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 题: 银行人事部里的年轻人(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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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银行人事部里的年轻人(zz)
发信站: 饮水思源 (2002年05月23日00:09:50 星期四), 站内信件

发信人: pinacle(世界之巅), 信区: DEEAET
标 题: 银行人事部里的年轻人(zz)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Wed May 22 17:01:16 2002)


我曾经在人事部门工作4年，对我国人事组织干部考核体系的弊端有很多感触。下面就是
我在人事部门工作的点点滴滴，写下来给大家看看。
　　
从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说起，那年我23岁。当时，在金融部门工作可是件很荣耀的事
，
收入高、地位高，所以大伙儿都抢着去金融部门。可是毕业学生多，不可能都挤进去呀
？
于是大家各显神通，毕业生见面供需会上，大家争相把自己夸得一朵花似的。更有甚者
，
买通学校管毕业分配的
政工人员（我不屑于称他们为“老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到用人单位美言几句
。

　　
由于我不喜欢所学专业，所以成绩并不怎么好，在班上总是排个中等，还曾经有两门不
及
格:微积分和工业会计。所以成绩上没什么可以夸耀的。可是我会画画，于是自荐时带了
自己画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椰子树》。也算我运气好，这家银行的一个支行正
准
备要个会美术的来搞搞
储蓄宣传，于是，被人事处长一眼看中，初选上了。人事处处长助理（正科级，由于年
轻
不好一下子提为“副处”，所以先“助理”一下，也就是代理的副处长）跟我是素昧平
生
，但人很好，很欣赏我的才华。于是他对我说了一个秘诀：下次复试行长要亲自挑选，
一
定要带上画，让他留下
印象枣这是最重要的！
　　
复试那天，我带上了我的画，展示给行长大人看，行长大人非常满意。于是，我就被录
用
了。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可是人事处长助理却在半个月后通知我到人事处
实
习。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很勤恳，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一天处长
助
理问我：想不想留在人
事处？分到支行去一下子就被埋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头，你最好还是留在人事
处
。（注：这是我国干部体制第一个弊端，必须常在领导面前晃，否则就会被“埋没”）
。
我说我当然想啦。处长助理想了一下说：你刚来就到人事处不太好，还是先锻炼一下，
找
个机会就把你调上来。

　　
这样我被分到了J支行，住在集体宿舍里。同事们知道我是从人事处组织部来的，都问我
有什么背景能到人事处实习？我说我没有背景，只是外地人，反正就被留在那里实习了
。
同事们纷纷猜测，我是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来锻炼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有
幸
成为那批学生中唯一一
个被挑中到人事处实习的真正原因是我曾得罪过的一位学校政工人员在处长助理那里说
了
我很多坏话，想用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顶替我的名额，被处长助理拒绝了，但是
他
又不放心，想观察我一段时间，结果，呵呵，我因祸得福。

　　
和我住同一宿舍的有大约10多个外地年轻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后谈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时
候
能够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某某官，某某人因为老子是什么官就当上了
什
么官。总之，大家都想当官，都想走捷径。（注：第二个弊端，当官意味着发财、权力
，
鼓舞一些人不择手段地
向上爬。）

　　 在支行干了3个月以后，B市组织了金融系统“金融知识电视竞赛”。我作为我们行
选手之一参加了比赛。还好，因为是科班出身，比杂牌军到底扎实些，所以得了冠军，
受
到行长大人亲自接见。当时有一张照片，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

　　 比赛后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处（组织部）报到，是“
借调”。临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们围住我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当了官以后别
忘
了兄弟们哪！（注：第三个弊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我到人事处上班了，很凑巧，一来就分管干部、协管组织。人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摊子
枣
干部科：管干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职、调动、职称；组织科：管发展党员、党务
管
理；劳资科：管劳动工资、养老保险；教育科：职工教育；老干科：老干部工作。干部
科
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
的部门，由处长助理亲自挂帅，可见组织上对我的器重。我当然也受宠若惊，更加勤勤
恳
恳，也博得了领导们的赏识。终于有一天，处长亲自带我到行长那里，对他介绍我说：
这
个小伙子非常不错，我们已经决定正式调了。行长大人傲慢地看了我一眼，说，好，你
看
着办吧。

　　 这样在借调几个月以后我正式来到了人事处。回去办理调动手续时，支行人事科长
对我说，以前你在时对你照顾不周，得罪了，别往心里去！我笑笑说，没有啊，对我挺
好
的。人事科长又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这里帮忙的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我
说
，那就不必了。

　　
借调人事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年底到了，我们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干部职工考核。我
负
责这件事。根据总行的文件要求，我们制作了长达20多页的考核内容枣让人看着头就大
，
甚至连谁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当然，最后这些“细则”根本没被执行枣因为根本无法执
行
。（注：第四个弊端，
形式主义）大家的考核就依据五个“纲”来进行。第一条“纲”就是“是否热爱党，热
爱
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空泛的“纲”的结果就是一团和气。我们考核
结
果分成四个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第一次上报结果是：“优秀”的占
到
32%，称职的占到67%，
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合计占不到1%。其中有个县支行，年年发生大案，100万人口的大县
、200多号人，存款余额不足一个亿，可是居然全部“称职”以上，还有30%的“优秀”
。
处长一看非常恼火，打电话把支行行长和人事股长训了一顿。结果又报上来了新结果枣1
6
个“不称职”！（弊端
五：原则如同儿戏）。后来处长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专门发了通知：“优秀”
不
得高于15%，“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合计不得低于3%。这个“比例限制”让我不由得
想起“反右”时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应当说，当时的人事处长在我见过的干部中还算是很不错的。他住得比较远，行长大人
专
门给他一部奥迪轿车他不坐，每天坚持挤公共汽车，结果有一次下车时摔骨折了腿。另
外
也不喜欢收礼，几次看见他把拿着礼包的送礼者赶出办公室。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种干部
体
制中是无能为力的，有
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

　　
后来，又搞职称评聘。各个二级分行、支行报来一大堆材料。根据文件精神，职称聘任
的
原则是“择优聘任”，可是这些人我从来见都没见过，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是否“优秀”
？
只有面对一大堆自我表扬的材料来筛选。（弊端六：信息不灵）我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客
观
的尺度来衡量，于是根
据总行下发的相关文件编辑了一个打分标准，再依据标准来进行排序。至于这个“标准
”
是否客观，只有天知道。这种方法倒是有一个好处：公开，你是几斤几两昭然若揭，避
免
了以往评职称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局面。于是处长和处长助理很高兴，说我是“实现
了
职称聘任工作的新突破
”。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全行聘任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数目实际上比报总行
的
超出100多个！我向处长汇报，处长盯了半天说：哎，假报表、假数字……

　　
机关有个食堂，每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就餐，是份饭。由于我很挑食，很多东西不吃，所
以
总是要求食堂师傅给我打我吃的菜。我刚到机关上班时，其中几个师傅给我换菜时都很
不
耐烦的样子。后来知道我是人事处的以后态度明显就变了，我要什么都给我加倍的给，
还
经常夸我们：人事处的
小伙子、大姑娘个个都长的精神！一听就是假的。

　　
那年春天我们去春游，到了某个二级分行。招待得很丰盛，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甲鱼、
乌
龟、幼鲨和其他海鲜。可是我觉得这些大名鼎鼎的、象征“富人生活”的东西根本就不
好
吃，比我妈妈给我做的糊辣汤、羊肉烩面和糊涂面条差远啦！再想想这一桌子值多少钱
，
心里觉得难受，于是勉
强吃了几口就再不动筷子了。我心想：看来这些所谓的“上层人物”过的生活也不过如
此
，除了这样穷奢极欲还有什么？晚上安排到某娱乐城“活动”，临去之前，处长叮嘱大
家
说：唱歌可以，但不许洗桑拿、不许搞保健按摩、不许跳黑灯舞！我们是组织人事干部
，
一定要做出表率来。等
我们去到那里，发现已经有10来个“小姐”在那里恭候了。处长一脸不悦，说，搞这些
干
什么。枣这不是假正经，因为我们处长身体不好，洁身自好是出了名的。J分行的Z行长
是
个又高又粗的壮年人，一看就属于那种精力过剩的人，他说，没啥，耍耍轻松一下嘛。
他
的级别和处长一样是正
处级，处长也不好多说什么了。于是尴尬地坐了一会，Z行长拉起一个小姐到舞池里跳舞
去了。过了一会儿，舞厅灯光暗了下来，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人影。我下意识地一直盯
着
Z行长看，看到他在舞池中央和那个“小姐”接吻。春游回来后我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处长
，处长显示出很吃惊的样
子。后来过了几天，分行发了一本书叫《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汇编》，我翻了翻，里面有Z
行长的一篇大作《论银行家的思想修养》。

　　 就在1996年春天，处长助理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临走他跟我谈了话，他说，你很
聪明，也很有悟性，牢记住一点，在单位里混，三分靠做事，七分靠做人。那年夏天，
处
长也高升成为分行纪委书记，新调来一个处长。

　　
这位新处长姓王，是个转业军人，高中文化程度。原来在清水衙门枣监察室工作，喜欢
下
围棋。以前我见过他，总是抽5块钱一包的“红梅”牌香烟。至于他为什么当上人事处长
，据说是因为他很听行长的话，从不跟行长进行任何争辩。相比之下原来的处长太独立
了
，我几次看到他和行长
大人争的面红耳赤，所以行长大人给他“提拔”成一个级别较高的清水官枣众所周知，
“
纪委书记”在企业里虽然属于领导班子、党组成员，可是没什么实权和油水，只是在一
把
手的领导下查查案子罢了。

　　
说到我们银行，就不能不提提行长大人。据老同志介绍，行长大人是属于那种特别走运
的
人：他本来是分行营业部会计科副科长，1984年，市里搞“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
化
”，发现他是这个银行第一个大学本科生，又是学财经专业的，那年也才41岁。于是找
他
谈话，进去的时候是副
科长，出来就一步登天地当上了副行长（副厅级）！1987年老行长离休，他变成了一把
手
，在这个位子上一呆就是10多年。10年以来，原先的老人物陆陆续续地退休的退休，死
亡
的死亡，绝大多数处级干部都是行长大人一手提拔起来的，都对他心存畏惧枣逐渐形成
了
自己

