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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儿子患癌症去世的妈妈写给侨报的信 （多图，注意手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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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同一事件.
【独家专访】前香港武打明星老年丧子 夫妇恨医护冷血上书总理
yorkbbs记者
楼主 5 天前
移居加拿大的香港前武打明星陈星夫妇，老年得子却暮年为其送终，其子George于2015年11月11日病逝于多伦多总医院。在多伦多几家医院经历了为子治病的残酷过程之后，他们深感病人的生死完全被一些医护人员所掌控，他们对患者的病痛漠视无情甚至残酷。因此他们夫妇愤然于11月24日到渥太华国会山递交状书给总理特鲁多，希望政府了解医院内这些冷血乱象。
当天渥太华首降大雪，上午10时24分在纷纷雪花中，陈星夫妇走上国会山的台阶，在正门向警卫的皇家骑警警官讲明来情，希望其代为转交投诉信件给总理特鲁多。警卫表示他们从不接受和代传任何信件或物品，出于安全的考虑所有信件都通过邮局寄交。陈星夫妇随后转往联邦高级法庭递交相关文件。
花甲之年得贵子
现年82岁的陈星是七十年代東南亞影壇界的功夫武打明星，他在六十至八十年代先後跟張徹、王羽、姜大衛、成龍、劉德華等巨星合作，參與了眾多武俠影片，像《獨臂刀王》、《保鏢》、《雙俠》、《十三太保》、《新獨臂刀》、成龙版《新精武门》等一百四十多部電影、電視劇。
息影后陈星和夫人童加佳长期生活于印尼，儿子George Chan在1994年在印尼出生的时候，他正值60岁而夫人也已经39岁，这是他们婚后18年期盼已久的爱子。1998年他们抛弃了在印尼富裕的生活(家里曾经雇佣2名护士2名司机3名佣人)，带着200万现金移民到加拿大，起初定居在温哥华。
George从小就读私立学校、学习钢琴、画画、溜冰、跳舞、高尔夫球等，接受完整良好的加拿大教育，个性单纯、开朗。既有西方人的绅士风度，也有华人的礼貌、孝顺、遵守家规和印尼人守信用的良好传统等。他8岁那年他们举家迁移到多伦多，George想就读多伦多大学法律专业，像他姥爷那样成为律师。
青春少年得癌症
在17岁时因睾丸肿大疼痛就医时发现患上睾丸癌（左侧），尚未涉世的他并不为未来担忧，自己研究睾丸癌的相关知识。母亲首先想到的是中医，就带着George到了北京希望能找到神奇的草药，但是当她中国污染严重，中草药重金属含量超标等现象，George也因为语言不通，第一天就想回加拿大，他本身也对中药科学性持怀疑态度，更不要说喝看上去很黑的中药了。从北京回来之后，George开始决议转读医科，希望了解更多医学知识。
2012年6月他的左睾丸肿大严重，在多伦多圣麦克（St Michael）医院做了左侧睾丸切除手术，同时腹部淋巴和肺部也发现肿瘤小点，因此被转介到Princes M肿瘤医院，见到了主治医师B(简称)医生。B医生被George的前主治医师称为是加拿大最好的一位癌症治疗医生。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医生并没有安抚病人，B医生一开始见到George就说他在2到3年一定会死，使George从开始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力。童加佳认为这个医生太独断，希望儿子多看几个医生，听听不同的意见。但儿子笃信B医生是加拿大最好的医生，即使他们母子在后来四年曾经去过亚洲多次求医，George都拒绝就诊于其他医生。
2013年George开始做化疗，B医生也开始提出做淋巴和肺部的肿瘤切除手术，警告他不然的话只能活六个月，还警告即便做了手术后两年肿瘤还会再生。眼看生命即将结束，George为了回报社会，返回出生地印尼，为当地一个慈善基金会做了一场钢琴演唱会来筹集资金。
母亲童加佳不同意主治医生的治疗方案，希望以化疗代替开刀，因此与主治医生B产生了矛盾。她表示主治医生见她提出异议时板着脸非常傲慢，坚决表示反对，并把责任推到她的身上，称George也很不合作就是因为她。
