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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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布什喝彩
2003年12月中旬，小布什接连取得重大外交胜利。先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活捉，然后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上签字――据此，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可以对伊朗的布谢尔核设施进行检查，之后，利比亚的卡扎菲又送给小布什一份厚礼，宣布利比亚将放弃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伊斯兰世界的三位反美先锋――萨达姆、哈梅内伊、卡扎菲――一周之内或被小布什投入大牢或在与美国根本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为他折腰，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欣喜若狂。
回头来看，萨达姆的被捕对美国人在伊拉克的行动意义并不大：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和与“基地”等恐怖主义组织有瓜葛的确证仍然没有找到，美军及其盟军的伤亡依然不断，伊拉克局势继续动荡不宁，但捉住所谓的“巴格达屠夫”却催生了美国对伊朗和利比亚的外交胜利。多年来，伊朗和利比亚一直是阿拉伯国家中的反美急先锋，也稳居美国认定的“无赖国家”或“失败国家”中，其重要原因是美国一方面认为这两个国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并与美国在中东的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盟国为敌，比如，伊朗支持“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以及坚持对以色列军队作战的黎巴嫩真主党，并支持沙特阿拉伯东部的地区分离主义组织，利比亚则应对洛克比空难和其他恐怖事件负责，另一方面认为伊、利两国正孜孜以求获得WMD，并且一旦获得，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为了逼使两国放弃这种意图，美国不仅促成联合国对利比亚的制裁，且在1996年制定了针对两国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Iran-Libya Sanctions Act, ILSA），即达马托法案，制裁与两国做生意的美国和外国公司和公民，这是在赫尔姆斯――伯顿法案之后美国的又一次域外立法，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强烈反对。2001年7月该法案有效期满后，又被美国国会批准再实行5年。尽管在美国的制裁下伊朗和利比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遇到很大困难，但正是这种霸权国家强加的困难在两国国内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迫使两国政府在对美外交上除了强硬之外别无选择，并进而决定了美国对两国政策的失败。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朗为“缓解（烃化合物缺乏的）北部以及首都德黑兰地区的能源紧张”，开始与俄罗斯合作建设布谢尔核电站，美国对伊朗这个世界第五石油富国和第二天然气富国“能源紧张，需要开发核电”的说法深深怀疑，要求俄、伊中止该合作项目，但两国都置若罔闻，伊朗还拒绝IAEA对该项目进行检查，长期以来美国对此束手无策。利比亚则秉持“阿拉伯国家也应该有自己的原子弹”的信念，秘密而持之以恒地寻求发展核武器以及化学武器，只是因为美国主导的WMD不扩散机制比较严密，利比亚才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如愿。
任美国总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小布什在外交方面逐渐形成并积极推行以先发制人（pre-emption）和单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布什主义”，这是对克林顿政府在遏制和接触这两手中更强调接触和奉行多边主义的反动。在“布什主义”的指导下，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美伊战争（我一直认为，“伊拉克战争”的称谓是错误的）充分证明霍布斯“国际社会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的论断的正确性，国家似乎仍是如尼采所言，专为吞噬“多余的人”而设的；美伊战争把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关入囚笼（这使人联想起西班牙殖民者砍下印加国王年轻而美丽的头颅和英国骑兵将印度占西女王劈落马下的殖民行径，不过，这样的联想不是十分贴切），体现了强国迫使弱国屈服的简单、粗暴；美伊战争也使伊朗和利比亚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通过战争，美国明白无误地向两国发出生存警告，不屈服，贵国同样可能发生激烈的政权更迭。在空前的、超出承受极限的压力下，伊朗和利比亚领导人最终向美国低下高傲的头颅。
