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走的路》作者：M·斯科特·派克 （连载）

[腊八粥]

第二部分 爱 死亡的风险

我说过爱是行动，爱需要与懒惰对抗，与恐惧较量。现在，让我们从“爱的行动”转向“爱的勇气”。爱，意味着自我完善，即让自我进入陌生领域，塑造出不同的、崭新的自我。在此过程中，我们接触的是从未接触过的事物，并由此获得改变。不熟悉的环境、不同的规章制度、陌生的人、事物和活动，都可能使我们面对痛苦，并由此而产生畏惧。人人都有对抗畏惧的方式，我们宁可拒绝改变，也不愿忍受改变带来的痛苦，此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勇气。勇气，不意味着永不恐惧，而是面对恐惧也能坦然行动，克服畏缩心理，大步走向未知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心智的成熟（也即爱的实质）需要勇气，也需要冒险。

如果你定期上某个教堂做礼拜，或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人：她将近50岁，每个周末上午，在礼拜仪式开始前五分钟，她都会准时来到教堂，坐在教堂后面靠边的椅子上。礼拜仪式刚结束，她就悄然、快步地走向门口。主持礼拜的牧师来到教堂门口，跟每一个人打招唿和寒暄，她却像幽灵一样，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你主动接近她，并邀请她喝咖啡、聊天，她会神情紧张地表示感谢，尽可能避免和你四目相对。她会歉意地告诉你：她另有重要约会，接着便一溜烟跑掉了。假如你跟在她身后，想看看她究竟有什么重要约会，最终，你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她径直快步回到家中。这个女人的住处，是一座小型公寓，通常是门窗紧闭。她刚刚走进家门，就迅速把门锁好，直到下一个礼拜，才再次出现在教堂里。经过深入的调查，你得知她在一家大公司里，做打字员之类的基础工作。她听从上司的一切安排，很少发表意见。她在公司里默默无闻，工作也极少出现差错。就连吃午餐时，她也不会离开座位与旁边的人进行交流。她几乎没有任何朋友，总是一个人步行回家。途径超市，她会进去购买一些日用品和食品，然后回到家里，再次紧闭门窗，直到次日上班时，才会再次出门。到了周末下午，她可能独自去电影院。她的家里有台电视机，却连一部电话也没有。她也很少和别人通信。如果你有机会亲口告诉她，说她看上去孤独而寂寞，她会明确地回答你：她喜欢当前的状态。你问起她是否养过宠物，她会伤感地告诉你：她曾养过一条狗，她非常爱那条狗，不幸的是，她的狗八年前死了，此后她再也没有养过狗。

她还会补充说：那只狗在她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我们无法知晓她的秘密。我们只知她尽力避免与人接触，不想冒险与别人打交道，也从未想过自我完善。她宁可让形象越来越小，哪怕像影子一样。她希望不被打扰、不为人知。

除了上教堂做礼拜，她没有精神贯注的对象。精神贯注不等于真正的爱，但贯注毕竟是爱的起点。给予某种事物以精神贯注，可能面临拒绝或遭受损失；接近某个人，就可能经受失去对方的危险，让你再次回到寂寞、孤独的状态。如果对方是某种有生命的事物，不管是人、宠物还是盆栽，它们都有可能突然死亡。如果信任或依赖某个人，就有可能因为对方的亡故，让自己受到莫大的伤害。精神贯注的代价之一，似乎是或早或晚你都要因为贯注对象的死亡或离去，让自己饱受痛苦的折磨。如果不想经受个中痛苦，就必须放弃生活中许多事物，包括子女、婚姻、性爱、晋升、友谊，但惟有这些事物，才能够使人生丰富多彩。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除了痛苦和悲伤，你同样可以收获快乐和幸福。完整意义的人生，势必伴随着痛苦，其中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面对心爱之人或心爱之物的死亡。如果你想避免其中的痛苦，那你恐怕只有完全脱离现实，去过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生活。

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改变、成长和衰退的过程。选择了生活与成长，也就选择了面对死亡的可能性。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士，一直活在狭隘的圈子里，可能是因为经受过一连串死亡的打击———朋友和亲人相继离世，让她备感痛苦，宁可放弃真正的生活，也不想再次面对不幸。她不想经受任何痛苦，由此放弃了心灵的成长，哪怕活得如同行尸走肉。但是，因害怕打击而逃避，只会导致心理疾病。大多数有心理疾病的人，都不能清醒而客观地面对死亡。我们应该坦然接受死亡，不妨把它当成“永远的伴侣”，想象它始终与我们并肩而行。我们甚至应该像唐璜那样，把死亡当成“最忠实的朋友”。也许这听上去有些可怕，却可以丰富心灵，让我们变得更加睿智、理性和现实。在“死亡”的指引下，我们会清醒地意识到：人生短暂，爱的时间有限，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和把握。不敢正视死亡，就无法获得人生的真谛，无法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生活。万物永远处在变化中，死亡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肯接受这一事实，我们就永远无法体味生命宏大的意义。

 

[腊八粥]

第二部分 爱 独立的风险

人生就是一种冒险。你投入的爱越多，经受的风险也就越大。我们一生要经历数以千计乃至百万计的风险，而最大的风险就是自我成长，也就是走出童年的朦胧和混沌状态，迈向成年的理智和清醒。这是了不起的人生跨越，它相当于跃向前方的奋力一跳，而不是随意迈出的一小步。很多人一生都未实现这种跨越，他们貌似成人，有时也小有成就，但直到寿终正寝之际，其心理仍远未成熟，甚至从未摆脱父母的影响，从未获得真正的独立。我是幸运的———即将满十五岁时，我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当时，我隐约体会到成长的本质，以及与之有关的风险，它带给我的体验，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不知道当时的举动，其实就是自我成长的体现，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大步向前，迈向了未知的崭新天地。

十三岁时，我在离家很远的菲利普斯·艾斯特中学就读，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男生预科中学（我的哥哥也在这所学校里上学），也是公认的明星中学。学校毕业生大多都会考入常春藤名校，毕业后如愿步入社会精英阶层。拥有这所明星中学的教育背景，人生之路可谓光明。我的家境还算富裕，父母有财力让我接受最好的私立教育，这使我充满了安全感。奇怪的是，我刚刚进入中学，就觉得与那里格格不入。那里的老师、同学、课程、校园、社交乃至整个环境，都让我难以适应。似乎除了努力学习，以便开拓美好的未来，我没有任何选择。经过两年半的努力，我益发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情绪也更加消沉。最后一年，我几乎整天睡觉，仿佛只有睡觉，才会感觉舒适和自由。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整天昏睡，可能恰恰是我在潜意识中，为即将到来的跨越做出准备。

在三年级春假，我一回到家，就郑重地向父母宣布：“我不打算再回那所学校了。”

父亲说：“你不能半途而废。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让你接受那么好的教育，你不明白放弃的是什么吗？”

“我也知道，那是一所好学校。”我回答说，“可是，我不打算回去了。”

“你为什么不想法去适应它呢？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我的父母问。

“我不知道，”我沮丧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讨厌它。我只知道，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既然这样，那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你好像没把将来当一回事。你有什么样的个人计划呢？”

我依旧沮丧地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再也不想去上学了。”

父母大为惊慌，只好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我患了轻度忧郁症，建议我住院治疗一个月。他们给了我一天时间，让我自行做出决定。那天晚上，我痛苦不堪，第一次有了轻生的念头。既然医生说我患有轻度忧郁症，那么住进精神病院，就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我哥哥在那所学校很适应，为什么我却不行呢？我清楚我无法适应学校，完全是我自己的责任，我顿时觉得自己是低能儿。更糟糕的是，我觉得自己和疯子没有两样。父亲也说过，只有疯子才会放弃这么好的教育机会。回到艾斯特中学，就是回到安全、正常的环境，回到被社会认可、对个人前途有益无害的王国。可是，我的内心却告诉我，那不是适合我的道路。就眼下看来，我的未来非常迷茫，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放弃上学，势必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压力，我该怎么办呢？我执意离开理想的教育环境，是不是果真精神失常了呢？我感到害怕。

就在沮丧的时刻，仿佛神谕一般，我听到一种声音，一种来自潜意识深处的声音：“人生惟一的安全感，来自于充分体验人生的不安全感。”这声音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尽管我的想法和行为，与社会公认的规范不相吻合，甚至使我看上去像个疯子，但我应该选择自己的路，于是，我终于安然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见心理医生，告诉他我决定不再回艾斯特中学，我愿意住进精神病院。就这样，我纵身一跃，进入了未知的天地，开始了我的独立人生，自行掌握我的命运。

成长的过程极为缓慢，除了大步跳跃以外，还包括进入未知天地的无数次小规模跨越———例如，八岁的孩子第一次独自骑车到遥远的郊区商店购物；十七八岁的孩子第一次与异性约会等。如果认为这些经历算不上冒险，那你显然是忘记了当初有类似经历时，心中强烈的紧张感和焦虑感。即使是心理最健康的孩子，他们初次步入成人世界，除了兴奋和激动，想必也不乏迟疑而胆怯。他们不时想回到熟悉、安全的环境中，想做回当初那个凡事依赖别人的幼儿。成年人也会经历类似的矛盾心理，年龄越大，越难以摆脱久已熟悉的事物。我记得十四岁以后，每天都要经历不同的变化：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不同的感觉，对于心灵而言，这都是极好的滋养。心智的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经历过各种小步跳跃，偶尔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步跳跃。我离开艾斯特中学，无疑是告别传统模式的价值观。很多人从未有过大规模跳跃，也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的成长。尽管他们看上去像个成年人，心理上却仍对父母有很大的依赖性。他们沿袭上一代的价值标准，做任何事都要得到父母的“批准”，即使父母早已离开人世，他们心理上仍旧难以摆脱依赖的情结。他们从来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人生最大幅度的跳跃，大都出现在青春期时代，但实际上，这种跳跃可以在任何年龄进行。有一位35岁的女士，她有三个孩子。她的丈夫独断专行，以自我为中心，生活在这种阴影下，经历过长时期的痛苦，她终于意识到由于对丈夫和婚姻过于依赖，使她被褫夺了一切人生乐趣。她曾想通过努力，让婚姻变得正常，但其努力最终化为泡影。她鼓起勇气，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忍受着丈夫的指责、邻居的批评，带着孩子离开了家门。她冒着风险，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恰恰从这一刻起，她有生第一次成为她自己。还有一位52岁的企业家，他经历过严重的心脏病发作，情绪极为消沉。他回顾追名逐利的一生，觉得那一切毫无意义。他意识到长期以来，他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他所做的一切，无不是为取悦他的母亲———他的既专制又挑剔的母亲。他一生拼命苦干，只为得到母亲的认可，按照母亲的标准塑造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他第一次抗拒母亲的心意，也不顾妻子和儿女的反对，到乡下开了专营老式家具的小店。到了他这样的年龄和地位，进行如此翻天覆地的改变，心里的压力和痛苦可想而知。可是，他还是表现出超人的勇气，实现了年轻时的夙愿，当然，这也得益于他能接受心理医生的帮助。接受心理治疗，未必就会降低成长的风险，心理治疗的价值，在于它能提供恰当的激励，给予病人足够的勇气，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心智的成熟，除了爱和自我完善，除了突破自我界限，并将自我延伸到新的领域，还需要什么条件呢？我在上面谈到的所有事例，都涉及了这一因素：自尊自爱。原因是：首先，敢于追求独立自主，本身就是自尊自爱的体现。我尊重自己，才不愿得过且过，去维持在艾斯特中学的可怜状态。我不想忍受不适合我的成长环境。同样，家庭主妇珍爱自己，才结束了限制自由、压抑人性的婚姻。商人懂得关心自己，才不再如过去那样，凡事只为满足母亲的要求。这样一来，他才没有精神崩溃乃至选择自杀。其次，心智的成熟，除了自我完善的意愿，还需要强烈的安全感。以我本人为例，父母很早就传达给我这一信息：“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有价值的人。”他们告诉我："你是我们所爱的孩子，你是可爱的人。

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努力而且敢于冒险，我们始终都会支持你、爱你。"父母的爱，给了我安全感，教我懂得什么是自尊自爱。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就没有勇气自主选择前途，就会漠视需要，抹煞个性，一味被动地接受他们安排的生活模式。一个人必须大踏步前进，实现完整的自我，获得心灵的独立。尊重自我的个性和愿望，敢于冒险进入未知领域，才能够活得自由自在，且使心智不断成熟，体验到爱的至高境界。我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绝非仅仅为了满足他人的愿望。放弃真正的自我，我们就无法进入爱的至高境界。至高境界的爱，必然是自由状态下的自主选择，而不是亦步亦趋、墨守成规，不是被动而消极地抗拒心灵的唿唤。

 

[腊八粥]

第二部分 爱 承诺的风险

做出承诺，是真正的爱的基石之一。具体而深刻的承诺，即便不能保证情感关系一帆风顺，也会起到很大作用。一个人将精神贯注于某种事物之初，其感情投入可能非常有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她）就应该投入更多的感情，不然，情感关系迟早会走向瓦解，或始终处于肤浅、脆弱的状态。还是以我为例，我在结婚典礼之前，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表现一直很镇定。渐渐地，我感觉紧张乃至有些发抖，甚至不记得婚礼的过程，以及随后发生的任何事。经过一段时间，我慢慢适应了这一人生变化，把更多的情感投入到家庭上，终于走出坠入情网的状态，找到了真爱的原动力。通常说来，生儿育女之后，我们只要投入更多的情感，便可从生物学上传宗接代的本能阶段，成长为有爱心、有责任感的父母。

对于以爱为基础的情感关系，全身心地付出，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只有持久的情感关系，才能使心智不断成熟。假如我们生来就缺乏安全感，不仅时刻担心遭到遗弃，而且感觉前途渺茫，心智永远都不可能成熟。夫妻面对依赖和独立、操纵和顺从、自由和忠贞等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方案，甚至将问题扩大化，整天生活在猜疑、恐惧的阴影中，就无法平心静气地找到出路，最终会使情感关系归于毁灭。

做出承诺，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安全感。但是，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都难以做出承诺。让病人做出承诺，通常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不知道如何实现“精神贯注”，也不愿意做出任何承诺，就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调。消极性人格失调者不愿承诺，甚至丧失了承诺的能力，他们并不是害怕承诺的风险，而是可能完全不知道如何做出承诺。他们可能在童年时，就未曾从父母那里得到过爱，也没有得到过父母爱的承诺，所以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也从未有过承诺的体验。

神经官能失调患者能够了解承诺的意义，但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使他们失去了做出承诺的动力。在他们的童年时代，父母大多具有爱心，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承诺带来的安全感，不过后来因为出现死亡、被遗弃或其他原因，这种安全感宣告终止，使其承诺无法得到回应，并成为痛苦的记忆，他们由此害怕做出新的承诺。患者一旦经受过心灵的创伤，除非建立起理想的情感关系，不然伤口就难以愈合。有时候，作为心理医生，我每想到要接待需要长期治疗的患者，心中就忐忑不安。毕竟，想使治疗顺利进行，心理医生就必须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像富有爱心的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全心全意地去关心病人，而且不可半途而废，这样才能打开病人的心扉，对症下药。

27岁的雷切尔小姐患有严重的性冷淡，而且性格内向，言行过于拘谨。她有过短暂的婚姻，离婚后就来找我治疗。她告诉我，由于无法接受她的性冷淡，丈夫马克和她分道扬镳。雷切尔说："我知道我的问题。我原本以为，和马克结婚是件好事。我希望他温暖我的心灵，让我有所改变，但我想错了。这也不是马克的问题。和哪个男人在一起，都无法让我体验到性的乐趣，我也不想从性爱方面找到乐趣。

尽管我有时也认为应该做出改变，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但是很不幸，我习惯了当前的状态。尽管马克时常提醒我，让我尽量放松下来，可是，即便我能够做到，也不想改变当前的状态。"

治疗进行到第三个月时，我就提醒雷切尔：她每次前来就诊，还没坐到座位上，就起码要说上两次“谢谢”———第一次“谢谢”，是我们在候诊室刚见面时；第二次“谢谢”，是在她刚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

雷切尔问：“这有什么不好吗？”

“没什么不好。”我回答说，“不过，你这样多礼没有必要。从你的表现看，就像是个缺乏自信、以为自己不受欢迎的客人。”

“可我本来就是客人，这里毕竟是你的诊所。”

“说得对，”我说，“可是别忘了，你已经为治疗付了钱。这段时间和这个空间属于你，你有自己的权利，你不是客人。办公室、候诊室，还有我们共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属于你的。你付费买下了它们，它们就是属于你的，为什么要为属于你的东西向我道谢呢？”

“我没想到，你真的会这么想。”雷切尔惊讶地说。

“要是我没猜错，你一定还认为，我随时都会把你赶走，对吗？”我说，“你认为我有一天可能这样对你说：‘雷切尔，为你治病实在是无聊，我不想再给你治疗了。你赶快走吧，祝你好运。’”

“你说得没错，”雷切尔说，“这正是我的感觉。我不觉得我有权利去要求别人。你的意思是说，你永远不会赶我走吗？”

“哦，那种可能也未必没有，任何心理医生都可能那么做。但是，我不会那么做，永远都不会。那么做有悖心理医生的职业道德。听我说，雷切尔，”我说，“我接待了像你这样的长期患者，就是向你和你的病情做了承诺。我要尽力帮助你治疗，只要需要，我会一直同你合作，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直到把问题解决，或到你决定终止治疗为止。总而言之，决定权在你手中。除非我不在人世，不然，只要你需要我的服务，我是绝不会拒绝的。”

