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吾佛无密传之法zt

不变星辰

物以类聚。人以群居。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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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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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各外道,无不以秘传引动无知者入彼教中。将愿入时,必须发誓。以后若反其教,则得如何如何之恶报。实则多多都是骗人之法。而以发誓之故,纵有知其非者,亦不敢或有违背及与表章。甚矣,外道秘传发誓之法之惑人深而羁人固也。吾佛无秘传之法,一人如是说,万人亦如是说。关门塞窗,外设巡逻,只许一人入内,而且小语不令外闻,此道焉有光明正大之事。愿诸位悉知其弊,故略述之。
——印光大师

佛法中绝无秘密不传,亦非要口传心授之事。外道邪徒,本无道理。以秘而不传,诱人入彼道中。若公开不秘,则人皆知其陋劣,便无人依从彼矣。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谈密宗

印光大师作为近代净土宗的一代祖师,虽弘扬净土,但却密护诸宗。不知者,以为印光大师只弘净土,不护余宗,实则大错!印祖弘扬净土的目的,无非因为今人业障深重,靠自力难以了生死,如果学教、学密、参禅、持戒,均不能了生死,则佛教的修行便成空口理论,这样的佛教名存实亡。基于此,故印光大师力弘净土,并劝各宗求生极乐。这样做的目的,正是欲各宗学人能了生死,能出三界,而不致学教、学密、参禅、持戒者,临命终时毫无所获。这正如印光大师在《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中所说的:“今时不明教理,即参禅宗者,每多中此空解脱病。至于静坐澄思,空境现前。不过以静澄伏妄,偶尔发现之幻境耳。若错认消息,生大欢喜,则丧心病狂,佛亦难医矣。幸能体察而不执著,弃捨幻妄,卒得贯通诸法法门。可谓久历荆棘,忽达康庄矣。末世人根陋劣,知识希少。若不仗佛慈力,专修净业。但承自力,参叩禅宗。不第明心见性,断惑证真者,罕有其人。而以幻为真,以迷为悟,著魔发狂者,实繁有徒矣。所以永明莲池等,观时之机,极力主张净土法门也。至于逐吏之譬,乃现今数年来千真万真之确论也。兴利除弊,必须推及将来毕竟结果处,方为济时之务。否则与断头脚而医头脚,同一覆辙。能不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耶。”只凭自力修行禅宗,不仅明心见性很难。甚至很大一部分人,以幻为真,以迷为悟,而至于著魔发狂。印光大师想救各宗的弊端,所以处处直陈各宗之弊,究其用心,无非是无尽的大悲!对于密宗及密宗学人的护持,印光大师亦是如此。
众所周知,密宗主张三密相应,即身口意三密,所谓的手结印,口念咒,意作观,靠三密加持,达到即身成佛的目的。但学密宗的人,如果不注重三密相应,而一味追求神通感应,如此则于学密的宗旨完全背离,不仅达不到即身成佛,反而有相当大的危险。正如印光大师于《复闵宗经居士书》中所言的:“密宗之神通,及现身成佛,亦实有其事,然非尔我之根性所可冀及。有欲得神通,欲即成佛,而由兹著魔发狂者甚多。显荫,既通台宗,又得密宗真传,已是灌顶大阿阇黎。凡所与灌顶之人,通皆现身成佛。彼到死时,咒也不会念,佛也不会念。在彼平时,心中,语意中,每以法身大士相拟。到了临终,尚不如一字不识之老太婆,老实念佛者,为能安然念佛而逝之为愈也。成都有刘某,妄以一女人为证果,唯此女人之言是听。凡有驳者,即绝交不与通函。重庆一喇嘛,谓依彼之法,七日即可往生。一往生即成佛,并不须再行修习。此种知识,当敬而远之,勿一亲近,庶不至未得彼之益,先受彼之损。否则,得损处可保稳当,得益处恐怕在驴年。若明年便属驴年,则亦可为大幸,恐明年不是,则或至绝望。”(《印光法师文钞续编》)
在《复冯偏西郑圆莹居士书》中亦言:“密宗,提倡现身成佛,亦非人人皆能如是。学密宗者,每每著魔,皆由不知自量,妄欲得神通与成佛之所致也。”(《印光法师文钞续编》)
关于学密宗者,不注重三密相应,而爱好神通这一点,印光大师举过不少例子,但比较显明的莫过于两人,一个是来自西藏的诺那活佛,一个是后面被迫还俗的大愚法师。印光大师在《复谢慧霖居士书》中,分别提到了诺那活佛和大愚法师的情形。信中谈到:“密宗道理,不可思议。而今之传密宗,学密宗者,各以神通为事,未免失其本旨。传者尚无真神通,学者谁得真神通。诺那来上海太平寺,言及密宗,亦以往生西方为事。而阿弥陀长寿陀罗尼,持之开囟门,即能随意长寿,或即往生,此语何可一概。勿道尔我不能,即诺那也不能随意往生。诺那言,被达赖闭之土窖,日从上钓下点稀饭以度命,以手摸其窖土,六年得穿,逃之中国。云窖中一无所有,并筷子也无一根,手摸窖穿,其苦何可胜言。况闭之窖中,则屎尿狼籍,臭秽不堪,何不于此时往生西方乎。光初闻彼言,以为其人完全不知佛法,否则当志诚持咒,祈其自出,何用手摸乎。后又闻其能为人治病,颇有效,因兹景仰者众。弟子以此事问光,光复之曰,此事理,实为的确有之,但不可谓人之均能。大愚在上海宏密宗,向之者趋之若鹜,令人一百日成佛。三层楼洋房租六七座(在金神父路,此地空房甚多),可知其人之多。十七年下半年来,至十八年夏,北京有欲藉此以获利者,以一千多元作川费,接之北京,举国若狂,直同活佛出世。四十八日即可成佛。至下半年,已有嫌疑,声名渐减。后因欲发财者,欲得胜者,向之皆言可得,通皆失败。其人恨之切骨,从此北京天津无人理,此时正好以长寿法往生,乃回家做俗人去。足见密宗所说现身成佛等义,皆非普通人可希望之事。彼徒皆侈谈神通。须知密宗要旨,在三业相应,果三业相应已久,便可从心所欲。未到心空而妄欲得者,或至著魔,此密宗一大关系也。”(《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补》)
印祖在《复石金华居士书》中,不指名的提到了大愚法师。对于大愚法师弘扬密宗,只注重神通。而致北京等地民众极力反对,最后大愚被迫还俗,大愚弘密,不想反致这样的结局。对此,大师是深表惋惜的。关于这一点,在信中不难看出:“十七年有某某在上海提倡密宗,一百日成佛。上海有信心者,咸依之学。十八年夏,有艳其名,欲借此求利,请至北平。四十八日成佛,比在上海快一半。至十九年,北平天津上海皆不能容,回家还俗,可叹之至。”(《印光法师文钞三编》)
基于当时某些学密者,不注重戒律,好杀生吃肉这一现象。民国时期的一些高僧,给予了善意的劝告,如当时的圆瑛老法师等。印光大师对此现象,也提出了善意的劝告。“食肉一事,关系治乱升沉。欲了生死出轮回者,当凛凛于此事,庶有希望。密宗法门,不可思议,而今之传者学者,多失其宗。以持咒三密之功,消除烦惑,则为正义。而传之者,以神通吸动人。学之者,无一不以得神通为事。则是尚未能扶壁而行,而欲腾空远游,何可得乎。西藏蒙古喇嘛皆吃肉,以其无什米粮,尚有可原。今之学密宗者,多开荤吃肉。反大嘉美其事,谓为吃了就度脱了,则成魔说矣。喇嘛做大佛事,尚须吃素。可知平常吃肉,固非正义。”(《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复石金华居士书)
密宗修学的目的,无非是想即身成佛。关于何为即身成佛?印光大师认为,即身成佛是理性,不是事实,并不是真正的现身成佛。并特别指出,在当前这个世界上,能即身成佛的只能是释迦牟尼佛,在极为有名的《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中,印光大师就谈到:“还有密宗即身成佛的话,纵然听起来,是如此动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如此快便。即身成佛的意义,是说密宗工夫,修到成功的时候,现身就可成道。然而这样成道,不过是了生死而已,勉强说做成佛,或亦可以。如果是真的当做成了五住究尽,二死永亡的佛,那就大错特错了。譬如一个小孩子,剃下头发,人人就叫他名和尚。或是受了三坛大戒的比丘,亦叫他为和尚。或是在丛林里头做方丈的,亦是叫做和尚。但如上的和尚,勉强亦可说得。如果是当做真的和尚,亦是不对的。就事实来讲,是要有道德学问,能够有使人生长法身慧命的力量,才算是名符其实的和尚。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人是即身成佛。再要到了弥勒佛下生的时候,才可算又是一尊即身成佛的佛。在这个释迦灭后,弥勒未来的中间,要再觅个即身成佛的,无论如何,亦是不可得的。即使释尊重来应世,亦无示现即身成佛的道理。”同样在《复周志诚居士书一》中,印光大师也申明了这一观点。“密宗现身成佛,或云即生成佛,此与禅宗见性成佛之话相同,皆称其工夫湛深之谓,不可认做真能现身成佛。须知现身成佛,唯释迦牟尼佛一人也。此外即古佛示现,亦无现身成佛之事。无知之人,每每错认,其失大矣。”(《印光法师文钞三编》)
当然,对于密宗学人现生成就,即凡成圣这一情况,印光大师并不反对,并且也是给予赞叹的。但印祖认为,要想达到即凡成圣,并不是普通凡夫就能做的到。只有如金刚智,善无畏这样上上根机的人,方才能做的到。否则不能三密相应,又何谈即凡成圣。倘若好神通,而从事于问吉凶祸福,将修学密宗搞的如灵鬼作用一般,那就是在破坏密宗。为了护持密宗的正旨,所以印光大师指出:“密宗以三密加持,能令凡夫现生证圣,其功德力用,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议,故云不思议力用。虽然,此就密宗之本旨说,然须是其人方可。其人谓谁,如金刚智,善无畏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今之学密宗者,皆得其皮毛。全无金刚戒力,菩提道心。不去持咒以断惑证真,多效现字现象,以问吉凶祸福,前因后果,则与灵鬼作用相同。是之谓败坏密宗,吾恐避罪不暇,说甚即凡成圣也。”(《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复丁福保居士书十)
当前学密之人多,但成就者却少。对此现象,印光大师一针见血,指出:“学密宗者,病在欲得神通,欲现身成佛。”(《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复慧海居士书四)由此一句,亦可以看出印光大师全无门户之见。弘扬净土之同时,却又密护诸宗。难怪弘一大师评价印光大师为“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学人不知,错认为印光大师有非议密宗之嫌,则成莫大的误会!
本文已经发表于《寒山寺》杂志2012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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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以三密加持,能令凡夫现生证圣,其功德力用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议,故云不可思议力用。虽然,此就密宗之本旨说,然须是其人方可。其人谁谓?如金刚智、善无畏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今之学密宗者,皆得其皮毛,全无金刚戒力、菩提道心。不去持咒以断惑证真,多效现字现象,以问吉凶祸福,前因后果,则与灵鬼作用相同。是之谓败坏密宗。吾恐避罪不暇,说甚即凡成圣。
吾人但以净土法门为一座大须弥山,全身靠倒,庶几不被一切知识所夺,而现生可以了脱矣。否则随风倒浪,了无已时。”
(《复丁福保居士书十》)
 
