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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之所以想到来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受到子虚先生的启发，他解读了任继愈大师的采访录。我也解读一下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语录。中国自孔子开创语录体，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开创的对话体，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上的差别。中国独断式的语录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中国人的专制思维模式。平等自由对话只在西方产生，在中国是没有传统的，也没有市场的。中国人的语录情结是如此之浓重，实在是中国特色的国学重要特征。想起黎鸣先生曾经对国学下的定义：国学无学,国学家，就是无学家。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1、一读到这条语录，就立即想起了雷锋日记中的那条语录：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热情，对坏人坏事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毫不留情，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的残酷。季羡林先生的这条语录，其实也就是雷锋日记的现在版。“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这个“另当别论”其实就是可以弄虚作假，可以非真，且残忍。另外，谁是坏人呢？谁有权来定一个人是坏人？谁又能够思考一下好人与坏人标准与界限？雷锋式的砖头作出的判断标准，完全是毛泽东的语录。因此他最听毛的话。好人与坏人，革命与反革命，在“文革”时最流行，可惜，弄到最后，坏人与反革命究竟在哪里？还得靠枪杆子说了算。
2、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犯法的罪人与没有犯法的公民。好人与坏人只是相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的，你的肉，他人的毒，只有在法律层次上才能够判断一个人。没有犯法的人，就应该享受公民待遇，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中国在古代将人分为“君子”、“小人”，弄了几千年，越弄越糊涂，越搞越昏暗，终于最后什么也说不清了。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1、“坏人，同一切的有毒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记得鲁迅曾经引用过一个西方《小约翰》的寓言故事：毒蘑菇听到人们议论说蘑菇有毒，因此就判定这是在说“人话”，因为人们想要吃这个蘑菇，才会说蘑菇有没有毒，否则，蘑菇自己有毒没毒，关他人什么事情呢？这也使我想起现在动辄喜欢说的不宽容的话题。一只羊在被人剥皮的时候如果不肯轻易就范，因此就叫它“坏羊”，不够宽容。
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用自然法则来规范的。我们永远不可能追求道德的上线，只能够管住道德的底线。法律的底线就是：人类的四大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思想言论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此外，幸福的事情，是个人自己的事情，人类社会只能够在底线之上寻找平衡点，而不是可能是寻求天堂的事情。可惜，我们一直在追求所谓的大同世界、天堂，而忽略了人，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与利益。
3、“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其意义肯定要大于牛顿三大定律的发现，甚至大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发现。问题是，谁生来就是坏人？谁的人脸上生来就贴上了“好人”、“坏人”的标签？另外，什么叫“改好”呢？我记起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里换成社会制度可能更恰当一些。当然，无论什么社会都有犯罪分子，不过，性质与概率上是大有不同的。社会里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只有概率上的意义。人，都是具体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1、好多年来，我一直有过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只有生，没有死，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是活到了一百岁，也还是会死掉的。
2、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多样性，多样性就是表现为差异，任何思想观点，任何生活情趣与爱好，都会有一部分喜欢，另一部分人不喜欢。任何人的利益，都会有他人的利益密切相联。你的肉，他人的毒。人，并不是人民币与金洋钱，那样在中国受到人人的追捧与无条件的爱戴。另外，一个人企图得到每一个人的赞誉，这本身就是极幼稚的。一个人活了九十多岁，才能够明白这一点道理，也算是中国特色的“大师”了。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1、一读才知道这是季先生望九之年发出的感叹，他终于活到了望百之年。我不知道十年后，他又发出了什么感叹。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还真是不错。人只能够期望自己的寿命，怎么可能预算得了呢？不是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吗？但是，寿命的长短在中国确实不是件小事，而是事关重大。中国人追求的“福、禄、寿”，幸福指数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寿”，福也有了，禄也有了，可惜“不幸短命而死矣”，那就是中国人最大的遗憾呢。这种遗憾可以用这句诗来形容：“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巾。”可以想见，如果季先生也以五十而亡，肯定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世界上还有过一个季羡林大师了。
