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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12月31日消息 据联合早报（于时语）以上述诗句为题，决不意味笔者属于“毛泽东时代怀旧派”。笔者看法正好相反：中国目前的主要内外危机，大都与毛泽东时代的各种后遗症有关。然而今天的全球形势，确实是“五洲震荡风雷激”：在深刻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演变之中，许多关键区域充斥难以调和的政治、宗教、经济矛盾，冲击世界稳定，令未来的局势发展多变难测。
伊拉克战争无疑是2003年的第一要闻，其后续事件，将会继续主导全球新闻。这一战争究竟是否如欧洲左翼评论断言，是“美利坚帝国”的昙花一现？还是华盛顿一统全球的“美国强制和平Pax Americana”时代的开端？时下尚无明确答案。
但是战后乱局至少证明了一点：再有高科技军力，“廉价战争”的最终账单也会达到天价。对面临财政和对外贸易双重赤字危机的华盛顿而言，这无疑会在朝鲜半岛和伊朗等地起某种刹车作用。
新保守主义受挑战
就美国内政而言，尽管有萨达姆落网的短期公关红利，伊拉克的军事和经济无底洞继续冲击新保守主义，导致其影响退潮。《华盛顿邮报》近日以社论这一严肃形式继续追究布什政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战理由，是个显例。另外，美国马上进入大选年，新保守主义是缺乏社会草根基础的精英集团，其影响力难免暂时让位于传统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右翼等选票集团。
应该指出，美国正处在政治中心从东西两海岸传统精英集团向中南部保守区域转移的历史性过程中。随着美国的经济复苏和白宫外交路线的“中途纠正”，布什如果成功连任，将意味这一政治右转趋向的持续，以拉丁裔和移民人口增加代表的人口长期“左转”演变，尚须待以时日。
在国际上，伊拉克战争的最重要后果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和回教世界之间“文明冲突”的深化，凸显于阿拉伯和回教世界反美主义的空前高涨。从这一角度，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削弱国际恐怖主义，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恶化和塔利班的卷土重来是明证，以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萨达姆落网后仍然警告：“我们可能会失去阿富汗。”
回教极端主义加速在全球蔓延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副产品，特别在东南亚成为新的主要国际安全威胁，并危及本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体的成熟。
伊拉克战争的另一重要结果，是阿拉伯世界面临重组。萨达姆的被捕，象征从纳赛尔主义到复兴社会党的现有世俗“阿拉伯主义”的终结。但是迄今尚未看到阿拉伯健康世俗力量的出现来填补这一真空，反而是在强烈的阿拉伯屈辱心态中，回教极端主义令人担忧的强化。
伊拉克战争打破了千余年来回教逊尼派对伊拉克地区的主导，直接帮助了波斯湾地区什叶派的复兴。这一历史性发展对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后果难以逆料。
美欧关系渐行渐远
中东以阿冲突继续处于血腥胶着状态，但是因为以方在“人口增殖战”中的劣势，“两国方案”面临最终期限危机，“大以色列”计划反而危及以色列的生死存亡，因此有望出现某种转机。英国《卫报》预言以阿和平可能会早于伊拉克国内和平出现，兴许不是盲目的乐观。
美欧矛盾因伊拉克战争而白热化。必须看到，大西洋两岸的分歧，源于苏联瓦解之后共同威胁和共同敌人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基本国际利益的分化，再加上两者政治结构、社会文化以至意识形态的差别，美欧渐行渐远和北约的边缘化，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
意在恢复原苏联政治疆域的普京主义的出笼，是2003年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发展。再加上俄罗斯权威政治的强化，预示九一一之后普京和布什“哥儿们关系”行将终结，而代之以美俄在原苏联范围内日渐激烈的地缘战略冲突，其“主战场”是围绕中亚、里海、高加索等地石油资源的新一轮国际大博弈。这一发展可望增加俄、中、伊朗甚至印度间的战略合作。
2003年世界地缘政治的另一重要发展，是在全球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经济一枝独秀，持续增长，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不仅使得日本黯然失色，甚至动摇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霸主地位。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日益依赖中国经济的推动，导致中国和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并迫使日本和印度加强与亚细安的合作，来平衡中国的影响。
