旦情况紧急，达赖喇嘛有可能不得不出走印度，请齐巴向印度政府报告。齐巴希望得知达赖喇嘛的出走路线，以及进入印度的地点。帕拉答复说具体细节尚未最后决定，只是为了谨慎起见预先说明。齐巴据此电报印度政府。后来，印度总理尼赫鲁说，３月１４日他收到来自拉萨领事馆的电报，应该就是传达这个讯息的。五天后，齐巴收到印度政府的回电，同意达赖喇嘛避难的请求，但那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离开拉萨，去向不明，讯息无法传递。
接下来帕拉要做的就是安排骡马、口粮，决定出走人员，安排藏军守卫渡口等等细节，为了确保达赖喇嘛饮食的安全，甚至专门携带了厨具。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状况下进行的。保密的对象不仅是中方，同时也对民众保密。当时民众情绪激昂，对噶厦政府官员完全失去信任，进出罗布林卡的车辆都会被搜查，防止达赖喇嘛被送到军营里去，甚至连信使进出都很费周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达赖喇嘛出走的消息走漏出去，结果可想而知。
拉萨一片混乱，民众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守在罗布林卡宫外。噶厦彻底分裂，噶伦们有的躲进中方军营，有的躲进罗布林卡宫，已经失去政府功能。民众代表虽然推选出领导人员，但是并没有统一指挥和具体安排。在那样无序的状态下，唯一安排周密，而且最终成功实施的，大概就是达赖喇嘛出逃的计划了。
四、走出罗布林卡
虽然一切基本就绪，然而是走是留这个最后的决定，还得由达赖喇嘛本人来做。可是，达赖喇嘛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拉萨的形势已经相当紧张，解放军增援部队进城，重武器运达拉萨等消息不断传来。消息在人群中传播，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达赖喇嘛焦虑不安，感觉自己宛如坐在两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中间。他一次又一次降神，请求保护神的指示，几次得到的指示都是“留下”。他希望还能劝说民众离开，以避免巨大的生命损失。但是，民众不肯离开。
３月１５日，达赖喇嘛收到谭冠三送来的第三封信。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中披露，这封信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前一天亲自拟定，以谭冠三的名义送交达赖喇嘛的。毛泽东为这封信做了批示，明确指示“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不过，后来发表的信中，并没有包括附在邓小平、谭冠三信中的另一封信，即阿沛·阿旺晋美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信中告诉达赖喇嘛说，和平解决危机已无希望，解放军已经采取严密措施，防止他出逃。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最好回信告知谭冠三他所在的具体位置，这样炮手就会避开他的宫室。达赖喇嘛的回信没有说明他所在的地点，但是答应几日后设法秘密去军区。阿沛·阿旺晋美在《中国藏学》１９８８年第２期发表的“谈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事件真相”一文中，只字未提这封信。《解放西藏史》中未提阿沛·阿旺晋美的信，却提到达赖喇嘛给阿沛的信，但是没有公布内容。
在达赖喇嘛和几位噶伦看来，谭冠三的这封信无疑是一份最后通牒，而阿沛的信则道明了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可是，直到这时，达赖喇嘛仍然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３月１７日下午，达赖喇嘛再次降神。这次，处于迷狂状态的国家神喻洛桑吉美突然高叫“走！走！今晚！”话音刚落，宫墙外传来两声巨响。两发炮弹落在罗布林卡北门外的沼泽中，仿佛是大战即刻降临的信号。达赖喇嘛别无选择，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１９５９年４月２７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驳斥尼赫鲁总理会见达赖喇嘛之后发表的谈话时，坚持“劫持说”，至于那两发炮弹，评论员说那不过是“劫持达赖喇嘛的叛乱分子向达赖喇嘛任意编造了一个恐吓他的谣言”，间接否认有人朝罗布林卡开过炮。阿沛的文章也没有提到这两发炮弹。直到４９年之后，《解放西藏史》中才提到，３月１７日下午３时许，一个名叫曾惠山的运输站民兵兼经济警察，“违反军区规定，擅自用６０迫击炮向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还击了两炮。炮弹落在罗布林卡以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这两发炮弹，立即成为西藏反动上层挟持达赖出逃的口实。”
《解放西藏史》没有提起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０日“中央关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等问题给西藏工委的指示”。这份只公布了“节录”的文件指示西藏工委：“……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些好处。”
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的谋略，都改变不了历史的走向。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７日夜晚近十点，达赖喇嘛走进供奉他的保护神大黑天的经堂。几名僧侣正在念经，没有人抬头张望。在安详的颂经声里，达赖喇嘛走到保护神像前，献上一条哈达，以示告别。然后，他坐下来，翻开一本经书，恰好翻到佛陀有关“提高信心和勇气”的教导。
达赖喇嘛回到卧室，换上黑色藏袍，戴上一顶绒线帽。走到院子里，他摘下眼镜揣进衣袋，接过一名卫兵递给他的步枪，扛在肩上，跟着两名卫兵走出罗布林卡宫，穿过人群走向拉萨河，背影渐渐消失在昏沉的夜色之中。