从伦理的角度看，战争的发生和强权政治的胜利都是悲剧，因为它们说明自古以来国际社会的混乱、无政府和以强凌弱的特征仍然没有消除甚至愈益明显，但对国际WMD不扩散机制来说，这是一个大大的胜利，对美国，对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对这两国自身，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好事。何以见得呢？因为在政治、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今天，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界限正在加速模糊化，一国的麻烦或福祉越来越容易很快地成为别国的麻烦或福祉，用老话讲，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今天反对美国的明天就可能反对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越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获得WMD，国际社会就越不稳定，而且，拥有WMD的国际角色的增多必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已经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的国际地位形成冲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国家之一，而伊朗和利比亚分别拥有895亿桶和300亿桶的探明石油储量，出口潜力巨大，中国本应与它们有比现在的实际水平高得多的石油合作，但由于两国长期遭受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它们的石油生产受到很大限制，这不利于中国的石油安全，而一方面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伊朗和利比亚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资本，反过来，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主要看重这两国的石油，另一方面，石油与中国的生存和延续有重大联系。因此，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应欢迎伊朗和利比亚两国放弃获得WMD。
尽管在伊拉克的美军还会遭受人员损失，美国还会为悍然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付出其他的代价，但是我们可以姑且假定，通过入侵伊拉克，美国终于得以拥抱世界第二大油桶，更有力地控制中东这一世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因而得大于失，而且获利甚巨，伊朗和利比亚的让步更增加了美国享受到的战争红利。中国也从美伊战争及其相关结果中得到一些好处，不过远远没有美国的那么可观。那么，中国的收益与美国相差甚远，是否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国际社会中，如果两国紧张对立，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一方所得等于另一方所失，那么两国必定会认为相对收益极端重要，在相对收益上吃亏的国家，其安全状况会恶化。相反，如果两国处于变数博弈状态，则都会满足于自己绝对收益的增加，对别国的获利甚至“大发利市”会比较宽容，不会感觉紧张。目前美国与中国并不是零和博弈关系，也不是在将来最有可能与中国发生全面、致命冲突甚至战争的国家，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美国赢得对伊拉克的战争和取得对伊朗、利比亚的外交胜利感到紧张不安，相反，从中国的角度看，小布什的这些胜利，真正是可喜、可贺、可欲（desirable）的。
2003年12月中旬，小布什接连取得重大外交胜利。先是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活捉，然后伊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上签字――据此，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可以对伊朗的布谢尔核设施进行检查，之后，利比亚的卡扎菲又送给小布什一份厚礼，宣布利比亚将放弃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伊斯兰世界的三位反美先锋――萨达姆、哈梅内伊、卡扎菲――一周之内或被小布什投入大牢或在与美国根本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上为他折腰，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欣喜若狂。
回头来看，萨达姆的被捕对美国人在伊拉克的行动意义并不大：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和与“基地”等恐怖主义组织有瓜葛的确证仍然没有找到，美军及其盟军的伤亡依然不断，伊拉克局势继续动荡不宁，但捉住所谓的“巴格达屠夫”却催生了美国对伊朗和利比亚的外交胜利。多年来，伊朗和利比亚一直是阿拉伯国家中的反美急先锋，也稳居美国认定的“无赖国家”或“失败国家”中，其重要原因是美国一方面认为这两个国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并与美国在中东的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盟国为敌，比如，伊朗支持“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以及坚持对以色列军队作战的黎巴嫩真主党，并支持沙特阿拉伯东部的地区分离主义组织，利比亚则应对洛克比空难和其他恐怖事件负责，另一方面认为伊、利两国正孜孜以求获得WMD，并且一旦获得，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为了逼使两国放弃这种意图，美国不仅促成联合国对利比亚的制裁，且在1996年制定了针对两国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Iran-Libya Sanctions Act, ILSA），即达马托法案，制裁与两国做生意的美国和外国公司和公民，这是在赫尔姆斯――伯顿法案之后美国的又一次域外立法，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强烈反对。2001年7月该法案有效期满后，又被美国国会批准再实行5年。尽管在美国的制裁下伊朗和利比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遇到很大困难，但正是这种霸权国家强加的困难在两国国内激发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迫使两国政府在对美外交上除了强硬之外别无选择，并进而决定了美国对两国政策的失败。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朗为“缓解（烃化合物缺乏的）北部以及首都德黑兰地区的能源紧张”，开始与俄罗斯合作建设布谢尔核电站，美国对伊朗这个世界第五石油富国和第二天然气富国“能源紧张，需要开发核电”的说法深深怀疑，要求俄、伊中止该合作项目，但两国都置若罔闻，伊朗还拒绝IAEA对该项目进行检查，长期以来美国对此束手无策。利比亚则秉持“阿拉伯国家也应该有自己的原子弹”的信念，秘密而持之以恒地寻求发展核武器以及化学武器，只是因为美国主导的WMD不扩散机制比较严密，利比亚才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如愿。