雷切尔的病因不难了解。治疗伊始，马克就告诉我：“我想，对于雷切尔的状况，她母亲要承担很大责任。她是一家知名企业的管理人员，却不是个好母亲。”原来，雷切尔的母亲对子女要求过分严格，雷切尔活在母亲的阴影下，在家中没有安全感。母亲对待她，就像对待普通雇员一样。除非雷切尔照她的话，达到她希望的一切标准，否则她在家中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她在家里都没有安全感，和我这样的陌生人相处，又怎么可能感觉安全呢？

父母没有给雷切尔足够的爱，对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仅依靠简单的口头安慰，伤口永远不可能愈合。治疗进行了一年，我和雷切尔讨论起她当着我的面，从来都不流泪的情形，这是她不能释放自己的证据。有一天，她不停地唠叨，说她应该提高警惕，防备别人给她带来伤害。这时我感觉到，只要给她一点点鼓励，眼泪就可能夺眶而出。我伸出手，轻轻抚摸她的头发，柔声地说：“雷切尔，你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啊。”但是很遗憾，这种一反常规的治疗模式并未成功，雷切尔依旧没有流下一滴眼泪，连她自己也感到灰心：“我办不到！我哭不出来！我没办法释放自己！”下一次治疗时，雷切尔刚刚走进我的办公室，就大声对我说：“好了，现在你得说实话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奇怪地问。

“告诉我，我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我迷惑不解：“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你要把我的问题做个总结。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再为我治疗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这下轮到雷切尔迷惑了，“上一次，你不是要让我哭出来吗？”她说，“你一直想让我哭出来，上次还尽可能帮助我哭，可我哭不出来。我想，你一定不想给我治疗了，因为我不能按你的话去做。所以，今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治疗了，对吗？”

“你真以为我会放弃治疗吗，雷切尔？”

“是啊，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

"不，雷切尔，你说错了，不是任何人。你母亲或许有可能那样做，可我不是她。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你不是我的雇员，你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去做我要你做的事，而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事，这段时间属于你。为了治疗，我会给予你某种启示或敦促，可是我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你非要做到什么程度。

还有，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治疗多长时间都可以。"

如果童年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爱，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到了成年时，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我们总是先发制人地“抛弃”对方，即采取“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

这种疾病有多种表现形式，雷切尔小姐的性冷淡，就是其中之一，她无疑是向丈夫以及以前的男友宣告：“我不会把自己彻底交给你。我知道，你早晚会把我抛弃。”对于雷切尔而言，在性爱以及其他方面让自己放松下来，就意味着做出承诺，意味着情感的投入，而过去的经验显示：这样做不会给她带来回报，所以她绝不愿“重蹈覆辙”。

雷切尔跟别人的关系越亲近，就越担心遭到抛弃，这是“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得先抛弃你”的模式在起作用。经过一年的治疗（每周治疗两次），雷切尔突然告诉我，她无法继续接受治疗了，因为她无力承担每周80美元的治疗费用。她说和丈夫离婚后，她就很拮据，如果继续治疗，每周顶多可以治疗一次。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她继承了一笔五万美元的遗产，还拥有稳定的工作。另外，她出身古老而富裕的家族，经济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通常情况下，我本可以直接指出，和其他病人相比，她更有能力支付不算高昂的治疗费。她以财力不足作借口而放弃治疗，其实是避免同我过多接近。还有一个原因是：那笔遗产对雷切尔有着特殊的意义。她认为，只有遗产才不会抛弃她，永远属于她自己。在这个让她缺乏安全感的世界里，那笔遗产是她最大的心理保障。尽管让她从遗产中拿出微不足道的部分来支付治疗费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还是担心她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如果我坚持让她每周治疗两次，她可能就此中断治疗，并且再也不会露面。

她对我说，每周只能负担50美元治疗费，因此每周只能就诊一次。于是我就告诉她，我可以把治疗费减为每次25美元，每周照样可以接受两次治疗。她的目光夹杂着怀疑、忐忑和惊喜，“你说的是真的吗？”她问。我点点头。雷切尔沉默许久，终于流下了眼泪，她说：“因为我家境富有，镇上和我打交道的人，都想从我这里赚更多的钱，你却给我打了这么大的折扣，我很感动，以前没人这样对待过我。”

接下来的一年，我一直对雷切尔悉心治疗。雷切尔却始终处于挣扎状态，难以自我放松，甚至多次试图放弃治疗。我用了一两周时间进行劝说和鼓励，既写信又打电话，才使她将治疗坚持下来。第二年的治疗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能够推心置腹地彼此交流。雷切尔说她喜欢写诗，我就请求拜读她的作品，她起初拒绝，后来答应了我。随后几周，她却总说忘记把诗稿带来。我告诉她，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作品，这是不信任我的表现，这和她不愿配合马克以及其他男人在性爱上过于亲近如出一辙。我也不禁反思如下问题：她为什么认为让我欣赏她的作品，代表着承诺和感情的投入呢？她为什么觉得与丈夫体验性爱，就意味着放弃自己呢？如果我对其作品没有任何反应，在她的心目中，是否意味着我对她不屑一顾、乃至完全排斥呢？难道我会因为她的诗写得不好，就终止我们的友谊吗？她为什么没有想过，让我分享她的作品，更能加深我们的友谊呢？难道她真的是害怕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吗？

到了第三年，雷切尔才真正意识到，我对她的治疗，在情感上是完全投入的，她的心理防线开始撤退，而且让我看了她写的诗。她开始说说笑笑，有时甚至还和我开玩笑。我们的关系，第一次变得自然而愉快。她说：“我以前从不知道，和别人相处是怎么回事。我第一次有了安全感。”以此为起点，她也学会了与别人自如地交往，有了更为广泛的人际关系。她终于明白，性爱未必是没有回报的单方面付出。性爱过程是自我释放，是肉体的体验、精神的探索、情感的宣泄。她知道我是可以信赖的，她遇到挫折、受到伤害，我都会倾听她的委屈、解决她的烦恼。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像是她不曾有过的称职的母亲。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她没必要过分压抑性爱需求，而是应该听从身体的唿唤。她的性冷淡完全消失了。第四年结束治疗时，她变得活泼而开朗、热情而乐观，充分享受到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

作为心理医生，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不仅向雷切尔做出承诺，而且真正履行了承诺。在整个童年时期，她一直缺少这种承诺，由此才导致了身心疾病。当然，我也并非总是这样幸运，前面提到的“移情”的电脑技术员，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对承诺的需求过于强烈，以致我不能、也不愿去满足他的要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有限的，如果不能适应情感关系的复杂变化，那么连基本的治疗都不可能进行。

假如心理医生的承诺是充分的，病人迟早也会做出承诺———对心理医生和治疗本身的承诺，这也常常是治疗的转折点。雷切尔让我看她的诗歌，意味着这个转折点的最终出现。奇怪的是，有些病人每周治疗两三个小时，而且坚持了几年，却从来无法做出承诺，而有的病人可能在治疗最初几个月，就会走到这一步。要顺利完成治疗，医生必须使病人做出承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承诺，彼时彼刻，对于心理医生来说，不啻是莫大的幸运和快乐，因为病人做出承诺，意味着敢于承担承诺的风险，他们的心理治疗就更容易成功。

心理医生对治疗做出承诺，其风险不仅在于承诺本身，也在于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挑战，甚至要对以往的认识做大幅度修正。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包括移情的心理现象），通常面临诸多困难。要实现自我完善，享受良好的人际关系带来的快乐，进而使真正的爱成为人生的重心，就必须无所畏惧，敢于做出改变，而不是墨守成规。当然，任何有别于以往的调整，都可能要经受极大的风险。譬如说，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子，决心要过正常的生活，他第一次同一个女子约会时，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还有，对任何人都缺乏信任的患者，第一次躺在心理医生诊室的病榻上，也需要付出足够的勇气。其他的例子还包括：过于依赖丈夫的家庭主妇，有一天对丈夫宣称，她在外面找到了工作，不管丈夫是否同意，她都想步入社会生活，获得真正的独立；一个人在55岁之前，一直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终于有一天，他严肃而坚决地告诉母亲，从现在开始，她绝不可以再叫自己的乳名，因为那既幼稚又可笑；一个不苟言笑、貌似硬汉的男子，某一天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流下了充满真情的热泪；还包括雷切尔———她有一天终于放松下来，在我的诊室里号啕大哭……此类改变，使当事人承担的风险之大，甚至不亚于战场上深陷险情的士兵。如果士兵被敌人的枪口顶住后背，就没有逃生的可能。同样，一个追求心智成熟的人，思想和情感随时都可能恢复到过去的状态，恢复到以前熟悉而又狭隘的方式。

心理医生也要拥有同病人一样的勇气和智慧，而且要承担自我改变的风险。我本人就是如此。在多年治疗中，我经常根据不同情况，打破常规治疗模式。遵循过去的治疗原则，可能承担的风险更小，但为了病人顺利康复，我需要冒险实践，有时宁可违背传统和常规的做法，拒绝因循守旧，更不会敷衍了事。回顾过去，每一次成功的治疗，都有冒险尝试的痕迹，而且每每让我经历了更多的痛苦。治疗者只有承担必要的痛苦，才更可能取得意外的成效。有时候，让病人了解医生艰难的选择，对于他们也是深刻的震动、强大的激励，促使他们更好地配合医生治疗。治疗者和被治疗者心灵相通、彼此鼓励，才更可能使治疗立竿见影。

家长的角色和心理医生相似。聆听子女的心声，满足他们的需要，有助于家长实现自身完善，而不是盲目坚守权威，颐指气使。恰如其分地做出改变，使人格和心灵不断完善，才能担负起做父母的职责。

家长在对子女的教育和自我完善过程中，也会跟着一并走向成熟，对于双方都是大有益处。不少父母在子女处于青春期以前，尚算得上尽职尽责，渐渐地，其思维却变得落后和迟钝起来，无法适应子女的成长与改变。他们不思进取，放弃了自我完善的进程。有的人认为，父母为子女经受痛苦与牺牲，是一种殉难行为，甚至是自我毁灭，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实际上，父母的收获可能远远大于子女。父母进行自我调整，适应子女的变化，就不会与时代脱节，对其晚年人生也大有益处。遗憾的是，很多人漠视这一点，白白错过了自我成熟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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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爱 冲突的风险

爱的最大风险之一，是以谦逊的态度行使权利，这种行为最普遍的结果就是爱的冲突。当我们和某人发生冲突，我们实质上是告诉对方：“你是错的，我是对的。”譬如，父亲批评儿子说：“你最近怎么鬼鬼祟祟的？”其实，父亲的潜台词是：“你不应该鬼鬼祟祟的，你这样是不对的。我有权批评你，因为我就从来都不鬼鬼祟祟的，我是正确的。”丈夫批评妻子的性冷淡，就会说：“你是个性冷淡的女人。你对我的性要求没有反应，所以你是错的。我在性方面是正常的，在其他方面也是正常的。”妻子认为丈夫没花时间陪伴自己和孩子，就会批评丈夫说：“你把这么多时间用到工作上，你实在很过分，你这么做是错误的。尽管我没尝试过你的工作，可我看得很清楚。你应该把精力用在其他方面。”指出别人的缺点，即告诉对方“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你应该做出改变”，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批评他人很容易，不仅父母和配偶，人人都可能把批评当成家常便饭，可是，大多数批评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不满和愤怒，不但没有启发和教育意义，反而使局面更加混乱。

真正具有爱的人，绝不会随意批评别人或与对方发生冲突，他们竭力避免给对方造成傲慢的印象。

动辄与所爱的人发生冲突，多半是以为自己在见识或道德上高人一等。真心爱别人，就会承认对方是与自己不同的、完全独立的个体。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轻易地对心爱的人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比你更清楚怎么做更合理，知道什么对你更有好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旁观者的确比当事人更清楚，知道怎么做才合乎逻辑。旁观者也可能拥有更高的道德或判断力，这时候，他们有义务指出问题的症结。因此，富有爱心的人，经常处于两难境地———既要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又渴望给予对方爱的指导。

勤于自省，才能走出这种境地。如果你具有爱心，而且想帮助对方，首先必须进行自我反省，确认自己的观点是否有价值。“我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吗？”“我的动机是为对方着想吗？”“我发现了问题的症结，还是出于模模煳煳的假想？”“我是否真正了解我所爱的人？”“他的选择是否可能是正确的，我却因经验有限才觉得他的选择不够明智呢？”“我想给所爱的人提供指导，是否出自一己的、自私的目的？”真正以爱为出发点的人，应该经常反思上述问题。

自我反省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正如14世纪一个英国僧侣所说：“诚实和谦虚，意味着有自知之明。善于自我反省的人，才会表现得诚实和谦虚。”

对别人提出批评，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仅凭直觉就坚定自己是正确的；另一种是经过反省，确认自己有可能正确。前一种方式，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而父母、配偶或者教师，常常以这种方式教育他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招致不满和怨恨，而没有给对方的成长带来帮助，甚至只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第二种方式，给人谦逊而谨慎的印象，它需要批评者首先自我完善，由此让很多人知难而退。

但与第一种方式相比，这种方式更有可能带来成功，而且，根据我的经验，它通常不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也有相当多的人宁可压抑批评他人的冲动，对他人的问题视而不见。他们过于谦逊，总是三缄其口，从不给所爱的人指导和建议。这种人不具备真正的爱。我接待过一个病人，她长期患有压抑性神经官能症。她父亲是个过于谦逊的牧师，母亲则是一家之主，性格暴躁，甚至当着女儿的面殴打丈夫。她的牧师父亲从不还手，甚至还劝告女儿要遵从耶稣教诲，一面脸颊挨打了，要主动把另一面脸颊送过去。总而言之，牧师面对折磨和虐待，总是保持着绝对的顺从。这位女士接受治疗之初，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她不久后就意识到，父亲的虔诚和谦逊，实质上只是软弱和无能。父亲的消极和被动，与母亲的专横和霸道，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父亲不配做她的榜样。另外，她的父亲不曾付出过努力，使她免受伤害。他任凭妻子惩罚女儿，却不敢和她有任何冲突。而且，这位女士一直误以为，她父亲虚假的谦虚、母亲骄横的态度，都是为人父母者的正常表现。实际上，作为孩子的父亲，该挺身而出时却自动退缩，该给予批评时却缄口不言，该帮助孩子成长时却逃之夭夭，这些完全不是爱的表现，它和没有原则、缺乏理智的批评，本质上没有任何不同。

父母爱他们的子女，必须指出孩子的错误，而且要采取谨慎、积极的态度。他们也要允许子女指出自己的错误。同样，夫妻双方要成就幸福美满的婚姻，也要敢于直面冲突和矛盾，彼此成为最好的批评者和建议者。这种原则，对于友谊同样适用。传统观念认为：友谊意味着永不冲突，甚至意味着吹捧和奉承，而不是将对方的缺点一语道破，只有没有冲突的友谊，才能天长地久。但是，以这种原则对待友谊，表面上牢不可破的友谊，实则弱不禁风，它也不配称之为友谊。所幸人们对于友谊的实质，如今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友谊须以爱为出发点，适当地指责和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这样，才能成功构建持久的人际关系，否则，友谊就势必带有“失败”、“脆弱”、“浅薄”的典型特征。

冲突或者批评，是人际关系中特殊的控制权，如果恰当地运用，就可以改进人际关系进程，继而改变所爱的人的一生。假如它遭到滥用，就会产生消极的结果。适当地提出建议，恰当地运用赏罚，适时地提出质疑，果断地予以拒绝，这些都可以有效地中和冲突或批评的副作用。更重要的是，只有以爱为出发点，投入全部的情感，做出真挚的承诺，才能更好地滋养对方的心灵。例如，父母首先应该自我检讨，认清自己的价值观，才能采取正确的方式，才能恰当地教育孩子。父母也要了解孩子的个性与能力，对症下药地予以教育，否则就可能和子女长期不和。想让别人听你的话，就要采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

想让别人满足你的要求，你的要求就不要超过对方承受的限度；想让对方有所进步，首先就要进行自我完善，这样才能找到沟通的最佳契机和方式。

行使爱的权力，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你的爱越深，就会越加谦逊，而不是自私和傲慢。你也会不时进行自我反省：“要改变当前的局面，我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我要凭借什么样的个人影响？我如何断定我采取的方式，对孩子、配偶、集体、国家乃至人类有益无害？我凭什么认为我的想法正确，可以把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改变对方？我应该怎样扮演支持者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可能使你面临风险。事实上，不少父母、老师或上司做决定时，并未考虑到自身完善的状况。尽管他们能够行使批评的权力，却不具备真正的智慧，也没有足够的爱心，所以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甚至导致消极的后果。真正以爱为出发点的人，总是致力于自我完善，让自己具备起码的道德和智慧，然后才会行使批评权。他们深知肩负的责任。爱，使他们勇气倍增，敢于面对任何考验。

相应地，强大的责任感，会使人更加谨慎而沉稳。也可以这样说，惟有真爱带来的谦逊和诚实，才能使我们勇气倍增，使我们行使权力时游刃有余，也更加接近我们心中的上帝。

 

[腊八粥]

第二部分 爱 爱的自律

自律的力量来自于爱，而爱的本质是一种意愿。自律，是将爱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所有的爱，都离不开自律。真正懂得爱的人，必然懂得自我约束，以此促进对方心智的成熟。

我曾经接触过一对夫妇，他们年轻、聪明，颇具艺术气质。遗憾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却放荡不羁。

他们结婚四年，差不多天天口角，有时还大打出手、摔烂家具。他们经常分居，并且都有过外遇。接受治疗之初，他们也知道只有学会约束和节制，才能使彼此的关系变得正常，可没过多久，他们就泄气了。