从那天起，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名词：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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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之内达赖就成佛了，下一代的小达赖党国说是谁就是谁，当然不希望老达赖回去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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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吧，他如果能活1000岁，对党国来说是好事情，否者，以后想搞爆炸的，除了新疆人，还会多个西藏人，而且藏人的智力，能力都比新疆人强不少，很多流亡藏人有正规军事训练
你去问喜欢不喜欢达赖，当然人家会这么说。至少至少你得先学会说“达赖喇嘛尊者”才会有人觉得你可能不是坏人，可以说几句实话。把自己偶尔得接触当作普遍情况，足以证明对这事一无所知。
我相信西藏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不是背几句宣传词那么简单,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http://zh.wikipedia.org/wiki/西藏历史
清代[编辑]
主条目：清朝治藏历史
驻藏大臣和噶厦的设立[编辑]
1701年，和硕特汗国最后一任可汗拉藏汗继承汗位，清朝康熙皇帝册封为翊法恭顺汗。1705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国与清朝发生战争，拉藏汗进攻拉萨，罢免并诱杀第悉桑结嘉措。1706年6月28日，拉藏汗杀桑结嘉措后，更与康熙皇帝决定同时废黜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重新选定阿旺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得到康熙皇帝的册封。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政府派遣侍郎赫寿前往拉萨，办理西藏事务[39]。此为清代派遣大臣驻藏办理政务之始，但仅为临时派员，未成定制。1716年，准噶尔汗国派兵入侵西藏，攻打拉萨，并于次年攻入拉萨，杀死了拉藏汗，和硕特汗国灭亡。1718年清朝由青海路出兵入藏，不过全军覆没。
1720年后西藏向清政府求援，清朝第二次出兵驱除准噶尔军成功，协助七世达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这是清朝正式经营青藏地区之始。清政府从此在西藏驻军。平定准噶尔军侵藏事变后，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清世宗派遣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驻拉萨，“与达赖喇嘛、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和衷办事”[40]，并设立驻藏大臣衙门。自此，朝廷派驻藏大臣二员办理西藏事务。
1739年（乾隆四年），晋封噶伦颇罗鼐为多罗郡王。1747年，颇罗鼐病故，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封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素不信奉达赖喇嘛，心怀仇隙”[41]，表面上顺从驻藏大臣，暗中联络蒙古准噶尔汗国，伺机起兵反叛。1749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攻杀其长兄“阿里公”珠尔默特策布登，控制了阿里。1750年，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迫于情势，诱杀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随后为其党羽卓呢尔（官名）罗卜藏札什所杀。随后，清朝廷派四川总督策楞领兵入藏平叛。清政府驻藏大臣制度最终确立，成为定制，不再册封噶伦为札萨克，防止权力集中于世俗贵族之手。1751年，清朝颁行策楞所奏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章程规定，噶伦员额为四人，且必须于公所（噶厦）办理政事。“查旧例噶隆会办事件，原有噶沙之公所衙门。自颇罗鼐后，各噶隆竟不赴公所，俱于私宅办事。……今噶隆业已照例补放，自应遵照旧例，遇有应办事件，俱赴公所会办。”[42] 章程扩大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并首次正式规定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形成了驻藏大臣、达赖与班禅的僧官系统、噶厦俗官系统三者制衡的状态；正式设立噶厦，驻地在拉萨大昭寺，长官为噶伦，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旨意办事。
从清初到18世纪末清廷对西藏的控制呈逐步加强的趋势。乾隆年间，六世班禅赴京觐见，为乾隆皇帝庆祝70大寿，由于拒绝接种，感染天花在承德去世，将随身携带的金苯巴瓶留在承德仿布达拉宫建造的普陀宗乘之庙。六世班禅曾是乾隆老师，乾隆赠送给了班禅喇嘛及其兄弟姊妹很多金子。但班禅喇嘛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却没有给六世班禅的兄弟白教第十世夏玛巴他的那部分。当夏玛巴的杨巴千寺的管理员对此事抱怨时，扎什伦布寺答复说，金子全部都是属于扎什伦布寺的。第十世夏玛巴还遭到诽谤，说他为了重新得到他的寺院，策划谋反西藏政府。从而在西藏政府与夏玛巴相互仇视。1784年，夏玛巴撤离西藏去了邻国廓尔喀（今尼泊尔）。
