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很多人议论毛泽东，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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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作者：金辉
来源：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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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上海《社会》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
一、推论：在公布数字的背后
1959年-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但是，对于在这一“自然灾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一数字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1]
这是一段被尘封的灾难历史。这是一幕不应该忘记的历史悲剧。
本文旨在推测中国1959-1961年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本文推测所依据的资料，均为权威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下面，笔者将主要通过对两组数字（见表1、表2）的比较分析，并运用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逐步推导出本文的主要推论。
请读者注意一下表1中1959、1960、1961年这三年的总人口和表2中相应年份的自然增长率：1960年较1959年净减人口1000万，实际负增长率是15.10‰，而公布的负增长率只是4.57‰；1961年又净减人口348万，应为负增长5.28‰，却公布为正增长3.78‰。为了更清楚，笔者列出了表3，抄录了表1的总人口数和表2的公布自然增长率，并给出了相应的几个补充数字。
误差太大了。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图1画出了表3的公布自然增长率和按公布总人口算的自然增长率这两种曲线，这就更一目了然。
如此巨大的误差当作何解释呢?
笔者不相信这是统计中的疏忽，也不相信这是一种偶然的误差。我们这个世界上大概还从来没有过如此草菅人命的疏忽和误差，动辄搞掉它几百万人甚至更多。即如1960年两种增长率之差的10.53‰，就意味着697万人，即使三年中误差最小的1959年的7.86‰，也还等于528万人哪。
让我们试试看，能否多少逼近那铁幕之后尘封了30多年的历史真相。
初步来看，那三年中公布的总人口数比公布的自然增长率也许稍微接近真实，虽然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诸如1960年比上年不多不少恰恰减少了1000万之类的数字，它大概经过了“技术处理”。但我们第一步的分析，依然只能依据这些公布的数字，包括明显失真的数字。
从给出的总人口看，1950
1958这9年间，中国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1800多万的速度增长着。其间公布增长率为年均20.90‰，而按公布总人口测算，这9年的年均自然增长率则为21.68‰。若按21.68‰的速率，则1959年应净增人口1431万，总人口应达67425万；而公布总人口为67207万，相差218万。1960年应净增人口1462万，而公布总人口却净减1000万，相差2462万。1961年应继续净增1494万，而总人口又净减少348万，相差1842万。三年累计为4522万人。
4522万为1959-1961三年应增人口与实际人口之差，或者说三年少增加人口4522万人。
说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最直观的就是看年度总人口的减少数。1960年总人口净减1000万，1961年又净减348万，两年累计1348万。它可以作为推论一――
三年灾难时期，仅1960-1961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最低也在1348万以上。
但是，这1348万仅仅是公布的总人口的净减数字。在出生率较高的情况下，只有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才会导致总人口的负增长。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增减值＝非正常死亡值
若按公布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计算，1960年总人口仅减少307万，1961年总人口竟为增加249万，与公布之总人口相去甚远，故公布的“三率”均不可信。但在这一步的分析中，我们暂且利用公布的出生率。按公布出生率，1960年出生了1381万人（66207万×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万人（65859万×0.01802），两年中共出生了2568万人。
再看正常死亡率。从公布的死亡率看，整个50-60年代，除了1958-1961年和1964年这5年之外，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呈现一条迅速而平稳的下降曲线。各年的千分点分别为:1950--18，1951--17.8，1952--17，1953--14，1954--13.18，1955--12.28，1956--11.40，1957--10.80，1962--10.02，1963--10.04，1965--9.50，1966--8.831967--8.43……。因此，我们取1956、1957和1962、1963年的平均值10.57作为1959-1961年间的“正常死亡率”的值，应该说并不是过低而是还稍稍偏高。按此计算，1960年正常死亡数为699万（66207×0.01057），1961年为696万（65859×0.01057），两年累计为1395万。
2568万（出生人口）－1395万（正常死亡数）＋1348万（净减总人口）＝2521万（非正常死亡）
可见，19601961年两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达2521万。
还有1959年。我们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与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为4.02，即使这样，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亦达270万（67207×0.00402）。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二――
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2791万（2521万＋270万）。
下面我们根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来看一下几个省份的情况。
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8349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万人。[2]
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1957年间，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3]
河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2385073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1959年，河南年均增长106万人。[4]
山东省1959-1960年总人口净减234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5.10‰，该省1950-1958年间年均增加98万人。
湖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183.97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50.39‰，该省1954
1959年间平均增长65万人。
广西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约100万，而19521958年间年均增加42万人。
在1958-1962年期间，总人口出现年度负增长的省区还有：甘肃、贵州、青海、江苏、湖北、宁夏、云南、河北和辽宁。从公布数字统计，这15个省区的净减人口之和超过了2100万。这个数字，比公布的全国总人口净减数还多750多万，超出55％以上。不难想象，实际的非正常死亡总人数肯定相当惊人。
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各省区、各部分之间对于总人口增减的相互补偿、抵销的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比如男女之别。
按表1中公布的男、女人口数，1960年全国男性净减607万人，女性净减393万人；1961年男性再净减403万，而女性却增长了55万人。分别看最高值，两年中男性净减为1010万人，女性在1960年一年中净减393万人。两者之和为1403万人，它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总人口净减数1348万高出55万，亦即被1961年女性增加值所“消化”的数。
它还告诉人们：三年灾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约为5∶2。在那遍野的饿殍中，每7具尸体里就有5名男同胞。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非正常死亡相对更为严重的中国农村。
再看表1和表2，请注意三年中城、乡人口增减和市、县“三率”的区别。城乡人口逐年变化中包含了城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有用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之后的自然增长率，才能算出其人口增减。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公布的“三率”不可信，但它仍然可以提供出一个参考值。三年中，即使在全国人口锐减最甚的1960年，全国市镇人口仍保持了正增长率。虽然1959-1961年市镇的公布死亡率也比1956-1957年平均值7.95分别高出了2.97、5.82、3.44个千分点，即三年中市镇非正常死亡约为157万人，但市镇人口按公布增长率算仍增加了约545万人。而1958年底至1961年底，三年中全国总人口是负增长135万人，这即意味着仅仅中国农村那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人。
推论二的2791万加上这680万，得到推论三――
三年灾难中，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3471万。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首次发布的有关三年灾难期间中国总人口及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此后历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均沿用相同的数字），可以说是相互矛盾漏洞百出。也许，在难度很大的人口统计中，难免有多报漏报、统计误差、计算失准等各种因素。但是，笔者可以断言，这组误差如此之大的数据，肯定不全部是原始数据，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真假相间虚实结合的信息，虽然我们目前也许尚未能精确地完全破译它。
从表3和图1，还可以发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误差，并不限于三年灾难期间。从那三年前推两年（1957、1958年）和后续三年（1962-1964年），误差都相当之大。比如1957年和1958年，公布的自然增长率与按公布总人口算的增长率误差就达5.0和3.08个千分点。
笔者将1953-1965年间公布的总人口、公布的自然增长率和表3中列出的补充数据，经过反复正向和逆推的演算，发现这些数据虽然在表面上充满了矛盾，但它们之间又确实有着自身的规律和内在的逻辑。所有公布的数据，包括误差最大的1960年和1961年的总人口净减数字（1000万、348万）及其不着边际的相关增长率，看来都不是“随意”给出的。有些数据尽管明显是矛盾的虚假的，但是，它们却极为微妙地在暗中指点迷津，使人通过这些虚假数据搭起的桥，而最终能够寻找到原始的真实之所在。
我们暂且越过三年灾难时期往后看，就会发现公布的数据误差一直持续到1962、1963、1964年，直到1965年以后，才多少有了一点实事求是的意思。但这马上又有了一个问题。在按公布总人口计算的增长率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1962年21.34、1963年27.14、1964年18.82），又大幅度提高了公布增长率，分别多出了5.65、6.19、8.82个千分点。为什么呢？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以1961年底公布的总人口，再按这几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那么1964年底的中国人口就应为71823万，而不是公布的70499万。两者之差为1324万。这1000多万人难道飞到月球上去了吗？1964年7月1日，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和各种分项统计应该认为都是基本准确的。况且，到1964年时那三年灾难已经成为过去，似乎也没有再继续修饰什么的必要了。但是，人们为什么要无端地极力夸大中国人民的生殖能力呢？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向来是比较谦虚，并且在公布这些数据的80年代计划生育已成为基本国策。这就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解。
假定一，经过人口普查之后的1964年底总人口70499万是基本真实的。
假定二，1962-1964年的公布自然增长率也是基本真实的。（笔者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数据中保留下了这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
种种迹象表明，三年灾难过后，中国的人口有了一个补偿性的超常增长的时期。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公布的数字，湖南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长率为27‰，年均增加人口100万以上；四川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长率达35‰，年均增加人口206万；安徽省1962、1963年平均增长率更达43‰，年均增加人口122万多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全国人口经过几年的迅速增长，到1964年底达到了70499万。
显然的，三年灾难时期中国总人口的最低点要比公布的数字低得多。我们只要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
1963年底――68603万（70499÷1.02764）；
1962年底――66390万（68603÷1.03333）；
1961年底――64645万（66390÷1.02699），甚至更低。
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
并不仅仅是在1962-1964年的公布增长率这一组数字中暗示了1200多万的误差。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再来看两组数字。以1959年公布总人口67207万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计算到1964年，结果比同年公布总人口70499万多出2736万；而若以70499万为基数，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递减到1959年，则比同年公布总人口少2511万。2736万与2511万两数平均为2624万。
还有，1960年公布死亡率25.43，亦即1684万（66207×0.02543），1961年公布死亡率14.24，即938万（65859×0.01424），两数之和为2622万。其与前边数值2626万和2624万的“巧合”，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不是当年的死亡率，而是总人口的净减值。
上述几组自相矛盾、误差极大的数字，却都指向同一个数值，它们显然就不是什么“误差”了，而分明是假中含真、由假寻真的路标。除非谁能对这些“一塌糊涂”的数字另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在此，笔者则认定这2620余万是1960年和1961年间全国总人口的净减值。[5]
由此推定，全国1961年底的实际总人口，还不及1957年底的总人口。4年间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约为负增长60余万。前推4年，1957年底比1953年底净增人口5857万；后推4年，1965年底比1961年底按公布数净增人口6679万，而实际上可能增加了7950余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
推论二中的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1270余万，便有了推论四――
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灾难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
40,000,000人――无声无息消失的四千万人。
＝439枚广岛原子弹杀伤的人口。
＝三年中每周爆发一场唐山大地震。
三年――4000万，这无疑是人类生命史上单位时间内最大的人口减员。
在人类历史上，地震、洪水、瘟疫、饥荒和战争，常常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但全球有史以来数百次灾难性大地震，吞嗜的生命总数也不超过500万人（中国人则独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再严重的水灾，亦极少有亡人百万人级规模的。
1987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规定本世纪最后十年为国际减灾十年。据专家估计，在近20年中，全球的自然灾害（热带气旋、地震、洪涝、龙卷风、火山、滑坡、海啸等）造成了大约280万人的死亡。
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欧洲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据说夺去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
饥荒则频繁和恐怖得多。80年代中期非洲大饥荒，使数百万人丧生。18世纪南亚大饥荒、19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大饥荒，据估计亡人都达到上千万的创纪录规模。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5年，死亡840万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动侵华战争，8年中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年间，全世界总共有4000
6000万人死于战火，平均每年不到1000万人。
然而，我们中国，却在和平的年代，在安定的时期，在风调雨顺的岁月中，消失了数千万人。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6]
悲兮，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我们无声无息的同胞。
注释
[1]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2]据60年代末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将军的一位秘书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张先生的一位老战友问:你们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到底多少人?张先生伸手做了一个“八”字的手势。“8万？”张先生摇摇头。“80万？”张先生又摇摇头。“?……”对方骇然了。张国华先生低声道:“800万。”若四川总人口净减就为620多万，那么非正常死亡的总数肯定在800万以上。
[3]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难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当年整顿时安徽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
[4]据作家苏晓康等先生在纪实文学《乌托邦祭──1959年庐山之夏》中披露，三年灾难中，仅河南省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多万人”。
[5]“破译”到这一步，笔者已经毫不怀疑制作这些数字的统计人员的良知和智慧。如果仅仅是奉命“做假帐”，那么很容易将其做得“天衣无缝”，而不会留下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故意把假帐做成表面上的烂帐，却在其中隐含了巨大的历史真实，这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另外，根据前面破译过程中的规律，即1960、1961年的数字中包含了自身的真实并通过1962-1964年的数字相印证，那么，1959年及1957-1958年的数字则同样暗示出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大约为550万。
[6]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6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二、考证：是“三年自然灾害”么
“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的那场灾难，都会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道、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说法，无一例外地都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最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80年代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
说明一下表4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从表4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的正常年或是灾年。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
如果除去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为2232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为68、1957年为67、1962年为74、1963年为89、1978年为97、1979年为67、1981年为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72。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的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其实，从气象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分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的，它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1895-1979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5，选择的年份与表4相同。其中：－2度为涝，－1度为偏涝，0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1度为偏旱，2度为旱。一般而言，－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销。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干旱”，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5显示，1959-1961年期间，中国大地上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
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
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在后面的附录中，我们将会看到安徽省凤阳县关于种种人为灾难的原始记载，将会深切理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难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作者：金辉
来源：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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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上海《社会》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
一、推论：在公布数字的背后
1959年-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但是，对于在这一“自然灾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一数字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1]
这是一段被尘封的灾难历史。这是一幕不应该忘记的历史悲剧。
本文旨在推测中国1959-1961年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本文推测所依据的资料，均为权威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下面，笔者将主要通过对两组数字（见表1、表2）的比较分析，并运用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逐步推导出本文的主要推论。
请读者注意一下表1中1959、1960、1961年这三年的总人口和表2中相应年份的自然增长率：1960年较1959年净减人口1000万，实际负增长率是15.10‰，而公布的负增长率只是4.57‰；1961年又净减人口348万，应为负增长5.28‰，却公布为正增长3.78‰。为了更清楚，笔者列出了表3，抄录了表1的总人口数和表2的公布自然增长率，并给出了相应的几个补充数字。
误差太大了。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图1画出了表3的公布自然增长率和按公布总人口算的自然增长率这两种曲线，这就更一目了然。
如此巨大的误差当作何解释呢?