印光大师的生平与思想
见正法师着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印光大师时代的佛教状况
第三章印光大师的传略与著作
第四章印光大师净土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五章印光大师净土思想的实践方法
第六章印光大师对时代的影响
第七章结论
附录一参考书目
附录二印光大师年谱简编

http://book.bfnn.org/books2/16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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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印光大师净土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何以印光大师拣别禅、密,推崇净土?
印光大师平生所以宏扬净土法门,不但植因于本身长期学佛生涯的体验(如第三章传略所述),同时也基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 在「净土决疑论」中,他明白表示他提倡的动机,他认为「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优劣,契机者妙」。 净土法门对今世「人根陋劣、知识稀少」之时,「若舍净土,则莫由解脱」(注一)。
他在文中追溯自己早年曾谤佛的惨痛教训;而后出家为僧,「自量己力,非仗如来宏誓愿力,决难即生,定出生死。从兹唯佛是念,净土是求。纵多年以来,滥厕讲席,历参禅匠,不过欲发明净土第一义谛,以作上品往生资粮而已。」(注二)
但是,他也面临习禅者的质疑。 在红螺山时期,即有一兼习禅教者,对其提出的《阿弥陀经要解》(明末智旭大师一五九九二——一六五五着),大肆批评,认为:
不忆蕅益大师,以千古稀有之学识,不即直指人心,宏扬止观。 反着斯《阿弥陀经要解》,以为愚夫愚妇之护身符。 俾举世缁素,守一法以弃万行,取蹄涔以舍臣海。 同入迷途,永背觉路。 断灭佛种,罪过弥天矣(注三)。
这样激烈如对仇敌的指责,可以说将净土法门卑视和诋毁得无以复加。 然在印光大师而言,纠正这种偏见,为净土法门的正确作辩护,即是其本身最大的职责。 就研究者的观点来看,印光大师所能提出的辩护理由,必须有坚强的经典依据,否则难以说服对方。 因而,我们只要分析其理由,即足以了解印光大师拣别禅、密的主张所在。 以下即印光大师的辩护理由:
一、印光大师认为,提倡净土法门的前辈,有释迦、弥陀、十方诸佛,以及文殊、普贤、马鸣、龙树、智者、善导、清凉、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非仅蕅益一人而已。 经典方面,有净土三经(《观无量等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及《华严》、《法华》等诸大乘经,可以说是言而有据的。除非修行者的道行与智慧,与这些前辈和经典的真理水准相等,否则随便批评,则等于「山野愚民,妄称皇帝。自制法律,背叛王章,不旋踵而灭门诛族矣」(注四)。
二、佛之出世因缘,即为开示众生,悟入佛之知见。 但因众生根器有利、钝之差异,无法全仗自力解脱,于是另开示净土法门,以念佛仗弥陀大愿力,而使三根普被,皆得往生。 此「乃三世诸佛度生之要道,上圣下凡共修之妙法。」「以故自古迄今禅教丛林,无不朝暮持佛名号,求生西方」。 批评者,既习禅,历参丛林,当以祖师为楷模,岂可反生毁谤(注五)?
三、参禅者,往往强调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不求往生西方。 然参禅未悟,或未彻,皆不得为禅;念佛偏执唯心而无真切信愿,则不得名为有净土。 永明延寿禅师「四料简」(注六),即是对此辈的痛斥。 故如参禅无成,则唯有仗佛愿力,才能带业往生,即预圣流。 绝不可轻视也!
印光大师另有「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注七)、「宗教不宜混滥论」(注八)两篇重要的论文,亦同样重申上述的理由。 兹不复聱。
但是,法门既然贵在当机,则并非人人尽在净土法门修行。 印光大师充分理解这一点。 所以,在理性的抉择下,他也不反对他人学密、学禅。 例如他虽不赞成弟子学密,但不完全否定其存在的价值,像皈依弟子袁希濂学密,他并不反对。 袁希濂自己也说:「是则余之学密,谓为印光师父所特许者,亦可也。」(注九)不过,印光大师认为密宗易得神通,易着魔障,非一般人所能学。 在《文钞》里举例说明学密之不究竟,如谛闲法师有一徒弟,名显荫,人极聪明,十七、八岁出家。 后学密宗于日本,得密宗真传,又通台宗,已是显密圆通之灌顶大阿闍黎。 当时大都认为从彼受灌项者,均以为可现身成佛,事实上,显荫死时很糊涂,咒也不能念,佛也不能念。 故知此法,不如念佛之稳当多多也(注一O)。 可知,印光大师慈悲唯恐弟子学密未得其利益,反受其害。 密宗虽有现身成佛之义,而现身成者,究有几人? 故再三劝人专志于念佛,为千稳万当的无上第一法则。
另外,印光大师目睹当时宗门流弊甚多,加以时局不安,战云密布,人之根器及务道之心,都不如以前,言下知妇者,少之又少,终年枯坐以度岁月,不如精进念佛以求往生,这是针对当时的根机因缘而大力提倡念佛(注一一)。
他有一段话,总结前面的意见说:
大觉世尊,湣念众生,迷背自心,(中略)由是: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顺机宜,广说诸法。 括举大纲,凡有五宗。 五宗为何? 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 律者佛身,教者佛语,禅者佛心。 (中略)须知律为教禅密净之基址,若不严持禁戒,则教禅密净之真益莫得。 如修万丈高楼,地基不固,则未成即坏。 净为律教禅密之归宿,如百川万流,悉归大海。 以净土法门,乃十方三世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立法门。 (注一二)
由于净土教是标明念佛往生,念佛而得三昧,则一切智慧更不他求;念佛而得生西,则一切诸行悉在其中,更何须苦研他教,以分散个己的精神,以扰乱专修的净业。 而且我们的寿命有限,法门无量,欲遍究诸宗,奈何生命之短促所不能及? 不如摄万念于一念,融诸行于一行。 所以印光大师又强调:
须知了生死,愚夫愚妇则易,以其心无异见故也。 若通宗通教,能通身放下,做愚夫愚妇工夫,则亦易。 否则通宗通教之高人,反不若愚夫愚妇之能带业往生。 净土法门,以往生为主。 随绿随分,专精其志,佛决定不欺人。 (注一三)
所以,印光大师认为在禅、密、净土的各种法门中,应当以净土为究竟之依归。
〔注释〕
注一: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三五七,《净土决疑论》。
注二:同上。
注三: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三五八,〈净土决疑论〉。
注四:同上,页三五九。
注五:同上,页三六0。
注六:永明延寿的禅净四料简是:「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无禅有净土,十人九得度;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在明末已传诵极广,而且字句形式也有不同。 唯查检永明现存的著述中,未见有此料简纪录,想系宋以后由禅归净的净土诸师,即已有此信仰的倾向。 参见圣严《明末佛教研究》页一七九,东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注七: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三七一——三七三。
注八:同上,页三七三——三八O。
注九: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五、页二五一四,袁希濂《追念印光大师》。
注一O: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二、页九六五,《复游有维居士书》;页九一0,《复姚维一居士书》。
注一一:林孑焜《法义析微录》,页十,天华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注一二: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三二九——三三0,《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
注一三: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二三六,《复周群铮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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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师谈密宗
基于当时某些学密者,不注重戒律,好杀生吃肉这一现象。民国时期的一些高僧,给予了善意的劝告,如当时的圆瑛老法师等。印光大师对此现象,也提出了善意的劝告。“食肉一事,关系治乱升沉。欲了生死出轮回者,当凛凛于此事,庶有希望。密宗法门,不可思议,而今之传者学者,多失其宗。以持咒三密之功,消除烦惑,则为正义。而传之者,以神通吸动人。学之者,无一不以得神通为事。则是尚未能扶壁而行,而欲腾空远游,何可得乎。西藏蒙古喇嘛皆吃肉,以其无什米粮,尚有可原。今之学密宗者,多开荤吃肉。反大嘉美其事,谓为吃了就度脱了,则成魔说矣。喇嘛做大佛事,尚须吃素。可知平常吃肉,固非正义。”(《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复石金华居士书)