1791年，廓尔喀因与西藏盐税银钱纠纷与白教祖古夏玛巴唆使，军队入侵西藏，意图抢掠遍布西藏各地的寺庙中的财富。当时，西藏政府请求满清政府派兵支援。1792年，乾隆命清朝大将军福康安同参赞大臣海兰察率领清兵支援当地藏兵，将廓尔喀军队驱返喜马拉雅山南麓，甚至还反攻至廓尔喀首都－阳布外二十公里的热锁桥，迫使廓尔喀向清朝五年朝贡一次。驱逐廓尔喀军队之后，清政府以完善西藏行政为由，订立了治理西藏的多项章程，要求以“金瓶掣签”认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其他呼图克图的转世。[43] 《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大大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1793年，上述章程的部分条款汇编成《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并翻译成藏文，详细规定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达赖、班禅转世程序，地方政权的组织结构，并正式划分西藏和青海、四川、新疆等省份的边界。此后西藏的政务基本依照此章程行事。1846年，驻藏大臣琦善就当时的种种弊端拟定《裁禁商上积弊章程》，奏准施行。其重申、补充旧有章程，整顿和完善西藏地方吏治。
英国入侵西藏[编辑]
主条目：英国侵藏战争
1888年（光绪十四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即隆吐山战役，清政府求和，英国要求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结束战争。1890年3月17日，中英二国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签订《中英藏印条约》，中方代表是驻藏帮办大臣升泰，英方代表是印度总督兰斯敦（Lansdowne）。通过这个条约，哲孟雄（锡金）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一切内政外交皆听命于英人。西藏由此失去藩篱，再无险可固；此外，条约划定藏哲边界，使西藏丢失了岗八宗以南的大片牧场和险要地区。西藏上层对此条约非常反对，向驻藏大臣衙门上禀帖谴责升泰的作为。1893年12月5日，由于藏印条约中的多个问题没有得到实际解决，在英国的压力下，清政府派何长荣与英国代表保尔（A. W. PAUL）在印度大吉岭签订《中英藏印续约》，其内容是：开放亚东为商埠，在五年内免纳进出口税；英人在该地享有领事裁判权；在哲孟雄游牧的藏人应照英国在哲孟雄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自此，英国人最终打开西藏的大门。
1895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土登嘉措亲政。由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一系列有损西藏的条约，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威信不断受到考验，西藏和清政府之间也逐渐疏远。十三世达赖喇嘛首先对与涉外有瓜葛的人实行严厉惩治，凡查出确实与英人入侵有关的人或被处罚、或籍没、或入狱、或枭首。再是派人推到印度人在藏印边界上竖立的界碑，对印度进口货物依旧课什一税。1903年12月，由于对噶厦政府拒绝执行中英藏印条约[44]不满，英国军队再次侵入西藏。1904年3月31日，英国军队和藏军交火，运用机枪和大炮屠杀了700多人。4月中旬，英军进入了江孜地区，面对江孜宗山坚固的防御工事，英军从印度调来了4000多名援军和8门大炮，以及大量先进的穿甲炮弹。6月，西藏政府发布征兵广告以回击英军。刚接替裕钢驻藏大臣之职的有泰此时仍旧奉行妥协政策，对藏军进行多方约束和限制，向清政府提出“今欲折服其（西藏）心，非任其战任其败，终不能了局”。七月初，英军占领江孜，达赖喇嘛感到败局已成，便派人与英人接触以阻止其进犯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于7月27日率亲信被迫途经青海逃往蒙古，临走前指定龙布嘉措为代理摄政。但英军领率麦克唐纳仍旧率军前进，7月7日，英军攻陷江孜宗山，七月底渡过雅鲁藏布江。8月3日，荣赫鹏占领拉萨。达赖喇嘛的出走加之对西藏气候的不适应，英军不能在拉萨长驻。荣赫鹏找到驻藏大臣有泰，并拿出已经准备好的拉萨条约草案，要他诱逼西藏代表进行谈判。清政府革去了达赖的名号，命九世班禅曲吉尼玛（22岁）代替达赖名号，但班禅不接受，使到西藏群龙无首。英军在拉萨大肆劫掠，抢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经典，但找不到逼和对象。9月7日，统帅英军入侵西藏的上校荣赫鹏，逼迫西藏哲蚌、色拉、噶尔丹三大寺的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在拉萨签订了《拉萨条约》，代理摄政龙布嘉措在《拉萨条约》上盖上了达赖喇嘛的印章。此时有泰上奏朝廷，说“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藉”，请求褫革达赖喇嘛的封号，由班禅额尔德尼来拉萨掌理宗教事务。清政府于是下令“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有泰同时将拉萨条约的内容报告给清廷，条约公布后广泛引起公愤，俄国也对英国在西藏独家牟利提出质疑。于是清政府决定和英国商谈修改拉萨条约，赔款由清政府偿还。条约送北京，但清廷却坚持不在该约上签字。清政府派唐绍仪、张荫棠等赴印度同英方谈判，唐绍仪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侵犯。
清末新政[编辑]