笔者不相信这是统计中的疏忽，也不相信这是一种偶然的误差。我们这个世界上大概还从来没有过如此草菅人命的疏忽和误差，动辄搞掉它几百万人甚至更多。即如1960年两种增长率之差的10.53‰，就意味着697万人，即使三年中误差最小的1959年的7.86‰，也还等于528万人哪。
让我们试试看，能否多少逼近那铁幕之后尘封了30多年的历史真相。
初步来看，那三年中公布的总人口数比公布的自然增长率也许稍微接近真实，虽然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诸如1960年比上年不多不少恰恰减少了1000万之类的数字，它大概经过了“技术处理”。但我们第一步的分析，依然只能依据这些公布的数字，包括明显失真的数字。
从给出的总人口看，1950
1958这9年间，中国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1800多万的速度增长着。其间公布增长率为年均20.90‰，而按公布总人口测算，这9年的年均自然增长率则为21.68‰。若按21.68‰的速率，则1959年应净增人口1431万，总人口应达67425万；而公布总人口为67207万，相差218万。1960年应净增人口1462万，而公布总人口却净减1000万，相差2462万。1961年应继续净增1494万，而总人口又净减少348万，相差1842万。三年累计为4522万人。
4522万为1959-1961三年应增人口与实际人口之差，或者说三年少增加人口4522万人。
说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最直观的就是看年度总人口的减少数。1960年总人口净减1000万，1961年又净减348万，两年累计1348万。它可以作为推论一――
三年灾难时期，仅1960-1961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最低也在1348万以上。
但是，这1348万仅仅是公布的总人口的净减数字。在出生率较高的情况下，只有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才会导致总人口的负增长。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增减值＝非正常死亡值
若按公布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计算，1960年总人口仅减少307万，1961年总人口竟为增加249万，与公布之总人口相去甚远，故公布的“三率”均不可信。但在这一步的分析中，我们暂且利用公布的出生率。按公布出生率，1960年出生了1381万人（66207万×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万人（65859万×0.01802），两年中共出生了2568万人。
再看正常死亡率。从公布的死亡率看，整个50-60年代，除了1958-1961年和1964年这5年之外，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呈现一条迅速而平稳的下降曲线。各年的千分点分别为:1950--18，1951--17.8，1952--17，1953--14，1954--13.18，1955--12.28，1956--11.40，1957--10.80，1962--10.02，1963--10.04，1965--9.50，1966--8.831967--8.43……。因此，我们取1956、1957和1962、1963年的平均值10.57作为1959-1961年间的“正常死亡率”的值，应该说并不是过低而是还稍稍偏高。按此计算，1960年正常死亡数为699万（66207×0.01057），1961年为696万（65859×0.01057），两年累计为1395万。
2568万（出生人口）－1395万（正常死亡数）＋1348万（净减总人口）＝2521万（非正常死亡）
可见，19601961年两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达2521万。
还有1959年。我们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与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为4.02，即使这样，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亦达270万（67207×0.00402）。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二――
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2791万（2521万＋270万）。
下面我们根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来看一下几个省份的情况。
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8349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万人。[2]
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1957年间，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3]
河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2385073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1959年，河南年均增长106万人。[4]
山东省1959-1960年总人口净减234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5.10‰，该省1950-1958年间年均增加98万人。
湖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183.97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50.39‰，该省1954
1959年间平均增长65万人。
广西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约100万，而19521958年间年均增加42万人。
在1958-1962年期间，总人口出现年度负增长的省区还有：甘肃、贵州、青海、江苏、湖北、宁夏、云南、河北和辽宁。从公布数字统计，这15个省区的净减人口之和超过了2100万。这个数字，比公布的全国总人口净减数还多750多万，超出55％以上。不难想象，实际的非正常死亡总人数肯定相当惊人。
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各省区、各部分之间对于总人口增减的相互补偿、抵销的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比如男女之别。
按表1中公布的男、女人口数，1960年全国男性净减607万人，女性净减393万人；1961年男性再净减403万，而女性却增长了55万人。分别看最高值，两年中男性净减为1010万人，女性在1960年一年中净减393万人。两者之和为1403万人，它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总人口净减数1348万高出55万，亦即被1961年女性增加值所“消化”的数。
它还告诉人们：三年灾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约为5∶2。在那遍野的饿殍中，每7具尸体里就有5名男同胞。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非正常死亡相对更为严重的中国农村。
再看表1和表2，请注意三年中城、乡人口增减和市、县“三率”的区别。城乡人口逐年变化中包含了城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有用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之后的自然增长率，才能算出其人口增减。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公布的“三率”不可信，但它仍然可以提供出一个参考值。三年中，即使在全国人口锐减最甚的1960年，全国市镇人口仍保持了正增长率。虽然1959-1961年市镇的公布死亡率也比1956-1957年平均值7.95分别高出了2.97、5.82、3.44个千分点，即三年中市镇非正常死亡约为157万人，但市镇人口按公布增长率算仍增加了约545万人。而1958年底至1961年底，三年中全国总人口是负增长135万人，这即意味着仅仅中国农村那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人。
推论二的2791万加上这680万，得到推论三――
三年灾难中，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3471万。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首次发布的有关三年灾难期间中国总人口及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此后历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均沿用相同的数字），可以说是相互矛盾漏洞百出。也许，在难度很大的人口统计中，难免有多报漏报、统计误差、计算失准等各种因素。但是，笔者可以断言，这组误差如此之大的数据，肯定不全部是原始数据，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真假相间虚实结合的信息，虽然我们目前也许尚未能精确地完全破译它。
从表3和图1，还可以发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误差，并不限于三年灾难期间。从那三年前推两年（1957、1958年）和后续三年（1962-1964年），误差都相当之大。比如1957年和1958年，公布的自然增长率与按公布总人口算的增长率误差就达5.0和3.08个千分点。
笔者将1953-1965年间公布的总人口、公布的自然增长率和表3中列出的补充数据，经过反复正向和逆推的演算，发现这些数据虽然在表面上充满了矛盾，但它们之间又确实有着自身的规律和内在的逻辑。所有公布的数据，包括误差最大的1960年和1961年的总人口净减数字（1000万、348万）及其不着边际的相关增长率，看来都不是“随意”给出的。有些数据尽管明显是矛盾的虚假的，但是，它们却极为微妙地在暗中指点迷津，使人通过这些虚假数据搭起的桥，而最终能够寻找到原始的真实之所在。
我们暂且越过三年灾难时期往后看，就会发现公布的数据误差一直持续到1962、1963、1964年，直到1965年以后，才多少有了一点实事求是的意思。但这马上又有了一个问题。在按公布总人口计算的增长率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1962年21.34、1963年27.14、1964年18.82），又大幅度提高了公布增长率，分别多出了5.65、6.19、8.82个千分点。为什么呢？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以1961年底公布的总人口，再按这几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那么1964年底的中国人口就应为71823万，而不是公布的70499万。两者之差为1324万。这1000多万人难道飞到月球上去了吗？1964年7月1日，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和各种分项统计应该认为都是基本准确的。况且，到1964年时那三年灾难已经成为过去，似乎也没有再继续修饰什么的必要了。但是，人们为什么要无端地极力夸大中国人民的生殖能力呢？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向来是比较谦虚，并且在公布这些数据的80年代计划生育已成为基本国策。这就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解。
假定一，经过人口普查之后的1964年底总人口70499万是基本真实的。
假定二，1962-1964年的公布自然增长率也是基本真实的。（笔者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数据中保留下了这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
种种迹象表明，三年灾难过后，中国的人口有了一个补偿性的超常增长的时期。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公布的数字，湖南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长率为27‰，年均增加人口100万以上；四川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长率达35‰，年均增加人口206万；安徽省1962、1963年平均增长率更达43‰，年均增加人口122万多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全国人口经过几年的迅速增长，到1964年底达到了70499万。
显然的，三年灾难时期中国总人口的最低点要比公布的数字低得多。我们只要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
1963年底――68603万（70499÷1.02764）；
1962年底――66390万（68603÷1.03333）；
1961年底――64645万（66390÷1.02699），甚至更低。
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
并不仅仅是在1962-1964年的公布增长率这一组数字中暗示了1200多万的误差。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再来看两组数字。以1959年公布总人口67207万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计算到1964年，结果比同年公布总人口70499万多出2736万；而若以70499万为基数，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递减到1959年，则比同年公布总人口少2511万。2736万与2511万两数平均为2624万。
还有，1960年公布死亡率25.43，亦即1684万（66207×0.02543），1961年公布死亡率14.24，即938万（65859×0.01424），两数之和为2622万。其与前边数值2626万和2624万的“巧合”，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不是当年的死亡率，而是总人口的净减值。
上述几组自相矛盾、误差极大的数字，却都指向同一个数值，它们显然就不是什么“误差”了，而分明是假中含真、由假寻真的路标。除非谁能对这些“一塌糊涂”的数字另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在此，笔者则认定这2620余万是1960年和1961年间全国总人口的净减值。[5]
由此推定，全国1961年底的实际总人口，还不及1957年底的总人口。4年间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约为负增长60余万。前推4年，1957年底比1953年底净增人口5857万；后推4年，1965年底比1961年底按公布数净增人口6679万，而实际上可能增加了7950余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
推论二中的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1270余万，便有了推论四――
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灾难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
40,000,000人――无声无息消失的四千万人。
＝439枚广岛原子弹杀伤的人口。
＝三年中每周爆发一场唐山大地震。
三年――4000万，这无疑是人类生命史上单位时间内最大的人口减员。
在人类历史上，地震、洪水、瘟疫、饥荒和战争，常常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但全球有史以来数百次灾难性大地震，吞嗜的生命总数也不超过500万人（中国人则独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再严重的水灾，亦极少有亡人百万人级规模的。
1987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规定本世纪最后十年为国际减灾十年。据专家估计，在近20年中，全球的自然灾害（热带气旋、地震、洪涝、龙卷风、火山、滑坡、海啸等）造成了大约280万人的死亡。
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欧洲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据说夺去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
饥荒则频繁和恐怖得多。80年代中期非洲大饥荒，使数百万人丧生。18世纪南亚大饥荒、19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大饥荒，据估计亡人都达到上千万的创纪录规模。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5年，死亡840万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动侵华战争，8年中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年间，全世界总共有4000
6000万人死于战火，平均每年不到1000万人。
然而，我们中国，却在和平的年代，在安定的时期，在风调雨顺的岁月中，消失了数千万人。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6]
悲兮，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我们无声无息的同胞。
注释
[1]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2]据60年代末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将军的一位秘书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张先生的一位老战友问:你们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到底多少人?张先生伸手做了一个“八”字的手势。“8万？”张先生摇摇头。“80万？”张先生又摇摇头。“?……”对方骇然了。张国华先生低声道:“800万。”若四川总人口净减就为620多万，那么非正常死亡的总数肯定在800万以上。
[3]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难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当年整顿时安徽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
[4]据作家苏晓康等先生在纪实文学《乌托邦祭──1959年庐山之夏》中披露，三年灾难中，仅河南省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多万人”。
