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下一个外蒙古？zt
送交者: wsp 2003年11月27日13:45:33 于 [军事天地]http://www.cmilitary.com
1946年的“外蒙”“公投”。那时，“外蒙”已20多年没有在中国的有效管理之下，而受到苏联的控制。雅尔达会议，美，英，苏，在没有中国的参加下，合谋分裂中国，“维持外蒙现状不变”。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同意“外蒙”“公投”，其结果是，“外蒙”大部分人同意“外蒙”“独立”。同样的道理，陈水扁打“公投”牌，民意牌，也不过是如此。“外蒙”的乔巴山，把“外蒙”拉向苏联的怀抱，他是分裂中国的蒙古分裂主义分子。陈水扁是否也要做台湾的乔巴山呢？
【蒙古是怎样独立的？】
现在的台湾问题与蒙古问题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在近五十年内遇到的两个同样的分裂挑战。虽然台湾仍然没有承认蒙古独立，中华民国宪法上也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版图上至今还把蒙古包括在内，但台湾有些人正在寻求从中国独立……在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只知道现在这只被人砍去脊背似的卧牛，根本不知道北方还有那么一片广阔的蒙古草原曾经属于中国。而蒙古独立只不过刚刚发生了五十多年，对我们这个健忘的民族竟然已如此陌生了，那么台湾问题五十年后又当如何呢？这不能不令人想起蒙古与中国的那段沧桑历史。
蒙古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
公元前三世纪，在荒僻的中国北方活跃着几支游牧民族，其中主要的一支是匈奴族。他们在大漠南北、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古称北海）等寒冷粗犷的广大地区放牧、劳作、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被称为“胡人”，并曾被北方的燕国收容。到秦汉时代，匈奴族一分为二，北匈奴被远驱到阿尔泰山、高加索山脉以西，进入欧洲（即现在的土耳其人）；南匈奴则降汉。公元四十七年，匈奴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成为中国的土地。中国皇帝允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这就是蒙古的祖先。但那时，蒙古作为一个民族还没有形成。
唐代，中国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到了十二世纪、十三世纪初的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起。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其发祥地在中国东北地区。
1162年，铁木真降生在一个尚武、并时常陷于部族仇杀的蒙古部落里。1206年他44岁时，平定了多数蒙古部族，在斡难河畔建立蒙古汗国，当上了全蒙古的领袖――“成吉思汗”。蒙古部落曾是与南宋并列的控制华北和西北某些地方的金朝的地盘。蒙古建国之初，曾向金进贡，要求金朝承认其汗国地位。金朝断然否定“蒙独”要求，成吉思汗不满，在羞辱金朝使臣和金朝皇帝后，兴兵讨伐。
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蒙古骑兵成为横跨欧亚、天下无敌的一支劲旅，不断南征北战。马蹄到处，百姓命断，城头换旗，生灵涂炭。当时的文明还没有制约野蛮武力的办法，“文明”的民族反而显得苍白。
从1211年开始，成吉思汗大举南侵西进。先后灭了西辽（今属新疆）、花剌子模（今俄国境内）以及西夏（甘肃等地）。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率领右手军征战 “林木中百姓”，将斡亦剌部（明代的瓦剌），贝加尔湖的不里牙惕（今俄国布里亚特）和牙忽惕（今俄国牙库特）等地归属于蒙古。
成吉思汗于1227年死于侵略征途上，他的儿子们接下他的大旗继续征战南北。1234年，蒙军在宋军配合下灭了金，然后加大了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扩张。 1238年破莫斯科，1240年陷波兰，1241年灭高丽，1258年，又占了黑衣大食的首都巴格达。蒙军所到之处，到处烧杀劫掠，世界各族无不闻风丧胆。可汗曾规定，蒙古大军到处，开城请降可免死，若有抵抗，破城后一律屠城。蒙古继续向中亚、西亚及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
经过七十年的南进西征，蒙古於一二七一年建立元朝。一二七九年打败南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
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
历史进行至元末，汉族农民起义军首领朱元璋率领明军，将蒙古人逐出中原，但蒙古实力犹在，不停寇边。明成祖朱棣把京城从南京移至北京，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燕王，在夺取皇位后要回老家，另一方面也是要巩固北方边防。因为蒙古人不断犯边，明朝重修长城。至明末，蒙古族内部分裂成几支，彼此争战不已，一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许，在长城以北与汉人和睦相处，游牧而居。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从此逐渐开始有内外蒙古之分。
明末，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摧毁明朝时，盘踞在中国东北部的另一个少数民族―女真族早已对中原虎视眈眈，趁农民起义军立足未稳，勾结吴三贵杀入关内，建立了满清。从清初开始，先是努尔哈赤，后是皇太极，逐渐征服蒙古诸部，皇太极灭“后元”后，得到了“元传玉玺”，并据此立国。从清朝以后，内外蒙古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受中央政府管辖。
至清晚期，西方兴起，腐朽堕落的满清朝廷逐渐衰微，外强入侵中国。北方的沙俄先后占去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累计吞并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接着更把魔爪伸向中亚大陆内这块地广人稀的大草原。
清朝解体，中原混乱，蒙古趁机独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更加突飞猛进，而大清帝国仍然封闭在一个腐败无能的酱缸内，闭关锁国，死硬地拒绝对外开放，于是中国开始衰落凋敝，江河日下。到了晚清，西方先进的民主与科学给封闭的中国带来更强烈震撼冲击，愚昧保守的满清朝庭除了搞些空洞形式外，仍顽固拒绝真正改革，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引起破坏性的“暴力革命”。
1911年，武昌爆发武装起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宣布独立。从混乱和废墟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酝酿“独立建国”。外蒙与其他省份不同，当时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事实上，外蒙古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民国统计：整个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外蒙古独立将拉走近一半的旗，和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形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崭断。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苏俄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归中国。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外蒙古也进入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传染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苏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内外交困，无心恋战，节节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对立，并展开战斗。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的军队，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苏俄操纵外蒙古，武力阻碍中国统一