1905年1月，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奉命赴印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上一修改条约事宜。英人派外交大臣费礼夏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代表谈判。唐绍仪要求删去条约中的第九条，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但英人坚持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当时宗主权与主权分别被译为“上国”和“主国”，唐绍仪指出“查上国二字﹐英文系‘苏索伦梯’（Suzerainty，按今译宗主权），译言所管为属国，而属国自有治民之权，若自认为上国，则西藏等于韩、越、球、缅。主国二字，英文系‘骚付伦梯’（Sovereignty，按今译主权），译言臣民推为极尊，归其管辖，而各事可定者也。”双方争执不决，于是11月12日英方提出停止谈判。1906年4月，英方再次恢复和中方的谈判。27日，中国代表唐绍仪与英国代表萨道义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共六款，《拉萨条约》作为附约。条约第二款写明“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这段时期西藏政局甚为紊乱。张荫棠“领副都统”衔后，由清政府指派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进藏“查办藏事”。张荫棠入藏后，先向中央政府弹劾有泰以及其他相关十余名满汉官员。再提出治藏建设十九条及西藏地方善后问题二十四款。11月29日，清廷下令革除有泰等人的职务。但“新政”建设未及实现，张荫棠便被调离西藏前去印度商定《藏印通商章程》。
1907年6月，中英双方谈判关于藏印通商章程事宜。谈判前，英方坚持要有权签字的西藏官员参加会议。尽管张荫棠识破其“志与藏人直接，不欲我国干预”，“若一经承认直接交涉，西藏即成独立国性质”，但势弱之下只便增派西藏噶伦汪曲结布，携带噶厦议事签字全权文凭赴会。1908年4月20日，中英双方签订《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共十五款。中方代表张荫棠，英方代表韦礼敦代表各自政府在条约上签字，“西藏大吏选派嘎布伦汪曲结布为掌权之员”后“秉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
1910年2月，钟颖统帅二千余名川军抵藏，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据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汉口《民国日报》及《民国公报》报道，该军抵拉萨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藏人无不痛恨。[45]出走内地的达赖喇嘛，开始驻锡青海塔尔寺，后听德尔智之言前去外蒙古库伦，受到俄国礼遇。为防备达赖喇嘛亲俄，清政府同意恢复其名号，同时派蒙古王公前往宣慰，并准备送其回塔尔寺再则日返藏。时值拉萨条约的谈判时期，英国反对达赖此时返藏。清廷最后令其移居五台山。后清政府为给慈禧太后祝寿，召达赖喇嘛进京。达赖喇嘛抵京之后，请求今后有直接向中央奏事之权，以摆脱驻藏大臣的约束。但清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仅加封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自在佛”，并年给廪饩银一万两。在见慈禧太后之时，达赖喇嘛被要求行跪拜之礼，使其朝见规格低于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达赖喇嘛随后返藏，约见帮办大臣温宗尧，希望其令川军停止越轨行为。温宗尧同意约束川军不再骚扰百姓，不侵害达赖喇嘛固有地位。达赖喇嘛遂将在各地阻击川军的藏军调回拉萨，并奏谢朝廷封赏，恢复对驻藏大臣的一切供应。但驻藏大臣联豫对达成的意见多加指责，并拒绝在给达赖喇嘛的复信上签字盖章。是时，拉萨盛传联豫的卫队向群众开枪，达赖喇嘛感到形势严峻，于2月12日夜在布达拉宫召开紧急会议，午夜后再次出走。2月21日，达赖喇嘛由亚东英商务处代理麦克唐纳引至印度。联豫反而奏报朝廷，再次褫夺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和部分官员的官阶品第。
与此同时，联豫派协统钟颖率驻藏新军征讨波密，但失败。联豫遂起用左参赞罗长裿，又奏调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川军助剿。赵尔丰部下傅嵩率军攻占波密，与罗长裿在易贡（今属波密县）会师。波密土王白马策旺逃往墨脱。罗长裿率军由多雄拉山口入墨脱，直抵崩崩山。赵尔丰部西军中营帮带刘赞廷引兵由金珠拉山口入墨脱。墨脱宗宗本（相当于县长）道布（门巴人）设计诱杀了波密土王。二路清军消灭了其余波密头领，并留兵驻守。在此期间钟颖军与赵尔丰军会师于查木多（昌都），后迅速推进到工部（今林芝专区首府八一镇附近），对整个工部和波密地区（昌都、林芝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先后建立查木多、江达（工部）等十多个县，赵同时向南派兵，在察隅地区（今西藏自治区最东南，临中印边境东段之东，与印占瓦弄相邻），建立了察隅县。赵尔丰意欲于波密置县，改土归流，但不久武昌起义作，计划搁浅。
近代[编辑]
主条目：西藏历史 (1912–1951年)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使得西藏的局势发生大逆转。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度主张“驱逐鞑虏”，排斥满族，建立汉族内地十八行省的政权（后来孙中山发现此议欠妥，遂改为“五族共和”）。边疆非汉族地方产生动荡和骚乱，清朝建立的国家出现分崩离析的危险，尤其在尚未建省的蒙古和西藏等地纷纷出现分离倾向。驻西藏地方的清军军队是川军，成分很多是四川哥老会成员，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西藏，驻拉萨清军发生了内讧，史称辛亥拉萨动乱。其中有拥护共和，有主张勤王，也有自行返回内地以自保。各派自相残杀，军饷也断绝了，清军在西藏地区开始大肆抢劫。清朝中央政府派驻的大臣联豫、钟颖等人只知道借机谋取私利，西藏地区极度混乱。部分官兵囚禁了末代驻藏大臣联豫，更有士兵乘机钞略百姓，攻击寺院。1911年冬天，清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被过激民众处死，局势剧变，西康地区也发生严重动乱。
