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安倍突然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并推迟提高消费税。声称要选民决定“安倍经济学”的去留。安倍为何突然有此动作？“安倍经济学”推行两年来，实际效果如何？该如何评价？日本“就业率”降低的原因是什么？经济是否实现了良性增长，还是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等，就这些问题，南都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助理、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张季风研究员。
安倍对日本经济把错了脉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安倍晋三近日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并称让民众来决定“安倍经济学”的去向。安倍这一动作的目的是什么？
张季风：安倍的动作与日本经济和“安倍经济学”并没有多少联系，而是为了自己和自民党更长久地执政。现在宣布解散议会，时机较好。一是现在日本政坛基本上是自民党一党独大，在野党是一盘散沙；二是自民党的民意支持率现在也比较高，安倍有信心赢得大选；三是明年4月份日本将进行地方选举，若选举结果对自民党不利，将来再解散议会，赢得执政难度就大了；四是在外交上，刚在北京结束的A PE C会议上，安倍与习近平见面了，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安倍拿到了不少印象分，恰可利用。
安倍宣称不能按计划把消费税由8%提高到10%，而是推迟到2017年4月，并交给国民来判断“安倍经济学”的去留，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在11月9日出发到北京参加A PEC会议之前，他就已经放出风来了，并和自民党的新任干事长谷垣祯一、公明党的党首三口那津男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其在登机时却否认要解散议会。
南都：日本今年第一季度G D P增长6.7%，第二季度却下滑得很厉害，达到-7.3%，波动很大。从安倍上台至今，“安倍经济学”也推行了两年了，你怎么评价？
张季风：“安倍经济学”曾经取得过短期的效果，但现在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何这么说？首先“安倍经济学”本身是有理论缺陷的，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是媒体炒作的结果。“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即所谓“三支箭”。
第一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其实日本一直在做。日本早在1999年就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2001年后一直做“量化宽松”。美国欧洲后来做“量化宽松”，其实是跟日本人学的。安倍的货币政策与前任比，不过更激进一些。原来不过是购买国债，现在也购买少量的商业债券，但主要还是国债。
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本质上就是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开支，以期拉动经济增长。他上台之后，先砸了13万亿日元，后来又砸了5.5万亿日元，但没见到什么“火星”。
第三支箭“长期增长战略”，这是日本长期的经济结构改革的问题，许多内容并不是安倍任内最先提出来的。例如：“财政重建”，解决日本经济中长期的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其实在日本政坛已经喊了20年了。
少有的一点变化就是安倍的货币政策，“黑田时期”(日本在安倍上台后的新任央行行长)要比“白川时期”(原日本央行行长是白川方明)更激进一些。日本的利率很低，但经济仍陷入通缩中，去治理通缩并没有错，但安倍把错了脉，跟着是用错了药。
南都：这如何理解？
张季风：日本通缩的原因并不是货币的流通量少了，而是日本民众的收入不足，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不佳，带来的结果就是不敢消费，消费疲软。然后再传到生产环节，企业看不到前景，不愿投资，而且也没有好的投资项目。现在再进一步发钞，物价和通胀是上来了，但居民的实际收入，实际购买力相比之下，却是进一步下降，这不是“坑人”吗？日本企业现在并不缺钱，但缺的是好的投资项目和机会。所以，这不可能拉动设备投资，治理通缩也不会有效。
经济数据已证明了失败
南都：实施的实际效果如何？
张季风：“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效果，我认为早在去年的第二季度已经到了拐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短期政策，对刺激经济有短期效果，对长期没有意义。从去年四个季度的实际GDP增长速度来看，分别为5.6%、3.2%、2.4%和-1.6%，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而今年第一季度6.7%的高增长主要与消费税即将提高，居民提前扎堆消费有关，与安倍经济学关系不大。这种提前消费的后果，就是今年第二季度G D P的大幅下滑了7.3%，而第三季度也是1.6%的负增长。如果“安倍经济学”是成功的，那反映在经济增速上应该是“高开高走”或“低开高走”，而不是现在的“高开低走”。