2、季大师终于在其九十高龄的时候，看透人生，毕竟比孔子圣人还差点。孔子是“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不过，看透了什么呢？就是发现人间“确实是有坏人”的，而且“坏人是不会改好的”。人有倒霉的时候，也有走运的时候之类,人类的至真至理。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1、人渴了就要喝水，饿了就要吃饭，内急了，就要排泄。人在干渴的时候，要想到有水喝的时候，在饥饿的时候，就要想到鱼肉丰足的时候，要始终保持体内的物质与情绪的平衡与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2、秘诀：只要长寿，便没有什么失去，也无所谓得到。失去的，会在别人死后弥补回来，得到的，也会因为寿命太长而失去，在得失之间，从而看轻看淡。可见，活得长，才是季先生最成功的秘诀。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1、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我就不信季先生没有吃过猪肉或者牛肉之类的动物的肉？如果吃过，季先生岂不是不让别的动物生存？难道便可以以此来判定季大师是罪恶的人？
2、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能否实执下去，常常取决于力量的对比，不是取决于良心的发现。鲁迅举过一个例子:刺猬与兔子之间是没有条件的,刺猬无论兔子叫得多么凄惨,那个刺也还是要过来的。但是,刺猬与刺猬之间就不是,他们得互相顾忌。这就是社会原理。因此，我们还是少说一点善与恶的话题吧。多设想一下，如何创建一种制衡侵犯他人的力量。以恶制恶，善莫大焉。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1、说真话，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如何来保证一个人不会因为言而获罪。这才是保证真话的力量。如果一个人说真话，喉舌都要被割掉，我看“要说真话”，就要改为"谁还敢说真话?",另外,究竟是“要”谁说真话呢？“要”的前提不要省略了＿＿要说真话的，我想首先应该是政府。政府谎言成堆成性，而传媒又充当谎言的喉舌，我们还能够指望什么？
2、如果政府是说真话的主体，那么“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很可怕。季大师大概不知道，政府信息不公开，也是一大谎言。假话，竟然有时在不说的时候就说了。
3、作为个人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生命比真话更重要。如果不说假话，就会被要命，我以为就不应该让这样的个人去承担说真话的全部后果。
4、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公民，不再因言获罪。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1、每个人只能够说他自己的“真话”，否则，他岂不成了“真理”的化身？更何况，“真话”还涉及到一个人的认识水平及判断能力。真与假的问题，西方利用学术自由来辨别，同时又设立了法庭，并且双方有律师，而且还有陪审团的监护与判断，真与假的问题是要这样才能够解决的。但是，在中国，从来只有语录，法律上，只设有“公堂”。惊堂木一拍，认的可不是“真假”，而是白花花的银子与官位的大小。
2、如果一个社会靠谎言就可以获利，就可成功，并且可以做大事，那么论及“真言”还是“假话”其实是徒劳的，要解决的问题要害，看来在季先生话的后面。这样看来，季大师一直思考在事物的表层，却活在中国文化的核心。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大师。这一点与柏林是不同的。他思想在事物的深层，却活在社会的表层。因此柏林才是真正的大师。
2009年11月12日
题解：之所以想到来做这个事情，是因为受到子虚先生的启发，他解读了任继愈大师的采访录。我也解读一下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语录。中国自孔子开创语录体，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开创的对话体，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及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上的差别。中国独断式的语录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中国人的专制思维模式。平等自由对话只在西方产生，在中国是没有传统的，也没有市场的。中国人的语录情结是如此之浓重，实在是中国特色的国学重要特征。想起黎鸣先生曾经对国学下的定义：国学无学,国学家，就是无学家。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1、一读到这条语录，就立即想起了雷锋日记中的那条语录：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热情，对坏人坏事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毫不留情，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的残酷。季羡林先生的这条语录，其实也就是雷锋日记的现在版。“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这个“另当别论”其实就是可以弄虚作假，可以非真，且残忍。另外，谁是坏人呢？谁有权来定一个人是坏人？谁又能够思考一下好人与坏人标准与界限？雷锋式的砖头作出的判断标准，完全是毛泽东的语录。因此他最听毛的话。好人与坏人，革命与反革命，在“文革”时最流行，可惜，弄到最后，坏人与反革命究竟在哪里？还得靠枪杆子说了算。
2、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犯法的罪人与没有犯法的公民。好人与坏人只是相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的，你的肉，他人的毒，只有在法律层次上才能够判断一个人。没有犯法的人，就应该享受公民待遇，有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中国在古代将人分为“君子”、“小人”，弄了几千年，越弄越糊涂，越搞越昏暗，终于最后什么也说不清了。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1、“坏人，同一切的有毒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记得鲁迅曾经引用过一个西方《小约翰》的寓言故事：毒蘑菇听到人们议论说蘑菇有毒，因此就判定这是在说“人话”，因为人们想要吃这个蘑菇，才会说蘑菇有没有毒，否则，蘑菇自己有毒没毒，关他人什么事情呢？这也使我想起现在动辄喜欢说的不宽容的话题。一只羊在被人剥皮的时候如果不肯轻易就范，因此就叫它“坏羊”，不够宽容。