到1912年初，流亡印度原被清廷解除称号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借机策动事变，达赖喇嘛发布《告民众书》“（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达桑占东承达赖之意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江孜、亚东、日喀则等地的清军，达赖喇嘛乘机排除清朝中央政府的官员影响，单独执政。最后驻拉萨清军败于印度的英国军队和西藏地方军，经过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调停，清军被解除武装。至1912年底清军及驻藏大臣全部撤出西藏。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了他对西藏的统治。西藏特使在乌兰巴托签署《藏蒙条约》，宣示蒙古、西藏互相承认各由中国独立出来。
1913年2月14日、藏历水牛年正月初八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圣地佛谕，文告的内容涉及西藏的体制改革、实行新政等内容。也因为文告的这个性质，部份学者将此份文件看作是西藏的独立宣言（Proclam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ibet）。水牛年文告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内部讲话，当时尚未有外人知道，没有公开宣布。直到1932年，文告才以用信件的形式公布。文告的现行版本多引自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一书，范普拉赫曾表示引文来自夏格巴的私人收藏档案。文告中“我们是一个很小的、信教的独立国家”（英文：We are a small, religious, and independent nation）语句被学者反复引用论证，时常被认为是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的重要宣示。但据藏学家扎西旺都查找文告原件的内容时发现，达赖喇嘛当时使用的原词是bod ljongs，即“藏区”，而非rgyal khab（即“国家”）一词。[46]
英国不愿意西藏政府与中国政府发展直接关系。故谋划了于1913-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有中、英、藏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英方代表麦克马洪与亲英的西藏代表夏扎·班觉多吉背着民国中央政府私下用秘密换文的形式，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实际长达850英里的边境线，把中国门隅、珞瑜、察隅三个地区共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这条由英殖民者一手操纵的、中国任何一届中央政府、任何政党都未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以后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1914年，英藏签订《西姆拉条约》，卫藏获得完全的自治，但又说明：“外国政府”一词并不包括中国。英、藏代表签署了该条约，而中国代表陈贻范则拒绝签署。除此之外，在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的单方协定中，西藏的“东南边境特区”被割让给了印度，也就是藏南地区（现在的印度阿鲁那恰尔邦）。虽然英国获得了好处，但并没有像西藏预想的那样，支持西藏独立建国，而横英国卖给西藏来福枪、弹药，后来则拒绝出售机枪、火炮。印度面对来自西藏的请求时，表现更为冷漠。
当一战爆发及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乱局，西方各国与军阀都无暇理会西藏问题，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无压力下管治西藏直至他1933年去世。当时，西藏的政府控制卫藏和西康，与现时西藏自治区相约。 西藏不断扩军，在康区部署了绝大部分的军队（数万人），这也导致西藏在北部地区，无法有力维持边境。1917年，在康区的冲突中，西藏噶厦取得了胜利，占领了昌都、德格等地。随着继续扩军，噶厦无力维持飞涨的军费开支，转而向后藏扎什伦布寺第九世班禅喇嘛要求巨额税收，班禅喇嘛抗议无果后，于1923年12月，出走内地，随后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接待。由于新兴的少壮军官热衷于西化，与西藏传统势力的冲突不断加剧，最后导致这些军官先后被免职，藏军此后走向衰落。但由于中国经历着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西藏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50年代初。
1937年12月1日，达赖去世后，九世班禅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的5000人护卫队护送回藏，但在回藏的途中在青海玉树圆寂。1938年9月24日，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共13条。重申金瓶掣签制度。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暨各处向来转世之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等圆寂后，应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备案；转世灵童访获后，报由该管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分别掣签等等。 1940年1月15日，吴忠信一行抵达拉萨。1月26日，热振呈请对达赖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免于金瓶掣签，吴忠信向中央转报核准，同时于罗布林卡察看了灵童。1月31日，行政院长蒋中正向国民政府呈请发布明令准拉木登珠继任十四达赖喇嘛。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名：“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甚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于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拨给40万元作为坐床典礼经费。最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未经过金瓶掣签，吴忠信也未主持坐床仪式 [47]。