他们无法忍受自律带来的压力，认为自律完全是一种限制，只会剥夺他们的热情和活力。他们喜欢无拘无束。他们不把别人的婚姻放在眼里，认为只有自己的婚姻，才充满色彩和活力，所以，他们很快就停止了治疗。又过了三年，他们的婚姻非但没有改善，甚至越来越糟。他们也曾向其他心理医生求助过，依旧没有任何效果。他们最终分道扬镳，成了陌路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局。

这对夫妻刻意追求人生多姿多彩，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由于缺少自律和自我完善，生活状态必然混乱不堪。这就好比幼儿学习画画，只是随意把色彩涂抹到纸上，表面看上去，也许倒也颇具吸引力，但画面其实既单调又乏味，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他们不懂得控制、调节和改变，因此，“画布”上没有任何色彩，也没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真正的活力与热情，离不开深刻而真挚的情感。恣意、放纵、漫无节制的情感，绝不会比自我约束的情感更为深刻。古代谚语说：“浅水喧闹，深潭无波。”真正掌握和控制情感的人，不仅不会缺少激情和活力，而且能使情感更为深刻和成熟。

人不应被情感所奴役，也不能把情感压抑得荡然无存。我有时候告诉病人，如果感情是他们的奴隶，自律就是奴隶的主人。感情是人生活力的来源，它让我们体验到人生的乐趣，满足自我的需求。既然感情可以为我们服务，我们就应该尊重它的价值。不过，作为感情的主人，我们却经常犯两个错误：其一，我们可能对奴隶不加约束，听之任之。我们从不给予管理和指示，长此以往，奴隶也就不再工作，而是闯进主人家里，为所欲为。它们搜光橱柜，砸烂家具。不久以后，我们就发现自己成了奴隶的奴隶，我们被折磨成了人格失调患者，就像前面那对放荡不羁的夫妇，让人生变得浑浑噩噩。

为内疚感折磨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走向另一种极端———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第二个错误：主人担心奴隶（感情）造反，因此，出现任何征兆或者迹象，就会把奴隶捆绑起来，并加以毒打，甚至施以最严厉的刑罚。结果，奴隶们绝望之极，它们消极怠工，致使生产力大幅度降低；它们还可能伺机报复，让主人的担心变成事实：奴隶们举行暴动，一举攻占主人的城池———这也是某些人患有神经病或神经官能症的原因之一。恰当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需要丰富而复杂的平衡技巧，需要自我剖析和自我调整。主人要尊重奴隶（感情），提供像样的食物、住所、医疗，及时听取意见并给予反馈。主人要鼓励奴隶的积极性，关心它们的健康状况，同时，也要把它们组织起来，规定纪律，下达命令，让它们分清界限，明确谁是管理者，谁是被管理者，从而实现健全的自律。

“爱”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情感，必须适当地约束。我在前面说过，爱的感觉与精神贯注息息相关。

爱的感觉，能产生创造性的活力。但是，假如不加约束，任由其猖獗肆虐，爱就会变成逃出牢笼的野兽，它不仅不会成为真正的爱，而且会造成极为混乱的局面。真正的爱，需要自我完善，需要付出必要的精力，而我们精力总归有限，不可能疯狂地去爱每一个人。

也许你会认为你的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甚至可以“博爱”，并将博爱对象不停地扩展———

这种愿望本身没有错，而且能使你感觉更具激情，可归根到底，这不过是主观臆想罢了。我们的人生何其短暂！在有限的生命里，有限的爱只能给予少数特定的对象。超过能力的限制，对我们的爱不加控制，无疑是自欺欺人，到头来事与愿违，给爱的对象带来伤害。即便很多人需要爱和关心，我们也必须有所选择，确定谁更适合作为爱的对象，谁更值得我们付出真正的爱。可以想象，这是艰难的选择，有时还会让你痛苦。你需要权衡多种因素，做出最终决定。你选择的爱的对象，应该能够通过你的帮助，迅速促进个人心智的成熟。事实上，许多人把心灵藏在厚厚的盔甲里，你想以实际行动去滋养他们的心灵，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最终却无济于事———对于这样的人，应该及早选择放弃，因为你不管如何倾注自己的爱，都无法使对方的心灵获得成长，就如同在干旱的土地上播种粮食，只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真正的爱珍贵而有限，应该倍加珍惜，妥善使用。你还必须坚持自律，使爱具有更大的力量。

我们不妨详细探讨“博爱”———广泛的爱。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能同时爱许多人，而且以真正的爱为出发点；还有的人认为，他们只属于某一特定的对象，他们只能与对方“珠联璧合”，而其他人都不配作为他们爱的对象。这两种认识，都是对爱的本质缺乏认知的结果。通常说来，一个人爱的对象相当有限。就婚姻关系（尤其是性关系）而言，爱，甚至完全是排他的，即容不下第三者。多数人的婚姻关系，只可以把配偶或子女作为爱的对象和爱的基础。假如我们除了家庭之外，还要向外界寻求异性的爱，就可能酿成悲剧。家庭成员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要对伴侣和子女负责。当然，有的人不仅在家庭范围内建立起以爱为基础的关系，而且还坚持认为，他们有过剩的爱的能力去爱别人。这当然也可能是事实，这种人更想把触角伸到家庭以外，向更多的人奉献自己的爱。这种博爱者在自我完善过程中，需要具有超出常人的自律，才不会误入歧途。著有《新道德》一书的圣公会神学家约瑟夫·弗莱彻，有一次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广博、自由的爱是一种理想，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实现这种理想。”他的意思是说，很少有人能充分地自律，因此就难以在家庭内外都拥有以爱为基础的健康的情感关系。自由与约束相辅相成，没有自律作基础，自由带来的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情感的毁灭。

也许你认为，我高估了与爱相关的自律，我推崇的生活方式严厉而苛刻，不停地自我反省，时刻考虑义务和责任，这只会把人变成清教徒。事实是，把爱和自律结合起来，才能拥有幸福的人生，才能体验到快乐的极致。通过其他方式，也可以获得短暂的快乐，但它们生命力有限，且不会让心智走向成熟。

只有真正的爱，才能帮助你自我完善。你的爱越深，自我完善的程度也就越大。真正的爱，在促进对方心智成熟的同时，也会让你的心灵得到成长，你会体验到莫大的喜悦，幸福感会越发真实和持久。你非但不会成为清教徒，而且会生活得比任何人都快乐，正如乡村歌手约翰·丹佛在歌曲《处处有爱》中唱到的：我知道人间处处有爱

请你放心地成为你自己

我相信人生可以变得更加完美

就让我们加入这场人生的游戏

 

[腊八粥]

第二部分 爱 爱与独立

帮助他人心灵的成长，也可以滋养我们的心灵。爱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爱者与被爱者都不是对方的附属品。付出真爱的人，应该永远把爱的对象视为独立的个体，永远尊重对方的独立和成长。很多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由此导致身心的痛苦乃至严重的疾病。

不把别人看成独立的个体，无视别人的独立和自由，这种情形最极端的体现，恐怕就是“自恋”了。

自恋者不能接受这一事实：他们的子女、配偶和朋友，都有各自的想法与情感。我接待过一个叫苏珊的病人，她当时31岁，从18岁开始，她就多次自杀未遂，此后13年里，她成了医院和精神疗养院的常客。

她接受过多位心理医生的帮助，病情也大有好转。我为她治疗了几个月，她渐渐学会信任值得信赖的人，也能分辨出哪些人值得信赖；她也能够接受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事实，以开朗而乐观的态度面对疾病；她学会了自尊自爱，学会了照顾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过于依赖别人。总而言之，她的健康恢复得很快。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她就可以彻底出院，去过独立的生活。我见到了她的父母，他们五十多岁，谈吐高雅。我美滋滋地把苏珊的情况告诉他们，还解释了我对苏珊的前景感到乐观的理由。不料，苏珊的母亲，X女士突然流下了眼泪。我以为她是过分激动才喜极而泣，奇怪的是，她的表情却极为悲哀。我只好问道：“我真的不明白，夫人。我告诉你的是个好消息，你为什么还要难过呢？”

“我当然感到难过了，”她说，“想到苏珊的痛苦，你怎能叫我不流泪呢？”

我不厌其烦地解释：苏珊在患病和治疗期间，的确吃了不少苦头，但这是值得的。她学到了很多，而且就要脱离苦海了。根据我的经验，和其他成年人相比，她变得相当成熟。在与精神分裂症的较量中，她的经验、勇气和智慧，或许能使她更为坚强，她将来要经受的痛苦，也会比别人少得多。我惊讶地发现，她的母亲依然面色悲哀地默默流泪。

“我真是有些煳涂了，X女士，”我说：“在过去13年里，你一定接触过苏珊的许多心理医生，对苏珊的情况一定很清楚。我坚信她这一次的恢复，尤其会让你感到乐观。难道除了难过以外，你就不为她感到高兴吗？”

“我想到的只是……苏珊活得太苦了。”她眼泪汪汪地说。

我说：“可是，你真的不为她感到高兴吗？你想到的，只是她以前的痛苦吗？”

她照旧哭泣着说：“可怜的苏珊，她一辈子都在受苦。”

我突然明白了：X女士不是在为苏珊流泪，而是在为她自己流泪，为她遭受的痛苦而悲伤。我们谈论的是苏珊而不是她，她只好假借苏珊的名义，发泄她本人的隐痛。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她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因为她无法区分她和苏珊的不同，她以为她感觉到的一切，苏珊都能够感觉到。苏珊成了她表达情感的工具。X女士不是故意要这样做，她也没有任何恶意，但是，在她的意识深处，根本不觉得苏珊和她有什么区别。她认为苏珊就是她，而她从未把苏珊当成独立的个体。在意识思维层面，她知道苏珊和她是两个人，可是在情感方面，她觉得除了她以外，其他人（包括苏珊）都不存在。她的这种愿望和感受过于强烈，以致她认为全世界只有她———X女士———一个人存在，而其他人只是虚幻之物。

我后来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母亲，往往是典型的自恋狂。这不是说子女有精神分裂，母亲就一定是自恋狂，也不意味着母亲是自恋狂，孩子就必然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复杂，跟遗传和环境都有关系，母亲患有自恋狂的病症，势必给孩子的童年带来负面的影响。

以苏珊和其母亲为例，假如我们了解她们相处的情形，对于这种影响的认识就会更清楚。例如，有一天下午，苏珊患有自恋狂症的母亲———X女士，正深浸在自哀自怜的状态中。苏珊放学回到家里，她在美术课上得到了优等成绩，所以高兴地把作品拿给母亲欣赏。她告诉母亲她进步得多么快。她等着母亲给予表扬，X女士却说：“苏珊，你快去睡午觉吧！为了画这些画，你最近太辛苦了。现在的学校真不像话，根本不管孩子的健康。”还有一天，X女士正处在自我幻想的狂热中，而苏珊由于坐校车时遭到男生欺负，回到家里便对她哭诉。X女士却对她说：“让琼斯先生开校车，我看最合适不过了。他脾气那么好，那么有耐心，能够去忍受你们这些孩子，真是了不起呀！今年圣诞节，你应该给他送件小礼物。”自恋的人无视别人的存在，只把别人当成自我的延伸。他们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从不去体会别人的感觉，也不具备为别人着想的能力。患有自恋症的父母，对于子女的情绪和状态，无法做出正确的回应，对他们的需要不加体会。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也很少懂得体察别人的感受，这是童年时期家庭负面影响的结果。

大多数为人父母者，未必像苏珊的母亲那么自恋，可是，他们都会对子女的独特性视而不见。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或者是：“你的性格和你吉姆叔叔一样”，似乎孩子不过是遗传基因的复制品。殊不知父母基因的重新组合，必然诞生出跟父母、祖父母，以及跟任何祖先不同的崭新的生命。

作为运动员的父亲，逼着喜欢读书的儿子走上足球场；身为学者的父亲，迫使喜欢运动的儿子苦读书本，这样只能对孩子的成长造成误导，使孩子的内心充满痛苦。最终，父母在教育上功败垂成。

一位将军的妻子，曾这样说起17岁的女儿莎莉：“莎莉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去写那些伤感的诗歌，难道这不是病态吗？她甚至很少去参加同学聚会。我想，她是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我和她的女儿莎莉面谈，却发现莎莉是个开朗活泼、讨人喜欢的女孩，她的成绩名列前茅，人缘也很好。我告诉她的父母，莎莉没有问题，反倒是他们自己应该端正态度，不要随意动用家长权威，逼迫莎莉变得跟他们一样。他们非要把莎莉的特立独行当成是病态，将来一定会后悔莫及。

有些青春期的孩子经常抱怨，说父母严格教育他们并非是来自真心的关怀，而是父母担心个人名声受到影响。几年前，一位少年就曾对我说：“父母整天对我的头发说三道四，但是他们从来就说不出留长发到底有什么坏处。他们只是不想丢人现眼，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的儿子留长发。他们不在乎我的感受，只是在乎他们留给别人的印象。”青少年的抱怨，常常不是空穴来风。有的父母不尊重孩子独立的人格，只把子女当成自我的延伸。子女就像他们昂贵的衣服、漂亮的首饰、修剪齐整的草坪、擦拭一新的汽车，而后者代表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父母的这种自恋情结，看上去没什么大不了，但其实有着惊人的破坏力。而且，这种情形相当普遍。难怪在论述子女教育的一首诗歌中，诗人纪伯伦提出批评———

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

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

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

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

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

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不能接受所爱之人的独立性，就会给亲情和爱情带来危害。不久前，我主持一次关于婚姻问题的团体治疗，一个男性成员说：“我认为妻子的作用，就是整理家务、照顾孩子、备办三餐”。他的大男子主义让人吃惊。我本来以为，等其他成员相继发表看法以后，他或许能意识到他的个人想法是错误的。

让我大感意外的是，团体里还有六个成员（甚至包括女性成员在内），对于妻子作用的认识，都和他如出一辙。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判断妻子的价值，而没有考虑对方是独立个体。妻子的意义和作用，绝不仅是照顾伴侣的生活。

我说：“唉，难怪你们的婚姻都出了问题。你们必须清楚，人人都有独立的人生和命运，不然，你们婚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有的人对我的话感到困惑，他们质问我：“你又如何看待妻子的作用？”

我对他们说：“就我看来，我妻子的意义和价值，是尽可能满足她自己的需要，尽可能使她的心智获得成熟。这不仅对我有好处，也是为了她本人乃至上帝的荣耀。”遗憾的是，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理解我的意思。

在情感关系中，为什么人人都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千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它在政治领域得到的关注，显然要多得多。例如，极端封建主义哲学观，与前述的婚姻观念就极为类似，即一个人存在的意义与作用，就是为家庭、封建君主、封建帝国提供服务。小我必须为大我牺牲，个人命运微不足道。极端资本主义则一味强调个人价值，哪怕为此牺牲家庭、团体、社会的利益。在这两种观念的驱使下，孤儿寡母可以忍饥挨饿，可以不必得到他人的关心和照顾；企业家可以争名夺利，牺牲工人利益，享受堆积如山的成果。思维健全的人都看得出，这两种极端的思维方式，都无法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在情感关系中，双方如何保持独立性？毋庸置疑，个人健康有赖于社会健康，社会健康也有赖于个人健康。婚姻和家庭，好比是登山运动的后方营地，登山者要取得成功，必须完善后方营地，保证食物和药品的供应，一边随时在营地里休息，补充营养，一边准备攀登下一座高山。一流登山者筹备后方营地的时间，甚至不少于实际登山所用的时间。原因在于：后方营地是否稳固，粮食是否充足，关系到能否完成登山任务，乃至关乎个人的生命。

男人的婚姻出现问题，在于婚后只想着登山，对后方营地（婚姻）却缺少经营。他们以为营地里衣食齐全，井然有序，随时都可以供他使用，他不需要花费力气，对营地进行修缮和维护。这种“极端资本主义”式的态度，注定会让男人的婚姻遭遇失败。男人回到家里，就会惊奇地发现，后方营地成了废墟———妻子因精神崩溃而住进医院，或是有了外遇，或以其他方式向丈夫宣布：她从此以后拒绝继续照管营地。

女人婚姻出现问题，常常在于女人婚后觉得万事大吉，以为其人生价值就此实现。她把后方营地当成人生巅峰。丈夫在婚姻以外的一切努力，一切创造性的成就，不仅无关紧要，甚至只会让她充满敌意。

她要求丈夫“改邪归正”，把精力完全放在家庭和婚姻上。这样做，就如同“极端封建主义”观念，只会让婚姻变得令人窒息。丈夫感觉到强烈的束缚，只想早日摆脱枷锁，逃之夭夭。

在某种意义上，妇女解放运动像一面旗帜，为我们指引了理想的婚姻之道：婚姻，是分工与合作并存的制度，夫妻双方需要奉献和关心，为彼此的成长付出努力。理想婚姻的基本目标，是让双方同时得到滋养，推动两颗心灵的共同成长。双方都有责任照顾后方营地，都要追求各自的进步，都要攀登实现个人价值的人生巅峰。

少年时代，我喜欢美国女诗人安·布拉兹特里特的宗教组诗。谈到夫妻关系，她的一句诗曾让我尤其感动，那就是“你我合而为一，我将一生感激。”但到了成年以后，我才渐渐意识到，夫妻双方只有更加独立，而不是“合而为一”，才能保持各自的情操和特性，才能使婚姻生活更为美满。因惧怕孤独而选择婚姻，注定不会成就幸福的婚姻。真正的爱尊重彼此的独立，也敢于承担分离和意外丧偶的风险。

