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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之争”余波未平，近日金明文声称，又在余秋雨新作《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文章见附）一书中发现了四处错误，并发表题为《一篇千字文 硬伤何其多》的文章。全文如下：
一篇千字文 硬伤何其多 ―读余秋雨散文新作
金文明
8月7日的《新民晚报・夜光杯》版，又发表了余秋雨先生的新作：《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文章见附）。古色古香的文题，透露出骄人的侠气和才情。文章开头，先向读者传达了一个撩人的喜讯：余先生那本《文化苦旅》，已光荣入选为大可堂版第一部现代文学线装图书，并将“交给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后半部分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余先生沉浸在极度喜悦中的潇洒情怀和得意心态。他又是请名家篆刻闲章,又是由自己拟定对联,忙得不亦乐乎。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不能不使我为他的成功高兴了好一阵子。
但高兴过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扫兴。也许谁也不会想到，在这篇仅仅一千多字的短文中，竟然出现了四处明显的低级文史差错。情况真是如此吗？不妨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先看引书中的问题。余先生写道：
[第一册]第二枚闲章为：“且食蛤蜊，安问狐狸。”这八个字来自两部古籍。《南史・王弘传》：“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后汉书・张纲传》：“豺狼当道，不问狐狸。”“不知许事，且食蛤蜊”一语，余先生说出自《南史・王弘传》。其实《王弘传》中根本就找不到。正确的出处应当是《王融传》。王融是王弘的曾孙，两人相隔三代，余先生张冠李戴了。记得清人黄遵宪曾在《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诗中用到这个典故：“我不知许事，我且食蛤蜊。”钱仲联先生笺注时就准确地标明了它的出处是《南史・王融传》。这一字之误，便让人看出了余先生跟前辈学者之间的差距。“豺狼当道，不问狐狸”一语，余先生说出自《后汉书・张纲传》。但一查这篇传记，该书原文却作“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八字之中，竟然引错了两个字。这种任意乱改典文的习惯，在余先生身上几乎成了难以根治的痼疾。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中指出他《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书中的引文差错竟达27处之多，就是明证。
再看对联格律上出现的差错。余先生写道：第二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梦里寻梅，百门寥落”；第二枚印章为“海外追云，千年一叹”。两枚可成一联……凡是有点古文化修养的人都知道，对联不是快板诗或顺口溜，它在格律（平仄）上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上联和下联中，除个别字允许可平可仄外，其余各字必须上下平仄对立。尤其是句脚（末字），更应上联为仄，下联为平，才能谐调合律。余先生这副自拟的对联，上联前句为“梦里寻梅”，下联前句为“海外追云”，声调都是“仄仄平平”，完全不管平仄的对立；而句脚用字，又一个作“落”，一个作“叹”，也都是不相对立的仄声字。试问：有谁见过这样不讲格律的对联吗？还有，余先生为他《文化苦旅》第三册拟定的一副对联是：“海若无边天作岸；山至绝顶我为峰。”他得意地说：这一联“最早见有林则徐写过，后人再写每有改动，我又改了”。
据我的朋友、专治中国古典诗词，并且精通对联的徐培均教授说，他曾在福建马尾岛罗星塔上见到过林则徐写的这副对联，原文是：“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而我自己也曾读到过刘海粟先生书赠沈祖安这副稍有改动的对联，原文是：“海到尽时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林、刘两本的文字虽然略有差异，但都符合格律的规定，如第二字上联均作“到”，下联均作“登”，一仄一平，互相对立。然而到了余先生手里，上联的“到”被改为“若”，下联的“登”被改为“至”，两字都成了仄声，平仄的对立完全被破坏了。他那不通对联格律的底儿也由此暴露无遗。徐培均教授对这种不懂装懂、胡乱改字的评断是：“点金成石，佛头着粪。”诚可谓一针见血。
最后看一处用词的差错。余先生写道：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