[5]“破译”到这一步，笔者已经毫不怀疑制作这些数字的统计人员的良知和智慧。如果仅仅是奉命“做假帐”，那么很容易将其做得“天衣无缝”，而不会留下诸多显而易见的漏洞；故意把假帐做成表面上的烂帐，却在其中隐含了巨大的历史真实，这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另外，根据前面破译过程中的规律，即1960、1961年的数字中包含了自身的真实并通过1962-1964年的数字相印证，那么，1959年及1957-1958年的数字则同样暗示出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大约为550万。
[6]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6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二、考证：是“三年自然灾害”么
“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提到1959─1961年的那场灾难，都会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道、党政文件到后来的各种说法，无一例外地都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最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80年代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
说明一下表4对年份的选择。除了1959-1961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1958年、1962-1964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从表4看，1959-1961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的正常年或是灾年。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1959-1961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
如果除去那三年，从1949-1983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1968、1972、1977和1980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为2232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为68、1957年为67、1962年为74、1963年为89、1978年为97、1979年为67、1981年为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72。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的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个“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
其实，从气象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分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的，它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1895-1979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5，选择的年份与表4相同。其中：－2度为涝，－1度为偏涝，0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1度为偏旱，2度为旱。一般而言，－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销。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干旱”，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5显示，1959-1961年期间，中国大地上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
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
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1895-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
我们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
笔者认为，《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比《受灾和成灾面积表》更能准确地说明本来意义上的自然灾害的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9000万人去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们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在后面的附录中，我们将会看到安徽省凤阳县关于种种人为灾难的原始记载，将会深切理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难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在规模上要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和经济合作组织。
新的公社可能包括10―20个村，平均总人口约5000人，一般相当于几个当地的集市。
这样的大单位在其区域内有很多公共财产――田地、牲口、工厂，等等。那些农民
一直认为不可剥夺的私人财产，如首饰、炊具、甚至屋里的金属门栓，也经常擅自
被拿到落后的炼炉上熔化来生产钢，或者卖掉为发展新的公共经济提供经费。人民
公社空前的规模使得管理成为一个难题。公社指挥部是决策的中心，对公社范围内
的工程，如如何实施水利建设或炼钢，或者关于种什么作物，在哪儿种以及怎么种
等事项作出决策。然后，指挥部从公社的各个村中选派排组和队（军事术语，管理
公社确实需要一种集体合作和高度统一的精神）的人去干。总部为数不多的干部，
在时间非常紧的情况下，怎么决定哪些民工干哪些活？由于不可能对这种事情作出
非常准确的判断，因此大量劳动力浪费掉了。指挥部的干部也不可能知道每个民工
所干的工作以及应该付给他们多少报酬，因此每个人得到的都一样。1958年秋，在
第一个成立公社的热潮期间，为了摆脱剥削，刮起了“共产风”（村民们现在还这
样叫），这种想法叫人难以理解，其后果实际上是爆炸性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
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至此，政府的口号不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
需分配”。
起初，相当多的农民好像欢迎这股共产风。确实，在某些地方，这种狂热有点
类似于中国历史上当起义领袖号召农民起来造反，许诺即将建立的新世界会给他们
带来好处时的周期性热情一样，在这种情形下，有充裕的食物经常是人们最主要的
梦想，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农民陶醉于这个梦想而幸福地忘我工作。当所有人不用
付钱，都可以到公社食堂随便吃以后，似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变成了现实。广东的
一位农民对看似丰富的免费吃饭制度至今记忆犹新，“我们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啊，
开始的时候，我们吃得都很胖，我们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都可以到公社食堂
里去吃。”公社运动的早期被一些农民叫做“吃光”阶段，因为一个人一天经常要
到公社食堂去吃五六顿。
但这种无节制消费的梦想不久变成了一个恶梦。高层领导下达指示，要求试行
不切实际的新耕作方法。那些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地方领导被说成是“右倾”。面对
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只好谎报，投其所好，上面领导在生产增长方面想听到多少，
他们就报实现了多少。有些革新的结果，如报其密集地插种，使整块地的粮食都浪
费掉。工作安排不合理，因此，在完成一项重要工作之前，农民经常被从一个地方
调到另一个地方。农民们吃光了他们公社集体食堂的所有粮食，就只好让别的村帮
助其解决种子问题。公社化的整个过程，就如一些农民形容的“太早、太快、太急”。
这股“共产风”导致了社会的混乱，1959年十分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自然灾害加剧了
社会混乱。
所发生的饥荒是20世纪最大的人类悲剧之一。根据最近的统计分析，1959―1962
年，大约2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1960年死得最多，而有些农村地区一直到
1962年还有人饿死。这个数字表明在这次饥荒中农村人口损失要比城市多得多。
然而，令人惊奇的，几乎找不到有关记载这次人类悲剧所遭受的损失方面的材
料。假如这么严重的灾害发生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旅游者和社会科学家就会根据
所看到的情况大量报道和描述其情形。但是，中国作家在当时不让报道饥荒，外国
记者一般都被拒之门外（这时候极少数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是中国的“老朋友”，
像埃德加・斯诺和韩素音，他们相信主人的话――虽然有些困难，但没有什么了不
起，或者自觉地遮掩这次饥荒的一些情况）。在1970年和1989年被采访的农民都不
愿意谈他们那时候的遭遇。他们即使谈了，也谈不出更具体的情况。
80年代，根据临时凑合在一起的目击者的大致回忆，出现了下面一幕在饥荒中
人们吃草根情景。粮食吃完后，农民们开始吃村周围能吃的青草、树根和野兽。在
一些饥荒特别严重的地方，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四处要饭――自然，如果附近地方
真有多余的粮食，如果那些濒于绝望的人有钱购买，外出才能解决一点问题。生产
队和大队――这是公社所属单位，是按农民居住的自然村划分的――把剩下的所有
粮食救济那些急需的家庭。大跃进期间，有些生产队和大队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集
体化的最左的指示，或把要在公社范围内进行一平二调的粮食藏了起来。他们此时
的境况要好一些，比那些顺从听话的大队和生产队能较好地照顾自己的社员。那些
有余粮的大队和生产队对外来买粮的人经常毫无顾忌地要高价。
死于饥荒的人大多数是小孩和老人。成年男人在数量极少的粮食供应中，占第
一优先权。在地里干活这是基本条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能量才能去种新的谷物。
至少有一个地方，许多妇女不得不离家去要饭――再也不回到她们的丈夫那儿。为
了节省能量，小孩被迫停课。《陈村》一书曾引述了一位农民的大致回忆：“一些
人病了，一些老人死了。我们村变得很寂静，好像所有人都死了。”
当时死一般的寂静可能表示了人们因衰竭而不再活动。共产党宣传说要有远见，
反对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宿命论，宣传说，中国共产党将从根本上破除农民的迷信，
使农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开始时，让人觉得似乎共产党真要实现这个目标。土
改的目标不仅为了土地，而且也是为了自主。贫农将不受地主和高利贷者意志的摆
布。土改开始不久，看起来确实不错，贫农似乎终于获得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
他们参加农会组织，斗地主，分田地。后来，农民们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加
入了互助组。但集体化运动实际上使他们失去了很多自主权。随着运动的深入，政
府逐渐用强制的权力把农民的生活控制得越来越紧。到了50年代后期，农会作为一
个群众组织已名存实亡。如果农会还存在的话，它们也不过充当政府的宣传渠道和
完成上级制定的政策的组织罢了。同时，那些宣传越来越荒唐，政策也越来越多变。
共产党政府的官员能够把农民控制起来，这种控制对农民来说比地主更令人痛
苦。随着公社的建立，农民们看到干部们住在远处的指挥部里发出荒唐的命令（出
于上头很大的压力），这些没同任何“群众”商量过的命令导致了可怕的破坏性后
果。此外，还有些干部拿走农民的个人财产，强迫他们到公共食堂吃饭。
在公社运动中，农民们经常抱怨公共食堂，以此来表示他们无权的情绪。他们
经常抱怨饭菜质量差，并怀疑厨师和干部多吃多占。他们抗议要在规定的时间到公
共食堂就餐，抗议吃那些不合他们胃口的饭菜。烧饭和吃饭在过去一直是家里的事
情。事实上，所谓一家一户，其定义就是一个有厨房的家庭单位。饭菜不是在自己
家里做的，被迫吃别人做的饭，吃饭的次数、环境皆由别人操纵，这些在农民心态
中，也许就是无权的中心内容。
大跃进的失败越来越显而易见，饥荒也开始横扫乡村，此时农民恨透了“命令
主义”。当地干部天黑以后不敢单独出门，害怕被人打，这成了当时人们的话题。
然而，农民对他们命运的抱怨极少变成行动上对应对他们这种状况负责的权力制度
的反抗。村里变得“很安静”，抵抗是消极的，表明了其本身毫无生气，以及当务
之急是活下去而不是公共福利。部分原因无疑是饥饿引起的身体虚弱造成的。但最
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无能为力所产生的精神上的绝望。政府的政策再次教育
他们要相信命运。
大跃进是建筑在对人类本性极其乐观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相信中国人民一
旦给予适当的机会，灌输适当的政治思想，就会激发极大的热情为公共利益而勤奋
工作。大跃进显而易见的错误管理方法破坏了寄予希望的一切基础。即使到1962年，
粮食供应开始有所好转，也很少有农民再愿意好好干，尤其是如果卖力气干并不比
偷懒的邻居多给家里带来好处时。很少有农民再关心公共利益。在集体田里干活的
农民在收割东西的时候常偷偷地给自己留下一部分。
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在规模上要大大超过传统的社会和经济合作组织。
新的公社可能包括10―20个村，平均总人口约5000人，一般相当于几个当地的集市。
这样的大单位在其区域内有很多公共财产――田地、牲口、工厂，等等。那些农民
一直认为不可剥夺的私人财产，如首饰、炊具、甚至屋里的金属门栓，也经常擅自
被拿到落后的炼炉上熔化来生产钢，或者卖掉为发展新的公共经济提供经费。人民
公社空前的规模使得管理成为一个难题。公社指挥部是决策的中心，对公社范围内
的工程，如如何实施水利建设或炼钢，或者关于种什么作物，在哪儿种以及怎么种
等事项作出决策。然后，指挥部从公社的各个村中选派排组和队（军事术语，管理
公社确实需要一种集体合作和高度统一的精神）的人去干。总部为数不多的干部，
在时间非常紧的情况下，怎么决定哪些民工干哪些活？由于不可能对这种事情作出
非常准确的判断，因此大量劳动力浪费掉了。指挥部的干部也不可能知道每个民工
所干的工作以及应该付给他们多少报酬，因此每个人得到的都一样。1958年秋，在
第一个成立公社的热潮期间，为了摆脱剥削，刮起了“共产风”（村民们现在还这
样叫），这种想法叫人难以理解，其后果实际上是爆炸性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
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至此，政府的口号不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
需分配”。
起初，相当多的农民好像欢迎这股共产风。确实，在某些地方，这种狂热有点
类似于中国历史上当起义领袖号召农民起来造反，许诺即将建立的新世界会给他们
带来好处时的周期性热情一样，在这种情形下，有充裕的食物经常是人们最主要的
梦想，在大跃进期间，许多农民陶醉于这个梦想而幸福地忘我工作。当所有人不用
付钱，都可以到公社食堂随便吃以后，似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变成了现实。广东的
一位农民对看似丰富的免费吃饭制度至今记忆犹新，“我们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啊，
开始的时候，我们吃得都很胖，我们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都可以到公社食堂
里去吃。”公社运动的早期被一些农民叫做“吃光”阶段，因为一个人一天经常要
到公社食堂去吃五六顿。
但这种无节制消费的梦想不久变成了一个恶梦。高层领导下达指示，要求试行
不切实际的新耕作方法。那些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地方领导被说成是“右倾”。面对
不合理的要求，他们只好谎报，投其所好，上面领导在生产增长方面想听到多少，
他们就报实现了多少。有些革新的结果，如报其密集地插种，使整块地的粮食都浪
费掉。工作安排不合理，因此，在完成一项重要工作之前，农民经常被从一个地方
调到另一个地方。农民们吃光了他们公社集体食堂的所有粮食，就只好让别的村帮
助其解决种子问题。公社化的整个过程，就如一些农民形容的“太早、太快、太急”。
这股“共产风”导致了社会的混乱，1959年十分恶劣的天气造成的自然灾害加剧了
社会混乱。
所发生的饥荒是20世纪最大的人类悲剧之一。根据最近的统计分析，1959―1962
年，大约2000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饥荒。1960年死得最多，而有些农村地区一直到
1962年还有人饿死。这个数字表明在这次饥荒中农村人口损失要比城市多得多。
然而，令人惊奇的，几乎找不到有关记载这次人类悲剧所遭受的损失方面的材
料。假如这么严重的灾害发生在世界别的任何地方，旅游者和社会科学家就会根据
所看到的情况大量报道和描述其情形。但是，中国作家在当时不让报道饥荒，外国
记者一般都被拒之门外（这时候极少数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是中国的“老朋友”，
像埃德加・斯诺和韩素音，他们相信主人的话――虽然有些困难，但没有什么了不
起，或者自觉地遮掩这次饥荒的一些情况）。在1970年和1989年被采访的农民都不
愿意谈他们那时候的遭遇。他们即使谈了，也谈不出更具体的情况。
80年代，根据临时凑合在一起的目击者的大致回忆，出现了下面一幕在饥荒中
人们吃草根情景。粮食吃完后，农民们开始吃村周围能吃的青草、树根和野兽。在
一些饥荒特别严重的地方，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四处要饭――自然，如果附近地方
真有多余的粮食，如果那些濒于绝望的人有钱购买，外出才能解决一点问题。生产
队和大队――这是公社所属单位，是按农民居住的自然村划分的――把剩下的所有
粮食救济那些急需的家庭。大跃进期间，有些生产队和大队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集
体化的最左的指示，或把要在公社范围内进行一平二调的粮食藏了起来。他们此时
的境况要好一些，比那些顺从听话的大队和生产队能较好地照顾自己的社员。那些
有余粮的大队和生产队对外来买粮的人经常毫无顾忌地要高价。
死于饥荒的人大多数是小孩和老人。成年男人在数量极少的粮食供应中，占第
一优先权。在地里干活这是基本条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能量才能去种新的谷物。
至少有一个地方，许多妇女不得不离家去要饭――再也不回到她们的丈夫那儿。为
了节省能量，小孩被迫停课。《陈村》一书曾引述了一位农民的大致回忆：“一些