　　　　
　　
一开始，行长也是诚惶诚恐的，很谨慎，也做出一些成绩。但是渐渐地由于权力缺乏制
约
，他人性中的丑陋一面开始膨胀，养成了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的性格特点。对手下的干
部
经常训斥。行长当时已经55岁了，眼见退居二线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觉得自己很亏，开
始
大捞特捞。他不顾重重
反对，执意要建一座44层大楼来“弘扬我行光辉形象”，面上看是好大喜功，但幕后的
潜
台词是他可以捞到巨大的利益。他的儿子的公司为这一巨大工程提供“进口石材”，其
中
的奥妙不说也明白。后来某县支行要盖大楼，一个存款不过一个亿、员工80人的小行居
然
要盖22层的大楼，我们
听了都很可笑，可是居然也被批准了。原因是行长大人的弟弟枣一个无业游民，为此专
门
成立了一个草台房地产公司，（当然法很巧妙，他儿子的公司和他弟弟的公司名义上都
是
别人当“老总”，但实际上是傀儡）招标时一招就中（当然会中），审价时行长大人专
门
给项目评估处处长打招
呼，要“宽松一些”，评估处长心领神会，于是很“宽松“地审了，批了。大概有100多
万的赚头。结果报批时，行长大人又在这个基础上加了250万元。

　　
言归正传。再说我们的处长，将近50岁了，精力却很充沛。他喜欢下围棋，是个全行闻
名
的臭棋篓子。经常找人一下一个通宵，后来别人都怕他，于是他就跟电脑下，每天下班
就
下《手谈》，经常是彻夜不回家，他老婆几次到单位来找他。有一次我值班，在他边上
打
游戏《盟军敢死队》，
他下《手谈》。我打到夜里3点就熬不住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回办公室发现他还在下棋，
一看我说：哦，上班了。于是洗了把脸就夹个本子开会去了。

　　 王处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两个在行里做临时工的女儿转了正。当然，也有很
多临时工跟着沾了光，也转了正。为此我们超过了总行规定的人数指标，当然我们隐瞒
不
报。

　　
王处长嗜烟如命，总是一枝接一枝不停地抽，一天要抽掉两包。自从当上人事处长兼组
织
部长以后，他不再抽红梅烟了，改抽“玉溪”和“中华”，偶尔还见过几回抽“熊猫”
的
。我想，他如果每天抽两包“玉溪”，他的每月1500元的工资全花在抽烟上都不够。一
开
始，我们敬他“阿诗玛
”他还抽上两口，后来就总是说抽多了，先不抽。我们也知趣，再不给他敬烟了，知道
他
看不上。

　　
王处长的另一个爱好是打扮自己。快五十了每天还油头粉面，衣服、裤子、鞋子、领带
、
皮包、腰带全是国际名牌。国内名牌和金利来之类的东西他根本就不看。1997年3月我们
处调整办公室，我们帮他清理办公室，从里面搜出如下东西：未开封梦特娇衬衣、T恤各
一件，“五粮液”4瓶，
“路易十三”一瓶，“玉溪”5条，“中华”三条，“鳄鱼”牌衬衣、皮包各一，“君山
银针”茶叶3桶，意大利“老人头”皮鞋一双，圣大保罗皮带两条，圣大保罗打火机一个
、皮包一个，“圣罗兰”烟盒一个。后来我到商场看了看，光那个打火机就卖598元。看
到这么多东西，我们都不
约而同地恨恨地骂：“真
　　　他 妈 的……”
　　 王处长经常给我们发“玉溪”烟抽。大都是打开一包抽一根以后就给我们。可是大
家一抽就发现是假烟。原来他只散发假烟，真的自己留着。后来我们给这种“玉溪”起
了
个绰号叫“王溪”，意思是比“玉溪”差那么一点，也是指“王处长散发的玉溪”。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王处长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改什么呢？应
当
说前任留下的底子还算不错，我刚一进行时还感觉到某些正气，但是新处长说：要改革
。
于是他第一个“改革举措”就是“适当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于是定了方案，根据行政
职
务来确定收入系数，把
行长与普通员工的名义收入差距从2.5：1扩大到5.1：1，正处级的差距从2.1：1扩大到
4.5：1。正科以下变动不大。由于工资总量是由总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据方案
一
测算，副处级以上名义收入大大增长，正副科级基本持平，普通职工下降20%――这就是
“改革”！这种“改革”
实际上是把职工的收入一部分转到了少数人手里。方案一出，全行哗然，在分行人事工
作
会议上，各支行纷纷提出批评意见，但是受到行长大人的全力支持，原因就不用多说了
吧
。


　　
大家知道，像金融企业里，“领导”在用车、住房、医疗……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职工
不
可比拟的特权。这实际上是一种隐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还有很多上市公司为拉关
系
无偿赠送的原始股（通常数以万计），一旦上市后就价格不菲，获利很多。这在银行里
已
经是公开的秘密。然而
某些人并不以此为满足，非要从职工那里挖掉一块不可。可悲的是，“改革”大权掌握
在
这些人手里，这种“改革”就成了他们敛聚财富的一种手段。在那年的工作总结上，他
让
我写下了如下的话：“实行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以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出
现
了人人比奉献比业绩的
可喜局面”。

　　
新处长上任的第二个“改革举措”就是“实现下岗分流，人员精简”。正式职工不太好
惹
，就从临时工开刀。于是数以百计的储蓄岗位临时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丢掉了饭
碗
。很多临时工都是些小姑娘，跑来找我们央求哭诉，有些我们还认识，可我们也没办法
。
反正处长的两位千金都
转正了。处长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评语是：“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使职工普遍产生
了
危机感，全行职工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第三个“改革举措”是“精简机构”。由于分行有20多个处室，每个处室各管一摊，支
行
也有这些科室。机构臃肿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问题出在各个环节。新处长大刀阔
斧
地砍掉了支行的一半多处室，搞了个“两室八科”，可分行机构纹丝不动，于是各个支
行
不得不一个科室对几个
婆婆，光开会和收发文件都忙不过来。机构精简了，但是人员却没法安排，那么多“科
级
”“副科级”怎么办？于是想出几个新名词“科级调研员”和“享受科级待遇”“科级
行
员”，干科员的事，拿科长的钱，又引起了职工的矛盾。退下来的科长、副科长们也不
服
气，都不好好干。

　　随着我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我发现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所倡导的“改革”实际上是一
种
打着改革旗号的掠夺。他们的每一条措施都显得“跟中央保持着一致”，都有一条冠冕
堂
皇的理由，可实际上，是对诚实劳动者的剥削。因此渐渐地我产生了厌恶情绪，开始怀
疑
自己每天这么干有什么
实际意义？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做他们的帮凶。

　　
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参加了人事系统的年终报表会。大家来到一个宾馆里，好吃好喝好
玩
，顺便做报表。那叫什么报表？我把我负责的这一块的真实情况做了个报表，结果一汇
，
数字不平。于是修改再修改，终于调平了，可是我一看，这数据跟我的实际情况根本就
不
对。为什么呢？因为以
前的数据就是假的，现在的情况也是假的，真实的干部变动数据一加上，肯定是错误的
。
我们处最资深的一个科长告诉我，做报表的秘诀在于：千万不要想着真实情况如何，只
要
根据领导意图定好年末数，再根据上年年底的报表数字当年初数，中间的数据瞎编就行
啦
。只要平就没问题。

　　
转眼到了1997年，又到了招收大学生时候了。总行给了我们行70个进人指标，可是，处
长
决定只招十个。为什么呢？因为总行对进人指标要求越来越严，控制的很紧，要想用指
标
办些走后门的事，就得“开源节流”。于是总行的进人指标我们全要了，却只用了10个
，
截留了60个。后来总行
要每一个新进大学生的花名册，处长大人就命令我把所有投了自荐书的大学生凑70个人
报
上去。为了凑够数目，连我的女友都被拉上去凑数了枣尽管她根本就没进我们行。上报
数
据时，有“填报人”一栏，处长要我签字，我不签。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出了事我顶着
。
我答应签字，但到底也
没签。直到现在，总行的人员名单里还保存着这些假张三、假李四的名字。

　　
这些进人指标干什么了？那年进来这么一个人：某位中央部委领导的侄子。这个人本来
是
××省××县××乡××村××组的一个农民，不知从哪里伪造了一个大专毕业文凭，
学
金融的。来报到时操一口难以听懂的乡音枣我让他说普通话，他说不会。我根本不相信
一
个真正上过3年大专的
人不会说普通话？于是怀疑他没上过大专，于是问他什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他听
了
直发愣。看看他的“档案”，货币银行学是90分枣学过货币银行学的人不知道布雷顿森
林
体系的，我还没听说过。后来我碰到另外一个毕业于该校的跟他“同班”的女孩（也是
走
后门进来的，因为总行
规定进人必须本科以上，但这女孩学历是真的），她说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后来这个人
被
分到某个部门，几天以后那个部门的处长找来骂“你们人事处给我分来个什么人？！”
接
着给我们说，这人什么都不会，只有安排他拖地、往碎纸机里碎文件之类的勤杂活。结
果
发现他不会拖地！碎文
件时他把一大摞文件一起往碎纸机里塞，一下子堵了，就用手去捅，吓得那处长面如土
色
，只好自己动手了。那人每天带本武侠小说看到下班枣还好，还识字。

　　
就这样，三把火把全行烧的乌烟瘴气，“改革新举措”一个接一个出笼。我们私下里叫
新
处长和另外一个计财处长（也是个假正经的贪官，“拉开拉大收入差距”的始作俑者之
一
）为“改革家”，后来传到了全行，大家都这么叫。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听到了，觉得这
么
叫太刺耳，于是用了英
文叫法“REFORMER”，汉语翻译为“瑞富门”。