这里所用的“见赠”，实在是一个可以让人啼笑皆非的低级差错。在古代汉语中，“见赠”的“见”，是动词“赠”的前置宾语，作第一人称“我”解。“见赠”就是“赠送给我”，只用来表示别人对自己的馈赠。例如孔尚任《桃花扇・骂筵》：“这是画友蓝瑛新来见赠的。”用得完全正确。现在，余先生上句既然说“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那么下句就应当是余先生赠字给梅洁。赠送给别人东西，怎么能说“见赠”呢？这不是完全用反了吗！联想到余先生运用“古词变义”理论活用“致仕”的例子，莫非他又把“见赠”活用为“看见并赠送”了？
此外还有两处用词不规范、表达不准确的地方，限于篇幅，我就不讲了。
以上这些问题，按说无需我来饶舌，因为买卖双方既然自愿成交，别人是无权干涉的。但考虑到大可堂刊印的线装图书，都是所谓“散发竹帛清芬”，准备供人珍藏，以便“历尽千百年吟哦”的“精品”，如果让这种不伦不类的“对联”刻成闲章印入书中，势必会有损于这家文化有限公司的令名，而且也将使众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顾客望而却步，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地提出来。建议大可堂能特聘几位懂行的专家学者，先帮余先生把那几副对联的文字改一改，然后重新刻章刊行。否则，真正受到损害的，只能是“下决心出这部书的”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还有什么“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
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
余秋雨
在我上海寓所里有两只引人注目的书箱，一只是楠木的，一只是红木的，箱门上都刻着古雅的篆字：“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
大可堂集中了浙、沪等地一批高级专业人员，精心研发中国传统的宣纸线装、函封玉签的印书技术多年，制作了一系列值得珍藏又容易湮没的线描连环图集，一部部慎重推出，卷帙浩繁的《点石斋画报》便是其中之一。现在，海内外收藏界和读书界都以拥有几部大可堂版的图书为幸事。从去年开始，他们准备尝试着用这种精致而又麻烦的传统印刷技术制作几部现代人写的文学作品，第一部选中的竟是我的文集。制作成后，还将交给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对此，我有点诚惶诚恐，觉得自己的那些文章还没有资格接受如此古老的装璜仪式。但是，内心又实在太喜欢中国传统的书籍形态，钦佩它既沉淀着一种历尽千百年吟哦的悠远美丽，又指向着一种散发竹帛清芬的环保境界。我的文章，多数都在探讨中外文明的历程，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台阶，便是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纸张和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这也就是说，现在被我们看作稀有印刷物的宣纸线装本，实在是中外近世文明在传播手段上的母本形态。能用这种母本形态印一印自己的作品，当然是一种奢侈的心愿，只是不想太贪心，先印其中一本《文化苦旅》试试吧。
《文化苦旅》已经出版十年。承蒙海内外读者的厚爱，此书一直列于世界各地华文书排行榜前列。在读者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走远了，路途、景观、感受、思考都大不一样，文体和文笔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我的苦旅会延续到如此之长，如此之久，是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现在重翻《文化苦旅》，已恍如隔世，它成了我自己的“古籍”。
线装本有自己的美学。除惯常的函封装帧外，在竖排繁体的文本之前，似乎也不宜强加太多的现代审美形式。与专家们商量，决定每册加盖两枚篆刻闲章。一函分四册，共为八枚。闲章上的文字由我拟定，篆刻家则由大可堂聘请此道名家吴天祥执刀刊印。
四册中的八枚闲章，内容如下――
第一册的第一枚闲章为：“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当然是说自己远行的状态，意思很明白，但刻起来很费事，因为要在方寸之间容得下十个字，很花功夫。第二枚闲章为：“且食蛤蜊，安问狐狸。”这八个字来自两部史籍。《南史・王弘传》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后汉书・张纲传》云：“豺狼当道，不问狐狸。”后人方尔谦检拾而成自题联，正合我的人生观，惊喜取之，分惠读者。
第二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梦里寻梅，百门寥落”；第二枚印章为：“海外追云，千年一叹”。两枚可成一联，也是我的自况。
第三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海若无边天作岸”；第二枚闲章为：“山至绝顶我为峰”。也是一联，最早见有林则徐写过，后人再写每有改动，我又改了。我喜欢这两句话所传达的“绝境提升”精神，真可谓气吞山河。
第四册的第一枚闲章是：“老将当风，万夫气短”；第二枚是：“清弦一曲，列座无言”。这是一副旧联，有一种自求孤独的英雄美。前些年我毫无理由地受到大批中国文人长时间围攻，妻子拿着上联来开玩笑，而我则把下联送给她。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梅洁看了哈哈大笑，说要挂在客厅正中央。
