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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1月6日消息 据联合早报（郑永年）可以确定地说，胡锦涛、温家宝新一代领导人迄今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上任一年就形成了独特的领导风格和新的发展路线，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以往新领导人大都要花很多的精力来处理老一辈留下来的遗产问题，他们往往不可有很多的新动议，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老一代真正退出政治舞台，否则就会带来严重政治后果。
在胡、温领导层刚刚出台之初，外界也并没有对他们寄予很高的希望。但现在很少有人会这样看了。
今天，外界的一个共识就是，新领导层已经基本上稳固了权力。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在十六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新领导层虽不算高调，却在巩固权力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一方面是很好地处理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遗产问题。在这方面，新领导层一直在强调第三代领导层“三个代表”的核心思想，努力推动在修宪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
另一方面胡、温领导层也能够很好处理领导集体内部的协调问题。在沙斯横行之时，外界非常担心胡、温是否得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在抗沙斯的背后是否在演出一场高层权力争斗。但是，这种猜测并没有得到验证。
不过，光从高层领导层内部互动来判断新领导层的作为经常有失偏颇。人们对新领导层有信心是因为他们所实施的新政和所传达出来的政策信息。
纳入新兴阶级有所必要
新领导层所实施的新一揽子政策及其所表达的政策意向，可以说是他们和人民之间重签“社会契约”的结果。第三代领导层在强调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新兴社会阶层，特别是有产阶级（私营企业家等）。
共产党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就必须把新兴阶级纳入统治体系。但是阶级力量的失衡会给中国政治体系造成不可估量的政治后果。
正是因为认识到阶级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胡、温领导层在从制度层面向新兴阶级提供保护（如私营企业主入党、为私有财产提供宪法保护等）的同时，再次努力把工人、农民拉回到官方政策话语的中心。“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就是典型的以“人民”为主轴的政策话语。
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人民没有制度化的管道参与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层可以全然不顾人民的利益。实际上，在人口的绝大多数和领导层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社会契约“(implicit social contract)。
在这种契约下，政治人物为人民谋利益，而人民接受政治人物的统治，契约的缔结也就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中国最大的政治国情就是工人和农民依旧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哺育着新兴阶级，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说到底还是政权的基础。
忽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就会犯下不可弥补的政治错误。不能因为新兴阶级有了政治重要性就来破坏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种契约绝对不可以单方面被废除。
胡、温领导层和人民新签契约已经造就了新的合法性基础，使人民接受新领导层。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期望也提高了。
合法基础会因失望而流失
对新领导层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要履行和人民的契约。如果不能履行这个契约，人民的期望就得不到满足，新出现的合法性基础很快就会流走。
就像一个民选的总统，如果光有空头支票，也很难得到人民的继续认同，如何履行契约？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的是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东西。
在一些政策领域，新领导层已经在向人民利益倾斜。沙斯事件导致了相对政治责任制的建立。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求助管理办法》的生效。
甚至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如追讨民工欠款问题，最高领导层也时有涉及。
这些政策性的事务当然重要，但它们还是非常边缘的措施。偌大的中国，如果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有最高层领导的干预，那么政权的运作肯定是无效的，也无以为继，更不用说为人民的利益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了。
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权力要回归人民，要让人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机制，提供给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制。
中国并非没有政治参与，但参与管道对不同的阶层来说极不均衡。官僚阶层、有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而工人农民不仅没有政治影响力，而且他们的状况在每况愈下。
实际上，国家的政治过程对他们来说似乎越来越封闭了，除非他们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否则就没有影响政治的能量。
中央党校最近在在校培训的干部学员中作了一份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官员在新的一年里最为关注的是政治改革问题。他们认同农民是受益最小的社会群体，相信收入分配不均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对新领导人来说，这份调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说明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官员当中已经有了政治改革的动力基础。