去年财年实际GDP增长2.3%，其中内需拉动2.7%，外需为0.5%的负拉动，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安倍试图通过日元贬值促进出口、通过外需拉动经济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其二是从安倍政权成立至今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和增税前集中消费所带来的，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进入自律性的复苏。11月17日，日本第三季度GDP增长已经统计出来了，是-1.6%，降幅远超经济学家的预料，让人大跌眼镜。
此外，即使是去年头两个季度的高增长，也不仅仅是安倍经济政策刺激的效果，也有经济周期循环的作用。此前日本经济经历了7个月的衰退之后，于2012年11月触底，去年1月刚好进入战后日本第16次经济循环高涨期的通道。换言之，无论谁执政，无论有无“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都将出现较高增长。
民意调查显示，“安倍经济学”实施两年以来，70%的民众认为生活没有发生变化，既没有变坏也没有变好。有23%的人认为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只有极少数人认为生活得到了改善。无论是数据还是民意感受，都表明“安倍经济学”失败了。而安倍本人及其追随者却认为是成功了。理由是三条，一是日本的失业率下降了，降到了3.6%左右，“有效求人倍率”提高了，超过1%了。但这两个数据掩盖了一些事实，即日本现在的就业中有大量的非正规就业，有大量的“临时工”的存在。现在日本“临时工”要占到日本就业人口的37%，占比非常高。这些人口与正规就业人口“同工不同酬”，也不缴纳各种保险，实际上等于这部分人降低了实际工资，来增加了就业率。二是日本民众的名义工资上升了。但若扣除物价上涨的幅度，民众的实际收入反而是下降了。三是股市上涨了。日本股市的上涨原因很复杂，的确有部分“安倍经济学”导致的信心提升的作用，但也有日元贬值的因素，使得以日元标价的企业市值提高的结果。
南都：“安倍经济学”提出了众多量化目标，包括“未来十年实现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长率3%、实际经济增长率2%”，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吗？
张季风：货币政策的效果只能是暂时的。日本的股市、汇市变化证明了这一点。日经平均股指在今年1月冲破1.6万点大关后，便开始出现下挫和震荡，此后基本在1.5万点徘徊。与股市同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05日元以后出现了小幅升值，基本维持在101-105日元之间。可以预见，利用量宽政策刺激股市重新回升和日元贬值的空间已相当有限。需要注意的是，9月上旬以后出现的大幅度日元贬值和股市回升与安倍经济学无关，主要是由于美国退出量宽，美国利率上升预期增强，市场大量购买美元，导致日元贬值。事实上，这种急剧的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并没有好处。
财政政策效果也很难期待。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政策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的扩大，但一来其乘数效果越来越小，二来在日本财政糟糕的情况下，也难以挤出更多的资金。恣意增加公共投资结果只会是长期债务的不断累积，无异于饮鸩止渴。
而“新增长战略”对解决结构性问题能否产生效果，尚有待观察。日本的财政问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创新能力下降等结构性问题是长期遗留问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绝不是安倍内阁一届政府所能解决的。
“未来十年实现实际经济增长率2%”，这一基本目标很难实现。过去的20年中，日本的实际增长率只有-0.1%，未来十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要远低于前20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只能更严峻，因此要实现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无异于天方夜谭。其他指标，诸如财政重建和增加人均国民收入等20多项具体指标，都是以这个目标为前提的，而一旦这一前提落空，所有的目标都是镜花水月。
经济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南都：单就“安倍经济学”的政策目标而言，内部也有相互矛盾、左右手互搏之处，比如要实现长期的财政平衡，但却在短期内加大财政刺激力度；比如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提高消费税，但提高消费税却会进一步降低民众的购买力，降低经济增速。
张季风：是的。安倍经济学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反而会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
首先是私人消费可能重返低迷。日本的私人消费占G DP的56%，是左右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过去的20年当中，由于经济长期低迷，私人消费大多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去年私人消费出现了显著回升。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效应；二是消费税率增税前的“扎堆消费”。扎堆消费主要体现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住宅消费的超常扩大，但非耐用消费品的销售增幅有限。由于是非常规的消费，不具备可持续性。尽管安倍决定将提高消费税率推迟一年半，2015年和2016年消费可能稍有好转，但2017年4月消费税提高至10%，私人消费还将出现新一轮的大起大落。此后，慢性消费低迷恐怕难以避免。