2015年George的血升到2000，才开始做重型化疗，原计划两次疗程，但做了一次之后B医生又开始要求开刀并停止了化疗，指出George只能活2到3个月，还表示没有信心治好George的病。
于是，从2015年4月份就开始没有任何治疗，由于感到失望George希望B医生能把他转到其他医院。但B医生说在多伦多只有他能做这种化疗，并拒绝做第二次化疗。
童加佳表示，停止治疗后George的肿瘤又扩散到肝，这简直是逼着孩子在2到3个月就死，这种行为是蓄意谋杀，而她拿到的B医生的医疗记录却写的完全不一样。她认为，这么做是为了满足B医生的傲慢和自尊心坚持他的治疗方案。
真诚之心得冷漠
George从4月开始每天拿着椅子去公园坐着抽烟。他说，一个最好的医生都没有信心医好我，我又有什么信心活下去!妈，我一定会死，就让我这样吧。今年中国新年我们不是要开一场音乐会吗？你就将我新作曲的CD作为音乐会主题曲。万一我死了不能出场，就放我从8岁到今年所做的曲子，所募捐来的钱，妈妈，你替我捐给医过我的医生，以他们的名义捐出去，也算为加拿大做一份善事。
母亲39岁得子，看到儿子因生存无望，每天抽烟、打游戏、睡觉也很少吃东西。万般无奈之下母亲决定到亚洲寻找希望，她带着George到北京和台湾见了两位80多岁的睾丸癌教授，她表示，两位专家认为一开始化疗药水用的太重，既然用重了就要接着用，直到把癌细胞杀死，George那么年轻应该能承受的起。北京的医生还曾经把病人的部分神经抽出来，这样治疗就不会那么疼痛。治疗过程也是先服药后化疗，她认为中国的方法比较科学。台湾的老医生，曾经有多个成功案例，希望拿到George的骨髓样本等。
但George希望把两位医生的观点带回给B医生，由他来做出决定，并办理转交骨髓的事物，并因此与母亲发生争执。2015年9月2日George独自从台北返回多伦多，母亲因有家事不能陪孩子返回，担心愧疚之余还写信给主治医生B，称George很敬重他，希望他能帮帮儿子。
George返回多伦多当天就因为长途跋涉体力不支，从机场就直接进了医院。陪护他的一位同学其母亲刚刚因癌症去世，告诉他大麻可以止痛，George不堪痛苦就第一次抽了大麻。
9月4日George到医院见了B医生，跟他讲了台湾医生的新方法，并请求转医生，希望立刻化疗以消除疼痛。B医生说不可能不会疼，你站都站不稳还要化疗？二、三天你就死了，快去安宁病房打吗啡治疗吧。
童加佳认为，B医生从开始说的George能活二年，到六个月，到二、三个月，到最后的二、三天。真可能把George给吓死了。她不明白患者为什么不能获得适当的安慰，却总得到恐吓。她认为，B医 生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狭隘的心胸，傲慢又偏见，想往上爬又医不好病人，心中积累太多不如意，因此遇到稍不听话不合作的，精神就产生严重问题。对这些病人就 简单地送到安宁病房去打吗啡等死。安宁病房（Palliative care）其实就是放弃治疗等死的临终病房，主要针对那些对医疗无效的患者，靠各种药物（毒品）缓解痛苦直至死亡。
George一连七天每2、4个小时打一次吗啡，导致内脏器官疼痛、吐血、泻血。2015年6、7、8月，她连续要求开医生见面会，希望继续化疗，但还是被拒绝。9月4日，当身在台北的她接到儿子电话说：妈妈，医生说我二到三天就会死了，你快点回来，不然你见不到我最后一面。我什么都求他了，我现在才知道他是那么顽固不堪，为了什么？他说你要死了，不用查了，前两天死了一个21岁的孩子，和你同龄，你放心，你死了会有朋友。
George后悔地说，妈妈我错了，我后悔没听你的话留在台湾，我现在回不去了。
她在两天后回到多伦多，看到他被吗啡折磨昏睡的样子非常心疼，觉得肉像被人一块一块切下来，却又那么无助和无奈，George在安宁病房一周的时间，体重骤减14公斤。
在最后关头的9月10日，她们母子抱着一线希望前往美国。但美国医生说George之前用的化疗药水太重，现在化疗药已经无效了，只有尝试重型化疗，但依然需要加拿大提供George的骨髓，这同样会遭遇强大的阻力，于是这次最后的尝试又无功而返。
耄耋之年得噩耗
2015年10月17日George病情再次恶化，进入多伦多总医院（Toronto General Hospital）急诊，在住院期间遇到两位好医生，给George吃一些口服化疗药物，并有了一些效果。可是按照医院的规定，2周之后更换医疗小组。新来的值班医生A（化名）医生一来就用强吗非药物量，是普通吗啡的6到8倍的强度。此举遭到童女士的强烈反对，但是医生依然坚持。以后George的吗啡注射频率不断加大，导致他咳嗽不止并染上毒瘾，最后是每2小时打8mk，但病例中却没有记录。她认为安宁病房存在加速死亡的谋杀和作假脱罪的严重问题，他们心理变态，那么强烈地想置人于死地。