有些汉地的居士多年来一直坚持吃素,可是遇到有些所谓的上师后,上师不仅自己肆无忌惮地享用肉,还要求弟子一定要吃,并引用一些教证说:“具有大悲者,应该享用鲜肉。”这种说法真的很可怕。不要说汉传佛教,就连藏传佛教非常有名的大德,如夏噶措周让卓、如来芽尊者、华智仁波切、宗喀巴大师、无垢光尊者、智悲光尊者、法王如意宝、托嘎如意宝(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等,也从来没有这样开示过。上师如果想对弟子作加持,难道不能用其他方法吗?让很多人把吃肉的习惯发扬起来,不但对自己不利,对整个佛教也不利。现在有些地方的道场和修行人,在见修行果方面没什么观察和辨别能力,可是吃不吃肉这一点,他们看得很清楚,也听得很清楚。假如大力提倡吃肉,招致众人直接或间接的毁谤,这样恐怕不是很好。所以,以菩提学会为主的所有佛友,应该好好学习大乘经典,萨迦派果仁巴大师等智者再三思维和研究之后,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大乘经典和续部中没有开许吃肉。------[吃肉之过患] ——索达吉堪布
 
印光大师谈密宗

印光大师一针见血,指出:“学密宗者,病在欲得神通,欲现身成佛。”(《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复慧海居士书四)
把利益众生放在第一
本次研讨会开到最后,有些非佛教徒的傲慢好像被摧毁了,有点想皈依,又不太好意思,一直观望、犹豫着。有顾虑是正常的,也是因缘未到,我们不勉强、不“抢”人,不是见一个就拉进来。
我们随缘。不过随缘的意思,是随缘度人,该度的还要度,不是什么都不做。为佛教的整体考虑,要维护什么,要争取什么,是要做的。否则,和其他宗教的积极相比,我们太懒惰了。
我们的懒惰,常常体现在过于自我上面。我们不关心佛法在整个人群中的印象,只关心自己那个小团体的利益,这有点狭隘,有时候也让人“烦”。就像那个西方同学说的:“看着有些宗教天天拉人,很烦。”但看着佛教徒不为整体着想,只顾小团体利益,也很烦。
的确,一个佛教徒整天“我的上师、我的宗派”,一听就感觉太自我化了。我们要记得,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共同本师,我们都是佛弟子,而且是大乘佛子。学大乘的人天天维护自己的小宗派、小道场,这种“家庭式”理念的结果是,让佛教徒和佛教徒之间不和睦,让道场和道场之间不团结,让外人不生信心。
我们常说南传佛教是小乘,但我以前去泰国那些国家时,发现所有道场都非常团结,甚至没有你我之分。说到这些我们要反省,我们学大乘尤其是学密乘的,为什么不能团结?我们这边有很多中心,但不管你在哪个中心学习,我们学的都是佛法,佛法是开放的,不是偏袒的自我维护。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由祖师大德传承下来,便形成了宁玛、噶举、禅宗、净土,这些不同的宗派就像一个家族中的十几个孩子,他们的后代子子孙孙仍旧是兄弟姐妹,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整体的佛教观。
当我们的心量被拓宽,突破了狭隘思想,有了一种融合为一的了解时,你会发现,佛教原本就是包容的。它既可以涵盖其他教义,也可以涵盖天文、地理,乃至涵盖解释宏观、微观的任何一门学问,也就是说,它是最广阔的知识。
这种知识以教法呈现时,既可以有显宗教法,也可以有密宗教法,既可以是这个宗派的,也可以是那个宗派的,既可以在印度弘扬,也可以在美国、英国弘扬……我们要知道,它被如此宽泛地弘扬于世间,唯一的目的就是利益众生,让人们通过修行获得安乐和解脱。
了解到这点,我们尽可以撇开自他的争执,把心思放在利益众生和修行上。
最后,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和小团体放在第一,要把利益众生放在第一;不要把生活放在第一,要把修行放在第一。
 
不要把自己和小团体放在第一,要把利益众生放在第一;
不要把生活放在第一,要把修行放在第一。
 
民初显密关系论述评──以密教弘传浙江及其效应为视角

陈永革(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提要:本文通过对民国初期(二十世纪二、三○年代)密法(东密与藏密)在浙江弘传活动的简要回顾,著重论述了以印光、太虚和慧明等浙江代表僧人对于密教修证方式之得当与否及显密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并尝试指出贯穿其中的是一种以中国社会为本位、特别是以佛法为本位的思考立场,无论是“舍密归净”还是“摄密归禅”或“禅密兼修”,都关注于佛法契理契机之弘化的现实效用,力图化解密教修行的世俗误解,深契于佛陀教化世间的大乘意旨
关键词:民国初期 显密关系论 舍密归净 摄密归禅
禅密兼弘 太虚大师 印光大师 慧明法师
 
一、引论
  民初佛教的一大新现象,是密宗的一时复兴。
  密宗,亦称秘密佛教,作为与显教相对而称的一种独特教法,是中国传统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但作为独立宗派,密宗在唐代后期却一直未流行于世。从中国佛教史上看,密法佛教盛于唐,衰于宋,而禁于明。虽有蒙元敬崇番僧,满清奉仰喇嘛,然西藏密教仅传播于宫廷,非汉地文化圈中一般民众所闻习。
  就密宗本身而言,密宗有日本密宗(东密)和西藏密宗(藏密)两大系统。民国以来,藏密与东密,泛滥日深,而居士据以传法,则更增混乱。混滥的表现,自然引起显教僧人的关注,并针对密宗修持混滥的现象,展开了有力的驳难,从而构成了民国初期佛教弘化的一大新现象。因此,无论是日本“东密”的折流中国,还是“藏密”的日渐东化,都给正处于找寻佛法契应世间的弘法之道的汉传显教系统,提出了必须作出回应的挑战。对于显密关系的再审视,一时间成为显教名僧关注与谈论的热点问题。
  民国初期,东密与藏密两种类型的密法修持,在浙江地区都曾有其弘传活动,甚至较为繁盛,从而引发了显教修学者对密教修持的关注,进而对显密关系及其异同问题作出不同的探讨,构成民国佛教显密关系的重要内容。
  浙江地区既是民国初期东密弘传的重点地区之一,同时也是藏密弘化的重要地区。民初时期的浙江佛教界,不仅出现了由显(台、贤)入密而弘传东密二英才──显荫法师和持松法师,而且藏密“活佛”白普仁尊者和九世班禅都曾在浙江有传密活动,不仅有太虚法师主编的《海潮音》月刊为“密宗复兴”作宣导,而且更有修学佛法者对“密宗”修持的迎合。但后来随著密教的浮滥,不但太虚法师为文辨析密法的隐患,当代高僧大德如印光法师等人对于密教若干说法提出异议,欧阳竟无等人也不表赞同,此外亦有主张融摄禅密者如慧明法师等人。本文拟就民国密宗复兴及其对浙江显教僧人的反应,作一探讨。
 