人病了，一些老人死了。我们村变得很寂静，好像所有人都死了。”
当时死一般的寂静可能表示了人们因衰竭而不再活动。共产党宣传说要有远见，
反对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宿命论，宣传说，中国共产党将从根本上破除农民的迷信，
使农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开始时，让人觉得似乎共产党真要实现这个目标。土
改的目标不仅为了土地，而且也是为了自主。贫农将不受地主和高利贷者意志的摆
布。土改开始不久，看起来确实不错，贫农似乎终于获得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
他们参加农会组织，斗地主，分田地。后来，农民们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加
入了互助组。但集体化运动实际上使他们失去了很多自主权。随着运动的深入，政
府逐渐用强制的权力把农民的生活控制得越来越紧。到了50年代后期，农会作为一
个群众组织已名存实亡。如果农会还存在的话，它们也不过充当政府的宣传渠道和
完成上级制定的政策的组织罢了。同时，那些宣传越来越荒唐，政策也越来越多变。
共产党政府的官员能够把农民控制起来，这种控制对农民来说比地主更令人痛
苦。随着公社的建立，农民们看到干部们住在远处的指挥部里发出荒唐的命令（出
于上头很大的压力），这些没同任何“群众”商量过的命令导致了可怕的破坏性后
果。此外，还有些干部拿走农民的个人财产，强迫他们到公共食堂吃饭。
在公社运动中，农民们经常抱怨公共食堂，以此来表示他们无权的情绪。他们
经常抱怨饭菜质量差，并怀疑厨师和干部多吃多占。他们抗议要在规定的时间到公
共食堂就餐，抗议吃那些不合他们胃口的饭菜。烧饭和吃饭在过去一直是家里的事
情。事实上，所谓一家一户，其定义就是一个有厨房的家庭单位。饭菜不是在自己
家里做的，被迫吃别人做的饭，吃饭的次数、环境皆由别人操纵，这些在农民心态
中，也许就是无权的中心内容。
大跃进的失败越来越显而易见，饥荒也开始横扫乡村，此时农民恨透了“命令
主义”。当地干部天黑以后不敢单独出门，害怕被人打，这成了当时人们的话题。
然而，农民对他们命运的抱怨极少变成行动上对应对他们这种状况负责的权力制度
的反抗。村里变得“很安静”，抵抗是消极的，表明了其本身毫无生气，以及当务
之急是活下去而不是公共福利。部分原因无疑是饥饿引起的身体虚弱造成的。但最
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政治上的无能为力所产生的精神上的绝望。政府的政策再次教育
他们要相信命运。
大跃进是建筑在对人类本性极其乐观的看法的基础之上的――相信中国人民一
旦给予适当的机会，灌输适当的政治思想，就会激发极大的热情为公共利益而勤奋
工作。大跃进显而易见的错误管理方法破坏了寄予希望的一切基础。即使到1962年，
粮食供应开始有所好转，也很少有农民再愿意好好干，尤其是如果卖力气干并不比
偷懒的邻居多给家里带来好处时。很少有农民再关心公共利益。在集体田里干活的
农民在收割东西的时候常偷偷地给自己留下一部分。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李成瑞
提 要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
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
出回答。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
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
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
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
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
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
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
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
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
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
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
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
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
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
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1958至1961年人
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1962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
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
略的阐述。
我国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忽视了客观经济规
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
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前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区
的人民遭受饥谨，生活困苦，体质下降，致使人口出生串大幅度降低，
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那么，“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如
何?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串的波动对后来我国人口的
变动有什么影响? 这是国内外历史、人口和统计学界所关注并众说纷
坛的一个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弄清这个历史问题，不仅对于认识“大
跃进”的深刻教训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也是不无裨益的。笔者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
中期，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职务，具体主持了1982年全国人口
普查，参与了中国人口学会的领导，还参加过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
会的会议，对于有关数字的来源、公布和国内外学木界研究的结果有
一之了解。本文将对有关资料和研究情况作一介绍，并作分析比较。
一、官方户口登记数字的公布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
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
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
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
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
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其中
“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及其前后一二年的娄字，请看表1。
表1 1957―1965年户口登记人口数字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1957 64,653 34 03 10 80 23 23
1958 65,994 29 22 11 98 17 24
1959 67,207 24 78 14 59 10 19
1960 66,207 20 86 25 43 -4 57
1961 65,859 18 02 14 24 3 78
1962 67,295 37 01 10 02 26 99
1963 66,172 43 37 10 04 33 33
1964 70,499 39 14 11 50 27 64
1965 72,538 37 88 9 50 28 3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见文后)3
从表1可看出： 按照户口登记数字，我国人口自然变动水平在这
一时期产生了剧烈的波动。 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 03‰下降到
1961年的18 02‰，死亡率由1957年的10 80‰上升到1960年的25
43‰。
按照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1949至1982年人口出生率
和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可以绘成曲线图(见图1)。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生活明显
改善，卫生医疗事业蓬勃发展，从而迅速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中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①，
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总的说来，这一状况从50年
代初持续到1972年约20年之久。这是第一个阶段。1973年以后，由于
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由高出生、低死亡、
高增长一步一步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过渡。这是第二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跃进”的影晌，第一所段原来的进程在这几
年中被打断了，骤然发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现象，使人口增长出现
一个窄而探的低谷，从而形成建国以来几十年中人口增长速度“两起
两落”（较高――骤低――更高――渐低）的剧烈波动。这一特定历
史条件下形成的曲线，在图１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图１ 1949-82年户口登记的人口出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略)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大通讯社
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
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力上述新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
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
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
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
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
程度。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
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
的数字。
二、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与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的公布
我国在1982年举行了第三次全围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面次普
查规模更大，普查项目也更多。其中除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
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项目；同时
首次采用电子汁算机处理，可以把大量的详细资料准确地整理出来。
这次普查用手工汇总的简要数据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的详细数据，先
后于1982年 10月、1983年 12月和 1985年 12月以公报或出版物的形
式发表。
人口普查是一种横断面的调查。但是，正如树木横断面的年轮可
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以向成长历史一样，人口的横断面资料也可以在
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它的纵向发展历史。请看根据1982年普查所得的当
年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绘成的金字塔困（见图２）。
从图2可以看出， 这个图形并不是典型的下大上小的金字塔。其
中 20多到 23多的人口呈现出明足的短线， 反映了 50年代末60年代
初出生率降低初婴幼儿死亡率上升的不正常情况。 图中 10岁到19岁
人口突出的长线，则反映了 60年代初到 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的补偿
性超常增长和婴幼儿死亡率降 低的情况。 图中 9岁以下的短线则反
映了从70年代初开始加强计划生育，促使出生率逐步降低的情况。
图２ 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略)
1983年因家统计局又公布了 1953年和 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所取
得的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从而有了三个金字塔图。这就使得三次
普查之同相对应的年龄人口数字 可以相互验证 (加上合理的存活率
因素），从而便于判断各次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并为估算三次普查年
同隔期各年度各年龄的人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其中，1964年普查取
得的0至 5岁男女人口数， 对于弄清“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各年度的
婴幼儿出生和存活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成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紧
接着组织了1‰生育率抽样凋查，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 30万名 15至
67岁的妇女进行了详细调查 包括1940年以来 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
的回顾性调查。 这一调查结果于 1983年公布。此外，卫生部还公布
了1973至 1975年在全国8.5亿人口的范围内进行的以恶性肝瘤为重点
的、56种死因的回顾性惆查结果。
上列各项详细资料的公布，为研究我国建国以来人口变化的全面
情况，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情况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
这些详细数字的可靠性如何？如何把人口普查取得的横断面教字转化
为纵剖面的分年数字？这些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三、国外学者的研究
各国的人口学家和统汁学家在上述资料公布后，对这些资料的可
靠性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诸如：人口普查是否照抄了户口本？1‰
生育率调查是否照抄了人口普查数字？人口普查数字质量究竟如何？
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性别年龄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否人力修正的
结果等等。他们花费了将近 1年的时间，依据人口学和统汁学的理论
及方法，运用电子计算机，对我国新公布的各项资料的内部和外部一
致性及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进行了仔细的，反复的验证，才最后对其
中主要教据的可靠性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久蒂（J Banister） 于 1985 年在《
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一文中写道：“对1953年、l954
年初和1982年人口普查中年龄和性别数据的分析，得出了这徉一个令
人吃惊的结论，即：三次普查中年龄申报的质量非常高。”。另一点
令人惊奇的是：不顾方上低报出上人口的强大政治压力，这次普查和
生育率调查。竟能相对完整地对出生人数进行了登记。”“这次人口
普查的人口总数证实了来自经常性登记系统的中国人口数字。”“这
次普查用高质量的、大量的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代替了以前值得怀
疑或不能使用的数据，或在某些方面根本没有数据那种局面。”美国
人口学家罗纳尔德 弗里得曼在《 l982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组织、 质
量控制以及准确性》一文中写道：“由于普查胆进行了全面培训、试
点凋查，普查期间的监督、质量控制和检查，以及普遍的检查和抽样，
差错低是可信的。实际上，上述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历史上是独一
无二的。”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lot）在《为便于分
析中国人口资料的几点建设》一文中写道：“1982年至1984年是世界
人口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在这三年中，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第一次向世界人口学界提供了自 1950 年以来这个国家人口
演变真实和大量的人口数据。由此，使我们对整个世界人口的认识得
到了一个相当可贵的飞跃。””我完全同意研究中国人口资料的同行
们所作的几乎一致的评价，即认为这些资科基本上是相当严密协调的。”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晌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