　　
97年春天，处里老干科Y科长高升成了副处长，调到行政处去了，处里给他开欢送会。我
们行行政处不管行政，而是管福利发放、财务报销、司机等后勤工作，有钱。Y副处长很
高兴，欢送会他做东，一顿饭吃掉2000元。吃完以后处长说：“活动一下吧。”于是到
了
某娱乐城。上了三楼，发
现走廊里密密麻麻地坐了足足50个以上的鸡。那年通货紧缩，鸡们的生意也开始不好做
了
。一看到前呼后拥的十几个客人，一下子都振奋起精神，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我一看是
这
个架势，心里暗暗叫苦。处长大人坐到包房里，妈咪赶紧进来介绍“小姐”。那妈咪长
得
十分漂亮，的确有倾城
倾国之色。在挑选了十多个小姐以后，处长看着她说：你留下来陪我吧。那妈咪赶紧说
：
我是妈咪，不上台的。处长也没多说。妈咪觉得过意不去，忙对几个鸡说，一定要把客
人
招呼好！听了这话，坐在我身旁的鸡开始一下子躺过来了。我连忙站起身对处长说：处
长
我请个假，我女朋友病
了，我要去学校看看她。处长看了看我，真的吗？怎么白天没听你说。我忙说Y副处长就
要走了，我想给?
　　　
　　　　
　　
从那以后，处长再出去“活动”就不带我了。我也落得个悠闲自在。虽然我知道这对我
的
升迁是极为不利的，但是我当时已经不再想“升官”了。升了又如何？在这样肮脏腐败
恶
臭的粪坑里摸爬滚打，自己就也成了蛆虫。我当时已经明白了，这些满嘴“党性”、“
原
则”，口口声声“无私
奉献”的人，恰恰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一群。如果我真的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拔
”
，真是对我的污辱。

　　 由于“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全行出现了人才大
量流失的“可喜局面”。高学历的、血气方刚的大
生，1995年参加知识竞赛的三个选手、一个领队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其中一个研究
生
临走时找我谈了话，他说自己不想每个月800块混下去了，自己的价值不止这么一点。我
劝他好好想想，说行里真正的研究生出身的还不多，日后可能会得到重用。他说他要去
找
行长谈谈，看看行长是
否挽留。过了两天他来找我说，他找行长说自己想调走，行长只说了一句：好，去办手
续
吧。

　　 处长却一点都不担心。他说，让他们走，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得便
。这些人不安心工作，成天要待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心里想，哼，人走了留下指
标
正好走后门不是？你是恨不得再多走几个。当然，俺没敢说出来。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大家全都心灰意懒，都在暗暗找自己的退路。全处处于一种涣散
状
态。我刚进人事处感觉到的某些正气和勤于学习的风气荡然无存。当时我们处所有年轻
人
全都迷上了游戏，一个接一个地打，一边打游戏一边办公，有时候干脆把门一锁不办公
，
人事处变成了电子游戏
厅。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打游戏，一直打到下班时两眼发黑地离开，晚上睡
觉
做梦都在想游戏的情节。至于处长大人让我写的五花八门的“总结”、“汇报”材料，
尽
管我很能写，但是就是不想动笔，于是把以前的类似材料考出来改改时间、改改标题糊
弄
他。有一次他忽然要以
前的材料，给他看了以后他说，怎么跟以前的一模一样？连标题都不改！过了一会又跑
过
来对我说，你不能这样糊弄我呀！我挠挠头一笑表示歉意。

　　
应当说，我不是一个好干部，跟这些人斗，我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他们翻船，而且自己暂
时
还要在这里谋生。所以我只有靠消极怠工和跟他们唱对台戏来发泄愤怒。那几年行里频
频
举行各种各样的考试，有职称的、有上岗资格证的，我每次都监考。我心想，你们腐化
堕
落，凭什么来难为职工
？职工考不上上岗资格，有下岗的危险，决不能让你们得逞。于是凡是我监考的考场，
全
都出奇地宽松，我甚至给职工们通风报信，让大家抄个痛快。尽管很多职工我一辈子可
能
就只见这一面，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后来我辞职到某公司以后，有一回到银行去办事，
几
个储蓄员小姑娘认出了
我，感激地对我说，我们都记得你呢！你是好人！我想，一生中有几个人记得我的好处
，
这辈子也算值了。

 

[hxp417]

这个文章不错，顶一下。

 

[enx98]

记得王蒙先生曾经有篇名作叫《组织部里的年轻人》，描绘了一个清新的、廉洁的组织部形象。很凑巧，作为后来人的我也曾经在组织部门工作了五年，对我国现存的组织人事制度有一些感触。下面就是我在组织部门工作的点点滴滴，写下来给大家看看，姑且命名为《新组织部里的年轻人》吧。
一
要从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说起，那年我23岁。当时，在金融部门工作可是件很荣耀的事，收入高、地位高，所以大伙儿都抢着去金融部门。特别是我读书所在的S省的B市是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所以B市的银行系统更是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们梦寐以求的地方。可是那年大学毕业生第一次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毕业学生太多，不可能都挤进去呀？于是大家各显神通，毕业生见面供需会上，大家争相把自己夸得一朵花似的。更有甚者，少数有些“背景”的学生买通了学校管毕业分配的政工人员，让他们到用人单位去贬损别人、褒扬自己。
由于我不喜欢所学的财经专业，所以成绩并不怎么好，在班上总是排个中不溜，还曾经有两门不及格――微积分和工业会计。在成绩上实在没什么可以夸耀的。可是我有一项别人没有的特长――绘画，于是自荐时带了自己画的油画《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椰子树》两幅作品。也算我运气好，恰好有一家银行正准备要个会美术的大学生来搞搞储蓄宣传，于是，我的画被人事处长一眼看中，初选上了。人事处处长助理（正科级，由于太年轻不好一下子提为“副处”，所以要先提个“助理”过渡一下，也就是代理的副处长）小赵跟我是素昧平生，但人很好，很欣赏我的才华。于是他对我说了一个秘诀：下次复试行长要亲自挑选，一定要带上你的作品，让他留下印象――这才是最重要的！

复试那天，我带上了我的画展示给行长大人看，行长大人非常满意。在漫不经心地问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以后，我就被录用了。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轻松一下了，可是人事处赵助理却在半个月后通知我到人事处实习。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每天工作很勤恳，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终于有一天赵助理问我：你想不想留在人事处？分到二级分行和支行去一下子就会被人海埋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露出头，你最好还是能留在人事处。我说我当然想啦。赵助理又想了一下说：你刚来就到人事处不太好，还是先到个城区支行锻炼一下，找个机会再把你调上来。

这样我被分到了A支行，被支行人事科安排在会计柜台干接柜工作，住在单位集体宿舍里。同事们知道我是从组织人事处来的，都问我有什么背景能到人事处实习？我说我外地人一个，哪来的“背景”啊，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就被留在那里实习了。有些人将信将疑，也有一些人猜测，我肯定是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派下来锻炼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有幸成为那批学生中唯一一个被挑中到人事处实习的真正原因是：我曾经得罪过的一位学校政工人员在赵助理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想用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顶替我的名额，被赵助理拒绝了。那个政工人员对赵助理说：“我们有比他好的多的学生你不要，为啥偏偏要他？他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不听话，成绩也不怎么样”。赵助理回答道：我们看中的是才干，不是学习成绩，我们也知道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怎么回事。虽然赵助理把她顶了回去，但是对我又有点不放心，于是想通过让我在人事处实习一段时间以观察我。结果，呵呵，我因祸得福。

当时和我住同一宿舍的有大约十多个单身外地年轻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后谈论的主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某某“官”，某某人因为老子是什么“官”就当上了什么“官”。总之，大家都想当“官”，都想走捷径，因为当“官”意味着实实在在的财富与权力。

在支行干了三个月以后，B市组织了金融系统“金融知识电视竞赛”。我作为我们行选手之一参加了比赛。还好，因为是科班出身，比杂牌军到底狠实些，得了冠军，因此受到行长大人的亲自接见。有当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样子。比赛后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处（组织部）报到，是“借调”。临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们围住我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当了官以后别忘了在基层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们哪！

我到人事处上班了，很凑巧，一来就分管干部、协管组织。我们单位人事处和组织部是合署办公的，人事处长就是组织部长。人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摊子――干部科：管干部的考核、提拔、委任、免职、调动、职称；组织科：管发展党员、党务管理；劳资科：管劳动工资、养老保险；教育科：职工教育；老干科：老干部工作。干部科是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门，由处长助理亲自挂帅，可见组织上对我的器重。我当然也受宠若惊，更加勤勤恳恳，也博得了领导们的赏识。终于有一天，处长亲自带我到行长那里，对他介绍我说：这个小伙子非常不错，我们已经决定正式调了。行长大人傲慢地瞟了我一眼，哼哼唧唧地说，好，你看着办吧。

这样在借调几个月以后我正式来到了人事处。回去办理调动手续时，A支行人事科长对我说，以前你在时对你照顾不周，得罪了，别往心里去！我笑笑说，没有啊，组织上对我一直挺照顾的。人事科长又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这里帮忙的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我说，那就不必了。
二
到人事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年底到了，我们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干部职工考核。我负责这件事。根据总行的文件要求，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制作了一份长达20多页的考核细则――让人看着头就大，更别说融会贯通了，甚至细致到连谁不穿行服都要扣分。其实行服每个人只有一套，天天穿着岂不要穿成要饭的衣服了？当然，最后这些“细则”根本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无法执行。作为变通，考核就依据五个“纲”来进行，这五条“纲”也很耐人寻味：第一条“纲”就是“是否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啦，大家都热爱，都拥护，都坚持。这样空泛的“纲”的结果就是一团和气。考核结果分成四个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第一次上报结果是：“优秀”的占到32%，“称职”的占到67%，“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合计占不到1%。其中有个县支行，连续几年发生大案，100万人口的大县、200多号人，存款余额不足一个亿，可是居然全部“称职”，还有30%的“优秀”。处长一看非常恼火，打电话把支行行长和人事股长训了一顿。结果又报上来了新结果――变戏法般地变出了16个“不称职”！后来处长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专门发了通知：“优秀”不得高于15%，“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合计不得低于3%。这个“比例限制”虽然是不得已为之，但总是让我不由得想起“反右”时期限定“右派”比例的事。

应当说，当时的人事处长在我见过的干部中还算是很不错的――至少根据我的观察是如此。我们处长姓廉，当时四十来岁，瘦高瘦高的。廉处长家住得比较远，行长大人专门给他一部奥迪轿车他不坐，每天坚持挤公共汽车，结果有一次下车时摔骨折了腿，三个多月才好；另外也不喜欢收礼，很多次看见他把拿着礼包的行贿者赶出办公室；也从不洗“桑拿”、搞“保健按摩”之类的名堂。但是我觉得他在这种干部体制中是无能为力的，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做一些事情。