成功的婚姻，能够为心灵提供更好的滋养，并且成就辉煌的人生旅程。夫妻双方以爱为出发点，为对方的成长尽心尽力，甚至适当做出牺牲，才会获得同等乃至更大的进步。夫妻任何一方登上人生的顶峰，都可以大幅度提高婚姻质量，将情感和家庭提升到更高层次，进而推动全社会的健康发展。换句话说，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成长紧密结合在一起。当然，在追求成长的过程中，孤独和寂寞常常是不可避免的。

诗人纪伯伦曾这样谈到婚姻中“寂寞的智慧”：你们的结合要保留空隙，让天堂的风在你们中间舞动。

彼此相爱，但不要制造爱的枷锁，在你们灵魂的两岸之间，让爱成为涌动的海洋。

倒满彼此的酒杯，但不可只从一个杯子啜饮，分享你们的面包，但不可只把同一块面包享用。

一起欢笑，载歌载舞，但容许对方的独处，就像琵琶的弦，虽然在同一首音乐中颤动，然而你是你，我是我，彼此独立。

交出你的心灵，但不是由对方保管，因为惟有生命之手，才能容纳你的心灵。

站在一起，却不可太过接近，君不见，寺庙的梁柱各自耸立，橡树与松柏，也不在彼此的阴影中成长。

 

[腊八粥]

第二部分 爱 爱与心理治疗

15年前，我进入心理治疗这一行，当时怀有怎样的动机，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当然，我相信自己志在助人。其他医学门类也有助于人类健康，但在我看来，其治疗程序过于机械化，我难以适应。我也觉得与别人深入沟通，比起不时地把手放到病人身上摸来摸去地检查病情要有趣得多。人类心智的成熟过程，也比肉体或病毒的变化更吸引我。我当时并不知道大多数心理医生如何帮助他人。我只是设想他们会使用某种符咒或魔术，神奇地解开病人的心结，我也一直渴望成为这样的魔法师。我并没有想到，我的工作关乎病人心智的成熟，甚至与我自己心智的成熟有关。

在实习前十个月，我负责照顾病情严重的住院病人。我觉得他们更需要药物、电磁治疗以及专业护理，而我的作用不值一提。不过，我还是学会了传统意义的“符咒”———与病人进行心理互动的技巧。

此后不久，我开始接待第一个病人，不妨暂且称她为马西娅。马西娅每周看病三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她进行的治疗，一直令我感到难受。不管我要求她谈什么，她基本上缄口不言。她也不肯照我提供的方式，说出更多的心里话，甚而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观点和看法也大相径庭。经过一再努力，她多少做出了调整，我也采取了更多样的治疗方式。可是，尽管我掌握各种治疗技巧，却不能给马西娅带来更大的帮助。经过一段治疗，她还是恶习不改：像过去一样，她总是放纵地与多个男人交往。几个月以来，她始终向我炫耀有增无减的恶劣行为，就这样过了一年。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无药可救了？”

对于怎样回答她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只是含煳地问：“你似乎是想知道，我对你为人的看法对吗？”

她说，她正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我该说什么呢？应该采用哪一种符咒呢？难道我应该回答：“你为什么想知道我对你的看法？”“你觉得，我对你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或者“马西娅，我如何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自己。”归根到底，我没有做出这些避重就轻、不痛不痒的回答，它们只不过是逃避性的遁词。马西娅在长达一年时间里，坚持每周看病三次，我有理由给予她诚实的答案。

但是，对于她的问题如何回答，没有任何可以遵循的先例，也没有哪位教授告诉过我，如何当着病人的面，如实说出对对方人品和人格的看法。我在以前的医学教育中，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别的医生同样没有。我相信说出心里话，就很可能陷入被动。我紧张地思考着，感觉心怦怦直跳。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冒险。我说：“马西娅，你来看病有一年了。说实话，我们的关系不是很顺畅，大部分时间都在对抗，这使我们都感到无聊、紧张、恼怒。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告诉你，在这一年里，你能够忍受不便，一周接一周、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来看病，表现出很强的毅力。如果你不是自尊自爱、追求成长的人，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努力追求上进，怎么可能是无药可救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并不是无药可救。你也有资格得到我的尊重。”

不久，马西娅就从几十个关系暧昧的男人当中，选择了最适合的一位，并和对方认真交往。他们后来结了婚，生活幸福。她再也不是那个自暴自弃、过于放纵的女孩子了。自从我们那次谈话以后，她开始更多地敞开心扉，除了缺点，她还会说起自己的优点。我们无谓的对抗也消失了。治疗越来越顺利，她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我采取了冒险的治疗方式，不仅使她态度逆转，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而且对她没有任何伤害，既保证了治疗的质量，也成为整个治疗的转折点。

上面的事例，可以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心理治疗者是否都应开诚布公，把自己的看法告诉病人？当然不见得。心理医生应该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治疗手段，而且要基于一个基本前提：医生必须诚实地对待病人，而且要始终如一。作为医生，我尊重而且喜欢马西娅，这也完全是出自真心。

而且，我对她的尊重和喜爱，对于她有着特殊意义，尤其是在我们相识已久，治疗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治疗出现转折，与我对她的尊重和喜爱无关，而是与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出现进展有关。

在治疗另一个病人期间（姑且称她为海伦），也出现过类似的戏剧化的转折。海伦每周看病两次，过了九个月，病情仍没有起色，我对她本人也缺乏好感。相处了很长时间，她还是戴着厚厚的面具。我不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陷入了迷惑和懊恼之中，连续几个晚上研究她的病例，却没有任何收获。

我惟一知道的是，海伦不信任我。她也抱怨我不关心她，甚至说我只关心她的钱。九个月后的一天，她在接受治疗时说：“派克大夫，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沮丧。你不关心我，也不在乎我的感觉，你让我怎么和你沟通呢？”

“海伦，”我回答说，“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两个都很沮丧。我不知道，你听了我的话会怎么想，但是说实话，我从业十年来，你是最让我头痛的病人。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和病人接触过这么长时间，在治疗上却毫无进展。或许你觉得，我不是适合你的医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愿意半途而废，可你的确让我感到困惑。我想不通我们之间的合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海伦突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那么看起来，你还是关心我的。”她说。

“呃？”我问。

“你不关心我，也就不致感到沮丧了。”

下一次见面时，海伦完全变了样。她过去对很多事情避而不谈，如今却像换了一个人。她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她以前的经历和感受。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找到了她的疾病的症结，并且迅速确立了理想的治疗方案。

我在治疗中的反应，对海伦有着特别的意义。我做出恰当反应的前提，在于我们的交往越来越深入，在于我们都为治疗付出了努力。心理治疗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不是依靠单纯的激励，不是借助于任何“符咒”或采取特殊治疗方式，而是医生与病人之间，要彼此做出承诺，要进行卓绝的努力。治疗者必须为了病人的成长而进行自我完善，承受没有退路的风险。他们要始终如一地关心病人，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精力。换句话说，真正的爱，是让心理治疗顺利进行的最重要因素。

如今，西方的心理学著作，其数量之多，让人眼花缭乱，却大都忽视了“爱”这个题目。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印度教派的智者指出：爱，是力量的来源。然而在西方心理学著作中，只有个别分析心理治疗成败得失的文章，才偶尔提到爱的问题。而且，它们顶多是提到“亲切感”、“同情心”等特质有助于心理治疗取得成功。“爱”这个题目，似乎令心理学家们感到尴尬，以致极少提起。这种情形有诸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们常常把真正的爱与浪漫的爱混为一谈。另外，我们偏重于所谓“科学治疗”，认为它更加理性，更加具体，它是可以测量的一种治疗方式，心理学当然也属于科学治疗的范畴。相对而言，爱是抽象的事物，是难以测量、超乎理性的事物，因此不能归入科学治疗之列。

专家们对“爱”闭口不谈，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认为医生应同病人保持距离，这种传统的治疗观念根深蒂固。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对这一观念的信奉程度，甚至有甚于弗洛伊德本人。根据他们的观点，病人对医生的爱都属于“移情”，医生对病人的爱则属于“反移情”，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它们只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应该竭力避免。

我认为这种观点很荒谬。移情，一向被视为不恰当的情感反应和心理作用，但是，医生在治疗过程中，能连续几个小时倾听病人的心里话，他们既不随意打断病人，也决不妄下断言，他们能够给予病人从未有过的关心，大幅度减轻病人身心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爱上医生，完全是正常的反应。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移情的本质，决定了它可以阻止病人真正爱上医生。毕竟，移情只是短暂的心理现象，可以使病人初次感受到情感的力量，从而更容易使治疗产生效果。有的病人配合治疗，听从医生的建议，并借助治疗使心智成熟，医生对这样的病人具有好感乃至产生爱意，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在治疗中掺入亲情成分，可使治疗更有起色，此时，想必心理医生对病人的爱，就如称职的父母给予子女的爱。

许多人产生心理疾病，都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父母的爱，或者得到的是畸形的爱。医生给予病人更多的爱和关心，才能够使他们的心理得到补偿，使疾病更快地得到治愈。心理医生不能真心地去爱病人，就无法使治疗产生疗效，更不要说立竿见影了。不管心理医生受过多么好的训练，没有真正的爱，或者缺少自我完善，心理治疗只会以失败收场。

由于爱和性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不妨对医生和病人的性行为略作探讨。心理治疗具有“爱”和“亲密”的元素，因此，病人和医生容易彼此产生性的吸引力，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也跟着增加。有的心理学同行，对那些跟病人发生性行为的心理医生大加痛斥。其实，他们未必真正了解其中原因。坦率地说，假如我经过细致的权衡，判定要使病人的心智成熟，就必须和其产生亲密的关系（包括性行为在内），也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种方式。不过，在我15年的从医生涯中，至今还未出现过这种特殊情形，我也很难想象会出现这种情形。

正如前面所述，称职的心理医生扮演的角色，基本类似于称职的父母的角色。显而易见，称职的父母不可能和孩子发生性行为。父母的职责，在于帮助孩子成长，而不是利用孩子满足个人欲望。有责任感的心理治疗者，会尽可能地去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不是通过病人满足自己的需要。父母应该鼓励孩子追求独立，这也是医生对病人承担的责任。在没有这种责任作为前提的情况下，假如某个心理医生宣称，他跟病人发生性行为，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是为了鼓励病人走向独立，那么他的话就必然是一派胡言，无法叫人信服。

当然，有的病人的确有性引诱倾向，容易把自己同心理医生的关系，转化为某种性关系。这只会妨碍他们的自由和成长。现存的一些理论以及为数不多的证据证明：治疗者与这样的病人发生性行为，只能使病人的心理变得更加依赖，因此只会妨碍他们心智的成熟。即便医生和病人没有发展到性行为阶段，只是谈情说爱，也是有害无益的事情。我在前面说过，如果陷入情网，自我界限会出现崩溃，其独立性又会出现大幅度倒退。

治疗者同病人陷入情网，前者就无法客观面对后者的状况，也无法区分各自的需要。治疗者爱他们的病人，就不该轻易同病人谈情说爱。医生必须尊重被爱者独立的人格，区分自己和病人的角色。有的心理医生甚至认为，除了治疗以外，其他时间不可以同病人私下接触。我尊重这一观点的出发点，不过，我觉得不必做出如此严格的规定。当然，我过去在这方面有过失败的经验：我私下里同一位病人接触，对于其治疗却没有多少帮助。与此同时，我和别的病人私下交往，结果彼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我也曾为几个好友进行心理分析和治疗，而且一概取得了成功。通常说来，即便治疗成功告一段落，医生也应该冷静而谨慎，保证自己与病人的私下接触绝对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置病人的利害于不顾。

既然现代心理治疗理论敢于一反传统，把心理治疗界定为真正的爱的历程，那么反过来说，真正的爱，能否使心理治疗更有成效呢？如果我们真心去爱自己的伴侣、父母、子女、朋友，我们能为使他们心智成熟而进行自我完善，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是在对其进行心理治疗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我的妻子、儿女、父母或朋友出现了心理疾病，他们整天不是胡思乱想，就是自我欺骗，或不幸处于其他困境之中，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与他们密切沟通，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状况。在此过程中，我还会忍受痛苦，不断自律，从而实现自我完善。我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如同我对待那些支付金钱来找我看病的患者一样。我从来都不曾设想过，我应该把自己的职业同私人生活一分为二。我不可能因为家人、朋友没和我签署过保证书，没有付给我任何医疗费，就对他们置之不理，藏匿起专业知识以及所有的爱。假如我不肯把握每一个机会，运用学到的知识，尽可能地去帮助我所爱的人，努力促进他们心智的成熟，我又如何算得上是好朋友、好父亲、好丈夫和好儿子呢？而且，我相信我的朋友和家人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帮助我解决各种问题。尽管有时候，我的孩子们对我的批评过于坦率，他们提出的所谓“忠告”也不见得有多么成熟，但毕竟使我得到不少的启示。我的妻子带给我的帮助，也绝不少于我给她的帮助。同样，假如朋友对我的个人问题视而不见，从未给过我任何出自真心的关怀，我也不可能把他们当成真正的朋友。实际上，没有亲人和朋友的指导和帮助，我的成长与进步就会大大滞后。所有建立在真爱之上的情感关系，其实都是互相勉励、共同促进的心理治疗关系。

当然，我并非一直这样看待上述问题。在过去，我对妻子给予我的赞美的重视程度，要大于她对我的批评；我对她的依赖性的培养和扶植，绝不亚于我对她的独立性的支持和鼓励。作为父亲和丈夫，我仅把自己看作是家庭的衣食提供者，我的责任就是给家里带回火腿和熏猪肉，而我理想中的家庭，是个气氛温馨而不是充满挑战的地方。我曾认为，心理医生为了强化职业特性，经常对朋友和家庭成员进行心理实践，绝对是危险而有害的，而且是不道德的。除了对滥用职业的恐惧以外，懒惰也助长了我的上述意识。给家人提供心理治疗当然也是一种工作，每天工作八小时，显然要比工作十六小时更容易。而且，医生也更容易爱上这样的患者———一个怀着希冀和渴望，主动涉足你的专业领域，主动寻求你的帮助，想借助你的智慧而获得支持的人；一个愿意付费给你，让你为他（她）诊断和治疗，而且每次都限制在50分钟以内的人。与之相反，你似乎不大容易去爱上另外一种人———他们把你的关注视为应尽的义务，随意对你提出各种要求；他们从不把你当成权威人物，也不会恳求你给予指导。

事实上，你对家人或朋友进行心理治疗，照样需要自律，其强度绝不亚于在办公室里的工作，甚至要付出更多的爱和努力。在我看来，一个人坚持不懈，跋涉于心智成熟之路，爱的能力就会不断增长。

假如心理医生被外界因素过多地限制，就不应超出自己爱的能力范围，勉强尝试其他心理治疗。没有爱的心理治疗，不仅不可能成功，甚至只会带来危害。如果你每天能“爱”六个小时，那么你应当感到满意，因为你的爱的能力，已经大于大多数人了。心智成熟的旅途是漫长的，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学习自律，使自己具备更强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对朋友和家庭进行心理治疗。在所有时间都能去爱别人———这是一种理想，一种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可能最终实现的目标，但是，在短时间内，你根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从另一方面说，即便是外行者，只要他们富有爱心，即使没有接受过严格训练，也能够进行心理治疗。也就是说，对朋友和家庭进行心理治疗，不仅适用于职业心理医生，也适用于所有的人。

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治疗，我告诉他们：“当你自己能够成为不错的心理医生的时候。”这一结论，其实更适用于团体治疗的成员。许多病人不喜欢这种回答，有人说：“这太难了！要做到这一点，意味着我和别人交往，一直都要处在思考中。我不想考虑那么多，我不想那么辛苦，只想活得快乐些。”我经常提醒他们：人际交往是彼此学习和教育的机会，也就是给予治疗和接受治疗的机会。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我们既不能学到什么，也不能教给别人什么。即便如此，病人们还是会感到紧张和畏惧。他们说的是心里话，他们不想追求过高的目标，不想让人生过于辛苦。因此，即便是接受最有经验、最具爱心的心理医生的治疗，大多数病人也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他们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匆匆结束治疗。他们或许能够咬紧牙关，踏上短暂的心智成熟之路，甚至是相当长的距离，但终归难以走完全程。心灵旅行过于艰难，使他们只满足于做普通人，而不想接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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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爱 爱的神秘性

关于爱的神秘性，我在前面做过提示：爱，是神秘的主题。迄今为止，爱的神秘性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我回答了有关爱的诸多问题，但仍有一些问题难以解答。

譬如，爱究竟从何而来？有的人为什么始终缺乏爱的感觉？缺乏爱，是导致心理疾病的主要原因，爱，则是推动心理治疗的重要元素。既然如此，为什么有的人成长于没有爱的环境，经常遭受别人的忽视和虐待，却健康地度过了童年和青春期？他们长大以后，即便没有接受过心理治疗，没有得到更多的爱，仍然成长得健康而自在，甚至接近完美呢？与此同时，为什么有些人的病情不比其他人更为严重，而且得到过最睿智、最有爱心的医生的治疗，病情却始终没有起色呢？

我将在后面的章节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我的回答不能使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到满意，不过，我希望它多少有一些启发的作用。