员主席、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
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
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 写成《从1952年到 1982年中国人口
的急剧变化》一书，作力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
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 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友行。
科尔在上述著作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对来自中国的大量数据的质
量进行了评价，总的结论是：“这些数据按性别及逐个年龄人数结合
比较，它们经受住了一系列精度与一致性的严格检验。”“确实，现
在中国人口情报资料的精度和细度，已超过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
一切友展中国家。”该书在对我国婚姻、生育、死亡状况进行详细分
析后，指出：“中国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方面的急剧下降是值得注意的。”
同时指出：“中国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婚姻状态上的迅速变化并非没
有付出代价（在“困难年代”里的过量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不正常下降，
接着又不正常地回升）。”科尔运用一系列推算方法 通过电子计算
机的反复计算，对1952年到1982年我国历年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进行
了重新估算。
除科尔的上述研究结果外，法国的卡洛、美国的班久蒂也在自己
的论文中对我国历年出生率、死亡率迸行了重估。现将三位外国学者
估算的数字列表如下（见表２、表３）。
科尔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是依据我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回忆
性资料所提供的各个年龄的妇女的生育率推算出来的，同时对阴历13
个月的闰年与非闰年的数字作了一些调整。科永估计的死亡率是以他
推算的各年出生人口为基数，减去实际存活的人口数估算出来的。班
久蒂和卡洛的估计方法与科尔有所不同。
表２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洛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34.03 41.1 43.25 41.46
1958 29.22 37.7 37.76 36.22
1959 24.78 28.3 28.53 27.24
1960 20.86 25.2 26.76 25.65
1961 18.02 22.3 22.43 21.70
1962 37.01 40.9 41.02 39.79
1963 43.37 47.3 49.79 48.69
1964 39.14 40.7 40.29 39.82
1965 37.88 39.7 38.98 38.77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10。
表３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死亡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 洛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10.80 19.0 18.12 13.24
1958 11.98 20.4 20.65 15.98
1959 14.59 23.3 22.06 19.20
1960 25.43 38.8 44.60 40.76
1961 14.24 20.5 23.01 27.03
1962 10.02 13.7 14.02 18.28
1963 10.04 13.0 13.81 21.22
1964 11.50 13.5 12.45 20.82
1965 9.50 11.1 11.61 10.26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20。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
作了研究和估算②。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
死亡数为 590万， 1964年为 802万， 这些年的死亡数呈从 590万到
802万的线性趋势， 可算出 1958年至1963年 （线性） 死亡总数为
4180万。 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 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
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五。 ”书中又说：“1957年和 1964年经过对
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力1040万和 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一
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当为 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 8620万，超
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 2700万。”③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 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
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
部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
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汁资料的建议》一文
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
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
四、国内学者的研究
笔者和我国一些人口学家在1985年曾应邀参加了国际人口科学研
究联合会于 6月 5日至12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召开的第二十届大合。
会上 笔者宣读了题为《中国 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可靠性》 的论文
并听取了各国学者对我国人口问题研究的意见。参加会议回来，写
了《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会议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
提出的问题》（该文在《人口研究》双月刊1985年第6期摘要发表），
并于1985年8月间在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发言中提出了四条建议， 其
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对建国以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大
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研究。笔者要求此项研究能坚持严格的客观
性，不掺入任何主现因素，并在人口学和统汁学理论和方法上能达到
较高的国际水平。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任务。经过多方“招贤”，最
后由当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的蒋正华教授承担了这一任
务。
蒋正华主持的研究工作，首先着力于选取质量最好的调查数据作
依据。经过对各种数据的深入评审和比较，确认三次人口普查所取得
年龄、性别数据是可靠性很高的。三次普查相应年龄组数据的高度吻
合也证明了它的高质量。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则以 1982年人
口普查取得的普查前一年（1981年下半年和 1982年上半年） 的数据
为基础。这些数据的高质量已从普查后的现场复查中得到证实。
蒋正华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了1981年我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④，然
后结合 1953年和1964年两次普查资料， 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等方
法，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井根据这些生命表推
算出生率和死亡率。请看表 4。
表4 蒋正华重估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
户口登记数 蒋正华估计数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7 34.03 10.80 36.45 16.55
1958 29.22 11.98 31.62 17.25
1959 24.78 14.59 28.46 18.96
1960 20.86 25.43 23.84 31.25
1961 18.02 14.24 20.78 24.57
1962 37.01 10.02 44.73 18.08
1963 43.37 10.04 45.57 16.72
1964 39.14 11.50 40.48 13.03
1965 37.88 9.50 38.46 11.2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5、11、12。
蒋正华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至
1963年共死亡 8299万人； 同时按这 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
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 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数约为
1700万人（1697万人）。
蒋正华的研究得出初步成果后，曾由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
国人口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召开专家会议进行评审。
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见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评审。与会者对研究
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给予了基本肯定，同时提出了若干改进意见。蒋正
华吸收这些意见进行了一些修订。上述数字是修订后的数字⑤。
蒋正华把这一研究成果写成了题为《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
结果》 的学术论文，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发表，并
于1986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人口死亡学术研讨会” 上宣读，获得
与会者的好评。这一研究成果后来又在《中国人口纷苈邸芬皇橹姓?
要发表。由于这个问题在此后没有形成热点，未见有其他的不同意见
发表。
五、国内外学者研究方法和结果的比较
(一)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结果
以及出生率波动的惯性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重估结果， 已在表1
至表4中列出。 为了便于比较，这里再将他们重估的结果和户口登记
数字一起，用曲线图加以显示(1953―1980)。请看图3、图4。
图3出生率的户口登记数与学者重估数(略)
图4死亡率的户口登记数与学者重估数(略)
从表1至表4和图3、图4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重估的出生宰祁
死亡率，尽管具体数字有所所不同，但在总的趋势上有重要的共同点：
一是他们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在各个时期的起伏变比，都与户口登
记的起伏变比的趋势基本―致，证明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说我国人口再
??嘈头⒄沟牧酱蠼锥魏腿丝谧匀辉龀ぢ省傲狡鹆铰洹钡乃母龆温洌?
是符合实际的。二是他们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于户口登记的数
字，而户口登记的漏报率都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较高，60年代初以后
漏报率明显降低，这与我国在1964年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并使户口
登记工作得到加强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三是死亡率的漏报率都明
显大于出生率的漏报率。一个重要原因是漏报率中很大一部分是出生
后不久就死亡的新生儿，既未报出生又未报死亡，这部分漏报对死亡
率的影响远大于对出生率的影响，因为除个别年份外，死亡人口的基
数远低于出生人口的基数。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出生率
异常降低的后果，一方面是死亡率异常上升的后果。从前一方面看，
出生率从1957年的高峰降到1960年的谷底(按前述4位学者的估计数字，
1957年出生率为36‰一43‰，1961年为21‰一26‰) 。这一情况加上
当时死亡率上升的因素，造成人口总数显著减少。但在困难有所缓解
后人口出生率就出现了补偿性新高峰(这是许多国家常见的现象)，其
峰值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年出生率 (几位人口学家估计的1963年出生
率高达46‰一49‰) ，从而带来人口总量的大幅度增长。以后各年虽
比这一最高峰值略低一些，但仍然形成了一个长达10年的高峰期 (这
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项工作遭受严重干扰、生育放任自流有关)，
直到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排除种种干扰，加强了计划生
育工作，从1973年起出生率才有明显的降低。这剧烈的一伏一起，在
20几年以后的下一个生育周期重现出来。这表现为80年代初期有几年
出生率相对地低一些，而从1985年至1995年这10年间，则出现了历史
上最庞大的育龄妇女群，成为促使这一时期出生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由于大力抓紧计划生育，配合其他社会经济条件，才对出生率升高的
趋势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与此类似的情况是，在前述出生率高峰期
的16年之后，大量青少年进入劳动就业年龄，从而给城乡就业安排提
出了新的课题。这种新增育龄妇女和新增劳动力的波动，再过20年左
右，即到21世纪初，还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影响。
(二)关于两位学者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结果
科尔对于非正常(超线性)死亡的研究结果，请看表5和表后说明。
表5；科尔估算的死亡人数
年平均 户口登记数 科尔估算数
年份 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死亡人数
(万人) (‰) (万人) (‰) (万人)
1957 54，630 10.80 *590 *19.0 *1040
或54，737?
1958 65，324 11.98 783 *20.4 1333
1959 66，601 14.59 972 *23.3 1552
1960 66，707 25.43 1696 *38.8 2588
1961 66 033 14.24 940 *20.5 1354
1962 66，577 10.02 667 *13.7 912
1963 68，234 10.04 685 *13.0 887
1964 69，836 11.50 *803 *13.5 *943
1958―1963年 *5740 *8620
死亡人数(万人) (5743) (8626)
1、本表是笔者以科尔书中给出的基本数字(加*号)为依据编成的。
2、1957年的年平均人口数是根据科尔书中给出的该年死亡人数和
死亡率推算出来的，但此数明显偏低，暂列出供研究。
3、科尔估算的1958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
死亡人口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
科尔在书中只给出了部分的基本数字和最终结果，没有全面给出
与计算过程有关的数字(包括各年的年平均人口) 。上列的表5，是笔
者为了便于研究比较，在科尔给出的部分基本数字和最终结果范围内，
试将其他数字加以补充编成的。其中各年平均人口是试用《中国统计
年鉴》所列的户口登记的年末登记数推算出来的。计算结果，与科尔
书中给出的1958至1963年的死亡人数是一致的⑥。因此，可以判断科
尔所依据的各年平均人口数与表5中所列的数字是一致或极其相近的
(至少在总体上如此)。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
平均人口63， 741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
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
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
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 死亡率为10 80‰倒推，这
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
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 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
万人。 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
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 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
1957年与3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庑┒际悄?