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迫于人民的压力，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夺回部分失地（这些失地至今还在中国辖区），就不敢再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除了口头谴责蒙独外，无可奈何。
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分裂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
1921年外蒙的苏赫巴托在俄国帮助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位苏赫巴托也如列宁一样，建“国”后不久就死去了。蒙古以苏联为宗主，不管苏联做什么，蒙古都跟着学。在苏赫巴托后又出了一位跟斯大林相似的狂搞个人崇拜的人物――乔巴山。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的名字都用来给城市命名，在蒙古地图可以找得到（后来乔巴山死后亦象斯大林一样，被到处批判）。
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使蒙古独立的生米逐步变成熟饭。
俄国的列宁在世的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还一直赖在外蒙古。
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出卖中国蒙古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列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6年1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公投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后来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而后悔过，但为时已晚（或者他根本就没后悔，反而为他们狼狈为奸，成功地消弱了中国而窃喜不已呢）。
1949年 10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以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出大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毛泽东被迫承认外蒙，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共产党主掌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意识形态束缚了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当时的中国领袖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而能高瞻远睹，从长计议，而能与俄国和美国保持“平衡战略”，就不至于吞下斯大林的那颗恶果，那中国的版图和中蒙历史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幅样子。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开始与苏联交涉，试图解决包括蒙古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中国大陆再次失去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在苏联的监督下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随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也亦步亦趋跟随着苏联的指挥棒叫骂中国。至九十年代，蒙古已与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建交。蒙古形如“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在默默过去的几十年中，中蒙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中苏关系。自从六十年代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对中国形成巨大威胁。到了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蒙古边界的驻军。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宣布开始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
今日蒙古：走出俄国“大牧场”，放眼中原
然而星转斗移，时过境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21年前，蒙古处于原始的贫穷和落后的状态，畜牧业是唯一的经济命脉，50%的牲畜业掌握在主要农牧主和寺院主手中。独立后，蒙古随着苏联的指挥，进行了一系列“无情的政治斗争”和“国有化运动”。七十年来，蒙古作为苏联和东欧的“互经会”成员，政治上受到苏联的层层控制，经济上也受到老大哥毫不留情地掠夺和压制，使蒙古的民族工业发展缓慢，整个蒙古大草原变成了苏联的原料供应地、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市场，广袤的蒙古草原，变成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牧场”。
自1948年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已经历了8个五年计划，经济仍然一穷二白。1989年，东欧和苏联政治形势急剧变化，苏、东纷纷解体，苏联也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外蒙古。外蒙古处于经济凋零、孤立无援的状态，苏联式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使蒙古国民经济日益恶化。1990年，新组成的蒙古政府学习中国邓小平的改革，提出了对内实行“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对外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积极开辟证券市场、外汇交易市场以及建立股份银行等。
1991年5月，蒙古象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开始实施“国有财产私有化”。当年基本完成商业网点和小型工厂的私有化，大中型工厂企业和私有化也将在近两年内完成。政府决定：凡91年5月31日前出生的公民，每人可无偿获得一份价值约1万图格里克的一次性投资证券，凭此券可购买工厂企业的财产。此后几年，蒙古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程度已达的65%，但因为丧失了苏联东欧等传统的市场，国民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近年来，蒙古终于把眼兴投向了南方，这个日益兴盛的、曾经的祖国――中国。
现在全球五百多万蒙古族人：二百万在蒙古，三百四十多万在中国，今日内蒙古不仅比外蒙古富庶，人口、产业和社会各方面都超过了外蒙。看到中国的富裕稳定和强大，孤苦伶仃的蒙古又回过头来，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
九十年代初，杨尚昆率团访问外蒙古，开始提供大量物质援助，使陷于崩溃边缘的蒙古经济得到恢复，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99年，************更破天荒地访问外蒙，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去蒙古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给以蒙古很大经济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关系和经贸合作。今天，蒙古在经济上逐渐依赖大陆。外蒙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也靠中国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国帮助，外蒙古可能无法生存。
但是，毕竟被俄国控制了七十多年之久，今天的蒙古已经严重俄化。城市里遍布俄式建筑、俄国汽车，大多数工业都是俄国设备。很久以前，蒙古已经“费除了蒙古文字”，改用斯拉夫文拼写。九十年代蒙古恢复蒙文时，年轻人竟然不认识自己的民族语言，现在蒙古只好使用蒙文和斯拉夫文双语。人们的穿着和饮食习惯也几乎俄化了，穿欧式服装，食用俄式面包、牛肉和咖啡。今天的乌兰巴托，只有在古董店里出售的文物、器具，几乎都是出自中国，无论古代的，近代的，还是现代的。如清朝皇帝的画像，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的钱币等。这些无不显示出外蒙古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源远流长的历史。