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1942年7月，西藏政府宣布成立“外交局”，并以断绝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供应相威胁，迫使驻藏办事处与其发生联系。当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将这一情况紧急报告国民政府，并在报告电文中指出：“查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职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央为外国，示西藏为独立国，如我予以承认，则前此国际条约所订西藏为中国领土之文无形失消，而西藏与外国所订明密各约未为中央所承认者，无形有效。事关重大，中央似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中央驻藏官员仍须照旧与噶厦接洽一切事件。”1942年8月5日，蒙藏委员会向西藏噶厦转达了行政院训令：“对藏方为处理地方涉外事务而设置机构应遵守的原则：（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还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并电令驻藏办事处“仍照旧例接洽，不得与‘外交局’发生任何联系。”1943年，西藏召开民众大会，对“外交局”事接受中央政府意见，收回原议，表示“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并责成西藏驻京办事处总代表阿旺坚赞等向国民政府主席面呈此意。
1949年6月2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准予宫保慈丹继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命令。8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主持十世班禅坐床典礼，并颁赐金印及礼品。坐床大典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李宗仁代总统致谢，电文曰：“班禅世受国恩，倍蒙优渥，此次蒙钧座颁布明令，特准继承九辈法统。即承特派关专使吉玉、马副使步芳莅青主持坐床典礼，复荷礼连旺加，赐颁厚祝。拜领之余，良深铭感。遵已于八月十日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今后只有一本历辈班禅倾诚中央，庇护众生之一贯意志，竭尽天职，努力以赴，以期仰答优崇无上之德意。”
1949年10月1日，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仍未及于西藏等地区，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1949年11月2日，噶厦政府致函毛泽东，表示希望进行会谈，派遣了孜本夏嘎巴、孜江堪穷•土登嘉波二人为代表。两人在香港签证时，获得中共政府的通知：即将到任的中共驻印度德里大使将与他们会谈。中共方面代表声明：“西藏的国防由中共政府负责，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承认上述条件后，代表们为了作出决定可以前往北京。”噶厦政府表示无法接受，由此和谈未能进行。
1950年10月7日，由军官王其美率领的解放军四万余人分八路向康区首府昌都进攻，八千余人的藏军不敌战败。两天后解放军继续向昌都进军，俘获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其手下士兵。[48]同日，噶厦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呈交报告：“西藏人民已清楚无力阻挡中共军队的前进，西藏人已应允与共产党政府进行和谈。虽然长久热爱和平的西藏人民欲要战胜熟练于战争的共产党军队的希望并不大，但我们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侵略行为，联合国是必定会帮助予以抗击的。”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47] 1951年4月，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
近代历史上，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实行自治。[49][50][51][52][53]超过半数的藏族和十来个不同民族混居在不受达赖政府管辖的临近省份[54][55]。
现代[编辑]
十七条协议汉文版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藏历史
1950年10月17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在西藏众多僧侣的要求下，丹增嘉措提前正式继位亲政，处理政教事务。随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迫离开拉萨，暂居西藏南部的错模避难。[47] 在打败西藏东部和北部的少数藏军，解放军约几万人向西藏中部地区推进。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团不得不前往北京进行和谈。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1951年5月23日，西藏代表团在没有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6][57]，协议一共十七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1951年5月27日，达赖喇嘛从北京的广播中得知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的消息。7月，张经武将军抵达错模会见丹增嘉措，打算让达赖喇嘛与解放军军队一同进入拉萨。但丹增嘉措坚持自己先回拉萨，8月，流亡在外大半年的达赖喇嘛回到拉萨。