二、民国初期“密教复兴”一瞥
  一般认为,印度密法或密教东传中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三世纪由中亚传入的各种经咒、仪轨,即所谓的“杂密”阶段;中期为八世纪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译的《大日经》、《金刚顶经》两大体系的密典,称为“纯密”,并构成唐密的“主体”内容;后期约在十世纪,由天息灾等人引进的印度后期密法。唐密由空海(亦称弘法大师)传入日本,衍成“东密”,弘法大师为其始祖,高野山为东密重镇。民国初期,最先折流中国而弘传的就是以空海弘法大师为始祖的日本东密。
  东密作为源出唐密的衍化法门,其折返与回流中国,却竭力倡导作为密法立宗之本的“即身成佛论”,有意无意地导向密法高于显教,扬密以抑显,特别是广东王弘愿以白衣之身的弘密活动[注1],更直接引起了佛教修持的双重危机,日渐引起汉语佛教界对佛教修持法门的再审视。
  这种审视,首先指向的是禅净双修这一中国佛教修持主导法门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与此相关的则是对显教传统修持法门的权威性。即此而言,在“密宗复兴”思潮冲击下,如何维护汉传显教传统修持的有效性与正统性,势必成为显教佛僧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其次,从日本折返回传的密法修持,同时也必然引起佛僧们对中国佛教的现实定位的重视与关注。应该提出的是,中国佛教传统中禅净修持的有效性及中国佛教现实定位问题,成为民国初期“密宗复兴”中显教僧人所著眼的主导性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构成了民初探究显密关系的立论基点所在。只有从此一根本立场出发,方可审视民国初期的显密关系。
  民国初期的“密宗复兴”,在客观上引出了对中国佛教本位的弘化立场的思考,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标榜“东密”修证佛行取代中国禅净并行的传统修证范式的冲击,以及“白衣之身”僭越佛僧弘法的正统地位,无不对佛教弘化转型中的显教佛僧,提出了必须回应的课题。当然,对于藏密的弘传,则因涉及到当时民族关系的政治考量,更具别样的复杂性。
  大致来说,民初密教一时“复兴”的景象,以东密的折流为先导[注2]。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广东王弘愿汉译刊印了权田雷斧所撰著的《密宗纲要》,凡六万余言,将东密修法译介进来。此译作刊刻后,曾向全国众多寺院僧人赠送。如在普陀山潜修的印光法师就曾收到王弘愿所寄的二部刊刻本,并由此围绕“女身成佛论”而引发了两人间关于密宗修法与显教修持之间的通信辩论。次年,太虚在杭州刚创刊不久的《海潮音》月刊,对于密宗弘传及其修法的态度反应却相当积极主动,并特别推出《密宗专号》,而且还在此前二期中,又专门出告示特别提醒读者:“非先研究王弘愿居士所译之《密宗纲要》,则于本杂志之专号,将不得其研究门径。为方便研究密宗起见,本社今从王居士处取来《密宗纲要》多部,代为流通……。”[注3]除此之外,太虚本人还数次与王弘愿书信往来,其中亦涉及到显密关系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注4]。
  就现实影响而言,经过《海潮音》一番倾向性明显的宣传介绍,使众多在家学佛者乃至佛教僧人开始转向对密宗修法的关注。随后,《海潮音》月刊又相继推出王弘愿译出的〈曼陀罗通释〉,以及显荫、持松等人东渡学密而撰写的相关文章。一时之间,不仅令以白衣之身弘传密宗的广东潮州居士王弘愿,成为弘扬密宗的功臣大德(太虚称王弘愿为“震旦专门真言之一人”),声名鹊起,而且还使谈论东密修持成为时尚话题。应该说,名僧太虚主编的《海潮音》月刊,对于民国初期的东密弘传,客观上起到了舆论宣导、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为民国新佛教运动的巨擘,名僧太虚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推介密宗修法,其出发点主要是出于佛教八宗平等、共生共兴的一体化立场,视密教复兴为中国佛教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太虚受请赴北京参加“辛酉讲经会”宣讲《法华经》期间,适逢日本东密老宿觉随来北京,劝说他赴日承受密法修持,太虚表示婉拒。但其弟子大勇则欣然愿往。基于中日佛教界交往的良愿初衷,正当东密在中土方兴未艾之际,太虚曾撰文以“绝学重光”对“密教复兴”的情形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他说:
  全国缁素既知密教有复兴之必要,日加注意,于是日僧若演华、若觉随之传密者,先后来华,而誓志东渡留学者亦日伙,先则奥之纯密、蜀之大勇,继则有持松,后则有显荫、又应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注5]
  当其时也,既有来自日本高野山的密教僧人觉随等人来华弘密,更有诸多中土显教青年佛僧东渡学密。日本真言密教自南而北、自东而西,一度呈现出繁兴景象。而汉地显教佛僧向往学密,直接促成了东渡日本的学密潮流,并波及浙江佛教界。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曾在杭州就读于华严大学的持松法师,会同太虚弟子释大勇,一同东渡日本修学密教。此举一开,不仅导致许多青年学僧竞相效仿,而且还在客观上更刺激了日本真言宗僧来华传密。一九二四年七月,高野山东密师尊权田雷斧亲自来华灌顶传授密法,广东王弘愿以白衣居士的身分,在不可思议的短短十二天中就获东密师尊阿阇黎的资格,此举又开现代白衣灌顶传法之先河,直接引发了日后民国佛教界的轩然大波,竟至成为著名的“王弘愿风波”或“王弘愿事件”[注6]。至此,日本真言密教自清季末年渐入汉地佛教修学者的视野,却在民国初期,竟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效。结合二十世纪初叶,日本布教中国的“治外法权”,这种情形,无疑必将引起中国有识之僧对日本佛教渗透的警觉,及其对中国佛教本位的冲击,更不必说白衣登坛传法对丛林修行规范的冲击性影响。
  正当东密在长江以南诸省方兴未艾之际,中国本土的藏传密教亦在民国十二、三年间传入内地。一时间,东西密法共同影响汉地佛教。民国初期,先有东密的传介,后有藏密的传播,二者在时间上有交叉处。但影响的方式方法,却有所不同。简单地说,东密的传弘与修学,表现出较为自主而自发,主要属于汉地显教佛僧的个体行为;而藏密的弘传,则表现为准官方的形式,通过举办诸如“金光明法会”、“时轮金刚法会”等藏密法会而展开。
  综合而言,民国初期密宗佛教在浙江的弘传,区域上有著甚强的局限性,当时仅局于杭州、嘉兴等地,其他地区则鲜闻较具影响的弘密事件;就东密与藏密传法浙江的先后来说,东密的弘传稍先于藏密,而且东密之于佛教修学的影响力亦应该说大于藏密;从密宗类型来说,则以东密传法为重点内容;从时间上来说,则主要集中于二○年代至三○年代。
  具体而言,民国初期密宗佛教在浙江的传法活动,又可更进一步细分为如下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由译介、流传东密著述,引发了二○年代初日本东密的传入与弘传。在此期间,太虚主编的《海潮音》月刊曾刊出了《密宗专号》,引发了佛教僧人发心弘密的兴趣选择。此后,持松、大勇、显荫等人先后发心东渡日本求学东密,大勇、持松等人学成回国后,都曾在杭州展开弘扬东密的传法灌顶活动,使东密行法率先影响浙江佛教的丛林修学及民众的佛法修持秩序。
  稍后的第二个时期,即在民国十三、四年间,则因班禅、白普仁、多杰尊者集于北京弘扬藏密,声势浩大。不二年,其影响波及江南,浙江地区遂有藏密之传扬。在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东密与藏宗同时并传,即便初以弘传东密的大勇,亦改学藏密,密宗之学为之改向。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确立后,出于现实的政局及民族关系的考虑,东密日衰,藏密则益兴。此后的三○年代,浙江杭州都不时地出现民间化的藏密灌顶、传法活动。
  无论是来自东邻日本的“东密”,抑或是来自西藏的“藏密”,民国初期在浙江弘法活动,虽然地域性明显、真正转向密宗修持的学佛实际人数并不多,影响面似乎相当有限,但密宗修持的勃兴一时,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汉传佛教系统而言,无论是对佛教的弘化取向,还是对佛教的修持方法自身,无不产生了一定的实际影响,客观上促使佛教界对传统的义理与修持作出回应。下面,首先介绍持松与显荫弘唱东密的基本情况。
 