不久以后全行系统又搞职称评聘。各个二级分行、支行报来一大堆材料。根据上面的文件精神，职称聘任的原则是“择优聘任，宁缺毋滥”，可是这些人与我从来都未曾谋面，更谈不上了解，我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是否“优秀”呢？只好面对一大堆自我表扬的材料来筛选；至于“宁缺毋滥”，那更是我所不敢做的，因为职称问题本来就是直接与住房、工资挂钩的，向来都是一个敏感问题，经常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如果我胆敢“宁缺毋滥”，那大家不得把我这毛头小子撕成碎片不可？所以这个原则事实上是不可能被执行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客观的尺度来进行衡量，于是根据总行下发的相关文件依据学历、工作年限、论文数量等等几项指标编辑了一个打分标准，再依据标准来进行排序。至于这个“标准”是否完全客观公正，那只有天知道啦。不过这种方法倒是有一个好处：公开，你是几斤几两昭然若揭，在指标面前人人平等，于是避免了以往评职称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曾经有没评上的找上门来，我把打分表给他一看，他心悦诚服。我很有耐心、很和善地告诉他，回去想办法多发表几篇文章，下一次您就肯定能聘上了。他很是感激，怒气冲冲地来，高高兴兴地走，临走还向我道谢。廉处长和赵助理很高兴，说我是“非常圆满地解决了职称聘任中的矛盾”，“实现了职称聘任工作的新突破”，还号召另外几个年轻人向我学习。不过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全行以前聘任的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实际数目竟然上比报总行报表上的数字超出100多个！我向处长汇报，廉处长盯了半天，一脸无奈地感叹道：唉，假报表、假数字，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头哇……

处长和处长助理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班时间不许聊天、不许看报纸、不许打游戏。我这人没事喜欢画画，无聊时总是画些涂鸦之作，被赵助理警告过一次。还有一次乘处长和处长助理不在时打游戏，结果被推门而入的廉处长逮个正着，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还捎带批评了另外两个在场的年轻科长，说他们不闻不问，太不关心新同志进步了。

机关有个食堂，每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就餐，是份饭。我这人很挑食，有很多东西是不吃的，所以总是要求食堂师傅给我打我爱吃的菜。我刚到机关上班时，其中几个师傅给我换菜时都很不耐烦的样子。后来知道我是人事处的以后态度明显改变了，我要什么都给我加倍的给，同时还不住地夸我们：人事处的小伙子、大姑娘个个都长得……那个精神啊！

那年春天我们去春游，到了某个二级分行。招待得很丰盛，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甲鱼、乌龟、幼鲨、龙虾和其他叫不出名的山珍海味。可是我觉得这些大名鼎鼎的、象征着“富人生活”的东西根本就不好吃，比起我妈妈给我做的那些家常菜肴味道差远啦！再想想这一桌子值多少钱，心里实在觉得难受，于是勉强吃了几口就再不动筷子了。我心想：看来这些所谓的“上层人物”过的生活也不过如此，除了穷奢极欲还能有什么呢？晚上安排到某娱乐城“活动”，临去之前，廉处长叮嘱大家说：唱歌可以，但决不许洗桑拿、不许搞保健按摩、不许跳黑灯舞！我们是组织人事干部，一定要给下面做出表率来。等我们去到那里，发现已经有10来个“小姐”在那里恭候了。廉处长一脸不悦，说，搞这些干什么？――这可不是假正经，因为我们处长洁身自好是出了名的，况且他的身体也不好。这个分行的佘行长是个又高又粗的壮年人，一看就属于那种精力过剩一类的，他说，没啥，耍耍轻松一下嘛。他的级别和处长一样是正处级，处长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于是尴尬地坐了一会，佘行长拉起一个“小姐”到舞池里跳舞去了。过了一会儿，舞厅灯光暗了下来，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人影。我下意识地一直盯着佘行长看，看到他在舞池中央和那个“小姐”接吻。春游回来后我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处长，廉处长显示出很吃惊的样子。后来过了几天，分行发了一本书叫《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汇编》，我翻了翻，里面有佘行长的一篇大作《论银行家的思想修养》，里面煞有介事地写道：“作为一个共 产 党员，作为一个银行家，一定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必须经得住金钱与美色的考验，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人民公仆，必须处处坚持党性与原则。这是一个银行家最基本的修养。”……

就在1996年春天，赵助理调到另一个单位去了。临走他跟我谈了话，他说：你很聪明，也很有悟性，牢记住一点，在单位里混，三分靠做事，七分靠做人。那年夏天，廉处长让我写《人事处、组织部半年工作总结》，以往这都是赵助理写的，我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本着责任心我还是花了一整天的功夫认真地完成了，廉处长开会不在，我在下班时放在处长办公桌上就走了。廉处长开完会回来读了我的《半年工作总结》，觉得写的很好，喜出望外。见我不在，就写了一封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信中写道：“……本以为要一个星期才能写好，没想到一天就写好了；来处时间不长，就能写下如此详细而准确的流水帐，可见是个有心人，令我喜出望外，可喜！可喜！……今后还要进一步加强文字功夫和业务学习，争取尽快成熟。”第二天我上班时读了这封信，感到廉处长既充分肯定了我的成绩，也指出了我的不足，话也说得很中肯，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三
那年夏秋之交，廉处长也高升成为分行纪委书记，新调来一个处长。这位新处长姓申，是从省政府调来的，原先是省里某个领导的小车司机。领导高升进京以后，“打招呼”把他弄进行里，一来就是副处，又迅速提拔为正处。申处长起初在机关的清水衙门――工会工作，特喜欢下象棋，据说是在当司机时养成的习惯。以前我也见过他，不过交情不深，只记得那时侯他总是抽5块钱一包的“红梅”牌香烟。至于他为什么当上人事处长，据说是因为他这个人很听话，从不跟领导进行任何争辩；而且嘴特别严，来行几年了对市里老领导任上的事情一句也不透露。相比之下廉处长太独立了，我几次看到他和行长大人争的面红耳赤的情形，所以行长大人给他“提拔”成一个级别较高的、没有实权的官――众所周知，“纪委书记”在企业里虽然属于领导班子、党组成员，可是也只不过是在一把手的领导下查查基层的案子、到处“救火”罢了。即使作为副厅级的纪委书记，廉书记也无权触动任何一个处级干部，因为，这里只有行长大人一个人说话算数。

说到我们银行，就不能不提提行长大人。行长大人姓牛，据老同志介绍，牛行长是属于那种特别走运的人：“文革”期间，大学毕业分配到省人行不久、根正苗红的他第一个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夺权，当上了造反派“反到底战斗队”的头头，但是他很有心计，在“造反夺权”的同时，却在暗地里保护了当时省里一位主要领导；文革结束后清查“三种人”时，虽然他也有“打、砸、抢”的历史，但那位老领导感激他的救命之恩，经过力保，他又变成了抵制“林彪、四人帮”、保护老同志的英雄。1984年，省里搞“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时他还只是某个二级分行信贷科的副科长。由于时年39岁的他是这个银行第一个大学本科生，又是学财经专业的，加上保护老领导的功劳――“四化”条件都具备了。于是找他谈话，进去的时候是副科长，出来就一步登天地当上了副行长（副厅级）！1986年老行长离休，他变成了一把手，在这个位子上一呆就是10多年。10年以来，原先的老人物陆陆续续地退休的退休，死亡的死亡，调动的调动，绝大多数新成长起来的处级干部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都对他心存畏惧――因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

一开始，少年得志的牛行长也是诚惶诚恐的，很谨慎敬业、廉洁奉公，也做出很大的成绩，在职工中一度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头上全是光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长征突击手、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人大代表……多得不胜枚举。但是由于权力缺乏制约，他开始自我膨胀起来，渐渐养成了飞扬跋扈、独断专行的性格特点，对手下的干部轻则训斥，重则破口大骂。特别是牛行长过了50岁门槛、糠糟之妻去世以后，他简直像变了个人：一方面，丧偶仅仅六个月以后他就娶了比他儿子年纪还小的女秘书小曹，被职工戏称为“老牛啃嫩草”；另一方面眼见退居二线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觉得自己这辈子实在是太亏了，在想方设法改小年龄的同时，也开始大捞特捞。经过一番努力，牛行长把出生年份从1945年改为1947年，实现了他“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梦想。

1995年，牛行长不顾重重反对，执意要建一座50层的大楼来“弘扬我行光辉形象”。表面上看是好大喜功，但幕后的潜台词是他可以捞到巨大的利益。因为牛行长的大公子牛伟善是一家建材物资公司后台老板，他的公司为这一巨大工程提供“进口石材”，其中的奥妙不说大家也明白。

牛行长有三个公子，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公子以外，二公子牛伟诚是一家大酒店的实际负责人，这个酒店成了行里招待、会议、活动的食宿定点单位，而这个酒店，也是我们行贷款修建起来的；三儿子牛伟正是牛行长的心病，一直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牛行长曾经气得要和这个不走正道的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后来某县支行要盖大楼，一个存款不过一个亿、员工80人的小行居然要盖22层的大楼，我们听了都觉得很可笑，可是居然也被批准立项了。原来，牛行长的三公子开始走“正道”了，专门注册成立了一个草台房地产公司承包这栋支行大楼，招标时一招就中（当然会中），审价时牛行长专门给项目评估处严处长打招呼，要“宽松一些”，严处长心领神会，于是就很“宽松“地审了、批了，大概有100多万的赚头。结果报批时，牛行长说：我这个人干事，要么不干，要么就干好，希望你们也这样。于是，又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250万元预算。中标以后，三公子又将工程转包出去，一个“空手道”玩下来，将近400万元就进了腰包。后来，22层的办公楼盖起来了，只是那个县支行人太少，当地经济又不发达，招租也没招徕几个人。于是就连每个扫地的临时工都分了一套宽大的办公室。就这样，牛行长的三个公子靠山吃山，真正做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啦，正规大学毕业的牛行长也足够聪明，他三个公子的公司的名义上的法人代表都是由另外找来的傀儡充当。这样，牛行长就可以在全省反腐倡廉工作会上大义凛然地说：“反腐倡廉，领导要做表率。作为银行行长，虽然掌握着资金大权，但我一向以一个共 产 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来没有向自己的亲属、熟人提供关系贷款和其他照顾……”