我在论述“爱”这一题目时，还牵涉到一些相关问题，我通常略去不谈或一笔带过。譬如，当我的爱人第一次一丝不挂地站在我的面前，任由我欣赏她的胴体时，我的心中会燃起一种特殊的情感。那是一种敬畏的感觉，这种敬畏感由何而来呢？既然性爱是人的本能，我就应感觉到性的冲动才对啊！单纯的性的饥渴，足以维持种族的繁衍，敬畏的感觉又有什么作用呢？性爱的行为中，为何还有敬畏这一因素呢？我为什么会体验到美呢？美又是从何而来？我说过，真正的爱，其对象一定是人，只有人的心灵才具有成长的能力，可是，我们又如何解释其他形式的美，同样能够带给我们强烈的爱的感觉呢？比如，从事木雕的工匠呕心沥血，创造出的不朽的艺术杰作，还有建筑于中世纪的精美绝伦的圣母雕像，以及特尔斐（古希腊城市）那座“战车御者”的青铜像———这些作品都没有生命，可是，它们的创作者，不都是怀着无比深厚的爱吗？它们的美不正是来自创造者真诚的爱吗？大自然的美不是同样让我们倾心吗？我们有时把大自然称为伟大的造物主，这并非没有道理。为什么面对美，我们会奇怪地产生哀愁乃至欲哭的冲动呢？为什么几小节的音乐旋律，会让我们魂牵梦绕、唏嘘不已呢？我清楚地记得：多年前，我六岁的儿子做完扁桃腺切除手术，从医院回家的第一个晚上，见我疲倦地躺在地板上休息，就跑过来抚摸我的背部，我的眼眶瞬间涌出了泪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显然，关于爱，有许多至今难以了解的方面。单纯从社会生物学角度和观点出发，未必能解答这些问题。普通心理学提供的关于自我界限的知识，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真正了解爱的秘密的人，也许是那些潜心研究宗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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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 宗教与世界观

随着自律的不断加强，爱和人生经验一并增长，我们会越来越了解自身成长的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由于天赋以及成长环境的不同，每个人对人生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常常有着天壤之别。

对人生的认识和了解，属于我们的宗教范畴。我们对于人生都有各自的认识，有着或广阔或狭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人人都有自己的宗教。虽然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但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通常，我们对宗教的定义过于狭隘。我们认为，拥有某种宗教信仰，就意味着要相信某些神灵，加人某个信徒组织，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某个人从来不去教堂，也不相信超自然的神灵，我们就会做出结论—他没有宗教信仰。有的学者还发表这样的言论：“佛教不是真正的宗教。”“在一位神论者的信仰中，没有任何宗教的成分。”“神秘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宗教。”我们容易把宗教过于简单化和单一化，正因为如此，某些事实令我们大惑不解，比如：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都以基督教徒自居？为什么和某些经常做弥撒的天主教徒相比，有的无神论者更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

我在指导新来的心理医生实习时，经常发现他们对病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毫不在意。病人不信神灵或从不参加教会活动，并且自称没有宗教信仰，医生就认为这些病人不是宗教主义者，因此也就不必再去了解病人的信仰。事实上，对于世界的规律和本质，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看法与信念，只是未必说出来而已。例如，病人是否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混沌状态，只有及时行乐，才是最现实的活法？病人是否认为他们生活在人吃人的世界里，只有残酷无情的人才能变成强者？还是认为世界充满善意，人人都会得到帮助和支援，所以任何人都不必为身处困境而过分烦恼？他们是否认为世界欠他们很多？他们是否认为世界自有严厉的“隐形”法律，任何人行为不端，终将受到惩罚？

人们的世界观各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医生迟早都会与病人的世界观发生冲突，甚至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所以医生应该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多下工夫。病人的心理向题，常常与世界观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对于他们的治疗，就涉及对其世界观的纠正和调整。我总是这样提醒接受我指导的心理医生：哪怕病人自称不信宗教，也要弄清他们信奉的“宗教”。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世界观，只有局部属于意识思维层面。多数病人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潜意识思维，以及对世界真正的看法和整体的观念。他们自认为笃信某种宗教，其实信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斯图尔特是位出色的企业工程师，他五十多岁时，突然极度消沉起来。他的事业一帆风顺，又堪称理想的丈夫和父亲，他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甚至是个坏家伙。他抱怨说：“也许我哪天死掉了，对这个世界更有好处。”他的话完全是内心感受。他感到自卑，经常失眠，烦躁不安—这是忧郁症的典型症状。他还曾两度自杀未遂。病情严重时，他甚至无法吞咽食物。他觉得喉咙严重梗塞，有时只能进食流质食物。但是，X光以及其他检测证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对于他的“宗教”，斯图尔特没有怀疑，也没有抱怨。他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工作者。他对我说：“我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据说，假如信奉充满爱心的上帝，或许对于我的成长更有好处。可是，我从小就听够了这一套谎言，我是不可能再上当的。”他的童年，是在观念保守、民风淳朴的美国中西部度过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母亲也是虔诚的教徒，不过斯图尔特长大以后，很快与家庭和宗教脱离了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斯图尔特在我的鼓励下，开始对我说起他做过的短暂的梦：“我回到童年时代，回到了在明尼苏达的家乡。我好像还是个幼小的孩子，可我分明知道，我仍旧是现在的年龄。有一天晚上，一个男子突然走进房间，想要割断房间里每个人的喉咙。我好像从没见过这个人；奇怪的是，我知道他是谁—他是我高中约会过的一个女孩的父亲。梦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惊恐地醒过来。我知道，那个男人想割断我们的咽喉。”

我让斯图尔特尽量回忆过去，把他了解的那个男人的情况都告诉我。斯图尔特说：“其实很简单，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有几次，我把他的女儿送回家，或是去接他的女儿参加派对。我和她很少有过真正的约会。”他拘谨地笑了笑，又说：“我在梦里觉得，我接触过他本人，而在现实中，我顶多是从远处望见过他。他在我当年居住的小镇火车站当站长。夏天的傍晚，我去看火车进站，偶尔会看见他站在站台上指挥。”

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共鸣。小时候，我也在火车站附近消磨掉不少慵懒的夏日，我也喜欢在火车站那里，看着火车进进出出。火车站是热闹又有趣的地方，而站长是这里的总导演。他似乎是个无所不能的人，拥有无上的权利。他知道火车经过哪些大城市，哪趟火车停靠在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站，哪趟火车会疾驰而过，一刻也不停留。站长还负责安排铁路的转轨，设置火车进出的信号，负责收发无数邮件。他还会在车站电报室里，使用我们无法理解的密码，与世界各地保持联系。

“斯图尔特，”我对斯图尔特说，“你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我相信你的话。不过，我想你的潜意识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信仰上帝的一你信仰的是个可怕的、想割别人喉咙的上帝。”

我的怀疑没有错。斯图尔特也意识到，他有一种古怪而可怕的信仰—世界被邪恶的势力所操控，它想割开斯图尔特的喉咙。任何冒犯或者错误的行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而在斯图尔特的心目中，所谓的冒犯或者错误，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调情行为。譬如，他曾偷偷亲吻过站长的女儿。他表现出的症状，就是头脑中自我惩罚的意识。他希望通过被人割断喉咙这样的意象，来逃避上帝对他的惩罚。

斯图尔特的心里，为什么隐藏着邪恶的神灵与邪恶的世界？这种消极的观念从何而来？人们怎样形成各自的宗教？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哪些因素？……这些问题很复杂，本书无法一一解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宗教都来自其文化环境。欧洲人大概认为上帝应该是白人，非洲人则相信上帝是黑人。印度人更容易成为印度教徒，并形成相对悲观的世界观；生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人大多会信奉基督教，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比印度教徒乐观得多。我们通常很容易接纳周围人的信仰，并把口耳相传的东西视为真理。

形成宗教思维的基本因素来自我们的家庭，父母是我们信仰的根植者。他们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们的话语，更在于他们处事的方式。比如，他们之间如何相处？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本人？如果说世界是大宇宙，那么家庭就是小宇宙，在家庭的见闻和感受，决定了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父母的言行举止，为我们创造了独有的外在世界，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我同意你的说法。”斯图尔特说，“是的，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上帝，他会割断我们的喉咙，可我不清楚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小时候，父母就说：‘上帝是爱芸芸众生的，我们也要去爱上帝和耶稣，而且爱无所不在。”

“既然如此，想必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是吗？”

他瞪大眼睛说：“你是开玩笑吗？我根本不幸福。我的童年太痛苦了。”

“为什么痛苦呢？”

“我几乎天天挨打。皮带、木板、扫把，都是父母教训我的工具。不管做错什么，我都会挨打。他们还说，每天打我一顿，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而且能促进我的道德修养。”

“他们是否威胁过要掐死你，或割断你的喉咙？”

“没有。不过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小心谨慎的缘故，不然他们真的可能那样做。”说到这里，斯图尔特突然停住了，他沉默了好久，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他面色凝重地说：“我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斯图尔特不只是惟一相信“恶魔上帝”的人。很多病人都对上帝有相同的认识和看法，提到上帝，他们就感到恐惧。当然，在人们的头脑中，“恶魔上帝”的观念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我说过：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就像是神和上帝，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宇宙间的至高法则。孩子对所谓神性的了解，往往来自父母的人性—父母充满爱心，悲天悯人，孩子们就会相信上帝充满爱心、普渡众生。这样，即便到了成年，在他们的心中，世界仍和童年时一样，充满爱和温暖。假如父母言而无信、眶眺必报，孩子成年后，就会感觉世界充满邪恶。从小得不到关心的孩子，长大后就会缺乏安全感，对世界和周围的人充满戒心和敌意。

我们的宗教和世界观，常常取决于童年经历的影响，这就构成宗教与现实的对立，也就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对立。在斯图尔特的心中，世界充斥着邪恶和凶险。童年时代，他必须谨慎而严格地遵循“家庭小宇宙”的法则，不然喉咙就会被上帝割断。他生活在近乎残暴的成年人的阴影之下。当然，并非所有成年人或父母，都像斯图尔特的父母那样不可理喻。在世界这个“大宇宙”中，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也有着不同的孩子和父母。

要建立与现实相适应的宗教与世界观，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增进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突破自我界限，涉足更广阔的领域，修正我们的地图。斯图尔特的宗教和世界观，可能仅仅适用于他的家庭。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他的认知显然不切实际，也帮不上他的忙。尽管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生活在恐惧中，认为上帝随时会割断他的喉咙，这是典型的移情现象。许多成年人的宗教，其实正是移情的“产品”。

我们毕竟不是“超人”，我们无法超越自身文化、父母乃至童年经验的影响，我们只能依据狭窄的人生参照系来待人处事。人类世界充满矛盾，人们面对自己和他人，有着各种感受和观点，它们起源于过去的经验。人们很少想到，他们的经验不是“万灵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他们对自己的世界观并没有通盘的、深人的认识。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家布兰恩特？韦吉，对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深人研究，发现美国人和俄国人在对人性、社会、世界的理解上，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双方的交往和谈判，他们却浑然不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人觉得俄国人怪里怪气，在谈判桌上的言行不可理喻，甚至可能心存歹毒，俄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同样的反感。我们都熟知“盲人摸象”的寓言，其实我们就像寓言里去摸大象的瞎子，没人知道这个“怪物”真实、完整的面貌。我们一味坚持自己的“小宇宙观”，为此不惜与别人对抗，不惜把每一场争执扩大化，甚至将其演变成一场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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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 科学的宗教

心智的成熟，其实就是从小宇宙进人到大宇宙的历程，本书注重论述这段旅程的初级阶段。从本质上说，这一阶段，就是不断迈进的求知之路。只有学习和进步，才能摆脱昔日经验的限制。我们必须消化和吸收新的资讯，扩大我们的眼界，敢于涉足最新的领域。

本书的主旨之一，就是探讨增加认知、扩大视野的意义。我说过，爱的本质，其实是自我完善，而爱的风险之一，就是必须进人未知的领域。我们必须放弃落后的、陈旧的“自我”，把陈腐的、过时的认知踩到脚下，及时抛弃狭隘的人生观。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似乎不做任何改变更符合我们的惰性。我们更容易保持现状，更愿意使用以“小宇宙”为基础的地图。我们不想让旧有观念遭受丝毫损伤。但是，这样无异于自掘坟墓，与心智的成熟之路背道而驰。我们应该对过去的信仰提出疑问，主动探索陌生领域，挑战某些久被视为真理的结论。只有怀疑和挑战，才能使我们走上神圣的自由之路。

为此，我们必须从科学起步，别无他途。我们应该逐步以科学的“宗教”，来代替父母的“宗教”，向小宇宙法则提出挑战。科学的宗教，旨在帮助我们从实际出发，采用现实的经验、历史的教训去认识世界，更新人生观、世界观。如果盲目信奉父母的宗教，我们可能不会有任何改观。最有活力、最适合我们的宗教，理应从我们对现实的经验和认识中产生。经由质疑、挑战、检验的宗教，才是属于我们的宗教，正如神学家艾伦？琼斯所说：我们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几乎很少有人有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情感），似乎都是“二手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有依据二手材料，才能够让自身发挥作用。我可以信任一个内科医生、一个科学家、一个农民的话，我本来不想这样做，但我不得不这样做，他们提供的，可能是各自领域的核心知识，而对那些领域我一无所知。关于我的肾脏的状况、胆固醇的作用、饲养小鸡的经验……这些完全是二手的材料，我完全可以接受。但是，有关人类生存的意义、目的与死亡的问题，一切二手材料我都无法接受。我不可能依靠对“二手上帝”的“二手信任”来生活。我要想真正地活着，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语言，拥有独一无二的怀疑和挑战的意识。

我们有了自己的宗教，才能有成熟的心灵。完全沿袭父母的宗教，就会处处碰壁。那么，什么是“科学的宗教”呢？科学是复杂的世界观，它具备若干重要信条。所以，科学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其重要信条包括：宇宙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观察，人类对宇宙的观察具有重要价值；宇宙的运行遵循若干规律，而且是可以预测的；人类易受偏见和迷信的误导，在解释宇宙时易犯错误；人类要形成世界观，理应具有足够的怀疑精神，理应接受科学方法的指导，由此总结出观察宇宙的经验。还有，除非经过亲身体验，否则，我们就不可以自以为无所不知。另外，科学方法的提炼，虽然来自实践经验，但我们仍不可相信单纯的经验，惟有多次重复实验而获得的经验，才是值得信任的“知识”。还需要补充一句：只有在相同情况下，其他人通过类似的经验，也能够得到一致的结论，这才是可靠的经验。

在上述信条中，关键字眼包括“真实”、“观察”、“知识”、“怀疑”、“经验”等等。科学是一种以怀疑为基础的宗教。为摆脱童年经验的“小宇宙”、文化教条的“小宇宙”、父母似是而非教导的“小宇宙”，我们必须怀疑自以为了解的一切。凭借科学的态度，我们才能把个人的“小宇宙”经验，转化为广大的“大宇宙”经验。我们必须信仰科学，迈开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第一步。

许多病人在治疗之初，就告诉我：“我不相信宗教，我从来不去教堂。我不相信教会的训诫，也不相信父母的话。我不像父母那样对宗教过于虔诚。我大概永远与宗教无缘。”每当我质疑他们凭什么自认为与宗教无缘时，他们都很惊讶。“其实，你是有宗教信仰的。你的宗教博大精深，因为你崇拜真理。你坚信自己会不断进步。”我对他们说，“你的宗教所具有的力量，使你敢于承受一切痛苦、一切摆脱既往经验和迎接未来挑战的痛苦。能够接受治疗，本身就说明你重视进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宗教。我绝不认为你比父母缺乏虔诚，正相反，我甚至觉得和他们相比，你对宗教和上帝的信仰更具神性。你的信仰有着更高的境界，因为你具有质疑一切的勇气。”

对塑造世界观而言，科学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更为进步。最好的证据之一，就是科学显著的国际性。在全世界范围内，它都具有稳固的“科学群体”，其规模要比基督教会更加庞大，而且更为团结，其他国际性团体都无法与它匹敌。各国科学家互相交流，他们的热情之大、能力之强，远远超出其他宗教人士。他们超越了自身文化的小宇宙，更加睿智和务实，也更加接近人类和世界的本质。

即便如此，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拥有科学思维的人，能够对一切现象提出质疑，这远比单纯依靠盲目的信仰、迷信和教条，更有利于我们的进步。但是，我也相信，到目前为止，科学也只是踏出了实现心灵进化的第一步。大多数有科学思维的人，对于世界和上帝本质的认识，仍然是狭隘而有限的。就是和许多盲目继承父辈信仰的普通农民相比，科学界人士的见识也未必高明多少。在认识上帝本质这一问题上，科学家还面临诸多的困难。

具有怀疑一切的态度，我们就会意识到，笃信上帝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过分信仰上帝，容易使我们更加教条。而且，正是从教条主义中，曾产生过无数战争、宗教裁判所乃至各种迫害。在宗教盾牌的背后，曾隐藏着无数伪善的嘴脸。有的信徒假借信仰的名义，戴上“博爱”的面具，向同类挥舞屠刀。他们唯利是图、巧取豪夺，甚至禽兽不如。他们搞出各种匪夷所思的宗教仪式，以及别有用心的“偶像崇拜”：六手六脚的女神、高踞宝座的男神、象神、虚神、诸神殿、家神，“三位一体”，“众神合一”。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无知、迷信、教条和僵化，对上帝真正的信仰却少得可怜。这不由得使人想到：假如不相信上帝，也许我们会活得更好吧？无数事实证明，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上帝非但不是来生的期许，反而是今世的毒药。有时候，我们即便大胆预言，认为上帝是人类心灵的幻象—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幻象，似乎也是合理化。也许对于上帝的信仰，其实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病态，必须设法救治才行。