大呼拉尔：“中国威胁”与外蒙古并入中国
曾经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蒙古离开中国并不久远，难道要永远地分离吗？所幸的是，大陆与蒙古的关系在迅速发展。蒙古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演变之中。目前，中国已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蒙古市场的普通消费品基本都是中国制造。九十年代来，中国政府每年还向蒙古政府提供经济援助。2000年，蒙古遭受历史性雪灾，中国向外蒙一次就提供数百万元无偿援助，并向蒙古无偿提供了建筑材料，还援建大量住房项目。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广泛地深入到蒙古的政治、文化、经贸各方面。目前，日本是蒙古的最大经援国。在乌兰巴托市区崛起的新型建筑和商店多由美日投资。最近，俄国总统普金访问蒙古，签署 “俄蒙战略合作伙伴条约”，要与蒙古全面加强政治、经贸、军事关系。接着美军太平洋司令布来尔也来了，在首都郊区天空就可以看到美军的空降兵在滑降。在某些方面，美国和俄国正在争当“蒙古保护国”。蒙古也乐的搞“多角度外交”。
虽然中蒙政府关系正在加强，但蒙古很多官员和民众依然对中国缺乏友善。如今的蒙古，仍然有仇视、排斥中国和中国人的景况。有些俄罗斯传统的议员，整天摇唇鼓舌散布“中国威胁论”，2000年，一名议员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1997收回香港，1999收回澳门，2003前后收回台湾，对付蒙古的日子不会超过2010年，言之凿凿，弄得朝野一片恐慌。后来，蒙古政府还派出特使专门要求北京“澄清”。
由于受俄化影响至深，蒙古一些民众也对中国人充满偏见。中国人在乌兰巴托大街上被抢劫，或殴打的事时有发生，但对俄罗斯或者西方人另看一眼。这跟近代史上，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蒙古人对中国人看法僵硬的原因，除了多年的隔阂与成见，造成人民间缺乏真正的了解外，在中蒙边贸刚开放之初，中国的个别不法商人，往往商业欺骗比较看重信用的蒙古人。而某些中国“假冒伪劣”商品，在蒙古也起到中国人名片的作用，令人对这种商品的制造者产生恶感。加上一些蒙古政客挑拨，百姓易受煽动。个别蒙古人也染了某些“俄罗斯传统”，无所事事，拎着伏特加瓶，酗酒生事，专找中国人的茬；而在蒙古经商的中国人本身不团结，往往交钱揖盗息事宁人，无形中助长他们欺负中国人的气焰。要使两地人民真诚相待，还需要时间。
近年来，蒙古经济形势恶化，多年的单一经济模式、缺乏人才以及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蒙古经济无法起飞。外蒙人经商、探亲访友来到中蒙边界中国一侧的二连浩特，总是惊呼中国城市怎么建得这样漂亮，人们那么有钱。他们一步步向内地，发现呼和浩特、北京、上海、香港，一个更比一个壮观时，从心底发出马背上的人才有那种大开眼界的赞叹。
2000年12月3日，外电曾经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蒙古国会）日前讨论了一项提议，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及蒙古和中国建立联邦国家。
戈壁省的委员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议上首先提出上述计划。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会议2000年12月3日专门就建立蒙中联盟及蒙古国并入中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戈壁省的委员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建成类似香港和澳门一样的中国特别行政区，使蒙古最终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早在1995年就有议员提议蒙古加入中国，但是，由于受到阻力，提案却一直未能得到讨论。近年来，蒙政府由于经济困难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内地的蒙古族富裕的生活对牧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中华民族往何处去：两岸关系与外蒙古问题
今天，目前，台湾问题又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蒙古独立的斑斑血泪未干，两岸分裂又将来临，在台独日烈的特殊时刻，中国人更应了解这段被人遗忘的历史。蒙古的独立过程和结局作为一面历史镜子，为今天的两岸关系和前途，提供一些特别的经验和教训。
目前两岸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拖得时间越久，台湾就会象蒙古一样与大陆越生疏。这期间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那么台湾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日，甚至有一天会象蒙古独立一样做为即成事实，中国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被迫承认。
如果中国大陆再象晚清和民国那样腐败无能，软弱和混乱，又有谁愿意跟他呆在一起，或者再度统一呢？如果国家的吸引力和民族向心力逐渐丧失，今天的台湾问题难免象当初的蒙古问题一样，演化成中国的另一次解体。
归根到底，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挑战跟晚清和民国时一样，不仅是蒙古或台湾少数人闹独立的问题，更根本性的是中国整体前途和发展问题。先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稳定、富裕和强大的国家，才是民族团结和统一的根本保障。混乱落后的国度、贫困落败、抱残守缺民族，才是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和统一的最大障碍。
目前，中华民族的最佳选择是能否在两岸间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从现在一个分治的中国，以“一国两制”、联邦制或联合政府的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也许那时，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可在法理上找到统一的依据。再通过与外蒙逐步的经济、社会一体化，以及和平协商和友好合作，或许将来还有迎来蒙古回归的最后机会。
笔者在此提醒中国人：如果不想台湾问题演化成另一个外蒙古，如果不想中华民族再次土崩瓦解，那么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华人，就必须把改革、建设祖国大陆做为自己肩上的负担，把中国的振兴和富强变成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这是中华民族最终和平统一的唯一希望。
【相关文章】公投：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
民进党在台湾主政以来，独派势力迅速壮大，独立诉求日显急迫。日前，陈水扁更是明确提出全民公投主张。以公投方式决定台湾前途是否合乎国际惯例？假使台湾大多数人同意独立，是否能使台独合法化？针对这些关键问题，认真回顾一下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始末，我们就会有更客观、更深入的理解，从而得出更理性的认识。
魁北克独立的渊源
1995年10月29日，魁北克全民公投决定是否独立的前一天，一名独派年轻妇女在蒙特利尔的一个集会上，对着电视摄像镜头把自己的加拿大护照撕成碎片。那高举在手上的护照残片，随着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电视网的转播，使 3000万加拿大人目瞪口呆，99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顿时气氛凝固。这一极端行为凸显了法裔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间久远的冲突与对立，象征着魁北克独立诉求的决心和非理性。
加拿大的最早居民是印第安人，最早登上加拿大海岸的白人是挪威探险家埃瑞克森，当时是公元1000年。但是，白人在这个国家的真正历史开始于1497年抵达此地的卡波特，一个效忠英王亨利七世的意大利人。1534年，这块土地又被法国人伽蒂埃夺得，不过，法国人在这块“新法兰西”土地上的真正定居开始于1604年。四年后，魁北克城建立。1670年，英国人开设的哈德森湾公司成立，主要做皮毛和渔业生意。从此，英法居民之间的冲突正式开始。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势力迅速膨胀。1713年，法国人失去了纽芬兰、哈德森湾和诺瓦斯科夏，七年战争（1756－63）使英国势力进一步扩张，至1763签订“巴黎和约”，英国人已基本控制了加拿大。但此时，法裔人口仍然占大多数，只是此后几十年，英国殖民者和因美国独立战争而北迁的“保皇”人士大批进入，英国人才逐渐取得人口优势。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和法国人一直互不相让，但统派势力一直大于独派势力。在加拿大正式建立联邦之前的1841年2月，颁布了英裔和法裔两大省的“统一法案”。但是，英国军队白天把法案张贴在大街小巷，晚上就被法国人一扫而光。