以设想的。因此，笔者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
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尔作以新的解释前是
这样的。
经笔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中其他所有
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
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
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 则1958年至
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⑦，与科尔估计的这6年实际死亡
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
的修订由笔者负责)。
蒋正华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的结果，请看表6和表后说明。
蒋正华依照生命表和参数估计模型估计的1953至1963年实际死亡
人口为8299万人。 减去正常死亡人数6602万人。 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697万人，约为1700万人。
现将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我国人口死亡情况的研究结果，以
及笔者在科尔研究的基础上对1957年数字修订后所得的数字，作一简
要比较。请看表7。
表6 蒋正华估算的死亡人数
年份 年平均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万人) (‰) (万人)
1957 63057 16.55 1044
1958 64354 17.25 1110
1959 64999 18.96 1232
1960 65504 31.25 2047
1961 64932 24.57 1595
1962 65489 13.03 1184
1963 67603 16.72 1130
1964 69461 13.03 950
1958一1963年 8299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5 11 12。
表7 1958―1963年人口死亡情况研究结果比较(万人)
科尔 笔者作个别 蒋正华 比较
研究结果 修订后数字 研究结果
① ② ③ ①一② ②一③
死亡人数 8620 8620 8299 321 321
正常(线性) 5940 6462 6602 ―662 ―140
死亡人数
非正常(超 2680 2158 1697 983 461
线性)死 约2700 约2200 约1700 约1000 约500
亡人数
从表7可以看出：
一、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
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 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1万人，占死
亡人口总数为3 8％。 这个差额，在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
万人中， 约占1／3， 是一个次要因素。 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
5740万相比， 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 2％，蒋正
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 增加了44 6％，增加幅度都相当大，只
是增幅高低有些不同。
二、两使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
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 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
(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
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 1％。 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
口差额983万人的2／3。
三、 按照笔者的研究，科尔计算6年正常死亡人口中，在1957年
的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如针对这一矛盾加以修订，则
6年正常死亡人口应为646―2万人，与蒋正华估计的6602万人只差140
万人， 占正常死亡人口的2 2％，从而使6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差距
缩减到461万人。
(三)关于两位学者选用资料和采用方法的比较
科尔的研究， 主要以国家计生委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的生育史
资料和三次全国入口普查的人口总数为依据，以其他资料作参考；蒋
正华的研究主要以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取得的上年分性别、年龄的死
亡数据和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分性别、年龄的实有人口数为依据，以
其他资料作参考。应当说，两位教授所依据的主要资料都是经过反复
检验、国内外几乎所有专家公认为具有高度可靠性的资料。两位教授
都是以准确度高的数据来检验、估算和修订准确度低的数据，他们所
用的检验和估算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 但把两种方法加以比较，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不同点。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
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蒋正华则直接利用了三次人口
普查所得出的两个普查间隔期分性别的、各个相应的单年龄组的留存
人数和死亡人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
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 (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
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
来作出的 蒋正华对于两个普查间隔期各个年龄别的死亡人数，是通
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编制出各个年度的一岁为一组的完全生命表来
分布于各个年度的。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
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
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
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 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
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蒋正华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研究，
始终是围绕生命表来进行的。由于各年度间完全生命表中各个年龄人
口留存数、死亡数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因而比直接估计各年全部人
口的粗死亡率较少随意性。据了解，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推算的1962年
和1963年死亡人口漏报数，与公安部为准备1964年人口普查进行整顿
户口查出的死亡人口漏报数大致相合，从―个侧面证明了他的估计方
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
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 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
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
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蒋正华
对于各年正常死亡人数，是按历年生命表中各年龄别死亡人数来估算，
6年正常死亡人数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 而是一条由许多点组成的曲
线，个别点的偶然性不会对整个推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笔者认为，科尔教授在80年代初对新
中国建立以来包括“大跃进”人口后果的研究，是开拓性、具有重要
价值的；蒋正华教授在后来的研究中所使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
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当然，更加
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本文作者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北京100826)
注释：
①旧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 当时没有完整的统计。
据中国社会学家陈达教授1934年根据17个地区的材料估计，人口出生
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为5‰。请参看参考文献1。
②科尔的估算方法和步骤，根据笔者的理解，大体有如下五步：
第一步 依倨我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回忆性资料所提供的各年度
生育率，结合他推算的各年育龄妇女数，计算出历年出生人数。第二
步，由各年出生人数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即1953至 1964年和 1964
至1982年的出生人口总数。从出生总数减去同一期间的人口实际增加
总数（以三次普查年的总人数相比而得），求出相应期间的死亡人口
总数。第三步，将估算的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总数与官方登记
的相应期间的死亡总数相比，求得官方登记死亡人数的完整率：1953
年至 1964年期间登记的完整率为 62%（漏报率为 38%） ，1954年至
1982年期间的完整率为 84.3%（漏报率为15.7%） 。第四步 将两个
间隔期间的死亡登记完整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计算各个年度死亡
人数的依据。这是一个较困难的问题。据科尔书中说：分年度的“调
整死亡数是根据假设做出的， 即从1953年到1956年登记的死亡人数
（完整率）为 55%，然后在 1964年登记的完整率上升到 84％（记录
的完整性可能有所改进）、平均完整率为 62%。”关于 1964至 1982
年这个普查间隔期各年度的登记完整率，是“假设”大体保持着 84%
同一水平。以户口登记的历年死亡人数为基础，按照上述“假设”分
配的各年登记完整率 推算出各年死亡人数和死亡率。 第五步， 按
线性趋势算出 1958至 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
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
③ 线性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年死亡人口+终点年死
亡人口） 淄扑闫谀晔 推算期线性死亡人口。例如：按科尔估算
的 1957年死亡人口为 1040万， 1964年死亡人口为 940万， 则：
（1040万+940万） = 1980万 =990万。以此推算 1958至1963年
6年中线性死亡人口为 990万 =5940万。
④ 人口学中把同年出生的一批（同龄的一批人） 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陆续死亡的人数列成一种表格，称为死亡表。由于它反映了这一
批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所以也叫生命表。又因此表可以
计算人口的平均寿命，又叫寿命表。这种表格是分析和研究人口再生
产过程的基本工具之一。在表的编制方法上，如要实际观察一批同龄
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要花费百年左右的功夫，实际很难做到，
即使真的经过百年观察编制出这样一张表，也已成为历史的追述，失
去观察和分析现状的作用。因此 编制生命表的方法是把同时存在的
各个不同年龄的人的状况作力一代人处在各个不同年龄的状况来看待，
这样就可以根抿一年或几年的统计资科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
并计算出平均预期寿命。生命表有1岁为一组的完全生命表，也有5岁
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
⑤ 蒋正华的估算方法初步骤。 大体有如下5步： 第一步，依据
1982年人口普查历取得的上年死亡分性别、年龄的数据和本年实有的
分年龄、性别人口的数据，用自修正迭代法生成1981年一岁一组的，
分性别的完全生命表，第二步，建立“凸规划”型的参数估计模型，
用来估计两次普查年间每一年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留存率，例如，
依据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可以确知1953年0岁 (未满周岁) 人数到
1964年11岁时的留存数和死亡数，以及这一批人到1982年25岁时的留
存数和死亡数。现在通过参数估计模型，可以进一步求得这一批人在
28年中每一年的死亡数和留存数，第三步，对于按参数估计模型所求
得的解进行一致优化，以减少误差，第四步，进行时点修正，由于人
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所谓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当于年中时刻，
因而各年的生命表也是本年7月1日至下年6月30日间的生命表 因而
与《统计年鉴》和其他日历年制资料不可比，所以需要加以修正，最
后生成1953年至1981年共27年的完全生命表，并由此算出各个年度的
出生率和死亡率。第五步，在生成生命表过程中，出现平均预期寿命
降低、死亡率升高的不正常年份，要按平均预期寿命正常变化规律，
另行计算分年龄、分性别的预期寿命和正常死亡人数 再与推算出的
1958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非正常死亡人数。
⑥ 在人口学中按年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年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
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 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
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
上年年末的人口加本年年末人口除以2， 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
人口， 表5中的年平均人口就是以《中国统计年鉴》中所列的户口登
记的历年年末人口为依据，按这种方法算出的，以这样算出的年平均
人口为基数、按户口登记的各年死亡率计算结果，1958至1963年死亡
人致为5743万人，与科尔书中给出的“57.4百万人”相一致 (书中以
百万为单位，小数点以后第2位可以舍去)，再依上述年平均人口，按
科尔估计的各年死亡率计算，1958至1963年死亡人数为8626人，与科
尔书中给出的“86.2百万人”也是一致的，这样，可以判断科尔所依
据的各年平均人口与按上述方法计算的年平均人口是一致或极为相近
的。
⑦ 修订的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口数。1957年死亡人口修
订为1111万人，1964年仍为940万人。按照前面(第6页注2) 所说的计
算公式，应为：(1211+940) ＝1077 ＝6462(万人)。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编：《中国1982年人口普
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
3 国家统计局编：《中因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
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历年)，经
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5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
(1982年)。
6 卫生部：《关于以恶性肿瘤为重点的56种死因的回顾性调查资
料》(1980年)。
7 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及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年版
8 [美]安斯利房贫 Ansley J Coale)：《1952年到1982年中国
人口的急剧变化》、美国全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
9 〔英]班久蒂(J Banistcr)：《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
确认》，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1985年佛罗伦萨会议文集。
10 [法]G 卡洛(G Calot)：《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
建议》，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1985年佛罗伦萨会议文集。
11 蒋正华：《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西安交通
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2 孙敏之等主编：《中国人口 总论》及地区分册，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1991年版
13 孙敏之等主编：《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变动分析》，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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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文摘/原载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97.2.1-14/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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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新观察网友 于 2000年5月13日 [新观察]）
李成瑞
提 要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
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
出回答。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
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
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
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
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
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
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
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
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
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
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
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
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
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
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1958至1961年人
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1962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
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
略的阐述。
我国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忽视了客观经济规
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
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前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
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区
的人民遭受饥谨，生活困苦，体质下降，致使人口出生串大幅度降低，
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那么，“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如
何?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串的波动对后来我国人口的
变动有什么影响? 这是国内外历史、人口和统计学界所关注并众说纷
坛的一个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弄清这个历史问题，不仅对于认识“大
跃进”的深刻教训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社
会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也是不无裨益的。笔者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
中期，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职务，具体主持了1982年全国人口
普查，参与了中国人口学会的领导，还参加过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
会的会议，对于有关数字的来源、公布和国内外学木界研究的结果有
一之了解。本文将对有关资料和研究情况作一介绍，并作分析比较。
一、官方户口登记数字的公布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
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
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
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
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
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其中
“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及其前后一二年的娄字，请看表1。
表1 1957―1965年户口登记人口数字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1957 64,653 34 03 10 80 23 23
1958 65,994 29 22 11 98 17 24
1959 67,207 24 78 14 59 10 19
1960 66,207 20 86 25 43 -4 57
1961 65,859 18 02 14 24 3 78
1962 67,295 37 01 10 02 26 99
1963 66,172 43 37 10 04 33 33
1964 70,499 39 14 11 50 27 64
1965 72,538 37 88 9 50 28 3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见文后)3
从表1可看出： 按照户口登记数字，我国人口自然变动水平在这
一时期产生了剧烈的波动。 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 03‰下降到
1961年的18 02‰，死亡率由1957年的10 80‰上升到1960年的25
43‰。
按照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1949至1982年人口出生率
和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可以绘成曲线图(见图1)。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生活明显
改善，卫生医疗事业蓬勃发展，从而迅速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中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①，
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总的说来，这一状况从50年
代初持续到1972年约20年之久。这是第一个阶段。1973年以后，由于
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由高出生、低死亡、
高增长一步一步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过渡。这是第二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跃进”的影晌，第一所段原来的进程在这几
年中被打断了，骤然发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现象，使人口增长出现
一个窄而探的低谷，从而形成建国以来几十年中人口增长速度“两起
两落”（较高――骤低――更高――渐低）的剧烈波动。这一特定历