信仰上帝，是否真是一种疾病呢？它是否是一种特殊的移情现象呢？是否源于我们过多地接受了父母的“小宇宙”观念，由此阻碍了我们去接纳“大宇宙”观念？或者说对于上帝的信仰，是否是原始而幼稚的思考方式？为寻求更高境界的认知和道德，我们是否必须敢于将“小宇宙”观念彻底舍弃？我们在因心理治疗而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我们的宗教信仰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呢？为从科学的角度解决类似疑问，现实中的“临床数据”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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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 凯茜的故事

凯茜是我接待过的最胆小的病人。我清晰地记得初次见到她时的情形。当时我走进房间，她蹲坐在角落里，嘴里嘟嘟嚷嚷，就像是在做祷告。看到我出现在门口，她立刻瞪大眼睛，目光充满恐惧。她尖声哭叫，缩成一团，背部紧贴着墙壁，似乎是想缩进墙壁里。我对她说：“凯西，我是心理医生，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你不用害怕。”随后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离她稍远的地方，静静地等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只是缩在墙角处。渐渐地，她的神态放松了些，随即放声大哭。哭了一会儿，她停了下来，又自言自语地祷告起来。我问她是怎么了，她的声音含煳不清，“我就快要死了。”她没有中断祷告，也不想同我说话，嘴唇不停地蠢动，念念有词。大约每隔五分钟，她会因疲倦而停顿一下，咳嗽几声后，又继续祷告。不管问她什么问题，她总在祷告的间隙偶尔回答我：“我就快要死了。”好像只要不断祷告，她可以既不休息，也不睡觉，就可以阻止死亡的来临。

凯茜的丈夫叫霍华德，是个年轻的警官，他向我讲述了凯茜的基本情况。凯茜22岁，他们结婚两年，婚姻正常，凯茜也没有任何心理异常症状。那天早晨，凯茜一切正常，还开车送丈夫去上班。两个小时后，霍华德的姐姐给他打来电话，说她去看凯茜时，发现她变成了现在的模样。于是他们把凯茜送到医院。霍华德告诉我，凯茜最近几天，没有任何怪异的言行，不过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她很怕到公共场所去，霍华德甚至不得不替她进超级市场购物，让她独自坐在车里等候。凯茜也害怕孤单一人。结婚以来，凯茜一直有做祷告的习惯。她的家人是虔诚的教徒，她的母亲每周至少两次去做弥撒。奇怪的是，凯茜自从结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做过弥撒，霍华德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过他注意到，凯茜经常独自祷告。“那么，凯茜的健康怎么样呢？”“非常好，她从没有住过院。”“她婚后采取过避孕措施吗？”“她经常吃避孕丸。”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一个月以前，凯茜曾告诉霍华德，她不准备再吃避孕丸了。她从报纸上了解到，避孕药品可能对健康有害，霍华德听后也不以为然。

我给凯茜开了大量镇静药，让她按时入睡。随后两天，她的病情没有多少起色，每天仍在祷告，念叨着说她很快就会死掉，此外什么也不肯说。显而易见，她有着某种强烈的恐惧感。到了第四天，我给她进行了静脉注射，说：“凯茜，我给你打的这一针，会使你很想睡觉。你不会真的睡过去，你也不会死掉。药效发作以后，你就会停止祷告。你会觉得很放松，愿意同我说话。现在我要求你告诉我，来医院的那天早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什么事。”凯茜说。

“你送丈夫去上斑了，对吗？”

“是。然后我就开车回家了。后来，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把丈夫送到单位，然后直接开车回家的吗？”

凯茜不再同我说话，又开始祷告起来。

“别念了凯茜。”我对她说：“你现在绝对是安全的，你可以放松下来。那天早晨，你在开车回家途中，发生了一件事，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走了另外一条路回家。”

“什么路？”

“我从比尔家门前经过，我走了那一条路。”

“谁是比尔？”

凯茜又开始祷告。

“比尔是你的男朋友吗？”

“是，不过是在结婚以前。”

“你还常想着比尔，对不对？”

凯茜突然哭了起来，“啊，上帝！我就快要死了！”

“你那天见到比尔了吗？”

“没有。”

“不过你很想见到他。”

“我快要死了。”

“你认为自己想去见比尔，上帝就会惩罚你，对吗？”

“是的。”凯茜又开始祷告。

我让她祷告了十分钟，而自己则在一旁，紧张地整理着思绪。

我对她说：“凯茜，你认为自己快死了，是你自以为了解上帝的想法。你对上帝的了解，都是来自别人的看法，但那大都是错误的。我也不是十分了解上帝，但我想，我知道的比你多，也比那些自以为了解上帝的人多。我每天都能接触到许多和你有同样想法的男人女人，他们都产生过背叛伴侣、与人私通的念头，有的还真的做了那种事。可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都来找我看过病，后来也都变得乐观而开朗，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我想，你也同样会快乐起来。你一定会意识到，你根本就不是坏人。你会了解真相，知道上帝的想法。现在，你好好睡一觉，明天醒来时，你就不用害怕马上死去了。明天见到我，你就能和我自如地交谈了。我们可以谈谈上帝，也谈谈你自己。”

次日早晨，凯茜的情况有所好转，不过恐惧感并没有消除，她还是担心自己随时可能死去（尽管不再像以前那样肯定了）。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心事。她高中三年级时，和霍华德有了性关系。霍华德要同她结婚，她马上答应下来。两周后，她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想结婚。极度的痛苦和懊丧，使她当场昏倒在地。后来她更加怀疑，自己也许不该草率结婚。她无法确认是否真的爱霍华德，不过，她毕竟同霍华德发生了关系，她以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使这种关系合法化，不然，她的罪孽就会更大。在确认真的爱霍华德之前，她不想生育子女，并开始服用避孕丸。这样做，显然是天主教禁止的另一种“犯罪”行为。她不敢带着罪孽去面对耶稣，所以婚后甚至都不去做弥撒了。她喜欢同霍华德享受床榻之欢，可是，差不多从结婚当天起，霍华德对此就很冷淡了。他仍然关心凯茜，给她买各种礼物，而且似乎很疼爱她，甚至不让她外出工作。然而，凯茜一再恳求，他才答应同她做爱。凯茜的生活很单调，大约两周一次的性生活，成了她惟一的调剂。凯茜也从未想过离婚—那又将是一种难以饶恕的罪孽。

凯茜孤独难耐，居然有了与人私通的幻想，她希望借助祷告，驱除头脑的杂念。她每个小时都会抽出五分钟用于祷告，这遭到霍华德的嘲笑，于是凯茜决定，趁白天丈夫上班，独自在家里祷告。为弥补夜晚漏掉的祷告，她必须增加白天祷告的频率，每隔半小时就祷告一次，祷告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并没有消除她的性幻想，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强烈。她甚至到了每次外出，就会死死盯着别的男人发呆的程度。她开始害怕和霍华德一起外出。即使有霍华德陪伴，她也不希望置身于有男人的场合。她曾想过到教堂去做弥撒，不过她知道，到了教堂，却不向牧师“忏悔”她的性幻想，仍然是一种犯罪。无奈之下，她增加了祷告的时间和频率，还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祷告方式：将祷告词的字句进行缩读，甚至以个别字词代替整篇祷告。她整天念念有词，其实是在重复单个的音节或者词语。不久后，她就把这套方法演绎得更加熟练了，可以在五分钟内“念完”一干多遍祷告词。这种特殊的“祷告系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她的性幻想。可是不久后，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她越来越渴望把性幻想付诸实施。她想给过去的男友比尔打电话，还想每天下午到酒吧里约会男人。想到真的有可能做出那种事，她感到极度恐惧。她停止服用避孕丸，希望借着对怀孕的恐惧，阻止自己做出越轨的事。一天下午，她甚至开始自慰，这让她更加紧张，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最大的罪恶”。她洗了大半天冷水浴，以便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好不容易等到霍华德回家。但是第二天，一切却又依然如故。

那天早晨，凯茜终于难以自控。把霍华德送到警察局后，她直接把车开到比尔家门口。她坐在驾驶室，等着比尔出门，可一直不见动静。她下了车，身体倚靠在车前，还做出挑逗性的姿势。她默默祈祷：“求求你，让比尔看见我吧！让他看到我在这里等他吧！”还是没有人出门。“随便什么男人看见我都可以！不管是谁，只要愿意，我都会答应他的要求！我非要跟别人上床不可。”“啊，上帝！我是个裱子，我是巴比伦的婚妇！上帝，你杀了我吧！我就快要死了！”她跳上汽车，飞快地开回家。她找了剃须刀刀片，想割开自己的手腕，最终还是放弃了。“上帝会帮助我，给我应有的惩罚。上帝最清楚我的罪孽，他会了断一切。”凯茜夜以继日地等待，“啊，上帝！我好害怕，求求你，快动手吧！我好害怕啊！”她不停地祷告，提心吊胆地等待死亡的到来，后来，就到了近乎精神失常的地步。

我用了好几个月，才了解到上面的情况。我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围绕其罪恶感的来源进行，比如，她为什么认为自慰是一种罪恶？是谁这样告诉她的？那人又凭什么说自慰是罪恶？与人私通的念头，为什么是一种罪恶？罪恶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在我的心目中，心理治疗是最诱人，也是最值得全身心投入的一种行业，但是，当医生不得不询问病人，询问其亲人和朋友，了解病人头脑观念的一切细节时，工作就会变得单调而乏味。比方说，凯茜对罪恶感自行提出质疑时，才开始透露其性幻想以及自慰带给她的诱惑。她甚至质疑整个天主教会的权威。跟教会对立当然不容易，她能够做到这一点，是来自我的鼓励和支持。她渐渐相信，我是为她着想，而非带她步人歧途。我们形成的“治疗同盟”关系，是让治疗获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上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临床治疗的基础上进行的。那天，我给凯茜注射了巴比妥类催眠药，并同她做了深人交谈，过了一个星期，她就出院回家了。又经过四个月的强化治疗，她才说出对罪恶感的想法：“我现在觉得，天主教会的那一套并不可靠。”凯茜产生这样的认识，说明对她的治疗进人了新阶段。

我让她思考这样的问题：她以前为什么对天主教会那样虔诚，几乎完全接受而没有丝毫怀疑？她为什么一直缺乏独立的思考？凯茜说：“我的母亲很早就提醒我，对天主教会不能有任何怀疑。”接下来，我们开始探讨凯茜和父母的关系。凯茜和父亲没有感情，父亲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回家就捧着啤酒瓶，在椅子上打瞌睡。只有星期五晚上例外—他那天晚上会在外面喝酒。家里是她母亲说了算，任何人都不能和母亲唱反调。她的母亲看上去温文尔雅，但是，她绝不允许凯茜和她顶撞。凯茜只能乖乖听她训话：“你不可以做那件事，亲爱的！好女孩可从不做那种事。”“你不应该穿那种鞋，正派女孩从不穿那种鞋。”“你是否愿意去做弥撒不是你说了算的，这是上帝的要求，你必须去。”在我的帮助下，凯茜逐渐意识到，在天主教会庞大权力的背后，隐藏着她母亲同样庞大的权力。在她母亲貌似温情地言传身教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母亲冲突和对抗，对于凯茜是不可想象的事。

心理治疗难免出现意外。凯茜出院六个月后，在一个星期天早晨，霍华德给我打来电话，说凯茜又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不停地做起了祷告。在我的建议下，霍华德说服凯茜回到医院。就像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凯茜仍躲在角落里，浑身瑟缩。霍华德不明白，究竟什么原因使她病情发作。我把凯茜带进病房，说：“别再祷告了，凯茜。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告诉你，我做不到。”

“你做得到，凯茜。”

凯茜不停地喘着粗气。她在祷告过程中对我说：“给我吃那种让我说真话的药吧，这样我才能告诉你实情。”

我说：“不行，凯茜。这一次，你有足够的力量，你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她突然哭了起来。然后她看着我，又恢复了祷告。从她的眼神中，我感觉得到，她是在生我的气，甚至有些怨恨我。

我对她说：“你是在生我的气。”

凯茜摇摇头，继续祷告。

“凯茜，我想得出十个以上的理由，证明你有可能生我的气，但是，你不说实话，我就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生气。你告诉我吧，我是不会介意的。”

“我就快要死了！”她哭泣着说。

“不，你不会死的！凯茜，你不会因为生我的气而死去，我也不会因为你生气而杀死你。你有权生我的气。”

她仍然哭泣着说：“我的日子不长了，我的日子不长了。”这些话突然让我感觉有些怪，似乎能让我联想起什么，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我只好再次重复一遍：“凯茜，我是爱你的，我不会因为你恨我而惩罚你。”

她便咽着说：“我恨的不是你。”

我突然想明白了：“我的日子不长了”—在地球上的日子不长了。“凯茜，你说的是不是圣经第五诫呢—孝敬父母，你在地球上的日子就可以长久；不孝敬父母，你就会很快死去？这就是你的心事，对不对？”

凯茜喃喃地说：“我恨她。”仿佛把这些可怕的字眼说出来，就能增加她的勇气，她突然大声说：“我恨她。我恨我的母亲。她从来不让我……从不让我成为我自己。她总是要我像她一样，她老在逼我……逼我……她从来不给我任何机会。”

对凯茜的治疗刚刚开始，前面的路依然障碍重重，她必须战胜困难，才能真正成为她自己。意识到母亲的控制带来的伤害，凯茜决心改变这一切。她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自行做出决定，这让她感到害怕。在通常情况下，由母亲替她打理生活，做出决定，才让她感到安全。按照母亲和教会的价值观行事，一切便简单得多。自行去寻找人生的方向，显然需要经受更多的痛苦。后来凯茜对我说：“其实我不想回到过去，但是有时候，我还是怀念过去。至少就某些方面来说，我可以不费多少力气，让一切变得简简单单。”

凯茜逐渐走向自立，而且鼓起勇气，跟霍华德讨论起他在性生活上没有带给自己满足感的问题。霍华德答应做出改善，却没有付出实际行动。凯茜开始施加压力，而霍华德益发焦虑，并且和我谈起这件事。我鼓励他另找一位心理医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时，他才说起埋在心底的同性恋倾向。原来，他是借着和凯茜结婚，来压抑自己潜在的问题。凯茜有着性感的身材，看上去也很迷人，霍华德便把她当作至高无上的“奖品”—与凯茜在一起，就证明他有男性的魅力。不过，他从未真心爱过她。他们正视了各自的情况以后，就平静地离了婚。

凯茜后来到一家大型服装店做售货员。此后，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各种选择和决定时，还经常同我探讨。她经受了磨炼，变得坚强而自信。她和男人约会，希望找到理想的伴侣，并且生育儿女。她在工作上也得心应手，始终心情愉快。我对她的治疗结束时，她已晋升为服装店经理助理。我不久前还听说，她转到了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上班。如今，凯茜是个快乐的27岁的女郎，她不再到教堂做弥撒，也不再以天主教徒自居。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仍信仰上帝，不过她会明确地告诉你，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对她无关紧要。

凯茜的病例，显示出宗教环境和心理疾病的密切关系。世界上，像凯茜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所以，我有时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感谢那些教会，有了它们，才让我们这些心理医生在职业上更有保障。”我说的教会，包括天主教会、浸信教会、路德教会、长老教会等等。

当然，教会不是造成凯茜神经官能症的根本原因。教会只不过是凯西的母亲大权独揽，建立不合理权威的工具罢了。母亲的颐指气使，父亲的不闻不问，才是凯茜得病的根本原因。即便如此，教会还是难逃其咎。在凯茜就读过的教会学校，神父从不鼓励凯茜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教会的信条提出质疑并自行做出判断。对于教条可能产生的误导，以及教会规定的过分苛刻的要求，教会从来不做任何考查和纠正。凯茜信奉上帝、“十诫”和原罪的观念，她沿袭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其实不符合实际需要。她不能自行提出质疑，也不懂得独立思考。教会根本不能帮助她结合自身情况，去建立适合的宗教观。教会只想让信徒们原封不动地继承上一代的宗教观念。这种情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而典型的现象。

凯茜的病例如此常见，以致许多精神病学家和精神治疗医师把宗教视为“撒旦”，他们甚至认为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禁锢心灵的非理性观念。重视科学和理性的弗洛伊德也有类似看法，兼之他在现代精神病学界的先驱地位，更促使心理学界趋向于把宗教视为疾病。心理学家从现代科学出发，与古老的宗教迷信进行较量，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所以他们必须耗费时间和精力，帮助病人摆脱落后而陈腐的宗教观念，使他们的心灵重获自由。

 

[腊八粥]

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 马西娅的故事

多年前，我接待过一个患有长期心理疾病的病人：马西娅。她当时二十多岁，患有忧郁症。马西娅对生活环境没有怨言，但整天闷闷不乐。她口袋里从不缺钱，而且接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但看她的打扮，却像是个贫穷多病的中年妇女，乃至是流浪街头的老抠。我清楚地记得，在治疗第一年，她穿着不大合身的衣服，衣服色彩也很单调，不是蓝色或灰色，就是黑色或褐色；她还背着帆布袋子，袋子色彩暗淡，老是脏兮兮的。她是个独生女，父母都在大学任教，他们坚持认为，宗教是穷人的鸦片。马西娅十岁时，和朋友们一起去教堂做弥撒，还遭到了他们的挖苦和嘲笑。

马西娅接受治疗之初，对父母抱持的观点深信不疑。她自称是个无神论者，坚信人类只要摆脱神灵的束缚，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有趣的是，在马西娅的梦境中，经常出现宗教象征。比如，她曾梦见一只鸟飞进房间，嘴里衔着用原始文字写成的神秘卷峡。显而易见，她的潜意识里，存在着渴望宗教的成分。