2015年11月11日，童女士准备带儿子回家，她先从医院带一些东西回家。下午3点返回的时候发现儿子依然昏睡，一问才知在她离开的这个空挡，护士又给他注射了吗啡，同时又在输一大袋激素，使得George昏昏欲睡。快5点的时候，George开始吐血，童女士要求医生前来处置，让护士输血，但是一直没有回应，就看着他吐血、流血。护士甚至冷血地说：我不能帮你输血，你很快就要死了，你不是很爱你母亲，你应该跟你母亲说说话。
在童女士的百般请求之下，护士答应去拿血浆，但需要半个小时。当时是晚上7点45分，佟女士抱住儿子说：你一定要留一口气，再过半个小时血就来了。George一直顶到8点35分，看了母亲一眼说：我顶不住了。然后，终因血流尽瞪着双眼而亡。更让童女士寒心的是来收拾的两个护士，看到George因病肿胀的像气球那么大的睾丸，居然在那里笑了起来。
在 住院期间，因看着护士不作为，童女士曾经两次报警，但警方都以医院的事情他们无法介入为由拒绝。她觉得医生权力太大，可以决定病人生死，他们在医院为所欲 为，滥杀无辜，连警察都不会过问。她希望政府能知道这些事情，要清理医院那些凶残的人类垃圾，以避免更多的无辜的男女老幼变成他们的手下阴魂。
官司难赢还有赔偿风险
多 伦多执业律师靳大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和医生打官司难度很大，尤其是人已经死去的案例。往往因缺乏证据，医生之间也难以获得有利于患者的证据，医生诊断过 程和病例往往也会严格按照标准行事，因此很难从冷漠、无情的角度去推测。如果患者在手术时因为医疗事故依然活下来，这种属于对社会还有一定价值的案例还有 可能打官司。
加拿大太平洋医疗事故律师行也在其网站上指出:加拿大医生权力太大，很难告赢。加拿大所有的医生都参加加拿大医学保护协会（Canadian Medical Protective Association (CMPA)），该协会是一个非常复杂、资源充足的机构。CMPA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其成员的职业诚信，目前有8.6万名医生成员，有超过$25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如果有针对该协会成员的诉讼，医生的诉讼费用（如律师费、专家费用及其他开支），以及最终任何由和解或判决而导致的费用都由该协会承担。
此外，CMPA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维护其会员的职业诚信，也就是说证明其正确性。除非有充足的证据，否则他们会拒绝任何赔偿。加拿大全国针对医生的诉讼案件有60%是无法立案，这些进入法律程序的诉讼有86%是不成功的。
具有医学诉讼经验的律师很少；诉讼起步资金就要5000到1.5万，如果进展顺利，有的律师愿意垫付一些资金。而且一旦诉讼失败，你需要承担双方的律师费用以及其他一些费用，其数额是巨大的。因此诉讼之前需要仔细考虑和准备。
医师和外科医生学会（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是安省医生的监督机构，可以向他们投诉，这是不需要费用的，但过程比较漫长，结果也只能是对相关医生进行行业内部纪律处分。
医院方面不予置评
记者为此向涉及事件的两家医院发出查询，希望就童女士提出的投诉予以核实。Princess M医院的公共关系部高级顾问Jane Finlayson回复表示，没有医院会对某个病人的治疗护理工作与病人家属以外的人进行讨论。在处理死亡事件中，院方也只能与死者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相议。如果当事人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医院患者关系部（Patient Relations）投诉，该部门属于医院的监督部门，可以要求他们予以调查。
截至发稿时，没有接到多伦多总医院的回复，如有回复我们将会及时补充到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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