史条件下形成的曲线，在图１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图１ 1949-82年户口登记的人口出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略)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大通讯社
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
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力上述新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
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
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
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
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
程度。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
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
的数字。
二、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与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的公布
我国在1982年举行了第三次全围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面次普
查规模更大，普查项目也更多。其中除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
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项目；同时
首次采用电子汁算机处理，可以把大量的详细资料准确地整理出来。
这次普查用手工汇总的简要数据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的详细数据，先
后于1982年 10月、1983年 12月和 1985年 12月以公报或出版物的形
式发表。
人口普查是一种横断面的调查。但是，正如树木横断面的年轮可
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以向成长历史一样，人口的横断面资料也可以在
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它的纵向发展历史。请看根据1982年普查所得的当
年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绘成的金字塔困（见图２）。
从图2可以看出， 这个图形并不是典型的下大上小的金字塔。其
中 20多到 23多的人口呈现出明足的短线， 反映了 50年代末60年代
初出生率降低初婴幼儿死亡率上升的不正常情况。 图中 10岁到19岁
人口突出的长线，则反映了 60年代初到 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的补偿
性超常增长和婴幼儿死亡率降 低的情况。 图中 9岁以下的短线则反
映了从70年代初开始加强计划生育，促使出生率逐步降低的情况。
图２ 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略)
1983年因家统计局又公布了 1953年和 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所取
得的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从而有了三个金字塔图。这就使得三次
普查之同相对应的年龄人口数字 可以相互验证 (加上合理的存活率
因素），从而便于判断各次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并为估算三次普查年
同隔期各年度各年龄的人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其中，1964年普查取
得的0至 5岁男女人口数， 对于弄清“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各年度的
婴幼儿出生和存活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成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紧
接着组织了1‰生育率抽样凋查，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 30万名 15至
67岁的妇女进行了详细调查 包括1940年以来 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
的回顾性调查。 这一调查结果于 1983年公布。此外，卫生部还公布
了1973至 1975年在全国8.5亿人口的范围内进行的以恶性肝瘤为重点
的、56种死因的回顾性惆查结果。
上列各项详细资料的公布，为研究我国建国以来人口变化的全面
情况，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情况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
这些详细数字的可靠性如何？如何把人口普查取得的横断面教字转化
为纵剖面的分年数字？这些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三、国外学者的研究
各国的人口学家和统汁学家在上述资料公布后，对这些资料的可
靠性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诸如：人口普查是否照抄了户口本？1‰
生育率调查是否照抄了人口普查数字？人口普查数字质量究竟如何？
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性别年龄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否人力修正的
结果等等。他们花费了将近 1年的时间，依据人口学和统汁学的理论
及方法，运用电子计算机，对我国新公布的各项资料的内部和外部一
致性及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进行了仔细的，反复的验证，才最后对其
中主要教据的可靠性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久蒂（J Banister） 于 1985 年在《
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一文中写道：“对1953年、l954
年初和1982年人口普查中年龄和性别数据的分析，得出了这徉一个令
人吃惊的结论，即：三次普查中年龄申报的质量非常高。”。另一点
令人惊奇的是：不顾方上低报出上人口的强大政治压力，这次普查和
生育率调查。竟能相对完整地对出生人数进行了登记。”“这次人口
普查的人口总数证实了来自经常性登记系统的中国人口数字。”“这
次普查用高质量的、大量的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代替了以前值得怀
疑或不能使用的数据，或在某些方面根本没有数据那种局面。”美国
人口学家罗纳尔德 弗里得曼在《 l982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组织、 质
量控制以及准确性》一文中写道：“由于普查胆进行了全面培训、试
点凋查，普查期间的监督、质量控制和检查，以及普遍的检查和抽样，
差错低是可信的。实际上，上述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历史上是独一
无二的。”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lot）在《为便于分
析中国人口资料的几点建设》一文中写道：“1982年至1984年是世界
人口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在这三年中，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第一次向世界人口学界提供了自 1950 年以来这个国家人口
演变真实和大量的人口数据。由此，使我们对整个世界人口的认识得
到了一个相当可贵的飞跃。””我完全同意研究中国人口资料的同行
们所作的几乎一致的评价，即认为这些资科基本上是相当严密协调的。”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晌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
员主席、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
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
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 写成《从1952年到 1982年中国人口
的急剧变化》一书，作力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
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 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友行。
科尔在上述著作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对来自中国的大量数据的质
量进行了评价，总的结论是：“这些数据按性别及逐个年龄人数结合
比较，它们经受住了一系列精度与一致性的严格检验。”“确实，现
在中国人口情报资料的精度和细度，已超过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
一切友展中国家。”该书在对我国婚姻、生育、死亡状况进行详细分
析后，指出：“中国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方面的急剧下降是值得注意的。”
同时指出：“中国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婚姻状态上的迅速变化并非没
有付出代价（在“困难年代”里的过量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不正常下降，
接着又不正常地回升）。”科尔运用一系列推算方法 通过电子计算
机的反复计算，对1952年到1982年我国历年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进行
了重新估算。
除科尔的上述研究结果外，法国的卡洛、美国的班久蒂也在自己
的论文中对我国历年出生率、死亡率迸行了重估。现将三位外国学者
估算的数字列表如下（见表２、表３）。
科尔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是依据我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回忆
性资料所提供的各个年龄的妇女的生育率推算出来的，同时对阴历13
个月的闰年与非闰年的数字作了一些调整。科永估计的死亡率是以他
推算的各年出生人口为基数，减去实际存活的人口数估算出来的。班
久蒂和卡洛的估计方法与科尔有所不同。
表２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洛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34.03 41.1 43.25 41.46
1958 29.22 37.7 37.76 36.22
1959 24.78 28.3 28.53 27.24
1960 20.86 25.2 26.76 25.65
1961 18.02 22.3 22.43 21.70
1962 37.01 40.9 41.02 39.79
1963 43.37 47.3 49.79 48.69
1964 39.14 40.7 40.29 39.82
1965 37.88 39.7 38.98 38.77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10。
表３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死亡率 （‰）
年份 户口登 科尔 班久蒂 卡 洛
记数 估计数 估计数 估计数
1957 10.80 19.0 18.12 13.24
1958 11.98 20.4 20.65 15.98
1959 14.59 23.3 22.06 19.20
1960 25.43 38.8 44.60 40.76
1961 14.24 20.5 23.01 27.03
1962 10.02 13.7 14.02 18.28
1963 10.04 13.0 13.81 21.22
1964 11.50 13.5 12.45 20.82
1965 9.50 11.1 11.61 10.26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20。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
作了研究和估算②。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
死亡数为 590万， 1964年为 802万， 这些年的死亡数呈从 590万到
802万的线性趋势， 可算出 1958年至1963年 （线性） 死亡总数为
4180万。 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 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
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五。 ”书中又说：“1957年和 1964年经过对
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力1040万和 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一
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当为 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 8620万，超
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 2700万。”③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 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
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
部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
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汁资料的建议》一文
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
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
四、国内学者的研究
笔者和我国一些人口学家在1985年曾应邀参加了国际人口科学研
究联合会于 6月 5日至12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召开的第二十届大合。
会上 笔者宣读了题为《中国 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可靠性》 的论文
并听取了各国学者对我国人口问题研究的意见。参加会议回来，写
了《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会议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
提出的问题》（该文在《人口研究》双月刊1985年第6期摘要发表），
并于1985年8月间在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发言中提出了四条建议， 其
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对建国以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大
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研究。笔者要求此项研究能坚持严格的客观
性，不掺入任何主现因素，并在人口学和统汁学理论和方法上能达到
较高的国际水平。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任务。经过多方“招贤”，最
后由当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的蒋正华教授承担了这一任
务。
蒋正华主持的研究工作，首先着力于选取质量最好的调查数据作
依据。经过对各种数据的深入评审和比较，确认三次人口普查所取得
年龄、性别数据是可靠性很高的。三次普查相应年龄组数据的高度吻
合也证明了它的高质量。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则以 1982年人
口普查取得的普查前一年（1981年下半年和 1982年上半年） 的数据
为基础。这些数据的高质量已从普查后的现场复查中得到证实。
蒋正华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了1981年我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④，然
后结合 1953年和1964年两次普查资料， 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等方
法，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井根据这些生命表推
算出生率和死亡率。请看表 4。
表4 蒋正华重估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
户口登记数 蒋正华估计数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7 34.03 10.80 36.45 16.55
1958 29.22 11.98 31.62 17.25
1959 24.78 14.59 28.46 18.96
1960 20.86 25.43 23.84 31.25
1961 18.02 14.24 20.78 24.57
1962 37.01 10.02 44.73 18.08
1963 43.37 10.04 45.57 16.72
1964 39.14 11.50 40.48 13.03
1965 37.88 9.50 38.46 11.2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5、11、12。
蒋正华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至
1963年共死亡 8299万人； 同时按这 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
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 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数约为
1700万人（1697万人）。
蒋正华的研究得出初步成果后，曾由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
国人口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召开专家会议进行评审。
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见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评审。与会者对研究
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给予了基本肯定，同时提出了若干改进意见。蒋正
华吸收这些意见进行了一些修订。上述数字是修订后的数字⑤。
蒋正华把这一研究成果写成了题为《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
结果》 的学术论文，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发表，并
于1986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人口死亡学术研讨会” 上宣读，获得
与会者的好评。这一研究成果后来又在《中国人口纷苈邸芬皇橹姓?
要发表。由于这个问题在此后没有形成热点，未见有其他的不同意见
发表。
五、国内外学者研究方法和结果的比较
(一)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结果
以及出生率波动的惯性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重估结果， 已在表1
至表4中列出。 为了便于比较，这里再将他们重估的结果和户口登记
数字一起，用曲线图加以显示(1953―1980)。请看图3、图4。
图3出生率的户口登记数与学者重估数(略)
图4死亡率的户口登记数与学者重估数(略)
从表1至表4和图3、图4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重估的出生宰祁
死亡率，尽管具体数字有所所不同，但在总的趋势上有重要的共同点：
一是他们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在各个时期的起伏变比，都与户口登
记的起伏变比的趋势基本―致，证明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说我国人口再
??嘈头⒄沟牧酱蠼锥魏腿丝谧匀辉龀ぢ省傲狡鹆铰洹钡乃母龆温洌?
是符合实际的。二是他们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于户口登记的数
字，而户口登记的漏报率都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较高，60年代初以后
漏报率明显降低，这与我国在1964年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并使户口
登记工作得到加强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三是死亡率的漏报率都明
显大于出生率的漏报率。一个重要原因是漏报率中很大一部分是出生
后不久就死亡的新生儿，既未报出生又未报死亡，这部分漏报对死亡
率的影响远大于对出生率的影响，因为除个别年份外，死亡人口的基
数远低于出生人口的基数。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出生率
异常降低的后果，一方面是死亡率异常上升的后果。从前一方面看，
出生率从1957年的高峰降到1960年的谷底(按前述4位学者的估计数字，
1957年出生率为36‰一43‰，1961年为21‰一26‰) 。这一情况加上
当时死亡率上升的因素，造成人口总数显著减少。但在困难有所缓解
后人口出生率就出现了补偿性新高峰(这是许多国家常见的现象)，其
峰值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年出生率 (几位人口学家估计的1963年出生
率高达46‰一49‰) ，从而带来人口总量的大幅度增长。以后各年虽
比这一最高峰值略低一些，但仍然形成了一个长达10年的高峰期 (这
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项工作遭受严重干扰、生育放任自流有关)，
直到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排除种种干扰，加强了计划生
育工作，从1973年起出生率才有明显的降低。这剧烈的一伏一起，在
20几年以后的下一个生育周期重现出来。这表现为80年代初期有几年
出生率相对地低一些，而从1985年至1995年这10年间，则出现了历史
上最庞大的育龄妇女群，成为促使这一时期出生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由于大力抓紧计划生育，配合其他社会经济条件，才对出生率升高的
趋势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与此类似的情况是，在前述出生率高峰期
的16年之后，大量青少年进入劳动就业年龄，从而给城乡就业安排提
出了新的课题。这种新增育龄妇女和新增劳动力的波动，再过20年左
右，即到21世纪初，还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影响。
(二)关于两位学者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结果
科尔对于非正常(超线性)死亡的研究结果，请看表5和表后说明。
表5；科尔估算的死亡人数
年平均 户口登记数 科尔估算数
年份 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死亡人数
(万人) (‰) (万人) (‰) (万人)
1957 54，630 10.80 *590 *19.0 *1040
或54，737?
1958 65，324 11.98 783 *20.4 1333
1959 66，601 14.59 972 *23.3 1552
1960 66，707 25.43 1696 *38.8 2588
1961 66 033 14.24 940 *20.5 1354
1962 66，577 10.02 667 *13.7 912
1963 68，234 10.04 685 *13.0 887
1964 69，836 11.50 *803 *13.5 *943
1958―1963年 *5740 *8620
死亡人数(万人) (5743) (8626)
1、本表是笔者以科尔书中给出的基本数字(加*号)为依据编成的。
2、1957年的年平均人口数是根据科尔书中给出的该年死亡人数和
死亡率推算出来的，但此数明显偏低，暂列出供研究。
3、科尔估算的1958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
死亡人口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
科尔在书中只给出了部分的基本数字和最终结果，没有全面给出
与计算过程有关的数字(包括各年的年平均人口) 。上列的表5，是笔
者为了便于研究比较，在科尔给出的部分基本数字和最终结果范围内，
试将其他数字加以补充编成的。其中各年平均人口是试用《中国统计
年鉴》所列的户口登记的年末登记数推算出来的。计算结果，与科尔
书中给出的1958至1963年的死亡人数是一致的⑥。因此，可以判断科
尔所依据的各年平均人口数与表5中所列的数字是一致或极其相近的
(至少在总体上如此)。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
平均人口63， 741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
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
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
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 死亡率为10 80‰倒推，这
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
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 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
万人。 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
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 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
1957年与3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庑┒际悄?