反对独立的法裔总理
联邦正式成立之后，英国为母国，英王为国家元首，但法国人在加拿大政坛上一直举足轻重。虽然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理都是英国人，但他们都受制于法裔势力。
1896年，一位法裔人士终于夺得总理宝座，而且一坐就是四届，直到1911年为止，他就是劳里埃。第一任总理麦克唐纳德曾豪迈地宣称“我为英国人，死为英国鬼”，而劳里埃则这样描述自己：“在魁北克，我被视为法国人的叛徒，在安大略我被看成是英国人的叛徒……我是一个加拿人。”他的名言“20世纪是加拿大的世纪”，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有意思的是，从劳里埃开始，加拿大历史上任期长、声誉高的总理几乎都是来自魁北克的法裔，包括劳伦特、杜鲁道（又译特鲁多）和现任总理克雷蒂安。更为有意思的是，这些法裔总理都为加强联邦、反对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2000年9月28日，加拿大前总理杜鲁道去世，全国上下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极度哀痛之中。从老人到妇孺，人们自发地为这位不平凡的政治人物哀。他被誉为加拿大最伟大的总理、最受爱戴的魅力型政治家，甚至被尊为加拿大国父。杜鲁道为什么会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在国际上不畏强霸，为加拿大赢得尊严和荣誉，他从英国取回宪改终审权，使加拿大终于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国内，他极大地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有效地反对魁北克独立运动，对极端的魁北克独立分子不惜动用“战争措施法”，甚至以武力断然镇压魁独势力的暴力活动。正如在举行国葬时不少人所说的那样，“没有杜鲁道，加拿大也许早就不存在了”。
现任总理克雷蒂安是又一位为国家统一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政治家。在1995年魁北克举行公投前，他不仅针锋相对地与独派势力进行斗争，而且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在1995年的险胜后，他又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法律手段，大大遏制了魁独趋势。
联邦政府对策
魁北克独立问题虽然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有组织、有纲领的独立运动是从20世纪中叶才开始的。上世纪60年代末，法裔魁北克人组建了魁人党，并且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1976年，力主独立的魁人党赢得省内选举之后，要求独立的呼声迅速提高。在1980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独派虽然最终被击败，但已经得到了40％左右的民意支持。而在1995年的再次公投中，独派竟得到了49.44％的支持。
联邦阵营在险胜之后痛定思痛，决定对魁独采取强硬的法律手段。1998年8月20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发布法规，规定魁北克不能单方面决定独立，而必须得到联邦和其他省份的认可。1999年 12月，联邦政府又推出“清晰法案”。法案规定，今后魁北克省若再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不论结果如何，都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
这项法案授权下议院检讨所有省级公投议题，以决定是否明确，并特别指出，如果公投议题只要求选民授权谈判主权独立，而不让选民直接说明他们是否愿意脱离加拿大，那么，该议题就是不明确的。这意味着，魁人党在1980年和1995年全民投票中的议题都是不能接受的，投票结果是无效的。“清晰法案”于 2000年3月在国会通过，自此，加拿大的分裂危机从根本上得到了控制。
在1995年魁北克公投前的国会会议上，克雷蒂安总理坚定地说：“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可以分裂一个国家？这不是民主！”公民投票方式无疑比战争手段要好，但如果一个省、一个城市由于有某种不满情绪就擅自举行公投，以达到从国家母体中分裂出去的目的，这完全是对民主政治的歪曲。
再以加拿大为例。就在几年前，多伦多市有些人认为，身在安大略省，饱受累赘，难以飞速发展，故提出从安大略省分离出去。200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出，该省每年要向联邦政府缴税220亿元，但只能从联邦政府得到约190亿元的福利等，所以也提出了独立诉求。这类诉求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当然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如果只是因为有不满，就去煽动民众以公投为手段闹独立，那么这个世界上恐怕要出现上千、上万个国家。而且，随之而来的冲突和战争也会倍增。
公投不等于民主
更值得注意的是，独派人士往往对他们的独立诉求振振有词，但却不允许这种“民主”在其小领域内延伸。例如，在1995年魁北克公投之前的10月26日，魁北克的印第安人先期举行了公民投票，95％的人表示，即使魁北克独立，他们也要留在加拿大，他们的属地应该属于加拿大。他们说，既然加拿大可以分裂，那么，魁北克也就可以分裂。面对印第安人的公投结果，独派魁人党的律师马上回应，强调指出，印第安人的公投结果是“非法的”，“因为那片土地属于魁北克”。
两天后的10月28日，和渥太华隔河相望的魁北克霍尔市人举行游行活动，要求留在加拿大。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独派领袖说，他可以分裂加拿大，但“没人可以分裂魁北克”。由此可见，独派人士只把公投的权利留给自己，而并不允许他人享受同样的权利。在台湾，独派人士想必也是如此。
用公投的方式解决独立问题，即使成功了，受益者也仅限于少数当政者。在1995年魁北克公投之前，一位女学生说，她希望魁北克人民不要被那些嗜权政客（power－thirsty-politicians）所蒙蔽。这也是台湾民众应该深思和警惕的。
从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待魁独的有力举措上就不难看出，即使在西方最民主的国家，分裂性独立从来都是中央政府所不允许的，也不是仅仅在那个省搞个全民公投就可以合法化的。在台湾所依靠的“民主典范”美国，情况也是如此。
8月10日晚，洛杉矶的部分台胞举行了为福尔摩莎基金会筹款的“福尔摩莎之夜”，陈水扁在其录像致词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是台湾最稳定的靠山，并让台湾在国际生存空间”。然而就美国历史上，“民主自决”一直被美国政府所不容。
民主国家不认可公投
19世纪，美国南部各州通过民主自决独立建国，结果导致内战。美国人民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不惜流血牺牲，维护了统一。之后，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等州都曾想用民主自决的方式寻求独立，美国政府是如何处理的？台湾当局应该很清楚。按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台湾独派势力不应该妄想美国会支持他们，因为连美国自己都不能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动。
台湾问题无疑有其特殊性，但没有根本的不同。这类独立运动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掀起滔天巨浪，但却极少能取得成功，因为它既不会得到母国的允许，也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从世界历史看，分裂式的独立运动似乎都有重要或者充分的理由，但与国土和主权完整相比，任何理由都是微不足道的。
九一一事件使魁北克人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在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盖洛普公司对魁北克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联邦自由党在魁省获得了68%选民的支持，而主张独立的魁人党只获得21%的支持率，比前一年联邦大选时该党所获42%的选票整整少了一半。究其原因，专家们指出，九一一事件发生后，魁省大多数民众已经醒悟：魁北克留在加拿大联邦内比独立出去要安全得多。但愿台湾独派人士能够尽早明白这个显而易见却又十分重要的道理。
