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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年初，在结束了英国的求学生涯后，我们一家3口迁居到加拿大小城金斯顿市。由于急着找份工作，我也效仿众多求职者，向几个不同的方位散发了个人简历，其中有一份电传到了当地教育局。教育局人事部把我的那份简历转给了局里主管国际教育项目的教育中心主任波娜戴迪。
不期而至的机会
1998年圣诞节前夕，我突然接到市教育局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个陌生人。她告诉我，她是市教育中心的主任，受教育局局长的委托与我联系。他们准备与当地另外一个教育局联合为在校高中生开设一个题目为“学习中国”的课程，正需要一位中文老师。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这个中文科班出身，曾在国内当过老师的人来说，如同天上掉下的馅饼，求之不得。于是，我马上肯定地回答“我喜欢这份工作”。对方也爽快，当即约我第二天去见那位局长，一切面谈。
根据我在西方的生活经历，我知道所谓的面谈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面试，这是西方找工作必经的一关。第二天下午我按时到达了教育局。接待室的工作人员径直把我领到了局长办公室。当门被打开的时候，一位女士和一位年龄偏高的先生正坐在一个圆桌儿前，每人的面前还摆放着笔记本。不用猜他们准是“考官”了。见我进来，那女士首先站起来，热情地一边与我握手，一边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波娜戴迪，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打电话中认识了。请坐吧。”接着，她指着那位长者说“这是我们主管教育的局长彼德。”彼德局长也微笑着与我握了手。一阵寒暄之后，谈话进入了正题。
在西方求职面试有一定的套路，比如一般情况下，面试中雇佣一方通常向应聘者提些一般性的问题，根据应聘者的回答决定取舍。通常说来，这些问题侧重于了解人的表达能力、反应速度、应变能力以及专业水平等。常常被提到的问题大约有30个，无论你申请什么性质的工作，一般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天我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简单谈谈你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我在海外找工作的经历虽说不多，但较大的面试场面倒也经历过几次。因此，回答这类问题我还是绰绰有余的。当然，我的话，曾不止一次地被彼德局长和波娜戴迪主任的插问打断，但我还是左右逢源，非常利落地结束了第一问。
第二个问题是波娜戴迪主任提出来的：如果你的学生根本不懂中文，你认为怎样才能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具备基本的听说能力？这实际是个技能测试题。基于自己在英国教洋学生汉语的经历，我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路子。于是，我提纲挈领地对我的教学设想作了陈述。最后又补充道：基于我几年来的海外教学经验，我坚信我不会让我的学生失望。这种充分显示自信的做法是我刚到加拿大时从一本求职技巧书中看到的。因为加拿大人很器重个人自信心。
看来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没什么破绽。这时，两人悄声嘀咕了一阵之后，彼德局长又把话题拉向了我：“今天我们就谈这些。回去后请尽早把授课大纲拟订出来，同时考虑考虑选哪本书作教材合适。如果有什么问题可直接与波娜戴迪联系，她将负责我们这个中文项目。”
那次面试后，大约有一周的光景我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教育局的消息，一切都显得很平静。但这不是我所期待的。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的招聘广告打出去之后，是否又有新人被列入候选人名单。
终于有一天，读高中的儿子告诉我，他们学校已经组织参加中文班的学生报名，据说两周后开课。儿子带回的消息多少有点强心剂的作用，但我还是打通了彼德局长的电话。不巧的是彼德局长和波娜戴迪主任去美国开会，一周后才回来。接电话的是局长的秘书琳达。当我告诉琳达我受彼德局长和波娜戴迪主任的委托正在准备中文授课大纲时，她马上说出了我的名字，并热情地告诉我，她正准备与我联系，通知我两周后中文班开课。
我的第一堂课
中文班开课了。这是一门为高中生设置的拿学分的选修课，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教学项目。教学要求指出，学生们不仅要学书本知识，还要做实地考察。也就是说，一旦书本学习结束后，学生们要飞往中国进行为期15天的参观访问。这种非同一般的内容安排，吸引了许多的学生。教育局还决定，中国一行全部费用的80％将由他们提供。这样算下来，每个学生只需交付750加元就可以参加这个教学项目，这些钱实际只够买半程到中国的机票。政府的资助对学生及其家长来说，可是个不小的诱惑，这又为本来就很热门的项目引来了更多的报名者。据说最后报名的人数多达300多人。但局里下达的指标只有36人。经过层层筛选，最后过关斩将留下的基本都是优秀生。
正式开课的那天是个星期六，当我到校的时候，波娜戴迪已站在学校大门前迎候学生。虽然离上课时间还早，可很多学生已经陆陆续续地赶来了。我也靠在门边，向到来的学生一一打着招呼，还插空问问他们的名字。因为我想早一点儿让脑中的名字与那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孔对上号。
既然是新班，大家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学校，开课前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让学生们互相认识一下。我所采用的方法是给每个学生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向大家介绍自己，介绍的内容不限。一位坐在前排的女学生抢先开了头。她说她叫凯蕴，17岁，读11年级，来自欧达沙中学，家住在70公里以外的欧达沙小镇，目前还没有拿到驾驶执照，只好由妈妈开车送她来上课。她喜欢游泳、滑雪和种植各种花草。她还非常喜欢猫，家里养了3只小猫。当她谈到自己的宠物时，脸上笑眯眯的。看得出，这是一个非常快活、温情的女孩儿。