二是物价上涨，收入难增。收入能否提高是决定日本经济景气的关键因素，而它并不是由货币供应关系所决定的。“安倍经济学”没有把增加工资作为政策重点，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
在经济不景气且国内外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减少雇用正式员工和扩大雇用非正规员工来削减经营成本，也是无奈之举。今年上半年民众工资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4月份以后每个月的物价上涨都在3.0%以上，而工资仅上涨2%，经厚生劳动省测算，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每个月日本实际工资都下降了1.5%左右。
三是外需疲软，贸易逆差难扭转。近年来，出口占日本GDP14%左右。受日元贬值影响，去年日本出口大幅度回升，出口额达到69.79万亿日元，与上年同比增9.5%。虽然出口出现转机，但贸易逆差却越来越突出。去年日本进口总额为81.26万亿日元，增幅高达15%，打破历史最高纪录。结果日本出现了11.47万亿日元的巨额贸易逆差，比上年增加了65.3%。这是1979年以来第一次连续三年出现贸易逆差。产生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固然与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还是能源大量进口和日元贬值。
另外，安倍的外交政策导致日本与中韩关系紧张，而现在也没看到改善的希望。中韩分别是日本的第一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关系的恶化也会阻碍日本出口的增长。
南都：中长期看，日本的债务风险最让人担心。
张季风：是的，随着日本人口少子高龄化的不断加剧及在社保上的连年膨胀，使得日本财政状况日趋恶化。衡量一国的债务状况，通常有三个指标，一是年度经常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二是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三是扣除金融资产后的政府净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去年日本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6.5%、227%和144%，无论用哪个指标衡量，日本的财政状况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都是最糟的。然而，通过上调消费税率来摆脱财政困境很难期待。提高消费率1个百分点每年最多增加2.7万亿日元左右的税收，提高2个百分点仅为5.4万亿日元左右，即便不推迟提高消费税，每年增加的消费税对于1000多万亿日元的长期债务，无异于杯水车薪。
安倍也将“财政重建”作为改革的重头戏，但实际实施的经济政策，却与财政重建相矛盾。例如，实施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将减少总体税收；以东京奥运会为中心的公共投资的增加将使长期债务进一步扩大。日本央行推行量宽政策，不断扩大长期国债的回购。如果利息一旦攀升，国债费势必骤然扩大，财政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安倍对日本经济把错了脉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安倍晋三近日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并称让民众来决定“安倍经济学”的去向。安倍这一动作的目的是什么？
张季风：安倍的动作与日本经济和“安倍经济学”并没有多少联系，而是为了自己和自民党更长久地执政。现在宣布解散议会，时机较好。一是现在日本政坛基本上是自民党一党独大，在野党是一盘散沙；二是自民党的民意支持率现在也比较高，安倍有信心赢得大选；三是明年4月份日本将进行地方选举，若选举结果对自民党不利，将来再解散议会，赢得执政难度就大了；四是在外交上，刚在北京结束的A PE C会议上，安倍与习近平见面了，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安倍拿到了不少印象分，恰可利用。
安倍宣称不能按计划把消费税由8%提高到10%，而是推迟到2017年4月，并交给国民来判断“安倍经济学”的去留，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在11月9日出发到北京参加A PEC会议之前，他就已经放出风来了，并和自民党的新任干事长谷垣祯一、公明党的党首三口那津男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其在登机时却否认要解散议会。
南都：日本今年第一季度G D P增长6.7%，第二季度却下滑得很厉害，达到-7.3%，波动很大。从安倍上台至今，“安倍经济学”也推行了两年了，你怎么评价？
张季风：“安倍经济学”曾经取得过短期的效果，但现在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为何这么说？首先“安倍经济学”本身是有理论缺陷的，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是媒体炒作的结果。“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即所谓“三支箭”。
