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陕甘回变（1862年－1873年），是于19世纪
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
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战乱和民族、
宗教仇杀
[1]。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回汉两族间的矛盾，战争主要表现为失去理智的民族仇杀。同治回乱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10余年后才被清廷完全镇压。
这场战乱除了在
陕西及
甘肃外，还波及
宁夏、
青海及
新疆，对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史料显示，
陕甘两
省共损失人口总数超过2,000余万。
[2][3][4]
战后，清廷将许多投降的陕甘回民强制迁移到西部更偏远的山区和土地贫瘠的地方
[5]。
目录
[
1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编辑]
云南回乱[编辑]
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发生
回乱，其中
杜文秀攻占大理，杜文秀任大元帅，辖属18大司。杜文秀本人意图在云南建立伊斯兰苏丹国。大理政权末期，杜文秀义子刘道衡，曾以苏丹亲王的名义赴伦敦，向英国女王献表求助，但被英帝国拒绝。期间清廷平定回乱，刘道衡滞留缅甸。云南回乱迅速波及到贵州、四川，乃至回民聚居的陕甘。云南回民头目任武在这时前往陕西鼓动宣传。
清廷压迫[编辑]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的官僚和地主对西北人民施行沉重的田赋附加的剥削。清代的
田赋附加，起于
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之上加征“
耗羡”二钱，以为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之用。乾隆年间，加征 “平余”，巧立名目，摊派重叠。到了
嘉庆道光年间，正赋一两之上，“正耗”、“平余”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的160%。陕西田亩，除了民田之外，还有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屯卫田”、“更名田”，都是官产，农民种官田者，必须缴纳 “本色”、“样粮”、“土粮”、“余粮”等，仓吏收租时，巧立名目，把十多个项目摊入租赋之中。在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收入的征粮不过十八万石，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剥削量就有二十几万之多。贫苦农民，无论回汉，已经无法生存，还有忍受附加之外的差徭。
[6]西北地区，清代一直战事不断，自从统治者发动新疆、
西藏、
金川、
镇压白莲教等战役以来，兵差特别繁重，例如
乾隆二十年，为供应
索伦锡伯军队过境，陕甘八个州府供应的军需物资，派遣了一万一千九百头马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需要筹措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事，因而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为加重。陕西地区，在回民暴动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
咸丰六年（1856年），
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
[6]；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
临潼县李桥人
杨生华号召村民起义，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
[7]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割地赔款，财政负担加重，开始加剧了赋税和徭役。自
太平天国蹂躏江南以来，清廷丧失了最大的财政来源，财政压力就被转移到了北方。随着咸丰末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直隶遭受威胁，
河南山东捻军的爆发以及
云南贵州等地回民战争的加重，其财赋之压力更转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陕西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被视为饷源所在，成为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主要基地之一。《
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西省接济。”湖北巡抚严树森说：“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又为精华荟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盈于此。”
[8]
陕西防务空虚[编辑]
当时南方和中原发生
太平天国和
捻军起义，陕西清军大部奉调南下，陕西清军空虚。
野心家趁机起事[编辑]