第二个讲话的是一个长着东方人面孔的女学生，她说她叫“Lingμling（玲玲）”，为了方便起见，大家可以叫她“Ling（琳）”。她是第三代中国移民。因为祖上是香港人，她们在家里讲广东话，耳濡目染她也会讲广东话，虽说不太正宗，倒也不差。但遗憾的是对普通话她一点儿也不懂。她渴望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因为她准备将来大学毕业后去中国工作。
继玲玲之后发言的是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孩儿。她长得又高又壮，说起话来声音大、速度快。她告诉大家她出生在温哥华，但后来移居过许多城市和不同的国家，去年刚从魁北克省迁徙到我们这座城市边上的一个小镇。因为她的父亲是军人，工作调动非常频繁。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在我们中国之行以前，她爸爸工作稳定，不再搬家。因为她非常想去中国。
伊丽莎白的话刚停，一个小伙子便站出来发言了。这个男孩儿叫斯科特，17岁，正在读12年级，家住在另外一座小城。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但从来没去过中国。他说，他参加这个班的目的，是通过学中文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就是将来有机会去中国，亲眼看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听说他住在另外一座小城，我顺便问道“你家离这儿远吗？你怎么来这儿上课？”他说，不是很远。他还开玩笑说：“我是自己的出租汽车司机，我开车把自己送到这儿。”当我问高速公路上单程行驶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到校时，斯科特认真地告诉我，如果他不超车的话，要一个小时多一点儿。
斯科特的回答真让我大吃一惊。高速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那么往返就要两个多小时，甚至更多！这确实是一个不短的车程，对于一个尚未成熟的孩子来说真是不容易。我深深地被学生们这种在学习上不辞辛苦的精神所感动。我对眼前的这群孩子肃然起敬。同时我感到在我内心深处有一股热流在奔腾：“你一定要用你120％的努力来教这门课，否则你将有愧于你的学生啊。”
就在我开课的前几天，我还担心教这些学生会遇到什么大麻烦。因为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其中包括一个曾经做过高中英文老师的朋友，他们都认为，教初高中的学生非常辛苦、非常操心，因为他们没有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非常散漫，课堂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般的老师是管不住他们的。但是后来给他们上课，使我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因为，他们真的很努力，很优秀。
不期而至的机会
1998年圣诞节前夕，我突然接到市教育局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个陌生人。她告诉我，她是市教育中心的主任，受教育局局长的委托与我联系。他们准备与当地另外一个教育局联合为在校高中生开设一个题目为“学习中国”的课程，正需要一位中文老师。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对我这个中文科班出身，曾在国内当过老师的人来说，如同天上掉下的馅饼，求之不得。于是，我马上肯定地回答“我喜欢这份工作”。对方也爽快，当即约我第二天去见那位局长，一切面谈。
根据我在西方的生活经历，我知道所谓的面谈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面试，这是西方找工作必经的一关。第二天下午我按时到达了教育局。接待室的工作人员径直把我领到了局长办公室。当门被打开的时候，一位女士和一位年龄偏高的先生正坐在一个圆桌儿前，每人的面前还摆放着笔记本。不用猜他们准是“考官”了。见我进来，那女士首先站起来，热情地一边与我握手，一边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波娜戴迪，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打电话中认识了。请坐吧。”接着，她指着那位长者说“这是我们主管教育的局长彼德。”彼德局长也微笑着与我握了手。一阵寒暄之后，谈话进入了正题。
在西方求职面试有一定的套路，比如一般情况下，面试中雇佣一方通常向应聘者提些一般性的问题，根据应聘者的回答决定取舍。通常说来，这些问题侧重于了解人的表达能力、反应速度、应变能力以及专业水平等。常常被提到的问题大约有30个，无论你申请什么性质的工作，一般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天我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简单谈谈你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我在海外找工作的经历虽说不多，但较大的面试场面倒也经历过几次。因此，回答这类问题我还是绰绰有余的。当然，我的话，曾不止一次地被彼德局长和波娜戴迪主任的插问打断，但我还是左右逢源，非常利落地结束了第一问。
第二个问题是波娜戴迪主任提出来的：如果你的学生根本不懂中文，你认为怎样才能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具备基本的听说能力？这实际是个技能测试题。基于自己在英国教洋学生汉语的经历，我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路子。于是，我提纲挈领地对我的教学设想作了陈述。最后又补充道：基于我几年来的海外教学经验，我坚信我不会让我的学生失望。这种充分显示自信的做法是我刚到加拿大时从一本求职技巧书中看到的。因为加拿大人很器重个人自信心。