送交者: wsp 2003年11月27日13:45:33 于 [军事天地]http://www.cmilitary.com
1946年的“外蒙”“公投”。那时，“外蒙”已20多年没有在中国的有效管理之下，而受到苏联的控制。雅尔达会议，美，英，苏，在没有中国的参加下，合谋分裂中国，“维持外蒙现状不变”。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同意“外蒙”“公投”，其结果是，“外蒙”大部分人同意“外蒙”“独立”。同样的道理，陈水扁打“公投”牌，民意牌，也不过是如此。“外蒙”的乔巴山，把“外蒙”拉向苏联的怀抱，他是分裂中国的蒙古分裂主义分子。陈水扁是否也要做台湾的乔巴山呢？
【蒙古是怎样独立的？】
现在的台湾问题与蒙古问题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在近五十年内遇到的两个同样的分裂挑战。虽然台湾仍然没有承认蒙古独立，中华民国宪法上也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版图上至今还把蒙古包括在内，但台湾有些人正在寻求从中国独立……在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只知道现在这只被人砍去脊背似的卧牛，根本不知道北方还有那么一片广阔的蒙古草原曾经属于中国。而蒙古独立只不过刚刚发生了五十多年，对我们这个健忘的民族竟然已如此陌生了，那么台湾问题五十年后又当如何呢？这不能不令人想起蒙古与中国的那段沧桑历史。
蒙古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
公元前三世纪，在荒僻的中国北方活跃着几支游牧民族，其中主要的一支是匈奴族。他们在大漠南北、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古称北海）等寒冷粗犷的广大地区放牧、劳作、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被称为“胡人”，并曾被北方的燕国收容。到秦汉时代，匈奴族一分为二，北匈奴被远驱到阿尔泰山、高加索山脉以西，进入欧洲（即现在的土耳其人）；南匈奴则降汉。公元四十七年，匈奴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成为中国的土地。中国皇帝允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这就是蒙古的祖先。但那时，蒙古作为一个民族还没有形成。
唐代，中国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到了十二世纪、十三世纪初的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起。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其发祥地在中国东北地区。
1162年，铁木真降生在一个尚武、并时常陷于部族仇杀的蒙古部落里。1206年他44岁时，平定了多数蒙古部族，在斡难河畔建立蒙古汗国，当上了全蒙古的领袖――“成吉思汗”。蒙古部落曾是与南宋并列的控制华北和西北某些地方的金朝的地盘。蒙古建国之初，曾向金进贡，要求金朝承认其汗国地位。金朝断然否定“蒙独”要求，成吉思汗不满，在羞辱金朝使臣和金朝皇帝后，兴兵讨伐。
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蒙古骑兵成为横跨欧亚、天下无敌的一支劲旅，不断南征北战。马蹄到处，百姓命断，城头换旗，生灵涂炭。当时的文明还没有制约野蛮武力的办法，“文明”的民族反而显得苍白。
从1211年开始，成吉思汗大举南侵西进。先后灭了西辽（今属新疆）、花剌子模（今俄国境内）以及西夏（甘肃等地）。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率领右手军征战 “林木中百姓”，将斡亦剌部（明代的瓦剌），贝加尔湖的不里牙惕（今俄国布里亚特）和牙忽惕（今俄国牙库特）等地归属于蒙古。
成吉思汗于1227年死于侵略征途上，他的儿子们接下他的大旗继续征战南北。1234年，蒙军在宋军配合下灭了金，然后加大了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扩张。 1238年破莫斯科，1240年陷波兰，1241年灭高丽，1258年，又占了黑衣大食的首都巴格达。蒙军所到之处，到处烧杀劫掠，世界各族无不闻风丧胆。可汗曾规定，蒙古大军到处，开城请降可免死，若有抵抗，破城后一律屠城。蒙古继续向中亚、西亚及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
经过七十年的南进西征，蒙古於一二七一年建立元朝。一二七九年打败南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
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
历史进行至元末，汉族农民起义军首领朱元璋率领明军，将蒙古人逐出中原，但蒙古实力犹在，不停寇边。明成祖朱棣把京城从南京移至北京，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燕王，在夺取皇位后要回老家，另一方面也是要巩固北方边防。因为蒙古人不断犯边，明朝重修长城。至明末，蒙古族内部分裂成几支，彼此争战不已，一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许，在长城以北与汉人和睦相处，游牧而居。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从此逐渐开始有内外蒙古之分。
明末，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摧毁明朝时，盘踞在中国东北部的另一个少数民族―女真族早已对中原虎视眈眈，趁农民起义军立足未稳，勾结吴三贵杀入关内，建立了满清。从清初开始，先是努尔哈赤，后是皇太极，逐渐征服蒙古诸部，皇太极灭“后元”后，得到了“元传玉玺”，并据此立国。从清朝以后，内外蒙古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受中央政府管辖。
至清晚期，西方兴起，腐朽堕落的满清朝廷逐渐衰微，外强入侵中国。北方的沙俄先后占去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累计吞并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接着更把魔爪伸向中亚大陆内这块地广人稀的大草原。
清朝解体，中原混乱，蒙古趁机独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更加突飞猛进，而大清帝国仍然封闭在一个腐败无能的酱缸内，闭关锁国，死硬地拒绝对外开放，于是中国开始衰落凋敝，江河日下。到了晚清，西方先进的民主与科学给封闭的中国带来更强烈震撼冲击，愚昧保守的满清朝庭除了搞些空洞形式外，仍顽固拒绝真正改革，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引起破坏性的“暴力革命”。
1911年，武昌爆发武装起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宣布独立。从混乱和废墟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酝酿“独立建国”。外蒙与其他省份不同，当时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事实上，外蒙古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民国统计：整个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外蒙古独立将拉走近一半的旗，和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形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崭断。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苏俄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归中国。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外蒙古也进入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传染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苏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内外交困，无心恋战，节节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对立，并展开战斗。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的军队，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苏俄操纵外蒙古，武力阻碍中国统一