起初，我没有对其人生观和世界观提出质疑。在长达两年的治疗中，我们也从未讨论过宗教问题，谈话涉及的主要是她和父母的关系。她的父母富于理性，而且能满足她的经济要求，但感情上却同她保持着距离。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投人事业，却没有花时间陪伴女儿。马西娅成了心理的孤儿，成了典型的“不幸的富家子女”。她却不愿承认这一事实。每当我提醒她，她其实一直被父母所忽视，她的打扮就像是个孤儿，她就会感到生气乃至愤怒，她说自己只是跟随潮流而已，而我无权批评她的装束。

对马西娅的治疗，是长期而缓慢的，不过在外表上，她却有了迅速而显著的变化。这主要得益于我们逐渐形成的亲密感，这种亲密感，不同于她与父母的关系。

治疗进人第二年时，有一天早晨，马西娅背着崭新的皮包，出现在我的治疗室里。她的皮包只有原先的帆布袋子的2/3大小，色彩艳丽而醒目。而且，正是从那一天开始，几乎每隔一个月，她都会添置一件色彩鲜艳的服装，有的是橘黄色，有的是鹅黄色，有的是淡蓝色，有的是深绿色，就像一朵朵鲜花次第开放。她倒数第二次找我看病时，显然对自身的改善大为满意。她说：“你知道吗？如今，我的心情改变了很多。我的装束和气质，也完全变了样。虽然生活环境没有多大变化，我依旧住在原来的地方，做的事也和以前大致相同，但我对整个世界的感觉却完全变了。我感觉温馨而安全，心情也比过去快乐了许多。记得我对你说过，我自认为是无神论者，我现在不那么肯定了。大概我根本不是无神论者。我心情愉快时，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这个世界其实有上帝存在，因为没有上帝，世界就不会这么可爱。’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仿佛置身在某个宏大的蓝图上。虽然对整个蓝图所知不多，不过我知道它的确存在，它是那样美好，而我是它的一部分。”

凯茜原来把神灵奉为一切，经过治疗，她不再相信神灵的存在。而马西娅原本否认神灵，是个无神论者，后来却相信上帝的存在。她们的治疗程序几乎一样，医生也是同一个人，最终的结果却显然不同。怎样解释这种情形呢？对于凯茜，心理医生显然有必要主动质疑其宗教观，以弱化上帝在其人生中的不良影响。而马西娅则不然，即使心理学家没有提出质疑，她的宗教观也会逐渐占据上风。我们或许会问：为使治疗取得成功，心理学家是否必须主动挑战病人的无神论、不可知论，甚至有意识地引导病人信仰宗教呢？

 

[腊八粥]

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 特德的故事

特德找我看病时是30岁，过着隐士一样的生活。整整七年，他住在树林深处一栋小木屋里，几乎没有朋友，更没有特别亲近的
人。最近三年里，他没有和任何女人约会过。作为调剂，他偶尔会做些木工活，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钓鱼、看书上，或者去尝试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决定，比如：晚餐应该准备什么？如何准备？是否该去购买一件廉价的工具？……事实上，他很聪明，还有一笔可观的遗产，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

第一次就诊时，他就坦言自己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他说：“我知道人应该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可我优柔寡断，什么决定也做不了，更不要说重大的决定了。我认为自己该去做一番事业，因此，考虑过读研究生，或去学一门职业技术。可是，做什么事都无法提起我的兴趣。我也考虑过当教师，或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比如国际关系、医学、农业生物学，最终都不了了之。我顶多只是进行一两天的尝试。不管在哪个领域，碰到难题就泄气，觉得自己的选择是个错误。我感觉人生堆满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特德告诉我，他的心理问题开始于18岁。当时他刚进人大学，一切都很顺利。他过着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有两个哥哥，家境优越，父母感情和睦，对孩子也很关心。特德原本在一所私立寄宿学校就读，而且成绩优异。后来，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孩，不幸的是，在进人大学前的一周，那个女孩拒绝了他的求爱，这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异常痛苦，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差不多天天酗酒，所幸他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后来他又恋爱过几次，由于每次都没有认真对待，最后都无果而终，学习成绩也开始下滑。

大三时，好朋友汉克死于一次车祸，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不过，他还是克服了打击。那一年，他甚至还改掉了酗酒的恶习，而他优柔寡断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他始终无法决定他的毕业论文该选择什么题目。他修完了课程学分，在校外租了房子准备论文。只要再交上一篇不长的论文，就能够顺利毕业。其他同学在一个月内，就能完成这一任务，而他却花了三年时间。此后他就什么事也没有做成，就在七年前，他搬进了那座森林，独自住在小木屋里。

特德认为，他的心理问题应该与性爱有关，因为他的问题好像都源于恋爱的失败。他几乎读过弗洛伊德的每一本著作，也许比我读的还多。在正式治疗的前六个月，我们深人地探讨了他童年时期性的发展，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尽管如此，我还是窥见到他性格中某些特别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不管做什么事，他都缺少起码的激情。比如，他可能盼望出现好天气，可当好天气到来时，他顶多是耸耸肩，说：“也没什么特别的，这一天总是要过去的。”有一天，他在湖里钓到一条肥大的梭鱼，“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又没有别人与我分享，”他说，“所以，我又把它扔回到湖里。”

与缺乏激情的态度相伴而来的，是对一切都表示轻蔑和不屑，似乎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满意，他的眼睛完全是批评家的眼睛。他用挑剔的态度，与可能影响情绪的一切事物保持距离。特德注重隐私，我很难了解更多细节，这使治疗进行地格外缓慢，我必须从他口中获得更多有价值的资料。

他做过这样一个梦：“我出现在一个教室里，我看到那里有一样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很快把它放进一个箱子，封存起来，不让任何人看到。接着，我把箱子藏到一棵枯死的树木里。树木中间是空的，我用螺丝钉把树皮钉起来。我又坐在教室里，忽然想到螺丝钉可能没有上紧。我紧张得要命，又跑到树林里，重新把螺丝钉弄好，心里才觉得踏实了。然后，我继续坐在教室里听课。”和其他患者一样，特德梦见了教室和上课，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治疗，他显然是不希望我摸清他的过去，找到他的神经官能症的症结。

治疗进行到第六个月，特德厚厚的心灵盔甲，才出现了小小的裂缝。在来见我的前一天晚上，他曾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玩。他抱怨说：“昨晚真是无聊，我的朋友让我听他买的唱片，是尼尔？盖蒙为电影《天地与沙鸥》谱曲的原声带。我真是觉得心烦，我不明白，他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为什么还会认为那种无聊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且居然还把它称为音乐？”

他的轻蔑之态过于明显，所以我竖起耳朵，仔细辨析他的想法。我说："《天地与沙鸥》是宗教作品，所以音乐也有宗教的味道，是这样吗？’’

“如果你把它当成音乐，说它有宗教味道，或许也是可以的吧。”

“让你讨厌的，可能是它的宗教味道，而不是音乐本身。”

特德说：“可能吧。反正我很讨厌那种宗教。”

“你讨厌的是什么样的宗教？”

“滥用感情，忸怩作态。”说出这几个字时，他的表情和腔调，都透露出极度的厌恶。

“还有哪些宗教是这样的呢？”我问。

他看上去有些困惑，有些慌乱，“我想不是很多。不管怎么样，宗教对我来说，一向缺少吸引力。”

“一直都是这样吗？”

他有些遗憾地笑了笑：“不，我在青春期时大脑简单，那时候对宗教很虔诚。我在寄宿学校三年级时，甚至还在学校小教堂做过执事呢。”

“后来怎么样呢？”

“什么后来？”

“你的宗教信仰怎么会发生改变呢？”

“大概是我成长了，所以就不再需要它了。”

“你是怎么成长的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特德有些恼火，“人人都会成长，别人是怎么成长的，我就是怎么成长的，这还用问吗？”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大成人，不再需要宗教了呢？”

“我不知道。我以前告诉过你，我上大学以后，就没有去过教堂。”

“完全没有吗？”

“一次也没有。”

“高中三年级，你在学校小教堂做过执事，暑假时你经历了一次失恋的打击，就再也没有去过教堂。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在你看来，是否和你被女朋友拒绝有关系呢？”

“我不觉得有多少关系，有很多同班同学和我差不多，到了一定阶段，大家都不再相信宗教了。我不再信仰宗教，与我和女朋友分手这件事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知道，后来我对宗教没有任何兴趣。”

大约一个月之后，对于他的治疗，又有了新的突破。当时，我和特德正在讨论他缺少激情，对一切都没有兴趣的问题。他承认：“我最后一次对一件事有激情，大约是在十年以前。大学三年级的期末论文，我写的是与现代英语有关的题目，我记得当时我写得很投入、很专心。”

“你的论文题目是什么？”我问。

"时间太久了，我记不得了。

“胡说。怎么可能呢，你好好想一想，一定还记得。”

“大概是探讨英国诗人霍普金斯吧。在我看来，他应该是属于最早期的、真正意义的现代诗人。我的论文，好像是分析他的《庞杂之美》这首诗。”

我走进书房，找到了大学时代的英语诗歌课本，《庞杂之美》这首诗在第819页，我念到：上帝理应得到赞美，是他创造了色彩缤纷的万物天空的斑斓色彩

犹如母牛身上的斑点花纹

玫瑰色的鼹鼠灵动自如

宛如自由自在的七彩鲑鱼

火红的炭火中爆之欲出的栗子

金翅雀的美丽翅膀；

起伏的山坳、闲里的耕田、新犁的梯田

这一切

构成了层次分明的壮美景貌

还有各行各业的人们不同的装束、工具、装备

一切对立的、原始的、冗余的、怪异的事物

世界变化多端、万象汇集（谁又能真正灵悟其中真谛？）

快中有慢、甜中带酸、炫目中夹杂黑暗

上帝创造出的美

超乎一切变化

且让我们由衷地赞美他

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深受感动地说：“这是一首饱含着热忱和激情的诗。”

“是的。”

“这首诗的宗教意味很强。”

“是的。”

“这篇论文，是你秋季学期结束时写的，那就应该是在一月份，对不对？”

“没错。”

“如果我没有记错，你的好朋友汉克，是在同年二月份出的车祸。”

“对。”

这时候，我感到房间的气氛有些紧张。我不是很清楚随后应该怎么办，只好凭着直觉继续追问：“照此说来，你到了17岁，被第一个女朋友拒绝，然后你就放弃了宗教信仰。三年以后，又因为最好的朋友的死亡，放弃了对一切事物的热情。”

“不是我放弃，而是我的热情被所有这一切吸干了。”特德大声说。他就像是在吼叫，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情绪如此激动。

“上帝拒绝你，因此你也拒绝上帝，对吗？”

“难道不可以吗？”他以惯常的反击口气说：“这个世界太恶心，一直叫人恶心。”

“我原来以为你的童年很幸福。”

“根本不是。我的童年更叫人恶心。”

在特德貌似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痛苦的童年记忆。两个哥哥过去老是欺负他，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程度。特德的父母更关心事业，而且他们彼此怨恨，对孩子的事极少过问。在他们看来，兄弟吵架是正常的。他们从未想过如何保护年幼的特德。特德最大的安慰，就是躲在乡下独自散步。由此可知，早在十多年前，在他的内心深处，就种下了离群索居的种子。人独处，才能让他松一口气，真正远离哥哥们的折磨。回忆起往事，特德对世界的仇恨，犹如泉水般涌出。此后几个月，他连续对我回忆起伤心的童年，回忆起女朋友的拒绝，以及汉克的不幸死亡。他觉得这些让他难以承受，他的人生，就像是死亡与痛苦并存、危险与邪恶同在的巨大漩涡。

经过15个月的努力，对特德的治疗出现了转折点。那天他带来一个小本子，说：“你经常说我过于掩饰真相，不肯说出自己的秘密，事实也是如此。我昨晚收拾过去的东西，看到了这本大二时的日记。我还没有重新读过，所以原封不动地交给你。或许你会有兴趣，看看十多年前的我是什么样子。”

我说我一定会的。我用了两个晚上读完了日记。日记再次印证了他过去的生活方式：独来独往、喜欢像隐士一样。此外，再无多少新鲜的、有价值的资料。不过，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年一月份的某个星期天，他一个人外出登山，赶上暴风雪，半夜才回到学校宿舍。，’我是多么兴奋啊，“他写道，”平安归来，让我有一种狂喜的感觉，就像去年夏关，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样0下一次同他见面，我就问起他那年夏天的事情。

他说：“我告诉过你了。”

他每次这样说，其实都是想隐藏什么，我识破了这一点，继续追问下去：“你还有些事没对我说过，我敢肯定。”

他终于说：“你还记得我大一暑假时，曾到佛罗里达去打过工吗？我那时赶上了一场飓风。你知道，我一向喜欢暴风雨。就在大风大浪最猛烈时，我赶到码头那里。一阵海浪扑过来，把我冲下了大海，另一个大浪又把我推了回来。整个过程非常简单，而且是在一瞬间。”

我感到难以置信，于是问道：“你真的是在风浪最大的时候，独自跑到码头去的吗？”

“我说过我喜欢暴风雨，我喜欢体验大自然的疯狂肆虐。”

“这一点我能理解，我也喜欢暴风雨，不过，我可不会像你这样去冒险。”

特德叹了口气，回答说：“好吧，我对你说实话吧—我当时有自杀的倾向，我后来也琢磨过这件事。那年夏天，我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说实话，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怀着自杀的念头赶到码头。我真的不太在乎结束生命。”

“你当时被冲到了海里？”

“是的，我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海浪太大，什么都看不见，我只是感觉一个巨大的浪头打过来，一下子就把我卷走了。我整个人淹在水里，失去了自救的能力。我本来以为死定了，感觉非常害怕，但过了一会儿，整个人又被浪送回到岸边，还撞到码头的水泥柱上。我挣扎着爬上岸，手脚并用地爬到路边，身上出现了好几处淤血，幸好伤得不重。”

“对于那一次的经历，你有何感想呢？”

特德挑衅似的反问：“什么叫做有何感想？”

“没什么，我是说，你对死里逃生有什么感想？”

“呢，我只是觉得，当时的运气还不错吧。”

我说：“运气？你认为那是运气？你认为海浪把你推回到岸边，只是一种巧合，对吗？”

“当然，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不过，有人把这种情形称为奇迹。”

“对我来说，也就是走运而已。”

“那就算你走运好了。”我说：“特德，你遇到不幸的事，总是归罪于上帝，你抱怨这个世界叫人难以忍受；赶上类似奇迹的好事，你却认为是运气。你怎么解释这些事情呢？”

特德也意识到，他不自觉地采取了双重标准。从此以后，他开始留心周围美好的事物。他不仅聚焦黑暗，也开始关注光明。除了反思汉克以及其他人的死亡，他也注意审视人生的快乐。他逐渐意识到，人生某些痛苦，原本就是难以避免的，生命原本就是矛盾、庞杂的组合。随着他的观念的进步，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和谐。他再次尝试同女人约会，对于身边的事物，也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他的宗教信仰重新萌芽。他在诸多事物的变化中，研究生存与死亡、创造与毁灭的奥秘。他倾听和宗教有关的音乐，阅读神学书籍，甚至还买回了（（天地与沙鸥》一书。

经过两年的治疗，有一天早晨，特德对我说，他现在可以从我这里“毕业”了。他兴奋地说：“我打算申请进人心理学研究所。你大概以为我是想模仿你，其实我是认真地考虑了这件事。”

我鼓励他说下去。

“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既然我打算回去读书，就应该选择一门真正有价值的学科。我觉得研究人类的心灵很有意义，从事心理治疗非常重要。”

我问道：“人类的心灵和心理治疗，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呢……我想，摄重要的应该是上帝。”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去研究上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上帝最重要，那为什么不去研究上帝呢？”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是因为你不想听懂。”

“我真的听不懂，人怎么可能去研究上帝呢？”

“有的学科研究心理学，也有的学科研究上帝，这是事实。”我回答说。

“你是指神学院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让我将来去当牧师？”

“是的。”

特德瞠目结舌，“哦，那可不行，我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拐弯抹角地说：“心理医生和牧师相比，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我是说，牧师扮演的也是心理治疗者的角色，而心理治疗和牧师的传道也很接近。”

“那你干嘛不去当牧师呢？”

特德突然恼羞成怒，“你为什么要逼我呢？选择什么学科和职业，那是我自己的事，我想干什么，完全是我的自由。心理医生不能指点病人怎么做。你无权替我做出决定，我可以自己做出选择。”

我说：“听着，我不是在替你做决定，我只是在帮你分析另一种可能的选择。你却因为某种原因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你自己说，你想做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你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上帝。但是，我建议你把为上帝工作作为你的终身职业，你却极力排斥。你说你做不到。即便你真的做不到，那也没关系，了解你做不到的原因，是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对不对？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不考虑做牧师的可能性呢？”

特德有气无力地说：“我就是不能去当牧师。”

“为什么？”

“因为……因为牧师是上帝的仆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我是说，如果我去当牧师，就必须公开我信奉上帝的事。以后不管当着什么人，我都必须做出虔诚的姿态，但我做不到。”

“是啊，你必须偷偷摸摸的是不是？你可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表达你最大的虔诚，到了公共场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

特德叹了一口气说：“听着，你不了解我的情况。过去，每当我说对什么事有兴趣、有激情的时候，我的哥哥都会嘲笑我。”

“你现在还是活在过去吗？你仍然只有十岁吗？你还是和哥哥生活在一起吗？”

特德哭了起来，说：“其实不只如此，父母也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他们都会惩罚我，拿走我最喜欢的东西。‘咱们看看特德最喜欢什么？对了，我们说下个礼拜去他姑妈家，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就别让他去了。对了，还有他的弓箭，他最喜欢这种玩具了，我们就把它没收好了。’他们的招数很简单：抢走我所有心爱的东西，只要是我喜欢的，都会被他们随时拿走。”