当时前江西巡抚
张芾因母亲去世，丁忧在家，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与
捻军进逼陕西，清廷起用张芾协办
团练抵御。
[9]回民起事初期，陕西籍的张芾在当地素有声望，遂自告奋勇，亲身调解回汉冲突，他点名要回民头目
任武出面，任自当时发生回变的云南来，率领回众绑架张芾，并声称在张的坐轿发现“秦不留回”的传单，将张芾杀死，又为消除回民疑惧，杀死自己的妻儿
[10]。新老教派的教宦门阀也趁机纷纷起事。
叛乱过程[编辑]
圣山砍竹事件[编辑]
圣山砍竹是发生在回变前夕的一次严重的回汉械斗。旧史籍认为战乱是由砍竹事件引起的。
[11]“四月发贼从大峪出，渭邑（渭南）赵权中曾募回勇五百防刘峪口（在华县南），至是溃逃沿途滋事，经圣山村砍竹，瓜坡斗殴，回勇赴州控诉，濮公（华州知州
濮尧）询其理屈，堂谕：‘
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快头秦英回民也，忿忿下堂谋变益亟。”
[12]巡抚
瑛棨奏折中也称：“查此次汉回起衅，由华州回民购买竹杆，因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毙伤回民。”
[13]
乱事扩大及清军反攻[编辑]
1862年五月
张芾被回民杀害后，回民武装发展迅猛，于1862年6月底围攻陕西省城
西安。同年回民
马占鳌、
马桂源、
马文禄等各自在甘肃（省境包括今宁夏、
西宁市）境内起兵，
哲合忍耶派教主
马化龙也在金积堡（在今宁夏
吴忠市境内）起兵。1862年五月，清廷命令
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可是多隆阿的部队在途中被太平军所阻，清廷于是另派
胜保带兵入陕。胜保被回军击败，却谎报战胜，清廷只好再命多隆阿进兵陕西。多隆阿于十一月抵达潼关后，胜保就被清廷解职及逮捕回北京审讯，由多隆阿负责在陕西与回军作战。1863年二月，多隆阿攻占回军在
同州的两个重要据点羌白镇和王阁村，九月攻占苏家沟和渭城湾，杀死敌军一万七、八千人。至此陕西回军被迫向甘肃撤退。
[14]:99-100多隆阿又攻击当地“顺天军”
蓝大顺部，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收复
盩厔，进城时遭流弹击中，延至5月18日伤重不治。
回民起事后，大量汉民从乡间逃入有清军和民团防守的城市逃避杀戮。1863年正月，回军攻陷
固原城，“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
[15]1863年八月，回军攻陷
平凉府城，“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1863年十月，回军在宁夏府城屠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月
马化龙的回军进攻
灵州城，有城内回民作内应而攻陷灵州城，“屠戮二万余人”。同年
巩昌府“城内回民二千余人，俱为汉民杀尽”。1864年二月，回军攻陷
渭源县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
[16]
胶着[编辑]
多隆阿死后，清廷任命
杨岳斌为
陕甘总督接手镇压回军。陕甘地区此时除了战乱更有旱灾，境外接济又不足，当地清军粮饷短缺，多次发生哗变，杨岳斌无法解决问题，遂于1866年请辞，清廷改派
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
[14]:103-104
1866年，回军攻陷
靖远县城，“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万”。1867年四月，回军攻陷
合水县城，“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
[16]
回军败亡[编辑]
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后，认为“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
[17]左宗棠首先进攻
捻军，1868年西捻军被平定后，左宗棠回到陕西进攻回军。有鉴于前任
杨岳斌因粮饷不足而一筹莫展，左宗棠计划推行
屯田，以及从外地买粮运入陕甘。左宗棠的军队大量配备西式枪炮，是后来成功消灭各地回军的重要原因。左宗棠派
刘松山进攻陕北，1868年十二月，刘松山军击败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汉人武装
董福祥军，董福祥遂率领部众逾十万人归降，刘松山择其精锐编成清军三营加强兵力。
[14]:108-109
陕西[编辑]
陕西回民武装在甘肃东部成立了“十八大营”，反击陕西。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陕西回军
马正和、
白彦虎等部以董志原（今甘肃
宁县）作为主要根据地，总兵力约二十万人。
[14]:1071869年二月，左军攻占董志原，收复
庆阳，是役回军损失超过二万人，至五月已肃清陕西境内的回军。陕西回军向甘肃北路回军
马化龙部的根据地
金积堡撤退。
[14]:109-110
宁夏[编辑]
左宗棠派
刘松山从陕北向金积堡进军，追击陕西回军，另派
雷正绾等从董志原等地向
固原进军作为支援。马化龙在1866年向清朝请降后，仍然保留武装，继续经营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地盘，并援助其他回军。左宗棠认定马化龙不是真心归顺朝廷，马化龙也知道左军不怀好意，亦增购军火弹药和加强防御工事备战。1869年八月，刘松山进攻