以设想的。因此，笔者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
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尔作以新的解释前是
这样的。
经笔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中其他所有
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
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
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 则1958年至
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⑦，与科尔估计的这6年实际死亡
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
的修订由笔者负责)。
蒋正华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的结果，请看表6和表后说明。
蒋正华依照生命表和参数估计模型估计的1953至1963年实际死亡
人口为8299万人。 减去正常死亡人数6602万人。 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1697万人，约为1700万人。
现将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我国人口死亡情况的研究结果，以
及笔者在科尔研究的基础上对1957年数字修订后所得的数字，作一简
要比较。请看表7。
表6 蒋正华估算的死亡人数
年份 年平均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万人) (‰) (万人)
1957 63057 16.55 1044
1958 64354 17.25 1110
1959 64999 18.96 1232
1960 65504 31.25 2047
1961 64932 24.57 1595
1962 65489 13.03 1184
1963 67603 16.72 1130
1964 69461 13.03 950
1958一1963年 8299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5 11 12。
表7 1958―1963年人口死亡情况研究结果比较(万人)
科尔 笔者作个别 蒋正华 比较
研究结果 修订后数字 研究结果
① ② ③ ①一② ②一③
死亡人数 8620 8620 8299 321 321
正常(线性) 5940 6462 6602 ―662 ―140
死亡人数
非正常(超 2680 2158 1697 983 461
线性)死 约2700 约2200 约1700 约1000 约500
亡人数
从表7可以看出：
一、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
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 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1万人，占死
亡人口总数为3 8％。 这个差额，在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
万人中， 约占1／3， 是一个次要因素。 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
5740万相比， 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 2％，蒋正
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 增加了44 6％，增加幅度都相当大，只
是增幅高低有些不同。
二、两使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
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 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
(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
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 1％。 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
口差额983万人的2／3。
三、 按照笔者的研究，科尔计算6年正常死亡人口中，在1957年
的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如针对这一矛盾加以修订，则
6年正常死亡人口应为646―2万人，与蒋正华估计的6602万人只差140
万人， 占正常死亡人口的2 2％，从而使6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差距
缩减到461万人。
(三)关于两位学者选用资料和采用方法的比较
科尔的研究， 主要以国家计生委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的生育史
资料和三次全国入口普查的人口总数为依据，以其他资料作参考；蒋
正华的研究主要以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取得的上年分性别、年龄的死
亡数据和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分性别、年龄的实有人口数为依据，以
其他资料作参考。应当说，两位教授所依据的主要资料都是经过反复
检验、国内外几乎所有专家公认为具有高度可靠性的资料。两位教授
都是以准确度高的数据来检验、估算和修订准确度低的数据，他们所
用的检验和估算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 但把两种方法加以比较，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不同点。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
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蒋正华则直接利用了三次人口
普查所得出的两个普查间隔期分性别的、各个相应的单年龄组的留存
人数和死亡人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
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 (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
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
来作出的 蒋正华对于两个普查间隔期各个年龄别的死亡人数，是通
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编制出各个年度的一岁为一组的完全生命表来
分布于各个年度的。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
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
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
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 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
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蒋正华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研究，
始终是围绕生命表来进行的。由于各年度间完全生命表中各个年龄人
口留存数、死亡数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因而比直接估计各年全部人
口的粗死亡率较少随意性。据了解，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推算的1962年
和1963年死亡人口漏报数，与公安部为准备1964年人口普查进行整顿
户口查出的死亡人口漏报数大致相合，从―个侧面证明了他的估计方
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
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 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
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
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蒋正华
对于各年正常死亡人数，是按历年生命表中各年龄别死亡人数来估算，
6年正常死亡人数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 而是一条由许多点组成的曲
线，个别点的偶然性不会对整个推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笔者认为，科尔教授在80年代初对新
中国建立以来包括“大跃进”人口后果的研究，是开拓性、具有重要
价值的；蒋正华教授在后来的研究中所使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
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当然，更加
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本文作者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北京100826)
注释：
①旧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 当时没有完整的统计。
据中国社会学家陈达教授1934年根据17个地区的材料估计，人口出生
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为5‰。请参看参考文献1。
②科尔的估算方法和步骤，根据笔者的理解，大体有如下五步：
第一步 依倨我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回忆性资料所提供的各年度
生育率，结合他推算的各年育龄妇女数，计算出历年出生人数。第二
步，由各年出生人数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即1953至 1964年和 1964
至1982年的出生人口总数。从出生总数减去同一期间的人口实际增加
总数（以三次普查年的总人数相比而得），求出相应期间的死亡人口
总数。第三步，将估算的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总数与官方登记
的相应期间的死亡总数相比，求得官方登记死亡人数的完整率：1953
年至 1964年期间登记的完整率为 62%（漏报率为 38%） ，1954年至
1982年期间的完整率为 84.3%（漏报率为15.7%） 。第四步 将两个
间隔期间的死亡登记完整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计算各个年度死亡
人数的依据。这是一个较困难的问题。据科尔书中说：分年度的“调
整死亡数是根据假设做出的， 即从1953年到1956年登记的死亡人数
（完整率）为 55%，然后在 1964年登记的完整率上升到 84％（记录
的完整性可能有所改进）、平均完整率为 62%。”关于 1964至 1982
年这个普查间隔期各年度的登记完整率，是“假设”大体保持着 84%
同一水平。以户口登记的历年死亡人数为基础，按照上述“假设”分
配的各年登记完整率 推算出各年死亡人数和死亡率。 第五步， 按
线性趋势算出 1958至 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
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
③ 线性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年死亡人口+终点年死
亡人口） 淄扑闫谀晔 推算期线性死亡人口。例如：按科尔估算
的 1957年死亡人口为 1040万， 1964年死亡人口为 940万， 则：
（1040万+940万） = 1980万 =990万。以此推算 1958至1963年
6年中线性死亡人口为 990万 =5940万。
④ 人口学中把同年出生的一批（同龄的一批人） 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陆续死亡的人数列成一种表格，称为死亡表。由于它反映了这一
批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所以也叫生命表。又因此表可以
计算人口的平均寿命，又叫寿命表。这种表格是分析和研究人口再生
产过程的基本工具之一。在表的编制方法上，如要实际观察一批同龄
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要花费百年左右的功夫，实际很难做到，
即使真的经过百年观察编制出这样一张表，也已成为历史的追述，失
去观察和分析现状的作用。因此 编制生命表的方法是把同时存在的
各个不同年龄的人的状况作力一代人处在各个不同年龄的状况来看待，
这样就可以根抿一年或几年的统计资科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
并计算出平均预期寿命。生命表有1岁为一组的完全生命表，也有5岁
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
⑤ 蒋正华的估算方法初步骤。 大体有如下5步： 第一步，依据
1982年人口普查历取得的上年死亡分性别、年龄的数据和本年实有的
分年龄、性别人口的数据，用自修正迭代法生成1981年一岁一组的，
分性别的完全生命表，第二步，建立“凸规划”型的参数估计模型，
用来估计两次普查年间每一年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留存率，例如，
依据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可以确知1953年0岁 (未满周岁) 人数到
1964年11岁时的留存数和死亡数，以及这一批人到1982年25岁时的留
存数和死亡数。现在通过参数估计模型，可以进一步求得这一批人在
28年中每一年的死亡数和留存数，第三步，对于按参数估计模型所求
得的解进行一致优化，以减少误差，第四步，进行时点修正，由于人
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所谓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当于年中时刻，
因而各年的生命表也是本年7月1日至下年6月30日间的生命表 因而
与《统计年鉴》和其他日历年制资料不可比，所以需要加以修正，最
后生成1953年至1981年共27年的完全生命表，并由此算出各个年度的
出生率和死亡率。第五步，在生成生命表过程中，出现平均预期寿命
降低、死亡率升高的不正常年份，要按平均预期寿命正常变化规律，
另行计算分年龄、分性别的预期寿命和正常死亡人数 再与推算出的
1958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非正常死亡人数。
⑥ 在人口学中按年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年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
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 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
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
上年年末的人口加本年年末人口除以2， 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
人口， 表5中的年平均人口就是以《中国统计年鉴》中所列的户口登
记的历年年末人口为依据，按这种方法算出的，以这样算出的年平均
人口为基数、按户口登记的各年死亡率计算结果，1958至1963年死亡
人致为5743万人，与科尔书中给出的“57.4百万人”相一致 (书中以
百万为单位，小数点以后第2位可以舍去)，再依上述年平均人口，按
科尔估计的各年死亡率计算，1958至1963年死亡人数为8626人，与科
尔书中给出的“86.2百万人”也是一致的，这样，可以判断科尔所依
据的各年平均人口与按上述方法计算的年平均人口是一致或极为相近
的。
⑦ 修订的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口数。1957年死亡人口修
订为1111万人，1964年仍为940万人。按照前面(第6页注2) 所说的计
算公式，应为：(1211+940) ＝1077 ＝6462(万人)。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编：《中国1982年人口普
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
3 国家统计局编：《中因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
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历年)，经
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5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
(1982年)。
6 卫生部：《关于以恶性肿瘤为重点的56种死因的回顾性调查资
料》(1980年)。
7 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及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年版
8 [美]安斯利房贫 Ansley J Coale)：《1952年到1982年中国
人口的急剧变化》、美国全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
9 〔英]班久蒂(J Banistcr)：《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
确认》，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1985年佛罗伦萨会议文集。
10 [法]G 卡洛(G Calot)：《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
建议》，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1985年佛罗伦萨会议文集。
11 蒋正华：《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西安交通
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2 孙敏之等主编：《中国人口 总论》及地区分册，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1991年版
13 孙敏之等主编：《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变动分析》，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1996年版
[本文扫瞄录入:新观察网友/www.xgc2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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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文摘/原载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97.2.1-14/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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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新观察网友 于 2000年5月13日 [新观察]）
这帖子的人气还行啊。
对两大阵营的四位主力说几句：
acetone同学和james同学，我是不怎么看好硬灌的。
GOOGLE上的东西那么多，这里哪放得下，给个联接就行了。非要让人看、让人信，阿轮比较有耐力。
对于您的转贴：是您先信了，然后找证据？还是先看了文章，然后才信的？如果是第一条，说明您还不能独立思考，如果是第二条，说明您的思考不独立。（对不起，不太严肃）。
一个人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维方式。
无游老总歪着头、斜着眼，估计是想一条腿站在地上看世界。
V捶二合一总讲故事，估计是故事听得太多了。
我从不（绝对了，接受批评）把文科类（当然包括历史类）的文章、分析（包括写了好多数字的）、评论等等当事实。
那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嘛。
思维方式都是上述的两类嘛。
我从不认为（又绝对了，继续接受批评）一个人能改变世界的，比如说毛。
饿死人发生在毛时代，刘、周、邓、陈等同志是要负责任的，还有人说天不下雨。
打败老蒋，彭、林、罗、刘、邓、粟等同志是相当有本事的，其实是人民要起义。
说到底是世界改变了人。老J还记得先前的一个帖子吗（好象是说改变中国20世纪历史的人）？我就答在这儿吧。
说毛使中国如何如何了的人，和相信李大师能使人如何如何的人，从思维模式上是孪生的。
我发的第一贴，其实是对史坛近期转贴的5、6篇文章中心思想的总结，仅代表原文作者的意见（也可能代表不了），和本人无关（如果没人告我歪曲陷害，那就和本人有关），有兴趣的可以找出来看看（需要我贴连结的，请告之）。
对两大阵营的四位主力说几句：
acetone同学和james同学，我是不怎么看好硬灌的。
GOOGLE上的东西那么多，这里哪放得下，给个联接就行了。非要让人看、让人信，阿轮比较有耐力。
对于您的转贴：是您先信了，然后找证据？还是先看了文章，然后才信的？如果是第一条，说明您还不能独立思考，如果是第二条，说明您的思考不独立。（对不起，不太严肃）。
一个人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维方式。
无游老总歪着头、斜着眼，估计是想一条腿站在地上看世界。
V捶二合一总讲故事，估计是故事听得太多了。
我从不（绝对了，接受批评）把文科类（当然包括历史类）的文章、分析（包括写了好多数字的）、评论等等当事实。
那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嘛。
思维方式都是上述的两类嘛。
我从不认为（又绝对了，继续接受批评）一个人能改变世界的，比如说毛。
饿死人发生在毛时代，刘、周、邓、陈等同志是要负责任的，还有人说天不下雨。
打败老蒋，彭、林、罗、刘、邓、粟等同志是相当有本事的，其实是人民要起义。
说到底是世界改变了人。老J还记得先前的一个帖子吗（好象是说改变中国20世纪历史的人）？我就答在这儿吧。
说毛使中国如何如何了的人，和相信李大师能使人如何如何的人，从思维模式上是孪生的。
我发的第一贴，其实是对史坛近期转贴的5、6篇文章中心思想的总结，仅代表原文作者的意见（也可能代表不了），和本人无关（如果没人告我歪曲陷害，那就和本人有关），有兴趣的可以找出来看看（需要我贴连结的，请告之）。
无业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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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很对。俺思考的时候也是提起一条腿的。
老J：
你的回答被淹没在一大堆转贴的文字里，俺差点以为你没有回答。这也怪不得丙酮，要怪榔头。榔头提问的问法很容易被丙酮误认为他转贴的文章是别人没见过的，所以要专贴一遍。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你的回答显示某些方面你的思维和右派或阿轮很有共同之处。第一你在光火（就冤枉你一把），已经根本无法讨论问题了，只好月亮地球胡扯一通，第二，你的回答已经假定几千个坟头肯定是真的了，右派和阿轮常以为只要是自己坚信的东西便是事实，而别人坚信的东西则不是，显示出他们下意识地人为自己比别人更高明，这种下意识其实没有任何根据。
其实那本来是个很好的话题，应该和非理性人经济学一起研究。俺和观雨的想法相近，俺喜欢观察研究人类当中各类活动的特点，对得出观点的思维过程更感兴趣。你想不想继续研究？如果想的话考虑一下这两个问题：
1.这是重复昨天的问题（你也开始学老V逃避问题了），怎么定义事实？
2.V春妮已经给出了一个没有死3千万的文章的联结，两种不同的结论你什么坚信其中的一条呢？
建议以后思考的时候也要象俺一样提起一条腿，这叫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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