治疗终于触及特德神经官能症的本源。于是，他开始凭借意志力，自行做出决定。他一再提醒自己，他不是十岁的孩子，不必再受父母的管束、哥哥的欺负。他开始培养对某些事物的热情，表达对生命和上帝的热爱。他最终决定去神学院。在启程前几周，我收到一张他寄来的支票，这是上个月的治疗费。我注意到他在支票上的签名，不再是名字的简称“特德”，而是签上了他的全名“西奥多”，我打电话问他：“这是什么原因？”

“我本来就希望你注意到它，”特德说，“我想我仍在以某种方式，有意隐藏自己的秘密，对吗？小时候，我姑妈就告诉过我，西奥多这个名字，就是‘爱上帝的人’的意思，我应该以此为荣。我当时的确很骄傲，就去告诉了哥哥，他们却拼命嘲笑我，还说我是个娘娘腔，以后我就不敢再用这个名字了。现在我突然觉得，这个名字不会让我感到尴尬。我决定以后经常使用我的全名，毕竟，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上帝的人，不是吗？”

 

[腊八粥]

第三部分 成长与宗教 婴儿与洗澡水

前面举出的例子，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信仰上帝，是否是一种心理病态？要消除童年时的传统观念与迷信思想的束缚，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从上述事例可以发现，答案不止一个。有时候，答案是肯定的，譬如，对于天主教会和母亲灌输的信仰，凯茜当初照单全收，这阻碍了她的成长。她对信仰提出质疑，找到出现问题的原因，才过上了更洒脱、更满足、更具活力的生活，让心灵找到了成长的自由。有时候，答案又是否定的，譬如，马西娅的心智变得成熟，才脱离了童年时狭隘的小宇宙，进人更辽阔、更温暖的大宇宙，某种崭新的信仰，也在其灵魂深处生长。同样，特德的心灵重新焕发生机，与找回信仰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答案亦是亦非，我们该如何面对呢？探求真理是科学家的天职，但科学家也是凡人，和普通人一样，他们在潜意识中，也希望为最复杂的问题找到最简单、最明确的答案。这样一来，他们探索宗教与信仰的问题时，常常会陷人两种陷阱：一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采取排斥和摒弃的态度，即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股脑儿地倒掉；另一种则是画地为牢，不肯承认在熟悉的个人小圈子以外，还存在更值得深人探索的神秘事物。

不夸张地说，在真实的上帝周围，其实流淌着大量肮脏的洗澡水：残酷的圣战、宗教审判、动物牺牲、活人献祭、极度的迷信、愚民政策、教条主义、极端无知、伪装虔诚、自以为是、顽固不化、焚烧书籍、把女巫处以火刑、阻碍人类的思想进步、制造恐惧感、强迫服从、病态的原罪、疯狂的朝拜等等，可谓不可胜数。那么追根溯源，所有这一切，究竟是上帝有负于人类，还是人类对不起上帝呢？人世间无数信仰，皆以毁灭性的教条主义为特征，这方面的证据不计其数。那么，问题是出在我们过于信仰上帝，还是我们天生就容易流于教条主义呢？熟悉顽固无神论者的人都知道，他们从不信仰神灵，他们以打破神灵崇拜为荣，乃至到了独断专行的程度。他们实际上不比狂热的宗教信徒好到哪里。那么，我们该摒弃的是信仰本身，还是教条主义呢？

科学家容易把婴儿和洗澡水一道泼掉的原因，还在于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刚刚接受科学启蒙的新生代科学家，其狂妄和偏执的程度，可能丝毫不逊于基督教十字军，或者安拉（伊斯兰教所信仰的神）的勇士。他们的家庭或文化背景，假如原本就具有信仰造成的无知、迷信、顽固与伪善成分，狂妄和偏执就可能更严重。在破除原有的信仰崇拜上，我们的动机不仅有知性因素，也含有情感的成分。科学家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够意识到，和其他任何宗教一样，科学也可能流于教条主义。

我坚定地认为，对于别人教给我们的一切，包括通常的文化观念以及一切陈规旧习，采取冷静和怀疑的态度，才是使心智成熟不可或缺的元素。科学本身也很容易成为文化偶像，我们亦应保持怀疑的态度。

我们的思想可能很成熟，成熟到足以摆脱对上帝的信仰，与此同时，我们也可能成熟到去信仰上帝，即接受宗教信仰。充满怀疑色彩的无神论或不可知论，未必属于更高范畴的世界观。我们甚至可以相信，尽管世界有各种谬误的神灵观念，但必然存在一个真正的“神灵”。著名的神学家保罗？迪里奇曾提出过“神外之神”的观念；某些睿智的基督教徒，也曾欢欣鼓舞地宣布：“上帝已死。上帝万岁。”心智的成熟，意味着走出迷信，进人不可知论，再脱离不可知论，真正认识神灵的存在。九百多年以前，杰出的伊斯兰教智者阿华凯尔，走的便是这样的道路，他在一首诗歌中写道：少有人走的路直到学院与清真寺光塔倾覆，我们神圣的职责才算大功告成。

直到信仰变为排斥，排斥变为信仰

真正伟大的穆斯林才会显形。

我们无法确知心智的成熟之路是否经由充满怀疑的无神论或不可知论，逐步通向对上帝真正的信仰，但是可以肯定，像马西娅和特德这样经治疗而使心智成熟，开始采取怀疑立场的人，似乎全然朝着信仰上帝的方向迈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培养的信仰，和凯茜摆脱掉的信仰截然不同。宗教不但分为很多种，信仰层次也分为很多种，对于某些人而言，某些宗教可能误人子弟，有的则未必有害，甚而可以造福民生。

具备上述认识，对于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大有必要，毕竟，他们要直接面对病人心智成熟的问题。对病人宗教体系的合理性做出判断，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心理治疗者以理性为前提，他们即使没有继承弗洛伊德的衣钵，也至少属于怀疑主义者，所以他们常把狂热的信仰视为病态的表现，这就很容易导致彻头彻尾的偏见。

不久前，我接触过一个大四学生，他几年前曾考虑到修道院出家。他在一年前接受心理治疗，目前治疗仍在持续。他说：“有关我的信仰以及我想出家的想法，我一直不敢告诉医生，我认为他不会理解我。”我对这个年轻人的了解有限，无法准确评估其信仰的本质。我不知道他曾打算出家的想法，是否表明有着神经官能症倾向，不过我很想告诉他：“你应把想法和感受告诉医生，坦率地说出一切，这样，治疗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更何况，治疗本身对你又那么重要，你应该给予医生充分的信任，相信他能采取客观的态度。”但是，我没有对他说这些话，我不能确定他的医生能否保持客观，能否通过宗教和信仰的观念，进一步了解他的病人。

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对宗教过分简单化，会使病人处于不利境地。不管是坚持认为宗教大有好处，还是把宗教一律视为致命的魔鬼，都会造成程度不同的问题。以保持中立或以客观为幌子，对病人的宗教问题一概回避，同样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平衡、客观的立场，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真诚地希望，心理治疗者面对病人的信仰，能够采取更成熟、更稳妥的态度，而不是不屑一顾或敬而远之，甚至如遇水火，避之惟恐不及。

 

[腊八粥]

第四部分 神奇的力量 健康的奇迹

以“奇异”形容某种事物，就意味着它不合逻辑、离经叛道，没有按照我们熟知的自然法则运行，由此才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所谓“神奇的力量”，由于它超出传统科学和自然法则解释的范围，所以一向被视为奇异现象或者是奇迹。

在心理治疗中，心理专家都可能对若干奇特的现象感到惊讶，其中之一就是，有的病人似乎有着极为坚韧的意志。通过心理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病因和发展状况，其精确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医学学科。我们可以知道，患者的神经官能症产生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因什么原因而产生，通过什么方式而发展。我们也可以知道，怎样治疗才可使病人痊愈。但是，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有的病人经受过重大的打击，病情却没有变得多么严重，甚至可说是微不足道。其中原因何在？毕竟在通常情况下，如果经受过一连串心理打击，将会给病人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其神经官能症本应极为严重才对。

有一位35岁的商人，他的事业很成功，却因患上轻微的神经官能症而找我救治。他原本是私生子，童年是在芝加哥贫民区度过的。最初，他由聋哑的母亲独立抚养。到了他五岁时，州政府认定其母无力抚养他，就强制把他交由三个家庭轮流抚养。之后，他遭受到种种轻蔑乃至折磨，极少体验到温暖和亲情。15岁时，他的先天性脑部动脉肿瘤造成血管破裂，身体出现局部瘫痪。16岁时，他离开最后一个养父母家庭，开始在社会上独立生活。17岁时，他和别人打架，把对方打成重伤而锒铛入狱。在作为少年犯接受管教期间，没有得到过任何心理治疗。

度过了六个月单调而乏味的牢狱生涯之后，经由介绍，他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做仓库工人。以他的情况看来，想必心理医生或社工都会认为他的前途渺茫暗淡，人生毫无希望。可是，事实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不到三年，他就晋升为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部门经理。五年后，他和公司另一个女经理结婚，并离开公司自行创业，随即很快成了富商。如今他是个好父亲，也是个很出色的艺术家。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遭受过那么多打击，却能实现今天的辉煌，委实叫人难以想象。通过一般的因果关系，似乎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他患有轻微神经官能症的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治疗，可我们却无从得知，他的不寻常的成功经历，究竟是来自何种力量。

这个商人的心理创伤有案可查，后来的成就又显而易见，所以，引用这一案例更有说服力。一般人童年时心灵创伤的原因可能相当微妙，也可能是经受过重大打击，但是，其中不少人到了成年，事业蒸蒸日上，其心理健康状况，也要强于他们的父母。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患上心理疾病；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的人承受创伤的能力十分强大？为什么某些人哪怕遭遇小小的挫折，都会产生轻生的念头，而有的人即使经受最难以想象的打击，也不至于自寻死路？人和人为何有着天壤之别？对于这些难以解释的谜团，我们只能简单地概括为：世界上存在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它们凭借让我们感到陌生的一整套机制，在冥冥之中影响着大多数人，使之安然度过难关，而且不致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生理上的疾病，未必一定和心理上的病疾有关，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往往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生病，却很少了解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保持健康。你去请教一个医生，脑膜炎因何而起，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那还用说，当然是脑膜炎双球菌造成的。”这种回答，似乎不能解决某些关键性问题。假如今年冬季，医生来到我目前暂居的村庄，从每个居民的咽喉处，取出细菌做活体培养的话，他们就可能发现，在每十个人当中，大约就有九个人带有这种细菌—脑膜炎双球菌。奇怪的是，这个村庄多年以来，都没有出现脑膜炎病例，今年也不大可能出现。那么，上面的情形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脑膜炎的病例并不普遍，但是，导致该病的双球菌却极为常见。对此，医生常用“抵抗力”作为解释，但这种解释无法令人信服。今年冬季，在有可能死于脑膜炎的人群中，固然有的人是缘于身体抵抗力差，自卫机能出现了问题，可是绝大多数人却身体健康，有着很强的抵抗力。我们当然可以简单地概括：患者统统死于脑膜炎，不过，这种概括显然过于肤浅。我们不了解个中内情，只是隐约感觉到，某种一向用来保护我们的力量，在那些患者身上忽然间失去了效力。

抵抗力的说法，更适用于类似脑膜炎的传染性疾病，同样它也适用于其他生理疾病。遗憾的是，我们尚无法解释，对于非传染性疾病，抵抗力如何发挥作用。通常被认为受心理紊乱影响的溃疡性结肠炎，在有的人身上发作过一次之后，可能终身不再复发。而在有的人身上，这种疾病却一再发作，甚至因病情恶化而导致死亡。乍一看，一样的病症，结果却完全不同，对此，也许我们只能笼统地做出结论：某些人的性格模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致对这种疾病的抵抗力，远远不及一般人。而除此以外，我们不知该做何种解释。

越来越多的医学家认为，所有病症都属于心理疾病范畴，即心理上首先出现问题，导致身体自卫系统失效。令人惊奇的是，有的人自卫系统非但没有失效，而且相当正常。照理来说，人类极易被细菌吞噬，并且被癌细胞夺去生命。我们的身体也很容易被脂肪、血液凝块堵塞，或者被盐酸溶液腐蚀，因此，我们随时都会生病并迅速死亡。可是，我们多数人很少生病，死亡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与意外事故有关的某些现象，也许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兴趣。很多医生和心理专家都接触过极易发生意外事故的人。在这方面，最富戏剧性的案例之一是我曾经接触过的一个14岁男孩。当时，我负责调查他作为一个“问题少年”是否符合住院治疗的资格。在他8岁那年的11月，他的母亲突然去世；9岁那年的11月，他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了胳膊；10岁那年的11月，他骑自行车时发生车祸，造成头骨断裂，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11岁那年的11月，他从天窗上跌了下来，造成臀部骨折；12岁那年的11月，他从滑板上摔下来，导致手腕骨骨折；13岁那年的1l月，他被汽车撞伤，造成骨盆断裂。

没有人怀疑，这个男孩有遭受意外事故的倾向，或者其中另有隐情。事实上，他没有故意自伤的任何念头，即便是母亲去世，也没有让他感觉多么伤心。他甚至语气平淡地告诉我，他早已不大记得她了。我认为要了解这些意外事故的成因，必须把有关“抵抗力”的观念加以延伸—从患者心理疾病的成因，延伸到意外事故的内涵上。我们需要承认，某些人不仅仅有遭受意外事故的倾向，而且，他们也可以产生奇特的抵抗力。在人生某些阶段，有的人的确容易遭遇一系列意外事故，但是，他们对发生的事故也具有强大的抵抗力。

我清晰地记得，九岁那年冬天发生的一次意外。有一天傍晚，我背着书包回家，走在一条满是积雪的街道上。我一不留神滑倒在地，一辆汽车正好迎面驶来。就在即将撞上我脑袋的一刹那，司机紧急刹车，停了下来。我的两条腿紧挨在汽车前轮底下。我从汽车下面爬出来，居然毫发无损。我惊恐万分，一路狂奔回家。就那场意外本身而言，或许没什么大不了，只能说我极其走运而已。但是，和其他事件一并考虑，也许我们就不会仓促做出结论。比如，我有多少次在走路、骑车或开车时，险些被汽车撞倒？有多少次在夜里开车，险些撞上行人或骑自行车的人？我有多少次采取紧急刹车，结果只差一点点，就会撞上另一辆汽车？我有多少次在滑雪时，险些一头撞到树上？有多少次险些从楼上窗户掉下去？还有，我在打高尔夫球时，用力挥起的球杆，有多少次刚好掠过眼皮，擦过发梢？……我的人生为何如此新鲜、刺激，而且富有戏剧性呢？

你仔细回顾你的一生，也很容易发现，生活中也有无数“千钧一发”的时刻，带给你极其神奇的体验。你险些发生意外事故的数量是实际发生的好几倍。你会意识到，你具备特有的求生模式，对意外事件有着某种特殊的抵抗力，而这并不是你自主选择的结果。既然如此，难道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本来就充满巨大的刺激吗？我们活到今天，真的要感谢神奇的力量吗？难道是“神奇的力量保佑着我，让我一直活到了今天”？

也许你认为，类似的意外事件算不上刺激，不过是求生本能起作用的结果。可是，一句简单的“求生本能”就能够解释一切吗？就能使我们对奇迹的存在视而不见吗？我们对于“求生本能”这一事实本身就所知甚少，大量的意外事件更是提醒我们：我们生存至今，是得益于一种比本能更奇妙的力量。我们不妨认为身上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对抗我们的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众所周知，我们被潜意识思维所影响，潜意识引导着身体的运动。但是，偶然事件似乎更加神奇，其波及范围也更加广泛，乃至涉及人与人、人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我九岁那年，那辆汽车没有从我身上轧过去，是我的生存本能在起作用吗？还是司机身上具有某种本能，使我不至死于非命？或许我们的本能，不只为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为了保护别人的生命。

尽管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我的几个亲密的朋友，却亲眼目睹过这样的交通意外——那些原本可能成为牺牲品的人，竟然从撞得破破烂烂的汽车里，毫发无伤地爬了出来。我的朋友们感到无比惊奇：“真是叫人无法想象啊！从损坏得那样严重的汽车里，居然有人能得以生还。更奇怪的是，他们伤得并不重。”我们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完全是一种偶然吗？我的这些朋友，也不是信仰宗教的人，他们感觉那样神奇，是因为在那些交通意外中，根本不存在逃生的可能性。“在那种情况下，原本不会有任何人活下来，”他们说，“啊，我想上苍就是喜欢酒鬼。”也许现在还不是那个家伙进天堂的时候吧？

对于这些偶然事件的神秘性，读者或许会认为，这完全是出于运气的因素，或者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意外情况，或者是“他们的命运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仅此而已。他们对这样的解释感到满意，也由此关闭了深人探究的大门。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并以本能来解释这些偶然事件，似乎同样无法令人满意。难道机动车辆——这些非生命的事物—拥有一种本能，在其自身发生损毁的时候，能够根据车里人的身体轮廓，采取一种特殊方式，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吗？还是车里的人有一种本能，能够根据汽车损毁时的冲击力，即时采取某种特殊的身体保护姿态呢？这些说法听上去无疑是荒谬的，可当我们试图解释这些偶然事件时，关于本能的传统观念却显然起不到任何作用。也许借助同步性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加以解释。不过，在思考同步性之前，先了解一下潜意识思维或许对我们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