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迫于人民的压力，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夺回部分失地（这些失地至今还在中国辖区），就不敢再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除了口头谴责蒙独外，无可奈何。
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分裂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
1921年外蒙的苏赫巴托在俄国帮助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位苏赫巴托也如列宁一样，建“国”后不久就死去了。蒙古以苏联为宗主，不管苏联做什么，蒙古都跟着学。在苏赫巴托后又出了一位跟斯大林相似的狂搞个人崇拜的人物――乔巴山。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的名字都用来给城市命名，在蒙古地图可以找得到（后来乔巴山死后亦象斯大林一样，被到处批判）。
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使蒙古独立的生米逐步变成熟饭。
俄国的列宁在世的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还一直赖在外蒙古。
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出卖中国蒙古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列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6年1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公投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后来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而后悔过，但为时已晚（或者他根本就没后悔，反而为他们狼狈为奸，成功地消弱了中国而窃喜不已呢）。
1949年 10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以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出大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毛泽东被迫承认外蒙，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共产党主掌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意识形态束缚了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当时的中国领袖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而能高瞻远睹，从长计议，而能与俄国和美国保持“平衡战略”，就不至于吞下斯大林的那颗恶果，那中国的版图和中蒙历史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幅样子。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开始与苏联交涉，试图解决包括蒙古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中国大陆再次失去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在苏联的监督下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随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也亦步亦趋跟随着苏联的指挥棒叫骂中国。至九十年代，蒙古已与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建交。蒙古形如“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在默默过去的几十年中，中蒙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中苏关系。自从六十年代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对中国形成巨大威胁。到了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蒙古边界的驻军。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宣布开始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
今日蒙古：走出俄国“大牧场”，放眼中原
然而星转斗移，时过境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21年前，蒙古处于原始的贫穷和落后的状态，畜牧业是唯一的经济命脉，50%的牲畜业掌握在主要农牧主和寺院主手中。独立后，蒙古随着苏联的指挥，进行了一系列“无情的政治斗争”和“国有化运动”。七十年来，蒙古作为苏联和东欧的“互经会”成员，政治上受到苏联的层层控制，经济上也受到老大哥毫不留情地掠夺和压制，使蒙古的民族工业发展缓慢，整个蒙古大草原变成了苏联的原料供应地、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市场，广袤的蒙古草原，变成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牧场”。
自1948年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已经历了8个五年计划，经济仍然一穷二白。1989年，东欧和苏联政治形势急剧变化，苏、东纷纷解体，苏联也不复存在。俄罗斯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外蒙古。外蒙古处于经济凋零、孤立无援的状态，苏联式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使蒙古国民经济日益恶化。1990年，新组成的蒙古政府学习中国邓小平的改革，提出了对内实行“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对外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积极开辟证券市场、外汇交易市场以及建立股份银行等。
1991年5月，蒙古象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开始实施“国有财产私有化”。当年基本完成商业网点和小型工厂的私有化，大中型工厂企业和私有化也将在近两年内完成。政府决定：凡91年5月31日前出生的公民，每人可无偿获得一份价值约1万图格里克的一次性投资证券，凭此券可购买工厂企业的财产。此后几年，蒙古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程度已达的65%，但因为丧失了苏联东欧等传统的市场，国民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近年来，蒙古终于把眼兴投向了南方，这个日益兴盛的、曾经的祖国――中国。
现在全球五百多万蒙古族人：二百万在蒙古，三百四十多万在中国，今日内蒙古不仅比外蒙古富庶，人口、产业和社会各方面都超过了外蒙。看到中国的富裕稳定和强大，孤苦伶仃的蒙古又回过头来，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
九十年代初，杨尚昆率团访问外蒙古，开始提供大量物质援助，使陷于崩溃边缘的蒙古经济得到恢复，日益贫困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99年，************更破天荒地访问外蒙，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去蒙古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给以蒙古很大经济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关系和经贸合作。今天，蒙古在经济上逐渐依赖大陆。外蒙没有出海口，蒙古的进出口贸易也靠中国的铁路和港口。没有中国帮助，外蒙古可能无法生存。
但是，毕竟被俄国控制了七十多年之久，今天的蒙古已经严重俄化。城市里遍布俄式建筑、俄国汽车，大多数工业都是俄国设备。很久以前，蒙古已经“费除了蒙古文字”，改用斯拉夫文拼写。九十年代蒙古恢复蒙文时，年轻人竟然不认识自己的民族语言，现在蒙古只好使用蒙文和斯拉夫文双语。人们的穿着和饮食习惯也几乎俄化了，穿欧式服装，食用俄式面包、牛肉和咖啡。今天的乌兰巴托，只有在古董店里出售的文物、器具，几乎都是出自中国，无论古代的，近代的，还是现代的。如清朝皇帝的画像，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的钱币等。这些无不显示出外蒙古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源远流长的历史。
大呼拉尔：“中国威胁”与外蒙古并入中国