这八枚闲章刻成后，将以朱红印泥分别盖在线装本《文化苦旅》每本分册前的扉页宣纸上，可以想象那会是多么鲜明又多么得体。我想，这八枚闲章，也许会成为很多读者收藏这套书的理由之一。因此，我要深深感谢那位篆刻家，也感谢下决心出这部书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大可堂。
一篇千字文 硬伤何其多 ―读余秋雨散文新作
金文明
8月7日的《新民晚报・夜光杯》版，又发表了余秋雨先生的新作：《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文章见附）。古色古香的文题，透露出骄人的侠气和才情。文章开头，先向读者传达了一个撩人的喜讯：余先生那本《文化苦旅》，已光荣入选为大可堂版第一部现代文学线装图书，并将“交给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后半部分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余先生沉浸在极度喜悦中的潇洒情怀和得意心态。他又是请名家篆刻闲章,又是由自己拟定对联,忙得不亦乐乎。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不能不使我为他的成功高兴了好一阵子。
但高兴过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扫兴。也许谁也不会想到，在这篇仅仅一千多字的短文中，竟然出现了四处明显的低级文史差错。情况真是如此吗？不妨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先看引书中的问题。余先生写道：
[第一册]第二枚闲章为：“且食蛤蜊，安问狐狸。”这八个字来自两部古籍。《南史・王弘传》：“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后汉书・张纲传》：“豺狼当道，不问狐狸。”“不知许事，且食蛤蜊”一语，余先生说出自《南史・王弘传》。其实《王弘传》中根本就找不到。正确的出处应当是《王融传》。王融是王弘的曾孙，两人相隔三代，余先生张冠李戴了。记得清人黄遵宪曾在《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诗中用到这个典故：“我不知许事，我且食蛤蜊。”钱仲联先生笺注时就准确地标明了它的出处是《南史・王融传》。这一字之误，便让人看出了余先生跟前辈学者之间的差距。“豺狼当道，不问狐狸”一语，余先生说出自《后汉书・张纲传》。但一查这篇传记，该书原文却作“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八字之中，竟然引错了两个字。这种任意乱改典文的习惯，在余先生身上几乎成了难以根治的痼疾。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中指出他《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书中的引文差错竟达27处之多，就是明证。
再看对联格律上出现的差错。余先生写道：第二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梦里寻梅，百门寥落”；第二枚印章为“海外追云，千年一叹”。两枚可成一联……凡是有点古文化修养的人都知道，对联不是快板诗或顺口溜，它在格律（平仄）上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上联和下联中，除个别字允许可平可仄外，其余各字必须上下平仄对立。尤其是句脚（末字），更应上联为仄，下联为平，才能谐调合律。余先生这副自拟的对联，上联前句为“梦里寻梅”，下联前句为“海外追云”，声调都是“仄仄平平”，完全不管平仄的对立；而句脚用字，又一个作“落”，一个作“叹”，也都是不相对立的仄声字。试问：有谁见过这样不讲格律的对联吗？还有，余先生为他《文化苦旅》第三册拟定的一副对联是：“海若无边天作岸；山至绝顶我为峰。”他得意地说：这一联“最早见有林则徐写过，后人再写每有改动，我又改了”。
据我的朋友、专治中国古典诗词，并且精通对联的徐培均教授说，他曾在福建马尾岛罗星塔上见到过林则徐写的这副对联，原文是：“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而我自己也曾读到过刘海粟先生书赠沈祖安这副稍有改动的对联，原文是：“海到尽时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林、刘两本的文字虽然略有差异，但都符合格律的规定，如第二字上联均作“到”，下联均作“登”，一仄一平，互相对立。然而到了余先生手里，上联的“到”被改为“若”，下联的“登”被改为“至”，两字都成了仄声，平仄的对立完全被破坏了。他那不通对联格律的底儿也由此暴露无遗。徐培均教授对这种不懂装懂、胡乱改字的评断是：“点金成石，佛头着粪。”诚可谓一针见血。
最后看一处用词的差错。余先生写道：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
这里所用的“见赠”，实在是一个可以让人啼笑皆非的低级差错。在古代汉语中，“见赠”的“见”，是动词“赠”的前置宾语，作第一人称“我”解。“见赠”就是“赠送给我”，只用来表示别人对自己的馈赠。例如孔尚任《桃花扇・骂筵》：“这是画友蓝瑛新来见赠的。”用得完全正确。现在，余先生上句既然说“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那么下句就应当是余先生赠字给梅洁。赠送给别人东西，怎么能说“见赠”呢？这不是完全用反了吗！联想到余先生运用“古词变义”理论活用“致仕”的例子，莫非他又把“见赠”活用为“看见并赠送”了？