看来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也没什么破绽。这时，两人悄声嘀咕了一阵之后，彼德局长又把话题拉向了我：“今天我们就谈这些。回去后请尽早把授课大纲拟订出来，同时考虑考虑选哪本书作教材合适。如果有什么问题可直接与波娜戴迪联系，她将负责我们这个中文项目。”
那次面试后，大约有一周的光景我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教育局的消息，一切都显得很平静。但这不是我所期待的。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的招聘广告打出去之后，是否又有新人被列入候选人名单。
终于有一天，读高中的儿子告诉我，他们学校已经组织参加中文班的学生报名，据说两周后开课。儿子带回的消息多少有点强心剂的作用，但我还是打通了彼德局长的电话。不巧的是彼德局长和波娜戴迪主任去美国开会，一周后才回来。接电话的是局长的秘书琳达。当我告诉琳达我受彼德局长和波娜戴迪主任的委托正在准备中文授课大纲时，她马上说出了我的名字，并热情地告诉我，她正准备与我联系，通知我两周后中文班开课。
我的第一堂课
中文班开课了。这是一门为高中生设置的拿学分的选修课，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教学项目。教学要求指出，学生们不仅要学书本知识，还要做实地考察。也就是说，一旦书本学习结束后，学生们要飞往中国进行为期15天的参观访问。这种非同一般的内容安排，吸引了许多的学生。教育局还决定，中国一行全部费用的80％将由他们提供。这样算下来，每个学生只需交付750加元就可以参加这个教学项目，这些钱实际只够买半程到中国的机票。政府的资助对学生及其家长来说，可是个不小的诱惑，这又为本来就很热门的项目引来了更多的报名者。据说最后报名的人数多达300多人。但局里下达的指标只有36人。经过层层筛选，最后过关斩将留下的基本都是优秀生。
正式开课的那天是个星期六，当我到校的时候，波娜戴迪已站在学校大门前迎候学生。虽然离上课时间还早，可很多学生已经陆陆续续地赶来了。我也靠在门边，向到来的学生一一打着招呼，还插空问问他们的名字。因为我想早一点儿让脑中的名字与那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孔对上号。
既然是新班，大家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学校，开课前的第一件事自然是让学生们互相认识一下。我所采用的方法是给每个学生大约两分钟的时间向大家介绍自己，介绍的内容不限。一位坐在前排的女学生抢先开了头。她说她叫凯蕴，17岁，读11年级，来自欧达沙中学，家住在70公里以外的欧达沙小镇，目前还没有拿到驾驶执照，只好由妈妈开车送她来上课。她喜欢游泳、滑雪和种植各种花草。她还非常喜欢猫，家里养了3只小猫。当她谈到自己的宠物时，脸上笑眯眯的。看得出，这是一个非常快活、温情的女孩儿。
第二个讲话的是一个长着东方人面孔的女学生，她说她叫“Lingμling（玲玲）”，为了方便起见，大家可以叫她“Ling（琳）”。她是第三代中国移民。因为祖上是香港人，她们在家里讲广东话，耳濡目染她也会讲广东话，虽说不太正宗，倒也不差。但遗憾的是对普通话她一点儿也不懂。她渴望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因为她准备将来大学毕业后去中国工作。
继玲玲之后发言的是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孩儿。她长得又高又壮，说起话来声音大、速度快。她告诉大家她出生在温哥华，但后来移居过许多城市和不同的国家，去年刚从魁北克省迁徙到我们这座城市边上的一个小镇。因为她的父亲是军人，工作调动非常频繁。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在我们中国之行以前，她爸爸工作稳定，不再搬家。因为她非常想去中国。
伊丽莎白的话刚停，一个小伙子便站出来发言了。这个男孩儿叫斯科特，17岁，正在读12年级，家住在另外一座小城。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但从来没去过中国。他说，他参加这个班的目的，是通过学中文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就是将来有机会去中国，亲眼看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听说他住在另外一座小城，我顺便问道“你家离这儿远吗？你怎么来这儿上课？”他说，不是很远。他还开玩笑说：“我是自己的出租汽车司机，我开车把自己送到这儿。”当我问高速公路上单程行驶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到校时，斯科特认真地告诉我，如果他不超车的话，要一个小时多一点儿。
斯科特的回答真让我大吃一惊。高速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那么往返就要两个多小时，甚至更多！这确实是一个不短的车程，对于一个尚未成熟的孩子来说真是不容易。我深深地被学生们这种在学习上不辞辛苦的精神所感动。我对眼前的这群孩子肃然起敬。同时我感到在我内心深处有一股热流在奔腾：“你一定要用你120％的努力来教这门课，否则你将有愧于你的学生啊。”
就在我开课的前几天，我还担心教这些学生会遇到什么大麻烦。因为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其中包括一个曾经做过高中英文老师的朋友，他们都认为，教初高中的学生非常辛苦、非常操心，因为他们没有主动学习的积极性，非常散漫，课堂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般的老师是管不住他们的。但是后来给他们上课，使我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因为，他们真的很努力，很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