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用自然法则来规范的。我们永远不可能追求道德的上线，只能够管住道德的底线。法律的底线就是：人类的四大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思想言论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此外，幸福的事情，是个人自己的事情，人类社会只能够在底线之上寻找平衡点，而不是可能是寻求天堂的事情。可惜，我们一直在追求所谓的大同世界、天堂，而忽略了人，作为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与利益。
3、“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其意义肯定要大于牛顿三大定律的发现，甚至大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发现。问题是，谁生来就是坏人？谁的人脸上生来就贴上了“好人”、“坏人”的标签？另外，什么叫“改好”呢？我记起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里换成社会制度可能更恰当一些。当然，无论什么社会都有犯罪分子，不过，性质与概率上是大有不同的。社会里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只有概率上的意义。人，都是具体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1、好多年来，我一直有过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只有生，没有死，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是活到了一百岁，也还是会死掉的。
2、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多样性，多样性就是表现为差异，任何思想观点，任何生活情趣与爱好，都会有一部分喜欢，另一部分人不喜欢。任何人的利益，都会有他人的利益密切相联。你的肉，他人的毒。人，并不是人民币与金洋钱，那样在中国受到人人的追捧与无条件的爱戴。另外，一个人企图得到每一个人的赞誉，这本身就是极幼稚的。一个人活了九十多岁，才能够明白这一点道理，也算是中国特色的“大师”了。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1、一读才知道这是季先生望九之年发出的感叹，他终于活到了望百之年。我不知道十年后，他又发出了什么感叹。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还真是不错。人只能够期望自己的寿命，怎么可能预算得了呢？不是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吗？但是，寿命的长短在中国确实不是件小事，而是事关重大。中国人追求的“福、禄、寿”，幸福指数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寿”，福也有了，禄也有了，可惜“不幸短命而死矣”，那就是中国人最大的遗憾呢。这种遗憾可以用这句诗来形容：“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巾。”可以想见，如果季先生也以五十而亡，肯定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世界上还有过一个季羡林大师了。
2、季大师终于在其九十高龄的时候，看透人生，毕竟比孔子圣人还差点。孔子是“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不过，看透了什么呢？就是发现人间“确实是有坏人”的，而且“坏人是不会改好的”。人有倒霉的时候，也有走运的时候之类,人类的至真至理。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1、人渴了就要喝水，饿了就要吃饭，内急了，就要排泄。人在干渴的时候，要想到有水喝的时候，在饥饿的时候，就要想到鱼肉丰足的时候，要始终保持体内的物质与情绪的平衡与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2、秘诀：只要长寿，便没有什么失去，也无所谓得到。失去的，会在别人死后弥补回来，得到的，也会因为寿命太长而失去，在得失之间，从而看轻看淡。可见，活得长，才是季先生最成功的秘诀。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1、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我就不信季先生没有吃过猪肉或者牛肉之类的动物的肉？如果吃过，季先生岂不是不让别的动物生存？难道便可以以此来判定季大师是罪恶的人？
2、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能否实执下去，常常取决于力量的对比，不是取决于良心的发现。鲁迅举过一个例子:刺猬与兔子之间是没有条件的,刺猬无论兔子叫得多么凄惨,那个刺也还是要过来的。但是,刺猬与刺猬之间就不是,他们得互相顾忌。这就是社会原理。因此，我们还是少说一点善与恶的话题吧。多设想一下，如何创建一种制衡侵犯他人的力量。以恶制恶，善莫大焉。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1、说真话，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如何来保证一个人不会因为言而获罪。这才是保证真话的力量。如果一个人说真话，喉舌都要被割掉，我看“要说真话”，就要改为"谁还敢说真话?",另外,究竟是“要”谁说真话呢？“要”的前提不要省略了＿＿要说真话的，我想首先应该是政府。政府谎言成堆成性，而传媒又充当谎言的喉舌，我们还能够指望什么？
2、如果政府是说真话的主体，那么“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很可怕。季大师大概不知道，政府信息不公开，也是一大谎言。假话，竟然有时在不说的时候就说了。
3、作为个人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生命比真话更重要。如果不说假话，就会被要命，我以为就不应该让这样的个人去承担说真话的全部后果。
4、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公民，不再因言获罪。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1、每个人只能够说他自己的“真话”，否则，他岂不成了“真理”的化身？更何况，“真话”还涉及到一个人的认识水平及判断能力。真与假的问题，西方利用学术自由来辨别，同时又设立了法庭，并且双方有律师，而且还有陪审团的监护与判断，真与假的问题是要这样才能够解决的。但是，在中国，从来只有语录，法律上，只设有“公堂”。惊堂木一拍，认的可不是“真假”，而是白花花的银子与官位的大小。
2、如果一个社会靠谎言就可以获利，就可成功，并且可以做大事，那么论及“真言”还是“假话”其实是徒劳的，要解决的问题要害，看来在季先生话的后面。这样看来，季大师一直思考在事物的表层，却活在中国文化的核心。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大师。这一点与柏林是不同的。他思想在事物的深层，却活在社会的表层。因此柏林才是真正的大师。
2009年1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