第一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其实日本一直在做。日本早在1999年就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2001年后一直做“量化宽松”。美国欧洲后来做“量化宽松”，其实是跟日本人学的。安倍的货币政策与前任比，不过更激进一些。原来不过是购买国债，现在也购买少量的商业债券，但主要还是国债。
第二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本质上就是凯恩斯主义，扩大政府开支，以期拉动经济增长。他上台之后，先砸了13万亿日元，后来又砸了5.5万亿日元，但没见到什么“火星”。
第三支箭“长期增长战略”，这是日本长期的经济结构改革的问题，许多内容并不是安倍任内最先提出来的。例如：“财政重建”，解决日本经济中长期的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其实在日本政坛已经喊了20年了。
少有的一点变化就是安倍的货币政策，“黑田时期”(日本在安倍上台后的新任央行行长)要比“白川时期”(原日本央行行长是白川方明)更激进一些。日本的利率很低，但经济仍陷入通缩中，去治理通缩并没有错，但安倍把错了脉，跟着是用错了药。
南都：这如何理解？
张季风：日本通缩的原因并不是货币的流通量少了，而是日本民众的收入不足，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不佳，带来的结果就是不敢消费，消费疲软。然后再传到生产环节，企业看不到前景，不愿投资，而且也没有好的投资项目。现在再进一步发钞，物价和通胀是上来了，但居民的实际收入，实际购买力相比之下，却是进一步下降，这不是“坑人”吗？日本企业现在并不缺钱，但缺的是好的投资项目和机会。所以，这不可能拉动设备投资，治理通缩也不会有效。
经济数据已证明了失败
南都：实施的实际效果如何？
张季风：“安倍经济学”的实施效果，我认为早在去年的第二季度已经到了拐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短期政策，对刺激经济有短期效果，对长期没有意义。从去年四个季度的实际GDP增长速度来看，分别为5.6%、3.2%、2.4%和-1.6%，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而今年第一季度6.7%的高增长主要与消费税即将提高，居民提前扎堆消费有关，与安倍经济学关系不大。这种提前消费的后果，就是今年第二季度G D P的大幅下滑了7.3%，而第三季度也是1.6%的负增长。如果“安倍经济学”是成功的，那反映在经济增速上应该是“高开高走”或“低开高走”，而不是现在的“高开低走”。
去年财年实际GDP增长2.3%，其中内需拉动2.7%，外需为0.5%的负拉动，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安倍试图通过日元贬值促进出口、通过外需拉动经济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其二是从安倍政权成立至今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和增税前集中消费所带来的，并不意味着日本经济已进入自律性的复苏。11月17日，日本第三季度GDP增长已经统计出来了，是-1.6%，降幅远超经济学家的预料，让人大跌眼镜。
此外，即使是去年头两个季度的高增长，也不仅仅是安倍经济政策刺激的效果，也有经济周期循环的作用。此前日本经济经历了7个月的衰退之后，于2012年11月触底，去年1月刚好进入战后日本第16次经济循环高涨期的通道。换言之，无论谁执政，无论有无“安倍经济学”，日本经济都将出现较高增长。
民意调查显示，“安倍经济学”实施两年以来，70%的民众认为生活没有发生变化，既没有变坏也没有变好。有23%的人认为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只有极少数人认为生活得到了改善。无论是数据还是民意感受，都表明“安倍经济学”失败了。而安倍本人及其追随者却认为是成功了。理由是三条，一是日本的失业率下降了，降到了3.6%左右，“有效求人倍率”提高了，超过1%了。但这两个数据掩盖了一些事实，即日本现在的就业中有大量的非正规就业，有大量的“临时工”的存在。现在日本“临时工”要占到日本就业人口的37%，占比非常高。这些人口与正规就业人口“同工不同酬”，也不缴纳各种保险，实际上等于这部分人降低了实际工资，来增加了就业率。二是日本民众的名义工资上升了。但若扣除物价上涨的幅度，民众的实际收入反而是下降了。三是股市上涨了。日本股市的上涨原因很复杂，的确有部分“安倍经济学”导致的信心提升的作用，但也有日元贬值的因素，使得以日元标价的企业市值提高的结果。
南都：“安倍经济学”提出了众多量化目标，包括“未来十年实现年平均名义经济增长率3%、实际经济增长率2%”，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吗？
张季风：货币政策的效果只能是暂时的。日本的股市、汇市变化证明了这一点。日经平均股指在今年1月冲破1.6万点大关后，便开始出现下挫和震荡，此后基本在1.5万点徘徊。与股市同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05日元以后出现了小幅升值，基本维持在101-105日元之间。可以预见，利用量宽政策刺激股市重新回升和日元贬值的空间已相当有限。需要注意的是，9月上旬以后出现的大幅度日元贬值和股市回升与安倍经济学无关，主要是由于美国退出量宽，美国利率上升预期增强，市场大量购买美元，导致日元贬值。事实上，这种急剧的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并没有好处。
财政政策效果也很难期待。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中心的财政政策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的扩大，但一来其乘数效果越来越小，二来在日本财政糟糕的情况下，也难以挤出更多的资金。恣意增加公共投资结果只会是长期债务的不断累积，无异于饮鸩止渴。