我们也不能忽视印度经济近年来的长足进步，并因此看到世界经济机构的演变，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伴随财政和贸易双重巨额赤字同时出现。除了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白领职位也开始向印度和中国转移，预示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后果。
中美关系因反恐改善
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在2003年有明显好转，其中有一定的神五升天心理效应，主因还是不出中美关系的改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反恐”战争的推动。从这一角度，如果说布什是九一一的头号大赢家，那么北京便是第二大赢家。
但是不能不看到，在经贸之外，中美关系尚无长期的牢固利益基础，而随时可能因国际形势特别是台海问题或“反恐”战争的演变而突然恶化。除了朝鲜半岛核武危机，北京手头的外交筹码有限。而朝鲜核武危机刺激日本的右倾趋向，则是北京必须面对的另一外交挑战。
在内政上，北京胡温新体制经历了沙斯危机的严重考验，而在国内外成功建立了其基本信誉。但是沙斯危机也反映了中国现有体制的深刻内部矛盾，以及各方翘首期待的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这也许是胡温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
凸显政治改革迫切性的另一事实是台海危机的持续恶化，以及渐进式台独的危险进展。北京将布什总统对陈水扁政权公投方案的公开批评，视作重要外交成就。但是这也展现了一直强调台湾是内政问题的北京必须借重外国来处理台海危机的无奈。
无情的现实，是20年来北京在台海问题上基本不是主导者，而一直是被动的随应者，从国共两党和谈，直到今天泛蓝阵营也突然赞同“一边一国”，北京始终无法在台海问题上掌握主动，而是随台湾各种势力的主导而作出后应。这也许是北京台海战略的最大弱点。一面是神五升天，一面是台独运动继续深化，值得北京认真反思。
最后，全球变暖在2003年成为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共识，随之的气候异常和灾变日益频繁，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这大概是对“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最直接注脚吧。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伊拉克战争无疑是2003年的第一要闻，其后续事件，将会继续主导全球新闻。这一战争究竟是否如欧洲左翼评论断言，是“美利坚帝国”的昙花一现？还是华盛顿一统全球的“美国强制和平Pax Americana”时代的开端？时下尚无明确答案。
但是战后乱局至少证明了一点：再有高科技军力，“廉价战争”的最终账单也会达到天价。对面临财政和对外贸易双重赤字危机的华盛顿而言，这无疑会在朝鲜半岛和伊朗等地起某种刹车作用。
新保守主义受挑战
就美国内政而言，尽管有萨达姆落网的短期公关红利，伊拉克的军事和经济无底洞继续冲击新保守主义，导致其影响退潮。《华盛顿邮报》近日以社论这一严肃形式继续追究布什政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战理由，是个显例。另外，美国马上进入大选年，新保守主义是缺乏社会草根基础的精英集团，其影响力难免暂时让位于传统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右翼等选票集团。
应该指出，美国正处在政治中心从东西两海岸传统精英集团向中南部保守区域转移的历史性过程中。随着美国的经济复苏和白宫外交路线的“中途纠正”，布什如果成功连任，将意味这一政治右转趋向的持续，以拉丁裔和移民人口增加代表的人口长期“左转”演变，尚须待以时日。
在国际上，伊拉克战争的最重要后果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和回教世界之间“文明冲突”的深化，凸显于阿拉伯和回教世界反美主义的空前高涨。从这一角度，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削弱国际恐怖主义，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恶化和塔利班的卷土重来是明证，以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萨达姆落网后仍然警告：“我们可能会失去阿富汗。”
回教极端主义加速在全球蔓延是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副产品，特别在东南亚成为新的主要国际安全威胁，并危及本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体的成熟。