曾经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蒙古离开中国并不久远，难道要永远地分离吗？所幸的是，大陆与蒙古的关系在迅速发展。蒙古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演变之中。目前，中国已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蒙古市场的普通消费品基本都是中国制造。九十年代来，中国政府每年还向蒙古政府提供经济援助。2000年，蒙古遭受历史性雪灾，中国向外蒙一次就提供数百万元无偿援助，并向蒙古无偿提供了建筑材料，还援建大量住房项目。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广泛地深入到蒙古的政治、文化、经贸各方面。目前，日本是蒙古的最大经援国。在乌兰巴托市区崛起的新型建筑和商店多由美日投资。最近，俄国总统普金访问蒙古，签署 “俄蒙战略合作伙伴条约”，要与蒙古全面加强政治、经贸、军事关系。接着美军太平洋司令布来尔也来了，在首都郊区天空就可以看到美军的空降兵在滑降。在某些方面，美国和俄国正在争当“蒙古保护国”。蒙古也乐的搞“多角度外交”。
虽然中蒙政府关系正在加强，但蒙古很多官员和民众依然对中国缺乏友善。如今的蒙古，仍然有仇视、排斥中国和中国人的景况。有些俄罗斯传统的议员，整天摇唇鼓舌散布“中国威胁论”，2000年，一名议员在报纸上撰文，说中国1997收回香港，1999收回澳门，2003前后收回台湾，对付蒙古的日子不会超过2010年，言之凿凿，弄得朝野一片恐慌。后来，蒙古政府还派出特使专门要求北京“澄清”。
由于受俄化影响至深，蒙古一些民众也对中国人充满偏见。中国人在乌兰巴托大街上被抢劫，或殴打的事时有发生，但对俄罗斯或者西方人另看一眼。这跟近代史上，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蒙古人对中国人看法僵硬的原因，除了多年的隔阂与成见，造成人民间缺乏真正的了解外，在中蒙边贸刚开放之初，中国的个别不法商人，往往商业欺骗比较看重信用的蒙古人。而某些中国“假冒伪劣”商品，在蒙古也起到中国人名片的作用，令人对这种商品的制造者产生恶感。加上一些蒙古政客挑拨，百姓易受煽动。个别蒙古人也染了某些“俄罗斯传统”，无所事事，拎着伏特加瓶，酗酒生事，专找中国人的茬；而在蒙古经商的中国人本身不团结，往往交钱揖盗息事宁人，无形中助长他们欺负中国人的气焰。要使两地人民真诚相待，还需要时间。
近年来，蒙古经济形势恶化，多年的单一经济模式、缺乏人才以及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蒙古经济无法起飞。外蒙人经商、探亲访友来到中蒙边界中国一侧的二连浩特，总是惊呼中国城市怎么建得这样漂亮，人们那么有钱。他们一步步向内地，发现呼和浩特、北京、上海、香港，一个更比一个壮观时，从心底发出马背上的人才有那种大开眼界的赞叹。
2000年12月3日，外电曾经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蒙古国会）日前讨论了一项提议，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及蒙古和中国建立联邦国家。
戈壁省的委员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议上首先提出上述计划。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会议2000年12月3日专门就建立蒙中联盟及蒙古国并入中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戈壁省的委员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建成类似香港和澳门一样的中国特别行政区，使蒙古最终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早在1995年就有议员提议蒙古加入中国，但是，由于受到阻力，提案却一直未能得到讨论。近年来，蒙政府由于经济困难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内地的蒙古族富裕的生活对牧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中华民族往何处去：两岸关系与外蒙古问题
今天，目前，台湾问题又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蒙古独立的斑斑血泪未干，两岸分裂又将来临，在台独日烈的特殊时刻，中国人更应了解这段被人遗忘的历史。蒙古的独立过程和结局作为一面历史镜子，为今天的两岸关系和前途，提供一些特别的经验和教训。
目前两岸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拖得时间越久，台湾就会象蒙古一样与大陆越生疏。这期间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或倒退，那么台湾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日，甚至有一天会象蒙古独立一样做为即成事实，中国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被迫承认。
如果中国大陆再象晚清和民国那样腐败无能，软弱和混乱，又有谁愿意跟他呆在一起，或者再度统一呢？如果国家的吸引力和民族向心力逐渐丧失，今天的台湾问题难免象当初的蒙古问题一样，演化成中国的另一次解体。
归根到底，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挑战跟晚清和民国时一样，不仅是蒙古或台湾少数人闹独立的问题，更根本性的是中国整体前途和发展问题。先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稳定、富裕和强大的国家，才是民族团结和统一的根本保障。混乱落后的国度、贫困落败、抱残守缺民族，才是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和统一的最大障碍。
目前，中华民族的最佳选择是能否在两岸间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从现在一个分治的中国，以“一国两制”、联邦制或联合政府的方式，实现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也许那时，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可在法理上找到统一的依据。再通过与外蒙逐步的经济、社会一体化，以及和平协商和友好合作，或许将来还有迎来蒙古回归的最后机会。
笔者在此提醒中国人：如果不想台湾问题演化成另一个外蒙古，如果不想中华民族再次土崩瓦解，那么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华人，就必须把改革、建设祖国大陆做为自己肩上的负担，把中国的振兴和富强变成每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这是中华民族最终和平统一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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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在台湾主政以来，独派势力迅速壮大，独立诉求日显急迫。日前，陈水扁更是明确提出全民公投主张。以公投方式决定台湾前途是否合乎国际惯例？假使台湾大多数人同意独立，是否能使台独合法化？针对这些关键问题，认真回顾一下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始末，我们就会有更客观、更深入的理解，从而得出更理性的认识。
魁北克独立的渊源
1995年10月29日，魁北克全民公投决定是否独立的前一天，一名独派年轻妇女在蒙特利尔的一个集会上，对着电视摄像镜头把自己的加拿大护照撕成碎片。那高举在手上的护照残片，随着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电视网的转播，使 3000万加拿大人目瞪口呆，99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顿时气氛凝固。这一极端行为凸显了法裔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间久远的冲突与对立，象征着魁北克独立诉求的决心和非理性。
加拿大的最早居民是印第安人，最早登上加拿大海岸的白人是挪威探险家埃瑞克森，当时是公元1000年。但是，白人在这个国家的真正历史开始于1497年抵达此地的卡波特，一个效忠英王亨利七世的意大利人。1534年，这块土地又被法国人伽蒂埃夺得，不过，法国人在这块“新法兰西”土地上的真正定居开始于1604年。四年后，魁北克城建立。1670年，英国人开设的哈德森湾公司成立，主要做皮毛和渔业生意。从此，英法居民之间的冲突正式开始。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势力迅速膨胀。1713年，法国人失去了纽芬兰、哈德森湾和诺瓦斯科夏，七年战争（1756－63）使英国势力进一步扩张，至1763签订“巴黎和约”，英国人已基本控制了加拿大。但此时，法裔人口仍然占大多数，只是此后几十年，英国殖民者和因美国独立战争而北迁的“保皇”人士大批进入，英国人才逐渐取得人口优势。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和法国人一直互不相让，但统派势力一直大于独派势力。在加拿大正式建立联邦之前的1841年2月，颁布了英裔和法裔两大省的“统一法案”。但是，英国军队白天把法案张贴在大街小巷，晚上就被法国人一扫而光。