噶厦政府以达赖喇嘛名义于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喇嘛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解放军进驻拉萨。
1951年10月26日27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主权的三千余解放军进入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余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控制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对西藏之实质管理权。
1954年，达赖、班禅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拔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各民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之后，中央政府在四川、青海等地藏区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大跃进运动。结果遭到地方藏人各阶层的抵制[来源请求]，并多次引发民众暴乱。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1958年，中国政府在位于四川和青海境内的藏区（不在西藏政府管辖之下）实行民主改革，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并以推翻“三大领主”的名义大量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掠夺寺院和普通群众的财产[来源请求]，结果遭到当地多数藏人的强烈抵制[来源请求]，并由此在这些地区引发激烈冲突，至1959年武装冲突扩展到拉萨。1959年，中国官员张经武邀请刚得到学位的达赖喇嘛一同欣赏歌舞，中央官员的多番催促确定表演时间，丹增嘉措最终选定3月10日。1959年3月10日，拥护达赖喇嘛的人担心达赖喇嘛遭中共绑架，包围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劝阻他赴约，并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呼口号，要求中共离开西藏，最后演变为武装冲突。1959年3月17日，解放军在藏族群众大量聚集到拉萨的情况下，解放军开始炮击藏族反抗武装占据的罗布林卡，进行了镇压，导致数藏万人丧生[来源请求]。当天深夜达赖喇嘛离开拉萨，飞往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开始了与8万西藏人一起的流亡生涯。[58][59][60] 西方发达国家将这件事定性为对西藏的武装入侵。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1959年4月29日，噶厦政府人员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要求西藏独立，并在国际上逐渐得到了一些支持。班禅则支持解放军。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宣布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声明“十七条协定”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签订的。西藏流亡政府指，当年由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5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共当局的逼迫下和北京签署17条和平协议。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61] 中央政府认为，这次武装冲突是达赖喇嘛挑起的；因为中央政府要废除在西藏实行的农奴制，这触犯到了达赖喇嘛的个人利益。同年，西藏开始进行名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运动。
另一方面，美国也是1959年西藏武装冲突的直接责任人[62]。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中情局直接雇佣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63]，也在1950至1959年之间，支持达赖喇嘛公开和中共对抗和流亡国外，又联合英国向印度施加压力，使得印度同意接纳达赖喇嘛和流亡西藏政府。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山谷的赫尔营军事基地，秘密训练藏独武装（即四水六岗卫藏志愿军），并于1957年至1961年间，空投到西藏参战。[64]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视察拉萨“反帝公社”的居民住房后，表示要加大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的力度。中共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拨款修复了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重要寺庙，修建了拉萨机场、川藏公路（含南、北两线）、青藏公路以及滇藏公路四条入藏公路和青藏铁路，随着交通情况的改善，西藏的旅游业逐渐发展，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自1979年起，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西藏的经济迅速发展，相比之下，政治体制改变幅度小。藏人的宗教自由得以有限度的恢复。藏人在声明接受中国统治，并且表态谴责达赖喇嘛的情况下，能得以奉行他们传统的宗教。[来源请求]西藏藏族人民自治区名义上实行藏人自治，比如自治区主席必须由藏人担任，而实际的决策者都是书记，由汉人担任。