三、弘学东密两英才:持松与显荫
曾就读于杭州“华严大学”的释持松和宁波“观宗学社”的释显荫,分别于二○年代初转赴日本修学“东密”。一从华严,一从天台,持松和显荫都是由显入密的佛教僧人,成为浙江僧人转学东密的两大英才,这可视为是浙江转修密法的直接效应。持松和显荫以汉僧身分赴日本修学东密,其行为选择本身,可说是受民国初期密宗勃兴的直接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太虚主持的《海潮音》舆论推动的结果。
持松(一八九四-一九七二),俗姓张,法名密林,原籍湖北荆门。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父母亡故后,他于一九一一年投荆州铁牛寺出家。两年后,又到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在寺中闻《楞严经》,未达经义。翌年,适闻上海在“中华佛教华严大学”之设,遂入月霞法师(一八五七-一九一七)创办的“华严大学”预科班,修习贤首教义。后随华严大学迁居杭州海潮寺,持松随校修习,得以毕业。正当持松潜心于贤首教义修学时,得闻日本盛行密法,遂于一九二二年冬,与太虚弟子释大勇结伴东渡学密,成为民国初期第一批东渡学密的显教佛僧。
持松至日本高野山真言道场,礼天德院金山穆韶阿阇黎,受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传授,获第六十三世阿阇黎位[注7]。一九二三年,持松学成归国,最初意在上海传化。不久,因持松在华严大学的法侣惠宗法师正住持杭州昭庆寺(普提寺),所以持松归国后,决定先到杭州弘密。他选择普提寺作为传法灌顶的弘法道场,开坛传密,从之习咒印密法者,多达百余人,盛行一时。持松在菩提昭庆寺的开坛传藏,这是民国以来,杭州第一次正式开坛灌顶,传授东密修法,开杭州乃至浙江全省修学东密风气之先,影响较大。但杭州最终未成为修学东密的中心地域。
由于倡导新僧运动且对“密宗复兴”持赞同态度的太虚,因筹创“武汉佛学院”,渐把弘法中心移到武汉。因此,持松在杭州普提寺的传密活动持续一段时间后,即转赴湖北武汉。一九二四年秋,持松应武汉信众之请,赴武昌住持洪山宝通寺。在寺中,他建瑜伽堂,购置法器,绘诸曼荼罗,并讲经说法,开坛灌顶,建立真言宗根本道场,使武汉洪山寺成为近代密宗复兴的一个中心道场。而持松本人亦一时俨然而成为弘传东密的僧人代表。
一九二五年秋,持松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在会后,持松留在日本东京,从权田雷斧受新义真言宗诸流之灌顶。翌年四月,持松又至京都睿山延历寺,学习天台密教仪轨及其教法。此后,持松重返高野山,依金山穆昭阿阇黎尊者,受三宝院安详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悉昙。一九二七年春,密林持松学成回国,临行前,金山穆昭传付其珍藏的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曼荼罗。
持松再度赴日学密,有三大收获:一是从权田雷斧僧正受学新义真言宗各流曼荼罗,二是修学台密仪轨及其教法,三是更加巩固了持松回国后弘传东密的正统地位。
持松回国后,恰遇国内北伐战争,由于作为弘密重要道场之一的武昌洪山宝通寺毁于战火,持松不得已便留在上海传法。在上海功德林、净业社、清凉寺等处讲经说法,历时一年有余。一九三六年春,持松法师第三次赴日本留学。返国后,自此长住上海圣仙寺静修。同时应各地信众之请,曾先后赴辽宁、北京、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开坛灌顶,成一时之盛。据称,从其受灌顶者数以万计。在讲经说法之余,持松还潜心撰述,著有《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密教通关》等。
上海沦陷期间,持松称病,闭门不出,潜心修学,坚决不与日伪同流合污。抗战胜利后,应浙江省教会邀请,持松一度受请住持浙江名刹余杭径山禅寺。他在山门亲题“妙庄严城”四字,试图重振古刹。但翌年三月,上海静安寺恢复“十方选贤制”,公推持松为住持,并出任静安寺佛学院院长。持松最终未能住持径山禅寺。
持松由华严显教折入传弘东密,甚为关注贤首教义与密宗法门异同之处的辨析。他曾在《海潮音》发表〈贤密教衡〉一文,针对东密始祖空海所主张的“华严不及密宗”之说,论析了贤首、真言两宗之间的教义之别,著重阐释了贤密两宗在成佛时节、因佛果佛、缘起法等方面的诸多差异。
持松的〈贤密教衡〉刊出后,随即受到了王弘愿的纠弹。王弘愿在其所办的《密教讲习录》中撰写了〈衡贤密教衡〉一文作为回应,并推出了单行本,对持松的归宗华严判教的观点进行驳斥。为此,持松再撰〈贤密教衡释惑〉一文进行答辩。该文在《海潮音》刊出后,又引起了王弘愿的再次回应,并在《海潮音》上刊发了〈答持松阿阇黎贤密教衡释惑〉。持松与居士王弘愿之间的论战具体过程,非为本文所述的内容,当容于别处再论。在此仅简单指出,持松之论密宗,与王弘愿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深入显密经论,并基于华严立场而对真言密法加以会通阐释,从而超越了译介日本密宗著述的初期阶段,开始进入显密对话的义理阐释。持松法师以华严判教摄取东密的识见,堪称为民国初期佛僧对密宗研究的一大进展。
释显荫(一九○二-一九二五),俗姓宋,名金云。出家后法名大明,字显荫。江苏省崇明县人(今属上海市)。十七岁时毕业于本县师范讲习所,因感世事无常,遂前往宁波观宗寺,礼谛闲老和尚(一八五八-一九三二)为师,剃度出家,并于慈溪五磊寺受具足戒。后回观宗学社受业,学习天台教观。此时的显荫年仅十七岁,为所有学僧中最年轻者。
一九二○年,显荫从观宗学社毕业,仍留在社中研究经藏。两年后,显荫到上海就任“世界佛教居士林”编辑部主任,为时年余。一九二三年秋,显荫东渡日本求学,成为民国初期第二批东渡学密的僧人。是年冬,显荫即上高野山学密,就天德寺穆昭阿阇黎研究密教,学习密法仪轨,受灌顶法,佩法身佛心印。同时考察日本佛教现状,致力于中日佛教文化沟通。显荫尝草订〈远东佛教协会组织大纲〉,意欲促进在日华侨对祖国佛教文化的认同,以传播中国佛教文化。
一九二四年,太虚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显荫在日本鼓吹、联络,促成日本佛教界、学术界组团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世界佛教联合会”。通过与日本佛教学术界的广泛联系,使显荫对于日本佛教布化的政治性有著相当深刻的认识。为此,他曾提醒太虚说:
我中华佛教徒组织佛教联合会,对内对外皆为必要之图。良以日本佛教徒。颇有对支那布教权获得之野心。我中华佛教徒,若无巩固之团体,互相联络研究,切实修行,诚恐无以御外侮,故亟宜劝告中华佛教徒,速速奋励振刷精神,以扬国光,以宏道化,实为主要之图。……[注8]
对于日本佛教学术界,显荫评论指出:“皆含有外交政治气味,前木村博士等之来华演讲也,皆挟政府之命令(外交部及教育部)也。”[注9]既然如此,在中日佛教交往如何有效地防范日本佛教的文化侵略,至关重要者,莫过于全国佛教徒精诚团结,奋发图强,光大中国佛教救世精神。
一九二五年,显荫在高野山完成学业后,回到上海。他回国时,曾受日本佛教著名学者高楠顺次郎之托,为日本藏经刊印会提供未入藏的中国重要佛学著述。由于显荫在日本高野山修学密教时,用功甚勤,已身染疾病。回国后,又忙于搜集佛学著述,竟自病倒。其间,曾到杭州静养了一段时间,后回上海治病。终以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七月十一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病逝。得年仅二十四岁,法腊八年。
显荫天才早逝,其一生如昙花一现,但留下了一些珍贵的佛学著作。如译作有:《真言宗纲要》[注10],著作有《密教传灯之根本要义》、《日本之密教》、《妙法莲华经秘要记》、〈佛法救世之根本要义〉、〈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再论真言密教与中华佛法之关系〉、〈十八道加行作法秘记〉、〈显密对辩章〉、〈(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序〉、〈新修大藏经序〉、〈一切经音义汇编序〉、〈梵字源流考〉及《留东随笔》等。
显荫学通经藏,融会空有,兼摄禅教,文擅诗赋。显荫回国病逝后,日本高野山僧俗曾聚资建塔,为其回向菩提,获致鲜见之殊荣。
对于真言密法,显荫以为,唯有通过“口诵真言,手作契印,心观阿理,身、口、意三业相应”,才能获得法身如来的“三密加持”,收“即身成佛”之速效。从历史上看,印度是密宗的发源地,中国仅为其过渡之地,而日本则集大成者。中国密教之所以失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人畏烦就简,而密法却“教理博洽,事相繁密,其修证之途径,有严整之规定,非可杂越。”[注11]尽管如此,中华佛法有盛弘“立地成佛”的禅宗,更有倡导“圆顿一乘”的天台、华严,所有这些显教修为,无疑是充满大乘根性的表现。因此,显荫对同归大乘的密法必将兴隆于中国深信不疑。
为了更进一步阐明密法将振兴于中国佛教界,显荫还从显密两教的义理关联,加以简要的论述。他指出,真言密法“六大无碍,即身成佛之妙旨,实由天台之一念三千,华严之事事无碍,演而达最妙之程度。三千妙谛、事事无碍之义愈明,则六大缘起、即身成佛之旨亦愈显。即身成佛之旨愈明,则事事无碍之理亦愈彰。相因相成,其妙趣有难以尽宣者”[注12]。既然显密同为大乘正法,且有著如此“相因相成”的互动关联,那么对于显教正法的如理解行,配之以密法修持,定能成相得益彰之效,自无可疑。
因显荫过早夭逝,真正在浙江展开东密传法,唯留持松。从持松、显荫两位显教才俊东渡学密而短时即可成就的个例,给人一个印象,即似乎传学密法,远较参学显教来得容易,更能速成证达法身之效。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上的误区,使东密的弘传,在二○年代中期堪称繁盛一时。当然,东密“繁盛”的持续时间并不长。此后未久,发心习密的汉地显教佛僧,即纷纷由东密转向藏密。从太虚弟子大勇由东密改学藏密的典型选择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密宗”倾向的多数学僧,对东密仍或多或少地持有保留态度。而从人数上说,学藏密者更是远多于从学东密者。
应该指出的是,从持松、显荫等人致力于弘传东密而专注于显密会通的义理阐述而论,密宗虽以“密印加持”相号召,但仍以经藏言说为根本,其经藏依据主要为《大日经》和《金刚顶经》。这是源于唐密的一大传统。在此意义上说,密教之“密”,属佛说之密意,而非为自心之密意。另外,东密强调密法修持的亲传性,亦有似于以心传心的宗门直传。当时中国佛教界对密宗义理与显教教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集中于东密教理与中国佛教诸宗派,特别是天台、华严和禅宗之间的关系探讨。但对东密与藏密的异同关系、对密宗义理的历史发展等问题,皆未提到讨论的议程。即使对于日本会通天台、密法的台密修持,亦鲜有人能够留心并完整地加以译介。我们仅透过太虚《论即身成佛》等论,稍可瞥见些许天台与密宗度理会通的意图。尽管如此,正如我们从张曼涛选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有关密宗义理与历史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佛教界对密宗的关注与探讨,仍以这段时间的著述为精到[注1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佛教界有关密宗研究所处的学术水准。
 