灵州一带的回军。马化龙此时面对清军逼近金积堡，代陕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1869年九月，马化龙的回军在灵州屠杀汉民十余万人，而汉民的财产及妇女被回军据为己有。同月刘松山攻占灵州。刘松山继续向金积堡进攻，遇到抵抗清军的回民堡寨时，经常在攻破后即不分军民全部屠杀。
[14]:111-1121870年正月，刘松山战死
[14]:112（一说在接受回军投降时被刺杀）。回军乘机反攻，再进入陕西境内。清廷命令
李鸿章协办陕甘军务，增派
淮军二万多人入陕西。左宗棠起用刘松山的侄儿
刘锦棠接掌刘军，继续进攻金积堡。1870年三月，陕西境内的回军又被肃清。
[14]:112-113
1870年五月发生
天津教案，李鸿章被召至天津善后，及后更出任直隶总督，淮军也从陕西撤走，镇压回军之事由左宗棠继续。
[14]:113-114在清军的封锁下，金积堡粮食短缺，遂放出平民向清军投降以减少粮食消耗。1870年十一月，坚守金积堡多时的马化龙粮尽援绝，向清军投降。马化龙投降时承诺交出全部军械，其后清军在金积堡内掘出马化龙私藏的大批洋枪，左宗棠因此在1871年正月处死马化龙，并杀死他的亲属及部众约二千人，其他投降回民则被分开押往不同地点安置。
[14]:116
河州[编辑]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陕西回军残部从金积堡逃到
河州，后来再逃到
西宁。1872年四月
河州回军头目
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
[14]:117-118
西宁[编辑]
左宗棠下一目标是盘据西宁的
马桂源、
马本源兄弟。1872年十月，清军收复西宁城。
[14]:119-1201873年二月，马桂源、马本源被俘，后被处死。以
白彦虎为首的残余回军被迫退出青海。白彦虎逃到新疆投靠
阿古柏，后来又逃至
沙俄并最后死于俄国。
肃州[编辑]
1873年九月，甘肃西北部
肃州回军首领
马文禄在坚守肃州城两年后也接近粮尽，向左宗棠投降。肃州城曾经有汉民三万余人，经历回军杀害精壮、掳掠妇女后，到清军收复时只剩下老弱者一千多人。
[14]:121左宗棠在同月处死马文禄，清军并杀死投降的回军一千多人及城内除老弱妇女外的残余回民数千人，
[14]:123-124同治陕甘回变就此告终。
清廷的善后措施[编辑]
清政府在严厉镇压回民暴动的同时也对放弃武装的回民进行一定安抚
绥靖处理，其目的是为了维持陕甘地区稳定，防范回民再次暴乱。其善后措施主要有：
左宗棠安置投降回民时，把他们与汉民分隔安置，避免回汉杂居，并且分散安置。清政府限制被迁移的回民不得迁回原居地，回民如需远行，需要向官府申请“路票”，限期返回。
[18]
马化龙降而复叛，终为
左宗棠所杀。
马占鳌因为在“新路坡”战斗中打死了左宗棠悍将
傅先宗、
徐文秀，并使进驻新路坡的四十营湘军全部溃散，一战成名。战胜后的马占鳌派自己的儿子
马七五等十名战将的儿子——“十少爷”，赴定西左宗棠中军大营请降。接下来，马占鳌、
马海晏等十二名首领亲赴兰州，夜宿在锈河沿清真寺。在去见左宗棠时，马占鳌还专门身带铁锁，以示负荆。而左宗棠不但去了他的夹锁，还与他彻夜长谈，夸他“明大义，懂军事”，为马占鳌网开了一面，没有像其它地方一样进行严厉的善后
[19]。
从此，马占鳌换来了西北马氏七、八十年的“世袭军阀”，
马家军左右中国西北政局一直到1949年才结束。
第一集团就是马占鳌和他的后人马七五（左宗棠亲自为马七五改名为
马安良）、
马廷勷，三代三人。
第二集团就是马海宴家族，他的后人
马麒及
马步芳、
马步青，三代五人，成为“青马”，世代镇守西宁。
第三集团就是
马千龄家族，成为“宁马”，他的后人们就是
马鸿宾、
马鸿逵。
主要影响[编辑]
这场战乱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民和汉民互相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战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
西宁市海东地区）全省人口总数约为1900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约1400万人，两个民族都遭受严重损失。损失比例为74.5％
[3]。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
[2]。回民在这次战乱中的损失也相当大。战乱过后，
陕西省原有的约200万回民最后仅剩下
西安城内和陕南的2-3万与其他6万余安置于平凉、凉州的投降人口。
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死亡失踪超过十分之八的人口，汉民也死亡失踪近十分之七。一部分回民大约5000人随
白彦虎逃至
俄国，演变为今天的
东干族。
人口对比[编辑]
战前陕西省人口总计1300多万，其中汉民11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82%，在关中、陕南、陕北均居多数），回民约200万（约占总人口的15%，在关中地区时有民七回三的局面，但在陕南、陕北则少得多），其他民族数十万(约占总人口的3%)。战后人口为700多万，死亡失踪人口达600多万，其中汉民死亡失踪人口400多万，回民死亡失踪人口约190万（战后全陕只有西安城内约3万回民）。 战前甘肃省人口约1900万（当时甘肃包括现在的甘肃、宁夏、青海东部），其中汉民1100多万（约占总人口的60%），回民约700万（约占总人口的36%），其它民族数十万（约占总人口的4%）。战后人口约为500万，死亡失踪约1400万，其中汉民死亡失踪人口约800万，回民死亡失踪人口约600万。 陕甘合计死亡失踪人口约2000万，其中汉民死亡失踪人口约1200万，回民死亡失踪人口近8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