而“新增长战略”对解决结构性问题能否产生效果，尚有待观察。日本的财政问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创新能力下降等结构性问题是长期遗留问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绝不是安倍内阁一届政府所能解决的。
“未来十年实现实际经济增长率2%”，这一基本目标很难实现。过去的20年中，日本的实际增长率只有-0.1%，未来十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要远低于前20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只能更严峻，因此要实现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无异于天方夜谭。其他指标，诸如财政重建和增加人均国民收入等20多项具体指标，都是以这个目标为前提的，而一旦这一前提落空，所有的目标都是镜花水月。
经济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南都：单就“安倍经济学”的政策目标而言，内部也有相互矛盾、左右手互搏之处，比如要实现长期的财政平衡，但却在短期内加大财政刺激力度；比如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提高消费税，但提高消费税却会进一步降低民众的购买力，降低经济增速。
张季风：是的。安倍经济学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反而会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
首先是私人消费可能重返低迷。日本的私人消费占G DP的56%，是左右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过去的20年当中，由于经济长期低迷，私人消费大多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去年私人消费出现了显著回升。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效应；二是消费税率增税前的“扎堆消费”。扎堆消费主要体现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特别是住宅消费的超常扩大，但非耐用消费品的销售增幅有限。由于是非常规的消费，不具备可持续性。尽管安倍决定将提高消费税率推迟一年半，2015年和2016年消费可能稍有好转，但2017年4月消费税提高至10%，私人消费还将出现新一轮的大起大落。此后，慢性消费低迷恐怕难以避免。
二是物价上涨，收入难增。收入能否提高是决定日本经济景气的关键因素，而它并不是由货币供应关系所决定的。“安倍经济学”没有把增加工资作为政策重点，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
在经济不景气且国内外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减少雇用正式员工和扩大雇用非正规员工来削减经营成本，也是无奈之举。今年上半年民众工资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4月份以后每个月的物价上涨都在3.0%以上，而工资仅上涨2%，经厚生劳动省测算，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每个月日本实际工资都下降了1.5%左右。
三是外需疲软，贸易逆差难扭转。近年来，出口占日本GDP14%左右。受日元贬值影响，去年日本出口大幅度回升，出口额达到69.79万亿日元，与上年同比增9.5%。虽然出口出现转机，但贸易逆差却越来越突出。去年日本进口总额为81.26万亿日元，增幅高达15%，打破历史最高纪录。结果日本出现了11.47万亿日元的巨额贸易逆差，比上年增加了65.3%。这是1979年以来第一次连续三年出现贸易逆差。产生如此巨额的贸易逆差，固然与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但更直接的原因还是能源大量进口和日元贬值。
另外，安倍的外交政策导致日本与中韩关系紧张，而现在也没看到改善的希望。中韩分别是日本的第一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关系的恶化也会阻碍日本出口的增长。
南都：中长期看，日本的债务风险最让人担心。
张季风：是的，随着日本人口少子高龄化的不断加剧及在社保上的连年膨胀，使得日本财政状况日趋恶化。衡量一国的债务状况，通常有三个指标，一是年度经常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二是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三是扣除金融资产后的政府净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去年日本上述三个指标分别为6.5%、227%和144%，无论用哪个指标衡量，日本的财政状况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都是最糟的。然而，通过上调消费税率来摆脱财政困境很难期待。提高消费率1个百分点每年最多增加2.7万亿日元左右的税收，提高2个百分点仅为5.4万亿日元左右，即便不推迟提高消费税，每年增加的消费税对于1000多万亿日元的长期债务，无异于杯水车薪。
安倍也将“财政重建”作为改革的重头戏，但实际实施的经济政策，却与财政重建相矛盾。例如，实施企业所得税减税政策，将减少总体税收；以东京奥运会为中心的公共投资的增加将使长期债务进一步扩大。日本央行推行量宽政策，不断扩大长期国债的回购。如果利息一旦攀升，国债费势必骤然扩大，财政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