四、藏密在浙江的弘传及其影响
  上已提及,正当东密在长江以南诸省方兴未艾之际,中国本土的藏传密教亦开始传入内地。
  二○年代,民国西藏密教对浙江佛教界影响较大的三位“活佛”,一是白普仁喇嘛,二是格西多杰觉拔,三是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其中影响较大者,当推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和白普仁喇嘛。
  白普仁(一八七○-一九二七),名光法,字普仁,热河蒙古人,常住北京雍和宫,人皆称为“白喇嘛”。他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一八八三-一九三七),皆属黄教(格鲁派)[注14]。二○年代中期,白普仁喇嘛和九世班禅,曾几乎同时到杭州传扬蒙藏密宗。
  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班禅失和,九世班禅自一九二三年被迫离开西藏,开始游化汉地。此后,九世班禅曾至少三次到过浙江,第一次到普陀为主,但三次都到过杭州。
  班禅第一次浙江之行,时间为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四月十日至十六日。九世班禅一行朝拜普陀山,尝撰〈礼观音〉一文,勒石刻于回澜亭。班禅的普陀之行,仅为一般性的游历,并未专为弘密之行。
  班禅的第二次浙江之行为同年四月三十日。九世班禅自泸来杭州弘法,浙江省行政要员孙传芳、夏超等人,亲自到杭州城站迎接,黄绫彩牌,军警夹道,并假平海路省教育会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各界代表及来客一千余人,由于政府行为的介入,班禅此番杭州之行,引起社会各界的较大轰动。九世班禅身为黄教宗主,戒律谨严,专修密法,加上国民政府的支持,一时之间成为传入内地藏传密教的尊崇代表。
  一九三二年,由密藏院发起,率先在北京雍和宫太和殿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常惺法师专门为此发布了一篇题为〈时轮法会劝发起文〉,为之鼓吹。文称,内地逢年天灾人祸,聚积无数怨气,故议请班禅主持,以时轮法会超度禳解,为死者超荐、生者祈福,为一切有情种下往生香拔拉国(藏密佛教中的理想净土)的因缘。班禅接获邀请,慨然答允。班禅认为,国家安危、人民苦乐乃至政局稳固之间,存在必然的互动关联,三者不仅归系于佛法的隆替,而且还强调藏传密法有著秘密加持的非凡他力,效用将更为宏大和殊胜。
  基于上述考量,班禅此后的几年时间,频繁出席各地启建的时轮金刚法会。一时之间,江南各地出现了纷纷举行“时轮金刚法会”的情形。一九三三年,戴季陶邀请九世班禅在南京宝华山修建护国济民弘法利生的药师七佛法会。次年,由一直鼓吹“经咒救国”的戴季陶,再次会合上海名流汤铸新、陈元白及居士王一亭等人,共同发起启建泸浙两地“时轮金刚法会”。四月二十六日,九世班禅第三次来杭。二天后,于灵隐寺启建规模宏大的“时轮金刚法会”。
  时轮金刚,为西藏黄教密宗无上瑜伽五大金刚密法之一,对于设坛、供养、灌顶、诵咒等修持仪轨都有著相当复杂的严格规定[注15]。而身为黄教宗主的九世班禅,亲自主持法会,更是引起了浙江佛教界对密法修持的兴趣。时在慈溪雪窦寺的太虚法师亦莅临法会。此前数年,太虚因改组中国佛教会等组织事宜,曾与班禅晤谈多次,彼此相知渐深。班禅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法会时,太虚亦从宁波赶往杭州,参加法会活动,并随喜从九世班禅受金刚阿阇黎灌顶,执弟子礼。而班禅则赞誉太虚“为汉地弘扬佛法第一人”[注16]。太虚礼敬班禅之举,无疑助长了佛教界对藏密修法的更多关注。
  其实,九世班禅的时轮法会活动,政治的意味远多于密宗传法的宗教意味。从当时国民政府处理蒙藏关系的政治立场上看,公开传扬九世班禅的弘法活动,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决非纯粹出于宗教传法的考虑。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便太虚法师随喜赴会,并接受黄教灌顶,同样多少有著政治的蕴意。这一点,只要比较当时佛教界对法会形式的态度,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当时教内人士多以为法会护国实为祸国,生起许多疑诤。对于藏传佛教成为政局关系的一个构成及其影响,在此不妄作评论。但九世班禅的时轮法会,却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的会通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这就是在“即身成佛”与“见性成佛”之间的共通性。在汉传佛教中,最与藏传密教相近的,正是最具中国化特色的禅宗修证法门。而这正是曾任杭州灵隐寺住持达十年之久的慧明法师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立场。下文将结合浙江显教僧对密教的反应,著重阐明这种显密会通的显教立场。
  稍早于时轮金刚法会风行汉地之前,则有江南诸省启建的“金光明法会”。一九二五年六月,白普仁尊者先率喇嘛二十八人南下上海,在简氏南园,举行“金光明法会”二十一天。随后,他就来到杭州,另行“金光明法会”二十一天,大传金光明经大白伞盖法,灌顶者达三百余人,受法者八十一人。
  一九二六年,由于身为北洋政府“执政”的段祺瑞,礼请白普仁集一百零八名喇嘛在雍和宫修金光明法以护国,各地闻风而动,争相效仿。浙江泸汉诸地纷纷启建藏密传统的“金光明法会”,白普仁喇嘛再次南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合发起金光明法会,并在南京设立了筹备处。时任五省联帅的孙传芳资助下发出通告称:“本岁(一九二六)联帅在浙,迎请白尊者建设金光明会,未几东南战起,敌军望风而靡。苏皖底定,未始非金光明威神之力所加被也。兹幸白尊者法驾重来,复在杭建金光明会四十九日。通令全省各县,于启建大会及圆满时,各禁屠三日……。”[注17]意图把现实战乱与密教法力结合起来。对于把民生安宁寄托于藏密的法事,太虚等显教僧人则深不以为然。为此,正在杭州佛学会讲经的太虚,曾专门致书孙传芳,认为时下所行的“禳灾、祈福、拜像、讽经”之类的旧佛化活动,决非行王道之治,而恰恰是应加以破除的“习俗之迷著”[注18]。
  当时,既有官方组织下出于现实政治目的而规模宏大的藏密“法会”活动,亦在范围较小、佛教界兴办的“法会”类型。如在著名佛学家范古农的多方集资、联络下,嘉兴佛教界于是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延请白普仁尊者,假精严寺启建金光明法会,“以冀驱除螟害”,参加法会者逾数百人。法会期间,告谕全县禁止屠宰四天,甚至不许捕捉鱼虾等。嘉兴成为民国初期除杭州外唯一启建金光明法会的地区。但法会的启建,同时也使社会各界风传白喇嘛举办的法会“费用过钜,舆论上颇多非议”,使人们认识到藏密法会活动的社会负面影响。
  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之际,正是人心最需要宗教的时候,特别是重视神通显示的秘密佛教,更是容易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密教一度在杭州对于藏密,民国初期的佛教界内部充斥著各式各样的流言。例如,在三○年代,传说某位喇嘛能入定出定,并在定中为人灌顶,学藏密者每每趋之若骛。杭州有一刘姓居士请此喇嘛传法,光供养费就高达数千元。至于学百尊法,喇嘛最初索价每尊十元、外绸缎一大方,后减至八元,最后降至六元。以后每日传一尊法,非六元不可,绸缎则不计其数。又以长寿法与剑法二种,号称为藏密之至秘,该居士好奇心重,不惜献重金以求得。传闻中喇嘛贪心颇重,以传法因缘,获得了不少财物。[注19]
  宗教信仰在一个社会中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的程度。一九二七年前的民国,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社会普遍向往和平与安宁。藏密“活佛”甫一以祈向和平相号召,朝野名流纷纷响应,一时藏密成为实现普世和平的根本法门。北伐战争的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对藏密法会的世俗热情逐渐让位于民族政治的现实考量。太虚正是顺应这一现实导向的民族立场,转向关注沟通汉藏佛教文化及维护民族团结,如重庆的汉藏教理院的创办,以及他对班禅、喇嘛的态度,皆可说更多的是基于民族政治的现实立场。
  但普通的学佛者则不然。尽管对于密教的盛行,大部分佛门中人都保持著相对清醒的态度。如当时就曾有不少僧人在不同的场合明确指出,民众信从密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炫惑于密教中“即身成佛”之说,期望速证解脱。有人从佛教根本的因果信仰,直接怀疑现实国难与经咒修法之间的因果关联性,质疑此类虚耗资财的宗教法会活动。考虑至修持密法所需要的广大的经济支出,我们可以想见,普通信众修学密法殊非易事,这也决定了密法的传扬极具障碍性,仅局限于极少数狂热而有相当经济实力者。一般对密法的修持,仅为满足好奇心理而已。这种态度甚具代表性,但对此应加以更深入的具体分析。
  普通佛教信众之所以响应密教法事活动,其动机却不一而足。或出于好奇心而盲从附和;还有些人则以秘密法门谋求生活出路,而转归信从密法,获得某种现世的福报。而政客们则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从中促成。尽管信学密法的动机如此不一,但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时值国乱之际,以密法的种种超现实的灵感经验(灵验),迎合了普通信众希冀以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干预现实社会,获致宗教性的心理慰藉与信仰满足。这是东西密法从二○年代中期到三○年代中期约十年时间中大行其道的重要性社会基础和心理条件。这大概也是当时社会各界普信密法的社会原因。
  反观汉地佛法修持,由于缺乏普遍的持久修持而获实证的经验,使佛教信仰逐渐动摇,由信转疑,由疑而生谤毁,从而使佛教传统修证,面临巨大的危机。而东西密法的先后传扬,直接对浙江佛教界固守的传统修持范式提出了教理阐释与修持方法的冲击,这不能不引起了显教僧人对密宗教理、修持及其影响的极大重视,急须从汉传显教的传统立场,对密宗佛教的义理、修持等,作出义理与实修上的回应。下面,就浙江佛教名僧对密教的一些代表性见解,以此表明对密教修持的基本立场或态度。
 