应当说政治改革也是新领导层履行和人民缔结的“契约”的关键。如何进行？这是新的一年对新领导层的新考验。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以往新领导人大都要花很多的精力来处理老一辈留下来的遗产问题，他们往往不可有很多的新动议，而是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老一代真正退出政治舞台，否则就会带来严重政治后果。
在胡、温领导层刚刚出台之初，外界也并没有对他们寄予很高的希望。但现在很少有人会这样看了。
今天，外界的一个共识就是，新领导层已经基本上稳固了权力。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在十六大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新领导层虽不算高调，却在巩固权力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一方面是很好地处理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遗产问题。在这方面，新领导层一直在强调第三代领导层“三个代表”的核心思想，努力推动在修宪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
另一方面胡、温领导层也能够很好处理领导集体内部的协调问题。在沙斯横行之时，外界非常担心胡、温是否得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在抗沙斯的背后是否在演出一场高层权力争斗。但是，这种猜测并没有得到验证。
不过，光从高层领导层内部互动来判断新领导层的作为经常有失偏颇。人们对新领导层有信心是因为他们所实施的新政和所传达出来的政策信息。
纳入新兴阶级有所必要
新领导层所实施的新一揽子政策及其所表达的政策意向，可以说是他们和人民之间重签“社会契约”的结果。第三代领导层在强调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新兴社会阶层，特别是有产阶级（私营企业家等）。
共产党如果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时俱进，就必须把新兴阶级纳入统治体系。但是阶级力量的失衡会给中国政治体系造成不可估量的政治后果。
正是因为认识到阶级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胡、温领导层在从制度层面向新兴阶级提供保护（如私营企业主入党、为私有财产提供宪法保护等）的同时，再次努力把工人、农民拉回到官方政策话语的中心。“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就是典型的以“人民”为主轴的政策话语。
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人民没有制度化的管道参与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层可以全然不顾人民的利益。实际上，在人口的绝大多数和领导层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社会契约“(implicit social contract)。
在这种契约下，政治人物为人民谋利益，而人民接受政治人物的统治，契约的缔结也就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中国最大的政治国情就是工人和农民依旧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哺育着新兴阶级，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说到底还是政权的基础。
忽视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就会犯下不可弥补的政治错误。不能因为新兴阶级有了政治重要性就来破坏政权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种契约绝对不可以单方面被废除。
胡、温领导层和人民新签契约已经造就了新的合法性基础，使人民接受新领导层。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期望也提高了。
合法基础会因失望而流失
对新领导层来说，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要履行和人民的契约。如果不能履行这个契约，人民的期望就得不到满足，新出现的合法性基础很快就会流走。
就像一个民选的总统，如果光有空头支票，也很难得到人民的继续认同，如何履行契约？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的是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东西。
在一些政策领域，新领导层已经在向人民利益倾斜。沙斯事件导致了相对政治责任制的建立。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求助管理办法》的生效。
甚至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如追讨民工欠款问题，最高领导层也时有涉及。
这些政策性的事务当然重要，但它们还是非常边缘的措施。偌大的中国，如果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都要求有最高层领导的干预，那么政权的运作肯定是无效的，也无以为继，更不用说为人民的利益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了。
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权力要回归人民，要让人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机制，提供给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制。
中国并非没有政治参与，但参与管道对不同的阶层来说极不均衡。官僚阶层、有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而工人农民不仅没有政治影响力，而且他们的状况在每况愈下。
实际上，国家的政治过程对他们来说似乎越来越封闭了，除非他们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否则就没有影响政治的能量。
中央党校最近在在校培训的干部学员中作了一份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官员在新的一年里最为关注的是政治改革问题。他们认同农民是受益最小的社会群体，相信收入分配不均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对新领导人来说，这份调查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说明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官员当中已经有了政治改革的动力基础。
应当说政治改革也是新领导层履行和人民缔结的“契约”的关键。如何进行？这是新的一年对新领导层的新考验。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