反对独立的法裔总理
联邦正式成立之后，英国为母国，英王为国家元首，但法国人在加拿大政坛上一直举足轻重。虽然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理都是英国人，但他们都受制于法裔势力。
1896年，一位法裔人士终于夺得总理宝座，而且一坐就是四届，直到1911年为止，他就是劳里埃。第一任总理麦克唐纳德曾豪迈地宣称“我为英国人，死为英国鬼”，而劳里埃则这样描述自己：“在魁北克，我被视为法国人的叛徒，在安大略我被看成是英国人的叛徒……我是一个加拿人。”他的名言“20世纪是加拿大的世纪”，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有意思的是，从劳里埃开始，加拿大历史上任期长、声誉高的总理几乎都是来自魁北克的法裔，包括劳伦特、杜鲁道（又译特鲁多）和现任总理克雷蒂安。更为有意思的是，这些法裔总理都为加强联邦、反对独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2000年9月28日，加拿大前总理杜鲁道去世，全国上下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极度哀痛之中。从老人到妇孺，人们自发地为这位不平凡的政治人物哀。他被誉为加拿大最伟大的总理、最受爱戴的魅力型政治家，甚至被尊为加拿大国父。杜鲁道为什么会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在国际上不畏强霸，为加拿大赢得尊严和荣誉，他从英国取回宪改终审权，使加拿大终于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在国内，他极大地加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有效地反对魁北克独立运动，对极端的魁北克独立分子不惜动用“战争措施法”，甚至以武力断然镇压魁独势力的暴力活动。正如在举行国葬时不少人所说的那样，“没有杜鲁道，加拿大也许早就不存在了”。
现任总理克雷蒂安是又一位为国家统一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政治家。在1995年魁北克举行公投前，他不仅针锋相对地与独派势力进行斗争，而且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在1995年的险胜后，他又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法律手段，大大遏制了魁独趋势。
联邦政府对策
魁北克独立问题虽然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有组织、有纲领的独立运动是从20世纪中叶才开始的。上世纪60年代末，法裔魁北克人组建了魁人党，并且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1976年，力主独立的魁人党赢得省内选举之后，要求独立的呼声迅速提高。在1980年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独派虽然最终被击败，但已经得到了40％左右的民意支持。而在1995年的再次公投中，独派竟得到了49.44％的支持。
联邦阵营在险胜之后痛定思痛，决定对魁独采取强硬的法律手段。1998年8月20日，加拿大最高法院发布法规，规定魁北克不能单方面决定独立，而必须得到联邦和其他省份的认可。1999年 12月，联邦政府又推出“清晰法案”。法案规定，今后魁北克省若再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不论结果如何，都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
这项法案授权下议院检讨所有省级公投议题，以决定是否明确，并特别指出，如果公投议题只要求选民授权谈判主权独立，而不让选民直接说明他们是否愿意脱离加拿大，那么，该议题就是不明确的。这意味着，魁人党在1980年和1995年全民投票中的议题都是不能接受的，投票结果是无效的。“清晰法案”于 2000年3月在国会通过，自此，加拿大的分裂危机从根本上得到了控制。
在1995年魁北克公投前的国会会议上，克雷蒂安总理坚定地说：“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可以分裂一个国家？这不是民主！”公民投票方式无疑比战争手段要好，但如果一个省、一个城市由于有某种不满情绪就擅自举行公投，以达到从国家母体中分裂出去的目的，这完全是对民主政治的歪曲。
再以加拿大为例。就在几年前，多伦多市有些人认为，身在安大略省，饱受累赘，难以飞速发展，故提出从安大略省分离出去。200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出，该省每年要向联邦政府缴税220亿元，但只能从联邦政府得到约190亿元的福利等，所以也提出了独立诉求。这类诉求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当然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如果只是因为有不满，就去煽动民众以公投为手段闹独立，那么这个世界上恐怕要出现上千、上万个国家。而且，随之而来的冲突和战争也会倍增。
公投不等于民主
更值得注意的是，独派人士往往对他们的独立诉求振振有词，但却不允许这种“民主”在其小领域内延伸。例如，在1995年魁北克公投之前的10月26日，魁北克的印第安人先期举行了公民投票，95％的人表示，即使魁北克独立，他们也要留在加拿大，他们的属地应该属于加拿大。他们说，既然加拿大可以分裂，那么，魁北克也就可以分裂。面对印第安人的公投结果，独派魁人党的律师马上回应，强调指出，印第安人的公投结果是“非法的”，“因为那片土地属于魁北克”。
两天后的10月28日，和渥太华隔河相望的魁北克霍尔市人举行游行活动，要求留在加拿大。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独派领袖说，他可以分裂加拿大，但“没人可以分裂魁北克”。由此可见，独派人士只把公投的权利留给自己，而并不允许他人享受同样的权利。在台湾，独派人士想必也是如此。
用公投的方式解决独立问题，即使成功了，受益者也仅限于少数当政者。在1995年魁北克公投之前，一位女学生说，她希望魁北克人民不要被那些嗜权政客（power－thirsty-politicians）所蒙蔽。这也是台湾民众应该深思和警惕的。
从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待魁独的有力举措上就不难看出，即使在西方最民主的国家，分裂性独立从来都是中央政府所不允许的，也不是仅仅在那个省搞个全民公投就可以合法化的。在台湾所依靠的“民主典范”美国，情况也是如此。
8月10日晚，洛杉矶的部分台胞举行了为福尔摩莎基金会筹款的“福尔摩莎之夜”，陈水扁在其录像致词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是台湾最稳定的靠山，并让台湾在国际生存空间”。然而就美国历史上，“民主自决”一直被美国政府所不容。
民主国家不认可公投
19世纪，美国南部各州通过民主自决独立建国，结果导致内战。美国人民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不惜流血牺牲，维护了统一。之后，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等州都曾想用民主自决的方式寻求独立，美国政府是如何处理的？台湾当局应该很清楚。按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台湾独派势力不应该妄想美国会支持他们，因为连美国自己都不能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动。
台湾问题无疑有其特殊性，但没有根本的不同。这类独立运动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掀起滔天巨浪，但却极少能取得成功，因为它既不会得到母国的允许，也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从世界历史看，分裂式的独立运动似乎都有重要或者充分的理由，但与国土和主权完整相比，任何理由都是微不足道的。
九一一事件使魁北克人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在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盖洛普公司对魁北克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联邦自由党在魁省获得了68%选民的支持，而主张独立的魁人党只获得21%的支持率，比前一年联邦大选时该党所获42%的选票整整少了一半。究其原因，专家们指出，九一一事件发生后，魁省大多数民众已经醒悟：魁北克留在加拿大联邦内比独立出去要安全得多。但愿台湾独派人士能够尽早明白这个显而易见却又十分重要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