当时行领导班子里还有一位二把手周副行长，40多岁，属于那种实力派，精通银行业务，是从二级分行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自然不属于牛行长嫡系。这位周行长比较关心职工利益，也敢跟牛行长叫板，比如那年行里开会讨论接收大学生时，牛行长武断地说：“一个女生都不要！”周行长立刻不温不火地说：“还是要几个吧……女生也有女生的优势嘛！”结果，那年有12个女大学生成为周行长这句争辩的受益者。周行长的存在使得牛行长不能为所欲为，于是牛行长利用几次储蓄事故大做文章，逼得周副行长三番五次在全行工作会上做检讨；牛行长不依不饶，又提议给周行长记了个处分，还在全行通报。周副行长实在招架不住，最后只得一走了之。周副行长走了以后，牛行长完完全全地把全行变成了家天下和一言堂。
四
言归正传。再说我们的申处长，将近50岁了，精力却异常充沛。他痴迷于下象棋，经常找人一下一个通宵。后来别人都怕他，于是他就跟电脑下，经常是彻夜不回家，也不打电话，害得他老婆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几次跑到单位来找他。有一次我值班，在他边上打游戏《盟军敢死队》，他下象棋。我打到夜里3点就熬不住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回办公室发现他还在下棋，一看我说：哦，上班了。于是洗了把脸就夹个本子开会去了。

新处长一来我们处，看着几个年轻的面孔，兴奋地连声说：好！好！组织部里的年轻人！有希望，有前途！我初来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们多学习！从那以后，他完全对我们放任自流，事事要我们拿主意，办完以后告诉他一声就行了，他得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哦！好，好！”估计多半记不住。

申处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两个中专毕业、在行里做临时工的儿子转了正。当然，也有100多个临时工跟着沾了光，也转了正，绝大多数是行里干部的子女。为此我们超过了总行规定的人数指标，当然我们隐瞒不报。

申处长嗜烟如命，总是一枝接一枝不停地抽，一天要抽掉两包。自从当上人事处长兼组织部长以后，他不再抽红梅烟了，改抽“玉溪”和“中华”，也还见过几回抽“熊猫”的。我想，他如果每天抽两包“玉溪”，他的每月1500元的工资全花在抽烟上都不够。一开始，我们敬他“阿诗玛”他还抽上两口，后来就总是说抽多了，先不抽。我们也知趣，再不给他敬烟了，知道他看不上。

申处长特别注重自己的形象，衣服、裤子、鞋子、领带、皮包、腰带全是国际名牌，加上他本人身材颀长、相貌英俊，确实有些风流倜傥的味道。国内名牌和金利来之类的东西他是根本看不上的。1997年夏天我们处调整办公室，我们帮他清理办公家具，从里面搜出如下东西：未开封梦特娇衬衣、T恤各一件，“五粮液”四瓶，“路易十三”一瓶，“玉溪”五条，“中华”三条，“鳄鱼”牌衬衣、皮包各一，“君山银针”茶叶三桶，意大利“老人头”皮鞋一双，圣大保罗皮带两条，圣大保罗打火机一个、皮包一个，“圣罗兰”烟盒一个。后来我有一次逛商场时无意中发现了那个品牌的打火机，价格是598元。

处长经常好心地给我们发他的“中华”、“玉溪”、“熊猫”烟抽。大都是打开一包抽一根以后就给我们。可是大家一抽就发现是假烟。原来他只散发假烟，真的自己留着。后来我们给这种假“中华”烟专门起了个绰号叫“申华”，意思是比“中华”有那么一点区别，也是指“申处长散发的中华”。至于他的“玉溪”和“熊猫”，则被我们戏称为“王溪”和“能猫”。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申处长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改什么呢？应当说前任留下的底子还算不错，我刚一进行时还感觉到某些正气，但是申处长说：要改革，非改不可。于是他跑到香港和新加坡的银行“考察”了一番，回来时就已经成竹在胸了。

申处长开始让我们夜以继日地整理改革思路，那些天倒是抽了不少真“中华”和“玉溪”。应该说，一开始我们还真以为这种改革是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以为这种改革能够解决好客观存在的人浮于事、任人唯亲、机构臃肿等弊端的，因此我们是以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演算。然而，当时我就有种感觉：申处长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太流于浮躁了，因为人事体制改革涉及到上万职工的切身利益，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矛盾，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和取得试点经验的情况下就在全行推广，是不是太轻率了？以后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申处长的第一个“改革举措”就是“适当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于是他和计财处的贾政兢处长共同定了方案，根据行政职务来确定收入系数，把行长与普通员工的名义收入差距从2.5：1扩大到8.1：1，正处级的差距从2.1：1扩大到7.5：1，正科以下变动不大。由于工资总量是由总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据方案一测算，行领导、正处级名义收入几乎翻了两番，副处级翻了一番，正副科级基本持平，普通职工下降30%――这就是“改革”！这种“改革”实际上是把职工的收入一部分转到了少数人手里。方案一出，全行哗然，在分行人事工作会议上，各二级分行纷纷提出批评意见，但是受到牛行长的全力支持，原因就不用多说了吧。

大家知道，在很多国有企业里，“领导”在用车、住房、医疗……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职工不可比拟的特权。比如说住房，“领导”们的住房不仅面积是普通职工的3倍，而且占据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按市场价格计算，光住房一项“领导”们就比职工多得到数十万元；再比如说用车，“领导”们比拥有私车还划算，说是“公车”，但实际上有几个单位的领导肯把自己的车拿出来“公用”的？车位、修理、耗油、过路过桥……一切都是“公家”出钱。牛行长一人拥有三部坐车：一辆奔驰600是牛行长平时坐的；一辆奥迪A6是应付上级检查时用的；不过，牛行长最喜欢的还是那辆车号为“X0 00888”白色的宝马跑车，每到周末，他都自己开着宝马、带着年轻貌美的娇妻到他的海边别墅去度假――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还有很多上市公司为拉关系无偿赠送的原始股，通常数以万计，一旦上市后就价格不菲、获利很多。普通的职工哪里有这种待遇？这在全国金融系统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然而某些人并不以此为满足，非要从职工那里挖掉一块不可。可悲的是，“改革”大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这种“改革”就成了他们敛聚财富的一种手段。我还注意到在这个方案中，正处级和行级的差距始终不大，而副处级则差了一倍，这恐怕是因为制订政策的申处长和计财处的贾处长都是正处级的缘故。在那年的工作总结上，申处长让我写下了如下的话：“实行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以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出现了人人比奉献比业绩的可喜局面”。

申处长的第二个“改革举措”就是“实现下岗分流，人员精简”。正式职工不太好惹，就从临时工开刀。于是数以百计的储蓄岗位临时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丢掉了饭碗。很多临时工都是些小姑娘，跑来找我们央求哭诉，有些我们还认识，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反正申处长的两个儿子都转正了。处长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评语是：“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使职工普遍产生了危机感，全行职工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第三个“改革举措”是“精简机构”。由于分行有20多个处室，每个处室各管一摊，支行也有对应的科室。机构臃肿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问题出在各个环节，特别是分行。申处长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支行的一半多处室，可分行机构纹丝不动，于是各个支行不得不一个科室对几个婆婆，光开会和收发文件都忙不过来。机构精简了，但是人员却没法安排，那么多“科级”、“副科级”怎么办？于是想出几个新名词“科级调研员”、“享受科级待遇”和“科级行员”，干科员的事，拿科长的钱，又引起了普通职工与这些人之间的矛盾。退下来的科长、副科长们也不服气，都不好好干。

就这样，“改革新举措”一个接一个出笼，三把火把全行烧的乌烟瘴气。我们私下里给申处长和计财处贾政兢处长起了个绰号：“改革家”。只要有谁被处长叫到办公室里，出来以后大家都调侃般问：“怎么样，‘改革家’又有什么‘改革新举措？’”后来慢慢地，“改革家”的绰号传到了全行，大家都这么叫。我们又觉得他们可能也听到了，觉得这么叫太刺耳，于是用了隐晦的叫法：英文“REFORMER”，汉语音译为“瑞富门”。

随着我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我发现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所倡导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打着改革旗号的掠夺。他们的每一条措施都显得“跟中央保持着一致”，都有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实际上却是对诚实劳动者的剥削。因此我渐渐地对这种“改革”产生了厌恶和抵触情绪，开始怀疑自己每天做这些工作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了他们的帮闲。
五
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参加了人事系统的年终报表会。大家来到一个宾馆里，好吃好喝好玩，顺便做报表。那个报表也很有意思：把我负责的这一块的真实情况做了个报表，结果一汇，数字不平。于是修改再修改，终于调平了，可是我一看，这数据跟我掌握的实际情况差的很远。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数据就是假的，现在的情况也是假的，真实的干部变动数据一加上，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处最资深的一个科长告诉我，做报表的原则在于：千万不要想着真实情况如何，只要根据领导意图定好年末数，再根据上年年底的报表数字当年初数，中间的数据瞎编就行啦，只要平就没问题。

转眼到了1997年，又到了招收大学生时候了。总行给了我们行170个进人指标，可是牛行长和申处长决定只招10个。为什么呢？因为总行对进人指标要求越来越严，控制的很紧，要想用指标办些走后门的事，就得“开源节流”。于是总行的进人指标我们全要了，却只用了10个，截留了160个。后来总行跟我们要每一个新进大学生的花名册，申处长就命令我把所有投了自荐书的大学生拼凑170个人报上去。为了凑够数目，连我的女友都被拉上去凑数了――尽管她根本就没进我们行。上报数据时，有“填报人”一栏，申处长要我签字，我不肯签。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出了事有牛行长和我顶着呢。于是我假装答应签字，但到底也没签。直到现在，总行的人员名单里还保存着这些假张三、假李四的名字。

那么，这些节流下来的进人指标用到哪里去了呢？那年进来这么一个人：省里某位领导的侄子。这个人本来是××省××县××乡××村××组的一个农民，不知从哪里伪造了一个大专毕业文凭，自称是学金融的。来报到时操一口难以听懂的乡音――我让他说普通话，他说不会。我根本不相信一个真正上过3年大专的人不会说普通话？于是怀疑他没上过大专，于是顺便装做请教他的样子问他“布雷顿森林会议”是那年开的？他听了直发愣。看看他的“档案”，货币银行学是90分――货币银行学能考90分却不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人，我还真是头回领教。后来我碰到另外一个毕业于该校的跟他“同班”的女孩（也是走后门进来的，因为总行规定进人必须本科以上，但这女孩学历是真的），她说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后来这个人被分到某个处室，几天以后那个处室的边处长找上门来，骂道：“你们人事处真是不干‘人事’，看看给我分来个什么渣滓？！”我们连忙问究竟，他怒气冲冲地说：“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干，只有安排他拖地、往碎纸机里碎文件之类的勤杂活。结果发现他……不会用拖布！碎文件时他把一大摞文件一起往碎纸机里塞，一下子堵了，就用手去捅，把我吓得个半死，要是把手指弄出个残废来，我还真不好交代了，只好自己动手碎文件了。那人每天都带本武侠小说一直看到下班――他妈的，幸亏还认识几个字。”