伊拉克战争的另一重要结果，是阿拉伯世界面临重组。萨达姆的被捕，象征从纳赛尔主义到复兴社会党的现有世俗“阿拉伯主义”的终结。但是迄今尚未看到阿拉伯健康世俗力量的出现来填补这一真空，反而是在强烈的阿拉伯屈辱心态中，回教极端主义令人担忧的强化。
伊拉克战争打破了千余年来回教逊尼派对伊拉克地区的主导，直接帮助了波斯湾地区什叶派的复兴。这一历史性发展对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后果难以逆料。
美欧关系渐行渐远
中东以阿冲突继续处于血腥胶着状态，但是因为以方在“人口增殖战”中的劣势，“两国方案”面临最终期限危机，“大以色列”计划反而危及以色列的生死存亡，因此有望出现某种转机。英国《卫报》预言以阿和平可能会早于伊拉克国内和平出现，兴许不是盲目的乐观。
美欧矛盾因伊拉克战争而白热化。必须看到，大西洋两岸的分歧，源于苏联瓦解之后共同威胁和共同敌人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基本国际利益的分化，再加上两者政治结构、社会文化以至意识形态的差别，美欧渐行渐远和北约的边缘化，也许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
意在恢复原苏联政治疆域的普京主义的出笼，是2003年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发展。再加上俄罗斯权威政治的强化，预示九一一之后普京和布什“哥儿们关系”行将终结，而代之以美俄在原苏联范围内日渐激烈的地缘战略冲突，其“主战场”是围绕中亚、里海、高加索等地石油资源的新一轮国际大博弈。这一发展可望增加俄、中、伊朗甚至印度间的战略合作。
2003年世界地缘政治的另一重要发展，是在全球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大陆经济一枝独秀，持续增长，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不仅使得日本黯然失色，甚至动摇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霸主地位。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日益依赖中国经济的推动，导致中国和亚细安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并迫使日本和印度加强与亚细安的合作，来平衡中国的影响。
我们也不能忽视印度经济近年来的长足进步，并因此看到世界经济机构的演变，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伴随财政和贸易双重巨额赤字同时出现。除了制造业，发达国家的白领职位也开始向印度和中国转移，预示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后果。
中美关系因反恐改善
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在2003年有明显好转，其中有一定的神五升天心理效应，主因还是不出中美关系的改善，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反恐”战争的推动。从这一角度，如果说布什是九一一的头号大赢家，那么北京便是第二大赢家。
但是不能不看到，在经贸之外，中美关系尚无长期的牢固利益基础，而随时可能因国际形势特别是台海问题或“反恐”战争的演变而突然恶化。除了朝鲜半岛核武危机，北京手头的外交筹码有限。而朝鲜核武危机刺激日本的右倾趋向，则是北京必须面对的另一外交挑战。
在内政上，北京胡温新体制经历了沙斯危机的严重考验，而在国内外成功建立了其基本信誉。但是沙斯危机也反映了中国现有体制的深刻内部矛盾，以及各方翘首期待的政治改革的迫切性。这也许是胡温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
凸显政治改革迫切性的另一事实是台海危机的持续恶化，以及渐进式台独的危险进展。北京将布什总统对陈水扁政权公投方案的公开批评，视作重要外交成就。但是这也展现了一直强调台湾是内政问题的北京必须借重外国来处理台海危机的无奈。
无情的现实，是20年来北京在台海问题上基本不是主导者，而一直是被动的随应者，从国共两党和谈，直到今天泛蓝阵营也突然赞同“一边一国”，北京始终无法在台海问题上掌握主动，而是随台湾各种势力的主导而作出后应。这也许是北京台海战略的最大弱点。一面是神五升天，一面是台独运动继续深化，值得北京认真反思。
最后，全球变暖在2003年成为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共识，随之的气候异常和灾变日益频繁，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这大概是对“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最直接注脚吧。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