1989年3月拉萨发生了暴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称之为拉萨严重骚乱事件），对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不满的人士发起游行示威，并引发骚乱，最终演变成警民流血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3月7日在拉萨宣布戒严、出动武装警察和解放军部队执行戒严。这次事件中有387人死亡、721人受伤。据林和立在《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New Leaders, New Challenges》一书中描写，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向中共中央申请了戒严。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西藏圆寂。1995年5月14日，在全国政协委员、班禅灵童寻访小组组长、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恰扎·强巴赤列将寻访结果通信告知达赖喇嘛后，达赖喇嘛单方面宣布更登确吉尼玛是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北京政府随即宣布恰扎仁波切“叛国”，并且不承认更登确吉尼玛的灵童候选资格。1995年5月17日，只有六岁的更登确吉尼玛与其家人被人带走，下落不明。传与父母在中国北京遭软禁。1995年11月29日，中国政府经过金瓶掣签，最终认定坚赞诺布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1995年12月8日，坚赞诺布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经师波米·强巴洛珠活佛为其剃度，并为之取法名为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1996年，恰扎·强巴赤列于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至今，很多曾同情达赖的当地上层藏人，包括流亡的达赖喇嘛近年来的态度已转向缓和，其政治诉求也从完全独立向自治转变。比如达赖喇嘛2005年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曾公开表示：“我们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让北京管理，但保存我们西藏的文化、宗教和环境。”[65]。
2006年9月30日，中国边防武警向企图穿越西藏与尼泊尔边境上的囊帕拉山口（海拔5700米，一译朗喀巴山口）、出境前往尼泊尔的75名西藏逃亡者开枪射击并至少打死两人的囊帕拉枪杀事件。
2008年3月西藏发生了骚乱[66]，此中涉及的地区主要是拉萨市，另外部分前藏地区、甘肃省夏河县、四川省阿坝县、及尼泊尔和印度的部分地区也有相关的骚动。起因是3月10日起部分藏族人士为了纪念1959年的西藏武装抗暴而在3月初开始在拉萨示威游行[67]，继而在3月14日引发骚乱。在拉萨的骚乱中，大量店铺、学校和车辆遭到支持达赖的暴乱者的破坏和焚毁。英国《卫报》引述外国目击者报道说，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主要针对汉族、回族等非藏族人[68][69]。3月15日，拉萨市内大致回复正常，但所有店铺都没有营业。3月17日，记者被送离拉萨，至3月25日才再由官方安排进行采访。
由于3.14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遣送了在藏的外国新闻记者。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媒体新闻采访加以严格限制，所以在此次军民冲突中的伤亡人数没有统一的数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宣布有22人在暴乱中死亡，这些人都是被暴乱者攻击的非藏族人，或为非藏族人开设店铺的藏族雇员。西藏达赖流亡政府宣布148人死亡。2008年西藏骚乱后，西藏流亡政府曾三次派出人员前往北京进行商谈。2008年11月，藏方代表甲日等人再次到北京与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谈，提出“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英语：Memorandum on Genuine Autonomy for the Tibetan People）。但新华社随后发文驳斥该备忘录，认为仍是一份“假自治、真独立”的主张。2010年一月，中国统战部官员指出达赖关于‘大藏区’的提法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且要求达赖对于承认是‘印度之子’作出解释。
2008年6月4日，达赖喇嘛在接受《新印度时报》记者采访中表示，位于“阿鲁纳恰尔邦”（中方不承认该邦存在）的达旺属于印度领土，再次企图证实1913年1914年西藏与英国签署的《西姆拉条约》的有效性，承认麦克马洪线。[70][71]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日期定在每年公历3月28日，以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
2011年3月起发生多起僧侣自焚事件，引起国际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