任美国总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小布什在外交方面逐渐形成并积极推行以先发制人（pre-emption）和单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布什主义”，这是对克林顿政府在遏制和接触这两手中更强调接触和奉行多边主义的反动。在“布什主义”的指导下，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美伊战争（我一直认为，“伊拉克战争”的称谓是错误的）充分证明霍布斯“国际社会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的论断的正确性，国家似乎仍是如尼采所言，专为吞噬“多余的人”而设的；美伊战争把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关入囚笼（这使人联想起西班牙殖民者砍下印加国王年轻而美丽的头颅和英国骑兵将印度占西女王劈落马下的殖民行径，不过，这样的联想不是十分贴切），体现了强国迫使弱国屈服的简单、粗暴；美伊战争也使伊朗和利比亚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通过战争，美国明白无误地向两国发出生存警告，不屈服，贵国同样可能发生激烈的政权更迭。在空前的、超出承受极限的压力下，伊朗和利比亚领导人最终向美国低下高傲的头颅。
从伦理的角度看，战争的发生和强权政治的胜利都是悲剧，因为它们说明自古以来国际社会的混乱、无政府和以强凌弱的特征仍然没有消除甚至愈益明显，但对国际WMD不扩散机制来说，这是一个大大的胜利，对美国，对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对这两国自身，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好事。何以见得呢？因为在政治、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今天，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强，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界限正在加速模糊化，一国的麻烦或福祉越来越容易很快地成为别国的麻烦或福祉，用老话讲，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今天反对美国的明天就可能反对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越多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获得WMD，国际社会就越不稳定，而且，拥有WMD的国际角色的增多必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已经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的国际地位形成冲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石油进口国家之一，而伊朗和利比亚分别拥有895亿桶和300亿桶的探明石油储量，出口潜力巨大，中国本应与它们有比现在的实际水平高得多的石油合作，但由于两国长期遭受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它们的石油生产受到很大限制，这不利于中国的石油安全，而一方面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伊朗和利比亚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资本，反过来，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主要看重这两国的石油，另一方面，石油与中国的生存和延续有重大联系。因此，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应欢迎伊朗和利比亚两国放弃获得WMD。
尽管在伊拉克的美军还会遭受人员损失，美国还会为悍然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付出其他的代价，但是我们可以姑且假定，通过入侵伊拉克，美国终于得以拥抱世界第二大油桶，更有力地控制中东这一世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因而得大于失，而且获利甚巨，伊朗和利比亚的让步更增加了美国享受到的战争红利。中国也从美伊战争及其相关结果中得到一些好处，不过远远没有美国的那么可观。那么，中国的收益与美国相差甚远，是否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国际社会中，如果两国紧张对立，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一方所得等于另一方所失，那么两国必定会认为相对收益极端重要，在相对收益上吃亏的国家，其安全状况会恶化。相反，如果两国处于变数博弈状态，则都会满足于自己绝对收益的增加，对别国的获利甚至“大发利市”会比较宽容，不会感觉紧张。目前美国与中国并不是零和博弈关系，也不是在将来最有可能与中国发生全面、致命冲突甚至战争的国家，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美国赢得对伊拉克的战争和取得对伊朗、利比亚的外交胜利感到紧张不安，相反，从中国的角度看，小布什的这些胜利，真正是可喜、可贺、可欲（desirable）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