五、舍密归净与禅密会通:显密关系之论
上已表明,自一九二○年代初,南方王弘愿居士的弘传东密之风,曾借《海潮音》月刊的媒介开始波及浙江;特别是二○年代中期,大勇、持松等人先后在杭州开坛弘传东密,而藏密活佛白普仁喇嘛和九世班禅又先后于杭州启建“金光明法会”和“时轮金刚法会”,东、藏两密修法,一度在杭州地区的佛法修学者中,引发轰动。这种表面上的一时轰动,其现实影响力及对于禅净台诸显教法门形成的冲击力,虽说都相当有限,且仅局于杭州、嘉兴等少数地区,但密教修法繁兴现象及其潜在的冲击力,却著实引起了浙江显教僧人对密教弘传以禅净为主体的汉传佛教影响的密切关注。许多显教尊宿,都在不同场合对密宗修学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与见解。本节即著眼于此,以探求民国初期显密关系。
总体来说,显教僧人对密传佛教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思考取向:其一是以普陀山寺僧印光法师为代表的“舍密归净”论,其二是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构建中密论”,其三则是以灵隐寺方丈慧明法师为代表的“禅密会通”论。
 
(一)印光法师的“舍密归净论”
  除太虚法师外,浙江佛教界最先对密教提出评论的僧人,虽已甚难考证,但影响最大、且就密法修持明确提出显教知见的名僧,当推明确主张“舍密归净”的净宗大德印光法师。
  早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广东潮州佛教居士王弘愿刊刻其从日文译出《密宗纲要》一书后,不仅曾寄给印光刊刻本二册,而且还一度以此因缘而与印光法师之间互通书信,往来论辩密宗问题。由此引发了印光法师对民国初期东密弘传的极大关注。而印光关注的焦点问题,正是密教最为独特的“现身成佛论”,或如印光所称的“即生成佛论”。但他并非直接针对密宗据以立宗的“即身成佛论”,而是质疑王弘愿等人所撷取日僧主张的“女身成佛论”。
  据太虚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海潮音》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所刊发的〈弘愿、仁航两居士与印光法师讨论之讨论〉一文所述[注20],印光此前尝与王弘愿等人通过书信往来,就密宗现身成佛、特别是《法华经》中龙女成佛的问题,展开过一场讨论。在回覆王弘愿的通信中,印光特别针对《法华经》所载之“龙女成佛”说,与他展开了论辩。虽然印光原信现已难觅,但其基本内容仍可从王弘愿的回覆及太虚在〈法华龙女成佛讨论之讨论〉等文中,得以略知。
  在这场论战中,印光实际上所关注的正是密教所特力彰显与鼓吹的“现身成佛”论。据太虚析解,佛教修证成佛之说,约具有三种涵义:其一是修证者在理论上可以修证成佛,二是现成是佛,三是本体同佛。对于密教立宗所力弘的“即生成佛”论,印光与太虚的判见基本一致,即著眼于东密与藏密日益泛滥,慨叹中国佛教有可能自此而渐入混乱,有“弁髦戒行,土苴净行”之危局[注21]。
  据上所述,我们大体得知,印光对密宗最具号召力的“现身成佛论”提出了明确异议由于未见印光法师的书信原文,一时难以确知印光对此问题的明确观点,而且也不能说明此时印光是否表达过类似于“舍密归净”的观点。另外,因讨论主题所限,此处暂不就密宗的“现成佛论”或“即生成佛论”,展开义理上的论辩,仅结合印光日后对密宗修证旨趣的相关析论,说明其“舍密归净”的显教立场。
  时在普陀山潜修净土法门的印光法师,在与第三者(如徐蔚如居士等人)的通信中,却明确阐明了自己“舍密归净”的显教立场。鉴于印光专弘净土法门在普通佛教信众中的广泛影响力,其“舍密归净”的显教立场,可视为浙江佛僧中的一种较具普遍性的主张。
  应该指出,印光对王弘愿弘扬东密的修持,特别是王弘愿本人密宗修持,持有较为客观公允的评论。如印光曾作出如下评论说:王弘愿好密宗,“依之修持,颇有效验,于余宗虽未大通,亦各涉其藩篱。……然彼系弘密之人,故偏抬高密宗。约教而论,固无大碍。若与净土三根普被、教机相投之法门论,固相悬殊。王弘愿来书所说,皆约教而遗机。光与彼书,乃约机而论教之利益也。虽不相合,亦无大背。其人年四十余,若再研究十余年,当亦可为一大通家矣。”[注22]
  从上述印光与第三者交流中先扬后抑的态度,我们可以明显得出两点基本印象。其一是从“扬”的方面说,印光首先指出,王弘愿其人不仅在修持密宗上具有一定的实际效验,而且对显教诸宗亦略窥门径,若能自此而后坚持修学十余年,说不定会有相当的成就,成为“一大通家”。其二是从“抑”的方面说,印光认为王弘愿过于执著密宗立场,抬高密宗修持,这从教法的立场说,虽没有大碍,但它忽视了佛教修持对修学者根机性的强调,未免于“约教而遗机”的过错。在此,印光引入了佛法教说一贯持守的教机统一论,所谓教,就是佛陀的教理、教则与教法,这属于“理”的范畴,其中有显有密;而所谓机是指根机、机缘,既包括信受教法的可能对象,更包括行持教法的现实利益,可说是属于“事”的范围。佛教行持应该到尽可能广泛的对象,最普遍地获得现实利益,而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个体性或少数人的行持利益。正是在此意义上,密宗修持虽属有效的修持教法,但缺乏普遍的有效性,不似净土法门对佛教修学者所具有的普被性,或普遍有效性。正惟如此,印光对密宗的弘传明确表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他虽然极少从理论上阐析密宗修法的义理形态与显教之间的差异性,但他敏锐地把握到了密宗的问题所在及其修持法门普及化的困难与障碍
  在与徐蔚如居士的另一通信中,印光再次提到了王弘愿及其弘传东密的话题,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上述观点。他说:
  王弘愿居士虽则崇信密宗颇有效验,然始则错认消息,将有“未得谓得”之失。继由多阅教典,方知错认。次则现虽工夫得力,而虚火上炎,无法自治。光以此二事,断其密宗一法,不能普被三根,不如净土法门之千稳万当。[注23]
  从上引可知,印光法师是从王弘愿所鼓吹的密教修学的实际效验上,对王弘愿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
  那么,印光舍密归净的立场表现为何?对此,印光还特别辨析了显密之高下问题。他说:
  彼(指王弘愿)谓密宗高出显教之上,引种种言论以辩。然佛无二心,亦无两法,欲抬高密宗,但当论密宗所以高处。既以密宗之妙处与显教之妙处证同,是欲推尊而实持平也。彼之所论,乃约教而遗机。光乃约机而论教之利益。盖契理而不契机,则不能感应道交。[注24]