此外还有两处用词不规范、表达不准确的地方，限于篇幅，我就不讲了。
以上这些问题，按说无需我来饶舌，因为买卖双方既然自愿成交，别人是无权干涉的。但考虑到大可堂刊印的线装图书，都是所谓“散发竹帛清芬”，准备供人珍藏，以便“历尽千百年吟哦”的“精品”，如果让这种不伦不类的“对联”刻成闲章印入书中，势必会有损于这家文化有限公司的令名，而且也将使众多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顾客望而却步，所以我才不揣冒昧地提出来。建议大可堂能特聘几位懂行的专家学者，先帮余先生把那几副对联的文字改一改，然后重新刻章刊行。否则，真正受到损害的，只能是“下决心出这部书的”大可堂文化有限公司，还有什么“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
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
余秋雨
在我上海寓所里有两只引人注目的书箱，一只是楠木的，一只是红木的，箱门上都刻着古雅的篆字：“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
大可堂集中了浙、沪等地一批高级专业人员，精心研发中国传统的宣纸线装、函封玉签的印书技术多年，制作了一系列值得珍藏又容易湮没的线描连环图集，一部部慎重推出，卷帙浩繁的《点石斋画报》便是其中之一。现在，海内外收藏界和读书界都以拥有几部大可堂版的图书为幸事。从去年开始，他们准备尝试着用这种精致而又麻烦的传统印刷技术制作几部现代人写的文学作品，第一部选中的竟是我的文集。制作成后，还将交给赫赫有名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对此，我有点诚惶诚恐，觉得自己的那些文章还没有资格接受如此古老的装璜仪式。但是，内心又实在太喜欢中国传统的书籍形态，钦佩它既沉淀着一种历尽千百年吟哦的悠远美丽，又指向着一种散发竹帛清芬的环保境界。我的文章，多数都在探讨中外文明的历程，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台阶，便是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纸张和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这也就是说，现在被我们看作稀有印刷物的宣纸线装本，实在是中外近世文明在传播手段上的母本形态。能用这种母本形态印一印自己的作品，当然是一种奢侈的心愿，只是不想太贪心，先印其中一本《文化苦旅》试试吧。
《文化苦旅》已经出版十年。承蒙海内外读者的厚爱，此书一直列于世界各地华文书排行榜前列。在读者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走远了，路途、景观、感受、思考都大不一样，文体和文笔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我的苦旅会延续到如此之长，如此之久，是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现在重翻《文化苦旅》，已恍如隔世，它成了我自己的“古籍”。
线装本有自己的美学。除惯常的函封装帧外，在竖排繁体的文本之前，似乎也不宜强加太多的现代审美形式。与专家们商量，决定每册加盖两枚篆刻闲章。一函分四册，共为八枚。闲章上的文字由我拟定，篆刻家则由大可堂聘请此道名家吴天祥执刀刊印。
四册中的八枚闲章，内容如下――
第一册的第一枚闲章为：“风尘三尺剑，天涯一车书。”当然是说自己远行的状态，意思很明白，但刻起来很费事，因为要在方寸之间容得下十个字，很花功夫。第二枚闲章为：“且食蛤蜊，安问狐狸。”这八个字来自两部史籍。《南史・王弘传》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后汉书・张纲传》云：“豺狼当道，不问狐狸。”后人方尔谦检拾而成自题联，正合我的人生观，惊喜取之，分惠读者。
第二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梦里寻梅，百门寥落”；第二枚印章为：“海外追云，千年一叹”。两枚可成一联，也是我的自况。
第三册的第一枚闲章为：“海若无边天作岸”；第二枚闲章为：“山至绝顶我为峰”。也是一联，最早见有林则徐写过，后人再写每有改动，我又改了。我喜欢这两句话所传达的“绝境提升”精神，真可谓气吞山河。
第四册的第一枚闲章是：“老将当风，万夫气短”；第二枚是：“清弦一曲，列座无言”。这是一副旧联，有一种自求孤独的英雄美。前些年我毫无理由地受到大批中国文人长时间围攻，妻子拿着上联来开玩笑，而我则把下联送给她。前不久河北作家梅洁来索字，我也曾以这几个字见赠，梅洁看了哈哈大笑，说要挂在客厅正中央。
这八枚闲章刻成后，将以朱红印泥分别盖在线装本《文化苦旅》每本分册前的扉页宣纸上，可以想象那会是多么鲜明又多么得体。我想，这八枚闲章，也许会成为很多读者收藏这套书的理由之一。因此，我要深深感谢那位篆刻家，也感谢下决心出这部书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大可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