97年春天，处里教育科姚科长高升成了副处长，调到行政处去了。这位姚副处长也很有意思：有一次参加省里组织的职工教育工作研讨会，住在一个有名的大酒店里，晚上安排了跳舞活动，姚副处长早早地就开始梳妆打扮，足足搞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用掉半瓶摩丝、浑身香味四溢、皮鞋象镜子般光亮。可是到了舞厅门口，看到那些“小姐”，心里顿时没了底，于是问别人：“这些小姐小费得多少？”同伴告诉按这里的档次他少说也要四、五百。“这么贵呀！”姚副处长感叹道，于是徘徊了一会又回房间去了。晚上同房的人回来，看到姚副处长已经睡了，睡梦中还在喃喃地说梦话：“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安全保卫……也很重要……”

处里给姚副处长开欢送会。我们行行政处不管行政，而是管福利发放、财务报销、司机等后勤工作，有钱。姚副处长很高兴，欢送会他做东，一顿饭吃掉2000元。吃完以后申处长说：“活动一下吧。”于是到了某娱乐城。上了三楼，发现走廊里密密麻麻地坐了足足50个以上的鸡。那年通货紧缩，鸡们的生意也开始不好做了。一看到前呼后拥的十几个客人，个个“精神为之一振”，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我一看是这个架势，心里暗暗叫苦。处长大人坐到包房里，妈咪赶紧进来介绍“小姐”。那妈咪长得十分漂亮，的确有倾城倾国之色。在挑选了十多个小姐以后，申处长笑眯眯地看着她说：你留下来陪我吧。那妈咪赶紧说：我是妈咪，不上台的。申处长很失望地“哦！”了一声，再也没多说。妈咪觉得过意不去，忙吩咐几个鸡说，一定要把客人招呼好！听了这话，坐在我身旁的鸡开始一下子躺过来了。我连忙站起身对申处长说：处长我请个假，我女朋友病了，我要去学校看看她。申处长看了看我，真的吗？怎么白天没听你说。我忙说姚副处长就要走了，我想给他饯了行再走。申处长这才同意我走，并指派司机小梁送我。我忙说不用了。由于走的慌里慌张，连包都忘了带。出的门来，看到走廊上两个妈咪在吵架，一个说，生意不好做，好不容易来了拨客人，你却一个人独占了，大家有钱得分着赚呀。看到我出来还以为我是来挑鸡的，又不吵了，一直目送我走下楼梯。到外面我才发现忘了皮包，又返身去拿，又看到她们争吵。一从里面出来，我长出一口气，马上给女友打了个电话汇报情况。第二天上班，处长一见我就问，你女朋友得了什么病？我说发烧了。他听了还是将信将疑。后来我们处一个刚被提为副处长的老张找我谈话，对我说，年轻人出淤泥而不染当然是对的，可是有时候也得讲究策略，也得随大溜，当出头鸟容易被打入另册，以后可要当心点啊。张副处长对我是一片爱护之心，说话也很策略，点到即止，可却让我不寒而栗。

从那以后，申处长再出去“活动”倒再不带我了。我也落得个悠闲自在。虽然我知道这对我的升迁是极为不利的，但是我当时已经实在不再想“升官”了。升了又如何？在这样肮脏腐败恶臭的粪坑里摸爬滚打，自己不就也成了蛆虫？我当时已经明白了，这些满嘴“党性”、“原则”，口口声声“无私奉献”的人，恰恰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一群。如果我真的“有幸”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拔”，那说明我离他们也不远了。
六
由于“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全行出现了“不适应工作者”辞职下岗的“可喜局面”。高学历的、血气方刚的大学生、研究生纷纷辞职、调出，我1995年参加知识竞赛的三个选手、一个领队中，转眼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其中一个硕士研究生，来行后就被分到城区支行做信贷员拉存款，由于不是本地人，本人又不善辞令，因此存款总是完不成任务，结果几乎每月只能拿到基本工资。他们支行行长还说：硕士有个屁用？都是些书呆子，拉不来存款，架子还挺大。那研究生也想走，临走时找我谈了话，他说自己不想每个月800块混下去了，自己的价值不止这么一点。我劝他好好想一想，行里真正的科班硕士研究生出身的还不多，日后可能会得到重用。他说他要去找行长谈谈，看看行长是否挽留，要是挽留就留下来。过了两天他来找我说，他找牛行长说自己想调走，牛行长只说了一句：好，去办手续吧。

面对这种情况，申处长却一点都不担心。他说，让他们走吧，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去留随他们的便。这些人不安心工作，成天要待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心里想，哼，人走了留下指标正好走后门不是？你是恨不得再多走几个。当然，俺没敢说出来。

在这种小气候的影响下，大家全都心灰意懒，都在暗暗找自己的退路。全处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我刚进人事处时感觉到的那些正气和勤于学习的风气荡然无存。当时我们处所有年轻人全都迷上了游戏，一个接一个地打，一边打游戏一边办公，有时候干脆把门一锁不办公，人事处变成了电子游戏厅。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打游戏，一直打到下班时两眼发黑地离开，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游戏的情节。至于申处长让我写的五花八门的“总结”、“汇报”材料，尽管我很能写，但是就是不想动笔，于是把以前的类似材料考出来改改时间、改改大标题糊弄他。有一次他忽然要一份以前的材料，他看了一会儿以后他跑到我办公室惊讶地对我说：咦？怎么今年的材料和去年一模一样？连里面的小标题都没改过来！说完回办公室了。过了一会又跑过来对我说，你可不能这样糊弄我呀！我挠挠头一笑表示歉意。

应当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好干部，我没有足够的胆量和这些人面对面斗争，因为自己还要在这里谋生。我只有靠消极怠工和跟他们唱对台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那几年行里频频举行各种各样的考试，有职称的、有上岗资格证的，我每次都监考。我心想，你们腐化堕落，凭什么来难为职工？职工考不上上岗资格有下岗的危险，决不能让你们得逞。于是凡是我监考的考场，全都出奇地宽松，我甚至冒着风险给职工们通风报信，让大家抄个痛快。尽管很多职工我一辈子可能就只见这一面，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后来我辞职到某公司以后，有一回到银行去办事，几个储蓄员小姑娘认出了我，感激地对我说，我们都记得你呢！你是好人！我心想，一生中有几个人记得我的好处，这辈子也算值了。
七
那年年底，又开始干部职工考核了。随着我的资历的加深，我也开始参与考核处级干部了。印象特别深的是在M支行那一次。我和申处长到了M支行，说明来意，马上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来给我们端茶倒水，很是热情。我以为她是一个勤杂人员或者秘书之类的角色，也没多理她。后来M支行的桂行长来了，召集了所有科级以上的干部来开会。我一看，哇，几乎全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刚才那个端茶的小姑娘就是支行办公室主任（正科级）！一看花名册，居然比我还要小一岁（我当年25岁）。桂行长先念自己的工作总结，基本上是表扬和自我表扬，最后无关痛痒地说了几点“不足”。接下来轮到诸位佳丽发言了，桂行长回避，诸位佳丽一个个单独跟我们谈话。在等待的空闲里，我问申处长说怎么这个行都是小丫头在当官？处长微微一笑说，这是桂行长的爱好，他无论走到哪里就提拔一批小丫头围着自己转。小丫头们进来发言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夸奖桂行长，比如“有魄力，勇于开拓”啦，“事业心强”啦，“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啦，“作风严谨、一丝不苟”啦，“正派廉洁、克己奉公”啦，“关心群众、平易近人”啦……等等，总之这世界上的一切美德都属于桂行长。当然啦，她们说桂行长也有缺点，不外乎三条：“有时有些急躁”、“不注意自己的身体”、“有时候对下属太苛刻”。听着仿佛是缺点，可是仔细一琢磨，“有些急躁”不是说他事业心强吗？“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是说他“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吗？那“有时候对下属太苛刻”不就是说他对下属要求严格吗？我一方面惊诧咱们中国词汇的丰富，另一方面也真佩服这些小丫头年纪不大，政治上却进步得这么快，提前成熟了。我暗自想：这桂行长每天也真叫爽啊，成天威风凛凛不说，还有一帮白领丽人众星捧月般围着转。只有一位“靠边站”的三十多岁的女“副科级调研员”发了牢骚，她说她刚来行的时候，是个女行长，只喜欢小白脸、奶油小生，自己没戏，熬了七、八年才到副科；等到自己人老珠黄了，又来了个男行长大力提拔小丫头，自己副科的位子还得给她们让出来，30多岁就成了“副科级调研员”。申处长听了笑得合不拢嘴。晚上桂行长为我们设宴接风，申处长乘着酒兴把这事当笑话拿出来讲了，引得哄堂大笑。我坐在一边，心想那个“副科级调研员”这下算是彻底完了。

回来把白天民主测评结果一统计，发现打100分的占绝大多数，一票60分，还有几票99分的，一平均，98分――真是接近十全十美了。我心想这“中层干部”都是桂行长一手提拔的，这些小丫头要是按正常程序混，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熬到现在这个份儿上，桂行长的特殊爱好使她们一步登天，怎能不心存感激？光调查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意见根本不能反映出真正的民意。但是调查了职工又能怎么样呢？申处长可以轻易地把某个职工的话告诉桂行长，那谁又敢说真话呢？说了真话又有什么后果呢？