  王弘愿等人推尊密教高于显教,却难以令人信服。印光实际上是从佛教修学的现实效用与佛法本身的立场判分显密。既然密宗的成佛境界,并不高于显教的成佛境界,那么二者都不过是同属于佛教修证解脱的方便法门而已,并无特别之处。密法修持虽契印于教法、理则,但并不契合于所有修学佛法者的现实根机。因此,密教对于现实佛法修学者来说,其根本症结,正在于密宗修行难以尽契现实修学的根机。这就是说,密教行门在佛法修持的普遍有效性上有所欠缺,即未能契应时机。于此可见,印光指责密教行门的所谓“遗机”,正是以佛教用语特别指出了密教修持的局限性之所在。与“遗机”相对应的是“契机”。在印光看来,舍密归净,则能契合于现实人修行的根机或根性,为万无一失的圆修法门。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印光对于相宗唯识学,亦曾同样以其“遗机”而不以为然。这种立场取向,是由其归宗净土法门的根本信仰立场所决定的。顺便提一下,专致力于法相学复兴的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等人,同样对密教修行表示拒斥立场。
  在经历以王弘愿为代表的“白衣传法”之合法性地位的论诤之后,居士据坛弘密的第一次浪潮及其影响开始逐渐减退。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具影响的汉地佛僧东渡学密的潮流。原为显教僧人的大勇、持松、显荫等人东渡日本高野山真言宗大学的学密活动,使汉地佛教界的密法修持再次得以升温。对于这些从显教折归学密的出家僧人,亦促成印光对密宗修持的关注,开始转向密宗对显教特别是汉传佛教传统修持范式冲击与影响。特别是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仅二十四岁的显荫因病早逝,更为印光对密宗修持的保留态度,特别是密法修持的“遗机性”提供了现实的有力佐证。
  显荫生前曾与印光一度有通信联系。从信文中,可以得知印光虽对显荫的宿慧甚表赞赏,并寄望于显荫能够振兴台、密二宗。但印光更多地是告诫显荫,定要真修实证,韬晦力修,注重涵养功夫,方可应世弘法[注25]。在显荫英年示寂后,印光多次告诫学佛者,应引显荫为诫,“显荫天姿甚高,显密诸宗皆得其要领。但以志尚浮夸,不务真修,死时显、密之益不得力。念佛之事向未理会,亦不得力”[注26]。
  一九二六年,印光在上海太平寺会见释大醒时,又提到大勇、显荫不该修习密宗[注27]。在致四川居士温光熹的书信中,印光又不下三次论及僧人习密的现象。他曾中肯地评判说:
  密宗实为不可思议之法门,实有现身成佛之事。彼宏密者,皆非其人。有几个真上根?皆自命为上根耳。妄借此事(指现身成佛,引者注),以诱彼好高骛胜贡高我慢之流,便成自误误人,害岂有极也?余不须提。某某及某某气焰甚盛,自命固已超诸上根之上。其骂孔孟,更甚于市井小儿骂人。不知骂孔子,即是骂尧、舜、禹、汤、文、武,即是灭世间伦常正理。吾不知彼所学之密宗,欲何所用。若某某及某某者,真可谓败坏佛法之魁首矣。[注28]
  这是抨击所谓修持密法的“现身成佛”论者,以断灭世间伦常为用,以“即生成佛”之名,而行败坏佛法之实。
  现身成佛,与宗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语大同,仍须断惑,方能证真,方可了生脱死。若谓现生即已三惑净尽,二死永亡,安住寂乐,了无事事,则为邪说,为魔话。彼嫌净土偏小迟钝,让彼修圆大直捷之法,现身成佛去。吾人但依净土言教以修,彼此各不相妨。何必引〈往生咒〉、阿弥陀佛,以为即彼密宗乎?[注29]
  密宗之危险,殊非笔墨所能宣。祈死守净土修持,让他人通通成佛去。祈慧察。[注30]
  以上是对于修持密法者诋毁净土行的反驳,明真净土行者当不为“现身成佛”之炫惑
  在随后的一些弘法书信中,印光不厌其烦地征引了发生在密宗修学者身上的诸多事例,以明密宗不如法修持的危险性。他说:
  今之人多是越分打妄想,想得神通而学密宗(真修密宗者在例外)。如傅某之魔死北平,某诸弟子有欲发大财者,反致亏一、二百万。有欲得权利者,反致数十人关闭牢狱。有欲即成佛者,反致著魔发狂。某奉某喇嘛为师,其师有神通,能知过去、未来。彼必问及独立之事,则当日独立,当日送命。某喇嘛及某之神通,致许多极崇奉之弟子倒楣。可知师与弟子皆是不安本分。无神通,何可充有神通?学佛法,何可作瞎捣乱,谋发大财,得大权乎?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注31]
  这是印光直言修持密法者妄执神通之邪魔行的现实危害。
  对于显教僧人以密宗修法为归,同样印光深不以为然。在〈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中,印光又对密宗提出如下评论。他说:
  密宗以三密加持,能令凡夫现生证圣,其功德力用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议,故云不可思议力用。虽然,此就密宗之本旨说,然须是其人方可。其人谓谁?如金刚智、善无畏等。茍非其人,道不虚行。今之学密宗者,皆得其皮毛,全无金刚戒力、菩提道心。不去持咒以断惑证真,多效现字现象,以问吉凶祸福,前因后果,则与灵鬼作用相同。是之谓败坏密宗。吾恐避罪不暇,说甚即凡成圣也。吾人但以净土法门为一座大须弥山,全身靠倒,庶几不被一切知识所夺,而现生可以了脱矣。否则随风倒浪,了无已时。[注32]
  即使到了三○年代,印光法师仍然保持这种对密法修持的基本态度,即“密宗易得神通,易著魔障”。对此,印光所持守的主导原则是,修习密宗者,能舍即舍,专持净土,尤为妙行。他说:
  密宗现身成佛,或云即生成佛,此与禅宗见性成佛之话相同,皆称其工夫湛深之谓,不可认做真能现身成佛。须知现身成佛,唯释迦牟尼佛一人也。此外即古佛示现,亦无现身成佛之事,无知之人,每每错认,其失大矣。[注33]
  密法修持高唱“现身成佛”、“即生成佛”,其实都是意指修行者当下现世的亲证工夫,而非过分执著于“现身成佛”的妄念。须知,真正能够现身成佛者,古往今来,唯有释迦牟尼佛一人而已。如果错认神通为现身成佛的修密实相,特别是以神通标榜“成佛”,以凡身妄认成佛法身,所有这些恰恰是密法修持的易著魔障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印光从王弘愿刚开始弘传东密,就对密法修持的普适性明确表示异议。随著密法修持的繁盛一时,特别是如大勇、持松、显荫等显教僧人东渡学密而弘密的现象,印光更是多次表达自己不提倡习密的中肯态度。以印光的修行风范,这种公开而坦诚的明确表态,对汉地僧人纷纷以习密为成佛上乘、乃至认其为圆行成佛之捷径的倾向,无疑起到极大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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