去考核的大多数行情况大同小异。我们每次都空手而去、满载而归――不光是考核材料，而且也有各地的土特产。事实的确是这样，我不想隐瞒。作为文章作者我本可以把自己描绘成一朵鲜花，显示自己多么的廉洁，多么的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我不想那样做。我只想通过我的记述，让大家明白我们改革中真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根据考核要求，凡90分以上的都是“优秀”等次，我算了一下，90%以上的被考核的处级干部都很“优秀”，打80多分的都算是最少的了。这些人真的那么“优秀”吗？我想，银行里占全部资产总量40%的不良资产和频频爆出的大案可以说明问题。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1999年春节前夕，某个二级分行爆出了涉案资金达4个多亿的特大金融诈骗案件。这个二级分行的一个办事处，从办事处主任到看大门的老头全部勾结起来，采取多种野蛮的、巧妙的手法大量地放贷款：先以银行的名义高息集资，再按高息放给那些资金骗子，一切存、贷都以“帐外帐”进行体外循环。直到案发，这种勾当已经干了一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胆大包天的办事处主任居然连续五年被评为“优秀共 产 党员”，连续三年被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廉书记急得焦头烂额，连那年除夕夜和大年初一他都在审案子，几次因为劳累过度被送到医院。要命的是，这么大的案件发生，牛行长却不在家里――牛行长带着美貌的妻子到美国“考察”去了，要两个月才回来。两个月以后，显得神采飞扬的牛行长在机场得知了这个案件，当时就险些昏倒――因为他明白，这么大的案子一旦被暴光，自己的官运就算走到头了。此后一段时间里，牛行长显得憔悴多了，而且从不抽烟的他竟然变得烟不离口。接下来经过一年多的做假帐、挪用信贷资金填补了这笔亏空。牛行长到底是走运的，他又逃过了一劫。
八
申处长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各种“活动”了。虽然我没参加，但也听很多人谈起过。他似乎不担心被人说闲话，有时甚至到了公开的地步。某二级分行人事科李科长跟我私下里谈道，有一次他跟他们支行柳行长一人叫了一个“小姐”进包房“按摩”，李科长在外面等着。一个小时以后柳行长出来了，申处长还没出来，于是他们一起在外边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柳行长实在等的有些不耐烦了，咚咚咚地敲门大声嚷嚷说：你还有完没完？我先走了！让老李等你好了！又过了5分钟，申处长才出来，呵呵呵地笑着。

1997年底98年初，全国最后一次房改。申处长任分房小组主席。按理说分房子应该是行政处和工会的事，但是牛行长偏偏要把这个肥差让申处长来干，估计是很满意申处长的效劳，投桃报李吧。于是处长大人放下了手中的诸多改革大计，一心一意忙起分房子来。他是这么的忙，以至于在98年初的三个月里我们都没见过他几面，处里的日常工作由张副处长负责。

由于这次分房是“末班车”，怕以后赶不上了，我连忙和刚参加工作的女友拿了结婚证。这次分房也很怪，全部是暗箱操作。本来有个打分标准，把房源画个表贴出来，根据排序先后进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可是奇怪的是，这次采用“宣布”的形式：把职工叫进去，告诉你哪里有套房子，你要不要？这种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闹，结果闹的凶的、没后台的几个被贬到支行去了，吵的凶的有后台的挑到了好房子。我进行晚，排名靠后，也懒得吵闹，于是轮到我挑时他宣布“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楼，你要不要？”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事后才知道在分房子时候申处长还是照顾了我的。

廉书记又一次显示了高风亮节。他本来是副厅级，完全可以住面积240平方米的“行长楼”，可他却偏偏挑了一套150平方的处长楼，楼层也不怎么好。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放着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说我是纪委书记，要做出表率，按照国家政策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住这么大的房子已经是超标了，房子够住就行了，要那么大干什么？又不开舞会，另外我这人喜欢清净，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

有个30多岁的女副处长因为没结婚，申处长就给她分了一套90平方的两室一厅，而不是按标准应该得到的、107平米的三室一厅。她心里不服就跑去质问，申处长声色俱厉地反问道：闹什么闹？你看看你多少工龄？我多少工龄？你什么级别？我什么级别？你再看看我住多大房子？你有什么资格闹？！说的那人哑口无言――因为处长大人当时就住在107平方的三室一厅里。不过后来才知道，申处长早就跟牛行长商量好，自己住进我们纪委书记不要的那套240平方的“行长楼”了。

分房子还有个奇怪现象：领导们的司机房子好，行政处管伙食的科长房子好。伙食科长一人独占两套房子，其中一套就是我们申处长原来住的107平米的三室一厅。后来消息传出去引起了公愤，伙食科长不得已退出了其中的一套小的。原因何在？因为牛行长家里的一切吃、喝、用、度都是伙食科长用公款操办的，10多年风雨无阻。至于司机嘛就更不用多说了，几乎所有单位的小车司机都享有特权，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98年上半年，上边有个政策，职工误餐费在原来的150/月基础上上调150元。但是在人事、计财两个“改革家”的提议下、在“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改革”方针的指导下，在牛行长的大力支持下，这个费用变成了：行长、副行长级加450元/月，正处级加400元/月，副处级加/350元/月，正科级加200元/月，副科级加100元/月，一般职工加50元/月。看了这个“改革”方案，我非常愤怒地说：难道他们当行长处长的比一般职工多长了几个胃？需要这么多误餐费？管劳资的小郑科长回答说，那当然了，他们吃的多，拉屎放屁也多。没见那么多“改革新举措”出笼吗？

虽然“领导”们连一笔小小的误餐费都舍不得放过，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发扬谦虚的美德。那年省纪委让填报《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表》时，那些平时拿钱时从来就当仁不让的“领导”们却一个个忽然变得伟大的谦虚起来。他们由于忙于各种改革大计，当然没有时间亲自填这张小小的表格，于是就羞涩地指挥我们填“1500元/月”、“1353元/月”……，并注明“除此之外无其他收入来源”――这些表格居然就通过了，真不知道省纪委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那年夏天上边给劳资科来了个活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单位统计调查表》，我们拿去请示处长，要转发给各二级分行、支行填报。申处长说，咳，那么麻烦干什么，没事找事，你们几个看着办吧。说的轻巧，“我们几个”如何知道全省的详细情况？没办法只有信口胡诌。管劳资的小郑科长坐在计算机前敲数字，我在旁边“构思”数字，边打游戏边加班。我们的典型对话是：“22栏填多少？――390吧――390？多了点吧？――那就300――太整了吧――那就307吧，有零有整――好，就307，那23栏呢？”――就这么完成了这统计表。按最后期限报到统计局，发现我们竟然是第一家！再后来……我们接到了统计局的通知，评小郑科长为“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评我们单位是“先进集体”，要报先进材料。我们一听，哈哈大笑。我动笔写先进材料――可是有什么“先进事迹”呢？一边打游戏一边填报表？肯定不行。于是我大胆地展开想象，吸取了以往见过的“先进材料”的优点写到：“……小郑同志为了早日完成报表，骑着自行车冒着40度的高温奔走于各下属单位之间，晚上回来加班填报。有一次，由于连续加班48小时，他神情恍惚，回家时一头栽进了水沟里……还有一次，他忽然发烧到39度，仍然坚守岗位……终于出色地完成了统计任务”。写完以后给小郑看，他边看边笑边骂：“靠！你这哪里是表扬我，简直是在咒我啊？”后来材料报上去了，领回了一本鲜艳的证书和500元奖金，小郑请客大家吃了一顿。席间，我们自然又谈到了这套调查表，小郑一脸无奈地说，可怜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们正忙着汇总这些子虚乌有的数字，再报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决策参考呢。

那年秋天我还受申处长指派，跟计财处的“改革家”贾政兢一同去查处某二级行发奖金没有执行“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情况。到了一个办事处找职工谈话，一个职工冷冷地说：我们现在没什么钱。每个月900多块工资，孩子上学都要用掉一半多，水电煤气电话每月都是200多，剩下的还有多少？我爱人单位效益不好，一个月只300多块。支行好不容易发了人平1000块奖金，要按“级别”拉开，我们能有几个钱？你们还让不让人活了？！贾政兢一本正经地说，“钱多钱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分行制定政策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实现‘按贡献取酬’，你贡献大，可以多拿嘛！你们支行不执行就是不对的。”我在旁边听他的话实在忍不住了，来了个阵前倒戈，说道：“分行的政策本来就不合理！你们按级别发放，是搞级别的不平等！同一个级别上不也是平均主义吗？哪里是按‘贡献’取酬？打破了屁平均主义！”计财处的“改革家”压根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楞了半晌，才说道：这是分行党组研究决定的。我们的“联合稽查”不欢而散。后来贾政兢跑到处长那里狠狠告了我一状，申处长哈哈一笑，竟然没训我。
九
到了99年夏天，我们的新大楼终于落成了。即使在B市这个“发达地区”，这座大楼也属于绝对第一流的。但是大楼虽漂亮，却有一点令我们大惑不解――豪华气派的大门不是正朝大街而是背朝大街的，后门才是面朝大街。后来才知道，在大楼设计时，具有30年党龄的牛行长专门请了香港一位有名的风水先生实地勘测，该风水先生认为如果大门面朝大街会导致官路不畅，于是牛行长尊重风水先生的意见让大楼背朝大街。

牛行长位于48层的办公室奢华无比：他一个人占据了一层楼办公面积的1/3，其他四个副行长、秘书合计只占2/3。他的办公室是个宽大的套间，外间大约有300平米左右，地上铺着昂贵的意大利纯毛地毯；一个直径将近一米的、全铜架的立式地球仪显示出牛行长胸怀全国、放眼世界的不凡气度；阳台足有200平米大，牛行长经常在这里眺望无垠的大海。办公室的里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双人床，牛行长在忙完改革大计后可以在这里小憩；里面的全部家具都是法国进口的欧式雕花古典风格，充分显示出牛行长不俗的品位；在矮柜上，摆放着一台42寸、进口液晶屏幕电视，牛行长可以通过他随时关心国内外大事。牛行长总是自豪地说：全体职工都应该为这栋大楼自豪！是的，牛行长当然是有资格自豪的，因为就算我们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室，也未必能赶得上牛行长的。

虽然办公室如皇宫一般豪华，但牛行长还是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本色。比如那年九月向总行高级评委会申报高级职称时，因为那申报材料表格设计得很复杂，我就用B4复印纸做了相关的文件，一共弄了18套，分行中级评委会18个委员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页。按照惯例，我先向牛行长呈报。不料，牛行长突然勃然大怒，咆哮道：“怎么用这么大的纸？！还有没有节约观念？！这样下去再大的家业也得让你们败完！”接着，他给我指出了应该怎样节约：“拿回去，用A4的纸重新做！”我战战兢兢地领命，回到办公室里忙了一个下午，才又把这些评审材料用A4纸重新弄了18套，并把原来弄好的那些统统丢进了碎纸机。这次牛行长很满意。后来我把材料发给廉书记时，跟他说了这件事。廉书记略微沉吟一下说道：“用B4的纸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唉，以后注意吧。”

那次评审结束后，我把各位评委的投票结果进行了汇总，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20名准备申报总行高级评委会评选。当我把名单呈报给牛行长过目时，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于是他掏出笔，划掉了八个他不喜欢的人，又添上了八个他的亲信（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佘行长，他申报的是“高级政工师”），然后对我说就按他改的结果报――真是做到了“既有民主、又有集中”。
十
1999年春夏，中央部署开展处级以上干部“三讲”教育活动。作为中央在地方企业，我们行自然也不例外。当然，“三讲”活动的主要责任落在我们人事处组织部头上。申处长又忙了起来，带着我轮流到各地市进行“三讲”动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安排住在当地最豪华的宾馆里，有三星级就住三星级，有五星级就住五星级，我住标准间，而申处长则是一定要住套间的。每到吃饭时，就有一大堆仿佛从地下钻出来的陪客，喝酒闹酒，气氛热烈。这些陪客们虽然与我从来未曾谋面，但是一个个却显得与我非常熟谙，与我拍肩搭背、称兄道弟，简直像我的老熟人一样的亲近。还有人说我“官僚”，总是不经常到基层来体会他们的疾苦。

当然啦，菜是很丰盛的，乌龟、甲鱼已经成了非常普通的大路货，有鱼翅、燕窝、龙虾、鱼子酱才算得上有档次。我暗自想，两年没到下面来，看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已经跨越了“小康”，提前达到“富裕”了。谈话间，大家一致羡慕牛行长这人“火”特别好。K分行的钱行长总结牛行长一生是：“少年得志，中年丧妻，老年得子”，而且三个儿子都很有出息。钱行长感叹道，男人最大的运气都被牛行长占全了。他精辟的总结赢来了在座的一片赞同和羡慕的啧啧声。

申处长此时喝得醉眼朦胧，对钱行长说，你用不着羡慕牛行长，你的那座电站也是棵摇钱树啊！钱行长谦虚地说，哪里哪里，我只是个小股东，省电力局的张局长、王局长他们才算真的守着摇钱树呢！听了他们的谈话，我顿时觉得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申处长提到的钱行长的“摇钱树”是指国家在S省投资的一个大水电站。这个电站原来共有四台发电机组，后来省电力局的几个头头、电站的头头和钱行长他们合伙成立了一个私营的“金鑫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自己买了一台小机组装了上去。大家都知道，建一个水电站可不是光买台机组就能建成的，还有勘测选址、大坝建设、移民搬迁等一系列庞大的费用，而这个依附于大电站的“金鑫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却把这一切麻烦都免了，实在是一本万利。由于水力发电是受河流丰水期、枯水期限制的，丰水期好说，等到枯水期时，就以“水源不足”为理由把国家的大机组停下来，力保自己的小机组发电，真是旱涝保收，给股东们带来了滚滚红利。据说，钱行长当时出了200万元股本，算是里边最小的股东。

白天在大会上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晚上“公仆”们自然要轻松一下，要么“活动活动”筋骨，洗洗桑拿、做做按摩、跳跳黑灯舞；要么就是通宵达旦地打牌。一天申处长兴奋地告诉我说，昨晚他一个晚上就赢了3000多块。就这样，经过半年多的忙碌，我们行的干部全部顺利通过了“三讲”关，一次通过率高达100%，牛行长则理所当然地第一个过关。

“三讲”圆满结束以后，牛行长觉得有必要宣传一下自己了。于是，他请来了《B市日报》著名的记者艾传尧先生给自己做了篇专访。艾记者不愧是一代名记，笔头功夫确实了得。他在这篇题为《勇于开拓的金融家，职工心中的好家长》的专访中，首创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词汇、新提法。比如，艾记者写道：牛行长不但具有开拓精神，而且具有一种“发展机遇的捕捉能力”，并且断言“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家中也是罕见的”。 虽然艾传尧记者从没采访过任何一名职工，但是以他记者的职业敏感，还是觉察到了我们职工对牛行长的衷心爱戴，并且代替我们职工说出了如下心声：
啊，我们的领头人
多少功绩我们牢记在心中
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你是我们永远的老大！”
据后来负责联系此事的办公室孙科长说，为了这篇专访，行里付了八万现金元给艾记者和《B市日报》，还出钱让艾记者到欧洲五国“考察”了一个月。从那以后，我们私下里就不再叫牛行长为“行长”了，改叫“老大”。

“老大”所具有的天才般的“开拓能力”和“发展机遇的捕捉能力”，当然引起了很多刁民的嫉妒，因此举报信向雪片一样飞向各级检察机关和省、市纪委。于是，各种“检查组”、“审查团”、“审计小分队”走马灯般进驻我们行。本以为他们能查出什么问题，但是结果发现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老大”却依然稳如泰山。据说这是因为省、市里面都有人拼命保他。只是有一次，刚刚被提拔为审计处长的吴处长无意中说了一句：今年为应付审计和检查，光招待费就花了三百五十多万。

新世纪到了，大家都指望着“老大”能在新千年第一个春节发点奖金弥补一下自己生活的亏空。“老大”为了迎接新世纪而命令给职工每人做一套西服，并根据计财处贾政兢处长的建议为此扣1000元工资，每月扣二百块。一天下午，“老大”召集贾政兢、申处长在人事处办公室开会讨论年终奖问题，我做在他们边上不远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只听“老大”说，近来审计署对我们查得很紧，今年过年就少发点钱，免得引起审计署注意。“人平1000吧。”“老大”说道。贾政兢赶紧插话说：按人平一千计算的话，光机关就要七十万，也是笔不小的数字，最好只发五百元，总额三十多万就不算啥了。“老大”听后点头称是。这次，申处长很难得地为职工说了句话：“五百块太少了吧。这几年职工收入下降很厉害，据我了解，很多职工扣了行服钱以后一个月只剩了六百多块，过年就多发一点吧。”这时只听到“老大”一声尖叫：“五百块还嫌少？！比下岗工人强多了！就这么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给！”就这样，我领到了千禧年的年终奖――五张“蓝精灵”。

那年全行春节联欢会上，“老大”兴致勃勃地高歌了两曲：一首名字叫《迟来的爱》，大家都听得出来，那是献给他年龄可以做他女儿的爱妻小曹的；另一首《走进新时代》，显示出“老大”踌躇满志的豪迈气概。
十一
我在那大楼里呆了几个月，算是当了回“现代都市白领”，尽管我腰包里空空如也，每天在这里靠喝西北风过日子。我心中对这些“改革家”们实在是深恶痛绝，也实在不想在这个半死不活的黑暗之地虚度光阴了，所以狠了狠心，离开了那里，离开了跟我朝夕相处四五年的同事们。同事们给我饯行时气氛很沉闷，申处长也来了，那天他喝了很多酒，动了感情。他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骂我，甚至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不计较，我从来也没有打击报复过他们……其实，难道我就不想象老廉那样留下个好名声、干出一番事业吗？可是，无论精心准备多长的计划和思路，牛行长一句话就屁也不是了，你看老廉现在每天不也很消极吗？牛行长不需要干事的人事处长，他只需要一条听话的狗。我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成天还被牛行长象训孙子一样训斥，我没自尊吗？我能怎么办？后来，我也想开了，当了处长又能怎么样？当了行长又能怎么样？都一样！人活着，就得图个快活，什么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觉得快活就行了，老廉名声比我好，可他也为名声所累，事事放不开。接着他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有才干，出去闯闯吧，兴许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我也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但是这里确实不适合你。

申处长的这番话使我很意外，立刻冰释了我对他所有的愤恨与不满，还激起了我对这里的一丝忧伤和留恋，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毕竟有那么多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同事和朋友。我甚至多少有些同情申处长的处境，回想起申处长给过我的一些照顾、爱护和关心；回想起申处长曾和我促膝谈心，说自己正读书时遇到文化大革命，一辈子苦于没有文化，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一定不要忘记继续深造。我忽然觉得，申处长也不那么令人憎恨了，他只不过是扭曲的权力大树结出的一个苦涩的果实，不过是一个牺牲品。只是他在应该做出反抗和抉择的时候，没有勇气与这种官场的庸俗习气决裂和斗争，而是选择了随波逐流。

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为了谋生四处奔波，比起以前来辛苦得多，地位也没以前那么高，但是我的心情却舒畅多了，收入也渐渐多了起来。半年以后，我得知牛行长因为涉嫌集团走私大案被逮捕――全省上至省、市领导，下至海关的办事员被抓进去好几百个。还听说申处长也因靠山的倒台而被人举报，说他在分房子过程中收受贿赂，遭到撤职查办。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一丝欣慰，毕竟算是恶有恶报；但同时我也很悲伤――因为我知道，虽然牛行长、申处长倒下去了，但在我们祖国辽阔的土地上，还有千千万万个牛行长、申处长们正在高举改革的大旗，暗中破坏我们的改革大业呢。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文章来源：
http://202.99.23.235/cgi-bbs/ReadFile?whichfile=597&typeid=21&filetype=Elite

 

[USD]

文章里说的内容很贴近现实生活啊！这些和我在国内银行里的所见所闻基本差不多，有些地方比我亲眼看到的还有差距，应该与时俱近加强学习。中国的银行体制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选用程序就是这样，中国的现时社会就是这样，上面这种现象又不是这些领导自己发明出来的，如果不这样做也做不成领导，人往高处走，你想洁身自好靠工作成绩来向上爬，对不起我们这里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聪明办事牢靠的自己人。你问什么什么是自己人，你要是聪明人的话，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共产党的官主要的决定是要和上面的要保持一致，工作能力强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凭什么用你？干部提升为什么选你？我们还是很讲民主的，你要是不上路，我们不强人所难，俗话说惹不起，躲的起，你要是想躲，下面这么多年轻同志需要锻炼，你主动让位给年轻人，我们欢迎啊。

 

[Tina_baby]

中国社会真的是这样吗？

 

[hxp417]

最初由 Tina_baby 发布
中国社会真的是这样吗？

Tina宝贝...... 嘿嘿，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